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年 | 上一页 | 下一页
第五章 决战阶段：1926—1927年（1）
联合反对派与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进行了约18个月的争论。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投入这场政治战斗是如此紧张，以至相比之下他原先与三驾马车的遭遇只能算是儿戏。不知疲倦，不屈不挠，绷紧每一根神经，调动起他那无可匹敌的雄辩力和说服力，涉足于极其广阔的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并最终赢得了一直唾弃他的老近卫军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多数的支持，他做出了惊人的努力去唤醒布尔什维克党，去影响未来的革命进程。在子孙后代的心目里，他在1926—1927年作为一名战士的形象也许并不低于他在1917年的形象——甚至还要高大。他的精神一如既往地坚强。他身上燃烧的革命激情的火焰一如既往地炽烈明亮。他证明了他的性格力量超过了他在1917年所需要并拥有的性格力量。他现在与之斗争的是革命阵营里的对手，而不是阶级敌人；要进行这样一场斗争，不但需要更大的勇气，而且需要不同性质的勇气。若干年后，甚至他的政敌们在私下里谈到这场斗争中的插曲并描述他在痛击之下的巨大冲力和行动时，也传达出一位失败了的泰坦巨人的形象——在欢呼他的失败的同时，他们仍然怀着敬畏回忆他们所击败的这位伟人。①
①这里根据的是1931年在莫斯科许多党员对本书作者所作的关于这场斗争的叙述。
当然，其他领袖们也在这次争论中注入了高昂的激情、他们那浸透马克思主义的卓越智力、策略匠心及其能力和毅力，其中最弱之处也仍然超过了一般水平。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是人们从未争论过的最重大、最严肃的问题：1亿6千万人民的命运；欧亚两洲共产主义的命运。
但是这场重大的争论却是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发生的。双方都只有一小部分人卷入争论。整个国家都是沉默的。谁也不知道或能够知道它在想什么；甚至连猜测人民同情哪一方都很困难。斗争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但却不被它理解。单从事情的表面来看，不论它感到和想到什么，都不影响斗争的结局——人民群众发表政治意见的一切手段都被剥夺了。然而对抗的双方一刻也未曾将自己的视线从工人和农民的身上移开过，他们尽管哑口无言，但最终决定问题的仍是他们的态度。若为取得胜利，执政派需要的只是群众的消极情绪，而反对派为了取得胜利则需要群众的政治觉醒和政治行动。因此，前者是更为容易的任务：搅乱群众的思想并培育他们的冷漠要比冒险使他们认清问题和唤醒他们的精神简单得多。尤其是反对派在试图诉诸群众时，从一开始就受到自身禁忌的掣肘。由于意识到自身是执政党的一部分并一直承认党对革命负有至高无上的责任，反对派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呼吁大多数党外的工人阶级反对它的政敌。但当斗争继续下去并且愈益激化时，反对派被迫试图明确地在工人群众中寻求支持。而那时就发现最沉重的包袱正是普通群众的驯服和麻木。再没有谁像托洛茨基那样痛感到这一点了：他的雷鸣电闪都虚掷了。
并非所有这些争论问题在历史回顾中出现时都如当事人亲身感受得那样真实。随着争论事过境迁，有些重要问题已经变形并褪色了；一些原先似乎是深刻而不可弥合的分歧也随之模糊或消失了。斯大林冷酷粗暴地将托洛茨基斥为农民的敌人，而托洛茨基则指控斯大林是富农的朋友。而这种反诉的余音还飘荡在空中，斯大林就开始消灭富农了。同样，斯大林曾警告国家防止托洛茨基荒谬坚持的“超级工业化”；然而后来正是他自己匆匆忙忙地实行他刚斥之为致命的行动方针。
随着斗争的推进，一片迷雾也笼罩了几乎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跟随叙述的过程留心注意降临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以及许多其他领袖身上的最后命运时的话，我们不能不为他们行为的反复无常和轻率鲁莽而感到震惊，哪怕我们能理解他们的动机。他们全都淹没在每日每时的琐事中，根本无法探出头来预见明天的危险。不仅仅是斯大林和事变本身将他们驱向灭亡——他们彼此都在驱赶着对方；他们每时每刻都着魔似的狂怒地驱赶着对方，这种狂怒扭曲着他们的性格，蒙蔽着他们的心智。这些领袖的雄伟形象在渐渐萎缩和消失。他们成了环境的可怜牺牲品。巨人变成了飞蛾，彼此疯狂地追逐，盲目地冲向火焰。似乎只有两个人物是在真正对抗着，并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敌对——这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1926年夏，联合反对派狂热地组织起他们的支持者。它向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支部派遣密使，去同已知对官方政策持批判观点的党员接触，旨在把他们组成反对派的小组，引导他们以反对派的声音在他们的支部里说话。联合反对派急于扩展其组织网，还向许多省城派遣了密使，给他们提供指示、文件和各种“论点”，并且交代了反对派的立场。
密使的穿梭往来很快引起了总书记处的注意，它一直在盯着那些有同情反对派嫌疑的人的动向。托洛茨基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被召到党总部去解释他们的行为。各个党委一经获悉反对派进行集会，就把自己的人派到现场以非法罪名遣散集会。当这一招无效时，他们又派出一队队的狂徒和流氓去捣乱会场。反对派只好在某种程度上秘密地进行组织活动。它的拥护者在市郊公寓区的贫寒工人家里悄悄聚会。当捣乱分子又跟踪到那里并把他们驱散时，他们就以更小的小组在郊区墓地、森林等地聚会；并且设置岗哨，派出巡逻队保护集会。但总书记处的手特别长，也伸到了这些偏僻的集会地点。当然也不乏许多荒谬的事。例如有一次，莫斯科党委的密探们发现了在城外森林里召开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主持的，此人是季诺维也夫的副手；而在会上讲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副军事人民委员拉舍维奇。作为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诺维也夫利用职务之便散发反对派文件，联络各个小组。可以说，共产国际的总部已变成了反对派的总枢纽；而这件事也很快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
反对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尽力补充和组织起几千名正式成员。它的实际成员将近一半是托洛茨基派，另一半则是季诺维也夫派，总数估计有4000至8000。①工人反对派的残余分子至多只有几百人，他们也声明参加。联合反对派渴望将所有愿意参加的人都团结在一起，不管他们过去有过什么分歧；他们决心成为布尔什维克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大实体。因此可以认为，他们若不能成功地补充更多的拥护者，在一开始就会遭到彻底惨败。当时全党党员的总数达75万人，相比之下，几千名反对派只构成了微弱的少数。
①低的数字根据斯大林派的材料，高的数字则来自托洛茨基派。
但是各派的实力不应该只根据这些数字来判断。党内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主心骨的群众；这个多数是由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意志的温顺服从的人组成的。4年多以前列宁就曾宣称，党实际上已失去了作为决策实体的价值，唯有其成员不超过几千人的“一层”老近卫军是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和原则的宝库。①反对派补充运动的结果应当按照这个声明来判断。反对派所获得的支持并不是来自麻木迟钝的群众，而是来自富有思想、活跃和精力充沛的成分，大多数是老近卫军，部分是年轻的共产党人。机会主义者与个人野心家则躲得远远的。目睹集会被驱散，耳闻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的狂徒们威胁反对派支持者的叫嚣，胆小怕事的人和谨小慎微的人都给吓跑了。1923年押错赌注自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少数看风使舵者现在趁机改弦更张，投奔执政派去了。几千名托洛茨基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不分男女都像老一辈职业革命家一样探索着重大的问题，甘冒巨大的个人危险。他们大多数人在最危急关头都是布尔什维克干部中表现最突出的人，并且同工人阶级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执政派的核心是否在数量上比反对派的核心更强大，是值得怀疑的。暂时看来，当一个布哈林派成员要比当一个斯大林派成员更时髦；然而两年之后，他们将比联合反对派败得更惨，尽管他们的领袖中有一个掌管着人民委员会，另一个掌管着工会，还有一个掌管着共产国际。至于斯大林派，它的实力并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它的领袖完全控制了党的机关。这使他可以垄断全党的财力与物力、操纵选举、制造多数和掩盖其政策的派别性与个人性——总之，将他自己的派别等同于党。总的来看，只有约20000人出于自己的选择直接积极地卷入了这场重大的党内斗争。
①参见本书第一章。
联合反对派正式宣布自己的存在是在7月中旬的一次中央全会上。①在会议开幕不久，托洛茨基宣读了联合反对派的政治声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声明中对他们过去的分歧表示遗憾，并宣布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把党从其“机关”的暴君手中解放出来并争取恢复党内民主。反对派将自己的立场确定为布尔什维克左派的立场，要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富农、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它当前最迫切的要求是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政府已经下令停止增加工资，不批准提高工人收入，除非能以生产率的提高作为保证。相反，反对派却认为工人阶级的处境是如此悲惨——工资甚至比革命前还低——以至若要提高生产率，首先必须改善工人的命运。他们应该享有自由，可以通过工会提出要求和与工业管理部门进行谈判，而不是被迫服从命令、目睹工会变成国家的驯服工具。反对派还要求实行税制改革。政府不断地从间接税中获得财政收入，其负担照例是落在穷人身上。反对派争辩道，这个负担应当减轻，应让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阶级按照利润交付高税额。②
①这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从7月14日开到23日。托洛茨基档案，《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148—169页。H，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74页及以后各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60—275页。E.雅罗斯拉夫斯基：《苏共党史》第2卷第394页及以后各页。
②反对派认为，政府从国家垄断伏特加酒经营中获得高额收入，群众酗酒现象包含着它的既得利益，这是十分丢脸的事。由于工厂中酗酒工人的缺勤和频繁的事故，政府作为伏特加酒的生产者所得到的一切，作为工业雇主来说都将失去。政府为伏特加酒的垄断辩解道，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更糟糕的对私酿酒精饮料的消费。这是一个公认的困难问题。反对派建议，政府应当作一种试验，尝试停止垄断伏特加酒一至两年。大多数人反对这个建议。我们还记得，从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周起，布尔什维克就不得不同大规模的酗酒灾难作斗争，这是俄罗斯母亲遗留下来的传统（《武装的先知》第九章）。10年以后，灾难依然存在；它被统治者当作了一个财源并且能让群众在政治上烂醉不醒。
反对派从同样的观点出发对待农业问题。它在这方面也要求实行税制改革，宣称正在执行的农业单一税有利于富农。它主张对大多数贫农和30％—40％的小土地所有者免税，让其余农民缴纳累进税，这将使富农承受最重的负担。反对派又进一步要求实现农业集体化。它并不是提倡强制性的或全盘“集体化”，或者“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它设想的是，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逐步实现长期改革，并通过政府信贷政策及利用工业资源使改革深化。反对派没有一项建议超越了以下要求：对富农提高税率50%；发行实际强制性的粮食公债——这样可使政府加速出口；继续进口工业机器。面对官方强烈的反对，反对派坚持认为，尽管提高工资和减免贫农纳税，但实行新税率和发行粮食公债能使政府增加工业投资基金。
反对派政纲的最高要求是加速工业化。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下，托洛茨基现在再次指责政府在预见与计划方面的无能。官方政策裹足不前，安于“蜗牛速度”，因而工业发展照例远远超过了官方的预计。1925年，钢铁工业和运输业所达到的指标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认为在1930年前根本不能达到的。有远见、有魄力的指导能给予国民经济多么大的推动啊！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宣布同意提高指标与加快速度的提议。但这些决议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它们被沉溺于例行公事的官僚完全忽视了。要打破这种惰性，再没有什么能比提前制定出一个综合具体的五年计划甚至八年计划更有效的了。“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五年计划”，这就是反对派的口号。
反对派越是坚决要求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就越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成了核心的“意识形态”问题。反对派否定民族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认为这是根本违背列宁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它认为，尽管国际革命的传播延迟了，但是党没有任何理由以为苏联的前途就在于孤立并事先否定国外革命发展的前景。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如何要进行几十年而不是仅仅几年——那么为什么要断定苏联在这段时间始终是作为一个工人国家而单独存在呢？这正是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所主张的，否则他们就不会顽固地坚持党必须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信条接受下来。
党的整个国际路线的危险就在于此。若事先断定苏联只能始终单独建设社会主义，那无异于放弃国际革命的前途；而放弃这个前途就是拒绝为它奋斗，甚至会妨碍它。反对派坚持认为，通过在理论观念上“取消”国际革命，斯大林和布哈林还企图将它从他们的实际政策中取消。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早就涂上了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这种观点的浓厚色彩；因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指出，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人正操纵着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不是将它引向自我毁灭，那么起码也是引导它迁就第二国际各党和改良主义工会。其形式就是“机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共产党在这统一战线中追随着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适应改良主义的立场。这种策略的突出例子就是英俄委员会，这种消极的策略在共产国际最初几次代表大会上就已露头。它产生于两国工会领袖的协议。不论在哪一方面，它都没有、也不能使共产党人同改良主义者群众进行密切接触并影响后者。因此无论在哪一方面，协议都没有也不能推动英国的阶级斗争。反对派争辩道，当英国工联领袖压制产业工人骚动甚至破坏总罢工时，苏联共产党却在培育与他们的友谊，这只能造成英国工人的思想混乱，使他们分不清敌友。托洛茨基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程度差一些）都集中抨击英俄委员会正是默许放弃革命目标的缩影，他们认为这种默许放弃正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必然结果。
托洛茨基在7月全会上所宣读的声明内容几乎没有他或他的伙伴们未曾说过的话。但是他们把这些批评和建议一起写进一份全面的政治声明并联合起来向执政派挑战，这还是第一次。反应十分强烈。争论达到了白热化；而一次不祥的意外事件更加剧了这种气氛。捷尔任斯基撑着病体在会上极度亢奋地发表了激烈的长篇演说，谴责反对派领袖特别是加米涅夫。他那高分贝的叫喊折磨听众的耳朵长达两个小时之久。当他离开讲台时，心脏病突然发作，就在全体委员的眼前倒在了走廊上，当天就死去了。
中央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反对派关于提高工资幅度的要求。多数派领袖们坚持认为，现在商品短缺，如果不根据生产率而提高工资，就会造成通货膨胀，使工人的命运更加恶化，而不是得到改善。中央委员会拒绝豁免贫农纳税并将重税强加到其他农民身上。它抵制加速工业化的要求。最后，它重申支持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政策，特别是英俄委员会。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执政派处境狼狈，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斯大林不是依据党的政策，而是依据党的纪律进行反击。
斯大林指控反对派领袖在党内形成一个正式派别，因而违反了已有5年之久的列宁禁令。他将打击目标瞄准反对派的薄弱环节季诺维也夫派。他指责季诺维也夫滥用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职权从自己的总部内推进反对派活动；他指控拉舍维奇和一部分基层反对派成员在莫斯科郊外森林里举行“秘密”集会；最后他扯上了某位奥索夫斯基的事件，此人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反对派应当使自身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在党外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党公开敌对，而不是在党内作为忠诚的反对派去行动。托洛茨基将自己和反对派与这个观点划清界限；但是他指出，如果有些党员对党失去了信心，看不到从内部改革党的希望，那么应受谴责的则是竭力压制各种改革意图的领袖们。中央委员会决定把奥索夫斯基开除出党，把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军事人民委员部，免去季诺维也夫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①
联合反对派就这样在第一次正式接火中遭到了严重挫败。把它的一个支持者开除出党不过是杀鸡给猴看罢了，尽管他仅是个无足轻重的“极端分子”。拉舍维奇的降级使反对派失去了军事人民委员部。当然，最严重的打击是季诺维也夫被排除出政治局。由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加米涅夫只是一名候补委员，因此在政治局里前三驾马车中的两位都失去了投票权；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中唯有托洛茨基还保留着其席位。正是由于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里所起的作用，他才能掌管共产国际；而现在他要继续掌管共产国际是不可能的了。斯大林敢将不久前在许多人心目中还是三驾马车的车老大的季诺维也夫罢官，是他格外强大和自信的一个信号。他的行动迅雷不及掩耳，但又刻板地遵守一切法令细节。将季诺维也夫降级的建议被正当地提到唯一有权任命和罢免政治局委员的中央委员会上讨论，并以绝大多数票通过。
①参见H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79—292页；E．雅罗斯拉夫斯基：《苏共党史》第2卷第2部分第10章；托洛茨基档案；《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87—190页；《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160—166页。
在这一阶段，从理论上看再没有什么能阻止斯大林褫夺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席位了。但是他还拿不准进一步报复能否同样获得绝大多数票。他意识到表现温和一点儿只能加强他的力量。他通过对反对派零打碎敲逐步培植起一种党内舆论，以便施行那最后致命的一击。同时，他也不在乎反对派的原则宣言和政治声明或它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进行的抗议。反对派领袖所说的话很少能够渗透到党的基层支部去，更难在报刊上披露。只要这种局面不改变而且执政联盟能保持团结，那么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的纸上谈兵就不会给反对派任何取胜的机会。
因此反对派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可走，即呼吁基层群众起来反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1926年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指示他们的支持者：要使全党注意到他们的共同观点，散发政治声明、传单和“提纲”，并在支部里站出来讲话。反对派领袖们亲自下到工厂和车间向集会群众演说。托洛茨基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莫斯科机车厂和铁路工场举行的大型集会上。但是，反对派领袖从基层造成党内舆论的努力并不比他们从上层影响党的政策的企图更走运。党的机关跑在了他们的前头。它的奸细、狂热分子和挑衅者到处用嘲弄轻蔑迎接他们，用可怕的嘈杂声音淹没他们的演讲，恐吓听众，破坏会场，使听众根本听不清演讲者的话。托洛茨基发现自己面对群众束手无策，这还是30年来的第一次，是他开始他那革命演说家生涯以来的第一次。面对辱弄鼓噪、偏执的嘘声和起哄，他那出类拔萃的辩才、天赋非凡的说服力和高亢洪亮的声音都无用武之地了。而其他演讲者的遭遇甚至更可怕。显然，反对派第一次同心协力诉诸党内舆论的行动遭到了失败。
斯大林马上夸耀说，正是优秀忠诚的基层布尔什维克给了反对派以应有的反击。反对派反驳说，斯大林煽动起来反对他们的人都是一帮坏家伙、流氓无产者以及暴徒无赖，他们不能容忍正直的党员群众接受反对派的观点。斯大林的确是毫无顾忌的；他的奸细用以对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朋友们而发出的叫嚣几乎不可能被误解为“人民的声音”。然而，这并不能充分解释反对派的屈辱遭遇。这批流氓无赖之所以能够破坏大型集会，是因为多数人即使不是赞同他们这样做，起码也是漠不关心的。若是有兴趣的和能自我克制的听众，一般都知道怎样撵走或制止那些企图阻挠他们集中精力听讲的捣乱分子。在那些流氓无赖及其嘘声的背后站着的是沉默的人群，他们是那样驯服和冷淡，因此并不认为值得花力气去维持秩序。归根结底，正是基层群众的麻木才使反对派遭到了惨败。
然而，反对派代表工人利益所提出的如增加工资的要求本来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冷漠的。但为什么没有激起反应呢？执政派在工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的表示。7月他们还断然拒绝考虑这个要求，扬言增加工资将严重损害国民经济。但到了9月，斯大林和布哈林看到他们的政敌正要向基层群众发出呼吁，就抢先允诺为那些收入最低、最为不满的工人群众增加工资。为政策转变而辩护的理由是经济形势有了根本好转，其实在两个月里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好转。反对派取得了部分胜利，但眼睁睁地看着最有力的论据被剥夺了。斯大林开始盗用托洛茨基关于工业化政策的思想时，进一步混淆这个问题。他到那时为止还丝毫没准备去实现全面工业化；但在形成他的决议和声明时，他却从托洛茨基那里抄袭了大量的提法甚至是整段整段的文章。
党的农村政策的主旨也同样是模糊不清的。斯大林硬说执政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分歧不是对待富农的问题，而是对待中农的问题。反富农的呼声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已经产生了作用，在干部中激起了对新民粹派的潜在疑虑。布哈林也不再能公开谈论向富农让步的必要。布尔什维克的舆论气候发生了变化：富农再一次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敌人。虽然政府一直小心地避免激怒富农，不肯对它课以重税，但也无意做出新的让步。现在不存在提出任何新的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但是情况也并没有改进。官方政策被夹在各种冲突着的压力之间，进退两难，动弹不得。它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它既不能指望因对富农让步而得到好处，也无法指望严格的社会与财政措施产生好处。反对派仍然有强大的基础。但是斯大林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了，他指责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企图把党推入与几百万中农的冲突之中，这些典型的俄国农民并不是剥削者，因而他们对私有财产的迷恋是无害的，他们的善意是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基本因素。
反对派事实上并没有与中农反目，①也没有要求党对他们施加财政压力——依靠小块自有土地仅足糊口的广大中农不能对解决全国粮食问题做出多少贡献。但是，关于反对派力图牺牲中农的指控却对它的事业造成了损害。如同1923年和1924年时一样，一帮宣传家再一次把托洛茨基描绘为农民的主要敌人；而且他们补充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感染了托洛茨基对农民的敌意。在党的基层支部中，人们对于指控与反指控无所适从。他们意识到布哈林在向富农讨好，但他们同时至少也不相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诚意。大多数曾扎根于乡村的工人最不愿意与农民发生冲突。他们首先希望的是安全。因为这是斯大林似乎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小心提防着不要把脖子伸给反对派。
①但是反对派声称，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经常把富农划分为中农而低估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势力。
斯大林的力量就在于他的呼吁符合了对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普遍渴望。托洛茨基似乎又一次站在了这种渴望的反面并冒犯了它。群众的消极和对冒险试验的恐惧构成了这场斗争的固定背景。斯大林在为其对外政策辩护时更是变本加厉地玩弄这种消极和恐惧。他再次把托洛茨基丑化为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说他将把党拖进最可怕的冒险事业中去。
（斯大林在捍卫英俄委员会时说）托洛茨基的虚张声势的政策所根据的不是具体的人，不是……进行斗争的具体的活的工人，而是一种从头到脚都革命的、理想的、没有血肉的人。……我们都记得，托洛茨基第一次运用这种政策是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当时他不签订德俄和约而虚张声势地反对和约，以为虚张声势就可以把全世界的无产者发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种虚张声势使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这种虚张声势帮助了谁呢？帮助了……那些力图扼杀当时还不巩固的苏维埃政权的人。……不，同志们，我们不同意采取这种虚张声势的政策，我们今天不同意，正如我们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不同意一样。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不愿意使我们党变成我们敌人手中的玩具。①
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条约同英俄委员会相提并论，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即使苏联与英国工联的关系直接破裂——由于季诺维也夫的反对，反对派才没有坚持要求这样做——那也不能想象苏联会遭到它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所面临的那种危险，二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布哈林提出的指责听起来更是匪夷所思：1918年他领导的主战派之所以失败，就因为当问题取决于托洛茨基那一票时，托洛茨基投票赞成和约。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71—72页。
②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一章。
但是谁知道、谁记得那出伟大戏剧的来龙去脉呢？布尔什维克党的记忆是很差的；但要引起它对托洛茨基“英雄主义姿态”的担忧，则是太容易了。
一个普通的布尔什维克正是以这样的心情倾听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辩论的。要他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判断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争论——只要没有陷入歪曲和诡辩的泥塘——是在两派经济学家之间展开的，一派设想能在一个民族自给自足的体系内“建成社会主义”，另一派则认为只有在更广泛的国际分工的环境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文化水平最高的党员才能在这一层次上领会双方论点。基层党员不理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什么坚持认为俄国的国内资源即使丰富得足以取得很大进步仍然不足以建成充分成熟的社会主义。他们更不能领悟托洛茨基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深层的论断。他证明说，尽管社会主义革命暂时可以局限在一国国界之内，但社会主义却不能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现，即使在苏联和美国这样领土辽阔的民族国家之内也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种国际共同体，因为它认为，从历史上看，社会总是以更大的规模向一体化发展。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时，欧洲克服了它的中世纪的排他主义。资产阶级创造了国家市场；现代民族国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力不能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即使在具有其国际分工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也超越了这些界限，这是资产阶级西方所取得的卓越的进步成果。①
①在30年代，托洛茨基从资产阶级西方向经济民族主义的倒退中（特别是在第三帝国专制时期）看到了它衰退的确凿迹象。
在这一点上，作为斯密和李嘉图忠实信徒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写道：
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①
托洛茨基问道：我们怎么能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闭关自守的和自给自足的民族基础上呢？社会主义所预期的超过资本主义所达到的高技术、高效率、高产量不能通过一种封闭落后的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依赖“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它必须将国际分工推向纵深，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对国际分工的梦想；资产阶级只是断续、无意识地发展它，社会主义则是系统合理地给它做出规划。因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反动的：它无视历史发展的逻辑和现代世界的结构。托洛茨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欧洲联邦这个概念，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世界共同体的初级阶段。
不管这个论断的价值如何，它已超过了反对派力图争取其支持的布尔什维克基层群众的认识水平。两年后，拉狄克在流放中反省了反对派失败的原因，致信托洛茨基说，他们是作为宣传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只拘泥于重大的但又抽象的理论，却没有作为政治鼓动家尽量提出一些普遍而实际的想法以激起反响。②
①重点号是我加的。伊·多·
②参见拉狄克信函《想好了再做》，1928年（未注明确切日期），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无疑，拉狄克此时是在失败主义者的情绪下写这封信的——他很快就向斯大林投降了，而且他的结论对反对派是不公正的。反对派已经提出过一些实际想法（关于工资、税收、工业政策、无产阶级民主等等的建议），同样没有激起普通党员的反应。但是拉狄克的评论毕竟有某些道理。基层群众感到疲惫、幻灭，并倾向孤立主义。托洛茨基所展示的透彻的历史前途同样不为他们所关心。正如瓦尔加指出的，他们渴望的是一种安慰的学说，它能补偿他们已经做出的和号召他们做出的牺牲。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神话创造的杰作，标志着斯大林主义的整个发展，并且旨在掩盖布尔什维克的诺言和兑现之间的鸿沟。在托洛茨基看来，这种神话创造是给人民的新鸦片，党应该拒绝向人民提供。
（他写道）在它的英雄时代，我们的党无条件期待着的是国际革命，而不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站在这面旗帜之下并在纲领上公开声明落后的俄国不可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我们年轻的共产党人经历了最严酷的内战年代，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瘟疫，自愿开展周末重体力劳动（星期六义务劳动），勤奋学习，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无数的牺牲。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前线战斗并（在他们的休息日）自愿到车站装卸木材，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用这些木材来建设民族社会主义——他们是为国际革命事业服务的，苏联堡垒屹然兀立是这个事业的根本；每一根木头都要用来加强这个堡垒。……时代已经改变了……但是原则仍然保留着它力量的全部。工人、贫农、游击队员和青年共产党员用他们直到1925年的全部行动表明，他们不要新福音书。只有那些看不起群众的官吏、不愿受到打扰的小管家和党的机关里的寄生虫……才需要新福音书。正是他们以为……没有一种安慰的学说就无法跟人民打交道。……工人们懂得，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地狱里是不可能建成一个绿洲般的社会主义乐园的；他们意识到，苏维埃共和国和他们自身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国际革命——比起那些被告知并相信我们已有了“90％的社会主义”的人，工人们将精神更旺盛地履行对苏联的义务。①
反对派和托洛茨基的不幸是，不仅“小官吏和寄生虫”，而且还有疲惫、幻灭的群众更愿响应安慰的学说，而不愿响应不断革命的英雄主义号召。他们欺骗自己，相信斯大林会给他们提供一条更安全、更容易和没有痛苦的道路。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也激起了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而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号召则让头脑简单的人感到，他妄称俄国不能依靠自己并因此认为它的得救最终只能来自革命的西方。这不能不伤害那个已经赢得最伟大革命的人民的自信心——尽管日常生活是那样悲惨，但这种自信心却是相当真实的，哪怕可笑地掺杂着政治上的冷漠。托洛茨基强调古老的俄国观念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可怕障碍。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已意识到自身的落后；而十月革命则是他们对这种落后的反抗。但是正像个人一样，民族、阶级、政党也不能永远安于对他们自身落后的尖锐意识。他们迟早要努力压下这种自卑感。若是过于经常地向他们提醒这一点就会冒犯他们；若是故意向他们提醒这一点就会激怒他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辩护士们淡化俄国的落后，为之巧辩，或者干脆否认它。②他们告诉人民，没有别人帮助他们也能实现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社会主义。斯大林似乎要开辟的那条道路不仅是更容易、更安全的道路——还是一条社会主义选民的道路，是几代民粹派所梦想的、俄国特殊革命使命的道路。的确，这两种相互竞争的准摩西式的信念似乎是在彼此对抗：托洛茨基主义坚信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斯大林主义则美化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前途。由于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衰弱一次次地显示出来，这两种信念哪个能赢得更普遍的同情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①托洛茨基：《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第67页，英译本作了部分改动。
②这一点甚至反映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著作中，特别是在波克罗夫斯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俄国状况的观点中。波克罗夫斯基当时是正统的斯大林派历史学家。
尽管对西方革命抱着充满希望的信念，但是一般来说，托洛茨基比他的政敌更能以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国际时事。他的革命理想主义并没有妨碍他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去探讨外交领域或共产主义运动的特定形势。但是就其本质来说，他这方面的活动和他对国际事件所作的权威性的观察和分析并不能打动基层群众，他们愈益（或被引导着）以一种虚无主义态度来看待围绕着他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氛。
问题被争论所采取的那种特有的学究式的方式搞得更混乱了。作为比较，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世纪文献中神学家关于一个针尖上究竟能站多少天使的争论，或者回顾一下犹太法典中关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一个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听到托洛茨基说，推进俄国社会主义的最好方法是促进国际革命，而又听到斯大林回答说促进国际革命的最好方法是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这其中微妙的差别简直让他摸不着头脑。双方争论时都是根据列宁主义的正统原则，那些用以压倒托洛茨基的正统原则是三驾马车首先确立的，他们也确实成功地将之强加于他了。从那时以来，这种正统愈益周密、严格和精微了。如同许多种正统一样，这种正统为了执政派的利益而利用所继承学说的道义权威，用以掩盖这个学说并未给新问题提供明确答案这一事实并重新解释它的教义，它还用来扼杀各种异议或怀疑以及训练信徒。如果试图从列宁著作中寻求对当代问题的解答，那是徒劳的。这些问题在几年以前还大都没有出现或仅仅露了个头；即使对于列宁本人曾经处理过的问题，也只能找到互相矛盾的解答，因为列宁是在不同的条件和互相矛盾的环境下处理那些问题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党的领袖们利用列宁权当政治表达方式的那些词句并把它们当作神学教条。他们还引用列宁在争论中给同志们起的生动绰号，把它们当作教皇的诅咒。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愈是善于独立思考，愈是富有创新精神，就愈可能从列宁的著作和通信中拣出给他起的绰号——唯有那些看风使舵者和溜须拍马者用不着担心这类争论。列宁的影子就这样被召来，被用于迫害他那些现在领导着反对派的朋友和学生。反对派也竭力用列宁的影子回敬执政派。反对派断言，篡改列宁学说是它的政敌的罪过，而反对派则努力要把党带“回到列宁主义”。
不错，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反对派强烈要求回到列宁主义的正统：列宁曾经反复讲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甚至直到1924年也是这样说的。①
①对列宁立场的详细说明和分析可参阅本书作者所著《列宁生平》一书。这里只简单举出列宁的几句话就够了：“……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世界革命上，……而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是不可能完成像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任务的。”列宁是在十月起义3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这番话的。参见《列宁全集》第40卷第2页（1928年俄文版——但在后来的版本中，加重点的几行被删去了）。在内战最终结束后，他又一次宣告：“我们一贯并反复给工人讲……我们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在于革命向至少几个更先进国家的传播。”他在第六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0页。
如果斯大林和布哈林能自由坦率地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就应该说：在列宁生前，问题还没有以现在这种方式提出来，他去世后俄国革命的孤立更加明显了，因此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过时了，他们有权抛开神圣经文而提出他们的新学说。但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没有这样坦率地提出问题。他们也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正统所束缚着。他们不愿以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的面目出现，虽然他们的确是。他们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时不得不把它说成是从列宁学说中合法推导出来的，而且还说是列宁本人所发展的思想。由于列宁著作毕竟包含着大量有利于反对派的证据，布哈林和斯大林就必须将党的视线从这些证据上转移开，把争论变成没完没了的、稀奇古怪的狡辩和吹毛求疵，使基层群众迷惑不解，恼火透顶，最后厌烦得要死。要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来表达这种执迷的罗唆和无法形容的单调，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争论所具有的这种风格却是事件的精髓：罗唆和单调在这出政治戏剧里具有明确的作用。它们扼杀了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和工人对争论问题的兴趣，使他们感到，这些问题只跟那些故弄玄虚的教条主义者有关，却跟老百姓不相干。这样就剥夺了反对派的听众，而使执政派能借“使徒式的打击证明他们学说的正统”。
当反对派提醒党记住它在列宁时代讨论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那种自由空气时，反对派“回到列宁主义！”的号召同样是对牛弹琴。这种提醒是双重性的，因为尽管布尔什维克几乎直到列宁时代的末期确实一直享有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同样确实的是，列宁在晚期也宣布了对派别集团的禁令，严重剥夺了这种自由。看来，反对派为了自卫就应当谴责这条禁令是有害的，或至少是过时的，并要求取消它。但是此时的反对派也被正统的罗网缠住了，不敢大声反对禁令，因为在禁令的背后有列宁的权威。1924年，托洛茨基甚至与他的朋友们反目，只因其中有几人鼓吹党内结派自由。①
①参见本书第二章。
两年后，尽管他指出，这条禁令是为一个享有表达自由的党制定的，而在一个噤若寒蝉的党内，不满情绪和不同政见必然会趋向采取宗派形式；但是他仍然视禁令有效。因此，联合反对派虽然将自身组成一个固定派别，却没有勇气捍卫其行动；这种三心二意使它变得加倍脆弱。斯大林反驳说，唯有伪君子才会一方面号召回到列宁主义而另一方面又藐视派别禁令和作为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铁的纪律。他得出结论，中央委员会决不允许派别活动不受惩罚：对于反对列宁主义党性观念的人，在布尔什维克队伍内不能有他们的位置。
反对派在支部里遭到的挫败和斯大林高悬在它头顶上的开除威胁在它内部造成了混乱。幻想轻易取胜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泄了气。他们的失败意识因悔恨而加深。他们后悔不该发动支部去反对中央委员会，因而急于撤退以取得敌人的谅解。他们同时还对流行于反对派激进边缘的思潮感到不安，那些人断定，党已完全掌握在斯大林和布哈林手中而不能接受任何独立观点，它已经僵化、无可救药了，反对派应该吸取失败的教训，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党。这原来是那些来自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普遍观点，现在也开始在托洛茨基派中间传播开来——据托洛茨基说，拉狄克也倾向于这种观点。①“新党”的鼓吹者力图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为其立场辩护，他们争辩说：旧党正处于“后热月政变”阶段，已经“背叛了革命”，不再代表工人阶级说话，变成了官僚分子、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先锋。有些人认为，苏维埃共和国不再是工人国家了，因为它的官僚集团已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抛弃了穷苦人，窃取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和1794年及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所干的一样。因此，反对派必须努力推翻官僚集团，正如巴贝夫及其平等会密谋推翻后热月政变的法国资产阶级一样。
①《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第160—163页。
无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是托洛茨基，都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苏联热月政变”是应该防止的危机，而不是既成的事实；革命尚未结束，官僚集团并不是新的统治阶级或占有阶级，也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只是长在工人国家躯体上的寄生物。由于其社会成分和政治成分的驳杂，动摇于社会主义与财产权之间，官僚集团最终可能屈服于新经济政策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新富农，并跟这些力量联合起来，摧毁公有制，恢复资本主义。但是只要这一切还没有发生，十月革命的基本胜利果实还完整无损，苏联在本质上就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旧党就仍然与过去一样是革命的保卫者。因此，反对派不应当与它决裂，而应当认为自己仍属于这个党，并以无限的忠诚和决心捍卫布尔什维克对权力的垄断。
照此推论，反对派是不能在党外寻求支持的。但是又不允许它在党内寻求支持。这就是无法解决的两难处境。一眼就能看出，反对派为了保全自己在党内进一步行动的机会而不得不让出阵地，特别是在斯大林暗示开除之后。但是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对此并不完全一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忠于旧党看得高于一切。他们绞尽脑汁地想怎样在斯大林完全控制了党的机关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斗争。他们要求休战，愿意声明从今以后遵守派别禁令。他们已准备解散他们所建立的组织派别，也就是解散作为一个派别的反对派。他们急于跟“新党”的拥护者划清界限，并将与那些怀疑布尔什维克权力垄断的人断绝往来。的确，他们准备将他们与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主要问题搁置起来，至少是暂时搁置起来。他们的大多数支持者看来也同样急于打退堂鼓。托洛茨基派则具有更强的战斗精神，其中的激进分子同情地倾听着为新党辩护的主张。
托洛茨基力图将反对派从这股逆流中挽救出来。为了阻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跪倒在斯大林面前，他愿意在让出阵地这个问题上多少迁就他们。他们达成协议，他们将联合声明愿意解散作为一个派别的反对派，并与“新党”的鼓吹者划清界限；但是他们也坚决重申反对派的原则和批判；他们将继续反对执政派，无论是在中央委员会还是在他们所在的其他委员会里。
1926年10月4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向政治局提出休战建议。斯大林答应休战，撤回开除威胁；但又提出了一些条件。只是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后各方才接受了反对派提出的声明。的确，反对派是在没有撤回它的任何批评并明确重申它们之后才宣告它承认中央委员会决议对它的约束力、停止一切派别活动并与前工人反对领袖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以及所有主张建立“新党”的人划清界限的。在斯大林的坚持下，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又进一步与那些宣布与俄国反对派团结一致而被本国共产党开除的外国团体和个人断绝了关系。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87—190页。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特别与德国的路特·费舍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和法国的鲍里斯·苏瓦林断绝了关系。
反对派心情沉重地接受了这些条件。他们心中明白这无异于屈膝投降。尽管它重申了它的批判，挽回了面子，但已是前途渺茫，没有希望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实际上放弃了他们再次向基层党员呼吁的权利。他们承诺只在党的领导集团里讲自己的观点，而且也预先知道照例会被否决，他们的声音能传到基层的只是微乎其微，甚至毫无可能。他们用自己的手造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既不能通过试图向支部呼吁而给中央委员会施加影响、又不能让基层支部知道他们被赶回中央委员会所造成的；他们已经中了圈套。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们因为与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集团划清界限并与他们在国外的某些支持者断绝关系而削弱了反对派。他们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就是默认斯大林和布哈林最初指责他们是对的；他们承认派别禁令是有效的和必要的，就是赞美斯大林抽在他们身上的皮鞭。
把这一切沉重的责任背在自己身上并暴露了反对派的弱点之后，他们就无法再保住他们所提出的休战了。他们的声明是10月16日登在《真理报》上的。但只过了一个星期，在10月23日，休战就不剩丝毫踪影了。中央委员会在这一天开会讨论即将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议程。一个多少非争论性的议程已经准备就绪；但是，无疑是在斯大林的煽动下，中央委员会突然决定增加一个关于反对派的特别报告，由斯大林来做。这就不能不重揭旧疮疤。托洛茨基提出抗议，要求多数派中央委员遵守休战条件。但中央委员会仍然执意要斯大林准备他的报告。
为什么斯大林刚同意休战就来破坏它呢？他显然是想利用他的优势，趁反对派撤退时击溃它。也可能是宣布休战两天后所发生的某件事激怒了他。10月18日，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斯·伊斯特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列宁遗嘱——这是列宁遗嘱完整而真实可靠的文本的首次披露。一年前他在《列宁逝世之后》一书中曾公布过摘要；我们记得，托洛茨基与他断绝了关系，并在政治局指示下否认了遗嘱的真实性。斯大林现在不可能再次否认，但他肯定疑心伊斯特曼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受到托洛茨基的鼓励。这种疑心并非毫无根据。年初，反对派一位密使确实将列宁遗嘱的文本带到了巴黎，交给苏瓦林，苏瓦林则鼓励伊斯特曼把它发表出来。伊斯特曼写道：“我认为这不仅是苏瓦林个人的决定，而且也是整个反对派的想法——我应该是发表遗嘱的人。一个理由是，我作为托洛茨基的朋友是众所周知的，另一个理由是，莫斯科无数有良知的人因为托洛茨基否认我的著作而不安。”①
伊斯特曼的猜测无疑是正确的。在“莫斯科那些不安的有良知者”中，没有人能比托洛茨基更不安的了。托洛茨基曾否认过列宁遗嘱的真实性并与伊斯特曼断绝了关系，是因为当时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朋友们都不想被重新卷入斗争旋涡并由此招来报复。但是在他组成联合反对派重启争端后，他有一切理由想弥补那走错的一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他。正是他们两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重新要求公布列宁的遗嘱并利用以后的一切机会不断重申这一点。他们跟托洛茨基一样宁愿列宁遗嘱在《真理报》上公布。但这是连想也不用想的，因此他们就几乎毫不犹豫地设法让国外一家重要的资产阶级报纸把遗嘱登出来——不管怎样，列宁遗嘱既非国家机密，也非“反苏文件”。当然，他们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在形式上他们犯了破坏纪律的错误。文件副本是联合反对派在最得意的时候送到国外的，旨在通过遗嘱的公布获得外国共产党的帮助，同时也在苏联国内造成有利的影响。然而，遗嘱公布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反对派已遭到惨败和要求休战，并与国外的支持者断绝了关系。10月23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时，这一轰动一时的揭露已充斥着世界各国的报纸；这无疑恶化了中央委员会内的气氛。多数派决定不顾休战而痛挞反对派。
两天后，在政治局里掀起了一场风暴。斯大林正提出他要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作的关于反对派的报告“提纲”。他攻击反对派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要求它的领袖承认观点错误并且将其撤回。②
①引自伊斯特曼致本书作者的信。
②斯大林的报告“提纲”刊登在10月22日的《真理报》上，即代表大会开幕那天。《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05页。
托洛茨基又一次抗议斯大林破坏休战，指责他背信弃义，并警告多数派说，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他们正在采取的行动路线必将以遭到全面排斥而告终。他愤怒地指出，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相残杀的倾轧，是党的最终毁灭，并给革命带来致命的危机。然后他面对斯大林，指着他斥责说：“你这个第一书记已经把自己摆到革命的掘墓人候选者的位置上了！”斯大林脸色铁青，站起身来，起初努力控制着自己，继而冲出会场，砰地把门撞上了。会场立即大乱，这次会议有许多中央委员是偶尔出席的。次日早晨中央委员会就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宣布季诺维也夫不再是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就这样，实际上而非名义上免去了他的共产国际主席之职。这一切事件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同一天开幕的代表会议。
反对派陷入了一片极度的混乱中。它已经让出这样多的阵地，结果一无所获。它曾抛弃了思想同情者和盟友，承认自己违反1921年禁令的错误，号召它的组织解散——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斗争的激化。而它的所得却是被卷入了更残酷的斗争，并且由于绑住了自己的手脚而遭到新的打击。它内部的不和在加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埋怨托洛茨基毫无必要去招惹斯大林、激怒多数派，而且恰恰是在反对派力图平息风波的时刻。连一些托洛茨基派成员也对托洛茨基如此猛烈地抨击斯大林感到惊恐。托洛茨基的妻子就此事描写道：
一天下午，穆拉洛夫、伊万·斯米尔诺夫、还有其他一些人来到克里姆林宫我们的家里，等候列夫·达维多维奇从政治局开会回来。皮达可夫先回来了。他脸色苍白，哆嗦着，端起一杯水一饮而尽，然后说道：“你们知道我是闻惯火药味的，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简直是糟透了！列夫·达维多维奇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斯大林永生永世也不会饶恕他！”皮达可夫心烦意乱，以至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列夫·达维多维奇终于走进了餐厅，皮达可夫向他冲去，问道：“您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列夫·达维多维奇摆了一摆手，没有理会这个问题。他当时精疲力竭，但仍很镇静。他已经向斯大林喊出了“革命的掘墓人”……我们都清楚这个裂痕是无可弥补了。①
这一幕是以后那些事件的预兆：一年之后，皮达可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抛弃了反对派。谢多娃肯定地说，即使是那时托洛茨基就已深信，俄国国内外“一个漫长的反动时期来临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筋疲力尽，党被窒息了，反对派失败了。他始终坚持反对斯大林，但他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尊严和与他的同志们保持一致，而不是出于信念。
①引自塞尔日《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180—181页。其中有不少重要片段是谢多娃执笔的。她描述这次事件发生在1927年；但是她把日期弄错了。1926年10月，布哈林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提到了这次事件；而且引述了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掘墓人”的词句。《联共（布）第十五次党的代表会议》第578页。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年 | 上一页 |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