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霍布斯鲍姆 -> 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

第四章 民族主义转型：1870-1918



　　一旦欧洲的发展臻于某种程度，数世纪以来静静发展成熟的语言与文化群体，便会开始浮现，世界不再是由被动的斯民所组成。他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己成为历史的主宰力量。他们要求掌握国家行政大权，成为左右政权的最高机制，并为他们的政治自决权奋战。这种民族政治理念与新意识，皆诞生于17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那年。[1]
　　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后的今天，任何一位严谨学者，应该都不会认为上述引言只是神话学的练习之作。这段引言看似“民族原则"的具体陈述，民族原则曾纵横于1830年后的欧洲政坛，促成一连串新兴国家建立，但这些国家多半只实现了马志尼的半句口号，“每个民族都是国家”（every nation astate），至于另外半句“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only one state for each nation），[2]还始终停留在口号阶段。上述引言具有五大特点：第一，强调语言与文化群体，而这正是19世纪的新发明；[3]第二，强调民族主义胜于“民族”，也就是强调激使人们戮力同心建国的动力，而非在既存国家中寻找民族认同；第三，强调民族的历史感及历史使命；第四，强调民族主义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渊源；第五，修辞上充满夸饰与模糊。
　　乍看之下，很多人会误以为上述引言是马志尼所写，事实上，它却是出自一位摩拉维亚的马克思理论家之手，旨在探讨哈布斯堡帝国所面临的民族难题，而且成文时间距1830革命已有70年之久。换句话说，或许不少人会把上述引言误以为是19世纪30到70年代主导全欧的“民族原则”，不过事实上，它代表的是比较晚期的欧洲民族主义发展，而且是不同于民族原则的新发展。
　　盛行于1880到1914年的民族主义，和马志尼时代的民族主义有三大不同之处：第一，曾是自由主义时期民族主义核心要素的“门槛原则”已遭扬弃。也就是说，任何一群人只要自认是一个民族，便有权在他们居住的领土上享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并拥有自己的政府，全权治理国家；第二，对这种“不具历史渊源”（unhistorical）的民族而言，它们自然会以族源、族斋特性以及语言等因素，作为决定民族归属的重要指标，甚至演变成唯一指标；第三，虽然所谓“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non-state national movement）势力愈来愈庞大，政治野心也愈来愈难餍足，但民族主义的第三项演变主要是与既存国家的民族情感有关：这些老牌国家的民族情感在19世纪最后10年迅速右转，成为右派政治人士挥舞的大旗——“民族主义”一词最初就是用来指称这种右派民族主义。前引言所阐述的是第一及第二种民族主义，与第三种转变大不相同。
　　为何要到19世纪末，族裔和语言才成为公认的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甚至主导因素？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发生在19世纪前半叶的两起大规模“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在本质上都是通过知识分子所使用的高级文化与上乘文学语言，将分属不同国界地域的人民，凝聚成同一个民族。对德国人跟意大利人来说，他们的民族语言并不只具有方便国家行政、有助全国沟通的功能而已。它们的角色类似于1539年之后的法语，法国政府在该年宣布以法文取代拉丁文作为官定语言；类似大革命之后的法语，可赋予国民自由、科学及进步等人类真理，可保障他们的平等公民权，并可防止旧制度复辟，亦即类似于雅各宾党人眼中的法语。[4]语言绝对不止是经典文学或知识分子用来表现自我的工具。民族语言是唯一能使他们成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的凭借，并可借此导出深厚的民族认同。对德国或意大利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语言是他们能否建立统一国家的核心要素。不过在19世纪前半叶，这种情形在欧洲尚不多见。波兰与比利时在当时曾陆续要求独立建国，但都不是以语言为诉求；起而反叛奥斯曼帝国，终至建立数个独立小国的巴尔干居民，也从未打出语言这项号召。甚至英国的爱尔兰独立运动，也跟语言无关。相反，唯有在民族自决闷题（相对于文化认同）尚未浮上台面，或人们还没认真考虑独立建国的地方，该地的语言运动才会酿成严重的政治问题，例如捷克就是一例。
　　第二，由于受到18世纪晚期横扫全欧的浪漫主义影响（特别是受到德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欧洲各国都掀起一股崇尚单纯、简朴以及尚未腐化的乡居生活之风，也开始重新发现不同人群特有的民俗传统，而着手整理方言民谣，更是这场尚古之风的重心所在。这场极富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适为日后陆续崛起的数波民族主义运动，奠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把这场文化复兴运动视为是民族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即A阶段），根据罗奇的分类，这个阶段的民族运动尚未发展成政治运动，也未提出任何具体的政治企图或建国方略。事实上，重新发现民俗传统，将民俗传统转化为“民族传统”，并使久被历史遗忘的乡民跃居为民族主体的，多半都是（外来）统治阶级或上层精英。譬如，统治波罗的海地区的日耳曼人，以及统治芬兰的瑞典人。芬兰文学会（Finnish Literalure Society，1831）就是由瑞典人创办的；芬兰文学会里的各种文献记录，也都是以瑞典文写成；甚至连芬兰“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大师斯奈尔曼（Snellman），也是以瑞典文撰写其著作。[5]我们当然无法否认，在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欧洲各地到处风行文化及语言复兴运动，但我们切勿把罗奇的A阶段和B阶段弄混了。在B阶段里，民族主义者已将成形的“民族概念”直接导人政治运动当中，但要到C阶段，民族概念才达到全民支持的规模。以英伦三岛的情形为例，他们的文化复兴运动和日后的民族起义或民族主义运动，不但没有必然关系，甚至可说是毫无瓜葛。例如英国的“民俗学会”（Folklore Society，1878）以及民谣复兴运动，其民族色彩就比不上“吉普赛知识学会”。
　　第三个理由是跟族群性有关。因为一直要到19世纪末，才发展出具有影响力的生物学理论或伪理论（pseudo-theories），可以说明民族与遗传之间的关系。这点我们留待后文再详加讨论。
　　在1914年之前的40年间，“民族问题”愈来愈重要，而且不止是多民族的大帝国，如奥匈帝国及土耳其帝国如此，它几乎已成为所有欧洲国家都会碰到的内政问题。以联合王国为例，它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不止是纷扰已久的爱尔兰问题而已，当然爱尔兰民族主义一定会利用这段时间大肆发展例如以民族或民族主义为名的报刊数量大增，从1871年的1家，发展到1881年的13家，和1891年的33家[6]——并演变成英国政治上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不过，人们多半都忽略如下事实：这段时期也是威尔士民族利益首度得到官方承认的时期（1881年通过的“威尔士周日关闭法案”〔Welsh Sunday Closing Act〕，被形容成“威尔士国会法案”〔Welsh Act of Parliament〕[7]）；苏格兰也在这段期间赢得温和的自治运动（HomeRulemovement），并争取到在政府组织当中设立苏格兰事务部（Scottish of fice），同时借由“戈申公式”（Gaschen Formula），确保各族在联合王国当中都能享有固定的公共支出比例。以内政改善为诉求的民族主义，可能会采取右派运动的形式，比方说在法国、意大利及德国都如此——“民族主义”一词最初就是用来形容这个时期的右派民族运动——更常表现为政治上的排外主义，反犹太主义就是这种排外主义最可悲的代表，但绝不是唯一的。即使是像瑞典这么安详的国度，在这段时期也被挪威要求独立建国的运动，震得天翻地覆（挪威的建国呼声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出现，并于1907年正式建国）。不过和哈布斯堡帝国因民族冲突而导致国政瘫痪的情形相较，瑞典的震荡可说是极其轻微的了。
　　在这段期间我们还可以发现：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简直就像平地一声雷一般，自先前全无民族主义渊源的地方乍然冒出，或从那些原先只对风俗有兴趣的人群中崛起，甚至首次影响到非西方世界的思维。我们至今还无法厘清反帝国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纠葛关联。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西方民族主义言论对反帝国主义运动所发挥的影响力，其中尤以爱尔兰独立运动对印度的建国影响最为深远。不过，假使我们把讨论范围局限在欧洲，我们将可发现：活跃于1914年的无数种民族运动，在1870年之前，根本未见踪影，不管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其他波罗的海民族乃至犹太人（包括犹太复国主义与非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或巴尔干半岛上的马其顿人及阿尔巴尼亚人，和哈布斯堡帝国辖下的罗塞亚人及克罗地亚人（千万不要把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和早年他们以建立南斯拉夫为目标的“伊利里亚”运动混为一谈）的民族主义；还是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威尔士人，以及日趋激进化的比利时“弗兰德斯运动”；甚或那些完全出乎意料的地方性民族主义，比方说撒丁，以及乍现于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先前已提到过，这些民族运动绝大多数强调的不外语言或族群特性，这对大多数民族运动而言，都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在“盖尔联盟”（GaelicLeague，1893）成立之前——这个组织原本不具任何政治主张语言在爱尔兰民族运动中，根本无足轻重，不成气候。既不曾出现在奥康内尔（O'Connell）主张撤销英格兰及爱尔兰合并的起义中——虽然这位“解放者”是操盖尔语的凯里郡人（Karryman）——在芬尼亚的建国方略中也不具影响力。要到1900年之后，才有人开始尝试从复杂的地方方言中找出一统的爱尔兰语。芬兰民族主义的最初目的也与语言无关，是为争取在沙皇治下享有其大公国自治权。崛起于1848年后的芬兰自由党人，认为芬兰人是一支采行双语的民族。大约到19世纪60年代（一纸“帝国诏书”〔ImperialRescript〕，使得芬兰语公开与瑞典文进行对抗），芬兰民族主义才开始诉诸语文特性。不过在1880年之前，语言冲突基本上仍只是阶级之间的冲突，亦即属于下层阶级的芬兰人（主张用芬兰语作为国语，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与高居上层阶级的瑞典精英（主张该国系由两个民族组成，因此应采用双语）之间的冲突。一直要等到1880年后，帝国式的沙皇主义被俄罗斯化的民族主义所取代，要求自治权的呼声，才与语言文化联袂并击。[8]
　　再者，加泰罗尼亚主义作为一种（保守的）文化语言运动，最远只能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而其代表节庆“诗的竞赛”（就像威尔士的“学者的聚会”），要到1859年之后才重新恢复。在20世纪之前，加泰罗尼亚语尚未发展出权威性的标准用法；[9]而加泰罗尼亚地区主义（regionalism），也要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才开始注意语言问题。[10]巴斯克民族主义比加泰罗尼亚晚30年才兴起，而巴斯克自治主义从早年企图恢复古代封建特权，转而强调语言及种族特性，也是十分突然。亚拉那（Sabino Arana）在1894年，也就是第二次王室正统派战争（Second Carlist War）结束不到二十年后，成立了巴斯克民族党（Basque National Party，PNV），巴斯克一词也就这样成为那个直至当时为止始终未曾存在过的国家的名称。[11]
　　至于在欧洲另一端，波罗的海诸民族要到19世纪最后30年，才脱离民族主义的A（文化）阶段。至于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上，马其顿问题也要到1870年后，才展开血腥厮杀。在这片土地上聚居的各民族，包括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土耳其统治者（Sublime Porte）等，从未料到有朝一日竟会依据他们所说的语言来区分不同民族。[12]在此之前，马其顿居民都是以宗教、历史，再不就是共同的风俗民情，来辨别我族与他族。要到20世纪之后，马其顿才摇身成为斯拉夫语言学家的战场。
　　与此同时，也就是19世纪下半叶，族群民族主义受到实际及理论两方面的大力增强。实际层面指的是日渐频繁的大规模长距离移民，理论层面指的则是19世纪社会科学对“种族”（race）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从两方面来看。其一，以往人们只是根据不同肤色，将人类分为少数几个种族，可是在19世纪下半叶，种族区分已发展到要把白种人再细分成“雅利安人”（Aryans）和“闪族人”（Semites）；而雅利安人还得再细分成北欧人（Nordics）、阿尔卑斯人（Alpines）以及地中海人（Midheranians）等。其二，达尔文进化论加上后来的遗传学，共同为种族歧视提供看似强有力的“科学”佐证，让人民可以心安理得、理所当然地驱逐外人，甚至仇杀外人。然而这些，都是相当晚近的历史。反犹太主义到1880年后，才开始带有种族歧视色彩（以往系以宗教文化为诉求）。至于德国及法国的种族主义预言家（譬如像拉宝吉〔Vacher de Lapouge〕，及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等人），也是1890年之后的人物。要到1900年后，“北欧人”一词才出现在种族沙文主义者的论述当中。[13]
　　种族歧视和民族主义的关联显而易见。在“雅利安人”和“闪族人”这个例子中，“种族”和语言经常被混为一谈，以致缪勒（Max Muller）这类严谨学者愤怒地指出：“种族”这种遗传学观念，根本不可能从语言问题中演绎出来，因为语言并非遗传得来。有时种族主义者甚至会把对种族纯正度的坚持（包括对异族杂交的恐惧），推展到语言民族主义之上，要求必须戮力维持语言的纯正性（排斥外来语的影响）。19世纪的英国人还很喜欢吹嘘自己是一个拥有多族混血的民族（包括不列颠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诺曼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等等），同时他们也非常自豪于英语是一种融合了多种语系的语言。然而曾几何时，“种族”与“民族”竟然变成同一件事，人们把它们视为同义词，而且还漫无边际地把种族特质等同于民族特质。正因为如此，在1904年英法协约（Anglo-French Entente Cordiale）签署之前，才会有位法国观察家如此写道：由于英、法这两个种族乃“遗传天敌”，所以，英、法两国之间的同盟协定，是不太可能实现的。[14]
　　民族主义之所以在1870到1914年间迅速壮大，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是当时社会与政治变迁的自然产物，而当时国际政坛上一片高涨的仇外情绪，更发挥了推波助澜的功用。当时欧洲社会正在历经的三大巨变，促使那种基于想象多过根据实情所建构出来的民族共同体——诞生，这三大巨变分别是：第一，在现代化的威胁下，传统势力开始起而反扑；第二，在已开发国家的大都会中，新兴社会阶级正不断壮大；第三，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潮，将各色民族播迁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大量外国人和原住民以及其他移民混居一地，彼此之间有的只是各异的民情风俗，完全缺乏长久共居所凝造出的传统与习惯。就算我们暂时不把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重创考虑进去（这场萧条严重打击到穷人、面临财政危机者及小康之家），仅凭这段期间社会变迁的幅度与速度，就足以说明各民族之间发生冲突与磨擦的可能性何以倍增。至于致使民族主义走向政治化的关键，在于自视为或被人视为同一族人的男男女女，已经深信：他们眼前的境况之所以这么令人不满，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对他们施与不平等待遇者，正是外族或非我族的统治阶级。总之，在1914年之际，如果说欧洲人会对民族主义诉求完全无动于衷，才会让观察家们跌破眼镜。当然，民族主义诉求与建国方略倒不一定必然相关。因此，虽然联邦政府从未赋予移居美国的公民任何语言或民族特权，但任何一个城市的民主党政客都知道，向爱尔兰人诉求爱尔兰特质，向波兰人诉求波兰特质，绝对是会有好处的。
　　先前我们已经提过，这段期间政治上的主要变迁，诸如政治民主化、行政现代化、公民动员，以及公民对国政的影响日增等等，处处都有助于使人们从民族主义的潜在支持者，转为确确实实的拥护者。不过，群众政治的兴起，是无法为民众何以普遍支持民族主义提供答案，但至少有助于我们重新整理问题。民族口号在政治上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对不同的社会结构，民族主义会造成同样的影响吗？民族口号是如何转变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民族口号会跟其他运动相结合，以致造成大规模公民动员？或是会和其他运动产生互相排斥的效果？民族口号是凌驾于其他运动，还是备受打击或压制？
　　把民族与语言问题合并思考，有助于我们回答上述问题。因为语言民族主义所致力的，正是如何用他们的民族语言来控制国家，或至少为其语言赢得官方认同地位。语言问题对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的不同成员不一定同等重要，对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亦然。不过语言民族主义的核心关怀，都是围绕着权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打转，在他们眼中，语言的沟通与文化意义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沟通或文化对语言民族主义真的具有重要性的话，犹太复国主义就绝不会选一种谁都不会说的现代希伯来语来作为他们的民族语言，那种诘屈聱牙的发音，跟现行的欧洲语系截然不同。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的意第绪语，却正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德系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他们分布在东欧各地，并大量移往西方世界，占了全世界犹太人的绝大多数。在1935年之前，总数达1000万名的意第绪文读者所发展出来的各式文献，已足以显示出意第绪文才是当时最具“文学性”的犹太语言。[15]同理，如果语言民族主义真的在乎沟通与文化传承的话，爱尔兰就不会在1900年之后钻到语言的死胡同里，错将爱尔兰语改造得让人无从了解，甚至连那些负责教乡下同胞说爱尔兰新语的老师，自己也学得半生不熟。[16]
　　反之，以意第绪语为例，19世纪正是方言文学的黄金时代，这适足以证明：通行的口语或已具文字的地方方言，日后并不必然会衍生出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这类口语或方言文学，往往会自认为或被视为语言配角，是用来补充通行全国的文化或沟通语言，而非用来与之抗衡。
　　在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小自将既存的文学或文化语言加以“校正”或标准化，大到从复杂重叠的日常方言中，创造出新的语言，甚至将早已作古或几告绝迹的语言重新召唤回来，以新语言的面貌出现。总之，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正好和民族神话所说的相反，民族语言并非民族意识的基础，而是如同豪根（Einar Haugen）所说的，是民族意识的“文化加工品”。[17]现代印度诸语的发展，便是最佳例证。
　　书写用的孟加拉文（Bengali），在19世纪经历了梵文化（Sanskritization ）的改造。作为一种文化语言，经过梵文化的孟加拉文，不仅把文化上层阶级与一般大众区别开来，孟加拉上乘文化也因此染上浓厚的印度化色彩，使得孟加拉文和崇信伊斯兰教的孟加拉大众益形疏远。因此，自分离建国后，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便开始对其语言展开“去梵文化”运动。甘地的例子更具启发性，他企图在民族统一运动的基础上，将北印度语（Hindi）扶植为通行全国的单一语言，因为北印度语是通行于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混合语，甘地想借此拉近两教之间的距离，并利用北印度语取代英语，作为印度国语。但是这种企图却遭到一个亲印度教、反伊斯兰教（当然也就反乌尔都语〔Anti-Urdu〕）团体的强烈抵制。[*1]这个反动团体在1930年取得了北印度语文学会（Hindi Sahitya Sammelan，HSS）的主导权，北印度语文学会原是国大党用来推动北印度语的组织，但后来甘地、尼赫鲁（Nehru）以及其他国大党领袖却被迫陆续脱离。及至1942年，甘地想要创造出“全国通行的北印度语”的计划终告毁灭。[*2]与此同时，北印度语文学会已完成北印度语的标准化工作，并建立一系列考试中心，检定并颁发北印度语的学位证明，其目的无疑是为了教育标准化。1950年成立的“科学术语委员会”（Board of Scientific Terminology），就是以扩充北印度语的词汇为宗旨，并在1956年交出《北印度语百科全书》（Hindi Eneyclopaedia）这部漂亮的成绩单。[18]
　　当语言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用途时，语言在建构新社会的工程中，角色就愈显吃重，我们可从诸多原住民运动，以及他们想要将平日使用的语言提升为国语的企图中看出。最近的例子就是法国政府对抗“法语英式化”的努力。在这些语言问题背后所挟带的热情，其实挺容易理解，不过这和实际上去说和写或了解某种语言，甚至和文学精神，都谈不上有什么关系。深受丹麦文影响的挪威文，自古至今，依然是挪威文学的创作工具。19世纪所兴起的“反丹麦化”运动，完全是民族主义作祟。布拉格“日耳曼俱乐部”（German Casino）的情形也一样。该俱乐部在19世纪90年代，不顾捷克语乃该城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迳行宣称，学习捷克文是一种叛国行为，[19]由此可见语言民族主义是多么轻视语言的沟通功能。威尔士的“语言狂热分子”，甚至还把所有的地名都加以威尔士化，他们当然知道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几乎所有的威尔士人都知道伯明翰（Bimingham）指的是哪里，一点也不需要把它改写成威尔士语的“包马沟”（Bamako），就连外国地名也不需要这种画蛇添足的做法。然而，不论这种建构或操弄语言的动机是什么，也不论他们将语言作了多大幅度的修改，国家政权在其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若不是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坚持其拉丁渊源（这和它四周的斯拉夫和马扎儿人大不相同）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恐怕无法（在1863年）坚持以罗马字母取代当时通行的西里尔字母，作为其拼音文字。（在奥地利宰相梅特涅〔Mettemich〕主政时期，担任警察总长的塞德尔尼茨基伯爵〔Count Sedlnitky〕就曾以类似的政治手段企图改造文化语言，他大力支持以罗马字母刊行的东正教丛书，希望借此与西里尔字母对抗，间接削弱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大肆扩张的泛斯拉夫势力。[20]）若在教育及国家行政上没有得到权力支持及官方认可，地方方言绝难有脱胎换骨的机会，更别想与强势的民族语言或世界文化竞争。至于已作废的语言更是完全没有复兴的可能。如果英国托管政府在1919年时没有将希伯来文正式列为巴勒斯坦的三大官方语言之一，那么，希伯来文的未来如何可想而知，因为当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文的总人数，还不到两万人。直到19世纪末，在芬兰境内“使用瑞典文的知识分子人数，是使用芬兰文的好几倍之多”，因为芬兰知识分子认为瑞典文比芬兰文好用得多。[21]要不是后来芬兰政府规定，中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都必须以芬兰语教学，上述情形恐怕仍无改善可能。
　　无论民族情感赋予语言什么样的象征意义，语言还是具有多种实用及社会功能，而这些功能对官方语言所采取的态度，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语言民族主义的争夺焦点是书写语言，以及在公共场合所使用的口语。至于在私人领域里要用什么语言沟通，通常都不会造成问题，就算这些语言与公共语言同时并存也没有关系，因为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通行范围。就像小朋友都知道跟父母要说方言，跟老师同学则要说国语。
　　再者，由于当时社会流动和地理迁徙的规模都相当庞大，从而迫使或鼓励了人数空前的男人，甚至女人（尽管她们的生活范围仍多局限在私人领域），投入学习新语言的行列。在学习新语言的过程中，并不一定会引发意识形态之争，除非是在某种语言刻意遭到压制，或被迫要以另一种语言取代时，冲突才会发生。这种情形多半发生在人们想融入使用另一种语言的大文化之中，或想攀升到与特定语言认同的上层阶级时。这类例子所在多有，例如已经与其他民族同化的德系犹太中产阶级，他们便以不会说或听不懂意第绪语为豪。不过，通常新旧语言都会保持共生状态，且各有各的价值功能。对威尼斯的中产知识分子而言，说意大利语并不意味他们不能在家里或市场上讲威尼斯方言；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在威尔士推行双语政策，也不表示他背叛了威尔士母语。
　　不管是对社会的上层阶级或劳工大众而言，口语一般都不会酿成严重的政治问题。上层阶级所使用的通常都是主流大文化所使用的语言，如果他们的民族语言或在家中使用的语言和大文化语言不尽相符，那么他们的男性成员——20世纪以来，也包括女性成员——也一定会兼说其中的数种语言。上层阶级的人都会以一种“受过教育”的方式说他们的标准国语，有时可能会略带乡音或挟杂某些俚语，有时不会，视其代表的身分地位而定。[22]当他们在跟下层民众接触时，他们有可能也会说一些方言俚语，也可能不说，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出生地、教养状况、阶级传统等等，当然，这也还得看跟他们进行沟通的下层民众，是否能互相了解彼此所使用的语言，包括像腔调或洋泾浜式的语言等等。至于口语的官方地位到底如何并不重要，因为不论是官方语言或文化语言，都得听从口语差遣。
　　对文盲大众来说，语言的世界也就是口语的世界。所以，无论是官定语言或其他任何书写文字，对他们都无关紧要，除非当他们逐渐发现，不会讲官定语言或看不懂书写文字，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前途，他们才会开始关心。例如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主张，必须以拉丁字母而非希腊字母或土耳其字母作为该国拼音字母一事，对不识字的阿尔巴尼亚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随着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接触日益频繁，加上乡村自给自足体系也逐渐崩解，因此，亟需找出一种共同的沟通语言，而最简单的解决之道，就是努力学习国语。在这点上，小学和军队的贡献最大，它们把国语带入每一位国民家中。[23]只局限在小地方或少数社交场合才使用的语言，一定无法跟通行各地的语言进行对抗。而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一般民众曾起而抵制语言随着时代变迁所作的调整或适应。在这两种语言之间，会说通行度较广的语言，一定可享有压倒性优势，而且不会有明显的坏处，只要该语言不致影响到只会说单一语言的人民使用其母语的权利。不过，对只会说母语的布列塔尼人来说，一旦他们步出家乡或转业改行的话，他们的处境就只比不会说话的动物好一点，只能靠指手划脚和外人沟通。如果我们考虑到穷人必须找工作糊口，考虑到他们也想在现代社会中过更好的日子，那么把农民改造成说法语的法国公民，似乎没有什么错；而移居芝加哥的波兰人或意大利人，之所以勤学英语并争相做美国人，其实也无可厚非。
　　如果说会说某种非地方语言就可带来这么明显的好处，那么能够读写某种通行多地甚至是畅行世界的语言，其优点更是不在话下。在拉丁美洲那些以还不具有文字的印第安语进行教学的地方，就碰到这种挑战，而且施压者不是印第安人，而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只会说一种语言，就好像是上了脚镣手铐一般，无法行动自如。除非你唯一会说的母语，正好就是通行世界的强势语言。对1846到1910年的比利时人而言，会说法语显然可享有诸多好处，因此有愈来愈多的弗兰德斯人开始勤练法语，于是他们多半都变成双声带民族；反之，以法语为母语的比利时人，通常都还是只会说法语。[24]与强势语言比邻而居的地方方言或少数语言，日益面临衰退命运，不过这种衰退并不一定是因为受到国语压迫。相反，我们经常看到各民族以非常令人敬仰的精神，致力于维系方言或少数语言，而且，通常也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可是这些努力，充其量也只能减缓诸如索布语（Sorbian）、雷托罗曼语（Rhaetoroman），[*3]或苏格兰盖尔语这类方言的衰退速度罢了。虽然有许多方言知识分子都曾经历过在教室中不得使用母语的惨痛遭遇，那些没有想象力的老师严禁他们在法语或英语课上使用母语，但没有证据显示，学生家长会因此赞成只以母语教学。当然，如果学生被迫学习的非母语是一种通行度有限的语言，那么反弹率自然会增加。
　　因此，贵族或大资本家，通常都不会对语言民族主义感兴趣；而工人或农人，也不太会受到语言民族主义影响。在19世纪末年兴起的两种民族主义支流，即帝国主义式的种族沙文主义以及小民族的民族主义（small-people nationalism ），都很难让“大资本家”产生共鸣，更别提小民族的语言狂热了。根特及安特卫普（Antwerp）两地的弗兰德斯裔资本家，不但都使用法语，甚至还反对说弗兰芒语。至于绝大多数的波兰裔实业家，都自认是日耳曼人或犹太人，而不是波兰人，[25]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经济利益是建立在全俄罗斯或其他超民族的市场规模上。甚至连罗莎·卢森堡都被这种表象误导，从而低估了波兰民族主义的实力。对苏格兰资产阶级来说，无论他们多么自豪于其苏格兰血统，他们都会认为，主张废除1707年联合法案（Union of 1707）的人，都是感情用事的白痴。
　　此外，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即使语言很容易被用来作为族群冲突的象征，但劳工阶级也不太容易被语言问题打动。对根特和安特卫普两地的工人来说，如果没有通过翻译，他们根本无法和他们在列日（Liege）及沙勒罗瓦（Charleroi）的同志沟通，可是，语言问题却一点也没有妨碍到他们共组劳工运动。甚至在1903年，比利时也不曾因提及弗兰德斯问题，而使社会主义例行工作受到影响，这种情形在今天倒是很难想象。[26]事实上，南威尔士的自由派资本家和劳工阶级，都一致反对年少轻狂的劳合·乔治，反对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式的北威尔士自由主义，因为劳合·乔治企图用语言来界定威尔士人。而他们也的确在19世纪90年代取得成功。
　　最易受官方书写语言影响者，首推社会地位普通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包括借由从事非体力行业而提升其社会地位的低中阶级，受过教育显然是这个阶级的主要特色。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者每称“民族主义”必定会在前面冠以“小资产阶级”（petty-bourgeois）一词，因为这样大家才知他们所指的是什么。欲借语言民族主义挑起战端者包括：地方记者、学校教员以及热情的下层公务人员。当哈布斯堡帝国已经为了民族问题弄得半壁江山陷入瘫痪之际，这些人还为了中学教育该使用哪种语言，以及火车站站长一职应属于哪个民族的问题，争闹不休。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境内，加入超级泛日耳曼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坚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出身知识界——高级教员比教授多——此外，还包括一些半自学成才的人，他们来自于日益壮大且阶级流动极为频繁的市民社会。
　　我并不打算将语言民族主义降低成谋生找工作的问题，就像庸俗的物质派自由主义者，喜欢将战争降低成只是军火商谋取暴利的问题一样。但除非我们认清地方方言系与低阶公务人员的利益切身相关，否则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语言民族主义，甚至连想攻击它都有困难。每当方言朝官方地位迈进一步，尤其是朝教育语言迈进，有资格分享这种利益的男女人数就会倍增。印度在独立之后，出现了许多根据语言划定的邦、省，各地也掀起一股反对以某种方言（比方说北印度语）作为国语的声浪，这两种情形都反映了下面这个事实：在泰米尔邦，精通泰米尔文就等于打开通往公职之路，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也不会使接受泰米尔语教育之人出任公职的机会少于接受其他方言教育之人。如果想提高语言的谋利潜能，那么光是作为小学的教学语言是不够的（虽然此举已经可以创造出一大群教授此种语言的小学教师及督学空缺），还得争取成为中学教育的正式语言，19世纪80年代的弗兰德斯和芬兰面对的正是这个问题。就像芬兰民族主义者清楚意识到的，唯有如此，方能把社会流动与方言连结在一起，进而导向民族主义之路。“在安特卫普及根特两地，出现了一批具有世俗心灵，并在公立中学接受弗兰芒语教育的新世代，其中有许多个人与团体，开始塑造并传承一种新的弗兰德斯意识形态。”[27]
　　然而在创造出一群方言中产阶级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语言进展，却加深了下层中产阶级的自卑感，他们对自身的地位深感不安，充满怨恨，于是新兴民族主义遂对他们充满吸引力。以接受弗兰芒语教育的新生代为例，他们发现自己孤悬在上下两个阶级之间，在他们下面的弗兰德斯大众，已开始全力学习法语，因为会讲法语可以带给他们不少好处；而居于其上的比利时上层阶级，仍然是以法语作为行政、文化及公共事务的标准用语。[28]于是他们碰到的实际情况是：同样一个职位，以弗兰芒语为母语的人必须要具有双语能力，而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却只要听得情最最简单的弗兰芒语就可以。这种情形自然会加深劣势语言的不平之感，日后的魁北克亦是如此。
　　也许有人会认为：反正说弗兰芒语的人在当地享有人数优势，就像说法语的魁北克人一样，因此他们对未来应当充满信心。就这点而言，他们的确比历史上许多古老或衰弱不堪的方言幸运得多，比方说，爱尔兰语、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弗里西亚语、罗曼斯克语（Romansch），或甚至像威尔士语等。根据达尔文物竞天择的法则看来，这些语言显然不具任何存在可能。以语言本身而论，弗兰芒语及加拿大法语并没有面临任何生存威胁，但问题是，弗兰德斯人和法裔加拿大人要的并不是语言精英的地位，他们希望成为社会精英，可是使用优势语言的社会精英，根本不把这些接受方言教育的人视为他们的一分子。真正受到威胁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说弗兰芒语的比利时中产阶级或讲法语的魁北克中产阶级，是他们不断受到挤压的社会经济地位。唯有诉诸政治，他们才可能取得他们渴望的地位。
　　如果当地语言问题的重点是如何挽救正逐渐式微的方言，它们的基本发展也会和上述情形类似。例如巴斯克语或威尔士语，在他们国家的新兴工业都会中，都已濒于灭亡边缘。当然，保存古老语言，便意味着将以旧社会的传统来对抗现代化所带来的变故，正因为如此，罗马天主教教会才会起而支持布列塔尼人、弗兰德斯人和巴斯克人等的民族运动。就这点而言，语言民族主义显然不只是中产阶级运动。虽然巴斯克乡民仍说着传统的巴斯克语，而那些一口西班牙腔的巴斯克民族党领导人物，就像日后大多数的语言狂热者一般，都是在长大成人之后才开始学习这种语言。但巴斯克语言民族主义，却不是兴起于传统乡间，巴斯克乡民对这种新兴民族主义根本没有兴趣。巴斯克民族主义乃是建立在（海岸都市）“保守的天主教小资产阶级当中”，[29]他们强烈反对工业化，反对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大批无神论移民；他们同时也反对与西班牙王朝沆瀣一气的巴斯克大资产阶级。和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主义不同，巴斯克民族党从资产阶级那儿只得到稍纵即逝的支持。而巴斯克民族主义赖以建立的语言及种族特质，对属于激进右派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只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诉求罢了：巴斯克人之所以比其他人更优秀的原因，在于其种族的纯正度，这种纯正性可从他们独一无二的语言看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愿跟其他民族混血，尤其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带有强烈排外倾向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和巴斯克民族主义非常类似。该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初具雏型（“深受小资产阶级支持，尤其是从事中小企业的贸易商”），之后旋即在克罗地亚建立起相当基础，19世纪末年的经济大萧条，使它顿时获得陷入经济危机漩涡中的低层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这种情形“映照出，代表富豪资产阶级的南斯拉夫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克罗地亚这个例子里，因为无论是语言或是种族，都不足以明确区别克罗地亚人和其他民族，于是他们遂搬出克罗地亚的历史使命，亦即保卫基督教免于东方伊斯兰教势力入侵的历史使命，作为他们的诉求口号，好为这个普遍失去自信的社会阶层，提供不可或缺的优越感。[30]
　　这个社会阶层同样是另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亦即在19世纪最后20年兴起的政治反犹运动，这场运动在德国（斯托克尔〔Stöcker〕）、奥地利（舍内雷尔〔 Schönerer〕及卢杰（Lueger〕）及法国（德鲁蒙〔Drumont〕及德雷福斯事件）进展得最为炽烈。[*4]这个阶层的人们，对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及对自我定义皆深感不安，他们痛苦地被夹在两个阶层中间：一边是从不质疑、劳苦终日的下层民众，另一边则为根本毋须质疑即可安稳度日的上层与中上层阶级。于是他们只得借助所谓的民族独特性或优越性来安定自己，也因此他们才会对外来的威胁特别过敏，从而与好战民族主义两相携手，因为后者也是受到外来威胁才兴起和壮大的。这些威胁主要来自工人、外国势力、外国人、移民、资本家及银行家（几乎是犹太人的同义字）等等，这些人同时也被认为是挑起革命与动乱的捣蛋分子。这些中产阶级认为他们腹背受敌、身陷危机。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政坛上最流行的词汇，不是“家庭”、“秩序”、“传统”、“宗教”、“道德”或其他熟稔的字眼，而是“威胁”（menace）。[31]
　　于是在低层中产阶级当中，民族主义便从一个原本与自由主义及左派有关的概念，转变成种族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及右派排外运动，更精确地说，就是转变成所谓的“激进右派”。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于法国政坛上的“祖国”（patrie）或“爱国主义”等模棱两可的用语，便可嗅出这股保守势力逐渐崛起。[32]“民族主义”一词的出现，正反映了当时国际政坛大势，特别是法国以及稍后的意大利，而这两国所使用的罗曼语，自然与“民族主义”一词的形成有关。[33]在19世纪末，它还是个很新鲜的词汇呢。然而，就算是在拥有民族主义历史渊源的地方，这段时期也发生了突然转向的情形，例如代表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大众体育组织（Tumer），便在19世纪90年代迅速右转，这可说是反犹运动由奥地利扩张到德国的一大象征；又如帝国三色旗（黑、白、红）取代了1848年的自由民族三色旗（黑、红、金）；乃至最后一古脑儿投入到帝国主义扩张行动中去。[34]那么，中产阶级究竟对这些运动发挥了多大影响力？也许有人会认为；正是由于“都市里的低层和中层资产阶级纷纷起而反对正在兴起且带有强烈敌意的无产阶级”，[35]意大利最终才奋不顾身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这种说法仍有待辩论。然而，从意大利及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的社会组成看来，中产阶级无疑提供给该运动源源不绝的生力军。[36]
　　在民族国家及民族强权的建立过程中，中产阶层所表现的爱国热情，甚至已超出致力帝国扩张的各国政府所欢迎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爱国情操应该是自发的，不完全是政府自上而下鼓动出来的。即使在1914年前夕，也几乎没有任何政府敢像民族狂热分子那样，大肆宣扬“种族沙文主义”，并借此动员群众。不过，反过来说，却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单靠狂热的民族主义，就能把国家建立起来。
　　然而，在政府还无法完全掌握新兴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也还未能充分控制政府之际，崇信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及低层中产阶级，就必须想尽办法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如果他们所认同的国家尚未建立，那么独立建国便成为他们致力的目标。对那些在都柏林夜校孜孜研读盖尔语的男男女女，以及那些把他们刚学会的语言传授给其他国民的狂热分子而言，回归爱尔兰古语已不再只是宣传口号。就像爱尔兰自由邦（IrishFree State）的历史所昭示的：虽然服公职及应试的资格已开放给全体国民，可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公职及考试，多半还是专业人士及知识分子才有资格取得。如果小资产阶级已经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中，那么民族主义所赋予他们的社会认同，就会像阶级运动曾经带给无产阶级的认同一样。由于下层中产阶级多半就像工匠及小店主一般孤立无援，他们和劳工一样，是刚刚才出现在历史上的新阶层，主要是得益于高等教育及白领专业工作的大量扩张。因此在他们的自我定位上，他们比较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阶级，而更像是一群最爱国最忠诚的团体，是祖国“最可敬的”子女。
　　在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无论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本质是什么，它们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反对新兴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它们之所以反对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是无产阶级，还因为他们大都是信仰国际主义者，至少是非民族主义者。[37]因此人们自然会认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肯定是水火不容，两者互相排斥，非争得你死我活不可。史家的主流观点也的确如此，他们认为那个时期的群众民族主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尤其不是民族主义的对手。1914年大战爆发，立刻就证明了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国际主义简直就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而在1918年的战后和会上，“民族原则”又再度大获全胜。
　　不过，跟一般人的想法刚好相反，虽然不同派别的立场相左，信仰互异，但它们的政治诉求却并不必然彼此排斥，特别是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阶级诉求，和宗教教派者的劝解诉求，就不一定会和民族主义诉求发生冲突。甚至在这些口号之间，也没有清楚的界线足以断然划分你我，即使他们总是公开宣称双方绝无任何合作可能，就像宗教主义者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看似势不两立，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对一般男女而言，选择集体认同并不像选鞋子，一次只能穿一双。他们可以同时对各种类型的主义或原则，投入强烈的情感认同，并对之誓死效忠，包括民族主义在内。他们同时关心生活各个层面，至于会在什么时候采用哪种认同，就得视环境而定。长久以来，一个人同时拥有多种认同，并不会造成任何重大冲突。所以人们尽可放心地同时做一个爱尔兰之子、娶德裔女子为妻、同时是矿工社区会员、拥有劳工身分、加入巴恩斯利足球俱乐部（Bamsly Football Club）、信仰自由主义、卫理教派、做个具有爱国情操的英国人，也许还是个共和派，甚至支持大英帝国对外扩张。
　　只有当各类认同发生直接冲突时，才会出现抉择难题。少数政治激进者因为投入的情感较深，自然会对这种认同冲突较为敏感。因此我们可以说，对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工人而言，1914年8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并没有使他们陷入选择困境，因为在他们眼中，支持政府参战和展现阶级意识并对资本家表示敌意，是没有冲突的。不像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那样，深感重创（详细原因请参见第120—121页）。例如南威尔士的矿工，便在罢工后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当初他们将煤田问题带入社会同样惊人的速度，投向国家发出的征兵令，此举颇令主张革命的工团主义者（syndicalists）及主张国际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人大吃一惊，因为先前这些矿工还备受各界不爱国的指责而无动于衷呢！然而，即使如此，有些激进派仍然努力想使那些在理论上看似毫无妥协余地的不同主张，能够携手合作，例如法国共产党便同时表现出对法国民族主义和苏联的效忠。
　　的确，各种新兴的群众政治运动，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宗教虔信运动等等，都在争取同一群人支持，它们也都假设，它们的潜在支持者可同时接受不同党派的诉求。民族主义和宗教的携手就很明显，看看爱尔兰和波兰即知。至于到底哪一种认同对人民而言最为重要？答案却莫衷一是。比较令人惊讶且较少人注意到的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诉求竟有那么高的重登度，向来对政治现实独具观察力的列宁，便是因为看出这点，才将殖民地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基地之一。在历届共产国际大会上所引发的“民族问题”著名辩论，不仅只是声讨那些陆续受到民族口号感召的工人—-在共产国际眼里，他们理当只听从共产国际及阶级解放的召唤。他们更想解决的是，如何应付工人政党同时支持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事实。[38]更有甚者，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反而变成是推动人民起而加入民族运动的重要机制，就像许多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农民政党（比方说在克罗地亚）也在其党纲中明确列入民族主义诉求一般。简言之，爱尔兰领袖康诺利（Connolly）所梦寐以求的，将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两相结合的理想，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实现，却在其他地方应验了。
　　也许会有人要进一步追问：整体而言，结合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否会比只诉诸民族主义更有助于独立建国成功？因为民族主义诉求只对低层中产阶级最有号召力，只有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才能同时替代社会与政治纲领。
　　波兰的例子可协助我们回答上述问题。波兰在国家被瓜分达一个半世纪之后，又重新复国，但完成这项大业的，并不是任何以建国为志向的政治运动，而是波兰社会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该党的领导者毕苏斯基，同时也是波兰的解放者。在芬兰，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已成为芬兰民族政党代言人，该党在俄国1917年革命前夕的最后一次民主选举中，囊括了百分之四十七的选票。在格鲁吉亚，是由另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党，扮演领导民族运动的角色；至于在亚美尼亚，则是由社会主义者国际（Socialist Intemational）辖下的“联合党”（Dashnaks），[*5]领导该地的民族运动。[39]在东欧犹太人的民族政治组织中，无论是犹太复国运动或非犹太复国运动（即同盟派〔Bundist〕），普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这种情形也不限于帝俄境内，当时无论是哪一种组织，只要出发点是以改变现状为诉求，都必然会和社会或政治革命扯上不解之缘。威尔士及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就不只局限在特定的民族主义政党之中，几乎所有大英帝国的反对党，都带有类似的民族情感：最早是自由党，之后则是工党。在荷兰（而不是在德国），弱小民族那种谦卑但真实的民族情感，使他们在日后倾向于左派激进主义。荷兰的左派当中，有相当高比例的弗里西亚人；而英国的左派势力，则是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的天下。荷兰社会党（Dutch Socialist Party）早期的杰出领导人特洛尔斯特拉（Troelstra，1860—1930），年轻时代即是一位弗里西亚诗人，他创建了青年弗里西亚（Young Friesland），旨在追求弗里西亚人的民族复兴。[40]民族主义借社会主义而壮大的趋势，在最近数十年中也可以观察到，虽然旧式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及政党，在1914年之前，原本都是和右派势力结盟（比方说在威尔士、巴斯克、弗兰德斯等地都是如此），但是到后来，都一一穿戴起社会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戏服登场。然而，在印度推动泰米尔民族主义最力的达罗毗荼激进党（Dravida Munetra Kazhgam，DMK），早年却是以马德拉斯社会主义政党之姿态崛起于政坛；而斯里兰卡的左派势力，也转而支持僧伽罗沙文主义。[41]
　　在这里介绍这些实例，目的并不在检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尽管这些问题的确颇令社会主义者国际头痛不已。我的目的是要说明：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会同时展现两种互相排斥的意识形态，而且，史实证明，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运动，最后反而成为带领民众投入民族运动的急先锋。
　　许多人会引证民族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可以说是用来研究这种概念冲突的最佳取样，感谢诸多以此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使我们得以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了解。[42]接下来，我将介绍汉纳克（PeterHanak）所作的有趣研究。他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维也纳及布达佩斯等地所查扣下来，或被公家单位充公的军人家书，研究哈布斯堡的民族问题。[43]在大战第一年，一般人在家书往来中，并没有传达出强烈的民族情感，除了那些恢复国土主义者（iredenta）[*6]所写的家书。譬如塞尔维亚人（以波斯尼亚〔Bosnia〕和伏伊伏丁那〔Voivodina〕两地最多〕会在字里行间强烈表达他们对塞尔维亚王国的认同，或表达他们身为斯拉夫人及东正教信徒对“神圣俄罗斯”的崇拜。而意大利人，以及随后卷人大战的罗马尼亚人，也日渐兴起他们的民族情操。值得一提的是，塞尔维亚人对奥地利的敌意，拥有广大社会基础；不过，在意大利人及罗马尼亚人当中，兴起民族情感的，大多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此外，捷克人也发出强大的民族声浪（从查扣的家书中判断，许多人已经做了叛国者）。在哈布斯堡帝国积极从事地下反抗工作，或自愿前往俄国从事颠覆工作的捷克人，也有一半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至于波希米亚人，因为他们语多保守谨慎，所以无法从家书中窥出端倪。）
　　大战开始数年之后，尤其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家书内容开始出现愈来愈浓厚的政治色彩。调查报告中发现：俄国革命乃是大战爆发之后第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几乎令所有低下阶层民众都为之震惊不已。在许多备受压迫的民族运动者中，比方说波兰及乌克兰等地，这场革命立刻使他们燃起想要立即改变现状的希望，甚至有人起而主张独立建国。不过，一般人最渴望的还是和平以及社会改造。
　　此外，甚至连工人、农人以及女工，也都开始在他们的家书中表达政治意见，尤其是对“贫与富”（或“地主与农民”以及“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对立）、“战争与和平”，以及“秩序与混乱”等问题的看法。他们对这些问题所持的立场非常明确：有钱人不仅过着优渥的日子，还不用上战场，穷人则受尽有权有钱之人、国家官员以及军方等等的欺压。这些家书所展现的新意，并不在于他们对现状抱怨的频率之高，或他们发现无论是出任军职或是在前线服役的穷人，都一样受到不公平待遇；而是其中已普遍兴起要求变革现状的希望，而且，这种希望不再是被动的。
　　在穷人间流通的家书中，最重要的主题便是抱怨战争使他们的生活及工作受到中断破坏，还使社会秩序大乱。由于他们殷切期待能重返过去的生活秩序，于是日渐表现出对战争、对服兵役、对战时经济等等的强烈不满，因而时时渴望着和平能早日到来。可是，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他们把不满转换成对抗。从“只求上帝能早日赐给我们和平”，转变成“我们早就受够了”，或“有人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大家带来和平”。
　　在这些抱怨中，民族情感并没有被直接提及，根据汉纳克的解释是：“直到1918年，在广大的民众当中，他们的民族意识还没有被激发出来，还没有形成稳定认同，或说他们尚未意识到效忠国家和效忠民族是有可能会发生冲突的，或者说，他们尚未决定是否一定要择一而忠。”[44]民族问题多半仍表现在贫富冲突上，尤其是当贫者、富者分属于不同民族的时候。不过，就算是在最倾向民族主义的那群人当中，也就是在捷克人、塞尔维亚人或意大利人的书信当中，虽然时时会看到民族主义的字眼，但无可否认的是，其中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变革的殷切期盼。
　　接下来，我将略过调查中对1917年之后民族情感变化的报告。不过汉纳克针对写于1917年11月中旬到1918年3月中旬（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1500封信件所作的分析，相当有启发意义。其中的三分之二是成书于工人及农人之手，三分之一是知识分子，这跟当时哈布斯堡帝国的人口比例大致相当。在这1500封信件中，有18%表达出对社会议题的关心，10%渴望和平，16%强调民族问题及对王国的认同，另有56%综合了两种诉求，我将这56%另行归类为：29%既要面包也要和平，9%要求面包和民族，另有18%要求和平及民族。如此一来，强调社会议题者共占56%，关心和平议题者占57%，民族议题则占43%。从捷克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日耳曼人以及克罗地亚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社会及革命议题特别关心。和平问题几乎是每一个民族的共同关怀，其中有三分之一将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有三分之一寄希望于革命，另有20%寄希望于这两者。在特别关心民族议题的43%当中，有60%敌视帝国，只有40%表示效忠帝国，要是我们将日耳曼人及匈牙利人剔除掉的话，就只剩下28%的人愿意对帝国表示效忠了。而在这些人当中，有35%希望能借由联军的胜利，完成其独立建国使命，但有12%的人认为唯有在帝国的架构下，才可能达成他们的目标。
　　如同人们所预期的，渴望和平之人通常也赞成社会革命，尤其在日耳曼人、捷克人及匈牙利人之间，更是如此。但是和平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就没有这么一致，因为民族独立似乎得建立在联军胜利的前提上。正因如此，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Brest-Litowsk）协商期间，[*7]许多关心民族议题的人士，便不同意当下贸然签定和平协约。其中尤以捷克、波兰、意大利及塞尔维亚等地的精英反对最烈。在十月革命爆发，并使社会议题立刻成为全欧大众关心焦点之际，却也同时展开了另一项趋势（这是泽曼〔Zeman〕及汉纳克都同意的），亦即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分道扬镳，甚至开始公然冲突。1918年1月的大罢工，标志这个历史转摈点。如同泽曼所观察到的：在某种意义上，哈布斯堡当局决定压制人民要求革命的呼声，并继续这场必败的战争，表示它们选择以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来抵制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政策。不过，就算是在民族主义最终还是成为大众主导意识的1918年，民族主义和社会议题依然是分不开的，自然更谈不上对立。对绝大多数的穷人来说，在帝国彻底垮台之后，民族议题及社会革命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我们可以从上述的简短研究中，归纳出哪些结论呢？第一，民众所关怀的民族意识究竟指什么？我们知道的仍非常有限。要想解答这个问题，除了必须进行大量类似汉纳克的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或许在从事研究之前，先以冷静的眼光重新检视当时与所谓“民族问题”相关的各种术语及用词（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各种支系），去除附着于其上的神秘魔咒。第二，这段时期的民族意识，无法与社会或政治意识分隔开来，因为这些不同的意识是纠缠在一起的。第三，民族意识的进展过程（除非是认同整合主义或极右派民族主义的阶级或案例），既不是直线发展，也不必然会牺牲或排斥别的社会意识。从1914年8月的局势来看，民族及民族国家的呼声似乎已凌驾于社会及政治认同之上，取得空前胜利。可是1917年后，这样的情形仍然存在吗？在原本已是独立民族的欧洲交战国中，民族主义大获全胜，甚至影响到那些以穷人为诉求的运动都在1918年时宣告失败。在民族主义大胜之际，原本属于被压迫民族的中层和低层中产阶级，摇身一变，成了根据威尔逊自决原则所创建的新兴小国的统治精英。在联军所撑起的胜利大伞庇荫下，各民族根本无需革命，就已实现其民族独立，这点在那些期待以社会革命方式赢得民族独立的人士眼中，简直就是历史的大倒退。不过在战败的交战国中，就没有发生同样的“历史倒退”。因为这些国家在垮台之后，随即引爆了社会革命。曾在战后建立苏维埃，甚至建立短暂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并不是捷克或克罗地亚，而是德国、奥地利以及匈牙利，意大利则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民族主义会在这些地方东山再起的原因，并不是用来作为社会革命的温和替代品，而是作为一种动员去职军官、低阶中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市民大众的反革命力量。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已成为法西斯的摇篮。


注释：

[1] K.Renner，Staatund Nation，p.89．

[2] Ibid.，p.9．

[3] Cf.Th.Schieder，'Typologie und Erscheinungsformen des Nationalstaats' in H.A.Winkler（ed.），Nationalismus（Konigstein im Taunus 1985），p.128．

[4] “属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国民，都享有担任各项公职的权利；最好的方法，便是让大家都能轮流担任公职，然后再各自重返以前所从事的行业，如农业或工业。然而摆在我们眼前的，却是如下选择：假使出任公职者无法用国语表达其意，或不会用国语文字书写，那么，用这种错字连篇、语意含混不清的公文来宣导政令，如何能保障一般人民的权利呢？反过来看，如果想要把这种蒙昧无知彻底从公共行政中排除的话，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贵族政治又将复辟，因为以前贵族就是用方言作为怀柔政策，当他们和那些被他们称之为“下层阶级”的人们说话时，就使用方言。如此一来，社会很快就会再度出现“正确民族”的说法。在两个分立的阶级之间，自然会形成一种上下尊卑关系。所以，如果有人不会使用国语，便会造成整体社会的危机，或摧毁人民之间的平等。”引自Abbe Grégoire，Rapport，cited in Fernand Brunot，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gaise（Paris 1930—48），vol.IX，I，pp，207—208。

[5] E.Juttikala and K.Pirinen，A History of Finland （Helsinki 1975），p.176．

[6] 上述资料选自这几年的“新闻导引”（Newspaper Press Directory），感谢伯贝克学院的莱格（Mary LouLegg），她那本未出版的有关爱尔兰地方新闻（1852—1892）的研究，提供我甚多助益。

[7] Se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Sunday Closing（Wales）Act，1881'（Parliamentary Papers，H.o.C.，vol.XL of 1890）；K. O.Morgan，Wales，Rebirth of a Nation 1880—1980（Oxford 1982），p.36．

[8] Jutikala and Pirinen，A History of Finland，pp.176—186．

[9] Carles Riba，'Cent anys de defensa il.lustracio de l'idiomaa Catalunya'（L'Avenc，71，May 1984，pp.54—62）.这篇演讲文，最早见于1939年。

[10] Francese Vallverdu，'El català al segle XIX’（L'Aveng，27，May1980），pp.30—36．

[11] H.-J.Puhle，'Baskischer Nationalismus im spanischen Kontext' in H.A.Winkler（ed.），Nationalismus in der Weltvon Heute（Gottingen 1982），p.61．

[12] Camegie Endowment for Intermnational Peace：Report of the Intemational Commission to Enquire into the Cause and Conduct of the Balkan Wars（Washington 1914），p.27．

[13] J.Romein，The Watershed of Two Eras：Europe in 1900（Middletown 1978），p.108．“北欧人”一词，最早出现在1898年的人类学文献上（OED Supplement：‘nordic'）。最早作为专门术语，应该是出自J.Deniker，Races et peuples de la terre（Paris 1900），不过，后来被种族主义者挪用来形容金发长颅的民族，亦即最优秀的种族。

[14] Jean Finot，Race Prejudice（London 1906），pp，v-vi．

[15] Lewis Glinert，'Viewpoint； the recovery of Hebrew’（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7，June1983），p.634．

[16] Cf.Declan Kiberd， Synge and the Irish Language（London 1979），e.g.p.223．

[17] Einar Haugen，Language Conflicts and Language Planning： the Case of Modern Norwegian（ the Hague 1966）；by the same author，'The Scandinavian langunges as cultural artifacts' in Joshua A.Fishman，Charles A.Fenguson，Jyotindra Das Gupta（eds.），Languag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Nations（New York-London-Sydney-Toronto 1968），pp.267—284．

[18] J.Bhattacharyya，'Language，class and communityin Bengal'（South Asia Bulletin，VII，1 and 2，Fall 1987），pp.56—63；S.N.Mukherjee，Bhadralok in Bengali Language and Literature：‘anessayon the language of class and status'（Bengal Past and Present，95，partⅡ，July-December 1976），pp.225—237；J.Das Gupta and John Gumperz，'Language，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in North India'，in Fishman，Ferguson，Das Gupta（eds.），Language Problems，pp，151—166．

[19] B.Sutner，Die Badenischen Sprachenverordnungen von 1897，2vols.（Graz-Cologne 1960，1965），vol，I，pp.86—88．

[20] J.Fishman，'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in T.E.Sebeok（ed.），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vol，12（The Hngue-Paris1974），p.1755

[21] Juttikala and Pirinen，A History of Finl and，p.176．

[22] 维也纳的计程车司机，光是凭莱尔切诺（Ochs von Lerchenau）的口音，便可以判断出他的身分地位，根本不需要看其长相穿着。

[23] 早在1794年，格列高利（AbbeGrégoire）就语带骄傲地指出：“我的军队多半是说法语的。”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军队多半是由各个区域的人民混杂而成。

[24] A.Zolberg，'The making of Flemings and Walloons：Belgium 1830—1914'（Joum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2，1974），pp.210—215．

[25] Waclaw Dlugoborski，'Das polnische Büirgertum vor 1918 in vergleichender Perspektive’in J.Kocka（ed.），Büngertumim 19．Jahrhundert：Deutschland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Munich 1988），vol.I，pp.266—289．

[26] Jules Destrée and Emile Vandervelde，Le Socialisme en Belgique（Paris 1903，originally 1898）.

[27] Zolberg，'The making of Flemings and Walloons'，p.227．

[28] Ibid.，pp.209ff.

[29] Puhle，‘Baskischer National isrmus'，pp.62—65．

[30] MirjanaGross，'Croatian national-integrational idoologies from the end of Illyrism to the creation of Yugoslavia'（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15—16，1979—1980），pp.3—44，esp.18，20—21，34．（discussionbyA. Suppan）.

[31] Antoine Prost，Vocabulaire des proclamations électorales de 1881，1885，et1889（Paris1974），p.37．

[32] Je and ubois，Le Vocabulaire politique et social en Francede 1869 à 1872（Paris n.d.—1962），p.65，item 3665．当时“民族主义”一词尚不见记载，在A.prost，Vocabulaire des proclamations électorales一书中，也未登录该词，不过该书的第52页及53页和64—65页，有特别提到当时与民族有关的词汇。

[33] 有关法国的情形，参见Zeev Stemhe Ⅱ，Maurice Barrès et le netionalism efrangais（Paris 1972）；有关意大利的情形，参见S.Valtutti and F.Perfetti in R.Lill and F.Valsecchi（eds.），Ⅱ nazionalismo in Italia e in Germania fino alla Prima Guerra Mondiale（Bologna 1983）.

[34] Hans-Georg John，Politik und Tumen：die deutsche Tumerschaft als nationale Bewegung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von 1871 bis 1914（Ahrensberg bei Hamburg 1976），pp.41ff.

[35] Jens Petersen in W.Schieder（ed.），Faschismus als soziale Bewegung（Göttingen 1983），p.122，citing a source from 1923．

[36] Michael Kater，The Nazi Party：as 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 1919—1945（Carmbridge MA 1983），esp.p.236；Jens Petersen，'Elettorato e base sociale del fascismo negli anni venti'（Studi Storici，XVI/3，1975），pp.627—669．

[37] E.J.Hobsbawm，Worlds of Labour（London 1984），ch.4； and the same author，'Working-class intemationalism' in F.van Holthoon and Marcel van der Linden（eds.），Intemationalism in the Labour Movement（Leiden-New York-Copenhagen-Cologne 1988），pp.3—16．

[38] 有关这个问题的概述，参见G.Hauptin Haupt，Lowy and Weill，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Paris 1974），pp.39—43．波兰问题的确是当时的主要问题，但并非唯一的问题。

[39] 关于芬兰民族主义败给社会主义党的经过，参见David Kirby，'Rank-and-file attitudes in the Finn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1905—1918）'（Past & Present，Ⅲ，May 1986），esp.p.164。至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情形，参见Ronald G. Suny（ed.），Transcaucasia：Nationalism and Social Change（Ann Arbor 1983），esp.part II，the essays of R.G. Suny，Anahide Ter Minassian and Gerard J.Libaradian.

[40] A.Fejtsma，'Histoire et situation actuelle de la langue frisonne'（Pluriel，29，1982），pp.21—34．

[41] 有关JVP运动从极左主义转变为“僧伽罗沙文主义”的过程，请参见Kumari Jayawardene，Ethnic and Class Conflicts in Sri Lanka（Dehiwala 1985），pp.84—90．

[42] SeeZ.A.Zeman，The Break-up of the Habsburg Empire，1914—1918（London 1961）；and Die Auflosung des Habsburgereiches．Zusammenbruch und Neuorientierung im Donauranm（Schriftenreihe des österreichischen Ost-und Sudosteuropainstituts，vol.Ⅲ，Vienna 1970）.

[43] Péter Hanak，'Die Volksmeinung während des letzten Kriegsjahres in Österreich-Ungarn' in Die Auflisung，pp.58—66．

[44] Ibid.，p.62．

[*1] 北印度语及乌尔都语都属印度一雅利安语系，北印度语泛指印度中北部地区方言，约有1．3亿使用人口；乌尔都语为孟加拉通行语，约有7000万使用人口。这两种语言在口语上可以互通，但书写文字不同。北印度语以梵文书写，乌尔都语则以波斯一阿拉伯文书写，是蒙兀儿帝国时期的官定文字。基于北印度语的流传度较高且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通用，故甘地主张以之为国语。甘地曾言：“没有其他语言比得上北印度语，其次才是孟加拉语，但孟加拉人在孟加拉以外还是通用北印度语。要说英语在马德拉斯可全省通行，那不是真的，但即使在这儿，我发现北印度语也还是行得通。……我们很羡慕所有伊斯兰教徒无论在哪一省都讲的是乌尔都语。所以北印度语有资格被采用为国语。过去我们就曾这样使用过它。”

[*2] 1942年10月印度国大党宣布十二点竟选政纲，其中第五点明定：按语言文字划定印度省区。

[*3] 索布语为德国境内少数民族索布人使用的语言，属印欧—斯拉夫语系。雷托罗曼语为罗免语一支，近意大利语，使用于瑞士东南角的面托阿尔卑斯山区。

[*4] 斯托克尔（1835—1909）为德国教士、保守派政治家，创立基督教社会工人党，1892年参与制定保守党新党纲，公开推行反犹主义。舍内雷尔（1842—1921）为奥地利极端分子，泛日耳曼党创始人，1873年选入帝国议会，采取亲普鲁士、仇犹太立场、德鲁蒙（1844—1917）为法国反犹太记者，1866年曾大肆谴责犹太人意图"征服"法国，著有《反犹太的遗言》一书。

[*5] 联合党为亚美尼亚自治革命政党，1890年在俄国鼓动下建立，意图脱离土耳其自治。

[*6] 恢复国土主义者原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企图将外国治下的意大利人居住区收复回来的意大利爱国人士。该派的目标是收复在奥地利、法国和英国治下的意大利国土，奥地利尤为他们的首要敌人。后来这个词已成为各国类似运动的代称词。

[*7]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决议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遂与同盟国的徙、奥、保、土四国于被兰东部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召开和会，商讨俄国与同盟围结束战争事宜，双方并于1918年3月签定和约。约中规定俄国：解散武装部队；结束对德国军人及工人进行革命宣传；放弃自里加到乌克兰西北角以西的领土；撤离战时在土耳其境内的占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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