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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7月7日）
1847年7月7日于哈姆
亲爱的马克思：你的 约·魏德迈
〔注释〕
[101] 魏德迈接着比较详尽地论述了马克思的打算，即准备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帕德博恩）上发表其批判卡尔·格律恩所著《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的文章（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段论述和魏德迈1847年7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41.）一样，都说明了当时出现的种种困难。有些困难是由于误解造成的，而产生误解的原因首先是丹尼尔斯的疏忽大意，他到7月中旬才把手稿寄给魏德迈，而马克思早在4月就已经预告要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发表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37—3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42~45页）；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吕宁反对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原则性批判（参看注102）。——58
[102] 奥托·吕宁（魏德迈把马克思的信转给了在瑞士的吕宁）在1847年7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从该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反对吕宁竟对批判格律恩持保留态度并提醒大家注意吕宁在刊登《反克利盖的通告》(参看本书第1卷注85)时竟作了篡改。这封给马克思的信充分证明了吕宁的动摇不定态度，信中这样写道：
“您的来信使我很高兴，我早就希望同您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关于您预告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发表您的著作，事先您没有同我商量，我并不想因此责怪您。您无论如何可以指望《汽船》，因为我相信，不仅魏德迈的著作，而且我本人的著作，都同您的观点相差不远。我在有关的章节中指出了一些难以通过书报检查的地方，在其他章节中我作了如下改动。恕我直言。
“您对我们的现状的看法，我是知道的，而且非常赞成，而您的论战方式我不能苟同。您向以某种方式不同意您的观点的所有人开火，也就是说，您常常把这些人说得一无是处，仿佛他们从此以后就成了时代的废物，必须尽快把他们从运动者的行列中清除出去。尽管我本人决不充当四平八稳的和事佬，而且也不相信我会对任何一个我所认识的人留下这种印象，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认为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个人对自己可以随便批判和指责，但当一个人在同一个方向的半道上停步不前（虽然一度曾是同路人）为什么就要打棍子呢？为什么要让愚昧无知的或者幸灾乐祸的公众看笑话呢？而公众是把它看成自己阵营内部的一场激烈斗争的。这对于本来就不太巩固的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非常赞同您对克利盖的极端无知所作的批判性阐述，但是，如果我可以把您的原话作一番重大修改，那么，为了读者起见，我宁愿把责备之词弄得温和些。顺便说一句，我没有把这些责备当做自我批评，而只是清楚地介绍了布鲁塞尔的通告；我只是考虑到书报检查这一关才没有直接把这个通告看做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一道命令。我不知道您不愿意刊登这一通告；此外，它在我们这里已经不胫而走，广为传播，甚至已寄给克利盖本人去刊登。
“言归正传，凡是对格律恩先生的种种非难，我全都了解，他的夸夸其谈，他的抄袭才能，如此等等。您不要以为我对他抱有什么幻想；我从一开始就非常了解他。尽管如此，但我不能不认为，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是无害的，是顺从党的；尽管他犯过那么多的错误和干过那么多的欺人勾当，但公众的愚昧无知确实是严重的，以致他们还能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此外，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多产作家，因此他曾激励了一些人，至少使一些人感到好奇。又由于他正好在社会主义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期偶然在威斯特伐利亚出现，由于他那满怀信心的举动，他在我们这里居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因此，为了党的利益，我认为，在他的个人品德没有表现出来以前，就把他弄得太丢人现眼是有害的。因此，我希望您不要把您的非难搞得过于尖酸刻薄，过于令人厌恶，希望不要把他整得太惨。我没有读过您的手稿，所以，我已请求魏德迈征得您同意，把一些地方改得缓和一点。我希望您能认可我的理由，并对此表示赞同。”（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40）
马克思的文章发表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8月和9月合刊第439-463、505-525页上，这次编辑部未作修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473—52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573628页）——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