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和质

　　《通俗读本》里说（但只是顺便提到，因为对这个论断既没有加以论证或评价，也没有表达这个概念丰富的内涵，只是偶然地、同上下文并无联系地提一下而已），每个社会大于它的单个组成部分的简单的总和。这句话，抽象地看，是正确的，但具体来说，含义是什么？书里所给的解释——从经验上来说——往往很古怪。它说，100头牛一头一头地数，同100头牛合在一起是大不一样的，后者称作一群，——这样一来，就成了一个名词术语问题。它还说，在数码上，12个就叫一打，好像一对、3个一组、4件一套等等说法统统不存在似的，也就是说，只是计数方法有所不同，如此而已。其实，最具体的、理论和实践兼顾的解释就在《资本论》第1卷里，它证实了在工厂制度中存在着某种生产定额，不能把这种定额归诸于任何个别的工人，而应归诸于劳动力的总和，归诸于人的集体。就整个社会而论，也出现类似的过程，它建立在劳动和职能方面的分工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它的确大于各组成部分的总和。实践哲学是怎样把黑格尔关于量变成质的规律“具体化”的，这是又一个令人伤脑筋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通俗读本》统统视为人所共知之理而未加探讨，满足于这样的文字游戏：水随温度的变化而有三态的变化（冰、液态、气体），其实这完全是受外因作用（火、太阳、碳酸分解等等）的纯机械的事实。
　　至于说到人，那么这外因又指谁呢？在工厂里，是指分工等等由人自已所创造的条件。在社会上，则指生产力的总和。但《读本》的作者却没有考虑到，如果每个社会集合体都大于（并不同于）其组成部分的总和，这势必意味着，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或原理不可能是物理学的规律，因为在物理学中，除了打比喻，人们总离不开量的领域。但在实践哲学中，质也同量有关联，这种关联也许是它的最有益的贡献。至于唯心主义，则把某种另外的神秘之物实体化后也称之为质，使之成为一种自己的本质，即“精神”，就象宗教对神的观念那样。但是，如果在宗教思想和唯心主义那里，质的概念就是本质，也就是说，是一种任意的抽象而不是为了做出解释而必须从事的分析鉴别过程，那么在庸俗唯物主义那里情况亦然如此，因为它把物质的本质“神化”了。
　　该把这种社会观同行为唯心主义者所特有的国家观相比较。在行为主义者看来，国家最终正是这种高于个人的实体（但根据皮里托唯心主义地把国家和个人在和财产的关系上等同起来的后果，金蒂雷在1932年8月的《法西斯教育》上已经小心翼翼地作了某些保留。^[1]）一般的庸俗的行为主义者的思想已经退化到鹦鹉学舌的地步，即认为只有冷嘲热讽才是唯一可能的批评。这就不妨设想一位新兵会向征兵官员们解释国家高于个人的大道理，并要求他们给他具体的物质的人身自由，而只把有助于建设通常所称的国家的某种神秘的东西登记入伍。或者不妨回忆一下《短篇小说选》^[2]中的那个聪明的萨拉丁解决旅店老板同乞丐之间纠纷的故事：老板要求乞丐付钱，因为他享受了肉的香味，乞丐则不肯付：萨拉丁便把钱币敲出叮当声给老板听，吩咐老板把响声装进衣袋，正像乞丐把散发出来的香味吃掉一样。

^[1] 斯皮里托是鼓吹社团国家的理论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最初是金蒂雷的门徒和拥护者，30年代同金蒂雷的行为主义分道扬镳。1930年前后，在有关国家的作用问题上，他同金蒂雷一唱一和，反对柯罗齐和伊诺迪，但他主张公民通过“社团”服从国家，比金蒂雷的观点更为极端，并且包含反资本主义的暗示（“作为财产权的社团”），这无疑是使金蒂雷提出若干保留看法的原因。

^[2] 《短篇小说选》又称《百篇古典小说》，是现存最早的19世纪意大利短篇小说选。在这里所谈到的故事是集子里的第9篇，葛兰西根据记忆叙述，在情节上颇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