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0年12月1日）
亲爱的塔齐娅娜：
你寄给我的药品及其他物品的邮包收到。套袜很精致，不过我怕我的鞋是它们的剋星。无论如何，一双袜子决不会不到一星期就磨破。给我寄什么“苯福赐仿”之类的补药或你上次寄来过的那种镇静药，毫无意义：因为我肯定这类药对我不起作用。我需要什么，会写信通知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卡洛离开图里后至今没有来信，但我能清楚地想象到原因何在。眼下我不需要钱——我还有870里拉，足够好些日子花的。已有好几月不准我们接受烟卷，但我们可以搞到散装烟。我跟卡洛提起过，我被关在罗马监狱时，我收到过不是他便是你送来的一盒土耳其烟，我对它的评价很高，因为它很象意大利早先的不掺美国烟丝的马其顿牌烟卷。我记得当时卖4.20里拉一包；现在也不会大涨价，因为外国烟叶提价的幅度很小。如果你愿意关心这件事，不妨留心是否还能买到；但只稍寄一点来即可，以防万一不是那种牌子，我们决不能花冤枉钱。我只能抽马其顿牌那样和醇的烟。
如果你能在哪家罗马书店买到卢易吉·卢索教授[1]主编的《新意大利》10月号，那我是非常高兴的，你把它交给朱莉娅。该期杂志刊登了一封信，介绍最近在牛津举行的国际哲学家大会上柯罗齐与卢那察尔斯基[2]之间发生的一场彬彬有礼的争论：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能存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美学。这封信可能是柯罗齐本人亲笔，或者至少是一位他的门徒所写，行文十分奇特。
根据那封信的说法，柯罗齐似乎以一种老前辈的爱护和幽默的口吻答复卢那察尔斯基所提出的评论，引得与会者忍俊不禁，全场哄然。似乎卢那察尔斯基并不了解柯罗齐对历史唯物主义作过广泛的探讨，发表过大量的文章，不管怎么样对这个问题是极为熟悉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十分离奇，因为柯罗齐的著作有俄译本，而卢那察尔斯基又精通意文。
从这封信中还可以看出，柯罗齐前几年对历史唯物主义所持的立场，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柯罗齐竟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标志着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中世纪神学，回到康德和笛卡儿以前的哲学[3]。这简直是闻所未闻，不免令人怀疑这位高贵的殿下是不是有点儿爱打瞌睡，比荷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知道他是否将对这个题目作一系列的札记。如果他已经作了，那倒是妙极了，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援引他本人著作中的某些论述予以回敬。我以为柯罗齐在施展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哗众取宠的手法，他的批评，已经不成其为历史——哲学的批评，完全是一种一望而知的别有用心的固执。不少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家已经陷入某种类似中世纪神学的哲学立场，并把“经济结构”变成某种隐藏着的神——这种说法或许有所依据，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就象一个人想要通过议论贝加莫农民的迷信来指责天主教和耶稣会一样。柯罗齐对历史唯物主义所持的见解，如同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对待路德宗教改革那样。埃拉斯默说过，“路德登场，文明消亡”[4]，然而今天，历史学家，甚至柯罗齐本人，无不承认路德和宗教改革是包括柯罗齐本人的哲学在内的一切现代哲学和文明的发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无法想象：一个道德和精神再生的伟大时期，由于它通过如同路德教那样声势浩大的各界民众的卷入而体现出来，在当时竟会呈现为残暴和迷信；也无法想象，由于德国人民本身——不只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精英——是改革的倡导者和旗手，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朱莉娅是否能打听到，其他地方的知识界是否把柯罗齐同卢那察尔斯基的这场争论继续下去。
也许你还记得，早些日子我曾向政府首脑[5]提出请求，准许阅读某些禁止我阅读的书，以及另外两本我已托人购买而尚未获得的书：福洛普·米勒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面目》，克齐奥·马拉帕特[6]作序（邦皮亚尼出版社出版，米兰），以及列甫·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蒙达多里出版社出版，米兰）。（托洛茨基这本书的书名是否确切，我不敢肯定）。我获得了同意的答复，因此请你写信通知书店，要他们把书寄给我。我还想要下列书籍：（1）贝奈戴托·柯罗齐的《哲学的永恒性和历史性》（从书，里埃）；（2）亨利·德·曼的《愉快工作》（应为《为愉快工作而斗争》——译者（拉特尔泽，巴里）；（3）虎亚乔·里古齐的《帕尔马地区的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拉特尔泽，巴里）。再有，说到我向政府首脑提出要求，如果卡洛打算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你最好劝阻他别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事实上一切都相当顺利。
最亲爱的，不多写了，就此搁笔。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我自己抹掉了几行：倒数第2页上的最后几行和本页的第1行。你如给卡洛写信，请转告他，我很遗憾，他这么长时间不给我写信，我也不知道妈妈身体如何。
对于你寄来的漂亮的套袜，请允许我表彰一下，好吗？袜子的确美观，不过用那么厚实耐磨的料子缝制肯定非常费力而难做。我从心底里感谢你。
[1] 卢易吉·卢索（1892一1961），民主派文人，文学史家，主编过各种文化评论刊物，其中包括《新意大利》和《太阳神》，后者于1945年创刊，今天仍继续出版。——第570页
[2] 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1875一1933），俄国作家，政治家，文学批评家，戏剧家。俄国1905年革命后，多年流亡国外。列宁的合作者之一，1917至1927年任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对欧洲文化涉猎甚广，同许多先锋派的人物过从甚密，同时也提出批评意见，在当教育人民委员之前，他同托洛茨基及高尔基一起在苏联为先锋派的观点和动机辩护。葛兰西所提到的大会是1930年9月1日至5日在牛津举行的第七次哲学代表大会。他所说的那封信出现在卢易吉·卢索的《牛津代表大会》一文中，载《新意大利》1930年10月10-20。柯罗齐在该信中写道：“我必须向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指出，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明确的反形而上学和极端现实主义观念之上的，其实，同他的信念相反，这种学说比形而上学还要糟：它是神学的，它实际上把现实的单一过程划分为基础与上层建筑，本体与现象，并且把一尊隐藏着的神——经济学置于作为本体的现实的基础之上。经济学主宰着一切并被认为是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等现象中的唯一现实。正因为如此，历史难物主义在阐述诗歌或艺术的理论方面毫无用处，因为任何唯物主义概念绝不可能是美学的，而必然永远是经济学的……”——第570页
[3] 柯罗齐对马克思主义看法方面的局限性，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主要是由于他在文字上对马克思著作进行曲解，多半从实证主义角度去揣度，同时也由于他本人的政治偏见。柯罗齐本人1928年发表在《圣路易邮报》50周年纪念特刊《现代世界潮流》上的一篇短文便是这方面的证明。柯罗齐写了一篇题为《反对历史唯物主义遗风》的文章，在那个社会政治大动荡时期，这篇文章只能为美国的反工人阶级的感情浪潮提供支持（当时正是萨科和范泽蒂的年代，大萧条已经初露端倪），只能为当时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持。这篇文章坚持了上述信中所包含的理论（后来连同其他论文一起收入《文明的趋势，圣路易邮报50周年纪念文集》，纽约，1929年）。——第571页
[4] 葛兰西确实是在柯罗齐的一本著作里看到了埃拉斯默的那句话：“凡受路德教支配的地方，文学凋零”，出自他1528年6月20日致皮尔海默的信。葛兰西在《历史唯物主义》卷第85页提到这件事，在第222-224页讨论了前面引述的柯罗齐所写的那封信：
“柯罗齐在牛津大会美学组的发言，把他在《19世纪历史编篡学史》中所提出的关于实践哲学的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于柯罗齐对实践哲学的最新见解，我们应如何分析评价？……我们必须认为它不是一种哲学批评，而是一种抱有直接实践目的的政治行动。很明显，已经形成了一股‘蜕化变质的’实践哲学潮流，这个潮流同奠基人（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原编者）所表述的学说的关系，大体上如同平民百姓的天主教同神学或知识分子天主教徒思想的关系那样。平民百姓的天主教由于包含迷信和巫术的成分，可以被看作不能同天主教相提并论的偶像崇拜或低级宗教，同理，这种第二流的实践哲学也可以看作康德和笛卡儿以前的哲学所固有‘神学的’或先验论的。因而，柯罗齐的表现便兼有反教权的共济会员与‘庸俗’唯理论者的特点，他们就是利用上述类似手段同天主教竞争的……”
然后，葛兰西又设问：
“任何一种哲学，如果越出了通常的知识分子小圈子范围，传播到民众中去，逐渐适应民众的心理，也必然逐渐失去其某些重要素质，那么，这究竟是加强还是削弱？任何一种世界观，如果在民众中广泛流传、深深扎根，并且由于不断涌现杰出的知识分子而经常更新，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厚古薄今的知识分子才相信，任何一种世界观可以被合理的批评所摧毁。”
葛兰西对这个课题作了如下有保留的结论：
“常常有人说，在某些国家里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这是市民社会各个领域中出现倒退的原因，但是从来没有人指出，实践哲学的传播和当代的各种伟大改革，是一种正在一国范围内实现自由主义只能为少数人实现的目标的、道德和精神改革。”
在这里，葛兰西想要论证的是，柯罗齐同他的历史编篡学观点和一般方法论自相矛盾，这些矛盾根源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具有直接政治性。——第571页
[5] 指墨索里尼。——第572页
[6] 克齐奥·马拉帕特（库特·E·冯·萨柯特的笔名，1898-1957），意大利记者，作者，最初拥护法西斯，但完全持玩世不恭的态度。——第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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