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年 | 上一页 | 下一页
第五章 决战阶段：1926—1927年（2）
由于反对派领袖中有些人消沉失望，他们决定再作一次挽救休战的尝试：他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将不再攻击执政派，只限于自卫发言。在会议进行的9天里，他们整整7天对敌人没有回敬一个字，而敌人们则自始至终为他们的失败而兴高采烈，挖苦他们，并力图把他们拖进争论。在第7天，斯大林终于发动了长达好几小时不折不扣的攻击。他为斗争定下了自己的调子，回顾了季诺维也夫关于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首敌的所有讲话和托洛茨基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十月革命的工贼”的苛评，并以此揶揄他们给予对方的“彼此大赦”。他兴高采烈地描绘反对派的失败，并说它只是因为失败才谋求休战以赢得时间拖延覆灭。但是党决不能给反对派以喘息的机会：“党的任务是，对反对派仍保留的错误观点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不管它们用什么‘革命的’词句掩饰着”，直到反对派放弃它们为止。斯大林还不厌其烦地罗列托洛茨基的生平事实来证明托洛茨基至今一直顽固地对抗列宁思想，并奚落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最后，他谴责反对派煽动党反对农民，谴责反对派的超级工业化主张将使“千百万工农群众贫穷化”因而并不比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式更好。斯大林及其同伙们——强迫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未来发起者——宣称，他们只赞同这样的经济发展形式，即能够立即促进人民的幸福，使国家免除社会动乱；他以此名义号召代表会议“团结一致地回击反对派”。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80—320页。
当反对派领袖们终于站到讲台上时，代表们发现他们回答斯大林时的调子各不相同。第一个发言的是加米涅夫，他句斟字酌并且语气谦卑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徒劳地想磨钝争论的锋芒。他抱怨斯大林的背信弃义，休战还不到两星期就发动粗暴的攻击。他试图把自己和季诺维也夫从“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的罪名中开脱出来。他说，他们与托洛茨基的联合只是出于一定的和有限的目的，如同列宁经常做的一样。他再次提到列宁的遗嘱以及列宁对党内分裂的担忧；但是他的话只能在听众席上引起一阵哄笑。于是他半是警告半是自我安慰地冲口说道：“同志们，随便你们怎么指责我们吧，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中世纪！决不能让宗教法庭重演！你们不能指责（我们）……我们呼吁对富农实施高税率，希望帮助农民并同他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你们也不能用企图掠夺贫农的罪名来指控（我们）。你们不能把我们烧死在火刑柱上。”①正好10年之后，加米涅夫就坐到了宗教法庭的被告席上。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486页。
接着，托洛茨基站起来作了他生平最精彩的演说之一。他语调温和，但内容却是深刻犀利的，层次结构的逻辑性和艺术性达到了纯熟境界，充满着幽默——但同时也暴露出他当前弱点的主要根源：坚定不移地信赖欧洲革命。他为整个反对派辩护，但是也为自己辩护，仿佛一举就掀掉了在代表会议上向他劈头盖脑压过来的歪曲和侮辱的大山。他受到过各种指控，如制造恐慌、悲观主义、失败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是他的论据只是从事实和数字出发的；而“算术从来不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如果提到工业品短缺就是制造恐慌，那么难道不能关注本年度工业只完成计划的75％的事实吗？斯大林给托洛茨基扣上失败主义的帽子并抓住所谓他“害怕丰收”这一条不放，理由是，他曾经说过：只要国家的工业品短缺，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存在，而不管是丰收或歉收。不幸的是，最近一次收成比预料的还要糟糕。农民的社会分化迅速扩大。所有这些困难暂时还不是灾难性的，但是这种兆头必须及时加以注意。反对派曾要求对富农课以重税而贫农可以免税。这个要求不管是对是错，但“里面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呢？”反对派不同意有利于富农的信贷政策——这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吗？它赞成适度提高工资——这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吗？它不接受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重新获得稳定的观点——这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吗？也许，反对派批评英俄委员会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吧？
他回顾了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他同列宁的亲密合作、特别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给予列宁的支持，而人们硬说他希望终止这个新经济政策。他被指责为“不相信”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难道他没有写过这样的话吗？——“我们所拥有的对资本主义的全部优势，使我们在未来几年中不但有可能把工业发展系数提高到战前每年6％的两倍或三倍，甚至还可以提得更高，如果我们正确地利用这优势的话。”①的确，他不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他是不断革命论的倡导者。但是不断革命论被人为地夸大了：应对这个理论负责的只是他一个人，而不是整个反对派。作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让步，他补充说：“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早已进了档案馆了。”可是他的批评者说什么呢？他们抓住这个理论不放，说他在1906年时就预言革命后城市集体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与农民个人主义发生冲突。难道他们没有活着亲眼看到这个预言被证实了吗？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冲突他们才宣布新经济政策的吗？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以及其他地方，“中农不正是用海军大炮跟苏维埃政府对话”的吗？批评者抓住这个理论不放，说他预言革命的俄国会与保守的欧洲发生冲突。难道他们睡过了那些干涉的年头吗？“同志们，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活着，正是因为欧洲毕竟不是以前的欧洲了。”
①这的确是后来在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业增长率（托洛茨基在这里引用的是他在1925年出版的小册子《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里的一段）。到了1930年，斯大林竟然要求每年增长率为50%！参见本书作者著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321页。
但是，革命幸存下来这件事实并不能保证它同农民和资产阶级西方的冲突不再重演；这也不能成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根据。的确，他们将不得不面对新的冲突，而若是他们仅以“蜗牛速度”前进并且背弃国际革命，那么就将在更恶劣的条件下面对这些冲突。布哈林写道：“争论围绕着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并完成这个建设……？”托洛茨基反驳道：“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也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关键就在于我们不能撇开国际事务（笑声）。你可以在一月的天气里光着身子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如果你撇开气候和民兵的话（笑声）。但是我担心，气候或民兵却不会撇开你……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革命获得了这种……自给自足呢？”
托洛茨基在这里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俄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欧洲将会发生什么事？迄今为止他们全都同意列宁的这种看法，即俄国“最低限度需要30到50年时间”才能实现社会主义。①欧洲在这些年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在此期间革命在西方取得胜利，那么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就没有意义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支持者确认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就必然从以下三种可能的假设之一出发：第一个假设是，欧洲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停滞不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彼此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但这样的局面几乎不可能保持40年甚至20年。另一个假设是，欧洲资本主义可能有一个新的上升时期。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资本主义还能繁荣昌盛，如果它的经济和文化还能欣欣向荣，那就意味着我们来得太早了，”也就是说，俄国革命将在劫难逃。“……一个上升的资本主义将……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技术和其他手段，可以窒息、扼杀我们。在我看来，这种暗淡的前途会被整个世界经济形势所排除。”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建立在这种假设上。
①斯大林否认这是列宁的观点（《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页），但是他拿不出任何否认的根据。
最后，人们还可以假定，在这30年到50年过程中欧洲资本主义可能走向衰落，但是工人阶级却表明没有能力推翻它。托洛茨基问：“你们能这样设想吗？”
请问，为什么我要接受这种假设，它除了是关于欧洲无产阶级的阴暗的毫无根据的悲观主义外，什么也不是；我们为什么同时还要培养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即以为用我们一国孤立无援的力量就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我假定欧洲工人阶级在40年或50年过程中不能夺取政权，那么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不出有任何理论上或政治上的理由可以设想。我们和我国农民一道实现社会主义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要容易。……即使今天我仍然相信，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只能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来保障。这并不是说，我们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说我们不能或不应全力以赴地前进。……假如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哪怕它已经产生官僚主义畸变；……假知我们不认为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假如我们不是认为我国有足够的资源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假如我们不坚信能取得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那么我们当然不配站在共产党的行列中……。
他还谈到有关反对派要建立另一个党并力图唤起工人阶级去反对现行国家的谣言。但这并不是它的目的。这不过是要人们警醒：斯大林的背信弃义和不择手段的方法——新近的例子就是他撕毁休战协议的方式——必然在党内造成真正的分裂，导致两个党的斗争……。①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505—535页。
会议代表的敌意中混杂着崇敬，他们屏息静气地听着他的话，即使他在最戏剧性的时刻中断发言并请求允许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也是如此。大会一再延长了他的发言时间。他态度克制而又有说服力，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动摇或软弱。紧接着托洛茨基之后走上讲台的是拉林，他说出了大多数代表的心声：“这是我们的革命富有戏剧性的插曲之一……革命正在超越它的某些领袖。”①
在听取季诺维也夫发言时，代表们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他进行了一番哀怨的辩解，竭力讨好他们。代表们对他报之以粗鲁的蔑视和敌意，把他哄下讲台，甚至不让他谈论他所主持的共产国际的事务，根本不管他们还须投票决定“撤销”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职务这一点。②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535页。拉林直到1914年都属于孟什维克的极右翼，1917年夏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然后与托洛茨基保持友好关系。他对1923年反对派的态度是暧昧的；后来他加入了斯大林派。
②以下逐字引用的季诺维也夫发言的最后部分：“同志们，我想就这个集团（即联合反对派）说几句。我想说几句（听众打断他的话：你已经说够了……够了！嘈杂声）。我想就这个集团和共产国际说几句话……（嘈杂声：够了，够了！你早就该说这件事，而不该说别的事！)，这是不对的。难道你们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季诺维也夫刚谈过这个问题）不是重要的问题吗？那么为什么斯大林就这个问题要讲3个钟头呢？……（嘈杂声、抗议声）现在我只要求10到15分钟，使我可以谈一谈这个集团和共产国际的问题。（啥杂声，叫喊声：够了！）同志们，你们知道，党决定停止我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会场上一片叫喊声：这事早已决定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决定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是不给我5分钟时间谈谈共产国际的问题，你们难道是公正的吗？（嘈杂声，叫喊声：够了！会议主席摇铃。）同志们，我请求你们再给我10到15分钟讲完这两个问题。”（主席要求表决，压倒多数的人反对给季诺维也夫延长10分钟。）同上，第577页。
一个人若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大小会议和比较一下其中的争论趋向，就会为执政派对待反对派的那种恶毒和粗暴而震惊；他几乎能亲身体验到那卑鄙而残暴的手段是如何随着一次次会议而不断升级，发展到疯狂的地步。有些事件事实更是具有极荒诞的效果：对反对派的一些最粗俗的和报复性的攻击和对斯大林的一些最肉麻的吹捧正是出自这样一些人之口，他们要不了几年就会憎恨他，成为他的过迟的批评者，并成为他的可怜牺牲者而被消灭掉。那些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以其狂热行为而大出风头的人中有加马尔尼克，他是未来的红军政治部主任，在图恰切夫斯基审判案前夕被指控为叛徒而自杀了；还有瑟尔佐夫、丘巴尔、乌格拉诺夫，他们全都死于“破坏者和阴谋家”的罪名之下；甚至还有前民主集中派的奥辛斯基，他现在宣称信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照样作为“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而结束了他的一生。但是，在这方面的表演上没有一个人能胜过布哈林。不过数月之前他还同托洛茨基友好来往。现在他如同季诺维也夫两年前一样站到了斯大林的身边，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反对派，为其失败而雀跃、自吹自擂、威胁恫吓、煽风点火、冷嘲热讽，为党内那些最坏的家伙推波助澜。可亲的学者仿佛突然变了个样子，思想家变成了流氓无赖，哲学家变成了凶手，丧尽了他的良知和远见。他颂扬斯大林是自耕农的真正朋友和列宁主义的捍卫者；他向托洛茨基挑衅，要他当着会议代表的面重复他在政治局里说过的关于斯大林是“革命的掘墓人”的话。①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578—601页。
他嘲笑托洛茨基在代表会议上发言时的自我克制，这种自我克制仅仅是由于党“扼住了反对派的咽喉”。他说，反对派呼吁他们防止因分裂而造成的“悲剧”，而这个警告只会让他，布哈林，感到滑稽。他在一片笑声中高声说：“才三个人离开党——这就是整个分裂了！”“这是闹剧而不是悲剧。”他这样对加米涅夫的自我辩解嘲讽说：
加米涅夫走过来……说：“我，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携起手来，正像列宁曾与他携起手来并信赖他一样。”人们只能用捧腹大笑来回答他：他们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列宁！我们看得很清楚，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用一种很古怪的方式信赖托洛茨基的（长时间的笑声，鼓掌声）。他们是这样“信赖”他的，就是让他骑在他们的头上（哈哈大笑，鼓掌声），而且加米涅夫……尖叫着：“我信赖托洛茨基。”（大笑）不错，完全像列宁一样！（笑声）。
用不了两年，布哈林就要“依赖”被斗败了的、屈服了的加米涅夫，在他耳边恐惧地窃窃私语说：斯大林是新的成吉思汗。①
①参见本书第六章。
而此刻布哈林却踌躇满志、洋洋自得、断章取义和哗众取宠地引用列宁的话，又攻击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英雄主义姿态”与对农民的敌意，攻击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财政理论”；而且再三颂扬他和斯大林的政策是稳定、可靠和审慎的并能确保同农民的联盟。他说反对派“惊呼”富农的强大、农民暴动和城镇饥荒的危险，它无非是想用怪物来吓唬人民。党不能原谅他们“关于苏联热月政变的废话”，除非他们低头忏悔、承认错误并且恳求道：“请原谅我们反对列宁主义的精神、形式和实质的罪孽吧！”他在一片疯狂的喝彩声中继续讲下去：
说吧，坦率地说吧：托洛茨基错了，他竟然宣称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充分的无产阶级国家！为什么你没有勇气站出来痛痛快快地这样说呢？……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告诉我们列宁对待反对派如何宽大。……列宁没有驱逐反对派，正是因为在中央委员会里只有两票赞成他。……是的，列宁懂得他的工作。当一个人只能凑足两票时，谁还试图去驱逐反对派呢？（笑声）但是当你获得全票支持，只有两个人反对你，而且这两个人还嚷着什么热月政变时，你就得好好考虑驱逐的问题了。
与会者为这种犬儒主义的表演而兴高采烈，一片欢腾。斯大林在会场中喊道：“干得好啊，布哈林，干得好，干得好。他不是在同他们争论，而是在宰他们！”①
怎样解释布哈林这种奇怪的、几乎是可怕的表演呢？无疑，他打心底恐惧反对派所鼓吹的政策。他害怕他们会挑起与农民的冲突；他没有看到，正是他本人和斯大林的政策才会导致这种冲突。尽管反对派力量软弱，无法取代执政派，但是它的力量仍然足以迫使斯大林派改变立场。确实，在这次会议上，看来是布哈林派在执政派联盟中占了上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三个主要报告。然而，即使是他们也不敢对反对派掉以轻心。布哈林本人现在在农村政策问题上不得不十分谨慎——他不再公开向富农呼吁了。他看到斯大林派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批评愈益敏感并乐于整页整页地剽窃他们的著作。斯大林已向加速工业化的要求让步；这在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也可以看出来。布哈林宁愿执政派联盟站稳立场击败反对派，而不必借用他们的观点把问题搞乱。他担心反对派的压力把党推得太远。他一想到这会把党驱向同农民的血腥冲突就“浑身不寒而栗”。因此，他在此时甚至比斯大林更渴望使官方政策从反对派的间接影响下摆脱出来。他拼命缠住斯大林，不让他做出更多的让步；他不惜纵容、唆使斯大林使用暴力和阴谋，希冀反对派的失败能确保国内和平。对于他来说，为了这一点，即使是以牺牲一切才智、风格和面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01页。
攻击之凶猛也是由于处境的为难和复杂。斯大林犹豫不定是否应该采取他两年以后将采取的那种罪恶措施。斯大林派发言人也在指责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唆使党强迫推行农业集体化。例如，在摧毁私有农业中将起到非常重大作用的卡冈诺维奇声称：“他们的道路是掠夺农民之路，是一条罪恶之路，不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多么强烈地抗议这一点——这就是他们的口号。”①反对派又一次撞到了一党制的墙上。当它要求一党制内的自由时，便受到危及一党制本身的指控：布哈林和斯大林断言它要另建新党。莫洛托夫的发言虽然词不达意，却能击中要害。在抗议高压政策时反对派发言人重提那段历史，即甚至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列宁仍然允许左派共产主义者出版毫无顾忌攻击自己的报纸。对此莫洛托夫回答说：“在1918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报纸，甚至立宪民主党人也有。但是当前形势根本不同。”②这话是要再次证明，布尔什维克不准别人享有自由，他们自己也无法享有自由。卡冈诺维奇重新提起托洛茨基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为反对工人反对派而说过的话。托洛茨基当时说，党员谈及自己的同志和领袖时用“你们”和“我们”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不管动机如何，他们这样做就是把自己置于同党对立的地位上，企图利用党的困难帮助那些竖起喀琅施塔得旗帜的那些人。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37页。
②同上，第671页。
卡冈诺维奇质问道，“那么，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您当时有权利对犯了错误的梅德维捷夫和施略普尼柯夫说这些话（而且这些同志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能告诉您，你们正踏上喀琅施塔得之路？……”①
被拖进对托洛茨基的猛攻中的不仅是喀琅施塔得和工人反对派的幽灵，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也亲自加入进来。反对派曾由于斯大林的坚持而声明跟他们断绝关系，斯大林又竭力以威逼利诱使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承认错误、表示忏悔和谴责反对派。然后中央委员会兴高采烈地广播了他们的悔过书，并且宣布饶恕他们。这两个人曾劝联合反对派抛弃对一党制的忠诚，以旧党内的一个派别自行组建新党。但是，面对他们自身被开除出旧党的威胁，又受到联合反对派跟他们划清界限的刺激，他们便向斯大林投降了。他们的悔过是斯大林第一次成功的威逼的结果，这为后来其他多次忏悔投降开了一个先例。在代表会议结束之前，斯大林又给了反对派另一个沉重打击：他宣布克鲁普茨卡娅已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断绝关系。②莫斯科出现了一些流言蜚语说斯大林以暗示列宁私生活上的丑闻向克鲁普茨卡娅讹诈，据说他声称“我要指定另一个人做列宁的遗孀”。但更合情理的原因在于，克鲁普茨卡娅之所以退出反对派，是因为她害怕看到她丈夫所创建的党陷入四分五裂。由于克鲁普茨卡娅曾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最直率的批评者之一，她的变节给反对派造成的损害更大。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38页。
②同上，第754—755页。
最后，斯大林挑拨外国共产党领袖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德国共产党老战士克拉拉·蔡特金曾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整个国际的名义向托洛茨基表达过崇高的敬意，列宁当时已经病重。现在，她代表外国共产党领袖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划清界限，谴责他们给共产国际带来了危机和为共产主义的一切敌人效劳。她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即使笼罩在反对派领袖名字上的光环也不足以赎救他们。……这些同志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不会被人忘记。他们的事业和功绩已载入革命史册。我不会忘记他们。但是……还有比个人事业和功绩更伟大的东西。”①
反对派一败涂地。代表会议批准将反对派的三位领袖开除出政治局，并且威胁说，倘若他们敢再挑起争论的话，就对他们采取进一步的制裁。
此时联合反对派所面临的处境和1923年反对派失败后所面临的处境很类似。正式裁决对他们不利，他们必须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斗争下去、冒着最终全部被开除出党的危险呢，还是承认失败，哪怕是暂时的失败呢？反对派的两班人马反应各不相同。季诺维也夫派准备忍气吞声。但这并非易事，因为争论尽管在形式上已经结束，但是官方对他们的攻击仍然有增无减。各家报纸一面声称只谈代表会议的决议，一面又以最恶毒的攻击充斥着版面，不给被攻击者以任何答辩的机会。反对派的基层群众因勇于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付出代价：他们或者失业，或者被流放，待遇比流放犯好不了多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好采取最温和的消极抵抗方式。他们急于保护自己的追随者，就建议他们实行韬晦之计，必要时甚至可以否认他们跟反对派的关系。这样的建议只能使反对派丢脸，并使接受建议者丧失斗志；他们开始变节和悔过。
相反，经过类似考验的托洛茨基派却清楚，无所作为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忍气吞声是毫无指望的。托洛茨基本人在11月底写的日记摘录中重温了这次考验。②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98—707页。
②参见1926年11月26日写的札记，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他比在公开场合或中央委员会里更加坦率地为自己分析了反对派的困境。他接受失败。他把它不仅归因于斯大林的背信弃义、官僚集团的威胁恐吓，而且也归因于群众的消极与幻灭，他们原来对革命期望过高，现在感到自己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就对早期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和理想产生了抵触。年轻人一踏上政治舞台，就发现自己处于监护之下，发挥不出任何批判才能和政治判断力。执政派利用普遍的消极和对安全的渴望，拿不断革命的怪物来吓唬人民。托洛茨基在正式讲话中总是强调领导集团与基层群众之间的对抗，但私下里承认，领导集团的思想和口号迎合了基层群众的感情需要，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对抗，而反对派却与普遍的情绪背道而驰。
那么该怎么办呢？托洛茨基在沉思。屈从于群众的反动情绪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做法。只要他们的阶级自觉性还是模糊的，革命者就应当作好在群众中陷于孤立的准备。但这种孤立不会很久，因为现在正是过渡与危机时期；而在苏联国内外，革命力量还会高涨。无论如何，现在还没有到反对派竖白旗投降或动摇不定的时候，尽管形势对反对派不利。革命者必须战斗下去，不管他的命运是像列宁那样结束——活着看到他的事业胜利，还是注定遭受李卜克内西那样的命运——以生命去殉革命事业。托洛茨基在个人笔记里和与友人谈话中都暗示过这两者必居其一。尽管他没有放弃“像列宁那样结束”的希望，但看来他内心深处早已准备承受“李卜克内西那样的命运”了。
（维克多·塞尔日回忆道）我不相信我们会胜利，而在心里我更确信必败。当我被派到莫斯科，向列夫·达维多维奇转交我们小组的信件时，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我们坐在租让委员会宽大的办公室里谈话……那时他的疟疾正在发作；他皮肤蜡黄，嘴唇苍白。我告诉他，我们太弱小了，在列宁格勒召集的成员不超过数百人，而我们的现点在工人群众中唤起的只是冷漠。我感到他对这一切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他作为一名领袖，不能不尽到他自己的责任。而我们作为革命者也不能不尽到我们的责任。如果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除了鼓起勇气去迎接失败……之外，还能干什么呢？①
1926—1927年的冬天过得比较平静。反对派因内部不和而更削弱了。托洛茨基竭力避免使他与季诺维也夫的伙伴关系破裂；由于季诺维也夫的惊慌失措，联合反对派正在为这种动摇不定的统一付出代价。12月，反对派领袖们甚至抗议斯大林企图在莫斯科党支部中把他们拖进新一轮争论。②当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了俄国党内的局势，反对派只好重申它的立场。托洛茨基不得不为他的过去辩护，他抗议把“传记方法”应用于党内争论，并展示了他与列宁的关系史，旨在向头脑闭塞的听众证明“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不可调和的对抗只不过是神话”。③
①V．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16页。
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致斯大林和政治局，1926年12月13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③托洛茨基借此机会颇有启发性地说明了他直到1917年时对列宁的态度。他谈到了“内心抵抗”，正是这种“抵抗”使他越来越靠拢列宁。他最终格外真诚和彻底地接受了列宁主义。他把自己的情况同弗兰茨·梅林作了对比。梅林只是在作为自由派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斗争之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尽管这样，或者说正因为这样，梅林的信仰才是不可动摇的，并在晚年为此献出了他的自由和生命，而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老近卫军”却抛弃了这面旗帜。参见托洛茨基档案12月9日声明。另见《斯大林伪造学派》第85页。
执行委员会批准从外国共产党中把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清除出去，其理由是他们否定苏联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托洛茨基声明说，反对派一贯反对它的任何持有这种观点的外国支持者。苏瓦林被开除出党，他一半是听之任之的；他为罗斯默和莫纳特辩护，这两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是他的政治盟友，创建并领导了法国共产党，现在却被驱逐出了这个党。①但是除了这些次要的政治干扰外，他默默度过了冬天，一面编辑他的全集，一面“对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①除此之外，托洛茨基还过问了政治局的一项决定，当时政治局准备派皮达可夫去加拿大完成一项贸易使命。托洛茨基指出，皮达可夫在内战时期曾领导过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这项使命对于他是危险的，因为加拿大有不少乌克兰移民。皮达可夫因为“曾是被判死刑的俄国可敬公民”而刚刚被拒绝赴美国。托洛茨基致奥尔忠尼启则，1927年2月21日。参见托洛茨基档案。
除了进行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论证外，他主要关心的“理论问题”就是“苏联热月政变”了。在反对派队伍内部以及它的国外同情者中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混乱的。有些人争辩说，苏联革命已过渡到热月政变阶段。持这种观点的人同时将官僚集团看作是已经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并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一个新阶级。另外一些人，特别是托洛茨基，则强烈反对这种观点。常有这种情形，当某种历史类比成为一种政治行话时，争论各方对他们所援引的先例都是一知半解；托洛茨基自己也在不断地修改他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现阶段，他将“苏联热月政变”定义为根本性地“向右转”，在对革命普遍的冷漠和幻灭这种背景上，它可能出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毁灭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托洛茨基根据这个定义得出结论，起码现在谈苏联热月政变还为时过早，但是反对派提出警告却是有理由的。“热月政变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群众已经厌倦并感到幻灭。不过，导致复辟的根本性地“向右转”还没有出现，尽管趋向它的“热月政变力量”已经积聚了巨大的能量。
倘若不是托洛茨基现在形成的观点部分地决定了今后几年他自己的行为和反对派的命运的话，倘若不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激起了各派一种莫名其妙的狂热的话，本来是没有多大的必要在这里探讨这场颇为深奥的争论的。这的确是斗争中似乎最无理性的现象之一。一个反对派成员只要在随便什么党的会议上说出“热月政变”这个字眼儿，马上就会点燃愤怒的火焰，听众立刻就群情激愤，尽管多数人对它仅有极为模糊的认识。他们只知道，热月政变者是雅各宾主义的“掘墓人”，反对派以此攻击执政派正在进行反对革命的某种密谋。这个微妙的历史口号甚至触怒了有教养的布哈林派成员和斯大林派成员，他们明白，它的含义远不那么简单。反对派争辩说，搞热月政变的人并没有故意去破坏雅各宾主义和葬送第一共和国——他们只是出于消极和迷惑而无意识地做出这种事的。同样，苏联的热月政变者在干同样的事时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种比喻折磨着许多布哈林派成员和斯大林派成员的思想，损害了他们的信心。这使他们想到了革命中无法控制的因素，他们不断地却又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些因素；这使他们感到他们已经或可能成为各种广泛的、敌对的、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手中的玩物。
许多布尔什维克很不舒服地感到这大概是真的。他们不论属于哪一派，都被反对派变出来的幽灵吓坏了。这就是所谓的“死人抓住活人”。当一个布哈林派成员或斯大林派成员矢口否认自己与热月政变有任何相似之处时，他并不坦然自信，而是怀着一种怨恨，受着内心彷徨的折磨，布哈林正是以这种心态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谈到反对派“关于热月政变的不可饶恕的废话”的。他对反对派的狂怒有助于他抑制自己的恐惧。在反对派眼里，热月政变的幽灵正在莫斯科街头游荡，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翱翔，或在国庆纪念集会上和游行时站在列宁陵墓上的政治局委员中间。这种书呆子式的历史回忆所勾起来的狂热激情就从孕育并发展着一党制的荒谬的政治气候中喷发出来。布尔什维克感到与自己的工作——革命已经疏远。他自己的国家和他自己的党凌驾于他之上。它们仿佛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跟他的思想和意志没有多大关系，而他必须服从它们。国家和党对于他来说就像一股盲目的力量，它是突发的、无法预测的。当布尔什维克将苏维埃变成“政权机构”时，他们，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全都曾经坚信他们已经建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清澈透明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空前地密切，人民群众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前所未有地畅所欲言，直接行使自己的意志。但是几年过去了，再没有比一党制更不透明的了。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的全部透明度。没有一个社会阶级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任何阶级的意志都成了未知数。统治者和政治理论家们不得不去猜测它，并愈益经常地受到猜错事件的教训。因此，当社会各阶级看来要行动时，并且在关键时刻真正作为巨大的力量行动起来时，就出乎意料地从各方面压迫着党。党内集团与个人不知不觉地被推向最意外的方向。在人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以及别人的）思想、意志与他们的所作所为之间到处都出现了或重新出现了断裂——政治行动的“主观”与“客观”方面之间的断裂。现在再没有比确定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更困难的了。执政派和反对派都在黑暗中摸索，既与现实的危险作斗争，又与想象的危险作斗争；既追逐彼此的实体，又追逐着彼此的影子。他们不再实事求是地看对方，而都将对方看作是神秘的社会实体和具有隐蔽与邪恶的潜在力量，必须加以译解并使之无害。正是这种与社会的脱离和彼此间的疏远使执政派宣称反对派是社会异己分子的代理人，使反对派声言执政派背后站着热月政变的各种势力。
那么都是哪些势力呢？托洛茨基回答：富农、耐普曼、官僚集团——总之，所有对资本主义复辟感兴趣的阶级和集团。工人阶级仍然依恋“十月革命的成果”，无疑是反对热月政变的。至于官僚集团，托洛茨基期待着它在危机时刻发生分化：一部分支持反革命，另一部分捍卫革命。他把党内分裂看作是这种分化的间接反映。右派与热月政变者靠得最紧；但还不必把二者等同起来。布哈林为私有者的辩护体现了热月政变者的愿望；但布哈林派是真正的热月政变者抑或仅仅是他们不自觉的帮手——他们在危机时刻会不会重新站到革命一边来，这一点还不清楚。根据这种看法，只有左派即联合反对派才在党内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和纯粹的社会主义纲领；它是反热月政变者的先锋队。中间派亦即斯大林派还没有任何纲领；尽管它控制着党的机关，却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只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搞平衡，并寄生在两者的纲领上面。一旦中间派与右派联合起来，就会为热月政变铺平道路。但中间派将在必遭灭亡的热月政变中一无所获；因此，面临反革命的威胁，中间派或它的大部分将依附于左派，在左派的领导下反对苏联热月政变。
不必超越我们的叙述去指出事变在多大程度上证实或否定了这种观点。①在这里只要指出托洛茨基从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的实际结论就够了。简单地说，在任何情况下他和他的同志们都不应该与布哈林派结盟反对斯大林。托洛茨基证明说，在一定环境和一定条件下，反对派甚至必须准备同斯大林结成联合阵线反对布哈林。在任何联合阵线中都要坚持下述条件：反对派决不能放弃它的独立、它的批评权利，必须坚持党内自由。按照那条著名的策略公式，左派和中间派应当兵分两路，联合作战。当然，反对派暂时还没有机会实施这条原则：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还分享着政权，保持着统一。但是托洛茨基毫不怀疑他们很快就会散伙。他的策略原则就是在他们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以便形成新的组合，使反对派能够指挥所有的“反热月政变者”，包括斯大林派。在后来的几年里，反对派的所有行动都是服从这条原则的：“同斯大林联手反对布哈林吗？——是的。同布哈林联手反对斯大林吗？——决不。”
①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可参见本书第六章和《流亡的先知》。
若从降临在所有反斯大林主义的派别和集团身上的不祥命运来看，这个由托洛茨基负主要责任的策略决定显然只能是一种愚蠢的自杀行为。托洛茨基以为由无能的布哈林体现的这个热月政变的幽灵，看来不过是对历史过度想象的虚构。如果一个对后来事件了如指掌的人思索到托洛茨基关于“危险来自右派”（即布哈林派）这一含有诸多焦虑的警告以及他对斯大林力量的明显低估时，很可能会为这个素以先知式远见著称的人在这个事例中所表现出来的短视和盲目而惊愕。然而，单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是片面的。托洛茨基的决定也必须被放在他所处的环境背景上来认识。新经济政策正处于高潮，对资本主义复辟感兴趣的各种势力愈益活跃，到那时为止谁也想不到将对新经济政策下产生的资本主义采取暴力镇压和“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托洛茨基不可能想当然地知道苏联社会里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会有这样的结局。他所看到的热月政变的幽灵毕竟有一半现实性。1917年之后过了8年甚至10年，复辟的可能性仍不能被排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自然感到他的首要责任是绷紧全部神经、动员一切力量去反对复辟。这就决定了他的党内策略。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为复辟铺平道路，那么这肯定出于布哈林，而不是出于斯大林。在这样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只能得出结论：反对派必须有条件地支持后者，反对前者。这样的结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这个传统认可左派和中间派结盟反对右派，而认为左派与右派针对中间派的任何联合都是不符合原则的、不能允许的。因此，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根据马克思主义概念来判断，托洛茨基的立场有它的逻辑性。他的不幸就在于，后来事变超越了这个逻辑，并且证明这是反对派自我毁灭的逻辑。这的确是托洛茨基的悲剧，他捍卫革命的过程也正是他政治自杀的过程。
※ ※ ※
1927年春天，党内斗争的火焰又一次燃烧起来。这次斗争是同到那时之前从未提出过的一个问题相联系的，但从此以后这个问题却自始至终都是斗争的中心，直到联合反对派最终被开除出党并解体为止。
这就是中国革命问题。
大约在这个时期，中国革命进入最严重的危机时刻，该危机是自从列宁时代结束以来发展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很早就把眼睛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运动上，相信这些运动能构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战略后备力量”。列宁与托洛茨基都确信，如果切断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为它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料并使它能获得额外利润的投资机会的殖民腹地的关系，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必将从根本上遭到削弱。1920年，共产国际声明把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与东方解放运动联合起来。但是它只限于提出原则声明，而联合的形式以及促进联合的方法却付诸阙如。它承认亚洲各国的独立斗争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也承认那些国家的农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资产阶级都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但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却不想明确界定亚洲反帝运动与其自身社会主义斗争之间的关系或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对待本国反帝资产阶级的立场。
要解决这些问题为时尚早。十月革命对东方的影响刚刚开始。它的力量和深度还无法衡量。在亚洲最重要的国家中，共产党刚刚开始建立；工人阶级数量很少，而且缺乏政治斗争传统；甚至资产阶级的反帝运动也仍然处于形成阶段。只是在1921年，以几个宣传小团体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才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在大会刚一开过、纲领刚刚制定、组织初具规模时，莫斯科就催着它设法跟国民党友好合作。国民党正沐浴着孙逸仙如日中天的道义权威。孙逸仙本人渴望通过联俄加强他的力量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他也准备在笼统的、“超阶级的”民粹派社会主义基础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要求后者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他的领导并支持国民党。他同列宁的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但他发现更困难的是让中国共产党按他的条件同他合作。①
①这些篇页里的叙述说明主要根据的是布伦特、舒瓦茨、费尔班克：《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毛泽东选集》；MN．罗易：《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陈独秀：《致党的一封公开信》（《战斗报》l930年）；《斯大林全集》；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唐灵黎：《中国革命内幕》；《布尔什维克》合订本、《国外通讯》和《革命的东方》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是由陈独秀领导的，他是亚洲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先驱，中国第一批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毛泽东出山之前中国革命最杰出的人物；他作为策略家、实际工作领导人或组织家要比毛泽东逊色，而作为一名思想家和理论家却胜过了毛泽东。陈独秀是那场反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的伟大运动的创始人。这个运动发轫于他身为其教授的北京大学，它的强大压力使北京政府拒绝在承认西方列强特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主要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那些马克思主义宣传小团体得以发展，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创建之日起，直到1927年末革命的整个危急时刻，他都是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从一开始就对他的党从莫斯科得到的政治建议抱有疑虑。他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必要的，但又担心过分密切的联盟将妨碍共产党形成自己的特性；他宁愿他的党首先站稳脚跟后再同国民党携手并进。但是莫斯科固执地要他打消顾虑；而他既没有毛泽东那种强烈个性，也没有毛泽东的灵活；毛泽东在同样情况下从不对莫斯科的政治建议表示反对，总是假装接受，然后不予理睬、我行我素，从不跟莫斯科真正闹翻。陈独秀坦率，软弱，缺乏自信；这些品质注定他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在每一关头都能坦率地表示他对莫斯科政策的反对；但是他却不能坚持下去。一旦受到否决，他就屈从于共产国际的权威，违反自己更合理的看法，去执行莫斯科的政策。
早在1922—1923年，有两个人对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以及为斯大林和布哈林所遵循的政策奠定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中的重要人物，这就是越飞和马林—斯内夫利特（Maring—Sneevliet）。①越飞曾作为列宁政府的特派使者与孙逸仙谈判并签订友好条约。他因急于完成使命而向孙中山保证说，布尔什维克无意于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将利用自己的影响确保中国共产党按照孙逸仙的条件与国民党合作。他这样做无疑越出了他的权限。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他的创议下，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了接触，开始讨论加入国民党的条件。但孙逸仙的条件是僵硬的，谈判因而破裂。
①马林—斯内夫利特是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印尼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他密切相关，他还是荷兰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在以后的年代里，特别是在30年代，他成为托洛茨基的热忱信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荷兰被占领区领导一个抗战小组，后被纳粹枪杀。
这一年晚些时候，马林回到中国，告诉陈独秀及其同志们，共产国际坚决指示他们加入国民党，不论条件如何。陈独秀不愿执行这个指示，但当马林抬出国际共产主义的纪律原则时，他和他的同志们就屈服了。孙逸仙——后来的蒋介石也一样——坚持共产党不得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必须遵守它的纪律——否则他就要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并视他与俄国的联盟为无效。1924年初，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开始时，共产党并没有把孙逸仙的条件放在心上：它保持着独立性，本能地执行共产党政策，因而招致了国民党的不满。
共产党的影响迅速壮大起来。1925年，伟大的“五卅运动”席卷华南，共产党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发动了对西方租界和商行的抵制，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广州总罢工。运动势如破竹，国民党的领袖们惊慌失措，力图扑灭它，遂同共产党发生了冲突。后者意识到内战即将来临，渴望放手大干，于是向莫斯科请示。1925年10月，陈独秀建议让他的党退出国民党。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否决了这个计划，警告中国共产党要尽量避免内战。苏联军事顾问和外交顾问鲍罗廷、布柳赫尔①等人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里工作，负责装备和训练他的军队。当时实际指导着苏联外交事务的布哈林和斯大林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在不久的将来有夺取政权的可能；他们两人都急于保持苏联与国民党的联盟。共产党影响的日益壮大威胁着造成这个联盟的破裂，因此他们坚决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现状。
①布柳赫尔，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1890—1938）苏联元帅，苏共党员，历任师长，远东共和国陆军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远东特遣军司令等职，1924—1927年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化名加伦。——译注
莫斯科因此催促陈独秀及其中央委员会放弃对“爱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放弃革命农民运动，放弃对孙逸仙主义的批判，这个主义自孙中山死后就被奉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为他们的立场辩护，布哈林和斯大林又引申出一套理论，即在中国开始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能以社会主义为其目标；国民党所依赖的反帝资产阶级还起着革命作用；因此共产党的责任是同它一致，不能做任何冒犯它的事。为了进一步证实他们的政策具有理论上的根据，他们引证了列宁在1905年阐述过的观点：在直接反对沙皇专制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应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举这个例证不太适合或并不适合中国的局势：列宁和他的党在1905年并没有试图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去反对沙皇专制——相反，列宁不厌其烦地申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即使是试图联合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也没有幻想去接受由资产阶级支配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和纪律。正如托洛茨基后来指出的一样，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政策不仅是对1905年布尔什维克立场的拙劣模仿，甚至是对孟什维克立场的拙劣模仿。
然而所有这些理论上的诡辩只有一个目的：从思想上美化莫斯科的政策，并安抚对此深感不安的那些共产党人的良心。这个政策的机会主义到了1926年初表现得愈加触目惊心：共产国际将国民党吸收为它的准会员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飞黄腾达的蒋介石将军选为名誉委员。斯大林和布哈林以这种姿态表明他们对国民党的“友好”，逼迫中国共产党就范。3月20日，蒋介石在“世界革命总参谋部”选举他为名誉委员之后仅仅几个星期就发动了他的第一次反共政变。他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司令部的各个岗位上清除出去，禁止他们批评孙逸仙的政治哲学，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交出其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党员名单。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在苏联顾问们的压力下只得同意了。但是，由于坚信蒋介石正在策划反对他们的内战，他们急于组建起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去对抗他的军事力量，倘若有必要的话；他们请求苏联援助。广州的苏联代表们断然否决了这个计划，拒绝一切援助。陈独秀又一次屈服于共产国际的权威。①莫斯科各大报纸对蒋介石的政变未加只字评论——甚至连事件本身也没有报导。政治局唯恐事态复杂化，就派了“前民主集中派”布勃诺夫到中国强制推行它的政策，并去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它的革命义务就是为国民党提供“苦力服务”。②
①陈独秀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求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从已经运到的支援蒋介石的弹药中至少提供5000支步枪给共产党，使他们能武装广东的暴动农民。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
②引自陈独秀的公开信。
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中国问题似乎一直处于俄国党内争论之外。这个事实值得加以强调是因为：它澄清了庸俗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说法，即反对派从一开始就对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卖中国革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抵制。不错，托洛茨基早在1924年初就对这个问题抱有疑虑了。他曾就中国共产党依附于国民党这一点在政治局里阐述了他的批判观点；在后来的两年中，他又在某些场合重申过他的观点。但是他这样做几乎是偶然的。他并没有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深入它的核心。他发现他在政治局里是孤立的——所有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支持现行的中国政策——因此他没有试图在中央委员会这个更广泛的讲坛上重申他的反对意见。在1924年至1926年的3年中，看来他没有一次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共产国际委员会上谈到过中国问题。不管怎样，他一次也没有公开暗示过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分歧。他似乎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重视远远不如他对英国问题甚至波兰问题上的政策的注意和重视。他显然没有清楚意识到席卷中国的这场风暴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政策上所面临的危机的规模及严重性。
早在1926年时，托洛茨基更关注的是苏联对中国的外交动向问题，而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问题。他主持一个专门委员会——契切林、捷尔任斯基和伏罗希洛夫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的工作是及时向政治局提出建议，以供苏联外交使团在中国采用。除了托洛茨基在1926年3月25日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外，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很少为人所知。①由于他对这个报告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可以断定他基本上是同意的。委员会严格按照外交要求提供它的建议，没有涉及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问题。当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力图打破中国现状时，委员会指示了苏联外交部门在此现状中他们所应持的立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号召全国政治统一，即推翻盘踞北方的张作霖政府，并把革命从南方推向北方。托洛茨基委员会估计中国将会继续分裂；它的建议似乎是让分裂延续下去。这时蒋介石已准备开始他的伟大的北伐战争。在笼罩着苏联远东边境线的一片混乱中，托洛茨基的委员会并不是着眼于推进革命，而是想确保苏联政府的一切可能的利益。因此委员会建议，苏联外交使节应该谋求使南方的蒋介石政府与北方的张作霖政府之间暂时的妥协和势力范围的划分。
托洛茨基后来强调说，在政治局讨论该报告时，斯大林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即苏联军事顾问应该劝阻蒋介石进行北伐。委员会拒绝了这个修正建议，但以更笼统的措词建议苏联驻中国使节劝蒋介石“保持克制”。政治局主要关心的是确保苏联在满洲抗衡日本侵略这一地位。因此委员会建议，苏联驻华北特使应鼓励张作霖采取一种在俄日两国之间搞平衡的政策。莫斯科还无力消除日本在满洲的影响，又不相信国民党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它愿意接受日本在南满的优势，只要苏联继续保有它在中国东北的铁路权并能控制北满地区。对于这项极可能挫伤中国人爱国热情的安排，委员会敦促苏联特使要“谨慎巧妙”地作舆论准备。政治局的动机是错综复杂的。它既关心着满洲，又担心蒋介石的北伐招致西方列强空前大规模地干预中国事务。它同时怀疑，蒋介石准备北伐是转移革命目标，是吞并和驱散南方革命力量的手段。
4月，政治局同意了托洛茨基的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但是就在此刻，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完全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他坚持认为，这个问题必须独立于苏联外交方面的考虑：同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府——甚至旧军阀政府——打交道是外交界的事；但是革命者的职业却是推翻它们。他抗议将国民党招收到共产国际中来。他说，孙逸仙主义是歌颂阶级调和的，与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举蒋介石为名誉委员，是开了一个荒唐透顶的玩笑。最后，他重申了他原先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的反对。①政治局里的所有委员，包括正着手组织联合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一次为有关中国共产党事务上的官方行为辩护。这次交锋也是偶然的。它发生在大门紧闭的政治局里，而且没有任何结果。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33页。
此后，在1926年4月直到1927年3月底的整整一年里，不论托洛茨基还是其他反对派领导人都没再提起这个问题（只有拉狄克除外，他自从1925年3月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以来不得不向困惑的中国学生解释党的政策，因请求指示而令政治局不胜“厌烦”。然而他只是徒劳一场，因而表露了些微不满）。而这正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最关键性的一年。7月26日，即政治局讨论托洛茨基的委员会的报告4个月之后，蒋介石不理睬“克制的劝告”,发布了北伐进军令。他的军队推进的神速大出莫斯科的意料，他们挺进华中极大地激发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华北及华中各省纷纷起义，反对张作霖政府以及支持这个政府的堕落腐朽的军阀。城市工人是这场政治运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共产党占据着优势地位，它领导并鼓舞了各地的暴动起义。共产党员站在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萌生出来的工会的最前列，在解放了的城镇里得到群众的热情支持。蒋介石的队伍推进所到之处，受到沿线农民的欢迎，他们指望在军队的支持下起来反抗军阀、地主、高利贷者，准备剥夺他们的财产。
蒋介石被革命浪潮吓住了，企图遏制它。他禁止罢工和示威游行，镇压工会，派出讨伐队镇压农民，征集粮食。在他的司令部与共产党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敌对情绪。陈独秀在向莫斯科报告这些事件时，要求让他的党最终有权退出国民党。他仍然赞成国共两党反对北方军阀和西方列强代理人的联合阵线；但是他坚持说对于他的党最迫切的事是：摆脱国民党的纪律束缚，恢复行动自由，鼓动城市无产阶级运动，支持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作好跟蒋介石公开冲突的准备。陈独秀从国际执行委员会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拒绝。布哈林把他的要求斥为危险的“极左”异端。在1月的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以中央委员会报告人的身份重申在中国只能“维持唯一的民族革命阵线”，因为中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当前客观上正起着革命的作用……”。①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27页。
他继续说，在当前条件下，共产党很难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农民利益与反对农村暴动的反帝资产阶级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共产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证一切反帝力量的团结一致；他们必须抛弃分裂国民党的任何尝试。①耐心、慎重，这就是口号——特别是当革命气氛也感染着国民党、导致它的“激进倾向”、“削弱它的右翼”的时候。
不久之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讲话时也赞扬蒋介石的“革命军队”，要求共产党完全服从国民党，并且警告他们不要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有任何建立苏维埃的企图。②
表面看来，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国民党向左转”的预言很快实现了。11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盟，蒋介石的对手汪精卫所领导的左派集团登上前台，还有两名共产党人任农运部长和劳工部长。新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但是国民党的右派远远没有被“削弱”。蒋介石仍然握有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并且加紧为他的独裁做准备。在新政府里真正被削弱的倒是共产党。农运部长在竭力遏制农村暴动的浪潮，而劳工部长则不得不忍受着蒋介石的反劳工法令。③从莫斯科来的每一位新特使都安抚中国共产党：在布勃诺夫离去之后，1926年底，杰出的印度共产党领袖M.N．罗易也带着这项使命来到武汉。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28—29页。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21—334页。
③M.N．罗易：《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413页及以后各页。哈罗尔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十四、十五章。
1927年春天，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名誉委员的蒋介石又发动了另一次政变，从此开始明目张胆地反革命，而这时政治局却还在鼓吹同国民党的联合。政变发生在上海，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商业中心，是在西方列强及其停泊在港口的军舰控制下的国中之国。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上海前不久，上海工人起义推翻了旧政权，控制着整个城市。孤立无援的陈独秀再一次向共产国际司令部呼吁，极力让他们明白事变的重大意义——这是亚洲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起义，并要求把他的党从国民党约束下解脱出来。然而他和他的同志再一次被迫重申效忠于国民党，同时把上海的控制权让给了蒋介石。困惑而又遵守纪律的共产党放弃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给予他们的援助，接受了这些指示，放下武器投降了。4月12日，就在他们起义胜利后仅仅3个星期，蒋介石下令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上海工人倒在了血泊中。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人被迫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神圣利己主义的祭坛上献上了他们的一份祭品，这种利己主义被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提到了原则的高度。这学说的潜藏含义是用上海街头工人的鲜血揭示和写就的。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他们有权牺牲中国革命，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为了巩固苏联的利益。他们竭力避免采取任何这样的行动方针，即可能刺激资本主义列强反对苏联，打扰它得来不易的脆弱的和平与安宁。他们对其中国政策的设想是出于他们形成其国内政策同样的心理，即相信明智的第一信条是，处理一切国家事务时太平无事，一步步小心地向前走。他们在国内安抚“富农”，同样的逻辑也促使他们在中国极力讨好国民党。的确，他们指望中国革命也以蜗牛速度发展，正如布哈林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发展一样。
犹如历史上常见的那样，这种令人厌恶的、似乎可行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既然跨上了革命和反革命的龙骑，又想用蜗牛速度爬行，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但布尔什维克花了多年时间好不容易才为苏联赢得了喘息机会，机会一经赢得，他们又想竭力让它无限期延长下去；因此他们切齿痛恨一切可能中断或缩短这个喘息期的事情。在国内，凡冒与农民冲突危险的政策都有可能中断它；在国外，激进的共产党政策也可能中断它。执政派决心不让这样的事发生；因此，他们几乎无动于衷地以牺牲中国革命来延长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喘息时机。①
只是到了1927年3月31日，即上海大屠杀之前的两星期，沉默了一年的托洛茨基才抨击了政治局的中国政策。②他曾含蓄地反对过这个政策及其前提，这是不容怀疑的。他原先反对让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和反对共产国际授予蒋介石以名誉委员，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本人20多年来一贯坚持和发展起来的思想观念使他片刻也不能接受斯大林和布哈林力图为他们的政治战略辩护的理论依据。他们的观点是，由于中国的造反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放弃它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与国民党资产阶级结盟。再没有比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这种观点更远离他所倡导的不断革命论了。托洛茨基的整个思想体系使他必然持这样的观点：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是合而为一的，犹如它们在俄国合而为一那样；工人阶级自始至终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或是革命作为一场无产阶级运动而迎来无产阶级专政，或是革命完全失败。
①斯大林曾试图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下一次中国革命（1947—1949)，但是那场革命声势浩大，使他无可奈何；而且毛泽东也从陈独秀的经验中得到了教训。
②参见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那么他为什么在那重大的一年里保持沉默呢？当然，大部分时间他在生病；他深深地陷入一大堆国内问题和欧洲共产主义事务中；他被卷入一场寡不敌众的斗争中，必须精心策划反对派的策略；在1927年头两个月之前，他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中国问题上——他的私人文件说明了这一点。他并未意识到政治局的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多么勉强地执行政治局的指示。他对陈独秀提出的许多呼吁和抗议一无所知——斯大林和布哈林将它们作为秘密文件封锁了起来；他也得不到在莫斯科与广州或武汉之间来往的其他机密通讯。当他终于掌握了比一般新闻更多的消息时，他不禁震惊了，并在反对派的领导核心内提出这个问题，然而他发现即使在那里他也是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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