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年 | 上一页 | 下一页
第五章 决战阶段：1926—1927年（3）
直到1926年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没有什么谴责官方政策的意思。他们拘泥于1905年“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也认为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将自身局限在资产阶级的任务和反帝任务之内。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最得意的时候，肯定在推行这个政策以及压制陈独秀的抗议等方面起了作用。但当托洛茨基将不断革命论运用于中国问题时，即使是最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看来还有皮达可夫和拉柯夫斯基，也都退缩了。①他们全都认为，在社会发展比俄国更迟缓的一个国家里，是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只是当托洛茨基威胁以个人名义提出问题并不惜为此造成反对派的实际分裂时，而且只是当工人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这一点愈益明显之后，以及当斯大林和布哈林阻碍中国革命早已远超过“老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学说的范围时，反对派领袖们才同意在中央委员会里展开关于中国问题的论争。即使这样，他们也只准备反对官方政策，而不是反对它的基本前提。他们只愿意抨击斯大林和布哈林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民党镇压罢工、游行示威和农民起义的同谋犯所持的那种过分热衷的态度；但是他们却仍然坚持要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坚持认为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不可能导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种自相矛盾、自趋失败的态度，因为一旦承认了共产党员必须留在国民党内，那么指望他们不为此付出代价就等于打自己的嘴巴了。
①参见托洛茨基在1928年致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只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愿意进行这场新的论争，托洛茨基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在1927年头几个月里，反对派主要领导人仍须设法调解他们的分歧；直到3月底，他们才确定了进攻的共同立场。他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新的危险的冒险。托洛茨基已经意识到了它的暗淡前途。3月22日，即上海工人拿起武器、蒋介石军队开进上海的那一天，他在私人文件里写道：“中央委员会里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他们将把问题化为派系斗争，而不是认真讨论它。”不管怎样，问题必须提出来，因为“当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危在旦夕时，怎么能保持沉默呢？”①
事实是，反对派着眼关注中国革命问题，不但为时太晚，而且还有许多思想保留，这从一开始就削弱了反对派的基础。在未来几周内将导致大崩溃的那种政策至少已经执行了3年之久，现在想在两三个星期里把它扭转过来是办不到的。即使托洛茨基决心“当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危在旦夕时”不再沉默，但那颗“头颅”已经受到蒋介石的铁锤打击了。当反对派指责斯大林和布哈林应对此负责时，他们却反问道，在这漫长的三年里，反对派到哪儿去了？它为什么一声不吭？②他们振振有词地指出，这些批评家们的义愤是假的，反对派一直在寻找争论时机，现在抓住了中国问题，“就像一个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这些反驳的话倒并非是完全冤枉他们的。斯大林进一步揭示出反对派态度的抵牾，并尽量利用托洛茨基与他的同志之间的分歧。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件事实：反对派的批判即使是迟到的、半心半意的，但毕竟是合理的。至于托洛茨基本人——在这命定的几周内，他每天都以他全部的勇气和毅力为在紧急关头扭转政策而斗争。他对局势的分析像水晶般清澈透明；他的预言准确无误；他的警告犹如震撼人心的警钟。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21、25页。
后人只能惊异于这几个星期以及这一年剩余的日子里堵塞执政派视听的那种固执的恶意与刚愎自用，就在这一期间，中国正发生急剧的变化，托洛茨基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起码要挽救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以使之免遭灭顶之灾。但在每一个阶段，他们都蔑视他的建议，这部分是出于政治考虑，部分是由于他们想证明托洛茨基是错的。当事变证明他是正确的并导致了新的灾难时，他们就慌乱而又半心半意地转向他所赞成的方向，但那时已经太晚了；于是又如同以往那样，他们千方百计地把指控诬蔑之词泼向托洛茨基主义，以便为自己辩解。
在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托洛茨基的某些干预。在他3月31日致政治局的信中，他一方面抱怨得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特使的报告，一方面指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高涨正是这一阶段革命的主要特点。他质问道，起码在上海和汉口这样主要的工业中心，为什么党不号召工人去选举苏维埃？为什么不鼓励农民革命？为什么不建立起义的工人与农民的最紧密的合作？他坚持说，唯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免遭反革命军事政变的危险。
3天以后，即4月3日，他出面驳斥《共产国际》杂志的社论，这篇社论强调当前的迫切问题是“进一步发展国民党的势力”。①
①《共产国际》l927年3月18日。
托洛茨基回答，这恰恰不是迫切的问题。国民党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立即把工人和农民组织到工农委员会里。他每天都在抗议加里宁、鲁祖塔克以及其他人的讲话，他们在讲话里断言，中国社会各阶级都“把国民党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党并愿意全心全意地支持国民党政府”。4月5日，即在上海危机前一星期，他强调指出，蒋介石正在酝酿一场准波拿巴式的或法西斯式的政变，只有工人委员会才能挫败他。这样的工人委员会亦即工人苏维埃，首先应该作为对国民党政府的制衡，然后经过“双重政权”阶段，成为起义机关和革命政府。4月12日，即在上海大屠杀那一天，他还在撰文严厉驳斥《真理报》上的一篇颂扬国民党的文章——作者马尔丁诺夫当了20多年的孟什维克极右分子，只是在内战过后几年才加入共产党，现在却成了共产国际中的一个人物。几天之后，托洛茨基写信给斯大林，再一次要求让他看到来自中国的机密报告，然而只是一番徒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4月18日，即上海大屠杀之后一星期，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局请他跟其他苏联领导人一样在送给蒋介石的相片上亲笔签名，作为友谊的象征。他轻蔑地拒绝了，并痛斥了共产国际官员及其指使者。①
就在这时，有关上海大屠杀的报告送到了莫斯科。至今每个人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辩解仍记忆犹新。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反对派的批判还不为公众所知——仅有某些党的干部、共产国际官员和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知道这次论争。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人竭力缩小事态，把它们说成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偶然挫折。②但是他们不得不去修改他们的政策。同蒋介石的“联盟”已经破裂，于是他们指示中国共产党更紧密地依附于“国民党左派”，即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
①这里所引用的往来信件均引自托洛茨基档案。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33—234页及以后各页。
国民党左派暂时与蒋介石不和，他们急于得到共产党的支持。莫斯科则欣然承诺，并让陈独秀及其同志保证一如既往地阻止“挑衅性”的革命行动和服从汪精卫的纪律。①
托洛茨基断言新政策只不过是较小规模地重蹈错误覆辙。他指出，必须鼓励中国共产党最终采取激进政策、组成工农委员会和全力支持华南的起义农民，因为在那儿蒋介石鞭长莫及，他们仍可以有所作为。当然，他看到了革命行动的机会已经急剧减少：尽管官方竭力轻描淡写，蒋介石的政变毕竟是从革命向反革命的“根本转折”，是对城市革命力量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他又认定，蒋介石并没有将分散而又捉摸不定的农民运动镇压下去。农民将继续进行要求土地的斗争，这迟早会再次推动城市革命的复兴。②共产党必须全力投入农民运动。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最终与国民党决裂——不管它是“左”的还是“右”的——而奉行自己的方针路线。季诺维也夫派不同意这一点。他们宁愿让中国共产党一直留在国民党左派里；只是希望他们在那里执行一种独立的政策，与汪精卫对抗。反对派根据这些方针在许多声明中论述自己的主张，但没有一次公诸于世。
①参见《斯大林全集》有关“提纲”，中文版第9卷第199页。中国共产党在它4月底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勉强接受了这种立场。参见陈独秀的公开信。
②参见《蒋介石政变后中国的局势和前途》一文（写于1927年4月19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反对派重新抨击中国政策使执政派大为光火。他们的处境相当狼狈，因为他们政策的无用从未被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他们的领导人从未如此可耻和荒唐地丢尽了脸。大约这时，另一个较轻的挫折使他们更加尴尬。英俄委员会破裂了：英国工联领袖撕毁了协议。在外交领域，英国与苏联的关系十分紧张。官方政策上另一个巨大希望也烟消云散了。但是，执政派却尽量利用这种情况转移人们对中国问题的注意力，堵塞所有讨论。他们发出关于战争危险和军事干预的叫嚣，制造公众恐慌和民族危急的气氛，以便混水摸鱼地指责反对派不爱国。斯大林挥动着鞭子，重新抛出开除出党的威胁，利用各种精神压力的手段迫使他的批评者们缄默。在他的指使下，克鲁普茨卡娅恳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要“为中国争吵”，并提醒他们将发现自己只能“从外面批评党”。反对派希望避免“争吵”。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建议召开中央委员会，私下澄清分歧，使讨论即使在中央委员会发给“积极分子”的机密公报上也不公布出来。但是斯大林甚至连非正式的讨论都不准许进行，因此政治局拒绝召集中央委员会。①
①5月7日，托洛茨基给克鲁普茨卡娅写了一封信。她的“为中国而争吵”这番话刺伤了他。他请求她不要回避这个重大问题。“谁是对的？我们还是斯大林？”他详述反对派为争得一次非正式讨论所做的一切，并且提醒克鲁普茨卡娅，她直到最近都是和反对派一道反对斯大林的“残酷和背叛”的。但是斯大林政权现在是否更好了呢？他写给列宁遗孀的信既有悲伤、失望也有热情——这是他向她告别的方式——他为信怎样结尾而踌躇不决：“我衷心祝愿您健康幸福……坚信路线的完整……。”他删去，再写，又删去最后两行。信的草稿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于是，在5月最后一个星期，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强行挑起争论。他是从苏联党内部向国际呼吁的。他这样做是行使他的权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名义上是上诉法庭，任何共产党员都有权向它提出对本国共产党的控诉。但是《真理报》抢先谴责这是一种背叛和破坏纪律。不管怎样，反对派还是利用这个提出控诉的机会去批判官方的全部政策，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国外政策、是亚洲政策还是欧洲政策。为了加强它的实力，免遭报复，或者像托洛茨基所说“让许多肩膀共同承担预料的打击”，反对派策动了一次类似于1923年46人行动的政治示威：在会议前夕，一个由84名杰出党员组成的团体公开宣布他们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一致。①当然，斯大林不可能只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进行纪律制裁而不对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的84人以及后来的300人进行制裁。但是，他们的联合行动却使斯大林有可能宣布反对派破坏诺言、重组派别。②
①这份文件有时是指83人声明，有时是指84人声明。文件在5月23日与26之间递交中央委员会。后来签名人数增加到300人。
②参见1927年7月12日托洛茨基写给反对派一位领袖的信，这位反对派领袖是派驻国外的大使（可能是克列斯廷斯基，或者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的通信者认为，84人的联合行动毫无必要地使斗争恶化了。托洛茨基承认莫斯科的反对派也有同样的疑虑，但是他说，当时决定是把联合行动当作自卫措施的。他不相信事态的恶化是由于反对派的公开表态。他认为，他的通信者由于长期在国外，与俄国中断了联系，因此，托洛茨基请他回莫斯科一趟，以便感受一下那里的实际情况，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5月24日，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发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不得不首先抗议执行委员会对季诺维也夫的处理；这位共产国际前主席不久前是在同一个执行委员会面前指控过托洛茨基的，而现在季诺维也夫甚至都没有获准出席这次会议。托洛茨基指出，“智力贫乏和犹豫彷徨”导致斯大林和布哈林向共产国际隐瞒中国问题的真相并指责反对派的上诉是犯罪行为。执行委员会应当公布它的记录——“中国革命问题是不可能塞在瓶子里并贴上封条的”。它必须谨防隐藏在以俄国党为模式的国际“体制”内的严重危险。某些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不能忍受反对派的行为，他们以为，一旦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排除出去，俄国党和共产国际就能恢复正常生活。他们正在欺骗自己。“相反的事将会发生。……在这条路上只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进一步的动乱。”共产国际里无人肯让他讲话，他们担心批评会给苏联带来危害。但是，再没有比缺乏批评更有害的了。中国革命的大崩溃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和布哈林念念不忘的只是维护自己的面子和掩饰他们那灾难性的错误。他们声称，他们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切，并且作好了一切准备。然而，就在上海危机爆发前仅仅一星期，斯大林还在党的会议上夸口地说：“我们应该利用中国的资产阶级，然后把它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这次讲话从来没有公布，因为几天后这只‘榨干了的柠檬’就攫取了政权。”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特使，特别是鲍罗廷，其行为“仿佛代表某个国民党国际”：
他们妨碍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它的独立组织，特别是妨害了工人的武装斗争。……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手持武器的工人会吓跑将拥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这位伟大的喀迈拉，①她将掌握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共产党是戴上手铐的党……为什么它没有自己的日报，为什么直到今天也没有？因为国民党不准它有。……但是，工人阶级正是这样在政治上被解除了武装。②
①喀迈拉（Chimera）系希腊神话中的吐火女怪，狮头、羊身、龙尾。——译注
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91—92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时，英国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危急关头：英国警察查抄了苏联驻伦敦贸易使团的办事处，英国政府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斯大林利用了这种情况。他在结束讲话时告诉执行委员会说：“同志们，我应当说，托洛茨基所选择的……时机太不恰当了。我刚刚得到了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和苏联绝交的消息。用不着证明，现在到处都会展开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进攻已经开始了。有些是以战争和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一些则是以分裂来威胁联共（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不用怀疑，我们也能够粉碎这种新的‘战线’。”①斯大林把赌注全都押在了国民党左派一边，如同他先前把赌注押在国民党右派一边那样坚决：“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国民党左派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②斯大林实际上是要求反对派保持缄默，若违反则控之以资敌通敌之罪。
斯大林暗示存在着“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真理报》早在几个月前就曾不点名地说过这点。③不过，用直接的指控取代含糊的、不点名的暗示，这倒是第一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82页。
②同上，第274页。
③托洛茨基档案里保存着就此向政治局提出的严正抗议的草稿，写于1927年l月6日。季诺维也夫反对抗议所用的严厉语气，提出了另一个草稿，恳求政治局保护反对派免受诽谤。
托洛茨基的回答如下：
若相信反对派会抛弃自己的观点，那是极其荒唐的。……斯大林说反对派跟张伯伦和墨索里尼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对此我的答复是：帮张伯伦忙的莫过于斯大林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直的工人会相信存在着一条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联合战线这一无耻谰言。
在回答斯大林支持国民党左派的呼吁时，托洛茨基说：
斯大林应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并要共产国际也承担这份责任，正如他不止一次应为……蒋介石的政策……承担责任一样。我们与此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不想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的行为承担丝毫责任；我们紧急建议共产国际拒绝这份责任。我们要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如果你们不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而是追随国民党左派的领袖的话，他们……必将背叛你们，……（他们）将十倍地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①
当克里姆林宫里还在进行这些交锋的时候，托洛茨基的预言却在遥远的中国南方应验了。5月发生了所谓的马日事变。这次轮到武汉政府去镇压工会、派出军队扑灭农民暴动并且袭击共产党人了。几乎整整一个月，苏联报纸对这些事变保持沉默。②执行委员会根据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指示通过的决议甚至在其出笼之前就可笑地过时了；于是斯大林又急忙为中国共产党炮制出一套新指示。他仍然命令它留在国民党左派内继续支持武汉政府；只是指示它应抗议动用军队反对农民并建议武汉政府不要诉诸武力而要设法取得农民委员会的协助限制农民运动，然而这时国民党左派正在把共产党人从自己的队伍中驱逐出去。从6月到7月整整两个月里，它们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了；而为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和解的舞台却已经搭好。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02—111页。反对派领袖是从苏联通讯社的机密简报中获知这些事变的。
在莫斯科立刻响起了回音。托洛茨基差不多每天都在抗议对消息的封锁。季诺维也夫要求成立一个党内法庭审判布哈林，他作为《真理报》主编要为封锁消息负责。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最终同意跟托洛茨基一起要求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是这个要求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国民党左派已与共产党决裂，连斯大林也只能建议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了。
实际上斯大林己准备好来一次政策上的急转弯，转到“极左”路线上来。1927年底，这条“极左”路线指引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无谓流血的广州暴动。7月，他把鲍罗廷和罗易从中国召回来，派去苏联共青团书记罗明纳兹和德国共产党人海因茨·诺曼（Heinz Neumann）。这两个人对中国情况一窍不通，却都有“盲动主义”倾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给不情愿但忠实执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命令的陈独秀扣上一顶“机会主义”坏人的帽子，使他成为一切失败的替罪羊。
斯大林在国内继续大肆宣扬战争和反共十字军的危险，加紧迫害反对派。他借口各种外交使命的需要把许多反对派领袖送往国外。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柯秀尔被派往巴黎大使馆与拉柯夫斯基会合。加米涅夫被派到墨索里尼那儿当大使——对于这位前政治局主席来说，没有比这项任命更屈辱更丢脸的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派往布拉格；共青团的季诺维也夫派领导人萨发罗夫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其他人被派往奥地利、德国、波斯及拉丁美洲。反对派的领导集团就这样基本上被驱散了。84人一个接一个地被降级受罚，或者借口行政任命需要被发配到边远的省份。愈到基层，镇压就愈少伪装，愈加赤裸裸：基层群众甚至毋需任何借口就被开除或发配到穷乡僻壤去。
反对派被激怒了，起而自卫，抗议那些变相的驱逐和流放。但毫无用处。执政派将反对派的每一种自卫意图都视为新的冒犯，作为新一轮报复的理由。每一次抱怨都被当作是又一次恶意反抗的信号；每一次抗议的呼声甚至窃窃私语都被当作是造反的号召。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就是如此顽固地歪曲反对派的意图，甚至它最谦恭的姿态也被当作前所未有的挑衅行为。结果，每一种这样的姿态就真变成了挑衅行为，反对派不得不以满腔愤懑倔强地发出不平的呼声，甚至一声不满的私语声也像是号召叛乱的嘹亮号角。任何事件，不管它多么琐碎，现在都可能煽起各派的狂热，使他们热血沸腾，震撼着党和政府。
“雅罗斯拉夫尔车站集会”就是这样一次事件。大约6月中旬，斯米尔加接到命令，要他离开莫斯科前往满洲边境线上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任职。斯米尔加是十月革命时波罗的海舰队的领导人，内战时期杰出的政治委员，经济学家，是季诺维也夫派中最受尊敬和欢迎的一位领袖。在他即将离开莫斯科的当天，数千名反对派成员及其朋友聚集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为他送行，并举行示威，反对这种遮遮掩掩的迫害。人们群情激愤。示威的声势是空前的。它发生在公共场所，正值这个重要的铁路中转站的交通高峰期。旅客、行人、非党人士混在示威者中间，无意中听到了他们对党的领导人毫不客气的评论，听到了他们激动的呼喊。他们也听到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演说。正因为这些情况，为斯米尔加送行就变成了反对派针对执政派的第一次公开的示威，尽管它不完全是预先策划的。托洛茨基意识到形势的微妙，向群众讲话时态度十分克制。他丝毫未提及党内冲突。看来，他甚至也没有暗示这次示威的原因。相反，他却严肃地谈到了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的威胁以及每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公民对党所应具有的忠诚。
执政派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企图把党内争论带到党外去。谦卑恭顺的反对派成员一经被发现去过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就立即被开除出党。在不断的战争恐吓导致冲击粮站的背景下，因这一事件而引起的骚动——直持续了整个夏天。
6月27日，托洛茨基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声称：“这是自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①
①托洛茨基档案。
他指的是战争恐吓及其相反的效果；他指出，如果中央委员会相信战争危险真是如同它的鼓吹者所宣扬的那样迫在眉睫，那么中央委员会更有理由回顾它的政策和恢复正常的党内关系，即“列宁体制”。他指出机会就在眼前：中央委员会正着手筹备新一届党代表大会——那么就开展一次会前的争论，召回实际上被开除的反对派支持者，并允许他们参加争论吧！但是，他的请求还来不及达到它的目标，报界就又在大谈反对派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次日，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上再次发言时首先指出，斯大林的居心显然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斯大林集团下一步要走的路已自动确定好了。今天，他们可以伪造我们的言论，明天，他们就可以伪造我们的行为事实。”“这个集团将被迫，而且是很快地被迫采取阶级敌人在1917年7月用以反布尔什维克的所有手段打击反对派”，在列宁不得不逃出彼得格勒的“那诽谤蜂起的一个月里”——他们会提起“铅封车厢”、“外国黄金”、阴谋策划，等等。“斯大林路线的目的就在于此，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结果。只有瞎子才看不出这一点；只有法利赛人①才不承认这一点。”②
①《圣经新约》福音书中的犹太教上层祭司，他们将耶稣出卖给了罗马当局，后来“法利赛人”成为“伪善者”的代名词。——译注
②托洛茨基档案。季诺维也夫派一想到断头台将会落到他们身上就不禁毛骨悚然，充满疑虑，以至请求托洛茨基降低警告的调子。
斯大林愤愤不平地否认他要消灭他的批评者。然而不久之后，斯大林就决心把反对派的领袖们送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面前受审——这两个机构共同充当党的最高法庭。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要求提到了它们面前——这是将他们开除出党之前最后一道纪律程序。在原则上，唯有选举中央委员的党代表大会才能罢免他们的职务；但是1921年颁布的派别禁令将这个权力赋予了这个最高法庭，使它在两次代表大会的间隔期有权处置违反禁令的委员。大约在6月底，由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什基里亚托夫起草的对两位反对派领袖的起诉书提出来了。起诉书仅有两条罪状：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从俄国党内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诉；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群众示威。这两项指控是如此薄弱，以至最高法庭——狂热的斯大林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几乎全都一样——在4个月里也没有找到判决的充足理由。
随着诉讼程序的拖延，斯大林越来越不耐烦。他很想在他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做出开除的裁决。只要反对派领袖们还坐在中央委员会里，他们当然有权向代表大会提出对官方政策的全面批判，甚至是正式的副报告，如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一样。这样，他们就可以揭露有关中国问题的全部真相，并使之成为公开争论的中心，让全国和全世界都能听到。斯大林不能冒这个险。由于这个原因或其他原因——事变本身迫使他在国内政策上再次改变立场，含蓄地承认失败——斯大林必须竭尽全力阻止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登上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为此，他首先要把他们撵出中央委员会。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有把握让代表大会的兴奋点集中到党内阴谋组织上来而不是停留在中国革命的大崩溃或其他政策问题上；那时反对派领袖即使出现在代表大会上，充其量也只能以被告身份抗议撤职裁决罢了。代表大会定于11月召开。斯大林必须只争朝夕。
7月24日，托洛茨基第一次站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面前回答指控。自从他本人在这同一机构面前指控工人反对派以来已经过去了5年。当时担任主席的人——索尔茨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列宁时代有人称他是“党的良心”——现在他作为一个斯大林派成员跻身于托洛茨基的审判者中。主持控诉程序的是奥尔忠尼启则，他性格暴躁，但也有他真诚甚至宽宏大量的一面；他是斯大林的同乡和朋友，1922年时，由于他在格鲁吉亚时的行为，列宁坚持要把他开除出党，而托洛茨基表示反对。①托洛茨基的起诉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什基里亚托夫也是主席团成员。还有一个叫做扬松的审判员，过去监察委员会曾由于他狂热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而谴责过他。其余的人都是清一色执政派的忠实追随者。托洛茨基不能指望他们会公正地考虑他的案情。的确，他是以指责他们的偏向并要求至少取消扬松的资格开始他的答辩的。然而这些人即使在行将着手这件工作时也是意气沮丧，胆战心惊。他们和被告都想到了法国大革命，并被关于雅各宾党清洗运动的回忆所折磨着。130年过去了，但被判罪的丹东的凄厉呼喊仍回响在他们耳畔：“在我之后就轮到你了，罗伯斯庇尔！"
在开庭前不久，索尔茨跟托洛茨基的一位盟友谈话，想向他表明反对派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邪恶，说：“这会有什么结果？你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吧——结果就是：逮捕和断头台。”这位反对派反问道：“把我们送上断头台不正是你们想干的事吗？”索尔茨对此回答说：“你以为罗伯斯庇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时没有怜悯他吗？不久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被迫走上了断头台。……你以为他没有怜悯吗？他确实怜悯他，但他不得不这样做……。”②审判者和被告都同样看见了高悬于他们头顶之上的那柄巨大的滴着鲜血的利剑；但是，就像被噩运攫住了一样，他们无法改变将要发生的事；每个人都是惴惴不安地甚至战栗着去做他命定要做的事，亲手加速噩运的降临。
①参见本书第二章。
②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26—148页。
托洛茨基简要回答了对他提出的两大正式罪状，他否认法庭有权因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发言而审判他。他同样否认任何“地区性委员会”有权因他在中央委员会上说过的话而审判他——他的审判者，即党的领导机关承认自己应服从共产国际。至于第二条罪状，即为斯米尔加送行时的示威，执政派否认它有意加罪于斯米尔加。但是“倘若斯米尔加到哈巴罗夫斯克的任职只是日常行政事务的问题，那么你们怎么敢说我们对他的集体送行就是反对中央委员会的集体示威呢？”然而，如果说任命是一种变相的流放，那么“你们就是在耍两面派”。这些琐屑的指控都不过是借口而已。执政派已决心“迫害反对派，并准备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因此，战争恫吓无非是为了恐吓批评者，迫使他们缄默。“我们声明，只要你们没有从肉体上封住我们的口，我们将继续批判斯大林政权。”这个政权具有“要把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连根拔掉”的危险性。反对派跟那些把沙皇当成祖国的旧日“爱国者”毫无共同之处。尽管他们被指控为向英国保守党人献媚求爱，但是他们有充分权利把这种控告掷还给指控者。斯大林和布哈林对英俄委员会的支持倒是真正间接帮了张伯伦的忙；他们的“盟友”即英国工联领袖们在根本问题上是支持张伯伦的外交政策的，其中就包括同苏联断交。在党支部里，官方鼓动员提出许多含有煽动意味的问题，如关于反对派用于其活动的财源的问题，“你们和黑色百人团是一路货色”。“如果你们真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你们就应该义不容辞地终止这种卑鄙下流的典型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如果执政派真的以国家安全为重，他们就不应该只因为斯米尔加、姆拉奇科夫斯基、拉舍维奇、巴卡耶夫和穆拉洛夫这些最优秀的军事将领是反对派成员就罢免他们。现在正是缓和党内矛盾而不是加深矛盾的时候。打击反对派的运动正是扎根于不断高涨的反动浪潮。
回顾了重大的争论问题之后，托洛茨基颇有说服力地引证了法国大革命史。他首先提到了上面所说的索尔茨与那位反对派成员的谈话。托洛茨基说，他同意索尔茨的观点，即他们都应当重新温习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必须正确地运用历史类比。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许多人被送上断头台。我们也把许多人带到了行刑队面前。但是法国大革命经历过两个伟大阶段：一个阶段就像那样（说话者指着天）；另一个阶段就像这样（他指着地）。……在第一阶段，革命还在上升，那个时代的布尔什维克——雅各宾党人把保皇党人和吉伦特派推上了断头台。我们也经历过同样的伟大阶段，我们——反对派——和你们一起枪决了白卫军，流放了我们的吉伦特派。但是当法国革命的另一个阶段开始后……热月政变者和波拿巴分子从右翼雅各宾党人里冒出来，开始流放和枪杀左翼雅各宾党人。……我请索尔茨同志把他的历史对比推到底，首先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索尔茨准备枪决我们的这个阶段属于哪个阶段呢？（会场里一片骚动。）这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革命是严肃的。我们谁也不会被行刑队所吓倒。我们全都是老革命家。但我们必须知道，被枪杀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正处在哪个阶段。当我们枪决人的时候，我们是毫不含糊地知道我们处在哪个阶段的。但是，索尔茨同志，您是否清楚您准备枪决我们的这个阶段属于哪个阶段呢？我担心，……你们这样做，正是处于……热月政变阶段。
他接着解释说，如果他的对手认为他在骂人，那就错了。热月政变者还不是自觉的反革命——他们仍然是雅各宾党人了，但已经是“滑向右翼”的雅各宾党人。
你们以为热月9日的第二天他们会对自己说：我们现在已经把政权转到资产阶级的手中了吗？没有这回事。看看当时的报纸吧。他们说：我们消灭了一小撮破坏党内和平的人，把他们消灭之后，革命就会取得彻底的胜利。如果索尔茨同志对此有所怀疑的话……
（索尔茨插话说：你实际上在重复我本人的话）。
（托洛茨基说）……我给你们读一段右冀雅各宾党人和热月政变者布里瓦尔在国民议会上作报告时说的话，这次会议决定把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志移交给革命法庭。布里瓦尔说：“阴谋家和反革命分子一面用漂亮的‘爱国主义’外衣把自己打扮起来，一面拼命破坏自由；国民议会下令逮捕了他们。他们是罗伯斯庇尔、库通、勒巴、圣朱斯特、小罗伯斯庇尔。主席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那些历来按山岳党原则投票的人……投票赞成逮捕。我干得更多……我就是提出这种措施的人之一。此外，我作为书记，还要加快对国民议会这项法令的签署，并将它移交给你们。”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索尔茨所作的报告。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志们——都是反革命分子。“那些历来按山岳党原则投票的人”，在当时的语言中就是指“那些历来是布尔什维克的人”。布里瓦尔认为自己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作为书记，还要加快对国民议会这项法令的签署，并将它移交给你们。”今天也有这样一些要加快“签署和移交”的书记。今天也有这样一些书记……。①
①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
托洛茨基接着说，热月政变分子也是在“祖国处于危险中”的一片叫喊声中不断打击左派雅各宾党人的。他们坚信罗伯斯庇尔及其朋友们只不过是“孤立的个人”，却不了解他们所打击的正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革命力量”，是反对雅各宾中的“新耐普曼”和波拿巴主义的力量。他们给罗伯斯庇尔及其朋友们扣上一顶贵族帽子——“今天我们不是也从扬松的嘴里听到他对我喊出‘贵族’这个同样的字眼儿吗？”他们诬蔑左派雅各宾为皮特的代理人，正像斯大林分子谴责反对派为“当代皮特袖珍版”——张伯伦的代理人一样。
现在，人们的鼻子已经闻到了“法国革命第二阶段”的气味了……党的制度在窒息着每一个敢于向热月政变作斗争的人。工人，来自群众中的人，在党内被窒息。基层组织噤若寒蝉（雅各宾俱乐部衰落时的情形正是如此）。一种无名的恐怖统治已经建立起来；缄默是被强迫的；投票要求百分之百，一切批评都被禁止；按照上头的命令去思考是一种义务；人们被驱使着不去想党曾是活生生的独立的有机体而不是自满自足的权力机关。……雅各宾俱乐部，这个革命的熔炉，变成了拿破仑未来官僚政治的温床。我们应当向法国大革命学习。但是真有必要重复这段历史吗？（叫喊声）
但是并非一切都已绝望了。尽管分歧严重，但分裂仍可以避免。“我们党内仍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以及继承列宁的丰富的思想和传统。“你们已经大量挥霍了这种资本，你们用廉价的次品代替了这种资本……但是仍有不少纯金留存下来。”这个时代是惊人巨变的时代，是急剧转折的时代，场景或许会突然转换。“但是你们不要隐瞒事实，它们早晚会大白于天下。你们不能隐瞒工人阶级的胜利和失败。”只有允许党来衡量事实，并自由地形成它的意见，当前的危机才能被克服。因此，执政派不要做出任何轻率的、无法挽回的决定。“请注意，不要事后再说：我们与之分手的正是我们应该维护的人，而我们维护的正是我们应该与之分手的人。”
读到这些话不能不使人想起托洛茨基在1904年所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当时年轻的托洛茨基刚踏上人生的旅途，他想到列宁党的未来，并把它同雅各宾党的命运相比较。23年之后，他也同样感到毛骨悚然。他在1904年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在一个革命法庭上控告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全部调和主义，那么马克思的狮子头就会第一个掉在断头台下。”此刻在布尔什维克的法庭前面，他自己也在以狮子般的勇猛为他自己的头颅而战。1904年他还讨厌列宁这种“心怀叵测的和道德上令人厌恶的猜疑态度”,而此刻，他本人也求助于列宁的思想，反对列宁继任者的狭隘胸怀和“心怀叵测的和道德上令人厌恶的猜疑态度”。然而他现在对雅各宾主义的看法却同他年轻时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反。那时他认为雅各宾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这是“两种对立的世界、学说、策略、思想”，……因为雅各宾主义意味着“绝对信仰形而上学思想和绝对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的人民”，而马克思主义则首先诉诸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他在1904年要求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因为雅各宾党的方式一旦复活，必然会“把少数特选人物……或一个被赋予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置于无产阶级之上”。现在他面对着的正是这少数特选人物或一个正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然而他对这些人的主要抨击却不是因为他们按照雅各宾精神行事，而相反是因为他们摧毁了这种精神。他现在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雅各宾主义的类似之处；而且他将自己及其追随者等同于罗伯斯庇尔集团；也正是他将“调和主义”的罪名转过来指控斯大林和布哈林。
因此，“布尔什维主义的两个灵魂——马克思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冲突”，我们最早在1904年看到的这个冲突，①在这些年里构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内所有事件的基础，现在却使托洛茨基从另一个与他最初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雅各宾主义了。这个冲突在不同程度上是布尔什维克所有派别的共同特点。有意思的是，所有派别都把自己等同于雅各宾主义的同一方面。托洛茨基把自己的态度与罗伯斯庇尔的态度相比，并将其政敌视做“调和主义者”，而索尔茨与他的同伙则视斯大林为新的罗伯斯庇尔，视托洛茨基为新的丹东。其实正如事变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类似和差别要远为复杂和混乱。雅各宾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取代主义。这两个党都自居于社会的领导地位，却不能依靠社会的自愿支持实现它们的政纲。如同雅各宾党人一样，布尔什维克“不相信他们的真理能赢得人民的心和情感”。他们同样怀着病态的猜疑看待周围，并且“看到敌人从每一个裂缝中爬出来”。他们同样必须在自己与世界其余部分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分界线，因为“每一种模糊这条分界线的企图都威胁着释放出内在的离心力”；而且他们是用“断头台的利刃”来划分界线的，一旦消灭了队伍外面的敌人之后，就开始在自己队伍里寻找敌人了。而托洛茨基现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重申他最初在1904年说过的话：“党必须从自身的根本上，从生气勃勃的自我依靠的无产阶级中去寻找自身巩固的保障，而不是在它的上层核心中去寻找，这个核心也许会被革命的翅膀……突然一扫而光……。”
①参见《武装的先知》第三章。
他又一次大声疾呼：“任何一个严肃的团体……当它面临着困境时——不是出于纪律感而默默埋葬自己，就是不管纪律而为自身的生死存亡奋斗——无疑会选择后一条路线……并且说：让那妨碍运动的根本利益的‘纪律’见鬼去吧！"
7月底前，党的法庭未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做出任何裁决就解散了。大多数审判者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他们两人的怜悯，正如“罗伯斯庇尔怜悯丹东”一样。但是斯大林却硬要做出裁决。他的“重大失误”的后果一天比一天明显。中国革命的最终惨败使他有身败名裂的危险。英俄委员会终于呜呼哀哉了：它的英国成员对英俄外交关系的破裂竟然没有发出一声抗议。在国内，战争的恫吓和冲击粮站又导致新一轮的商品缺乏。农民感到不安。人们有理由担心秋天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城镇。斯大林至此为止都能掩饰他的过失：他竭力把他的政敌们提出的所有警告和预言都压制下去。托洛茨基最近几乎每一次讲话都有可能把他惨淡经营起来但仍动摇不定的权威炸得粉碎；只是他从不让托洛茨基的声音穿透克里姆林宫的厚墙引起墙外的回响。但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在会上，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就会有机会阐述他们的主张。全国都会听见。要捂住中央委员会上的那些批评之口是能做到的，但若用同样的方法压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不可能的。因此，斯大林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剥夺他们的这种机会。
他焦急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不得不为领导集团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而担心。最近几年，右倾政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国外，在共产国际内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在国内，每一种迹象都表明有转变政策的必要；尽管应在多大范围里转变政策还不太清楚，但是很显然，转变政策需要党以更激进的态度对待农民和实行更大胆的工业路线。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至今还掩盖着他们之间的分歧，以便结成共同战线对付反对派。但是掩盖分歧已愈益困难，摊牌的时刻正步步逼近。只要斯大林还没有结束反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他就不能转身反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他不能同时对付两个反对派，特别是由于政策的转变会让许多人感到这证明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观点是正确的。他必须粉碎联合反对派，尽快腾出手来。
当托洛茨基发表了他的所谓克列孟梭式声明之后，斯大林终于以加倍的狂怒发作了。托洛茨基这个声明首先出现在7月11日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在7月底交给《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出现。托洛茨基在谈到战争恫吓时一再声称，一旦战争来临，人们就会看到执政派领袖的无能，他们是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的，而反对派将为了国防利益继续反对他们，并尽量承担起指挥战争的责任。这些话给托洛茨基招致了背叛祖国和失败主义的攻击。他在反驳时解释说，反对派主张“无条件保卫”苏联，而它在战争中努力取代执政派完全是为了以更饱满的精神和更清醒的头脑把战争进行下去；而这是不能指望现在领导党的那些人的。唯有“那些蠢货和恶棍”才会从“他们的垃圾堆中”指责这种态度是失败主义的。正相反，这是出于真正关心国防的态度——“胜利不能从垃圾堆里得到”。下面是颇多争议的“克列孟梭式声明”:
在其他阶级的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一些极有教益的事例。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在帝国主义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作者注）开始时，领导法国资产阶级的是个既没有舵又没有帆的政府。克列孟梭集团当时是这个政府的反对派。不顾战争和战时的书报检查，甚至不顾德国人已经离巴黎只有80公里（克列孟梭说：“正是这个缘故”)，他激烈地反对政府的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拥护以真正的帝国主义者的暴戾残忍进行战争。克列孟梭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相反地，他比维维安尼、庞勒维及其伙伴更忠实、更坚定、更坚决、更聪明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后来事变的进程证明了这一点。克列孟梭集团登台执政后，就用更彻底、更带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政策保证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当时法国报界有没有人称克列孟梭集团为失败主义呢？大概是有的，因为在一切阶级的队伍里总会有一些糊涂虫和诽谤者拖在后边的。但他们并不总是能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①
这就是托洛茨基声称要效法的实例；还可以补充说，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丘吉尔为了反对张伯伦②而效法的实例。顿时挞伐之声四起。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发出叫嚣：托洛茨基威胁要在战争中当敌人距克里姆林宫不到80公里的时候实行军事政变——他的叛国之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大约与此同时，一批军队领袖送交政治局一份秘密声明，表示与反对派一致，并批评军事委员伏罗希洛夫在军事上的无能。
①在《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9页上，斯大林全文引用了这份声明
②张伯伦，N.(1869—1940)：英国首相（1937—1940)，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者。与前张伯伦（Austen 1863—1937）不是同一人，而是同父异母兄弟。斯大林提出“从托洛茨基到张伯伦的统一战线”指的是A．张伯伦，他在斯坦利·鲍德温内阁时期曾任外交大臣（1924—1929)，促成英国与苏联断交。——译注
在签名者中，除了直到当时仍担任军队监察长的穆拉洛夫外，还有普特纳、亚基尔以及其他将军们，10年之后在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清洗中他们都被消灭了。①执政派把这次军队行动看作是反对派意图的预兆。围绕着所谓克列孟梭式声明的吵嚷一直持续到年底，直到托洛茨基被驱逐；而且多年以后它的余音仍未停息：它总是被用来证明托洛茨基的叛逆。能知道克列孟梭式声明究竟是什么意思的党员简直是凤毛麟角；实际上，在多数人的理解中，这即使不是一场政变的实际序幕的话，那么也是托洛茨基要把下一次战争转变为内战的威胁。尽管他的话里并没有包含这样的威胁，他举的这个先例也没有这样的含义，但那都无所谓。极少有布尔什维克能够搞清法国“老虎总理”干的是什么事，他采取什么手段才夺取的政权。托洛茨基提到克列孟梭是十分自然的——因为10年前他在巴黎亲眼目睹了克列孟梭的这场斗争。但是这个先例太生疏，太含混了，因而对于公众、对于大多数中央委员甚至新的政治局委员（在新的政治局委员中，除布哈林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懂得法国历史的）来说是邪恶的。
①图哈切夫斯基本人没有在声明上签名，而且他从未与联合反对派过沾边儿。
无怪乎托洛茨基以讽刺的笔触描绘了这无知的惶惑，中央委员会正是以此对待他的历史类比的：
从我的文章中……莫洛托夫第一个学会了许多东西，然后他把它们作为这些叛乱阴谋的惊人的第一手证据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汇报。莫洛托夫因此知道了在战争时期法国还有一位政治家叫做克列孟梭，这位政治家发动一场斗争去反对当时的法国政府，旨在强迫推行更坚决、更无情的帝国主义政策。……后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解释，而莫洛托夫又给我们解释了那个先例的真实意义：根据克列孟梭集团所创立的先例，反对派竭力争取另一种社会主义国防政策—就是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所采取的那样的叛乱政策。①
用这种神秘的谜语倒是很容易吓唬住基层支部，于是，先是在莫斯科，尔后在外省，激起了一片叫喊：该是制止反对派为害的时候了。
8月l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重新考虑号召开除反对派的动议。斯大林、布哈林以及其他人再次借助于陈词滥调来嘲骂托洛茨基，并宣读了冗长的起诉书，逐一翻出托洛茨基自1903年起的政治经历，将之描绘得漆黑一团。甚至1919年军事反对派曾经提出的那些指控也重被捡起，比如说，在内战时期，托洛茨基与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为敌，下令枪决一些无辜的英勇政治委员。②然而在现在这个时刻，克列孟梭式声明正好为起诉提供了理由，起诉书宣称不能信赖反对派在战争中有献身于保卫苏联的忠诚。
①参见托洛茨基的笔记“克列孟梭”，日期是1927年8月2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这一特别指控是雅罗斯拉夫斯基提出来的，但是这甚至让斯大林派也感到震惊，奥尔忠尼启则明确表示与此事无关，托洛茨基档案。雅罗斯拉夫斯基属于1919年军事反对派。反托洛茨基指控当时被斯米尔加、拉舍维奇送交政治局，所谓遭到托洛茨基迫害的政治委员是扎鲁斯基和巴卡耶夫——这4人现在都是反对派的中坚。此事详情可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二章。
托洛茨基在答复中回顾了他过去多年来在制订党的国防政策以及形成共产国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时承担的最高责任。他抨击斯大林和布哈林把国防政策寄托在折断的芦苇上，或者如他所说，寄托在“霉烂的绳索”或“腐朽的支柱上”。难道说他们不曾欢呼英俄委员会是抵挡干涉和战争的屏障，而它不正是变成了一根“霉烂的绳索”吗？难道他们没有以破坏中国革命来削弱苏联吗？伏罗希洛夫曾声称“（中国的）农民革命会妨碍将军们的北伐”。但这恰恰与蒋介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样。“为了北伐，你们就制止革命……仿佛革命本身不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一次北伐。”“你们公然反对在‘军队的后方’建立苏维埃——仿佛革命就是军队的后方！——你们这样做就是为了不去瓦解这些将军们的腹地，而两天之后他们则在自己的后方摧毁了工农革命。”国防人民委员兼政治局委员的伏罗希洛夫的此类讲话本身就是“一个灾难——这等于导致战争失败”。在战争中，“这些霉烂的绳索将会在你们手里断成碎片”——正因为这样，反对派不能不批判斯大林派的领导。
但是批判会不会削弱苏联的道义基础呢？这样提出问题正好“赢得了教廷和封建将军的赞赏”。天主教会要求它的信徒无条件地确认它的权威。革命者既提供支持，也进行批判；他的批评权利越有保障，那么，在斗争中他作为一名直接参与者就越能热心于创造性的发展和增强战斗力量。“我们需要的不是虚伪的神圣同盟，而是最真诚的革命团结。”战争的胜利并非主要取决于武器。士兵不能不拿起武器，但还必须用思想来鼓舞士兵。奠定布尔什维克国际政策基础的思想是什么呢？很可能由两种方式之一保障胜利：要么如反对派所建议的以革命国际主义精神进行战争，要么以热月政变者的方式进行战争——而这就意味着富农的胜利、对工人的进一步镇压或“分期付款式的资本主义”。斯大林的国际政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他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但战争容不得半点儿犹豫。它将迫使斯大林集团做出选择。不管怎样，斯大林集团由于连自己都不知道往哪儿去，因此它无法保证胜利。
当托洛茨基讲到这儿时，（会议记录上记着）季诺维也夫发出一声赞叹，但托洛茨基又停下来纠正他自己的说法，他不说“斯大林的领导不能保证胜利”，而说“赢得胜利将是困难的。”莫洛托夫突然插嘴说：“但是党在哪里呢？”“你们早把党扼杀了”——托洛茨基怒斥道；他又字斟句酌地强调了一遍：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胜利将被证明是“更为困难的”。因此，反对派不能把保卫苏联与保卫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没有一个反对派会在战争前夕或战争期间放弃争取纠正党的路线的权利与义务……胜利的最重要的前提就在其中。一句话：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吗？是的！保卫斯大林的路线吗？不！”①
①托洛茨基档案《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61—177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斯大林的胜利光焰中，托洛茨基的这些预言似乎黯然失色了。斯大林毕竟保证了俄国的胜利；此后的事件也表明没有出现类似的“分期付款的资本主义”。但是，托洛茨基是在新经济政策高潮时期说这番话的，那时俄国仍然是工业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私有农业还在全国占据优势；富农势力还在不断增强；党还是一个各种敌对倾向的旋涡；而且他是视当时的条件而谈到执政派所宣扬的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的。人们只能在这种背景下推测战争可能遵循的方向以及斯大林将怎样进行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托洛茨基在这种背景下对战争前途的估计要比把它挪到1941年至1945年时的苏联似乎更有道理。而且，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尽量克服苏联国内的紧张关系，斯大林主义也强行将其统治扩张到东欧和中欧。可能有争议的是，扩张是否完全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的苏联国内的“分期付款式的资本主义的替换”。就算站在胜利的角度来看，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无能的苛评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1941年，在德苏冲突的最初几个月里，伏罗希洛夫手忙脚乱，丑态百出，他作为一个将军再也抬不起头来了。至于斯大林，这位1927年的总书记尚还没有多少他在下一时期作为一个独裁者经过多年绝对专制积累起来的军事实践知识和经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在现在以及将来很长时间都是一个历史争论的课题，但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取得胜利的困难”远比可能遭到的困难要大得多；如果在比斯大林更有远见的人的领导下，苏联也许就不会遭到1941—1942年那样严重的初期失败；大概它也不会为最后胜利付出如它实际所付出的那样巨大的生命与财富的代价。①
①参见本书作者著的《斯大林政治传记》一书中对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作用的评价，第456—460页和第十二—十四章各处。
托洛茨基立场的薄弱之处并不在于他对他的政敌说了些什么，而是在别的方面——即他对反对派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展望的方式。其中显然没有丝毫的失败主义。但是他怎么能把自己想象为苏联的克列孟梭呢？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继续讨论开除他的动议的8月6日，他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他说，指控他煽动叛乱是荒谬的：克列孟梭从来没有策动任何叛乱或政变，也没有采取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事方式；他通过最合法的方式推翻他所反对的政府，自己上台，他为此目的而利用了议会机构。或许有人说，但是苏联并没有这样的议会机构呀！托洛茨基回答说：“是的，幸好我们没有。”那么反对派怎样根据宪法推翻政府呢？托洛茨基继续说：“但是我们确实也有，我们有党的机构。”换言之，反对派将在党章规定范围内行事，并努力通过在中央委员会，或者有可能的话，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投票推翻斯大林。但是，难道托洛茨基本人不是一再论证说有名无实的党章只不过是摆设，而真正的党章是斯大林的官僚专制主义吗？托洛茨基回答说：这就是反对派努力改革党内体制的根本原因：“……在战争情况下也同样，党应该保护，或毋宁说恢复一种更灵活、更合理、更健康的党内体制，使党有可能得到及时的批判、及时的警告、及时的政策转变。”然而执政派对此是毫不踌躇的：他们不能容忍这样的改革，不允许以任何合法方式更换领导。他们正是以这种心态看待托洛茨基的声明的；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托洛茨基不能通过任何议会程序或投票方式推翻斯大林，他必将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从这种看法出发，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一致认为他的克列孟梭式声明就是宣称反对派有权策动叛乱。即使他实际上没有宣布这种权利——但他在流放八九年之后还是要宣布这种权利的；而且执政派意识到，他宣布这种权利，正是他们所造成的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
托洛茨基以更强的逻辑力量抨击道，正是他们自己威胁着要永远把持党并采取内战方式保持他们的权力；他们正准备使用这种手段来对付反对派。毫无疑问，当斯大林掀起反对克列孟梭式声明的一片鼓噪时，他竭力想迂回地建立起一种布尔什维克传统不容许他公开宣布的原则，即他的统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分割的，任何想取代他的统治的企图都以反革命论处。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围绕克列孟梭式声明的风暴揭示出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鸿沟的广度、深度和不可逾越性：在环境的驱使下，两派对话使用的语言已经是内战的语言了。
但即使就开除托洛茨基一事考虑了已有两个月之久，党的法庭仍然迟迟不能做出裁决。斯大林这一回又跑到了他的同伙和盟友的前头。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去执行他的命令。他们身上仍然留存着少许旧日的忠诚，仍然把他们的政敌当成同志，仍然拘泥于党章，并且一心想维护布尔什维克的表面礼仪，因而再次寻求同反对派达成协议；而后者也非常乐意迎合他们；于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试图平息克列孟梭式声明激起的情绪，宣布反对派忠于党和国家，承诺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捍卫苏联。新“休战协定”达成了；8月8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束了讨论，不再提开除出党的动议，而只满足于通过一项批评反对派领袖的决议。
此刻看来，反对派有可能参加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再次向党呼吁了。领袖们准备了一份全面系统的政策声明，即反对派纲领，这是他们此前从未能提出过的。纲领在反对派集团内经过了反复讨论、详细修改和补充。①但是问题早已超出了“正常化”有可能实现的界限。这是最后一次“休战”；它甚至比上一次休战更短命。执政派勉强同意休战，不言而喻地以为，反对派领袖们好不容易逃过惩罚，肯定会收敛他们的气焰。但后者却并非如此理解他们的义务。他们感到有权继续进行他们认为是正常的发表意见和提出批评的活动，特别是在数月后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这是进行全党大辩论的时机。斯大林及其心腹千方百计要撕毁休战协定。不管有没有借口，他以继续惩罚和流放反对派来刺激反对派。他把责任推到反对派身上，扬言说，它已经破坏了休战，因为它准备了自己的纲领、拒不参与谴责它在德国的同情者，等等。斯大林看到他这方的行动还没有准备好，就把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推迟了一个月。
①该纲领标题为《苏联当前形势》。托洛茨基后来在流亡中以此标题公布了这个纲领。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年 | 上一页 |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