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王子群岛

将托洛茨基驱逐出俄国的局面预先决定了他的未来岁月。人们用不可思议、粗暴无礼的方式将他驱逐出国。当托洛茨基用无数抗议信轰炸政治局、宣称驱逐他的决议是非法的之时，斯大林将驱逐之事延缓了一个星期。似乎是斯大林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或者仍在与政治局商议。最后，猫和老鼠的游戏突然结束：1929年2月10日深夜，托洛茨基及其夫人、长子被押送到敖德萨码头，被带上了“伊里奇号”客轮，之后，客轮立即启航。负责押送托洛茨基的人员和港口当局接到了最严厉的命令，尽管时间已晚、海上风暴猖狂、海面封冻，该命令也必须立即执行。现在，斯大林容不得半点儿拖延。“伊里奇号”客轮和业已启动的破冰船是专门派来执行这一任务的。在这艘客轮之上，只有托洛茨基、他的家属以及两位格别乌的官员，此外没有其他乘客，也没有货物。这样，斯大林最终使政治局面对即成事实，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一切动摇，也避免了他第一次请求政治局批准驱逐托洛茨基时发生的场面重演。那时，布哈林提出抗议，朝他挥动双拳，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并和李可夫、托姆斯基共同投票反对驱逐托洛茨基。[1]

驱逐一事在极度保密中进行。直到托洛茨基被驱逐后，驱逐的决议才予以公布。斯大林惧怕发生骚动。军队调到码头是为了防止示威和大规模的群众性告别场面，一年前，当托洛茨基被流放而离开莫斯科时，反对派曾组织过这种活动。[2]这次一个见证人也不能有，也不能有任何一个目击者的证词。不能让托洛茨基和大群乘客一起出海，因为那样，他会在乘客的睽睽众目之下进行消极反抗；甚至命令船上的工作人员不得离开各自的工作岗位，禁止他们与他接触。整个旅途都处在令人不安的保密之中。斯大林不愿承担此举的全部责任，他还想等待、观望：外国共产党是否会对此事感到震惊，因为他不知道，今后事态的发展是否会迫使他把对手请回来。他一心想把这次驱逐安排得模棱两可，以便在必要时能够作出体面的解释或彻底否认。在此事发生了几天之后，国外一家共产党报刊作出推测，托洛茨基前往土耳其是为了执行官方或半官方的使命，他自愿来到这里，并带着大批随从。

就这样，托洛茨基突然来到阴暗、空荡荡的客轮上，这艘船将在惊涛骇浪中驶向浩渺无际的天边。甚至在阿拉木图度过了一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周围的空旷仍使他惶恐不安，而格别乌的两名军官使它变得更具威胁。它意味着什么？其中隐藏着什么？他身边只有娜达莎和廖瓦，他在他们的眼中可以看到同样的问题。为了躲避狂风和空旷，他们下到了船舱之中，在整个旅途中一直没再离开那里。空旷似乎在追逐着他们。它意味着什么？旅途将如何结束？

托洛茨基作了最坏的准备。他认为，斯大林不会满足于仅仅把他赶到黑海对岸就这么放过他。他怀疑，斯大林与土耳其独裁者凯末尔一帕夏〔注：有读者来信指出，本章的“基马尔一帕沙”应改为“凯末尔一帕夏”。现予统一订正和说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合谋反对他，或是凯末尔的警察会在轮船上逮捕他、拘留他，或是会秘密地把他交给聚集在君士坦丁堡的白俄侨民，让他听凭他们的报复。格别乌背信弃义的做法证明这种担心并非捕风捉影：他曾多次请求格别乌释放他的两个秘书兼警卫——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并允许他们随他一起乘船出国。格别乌不止一次地允诺，但没有兑现。看来，格别乌决定让他独自上路，不让任何一个朋友陪伴他、充当他的警卫。H．谢多娃写道，最后，在一个车站上，格别乌的全权代表布兰诺夫“得意洋洋地拿来了专线传来的答复：格别乌即政治局同意了。列·达·冷笑着对他说：‘反正你们在骗我……斯大林在骗我。’”[1]

在慌乱和绝望中，他和妻子、儿子一起回忆起他们的最后一次海上旅行，那时他们刚刚从一个位于加拿大的英国集中营中被释放出来，乘一艘挪威客轮返回俄国。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写道：“当时我们家也是这么多人（尽管他的次子谢尔盖当年和他在一起，而现在却不在‘伊里奇号’上），但我们都比现在年轻12岁。”比年龄差别更重要的是环境的反差，可他却对此未置一词。1917年，革命召唤他返回俄国进行伟大的斗争；现在，他被一个以革命的名义统治的政府驱逐出俄国。1917年，在英国集中营度过的那一个月，他天天都要在铁丝网包围的集中营内对大批德国水兵演讲，告诉他们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国会、监狱及在战壕中所进行的反对德国皇帝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激起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当他被释放时，水兵们把他扛在肩上抬到集中营大门口，高唱《国际歌》欢送他。[1]现在，周围是一片空旷和呼啸的风暴。“斯巴达克同盟”的失败和李卜克内西遇害已过了10年，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想过，他的结局莫非注定要像李卜克内西一样。一件无意义的小事描绘出这一反差的荒诞。当“伊里奇号”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一位格别乌军官交给他1500美元，这是苏联政府送给前国防人民委员的礼物，以便“他能在国外生活”。托洛茨基似乎看到了斯大林嘲弄的冷笑，但他一文不名，只能忍辱把钱收下。这是国家最后一次付给这位共和国之父、它的缔造者的工资。

如果托洛茨基沉湎在对这些悲惨事件的思索之中的话，他就不成其为托洛茨基了。无论环境将会如何，他都毅然面对未来，坚定不移，搏击不已。他不允许自己在虚空中消失。在虚空之后就是尚不知晓的斗争和希望的地平线。过去进人到现在之中，未来中含有过去和现在。黑格尔说过：历史人物一旦完成其“历史使命”，他们将精疲力尽，像空壳般地倒下。[2]托洛茨基与这类历史人物毫无共同之处。斯大林及事件把他囚禁在真空之中，他将为挣脱这一真空而搏斗。但目前，托洛茨基只能写下他反对驱逐的最后一封抗议信。在旅途结束之前，他把他写给联共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执委会的信件交给押送人员。他在这封信中谴责斯大林与凯末尔一帕夏以及凯末尔的“法西斯国家”警察的“阴谋”，并警告迫害者，他们迟早要为他们的“叛卖和无耻勾当”负责。当“伊里奇号”抛锚后土耳其海关人员登上船舷时，他将一封致凯末尔的正式抗议信交给他们。仇恨与嘲讽从该文件克制的公函语调中流露出来：“我有幸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口通知阁下，我之所以来到土耳其，实非出自本人选择。我是在暴力胁迫下跨越这条疆界的。敬请总统阁下接受我的敬意。”[3]

托洛茨基根本没有指望凯末尔会对这一抗议有所反应，他明白，莫斯科那些迫害他的人始终担心有朝一日不得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即便那时表明为公正而求助于历史是徒劳的，他也仍将这样做。托洛茨基坚信，他不仅在代表他本人，而且还代表那些被关押或遭流放而被迫沉默的朋友和战友大声疾呼，坚信那个使他成为牺牲品的暴政会使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及革命本身也遭到损害。托洛茨基深知，不论他个人命运如何，他与斯大林之间的争论仍会继续下去，并在整个20世纪中引起反响。如果斯大林力图压制所有可能的抗议或见证人的话，那么被驱逐的托洛茨基就会挺身出来抗议，并声明他就是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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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船后，几乎发生了一场闹剧。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迳直从码头送到苏联驻君士坦丁堡领事馆中。尽管托洛茨基背着政治犯和反革命的罪名，人们仍怀着对十月革命领袖与红军缔造者的敬意迎接他。领事馆腾出一侧的房屋供托洛茨基居住。领事馆的官员中有不少人在内战时期曾在他麾下作战，他们显然力图使他有宾至如归之感。格别乌工作人员表现得似乎他们把保卫他的生命安全视为自己的光荣一样。他们满足托洛茨基的一切愿望，完成他的所有委托。当他留在领事馆中时，他们陪伴娜塔利娅和廖瓦进城。他们关心从阿拉木图运来的托洛茨基的大量档案材料，监督它的装卸并运到领事馆的事宜，根本就没想到检查一下它的内容。殊不知这些文件和材料就是托洛茨基日后反对斯大林的政治弹药。显然，莫斯科仍试图掩盖驱逐的真相，以减轻其在共产党人眼中的后果。布哈林曾提起斯大林循序渐进、锲而不舍的天才能力，这绝非偶然。以厘米为单位的缓慢行动达到目的，是斯大林独有的天赋，它甚至也表现在刚刚提到的那类细枝末节中。

在斯大林如何得到凯末尔一帕夏的配合上，也能看到这一特点。托洛茨基抵达这里后不久，土耳其政府通知他说，当初并不知道他被驱逐之事，苏联政府只请求出于“健康考虑”为托洛茨基签发入境签证，而出于重视与北方邻邦的友好关系，土耳其政府在不能细究申请动机的情况下发了签证。尽管如此，凯末尔一帕夏仍感到难堪，因为人们把他看成斯大林的同谋，他急忙向托洛茨基保证，“在土耳其境内，他永远不会被拘留，也不会成为任何暴力的牺牲品”。他随时可以离开土耳其，愿意留在这里的话，想逗留多久就逗留多久，土耳其政府将尽东道主之职责并保证他的安全。[1]虽然凯末尔对托洛茨基如此尊重并怀有好感，但托洛茨基仍坚信，凯末尔与斯大林之间有协议，至少，在斯大林提出新要求时凯末尔将如何表现是个未知数。他会为一个政治流亡者而冒与强大的“北方邻邦”闹翻的危险吗？

托洛茨基住在苏联领事馆这一微妙的局面也不会长久，斯大林只等一有借口就将它结束。这种状况对托洛茨基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在格别乌的“保护”下，托洛茨基实际上仍是囚犯，他不知道应该更怕谁：是领事馆外面的白俄侨民还是领事馆内的警卫。他失去了流亡能给政治斗士带来的唯一好处：活动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他想要阐述他的事业、揭示导致他被驱逐的事件，与他的各国支持者建立联系并为今后的活动制定计划。但在领事馆中他不能做任何这类事情。此外，托洛茨基与其妻子都在患病，他应该挣钱谋生，而他只能靠写作谋生。他应该住到别的地方，以便能与出版商和报界建立联系并开始工作。托洛茨基一到这里便给他的西欧的——主要是法国的朋友和同情者写信，很快就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托洛茨基在抵达君士坦丁堡3天之后便收到了阿尔弗雷德·罗斯默、玛格丽塔·罗斯默夫妇二人的回信，[1]他们写道：“我们无须对您说，您完全可以指望我们。忠于您、热爱您的罗斯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默夫妇就与托洛茨基一家人成了朋友，他们都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运动。20年代初，罗斯默曾任法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后因与托洛茨基观点一致而被法共开除。罗斯默夫妇信中的“忠于您的罗斯默”之语，并非泛泛之谈。在托洛茨基的流亡岁月中，他们始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尽管后来在他们之间也一度有过分歧和争论。鲍里斯·苏瓦林是法国共产党理论报刊的前主编，1924年5月，在所有驻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代表中他是唯一一个为托洛茨基辩护的人，现在，他也给托洛茨基回信，表示愿意帮助他、与他合作。[2]其他同情者还有莫里斯·帕兹（Maurice Paz）夫妇，丈夫是法学家，妻子是记者，他们二人都被法共开除，后来，他们成了著名的社会党议员。他们在信中称他为“伟大的朋友”，并对他在土耳其的复杂处境深感不安，他们千方

百计为他争取其他国家的入境签证，并答应马上前往君士坦丁堡。[1]

通过罗斯默夫妇和帕兹夫妇，托洛茨基与西方报界建立起联系。2月下半月，当时他还住在领事馆，他的系列文章就已在《纽约时报》、《每日快报》和其他报纸上发表。该系列文章是首次公开发表的托洛茨基有关近年来及近几个月来党内斗争的论述。论述简洁有力，充满进攻精神。托洛茨基对其新老敌人和对手毫不留情，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斯大林，现在他像以前在政治局那样在世人面前指责后者，称其为“革命的掘墓人”。[2]在这些文章问世之前，领事馆的头头们找托洛茨基的麻烦，逼他离开领事馆的办公用房，搬到领事馆工作人员居住的地区，在那里他仍将处于格别乌的“保护”之下。托洛茨基拒绝搬出，这一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文章发表。此事引起了冲突。现在，斯大林有了公开宣布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国的必要借口。苏联报刊纷纷指责托洛茨基“投靠国际资产阶级、策划反苏阴谋”。苏联漫画家们丑化、嘲讽他为“托洛茨基先生”，画他抱着一个内装25000美元的口袋。格别乌宣布，不再负责他的安全，并准备把他赶出领事馆。[3]

娜塔利娅和廖瓦连续几天在格别乌工作人员的严密监视下四处奔走，以便在君士坦丁堡郊区找一处较为安全的单独住宅。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栋房子，但不是在城内，也不是在郊区，而是在位于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群岛上。客轮从君士坦丁堡驶到这里要用一个半小时。匆忙中恰恰在这里选定住宅带有几分可笑的色彩，因为王子群岛当年曾是拜占庭皇帝流放有皇族血统的竞争对

手的地方。托洛茨基于3月7日来到这里。当他登上王子群岛最大的村庄——比尤克·阿达村的海岸时，他认为他不会久居此地。谁知在充满了种种事件的漫长的4年多的时间内，王子群岛一直是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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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经常把他一生中的这一时期称为第三次侨居。这一不很确切的界定很能说明他来到王子群岛时的情绪。他是第三次被政府驱逐并不得不侨居国外，这是事实。但在1902年和1907年时，他是从西伯利亚和靠近北极圈的流放地区潜逃到西方避难的。那时，不论他在哪里，他都属于一个巨大、积极、富有生命力的团体，它是处于流亡中的革命俄国的代表。这次，他被迫侨居国外，而在国外没有俄国流亡团体把他当做自己的一员来迎接他和为他日后的政治活动提供经费，创造条件。也有许多新的政治侨民聚居点，但它们构成了处于流亡中的反革命俄国。内战的鲜血把托洛茨基与他们隔开。而在那场战争中曾在他麾下英勇奋战的人中，却没有一个人能与他联合起来。

因此，托洛茨基的第三次侨居与前两次有明显的不同。这次侨居可谓史无前例，因为在漫长广阔的政治侨居史中，难得有人注定要陷于孤军奋战的状况之中，只有拿破仑除外，但他是战俘。托洛茨基把这次流亡与战前那两次流亡相提并论，是下意识地为自己和家人减轻它的严酷性。有关的回忆使他感到安慰。托洛茨基侨居的第一阶段延续了不到3年，它被创造奇迹的1905年打断，第二阶段要长得多，它长达10年之久，但接踵而来的是1917年的盛大凯旋。每次，历史都对革命者在国外不安的期待给予慷慨的奖赏。期待历史的重演难道不对吗？但他深知，这次的前景可能不那么光明，他可能永远不能返回俄国。但是，比这种认识更强烈的是他对鼓舞人心的清晰前景的需要和战士的乐观主义，他甚至在失败或注定失败的斗争中仍期待着胜利。

这种乐观主义始终未离开过托洛茨基。如果说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仍坚信自己的事业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虽然他可能活不到那一天，那么在流亡的头几年中他的乐观主义更具富有个性特征的色彩。他确实期望很快就会宣告他无罪并请他返回俄国。他不认为那里的政治局面是稳定的，他在那摧毁一切的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激变中期待国家的剧变会引起执政党中的重大变动。他不相信斯大林主义会坚如磐石。斯大林主义不过是各种互不相容的思想的大杂烩、官僚主义的夸夸其谈，它并不敢解决它所面临的课题。他深信，斯大林上升的“间奏曲”必将结束，其结果不是革命精神或布尔什维主义复苏，就是反革命或资本主义复辟。如此刻板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主宰着托洛茨基的思想，尽管有时他也考虑过其他可能性。他认为他自己及其志同道合者是斯大林的唯一严肃的反对派，它植根于十月革命的土壤之中，能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并组成另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他没有料到斯大林能够消灭反对派或迫使它长期沉默。在这方面，革命前的经验支持着他的希望。虽然沙皇政府将革命者投人监狱、流放、处决，但它未能将反对派扼杀。斯大林毕竟还没有处决他的对手，那么他怎么能在沙皇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呢？当然，反对派在斗争中有得有失，但是，由于它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联，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所以它是消灭不了的。身为公认的反对派领袖，他有责任在国外指导它的活动，就像当初列宁和他本人在流亡中领导俄国国内的同志们一样。现在，只有他一人能够相对自由地以反对派的名义讲话，只有通过他，它的声音才能传到人们的耳中。

但在其他方面，托洛茨基的处境与革命之前迥然不同。那时，他还默默无闻，只有圈内人才知道他是一位俄国革命者。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这次，他不是从隐蔽幽暗的地下活动中再露峥嵘。他是举世公认的十月起义的领袖、红军的谛造者、其胜利的设计师，是共产国际的鼓舞者。他蹬上了顶峰而且不该再从那里下来。他在历史照明灯光中的国际舞台上演完了自己的角色，但他不能下台。他的过去支配着他的现在。他不能重温革命前的侨居生活，那时，他因尚未出名而没有危险。如今，托洛茨基的事业震撼了整个世界，无论他本人还是这个世界都将对此永志不忘。

同样，托洛茨基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俄国的事务之中。他牢记自己的“共产国际义务”。前几年的大部分斗争都与德国、中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相关，与莫斯科使用的方法相关，斯大林一伙为自己的私利利用这些方法阉割共产国际。很难设想他会停止这一斗争。乍看起来，被驱逐出国有利于他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托洛茨基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和斯大林派、布哈林派的“狭隘民族性”的批评者而在俄国不得人心，那他有充分理由指望这会引起外国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响，因为他们最关心他能否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他们赞成国际主义世界观，反对在一国之中建成社会主义的构想。在莫斯科和阿拉木图，托洛茨基都不能直接与外国共产党员接触，斯大林千方百计地使他们对他的观点一无所知或让他们得到的是经曲解的他的观点。现在，强行把他驱逐出国，使他有可能直接对他们阐述自己的立场。

托洛茨基仍像以前一样认为先进的西方工业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战场。在这方面，他始终忠于自己和高纯度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事实上，工人运动中的任何一个流派，甚至连斯大林派也不敢公开地拒绝这一传统。无论对于第三国际还是第二国际，西欧始终都是主要活动区域。德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拥有大量支持者，而苏联的工业还很落后、弱小，中国革命离胜利还有20年之遥。按照斯大林的观念，即便处在衰落阶段的资本主义欧洲仍是国际政治中心，西欧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是仅次于苏联的最重要的力量。而在托洛茨基的概念中，它却起着重要得多的潜在作用。

当然，托洛茨基不相信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当他来到王子群岛时，西方20年代末的“繁荣”已接近尾声。但是保守党人、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仍在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和阶级合作的阳光下悠然自得，仿佛永无止境的繁荣已有了充分保障似的。看来，议会制政府已经站稳了脚跟，而笼罩着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仅仅是欧洲政治中的例外。但是，在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头几天，托洛茨基就声称这种虚幻的和平已接近尾声，在谈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衰落和法西斯主义的日益强大时，他说：“在欧洲政治发展中的上述战后趋势不是偶然的，它们是通向新时代的血腥序幕。……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我们推进到极其紧张和伟大的斗争的时代。新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投下了阴影。……我们这个时代不能用19世纪的标准来衡量，19世纪是资产阶级民主不断扩展的典型的时期。20世纪与19世纪大相径庭，其差异程度较之我们这个时代与中世纪的差别更甚。”[1]他意识到，他在历史重大转折的前夕回到了欧洲，这时，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能为西欧人民提供一个可以与法西斯主义抗衡的积极选择。托洛茨基相信，西方的革命同样也能使苏联摆脱孤立，并能强有力地对抗压抑着俄国革命的落后的重负。这个希望并非纯属幻想。西方工人运动保存了它的群众组织，虽然它的士气低落，但并未丧失斗志，而且仍可以进行战斗。欧洲各国共产党尽管有种种失误和缺点，但在它们的队伍中仍不乏工人阶级的先锋。托洛茨基总结说，必须使先锋擦亮眼睛，让他们看到危险和机会，激励他们勇于承担责任，震撼他们的良心，推动他们参加革命工作。

这种观点既针对现实，也针对他本人的过去，它决定了流亡中的托洛茨基的特殊角色。他扮演着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的中介角色，斯大林把这二者降低为教条堆砌和官僚集团的神话。托洛茨基给自己制订任务：恢复马克思主义，用它的批判精神鼓舞党员群众，以此作为有效的革命活动的基本先决条件。除列宁之外，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讲话都不具有托洛茨基讲话的道义权威，他是作为理论家和战无不胜的革命统帅获得这种权威的。目前，托洛茨基陷入不可调和的敌意的重围之中，又与由革命诞生的国家处于冲突之中，他的活动条件的艰苦卓绝是无以伦比的。

托洛茨基有足够的，甚至是绰绰有余的勇气和精力，而这些是他扮演这个角色和与这样的困难作斗争所不可少的。他所遭受的所有惨重失败不仅没有压抑他那战士的天性，反而使它发展到顶点。他那巨大的理性和心灵的激情总是那么强烈，现在变成了悲剧性的精力，它与米开朗琪罗作品中鼓舞先知和立法者的精力同样强大、同样崇高。这种道德精神保护着他，使他不至于沉湎于个人悲剧之中。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他有自怜的暗示。在流亡国外的第一年中，他在其自传的结尾处写道“我不知道什么是个人悲剧”，他说的是实话。他在自己的命运中看到的只是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潮起潮落，至于他是在权力的巅峰抑或作为流亡者战斗，对他并不起作用，这一差别不能摧毁他对其事业和对他本人的信心。某位批评家意味深长地指出，尽管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但昔日的军事人民委员仍保持其思维的清晰和全部力量，听到这种说法，托洛茨基只是对在“判断力和政府职务之间建立联系”的庸俗企图加以嘲笑而已。[1]只要他能集中自己的力量，用它们为自己的思想服务，他就能感到生活的充实。现在，虽然身处逆境，他仍准备这样做。他对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胜利比对其后遭到的失败记得更清楚，这有助于他保持自信心。他深知这些胜利是永恒的，他的生活使他升华到如此的高度，他的衰败也不能使它失去光彩，任何人间的力量也不能使他离开这个高度。尽管如此，悲剧还是冷酷地、一步步地向他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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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被流放到王子群岛的历代拜占庭皇帝们的兄弟或表兄弟们在群岛的沿岸区域过着悲惨的生活。30年代初，这里可能仍像古代那样荒凉。它似乎是天造地设的囚禁王公的场所。群岛由清一色的红色岩石构成，它俯在暗蓝色的海面上。“比尤克·阿达村紧挨着大海，像一只正在饮水的史前野兽”。[2]在夕阳的余辉中，岛屿的红颜色愉快地闪烁，好像在宁静的天空上熊熊燃烧的火焰。后来，颜色变了，变成了愤怒的深红色，这种色彩是抛向遥远、看不见的世界的孤独的挑战，直到岛屿最后悄然地沉浸在黑暗之中。岛上的居民不多，都是渔民和牧人，他们像他们千年前的祖先一样，生活在红色土地和蓝天之间，“村中的墓地似乎比村庄本身更有活力”。[3]岛上的宁静从未受到过汽车喇叭声的惊扰。只有驴叫声从岩石和田间传到主要的街道上。群岛每年中只有几个星期遭到喧闹凡俗的人群的践踏，到这里来消夏的君士坦丁堡商人

及他们的家属布满了海滩和陋室。然后，宁静重返这里，只有驴叫声欢迎着美好秋天的悄然来临。

在比尤克·阿达村外，坐落着托洛茨基的新避难所，它被围在高高的栅栏与海洋之间，与村庄完全隔绝，与之没有任何往来，正如该村与外部世界不相往来一样。这是从一位破产的帕夏（土耳其高级官衔）手里租来的一栋无人居住的大别墅。当新房客来到别墅中时，里面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许多年之后，托洛茨基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娜塔利娅挽着袖子，兴致勃勃、起劲地打扫卫生，并迫使丈夫、儿子和她一起干。他们清除了垃圾，把墙刷白，然后用一种价格低廉的涂料刷了地板，几个月之内，鞋底总往地板上粘。房子中央是一个大厅，穿过大厅的门可以走上对着大海的凉台。托洛茨基的办公室在二楼，很快，办公室的四壁都摆满了从欧美来的书籍和报刊。在一楼有廖瓦领导的秘书处。一位来访的英国人这样描写这栋房子：“熏黑的大理石、可怜的青铜孔雀、黯然失色的馏金暴露了那位土耳其房主的社会追求，也揭示了他的没落。”这些旨在保持退休帕夏的舒适和体面的褪色装饰与现在主宰这栋建筑物的斯巴达精神形成喜剧性的对比。[1]马克斯·伊斯特曼来到这里时，别墅中已满是秘书、警卫和来访者。他因它缺少舒适的家具和装饰而把它比做一无所有的军营。“在几间巨大的房屋里和阳台上，没有任何家具，甚至连把椅子也没有，它们充其量只能说是过道，房门都是内外加锁。在每个房间中或是摆着办公桌，或是摆着床，或是二者都有，但人进去时都要带着椅子。一楼有一间四方的屋子，四壁刷得雪白，里面勉强能放下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这是饭厅。”这位有享乐主义倾向的美国访问者暗想，“只有对审美

完全无动于衷的男女”才能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生活，“虽然花不了几个美元他们就能把这栋别墅变成赏心悦目的住宅”。[1]当然，在这所住宅中没有美国中产阶层住宅中的舒适。即便在正常情况下，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也未必会想到“花几个美元”买几张画来使他们的住宅变得“赏心悦目”，而他们在王子群岛上的生活从来就不正常。他们滞留在这里的那几年，似乎一直是在码头上的旅客休息室中寻找将载他们离开此地的轮船。别墅周围的花园杂草丛生，一派荒芜景象；无人管理侍弄它，这是为了“节省开支”，娜塔利娅对一位来访者这样解释说。而后者似乎期望托洛茨基会着手开垦他那块小小的土地。为了进行殊死斗争，人力和资金都应该节省，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比尤克·阿达村的住宅是临时司令部，宅邸的整洁和极端严肃的气氛正符合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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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从抵达海岛之日起就一直不能容忍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他担心成为格别乌和白俄侨民的囊中之物。别墅大门口有两位土耳其警察站岗。但他未必能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他们。他几乎一到这里就开始为获得前往其他国家的签证而忙碌，在其自传的最后几页中，对这些活动作了部分描写。[2]

在离开敖德萨之前，托洛茨基请求政治局帮他申请去德国的签证。政治局答复说，赫尔曼·米勒（Hermann Mucller）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拒绝签证。托洛茨基几乎认定这是斯大林在欺骗他，因此，在得知德国国会议长——社会民主党人保罗·赖柏（Paul

Loebe）宣布德国将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权后，他立即申请签证。“社会民主党报刊不无幸灾乐祸地大肆渲染这一情况，即拥护革命专政的人被迫在民主国家中寻找避难所”，这也不能使他放弃在欧洲寻找避难所的尝试。报刊纷纷写道，这一课将教会他“更高地评价民主制”。但这一课没上成。德国政府先是问他是否同意接受某些行动限制。托洛茨基回答说，他打算“完全与世隔绝”，住在柏林之外，不参加任何群众活动，只从事写作。然后又问他是否能满足于只在德国接受短期治疗。托洛茨基回答说，由于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时，德方又通知他，政府认为他尚未病到非要德国医生治疗不可的地步。“请问，赖柏给我的是避难权还是入墓权？……在几个星期内，民主原则打了3次折扣。避难权先是变成了特殊情况下的居留权，后来变成就医权，最后变成入墓权。但这意味着，我只有在死后才能充分评价民主的优越性。”

1929年2月，英国下院就允许托洛茨基入境一事进行了辩论。政府指示不允许他入境。英国大选在即，工党可望重新执政。4月底，费边社的两位主要领导人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先生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夫人来到君士坦丁堡，毕恭毕敬地求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尽管过去与他们在政治上敌对，但仍客气地接见了他们，并如饥似渴地向他们了解英国的经济政治状况。韦伯夫妇坚信，工党将在选举中获胜。托洛茨基指出，届时他将申请赴英国的签证。西德尼·韦伯表示遗憾说，工党政府在下院尚有赖于自由党的支持，而自由党人是不会同意托洛茨基入境的。几星期后，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果然组成了他的第二个内阁，西德尼·韦伯作为大臣入阁，此后改称帕斯菲尔德勋爵。

6月初，托洛茨基致函英国驻君士坦丁堡领事馆，正式申请麦克唐纳内阁的签证。他还给比阿特丽斯·韦伯夫人写了信，该信文风优雅，风趣地提到了他们在王子群岛上有关英国，特别是大英博物馆如何使他着迷的谈话。托洛茨基还致函财政大臣菲利浦·斯诺登（Philip Snowden)，声明说，政治上的分歧不应妨碍他访英，就如当年他在台上时它们未曾妨碍斯诺登访俄一样。托洛茨基还致电乔治·兰伯里（George Lansbury）：“我希望很快能对您在基斯洛沃斯克对我的拜会进行回访。”[1]但这一切都是徒劳。不过，反对他入境的根本不是自由党人。恰恰相反，他们反对工党内阁大臣们的立场，劳合·乔治和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曾多次亲自为托洛茨基斡旋。[2]托洛茨基评论说：“韦伯先生未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几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这一问题经常在上下两院中和报刊上提起。威尔斯和萧伯纳分别发表声明，反对不允许托洛茨基入境。J.M．凯恩斯（J.M.Keynes）、C.P．斯科特（C.P.Scott）、阿诺德·本涅特（Amold Bennet）、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爱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D.L．哈文（D.L.Garvin）、伯明翰主教，还有许多其他人都呼吁政府重新审查其决定。但政府对这些抗议和呼吁都置之不理。托洛茨基指出：“这次以民主制及其原则为题的独幕喜剧……可能是萧伯纳写的，如果在他的血管里流动着的费边社血液中注人哪怕是5％的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血液。”这次，萧伯纳虽然没有极尽其讽刺之能事，但也是尽力而为了。他向内务大臣克莱因（Clynes）指出，“工党的社会主义政府拒

绝为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提供避难权，拱手把他送到最反动的对手手中，使自己沦为笑柄……如果政府不允许托洛茨基入境，那么，它最好也能迫使他沉默。……但谁也不能迫使托洛茨基先生沉默。他那杰出的文学才能和由其非凡的人生道路奠定的他在当今世界公众想象中的地位使他有可能利用任何一个迫害他的企图。……他会成为任何一国极左翼好斗分子的鼓舞者和英雄。”那些“对他像对关在笼子里的狮子那样怀有不理智的恐惧”的人，应允许他来英国，“哪怕只是为了把笼子钥匙拿在手里”。萧伯纳把凯末尔一帕夏的行为与麦克唐纳的行为加以比较并得出结论：“土耳其政府给英国政府做出自由的榜样，这一事实令人难堪。”[1]

欧洲其他政府对把“关他的笼子的钥匙拿到手中”也没有更大的热情。法国政府翻出了1916年驱逐托洛茨基出境的命令，声称它至今仍然有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开始时表示准备接待托洛茨基，在马萨里克（Masaryk）政府中担任部长的社会主义者路德维格·捷赫博士称托洛茨基为“尊敬的同志”，他通知托洛茨基，贝奈斯(Benes）同意发放签证。但通信以冷淡的拒绝签证告终，也没有解释拒绝的原因，“同志”一词也换成了“先生”。[2]荷兰当时正为威廉二世提供避难权，却拒绝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致玛德莱纳·帕兹（Magdeleine Paz）的信中嘲讽道，因为他对荷兰语一无所知，荷兰政府完全不必担心他会卷人荷兰内政，他愿意隐姓埋名住到最偏僻的村庄。[3]奥地利政府也不愿为其他政府“树立自由主义的榜样”。挪威政府宣布，它不允许托洛茨基入境是因为不能保证他

的安全。托洛茨基的朋友们甚至还向卢森堡大公国政府提出申请。托洛茨基发现，“欧洲是没有签证的大陆”。他甚至没想向美国政府申请，因为“它不仅是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胆怯的国家”。他得出结论，“欧洲和美洲都没有签证”,“但这两个大陆主宰着其他大陆，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没有签证的星球”。“人们从各个方面对我解释，说我不相信民主是我的主要罪孽（刷印书作“孳”）。但当我提出申请，要求给我上一堂小小的民主实物教学课时，竟找不到一个愿意教课的人。”[1]

此事的底蕴在于，托洛茨基即便在流亡中仍使人感到恐惧。各国政府及各执政党要让他明白，领导一场伟大的革命、向各现存政府挑战、怀疑神圣的私有财产权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欧洲资产阶级惊喜地观看这场戏，自从拿破仑失败后，它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场面，从那时起，还没有这么多政府共同排斥一个人，或者说还没有一个人能引起如此巨大的敌意或恐惧。[2]保守主义者不能饶恕托洛茨基，因为他粉碎了“14个国家”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远征”。这次十字军远征的鼓动者温斯顿·丘吉尔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表达了这种感情，他在其一篇题为《欧洲的食人恶魔》的文章中幸灾乐祸地写道：“托洛茨基那张眉头紧锁的脸曾使数千人惨遭横死，现在，他像一堆破抹布一样被抛到了黑海岸边。”经过思考之后，当他把这篇文章收入《当代伟人》一书时，用“歹毒的托洛茨基”

代替“一堆破抹布”这几个字。托洛茨基在黑海岸边发表的头几个政治声明表明，他仍是现存制度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仍像当年指挥红军冲锋陷阵或在共产国际讲坛上向全世界演讲那样具有挑战性，那样自信。他当然不是“一堆破抹布”，他是个“歹毒的人”。[1]

对使布尔什维克分裂的有争议问题的无知加剧了仇恨和恐惧。那些有影响的报刊迷惑不解，它们怀疑驱逐托洛茨基是苦肉计，认为他与斯大林达成秘密协议，出国搞革命。《泰晤士报》据“可靠消息”证明事情确实如此，它发现托洛茨基插手德国共产党人的示威游行。[2]《晨报》报导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进行过旨在使后者重任红军首脑的秘密谈判，还罗列出许多细节；并说该报得知，托洛茨基的姐姐为此在莫斯科、柏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往来穿梭。[3]《每日快报》谈到“这只栖息在英国社会主义树杈上大乌鸦时”说：“尽管它已爪断翅折，它也不是那类我们指望能在英国驯养的鸟。”[4]《曼彻斯特卫报》和《观察家报》带有几分同情地支持托洛茨基要求政治避难的申请，但它们势单力薄。美国报刊认为，托洛茨基是“煽动革命的人”，而斯大林则是美国可以与之搞贸易的“温和的国务活动家”。[5]德国右派和民族主义报刊由于狂怒而声嘶力竭，《柏林交易

所报》声称：“德国的灾难够多的了……我们认为无须为接待这位布尔什维主义最得力的鼓吹者而增加我们的灾难。”[1]希特勒的报纸《观察家报》写道：“托洛茨基是苏联犹太人的密探，他想定居柏林，我们应密切注视这个犹太杀人犯的动向。”[2]

各国社会民主党，特别是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它们从其民主良心的角度虽都有几分不安，但恐惧更厉害。当乔治·兰伯里在内阁会议上就政府对托洛茨基的态度提出抗议时，首相、外交大臣和内务大臣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让他呆在君士坦丁堡这个偏僻的地方吧，他要是到了其他地方，对谁都没好处，我们都怕他。”[3]比阿特丽斯·韦伯对托洛茨基的智力和“英雄性格”赞叹不已，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我丈夫和我都因不允许您进入大不列颠而感到十分惋惜。但我担心，任何一个宣传不断革命的人，即把革命战争带人其他国家政治中的人，永远不能进入这些国家。”[4]从历史上看，并非完全如此：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两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侨居英国，“宣传不断革命论”。但时代不同了，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从默默无闻的政治侨民一跃成为革命领袖、然后再被驱逐，这是他们的有幸和不幸之处。托洛茨基对于他所激起的这种感情并不十分惊讶。他再也不想像帕兹夫妇建议的那样通过外交途径得到签证了。但他也不愿意拐弯抹角或克制自己

不发表公开声明。[1]托洛茨基甚至在寻找避难所期间也仍继续进行思想斗争。他深知，各国政府和各执政阶级以其惧怕给了他应有的评价：他们不能把他当做普通的请求者，而把他看成战斗的革命法典及其体现。

托洛茨基没有坐等无数次签证申请的结果就着手工作了。在他来到王子群岛后的头几个星期，这里就变得热闹非凡：各大洲的记者蜂拥而至，对他进行采访，许多朋友专程前来看望。仅5月一个月中，从法国来了至少7人，他们之中有人在这里住了几周，有人住了几个月。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到这里担当警卫和秘书。德国和美国的出版商也来了，他们来签订出版合同并预付稿酬。各国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员纷纷来信，就政治思想问题向他求教。托洛茨基系统详尽地回答每一个问题，用了无数的信纸。很快，他的通信就达到了极大的规模，此后，不论情况如何，他都坚持这一工作，直到生命结束。托洛茨基筹备出版第一期《反对派通报》。这是一本篇幅不大的期刊，它于6月份问世。《反对派通报》成了托洛茨基评论党内事件的最主要的讲坛，也是他与苏联境内反对派联系的最主要的手段。在比尤克·阿达村搞出版是件难事，就连在巴黎和柏林找一个《反对派通报》的俄国发行人也不容易。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着手进行把各国支持者组织起来的工作。此外，托洛茨基在来到王子群岛后的头几个月中就开始准备几本书的出版事宜。他想让世界了解1927年联合反对派的纲领，这本书以《俄国真相》为名出版。托洛茨基收集了在苏联被禁的文

件，把它们编成《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收入了托洛茨基的《第三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一文，还有他从阿拉木图寄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那封信。上述材料的删节本当时已在国外问世，其中有不少歪曲之处；这也是托洛茨基急切要出版完整、准确的文献的另一个原因。《不断革命论》这本小册子也是在阿拉木图写成的，该书旨在与拉狄克的争论中肯定并捍卫这一理论。

但这一时期写作工作的主要成就是回忆录《我的生平》。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请求他写自传的朋友的坚持下，他在阿拉木图时就完成了这部自传的前几章，叙述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而在王子群岛上，这项工作飞速进行，他把写好的章节寄给德国、法国、英国的译者。托洛茨基写作如此神速，以至令人怀疑他在阿拉木图是否仅仅写了几章。在抵达比尤克·阿达村将近3个月时，托洛茨基给住在维也纳的俄国老革命家克利亚奇科夫(Клячков）一家写了封信，他们的友好关系始于1914年。他在信中写道：“我仍沉浸在撰写自传之中，不知如何摆脱它。我早就能把它写完，但讨厌的学究气使我无法结束这一工作。我反复修改，核对日期，这儿删去一些，那儿增加一些。我不止一次想把手稿付之一炬，以便着手进行更严肃的工作，可惜现在正值夏季，炉子里没有火，更何况这栋房子里根本就没有炉子。”[1]5月，托洛茨基给德文译者亚历山德拉·拉姆（Александра）[2]寄去了该书的大部分手稿，几个星期后，她就收到了记述内战的章节。但在7月，

“讨厌的学究气”再度支配了托洛茨基，他又动手重写回忆录的头几页。该书于初秋时脱稿，它的部分章节已在多家报刊上连载。当托洛茨基还在勤勉地修改德文和法文译文时，他已着手准备撰写《俄国革命史》一书了，11月底，亚历山德拉·拉姆就已收到了该书的前几章。

甚至在写作工作最紧张的时刻，托洛茨基仍挂念着留在“国外”的子女、外孙及朋友们。当他对尼娜的弥留和死亡还记忆犹新时，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长女季娜的病又使他焦虑不安。托洛茨基通过巴黎打听季娜的情况，帕兹夫妇在那里通过苏联使馆工作人员中的同情者与托洛茨基留在莫斯科的亲人保持着联系。季娜身受肺结核病的折磨，妹妹之死，父亲遭迫害，丈夫普拉东·沃尔科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养活自己及两个孩子的艰辛，这些都损害了她的神经。她请求当局允许她出国与父亲团聚，但无结果。托洛茨基在经济上帮助她，他的同情者也为苏联政府批准她出国一事斡旋。季娜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住在列宁格勒，还允许她在那里居住多久都无法预料。她照料着尼娜留下的几个孩子，他们的父亲曼一涅维尔松也遭流放，现在被关押在监狱之中。这还不是全部。廖瓦的妻子和孩子仍留在莫斯科听凭命运的摆布。如此算来，托洛茨基的亲人中至少有4家在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家破人亡。每周都传来消息：朋友们遭迫害、闻所未闻的残酷折磨、监狱中的疾病、半饥半饱的生活、与看守的冲突、绝食、自杀和死亡时有所闻。托洛茨基全力以赴地对此提抗议，他特别反对对拉柯夫斯基的迫害，后者不久前还是在西方知名度最高、最受尊敬的苏联大使。拉柯夫斯基被从一个流放地转到另一个流放地，他患着严重的心脏病，托洛茨基已经好几个月没得到他的消息了。

托洛茨基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他的担忧、痛苦和疲劳。他以顽强的工作、与朋友和支持者的交往消除忧愁，用划船和在洒满阳光的马尔马拉海中捕鱼来缓解紧张的工作。即便休息时他也不能无所事事。他需要不断地消耗他的精力。像在阿拉木图时一样，托洛茨基每次出海打鱼时都兴师动众。他们驾驶几条大船出海，带着许多渔网和充当锚的石块。托洛茨基在两个土耳其渔民的陪伴下在海上漂流很久，这两人逐渐成为托洛茨基一家的朋友。他和他们一起干活：拉网、拉石块、提装鱼的篮子。（伊斯特曼对托洛茨基的“休息观”不以为然，他惊讶地说：“当他出海打鱼时，也是那么紧张、敏捷、有条不紊，为获得成功而运筹帷幌，正如同他当年前往喀山粉碎白军一样，这是否有点儿小题大做了。”[1]）托洛茨基不会节约他的体力和智力。显然，慢性病也不能摧毁他的生命力。有时他独自一人出海，久久不归，引起家人和秘书的不安。他的一个忠实信徒有一次来到这里时正值这种时刻，他感到十分惊讶，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怕格别乌，它可能在海上设下陷阱。托洛茨基以十足的宿命论的口吻回答说，格别乌如此强大，如果它想干掉他，那他在劫难逃，只能束手待毙。因此，他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自我囚禁、剥夺自己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自由和生活的色彩及情趣。[2]

托洛茨基初来土耳其时的担忧已部分消除。土耳其人彬彬有礼，乐于帮忙。凯末尔一帕夏信守诺言，尽管托洛茨基目前仍不信任他。站在别墅大门口担任警卫的警察对它的主人也十分友善，完成托付给他们的事情，还帮助做家务，好像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似的。白俄侨民并未企图潜入到高高的栅栏之内。就连格别乌都似乎远在天边，对托洛茨基毫无兴趣。但是，这些表面现象都是欺骗性的。格别乌近在咫尺。格别乌的特务经常以托洛茨基的热忱支持者的面貌出现，以秘书或警卫的身份潜藏在他的身边。娜塔利娅写道：“拉脱维亚人弗朗克（Франк）在王子群岛上住了5个月，后来我们得知，他和另一个拉脱维亚人索博列维丘斯(Собољевичус）一样，都是苏联秘密警察的特务。索博列维丘斯在这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他弟弟罗曼·威尔〔Roman Well〕是在巴黎和中欧反对派圈子里活动的奸细）。”[1]灾难在于，被揭穿的奸细事实上并不总是真正的奸细，同时，最危险的特务却未被识破。例如，30年后，索博列维丘斯被指控为苏联特务，在美国受审，他供认当年曾在王子群岛对托洛茨基搞过特务活动。[2]然而，他与托洛茨基的书信往来及他们之间关系破裂的情况给他这份供词上投下可疑的阴影。索博列维丘斯屡次公然表明他与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之后主动与后者决裂，而奸细是不会这么做的。托洛茨基指责他为斯大林分子，但始终不相信他是奸细。不

论事实真相如何，在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上度过的那3年中，他对索博列维丘斯兄弟无限信任。他们在托洛茨基主义者中不是新人。索博列维丘斯在俄国时曾是一家左倾马克思主义报纸的记者，并于1927年在报社中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后来，他们兄弟两人不仅在法国、德国积极活动，还为托洛茨基提供重要情报和写书的参考资料。他们协助出版《反对派通报》，托洛茨基与苏联境内的秘密通讯大部分是经他们之手传递的，密码、用化学墨水写的信件及秘密通信处等等都在他们手中。[1]

不让奸细混人地下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地下组织都是特务的目标，如果过于疑神疑鬼是不行的，它与警惕性不高一样能使整个组织瘫痪。托洛茨基的工作在这方面特别糟糕。因为在他的西方支持者中，懂俄语并了解俄国风俗的人屈指可数，因此他对这些人格外倚重。托洛茨基的工作如果没有廖瓦的帮助就几乎无法进行。不过，托洛茨基极不情愿接受儿子的自我牺牲，因为对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自愿在王子群岛上过这种与监狱生活相差无几的日子，确实是自我牺牲。因此，托洛茨基经常寻找俄国秘书，这为特务接近他提供了机会。朋友们的及时警告曾多次防止了灾难的发生。如在30年代初有个名叫瓦连廷·奥尔伯格（Валентин Ольберг）的人，他出生于俄国孟什维克家庭，装成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力图到王子群岛为托洛茨基当秘书。但是，弗兰茨·普菲姆菲尔特（Franz Pferllfert）和亚历山德拉·拉姆对他有怀疑，他们从柏林给托洛茨基写信，把他们的担心告诉他，于是奥尔伯格的秘书人选被否决了。1936年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公审时，他作为被告出庭，为法庭提供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

罪证。[1]但这样及时的警告极为罕见，在后来的几年中，奸细的阴影像灾难一样对托洛茨基紧追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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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上的物质生活状况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他得到巨额稿酬，岛上的生活十分便宜，而托洛茨基一家人的生活又极其简朴。随着工作的展开和秘书人数的增长，又总有客人长期居住，加之通信达到中等政府部门的规模，支出增至每年12000至15000美元。[2]全世界大量读者保证了托洛茨基的丰厚稿酬。他在君士坦丁堡写的头几篇文章给他带来l0000美元的收人，他把其中的6000美元用来出版《反对派通报》及法国，甚至还有美国的托派报纸。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收到了各国出版《我的生平》的预付款，数额十分可观。仅美国出版此书的预付款就达7000美元。1932年，《星期六晚报》为连载《俄国革命史》支付45000美元。[3]当托洛茨基离开君士坦丁堡的苏联领事馆时，他向莫里斯·帕兹借了20000法郎。一年后，他还清了债务，而且没有必要再借钱了。1929年5月，当帕兹询问他生活是否困难时，他

回答说，他不仅不困难，而且能够为西方朋友们提供帮助。托洛茨基的书信和保留下来的文件表明，他帮助别人相当慷慨，某些受惠者相当无耻地依赖他的帮助。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甚至还有施略普尼柯夫早在失败前就力图把外国共产党中的支持者组织起来。开始时，尽管支持者受到开除出党和流放的威胁，这一努力仍获得了一定的成功。[1]但是，俄国反对派的策略和退却使外国共产党员茫然若失，斯大林的镇压又把他们吓破了胆。季诺维也夫派的彻底投降影响了反对派在外国支持者中的声誉，但托洛茨基的失败和他被流亡国外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部分外国共产党人尚未完全听任斯大林的操纵，在这些人的眼中，托洛茨基的道义声望仍像以前一样高，环绕着这个名字的传说是不可遏制的战斗力与胜利的传说，如今，它又增添了殉道的新音调。但是，共产国际已经如此猛烈诋毁托洛茨基主义，不遗余力地将它从各国组织中驱逐，因此，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别指望能从相信这一异端邪说中得到什么好处。甘愿在这条殉难道路上追随他的人屈指可数。

在王子群岛上，托洛茨基着手把他的新、老支持者团结起来。在他看来，他不能和他们分享权力这一事实并不表明这一活动是没有希望的，正因如此，它对他更有诱惑力。他深知沽名钓誉之徒、官僚主义者是不会响应他的呼吁的，他把目光转向那些有思

想、不计利害的人。任何一个革命组织的力量难道不是在于其成员的信念和他们对事业的忠诚而是在于其数量吗？20年代末，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统治徒有其表。从那几年过来的任何一国的共产党员都可以用亲身经历来证明，各国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在开始追随莫斯科加冕的新正统路线时是多么迷惑和勉强啊。在那并不深刻的调和主义之下隐藏着不信任和不安。昔日马克思主义思维习惯依然存在，托洛茨基的命运经常触动他们的良心。但由于优秀的共产党员都认为宣布与俄国革命生死与共是其最神圣的职责，因而他们不能与如今的莫斯科当权者发生冲突，而后者以革命的名义坚持要求外国共产党员在中央和基层组织赞同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共产党员遵照旨意投了赞成票，但是“整个战役”对他们来说仍是可悲的谜。战役中的狠毒刺伤了他们，他们不了解其动机，有时暗自思量，来自远不可及之处的诅咒已够骇人听闻的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再为它增加自己那微不足道的指责呢？在工人党员中，年轻人和不知情者除外，都还记得托洛茨基如日中天的日子，记得他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有力抨击，记得他那些言词犀利、慷慨激昂的宣言，就是这些宣言使其中的一些人挺起了腰板，甚至还把一些人带进了党的队伍之中。这个人在他们的记忆中是列宁的最亲密的同志。如今，党却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这使他们匪夷所思，但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在各国共产党中，时而有少数人因看不惯“党的路线”中的种种花招而愤然退党，但大多数人认为不应过于关心领袖之间的斗争。无论如何，俄国远在天边，很难理解它，而本国的阶级敌人近在身旁，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进行着反对他们的英勇斗争。他们仍然支持党，但这不是遵循斯大林主义而是违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当他们听到党的上层官员诬蔑托洛茨基是“叛徒、反革命分子”时，他们陷入困境。托洛茨基对左倾激进知识分子的影响更大。萧伯纳曾这样描述他，说他重新成为“世界各国极左翼好斗分子的鼓舞者和英雄”，那时萧伯纳与事实真相的距离并不像后来人们认为的那样远。[1]我们已经提到过，许多著名英国激进活动家为捍卫托洛茨基而反对本国政府。当然，英国共产党受托洛茨基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党都小，但仍应该指出，在托洛茨基流亡王子群岛的那段时期的通信中可以找到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其中装着他与一位英国共产党作家的十分友好坦诚的往来信件，后来，此人因成为正统斯大林主义者而臭名远扬。在著名的或即将成名的欧美诗人、作家、画家当中，安德烈·勃勒东（Andre Bredon）以及其他超现实主义派的诗人，如荷兰女诗人亨利耶塔·罗兰·霍尔斯特（Hendetta Roland Holst）、[2]其昙花一现的可悲文学生涯当时正值巅峰的伯纳伊特·伊斯特拉蒂（Panait Istrati）、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和年轻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以及许多人都为托洛茨基所倾倒。一位美国共产党史学家写道：“托洛茨基继续引导着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为了证实这一论断，他援引了一位知名共产党员作家兼出版家米歇尔·戈尔德（Michael Gold）的话，后者甚至在托洛茨基已遭到头几次攻击诅咒之后仍“不能不赞美托洛茨基（该文发表在《新群众》上）,‘他几乎是一位达·芬奇那

样的全才！’”甚至在1930年，戈尔德在说了几句一般性的指责之后，指出“‘托洛茨基在伟大的俄国革命史中万古流芳……他像萨伏那洛拉[1]（Savonarola）或丹东一样，是永恒的人类神话之一’。”[2]“对托洛茨基赞叹不已的不仅是米歇尔·戈尔德”，另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也指出，“这是美国关注俄国事件的极端激进派的共同特点……。”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许多被开除的托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的小组都在积极活动，领导他们的是几个共产国际创始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独自抗议莫斯科反托洛茨基的斗争，其后的5年中，即从1924至1929年间，阿尔弗雷德·罗斯默、鲍里斯·苏瓦林和其他人仍继续进行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3]比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革命工团主义小组对托洛茨基也依然同情，该小组本来是法共中央建立起来的组织，但它后来脱离了法共。季诺维也夫派也有其支持者。在德国有“列宁主义者同盟”，还有维金格反对派（该组织以柏林最大工人区的名字命名），但那里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是以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和路特·费

舍为代表的季诺维也夫主义者。两位被墨索里尼囚禁在监狱中的意大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ionio Cramsci）和阿马杰奥·博尔迪加[1]（Amade Bordiga）也反对斯大林。葛兰西从牢房中把一份反斯大林的声明寄往莫斯科，意大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陶里亚蒂（Togliatti）把它扣下了。[2]安德列斯·尼恩(Andos Nin）是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有才干的人，他把自己的命运与俄国反对派联系在一起，多年来他一直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3]荷兰的马林·斯内夫利特（Maring sneevliet）是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的头号鼓舞者，他领导着一个相当强大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左倾工会工作者集团。比利时的范·奥维尔斯特莱泰恩（Van Overstraeten）和列索伊尔（Lesoil）是比利时共产党的前领导人，他们的支持者在沙尔列鲁瓦大型采矿区有牢固的阵地，他们也宣传托洛茨基主义。

党内争论甚至在亚洲也有反响。托洛茨基主义的只鳞片爪由草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传到上海、北京、广东和武汉。他们亲眼看

到了托洛茨基在1927年为中国革命所进行的斗争。1928年，他们召开了中国反对派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某些人主张与毛泽东结盟；那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不满，因为在1925一1927年间他的观点往往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还因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以游击战的形式与国民党斗争。1927年前，陈独秀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29年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揭露了莫斯科、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幕，声称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批评是完全合理的。[1]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锡兰也有影响。大约在这期间，托洛茨基在美洲赢得了支持者：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詹姆斯·P·坎农（James P.Cannon）和马克斯·沙什曼（Max Shachtman)，加拿大共产党主席莫里斯·斯佩克托尔（Mauri Spector）。甚至在遥远的墨西哥，也有一批共产党员在迭戈·里维拉的鼓舞下投入到在莫斯科已被粉碎的异教徒的事业之中。

托洛茨基与上述所有组织建立起联系，并力图使它们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莫斯科之后，它们靠他的只鳞片爪的思想为生，在小报和通讯上发表秘密从苏联带出来的托

洛茨基著作的片段。托洛茨基来到君士坦丁堡为他们注射了一针兴奋剂。托洛茨基的道义权威是他们的巨大财富，他们期待他能为国际范围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反对派注入活力。但托洛茨基的权威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学生和追随者的有限角色。海因里希·布兰德勒把托洛茨基主义形容为扯着一张巨大风帆的小船。托洛茨基甚至在俄国反对派中也是主宰，但在俄国，他周围至少有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以独立思考、刚毅的精神和丰富的经验在革命中脱颖而出。在俄国境外的托洛茨基的志同道合者之中，这种类型的人寥若晨星。他希望反对派的这一弱点很快就能克服，在普通成员中会成长起新的领袖。他没有想到，他永远是唯一一个被驱逐的俄国反对派领袖。他期望斯大林在他之后还会把其他人，特别是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赶出俄国，只要他们一离开俄国，国际反对派就会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1]这一期望落空了。斯大林根本不想以新的驱逐来巩固托洛茨基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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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托洛茨基的个人魅力之外，这一阶段的托洛茨基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革命的国际主义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当年，第三国际曾把它从第二国际无力的手中夺过来，拯救了它，现在托洛茨基为捍卫它而反对第三国际，同时还要反对第二国际。对托洛茨基来说，这一原则不是一般的抽象原则，而是渗入到他的思维和政治

本能之中的原则。无论处理什么政治问题，他都从国际远景出发，超越民族之上的共产主义利益对托洛茨基来说是最高准则。因此，他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是用“国家社会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是民族自大狂和苏联官僚集团的傲慢。现在，这一学说不仅在苏联占统治地位，在完全不需要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成了官方典范。共产国际在已被神圣化的斯大林俄国的私利前顶礼膜拜，它丧失了其自身存在的基础：共产国际依附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之上，这与它的名称是矛盾的。托洛茨基强调，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它起源于19世纪德国修正主义的国家改良理论，而它在实践上意味着放弃国际革命，让共产国际的政策服从斯大林的需要。[1]虽然托洛茨基认为国际利益比国家利益重要，但他对苏联本国的需要并没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没有忽略它的外交或军事利益。他坚持认为捍卫第一个工人国家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但他深信，斯大林的自给自足的概念削弱了苏联，因为苏联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其被孤立的状态并扩展革命。他

据此得出结论：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决定性阶段，工人国家应作好准备，宁可为了长远目标牺牲自己的直接利益，也不能破坏这一斗争，像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25——1927年破坏中国革命那样。30年代，这一争论变为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和反纳粹的策略及人民阵线的争论，但其实质仍是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和斯大林的孤立主义之间的冲突（如果与当代美国政治相类比的话），而后者是斯大林二三十年代政策的特征。

乍看起来，托洛茨基的立场比斯大林的立场更容易，或说应该更容易被苏联境外的共产党员接受。托洛茨基有理由期望它能得到热烈的反响，因为他强调在苏联境外工作的共产党员的重要作用，他们是国际阶级斗争中独立作战的人，而斯大林让他们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工人国家”的被保护人。

托洛茨基捍卫“无产阶级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把各国共产党人从极其狭窄的官僚主义机构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在各国共产党中恢复“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同样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它白纸黑字地写在各国共产党党章上。民主集中制的使命是保证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后来的各国共产党在纪律中有自由、在自由中有纪律。它要求党在行动上保持高度的协调一致，但允许党容忍与其党纲相容的各种不同观点。这一原则责成少数人执行多数人的决定，也责成多数人尊重少数人的批评和反批评的权利。它赋予在任期内的每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有效地领导普通党员的全权，但又使中央委员会取决于普通党员的意志和投票。因此，这一原则对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具有重要的教育、实践和政治意义。背弃这条原则并用官僚集团的集中制来取代它，这种做法削弱了共产国际。如果说崇尚纪律和高度集中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布尔什维克垄断政权的有机演变的话，那么这一制度在共产国际的国外各支部中的推广则是彻头彻尾人为制造的，因为它与各外国共产党在本国的生存环境与条件格格不入。

大多数西方共产党习惯于在多党制的框架中工作，在这种体制中，他们照例享有宪法所赋予的批评自由和辩论自由。现在，党的领导处于荒诞不经的状况，他们在自己的组织中剥夺了其支持者在组织之外可以享有的这一权利。到1930年，德国、法国或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不能发表与党的路线相左的意见。他们应把莫斯科发出的官方指示当成圣经来接受。这样一来，每个共产党在其本国内变成了一个古怪的岛屿，与人民群众彻底隔绝，但隔裂它们的并不是革命目的，而是与此目的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为法典。这一法典带有准宗教性质，它迫使党的成员在心理上严格划一，从反基督教改革运动以来，任何一个修道团体都是这么做的。诚然，借助于划一手段，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在加强纪律性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这样的纪律对于一个革命政党的政治影响来说却是破坏性的。一个革命政党应立足于它在其中工作的人民之中，与人民同甘苦，不能为仅仅是知情者所了解的偶像的利益割断它与人民的联系。斯大林主义及其信仰者的忠诚、狂热的献身精神和对敌人的仇恨无疑会吸引某些探索信仰的知识分子，后来这些人又诅咒它，说它是“堕落的上帝”。但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很难赢得工人群众这些被假定为它最适宜的“天生的无产者”。此外，异常严格的纪律捆住了党的宣传鼓动人员的手脚，而他们本应该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向那些他们准备召唤到自己旗帜下的人进行宣传。当欧洲共产党员在向工人听众论证自己的事业时，他总能遇到自己的对手——社会民主党人，他应驳倒后者的论据，他应以自己的口号与后者抗衡。但他现在做不到这点，因为他没有进行政治辩论的技巧，其原因是政治辩论在党内不受崇尚，因此，他的素养使他无法对尚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进行宣传。他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对手的论据，因为他不得不时时考虑自己的正统性，不断地检查自己的话是否有在无意中违背党的路线的地方。他只能盲目、机械地重复规定好的那些论据和口号。而意外的反抗、始料不及的批评意见会使他不知所措，因此，这样的宣传员在回答对苏联的批评时，极难说出令人信服的话来，他对工人阶级感恩般的祈祷和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在所有清醒的听众眼中成为笑柄。斯大林式宣传的低效是多年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宣传收效甚微，甚至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难以成功的主要原因。

托洛茨基的目的是使各国共产党振作起来、赶走麻痹状态、建立起自信心、鼓起战斗的激情，自信心与激情本来他们都曾有过，但在没有党内民主的情况下他们恢复不了原来的状况。他反复陈述民主集中制对共产党员利益的意义，他们从未理解它的意义，或已把它忘到了九霄云外。他为他们本人的利益、以他们本人的尊严和未来的名义向他们呼吁，并希望他的呼吁不会无人理睬。当然，如果理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本身的利益还有意义的话，那么托洛茨基的论据和号召应该能打动人心的。

托洛茨基主义除了其基本原则之外，也含有许多随机应变的策略概念。托洛茨基在流亡中撰写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解释这些问题的，但它们很难对外行有所裨益，特别是在时过境迁之后。然而，托洛茨基的策略思想的内涵极广，直至今天，他的某些观点对工人阶级的政策仍很重要，其原因在于它们不仅仅具有史料价值。值得一提的是，1923——1928年间共产国际推行“温和方针”，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从左的角度对它加以批判。[1]1928年后，这一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自从斯大林在苏联开始推行“左倾路线”，共产国际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它的方向，因为它的政策反映

着俄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并从后者那里得到推动力。在1928年夏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它开始改变其口号和策略指令，一下子从右倾转变为极左。[1]在其后的几个月中，新路线进一步发展，直至与旧路线完全对立。[2]共产国际在几年前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现在，则断言稳定期已经结束，预言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彻底崩溃。这就是所谓的“第三阶段”的核心，取代布哈林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莫洛托夫是这一理论的主要鼓吹者。根据这一“理论”，战后史明确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高潮，它持续到1923年；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它于1928年结束；而现在开始的第三阶段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宣判了死刑。如果说以前国际共产主义一直在进行防御，现在转入进攻的时机到了，即把“局部斗争”和改良斗争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

共产国际断言，资本主义所有的矛盾即将总爆发，因为资产阶级无力对付下一次经济危机，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尤其是甩掉了改良幻想的工人阶级变得更加激进，它一心盼望共产党率领它投入战斗。今天，阶级斗争中的任何事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潜能，它会引起“街垒战”或武装起义。1929年6月，半月刊《布尔什维克》指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罢工浪潮汹涌澎湃……持续不断的革命战争和内战因素与罢工交织在一起。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也卷入了斗争之中。……数百万农业工人和被压迫的农民的不满急剧增长，他们也在向左转。”莫洛托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声明：“只有迟钝的机会主义者或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双脚跨入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最宏伟的革命事件的区域

之中。”这几句话并不是对遥远的未来的预见，而是具体的预报和行动命令。几个欧洲共产党确实曾试图把1929年的五一游行和8月4日的反战示威直接变成“街垒战”，但在巴黎、柏林和其他城市中，它们均以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毫无意义的流血搏斗而告终。根据这条“总战线”，共产国际也改变了它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在这种所谓真正的革命形势之下，这些党只能与反革命狼狈为奸，所以共产党员没有任何理由寻求与它们合作或与它们达成局部协议。由于资产阶级试图借助法西斯主义来挽救自己的统治，所以议会制和自由民主时代行将就木，议会民主将变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将变成“社会法西斯党”,“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事实上的法西斯主义”。由于他们用民主、社会主义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貌”，所以社会民主党员比公开的法西斯党徒更加危险。因此，共产党员应该集中全力打击“社会法西斯主义”，把它当做“最主要的敌人”。以此类推，那些有时口头上像共产党员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徒比右翼“社会法西斯党徒”更危险，因此，应加倍努力地与他们进行斗争。如果说在此之前曾要求共产党员与社会民主党人“自上而下地”（即与它的领袖直到一般党员）建立统一战线，那么，现在共产国际宣布严厉禁止所有这类策略。现在，只能与下层建立统一战线，即只允许党员与“准备与其领袖决裂”的普通社会民主党党员建立统一战线。赞成与“上层”接触，则意味着帮助或鼓励“社会法西斯主义”。[1]在其后的五六年内，各国共产党始终奉行上述指示，直到建立人民阵线为止。这是非常关键的几年，因为在那段时间内发生了世界经济危机、纳粹主义抬头、西班牙君主体制垮台及其他许多事件，在这些事件的进程中，共产党的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

托洛茨基断言，在过去的那个时期中，共产国际由于其怯懦的政策而坐失了许多革命良机，但他没有料到共产国际的路线会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因此，托洛茨基批评这一变化，指责它为“180度大转弯”，“从机会主义一跃成为超激进主义”：新口号和策略指示无非是把旧的翻了个个儿，以便掩盖这些旧口号及指示的失败。在对莫洛托夫有关三个阶段原理的毁灭性批评中，托洛茨基指出，在第二阶段中发生了中国革命和英国总罢工，如果错误地把这一阶段看成是稳定时期，那么，期望在“第三阶段”中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并由此得出只能采取进攻政策的结论就更不现实。托洛茨基说，共产国际这些重新调整方向是机械的，因为它不想弄清其旧策略的错误，也未曾认真地讨论并重新评价有争议的问题。由于各国共产党没有讨论其政策的正确和错误之处，它们注定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并根据上面的命令用一系列错误来代替另一系列的错误。各国共产党的党内体制不是单纯的组织形式，它是事关共产国际全部政策的大事，因而把共产国际变成了一个既僵化又不稳定的组织。同样，“第三阶段”孟浪的超激进主义绝不能证明革命的国际主义在莫斯科当局中的复活。这种超激进主义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成长的妨碍并不亚于先前的机会主义，因为其基础同样是官僚集团对工人阶级国际利益的不负责任的冷漠。[1]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托洛茨基都不懈地宣传下述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开辟的整个时代是资本主义不断衰落的时代，因为它的基础已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座大厦就要轰然倒塌。一个社会体制的没落不能在单一的经济崩溃

过程中或在连续不断的革命事件中表现出来。因此，任何一个危机都不可能被先验地说成是“最后的和最终的”危机。甚至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也仍有其高潮和低谷（尽管高潮的趋势越来越短、越来越不稳定，而低谷则越来越低、破坏性也越来越大）。而在马克思之后，工业周期不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却仍在正常发展，不仅仅是从繁荣到衰落，也从衰落到繁荣。因此，如果声称资产阶级“客观上”已经陷入绝境；那就太自信了：目前的绝境还不是那种有产阶级无法摆脱的绝境，至于它具体能不能摆脱，这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更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一关系由于共产党的领导质量不同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预言说“革命浪潮不断高涨、在任何一次声势浩大的罢工中都能发现‘内战因素’”，并声明从防御转入进攻或武装起义的时刻已经来临，这意味着放弃领导，必然会导致失败。阶级斗争如同战争一样，都不能把行动的防御形式和进攻形式割裂并对立起来。最有效的进攻往往是成功的防御的产物，即便在整个革命战争高潮的顶点——武装起义中，防御的因素也依然存在。在危机时刻，工人阶级应该自卫，反对降低他们生活水平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现在告诉他们说，防御时刻已经过去，应该准备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进攻，这样的宣传活动实际上与无所作为或投降唱的是一个调子，只不过用了些极端激进主义的词汇罢了。同样，禁止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进行任何合作，将给整个工人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灾难。托洛茨基总结说，“第三阶段”的构想是在“莫洛托夫先生”庇护下的官僚冒险的产物，它只能是第三国际失算的“第三阶段”。这篇批评文章蕴涵着托洛茨基与共产国际就后者在希特勒上台那段时间的政策而进行的争论，在整个30年代初期，这一争论始终未停。当然，在这些策略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似乎是从右的角度，而不像从前那样从左的方面反对共产国际。这种变化并不是托洛茨基立场的变化（他的立场始终与1921——1922年间的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和他本人的立场一致），它植根于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和“一贯的非左即右的曲线之中”。即便如此，从“右的角度上批评斯大林的立场，对托洛茨基是不利的。共产党人习惯于把他看成是从左面批评斯大林的批评家，因而怀疑他前后矛盾、没有原则。在共产主义阵营中，托洛茨基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准布哈林右倾反对派之间的区别，至少在策略问题上的区别是不那么清晰的。而在上述争论中，策略问题又占着极大的比重。在欧洲右倾反对派中，布兰德勒的支持者举足轻重。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Thalhaimer）刚被开除出党，他们也严厉批评了新的极左路线。[1]托洛茨基主义与所有其他反对派小组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批评的理性力量、攻击性及全面性。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仅仅局限于揭露共产国际的“急剧”向左转。托洛茨基则对列宁之后的共产国际的全部活动加以抨击。布兰德勒的支持者所关心的主要是本国共产党的政策，他们煞费苦心地避免冒犯苏联领导人：在苏联的内部冲突上，他们都不得不支持斯大林，赞成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认为官僚主义符合俄国特殊国情而对它加以谅解，对莫斯科对托洛茨基的批判随声附和。[2]他们深信任何一个向莫斯科提出原则性挑战的共产党反对派都不能在共产党队伍中引起反响，他们希望共产国际迟早会发现“第三阶段”的政策不符合实际而把它抛弃并会与批评这一政策、但又未与共产国际形成不可弥合的破裂的人和解。托洛茨基派坚持，各国共产党的政

策或它们的错误不能仅仅在各国共产党的框框之内修正，因为它们“再生”的主要源泉在莫斯科，因此，关注苏联国内事务并在这些问题上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号召外国共产党员干涉苏联国内事务，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突出特点。这是挑战，它使大多数共产党员望而生畏。

尽管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进行了全面批评，但他根本没想另立门户、组织新的共产主义运动。那时及其后的几年中，托洛茨基断然拒绝建立第四国际的想法，这种想法是苏联工人反对派及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在欧洲的残余提出来的。托洛茨基宣布，他和他的支持者都忠于共产国际，虽然他们已被它开除。他们之所以结成一派，是为了重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之中。迫害使他们不得不组成一个派别，但他们仅仅是一派而已，并不是一个与共产党竞争的新党。他们唯一的目的是对共产党员施加影响，使他们意识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大权落入篡位者手中，引导他们为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来面貌而斗争。因此，托洛茨基派支持对共产国际进行改良，但并不想与它彻底决裂。他相信，尽管各国共产党有其种种缺点和过失，但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反对派的位置在这个先锋队之中。如果反对派和它的所有支持者都离开共产国际，则落入陷阱，而这正中斯大林的下怀。当然，斯大林不允许共产国际的队伍中产生任何反对派。但是，这种状况不会长久，苏联国内外的危机事件很快就会使共产主义从沉睡中醒来，振奋它的士气，激励共产党员行动起来，并为反对派提供机会。托洛茨基警告说，赞成建立第四国际的人应该考虑到，对一个内部不协调的集团来说，绝不会因打出一面旗帜就成为现实的政治因素。革命运动并不是旗帜和口号的产物，而是和它所代表的阶级一起有机地成长起来的。每个共产国际都代表着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历史经验中的一个阶段，如果忽视第二、第三国际与群众的联系及其政治传统的分量，必然会受惩罚。更何况第三国际是俄国革命的产物，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与它团结一致，把它视为革命的化身。托洛茨基指出，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尽管他们不应让斯大林分子滥用他们的忠诚。因此，只要苏联还是工人国家，就不能期待或鼓动工人拒绝第三国际。

尽管苏联被“官僚集团搞得走了样”，但它仍是工人国家，托洛茨基在这点上坚定不移。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生产资料国有制所决定的。只要“十月革命的这一最主要成果”未受侵害，苏联就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当然，工人阶级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官僚集团，直到它能着手实施社会主义，而它除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之外，别无它路，因此，只要公有制能保存下来，工人国家的存在即便不是现实的，起码也是潜在的。

这一观点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其中甚至还有托洛茨基的学生。但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从未妥协过，即便当他修正并改变了某些其他思想时，对此仍寸步不让。托洛茨基在其流亡生涯的前半个时期中一直宣传应在苏联进行改革，而不是革命；而在流亡生涯的后半个时期中，他开始断言政治革命是对官僚专制独裁的唯一答复。此后，当他宣布必须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共产国际时，他也重新考虑了他本人有关反对派角色的构想。即便在那时，他仍毫不动摇，坚持苏联是工人国家。他声称：“无条件捍卫苏联”和反对资产阶级敌人，是反对派每一个成员的基本职责，他不止一次地与他那些不愿履行这一职责的朋友和支持者绝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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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把自己的西方支持者组织起来的头几次尝试结果令人失望。托洛茨基十分注重法国，因为在那里他的追随者的影响比在别处都大，他试图把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派和准托洛茨基派集团或组织团结起来，并使它们与季诺维也夫派及工团主义者小组“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以期在那里建立起强大的反对派基地。一开始罗斯默就警告过他，这些集团大都士气低落、精神沮丧。托洛茨基主义在法共中的影响达到巅峰之际算起，已过了5年，在这段时间内，共产国际恢复了它在那里的影响，把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统统开除出党，并把他们与普通党员隔绝。孤立感和俄国反对派的失败摧垮了许多反斯大林者的精神，罗斯默发现在这些人中普遍存在着惊慌失措的情绪，这使他们放弃斗争，并力图“永远与反对派划清界限”。甚至连那些反对这种情绪的人也不知所措，彼此之间立场互相矛盾。罗斯默继续说：“所有这些团体的最大不幸在于它们处于实际工作之外，这一情况注定会使它们的宗派性质更加突出。”[1]

当托洛茨基不听罗斯默的劝告而力图重新把苏瓦林和其他人争取到反对派一边来时，后者的正确性更是显而易见了。苏瓦林一度在莫斯科单枪匹马地捍卫托洛茨基，因此名噪一时。托洛茨基看重他的记者才干，期望他能成为反对派最有影响的法国喉舌。令托洛茨基惊讶不已的是，苏瓦林竟提出了无法接受的奢求。他要求托洛茨基在事先没有得到法国反对派同意，即苏瓦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要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托洛茨基力求避免争执，他回答说，他不会就法国事务公开演讲，迄今为止，他公开

讲的只有苏联和中国的事务，在这些事上他当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无须征得法国人的同意。苏瓦林以长达130页的长信作答，其中充满了奇谈怪论、犀利的言词、零星的准确观察与分析，还有混乱不堪的论据，而且用的是激忿敌对的语调，这使决裂变得不可避免。苏瓦林断言，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境外遭到彻底的失败，而且永无东山再起之日”，因为“它对时代性质的理解是错误的”，低估了资产阶级的力量，高估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当它企图按自身的模式塑造外国共产党时便“犯了致命的错误”。尽管这一观点有其值得注意之处，但托洛茨基不希望任何一个自以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持这种观点或赞成这种观点。托洛茨基不同意布尔什维主义的过错在于苏瓦林归罪于它的“致命的错误”。他指责说，导致共产国际失败的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列宁主义。尽管苏瓦林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苏联“国家资本主义”，但他的指责带有斯大林主义的色彩，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此了。例如他说，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毫无必要地“崇尚革命的不可调和性”，这使他们不能以应有的方式关心“苏维埃国家显而易见的需要”。苏瓦林还说：“对世界工人运动来说，最重要的是苏联的经济成就，国家资本主义无可争论地优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他嘲弄“毫无必要的英雄主义”，正是它使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丧失了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机会，即便在党内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仍可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益于革命的人，虽然不再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甚至被开除出党”。如果这些意见不是如此荒谬绝伦的话，倒还可以把它们看成是要托洛茨基向斯大林投降的过迟的劝告，因为他已不是党员，除了投降之外，他没有任何可能继续为“革命服务”，甚至他即便投降，也为时已晚。苏瓦林对托洛茨基忠于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极尽揶揄之能事，并力劝他摆脱它们的束缚、“回到马克思那里”。[1]

托洛茨基答复说：“我再也看不到几年前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之处。”在苏瓦林的信中，托洛茨基找不到“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的论据和……恰当的事实”。“支配您、给您提示那些奇谈怪论的是气急败坏、失意的记者之笔”。“您认为党和共产国际已是僵尸。您认为俄国反对派最大的错误在于它孜孜不倦地试图对党施加影响并回到党的行列之中。另一方面，您又把苏维埃的经济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您还要求反对派应满足于国家资本主义仆从的角色……您已转到了敌人的一边。”[2]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到此结束，此后，苏瓦林始终站在托洛茨基反对者的行列之中。虽然在1929年他本人试图开导托洛茨基，教后者“如何成为有益于革命的人”、为进步的国家资本主义服务，但在此后的年代里，苏瓦林又以截然相反的罪名诅咒托洛茨基，那时他指责托洛茨基，恰恰是因为后者看到苏联的进步，声称那里仍有足够的革命遗产因而应该捍卫它。

“无产阶级革命派”中最有名的是莫纳特和卢宗（Louzon）。但与该组织的工团主义者们达成协议的尝试也一无所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曾对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克服了他们反对包括马克思主义革命活动在内的一切政治活动这一最有代表性的偏见。后来他们加入了共产党，又在反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被开除出党。他们从个人角度来说十分眷恋托洛茨基，但是，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加强了他们昔日对政治的厌恶，使他们更加坚信，高潮为总罢工的工联活动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托洛茨基无论怎么努力，都未能使他们重新接受革命政党极为重要这一列

宁主义者的观点，未能使他们跟他一起为改革共产国际而斗争。托洛茨基对其支持者和季诺维也夫主义者之间的调解工作也不大成功。后者仅仅是人数微不足道的宗派，但其领袖是阿尔伯尔·特莱恩（Albert Treint),1924——1 925年间他是法国共产党的正式领导人。当季诺维也夫领导“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并已将托洛茨基主义者开除出党时，正是这个特莱恩对他们大加谴责、大肆诽谤。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仇恨特莱恩，甚至在此人被开除出党之后仍对他耿耿于怀，对与他和解的劝告连听都不想听。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仍于1929年5月邀请他前往王子群岛，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试图与他达成和解。但是，旧日的仇恨是如此强烈，特莱恩力图为自己在1924的所作所为辩解，没有为平息对方的怨恨采取任何措施。托洛茨基在自己支持者的压力下不得不与特莱恩分手，但他们之间的分手比与苏瓦林的分手要友好得多，他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尽管不那么热情。

托洛茨基与苏瓦林、工团主义派和特莱恩建立联系的企图失败了，没多久，他又不得不着手解决托洛茨基派内部的分歧。此事如果不是因为它在托洛茨基的生活中和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失败中的作用，根本就不值一提。在巴黎有几个彼此竞争的派别和小组：莫里斯·帕兹和玛格德莱娜·帕兹夫妇小组，它有一份版面不大的机关报——《反潮流报》；罗斯默；还有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也有自己的报纸《阶级斗争报》和《真理报》），在后者之中，彼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与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组成了两个敌对的宗派。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罗斯默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属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考验的革命国际主义者的精英。纳维尔是个作家，他参加了超现实主义者的文学骚动，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超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他满怀好感地关注着1927年托洛茨基在莫斯科进行的斗争，本人也被开除出党。他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但缺乏政治经验，与工人运动几乎没有联系。莫利尼耶则相反，他曾是个“积极分子”；他精力充沛，精明强干，在实践工作中如鱼得水，但在选择道路和手段方面都不十分在行，在理论知识方面几乎等于零。知识分子和实干家这两类不同的人在宏大组织的日常实践活动惯性的推动下往往能取长补短、相辅相成，而他们之间的对抗性却破坏着这些与运动主流隔绝、处于“实践活动之外”的小团体。1929年早春，帕兹夫妇来到王子群岛，托洛茨基说服他们把他们的小组和其他派别统一起来，把他们的机关报《反潮流报》变成一份“进攻型的大型”周刊，使之成为反对派发表意见的阵地，并着手大张旗鼓地招募成员的工作。他与他们一起制定了招募工作的计划，允诺与他们紧密合作。他们同意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尽管有所保留。但他们在回到巴黎后经过反复考虑又拒绝出版周刊，他们看不到以托洛茨基提议的那种规模进行招募反对派的工作有任何成功的机会。首先，他们反对托洛茨基决定把“罗斯默的领导强加给他们的企图”，对那些一心向往战斗活动的年轻托洛茨基主义者嗤之以鼻，说他们头脑简单、愚昧无知。类似的议论使托洛茨基确信，帕兹夫妇即便有革命家的素质也少得可怜，他们不是他所需要的那种人。事实上，他们是“沙龙布尔什维克”，他们在其资产阶级职业上十分成功。莫里斯是一个相当富有的法学家，他从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纯属嗜好。当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时，他们十分愿意以其巴黎代表的身份活动、沐浴在他昔日光荣的辉煌之中。但是，当托洛茨基离开俄国，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来到他们面前，并提出种种高标准的要求时，他们便没有丝毫愿望真正地与他结合在一起。此后是令人痛苦的通信。托洛茨基让他们感到他把他们看成庸人。他在给他们的信中写道：“革命者或是有教养的人，或是无知的人，或是知识分子，或是愚钝之人。但没有无坚不摧的意志、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绝不能成为一个革命者。”[1]

帕兹夫妇以牙还牙，像托洛茨基羞辱他们一样把他挖苦了一番。他们大谈正统共产主义的强大、向心力和反对派的弱小，利用这一确实存在的反差为借口为自己缺乏热情辩解。他们解释说，不能把机关报《反潮流报》变成周刊是因为，“这份作为反对派机关报的周刊除了有托洛茨基同志优雅的文章和战斗的声望之外”，它还需要物质和道义基础，并能够与“它的读者和支持者息息相关”。但周刊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因为虽然托洛茨基这一名字对老共产党员来说意味深长，但他们都已陷入麻木状态，而年轻人过于无知，他们无法理解这些论据。“不要沉溺于对您的名望分量的幻想之中。经过历时5年的共产党官方报刊对您的造谣诬陷之后，在广大群众中对您曾是红军领导人的印象已经十分淡漠了”。仅几个月之前，帕兹夫妇还对托洛茨基毕恭毕敬，称他为“最亲爱的伟大朋友”，如今这种敬意已所剩无几。实际上，他们在暗示托洛茨基极端自私、极端虚荣。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都被与世隔绝，斯大林的喉舌已经败坏了他在普通党员的心目中的声誉，他们还试图让人们彻底忘掉他。对这些情况托洛茨基都了解。但这种局面对他来说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着手大规模反攻的又一理由，因为只有在这一过程之中，他们才能打破普通党员的麻木状态。他得出结论，他与帕兹夫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于是继与苏瓦林决裂之后，紧接着又与他们决裂，虽然与后者分手更不愉快，因为在他被驱逐出国后他们毕竟曾为他多方效力，对他十分关心。

其后的事情更加痛苦。罗斯默和纳维尔及莫利尼耶派现在仍支持托洛茨基，但他不得不与使这些人不和的彼此间的敌意作斗

争。莫利尼耶十分乐观地来到王子群岛，他带来把托洛茨基主义变为伟大的政治力量的宏大计划。他深信，反对派在法国有种种良机，因为法国共产党内充满了不满情绪，它不可能对反对派的号召无动于衷，反对派只要信心十足地行动、表现出大无畏的首创精神就足够了。莫利尼耶提议托洛茨基主义者渗入到共产党之中，召集群众大会，出版发行量大的报刊等等。完成这些计划所需经费远远超过反对派在其成员中所能募捐到的钱数。不过，莫利尼耶还有虽然模糊但并非难以置信的财政计划。他准备从事种种商业活动，并已开始安排如何使用期待中的利润了。[1]

罗斯默和纳维尔展望前景时要慎重得多。他们根本不考虑莫利尼耶策划的“大规模行动”，而倾向于在开始阶段仅满足于坚持不懈的小规模宣传工作，即在成熟的左派成员中宣传解释反对派的思想。他们担心莫利尼耶的冒险可能会有损于反对派的声誉，因而不信任他。罗斯默说：“他不是一个战斗的共产党员，而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事务主义者。”诋毁莫利尼耶的流言开始在巴黎传播，其中之一是他当年服役时当过逃兵，后来他在法庭上辩护时说他反对服役是出于宗教原因，这有损于共产党人声誉；还断言、暗示他的商业活动的性质不可告人，但是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托洛茨基尽管承认莫利尼耶的某些缺点，但却由衷地信任他。莫利尼耶的精力、创造性和勇气给托洛茨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其支持者身上的这类品质总是分外看重。莫利尼耶是个冒险家，但他身上燃烧着真正的革命激情，还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托洛茨基说，正是这些品质招致庸人对莫利尼耶的不满和造谣诽谤，可他托洛茨基却深知，任何革命运动都少不了这样的人，他们的蓬勃精力、不可遏制的行动愿望、艇而走险的精神弥补了他们思想上的

某些粗陋之处。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中，他往往必须依靠的正是这类人！莫利尼耶心甘情愿地完成种种不大但却重要的托付：帮助托洛茨基安排在王子群岛上的生活，建立书记处，保护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著作的利益等等，这使托洛茨基对他产生好感。事实上，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了。莫利尼耶的家人：妻子让娜、弟弟亨利（一个谦虚的工程师，没有任何政治野心）都是有助于他的，因为他们都具有“莫利尼耶家族的精力”。他们穿梭往来于巴黎和王子群岛之间，在比尤克·阿达村度过了不少时光。他们与托洛茨基一家人的关系密切亲热。因此，托洛茨基力求委婉地打消罗斯默的怀疑。尽管他十分重视罗斯默正直的人品和健全的见解，但认为后者不适于从事组织工作，他在派别斗争中遇到小小的磨擦就不知所措，而莫利尼耶对付这些事却游刃有余。当纳维尔公然反对莫利尼耶时，托洛茨基失去了对前者的耐心，指责他的“知识分子的傲慢”、“公式化的思想”、政治上的懒惰和“不愿意在群众中做工作”。托洛茨基总算暂时消除了他们之间的争斗，罗斯默、莫利尼耶和纳维尔接受了一个“解决方案”，答应超越个人情感携手共同工作，他们返回巴黎，试图建立不仅是全法国的，而且还有国际的反对派组织。[1]

托洛茨基满怀希望。诚然，在法国打下的“基础”比期望的要窄得多，但作为宏大组织的萌芽来说，也就够了。然而此时业已产生了非此即彼的选择需要：反对派是否应力求进行“群众工作”，即进行自己的宣传、提出自己的口号，或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小组过去所进行的缓慢却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小组耐心地宣传自己的理论，它们从事的是思想工作而不是鼓动工作。但这一非此即

彼的选择问题尚未明确尖锐地提出来，因此不必马上作出决定。反对派并不想建立新党，而仅仅作为一个力图对原有的党进行改革的派别这一事实表明，它应该集中力量宣传其理论思想。作为思想家的托洛茨基当然倾向于这种活动方式。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活动家，是反对派的伟大领袖和政委，他对这种活动方式的局限性十分不满，一心向往着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1929年夏季，罗斯默乘火车前往德国、比利时，去了解这两国的反对派集团并把它们联合起来。他与意大利、荷兰、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他把自己的发现随时向托洛茨基详细地汇报。总的来说，他的汇报并不乐观：无所事事、派别间的勾心斗角和个人间的争权夺利大大地削弱了法国反对派，也给其他地方的反对派造成损害。据托洛茨基的观点，德国是欧洲阶级斗争舞台上最重要的国家，德国共产党得到几百万选民的选票，是西方最强大的共产党。罗斯默汇报说，他在柏林找到了几个承认托洛茨基权威的派别，但它们把力量消耗在相互斗争之中。所谓的魏金格派由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构成，但更有影响的是“列宁主义者同盟”，它出版一份《共产主义旗帜报》，其领导人是雨果·乌尔班斯（Hugo Urbahns）。那里还有其他“极左”小团体，例如所谓的科尔什派，该派由1923年在图林根社会民主党一共产党政府中任部长的卡尔·科尔什（Kad Korsch）而得名。由马斯洛夫和费舍领导的季诺维也夫派更有力量。在他们的精神领袖投降之后，他们却持极端的反斯大林的立场，这确实有些古怪，正如同俄国工人反对派残余的立场一样，他们对官方共产主义的攻击比托洛茨基走得远得多。他们证明，俄国革命过程已经完结，在苏联，反革命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专政已荡然无存，执政的官僚作为新的剥削压迫者阶级登台，他们依靠的是国有化经济形成的国家资本，总而言之，俄国的热月政变已经获胜。他们还补充说，斯大林主义的对外政策与沙皇的帝国主义政策毫无区别。因此，任何改革都不能使工人阶级重新掌权，唯一的出路是再发动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改良第三国际的企图也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它已沦为“俄国热月政变分子手中的武器”，它利用十月革命的英雄主义传奇遮住工人的眼睛，使他们无法看到事实真相，并利用他们的革命干劲为反革命利益服务。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与苏联团结一致，更谈不上捍卫它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一事作为自己观点的铁证。他们写道：“驱逐托洛茨基一事是分水岭，它表明俄国革命到此已经结束。”

托洛茨基为反对其捍卫者的过分热情而进行自卫。在与“列宁主义者同盟”和《无产阶级革命报》争论时，他磨砺了他昔日的论据，用以反驳苏联热月政变是既成事实的断言。托洛茨基再次把热月政变界定为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时指出，这一政变只有经过内战才能成为现实，苏联没有再次经历内战，1917年建立的体制尽管出现了蜕化，但仍保持了继承性，这点体现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始终由布尔什维克掌权上。托洛茨基写道：“20世纪俄国革命的深度和广度是18世纪法国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十月革命所依靠的社会阶级远比当年法国城市贫民强大、纯洁、团结、果断。十月革命领导层的经验和水平远远超过法国革命的领导集团。最后，雅各宾派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根本不能与布尔什维克专政所造成的变化相提并论。如果当年不经过使无套裤汉遭到失败的内战，就不能把权力从城市贫民手中夺过来，现在怎么能设想并相信平静的、不知不觉的官僚蜕变会使政权能够从俄国无产阶级手中和平地转到资产阶级的手中呢？这样的热月政变概念恰恰是一种与改良主义截然对立的东西。”托洛茨基继续写道：“从前属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迄今仍掌握在苏维埃国家的手中。土地已经国有化。靠剥削劳动为生的社会成员仍不允许进入苏维埃和军队之中。”热月政变的危险是相当现实的，但斗争尚未结束，斯大林的“左倾方针”和对新耐普曼的进攻并没有消灭热月政变的危险，正如同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国并未把革命化为乌有一样。在评价事实和推理时要有分寸感。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里根本没有资本主义。如果讲此话的人是在谴责国家所有制，那他们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前提。同样，官僚集团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新剥削阶级，而是“工人阶级躯体上的毒瘤”。新剥削阶级不可能在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情况下产生于普通的管理职能中。[1]

1929年夏天，当苏联和中国因中东铁路爆发冲突时，这场争论的意义变得十分明显。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索要租让给后者的铁路，于是马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反对派应该站在哪一边？法国工团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同盟”和某些比利时托洛茨基主义者断言，苏联政府应该放弃这条铁路（它是在沙皇向满洲扩张时由俄国修建的），认为斯大林拒绝归还铁路是其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的证明。使他们吃惊的是，托洛茨基竟声明斯大林不归还铁路是正确的，反对派的义务是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中国。[2]在流亡国外的第一年中，这是托洛茨基与其支持者发生的第一次重大争论〔我们看到，在托洛茨基流亡生涯的最后一年中，即1939一1940年间的苏芬战争时期，在他与支持者之间又发生了另一场重大争论，它仍是围绕着反对派对苏联的态度展开的；总的来说，在这场争论中，他阐述的仍是1929年的观点。

托洛茨基声称，他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可以让工人政府把重要的经济与战略阵地拱手交给蒋介石政府（它承认苏联在满洲的租赁）。托洛茨基尖锐地批评斯大林对待中国人的行为，批评他不关心他们的疾苦、不愿意诉诸满洲人民，考虑更加周密的政策则完全可以防止冲突的发生。托洛茨基断言说，既然冲突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员除了支持苏联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斯大林把铁路交给国民党，他不是对中国人民而是对他们的压迫者让步。蒋介石本人也不自由，即便他获得了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他也掌管不了这条铁路，迟早会失掉它而让日本人得到，或是让美国资本控制满洲的经济。只有苏联有足够的力量保住满洲的这些阵地，不让它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有些批评者以这是中国国家主权为理由，但托洛茨基认为，此事与中国国家主权无关，因为这仅仅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工人国家之间复杂的全面对抗中的一个事件。托洛茨基总结说，在北京建立起革命政府之日，就是苏联政府履行其历史公正并把满洲铁路归还给中国之时（中国革命胜利后，他的这一预言实现了）。而目前，苏联政府还得充当中国革命的代理人，并为后者保存它在满洲的财富。[1]

不难想象托洛茨基在狂热的反对派中引起的混乱。他的“反复无常”使他们不知所措，他们认为他放过了打击斯大林的大好时机。当然，托洛茨基不想单纯进行报复。他的所作所为与他对苏联作为工人国家的整体看法是一致的。如今，他虽然成了流亡者，

但他仍感到他对这个国家所负的责任，就像当初他是列宁的政治局和政府成员时一样。他认为，他的某些学生对苏联政策无可厚非的愤怒是错误的、廉价的，并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这与“托洛茨基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他们不愿意坚定不移地支持工人政府，即使不是没有批评。

托洛茨基严格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不允许任何片面性来冲淡它们，这伤害了他的许多老的和潜在的支持者。此外，托洛茨基发起的这一运动陷入困境，一是由于托洛茨基一丝不苟的原则性，二是由于斯大林主义者的肆无忌惮的迫害。在广大的欧洲共产党员中，托洛茨基思想能在其心中引起反响者屈指可数，迫害又使这些人对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敬而远之。在选择论据上仔细斟酌，使托洛茨基有别于他的支持者那虽然分散、但却不断壮大的反斯大林团体，它们由被开除的党员组成，都力图在本国领土上与斯大林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像后者那样无所不用其极、那样歹毒。这些人根本不会接受托洛茨基的克制的论据。

因此，经过一两年的劝说和招募，跟托洛茨基走上他这条艰难道路的人并不太多。一些地方出现了新的团体。某位意大利政治局委员或比利时中央委员，再不就是捷克甚至还有英国积极分子的小团体，突然看到光明，满怀希望地加人了反对派。但是，这样的联合丝毫不能改变反对派的整个处境。即便加人者中的某些人在此前不久在其各自的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与工人阶级有着长期密切的联系，但只要党一开除他们、对他们加以迫害、诋毁他们、像驱赶麻疯病人一样驱赶他们，他们的影响和联系就丧失殆尽。一切都对他们不利：莫斯科的权威，各国共产党的声望，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纪律，庄严的群众大会，无数宣传鼓动人员——其中某些人比暴徒好不了多少，但大多数是出于对事业的狂热、盲目的忠诚而变成了道德上的杀人犯，他们杀害的是不久前的同志。托洛茨基主义者中的新人充满了信心，他们决心震撼他们所热爱的党，让它也看到他们在研究托洛茨基著作时看到的光明。但很快他们就被封闭在几个与世隔绝的小组之中，不得不习惯于像高尚的麻疯病人那样在政治沙漠中生活。那些不能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的小团体很快就丧失了信心。不论他们多么聪明、精力多么充沛，都无法在实践中施展他们的这些长处，而只能把力量消耗在不切实际的理论纠纷、个人间的深深的敌意上，这些又导致无休止的分裂和彼此攻击。在某种程度上，这类宗派主义的勾心斗角是任何一场革命运动都不可避免的。但是，朝气蓬勃的运动和日益衰败的宗派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及时找到摆脱勾心斗角和分裂的救命之路，开始真正的群众政治运动，而后者却不能。

托洛茨基主义者各团体中都不乏聪明正直、充满热情的人。但他们无法打破斯大林主义强加给他们的流放命运，在那极其黯淡的处境中永远不能克服他们的内部分歧。因此，托洛茨基刚刚千方百计地使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和解，他们马上又大动干戈。罗斯默和纳维尔又开始抱怨莫利尼耶，指责他不负责任、鲁莽，后者也指责他们缺乏信心、破坏所有的行动计划。一个小小的组织居然赋予自己以庞大组织的结构和外貌，它有全法执委会和巴黎委员会两个机构。在全法执委会中，罗斯默和纳维尔占多数，他们以莫利尼耶的经济事务有损于反对派声望为由建议将他开除。但是，巴黎委员会支持莫利尼耶，它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罗斯默恳求托洛茨基帮助全法执委会摆脱这一困境并停止庇护莫利尼耶。[1]但此时，托洛茨基与莫利尼耶的关系十分密切，

他与罗斯默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写给后者的信也相当冷淡生硬。这一竞争波及到反对派建立的两个准国际机构；国际局和国际书记处，它们也彼此仇恨。[1]1930年夏天，托洛茨基再次邀请其法国支持者前往王子群岛，以便调解他们之间的争执。他们来到王子群岛，达成“和解”，托洛茨基将他们派回巴黎，并深信这次他们终于将同心同德地开始拖延已久的进攻，他对这次进攻寄予厚望。但还没过几个星期，冲突重新爆发，11月里，罗斯默因托洛茨基偏袒莫利尼耶而感到委屈，递交了辞呈。这是对整个组织及托洛茨基本人的打击，他深知在其欧洲支持者中罗斯默的威信最高。但托洛茨基坚信，莫利尼耶很快就会使组织摆脱困境，那时罗斯默一定会回来的。甚至罗斯默在递交辞呈时仍向托洛茨基证明了他罕见的忠诚——他没有进行任何争辩，没有与托洛茨基公开冲突，便退出了一切派别活动。但托洛茨基的举止使他如此委屈，以至几年内他一直拒绝与托洛茨基会晤，甚至不与后者通信。

类似的分歧即便不是所有托派组织的也是其大多数组织的慢性病，在这些分歧中，个人因素与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无法区分。仅仅因为巴黎现在是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心，法国的榜样就具有更大的传染性。争论的人和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一样，都无

足轻重，而勾心斗角又是如此可憎，即便托洛茨基加以干预也不能加大它们的分量、使它们载入他的传记。随着岁月的推移，托洛茨基对这类冲突干预的方式令人怜悯，有时甚至十分荒诞。由于每次争论都震撼着整个组织，这些琐碎小事吞噬了托洛茨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他时而支持一方，时而支持另一方，充当着仲裁人的角色。托洛茨基与全球各处的托派团体保持联系，他不得不处理多得不可思议的争执，由于他又鼓励反对派的各个团体要互相关心，于是他无休止地撰写通报，对比利时人解释法国人为什么争吵，告诉希腊人德国同志之间为什么不能协调一致，让波兰人了解比利时和美国反对派成员中各派之间的有争议的问题是什么，等等、等等，不一而足。[1]

托洛茨基在从事所有这类工作时坚信他是在从事启蒙工作、训练新招募的共产党员和新的干部。反对派的人力资源的极端匾乏及其组织的软弱都不能令他却步。他认为，运动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其最终会赢得胜利的思想力量；因此主要任务是保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继承性”，而这种继承性又只有通过组织才能得到保障；而任何组织都应在现实环境及现有人力资源上进行其自身的建设。有时，托洛茨基支持者之间的勾心斗角也使他陷入绝望，使他考虑他是否在无谓地浪费自己的精力。但他一想到列宁在其侨居国外时的派别斗争岁月中常常谈到的托尔斯泰的一个主人公，便感到安慰。作家描写了一个人，他坐在路当中做着令人不解的狂躁动作，来往行人不由得认为他是疯子。但走近后看到，令人费解的躯体动作是有其理性目的的：此人正用磨刀石磨

刀。因此，托洛茨基本人为其支持者所做的工作尽管有时在他眼中毫无意义，但他迫使自己相信，他是在磨砺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和意志。当他不得不把伟大的原则和猥琐的争吵混在一起时，他强压下自己的厌恶，为其支持者耗尽自己的耐心和全部信念的力量。但他不能不感到，他必须用之工作的人力资源与在革命前他或列宁的人力资源截然不同。那时，无论侨民政治多么可悲，但加入这一运动的人都是真正严肃的战士，他们全身心地忠于事业，为了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宝贵的生命―革命的熊熊烈火就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点燃的。现在，托洛茨基的西方支持者是用完全不同的材料制成的。在他们当中，激情和英雄主义少得可怜，而这些是改天换地的斗争所必需的。托洛茨基认为，他们当然不是或“还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与托洛茨基之间如此之大的心理距离的原因就在于此。就托洛茨基的本意，他更愿意与另一些朋友和学生交往，他们被关押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监狱和集中营中，饥寒交迫，仍坚持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之中最普通的人如今在托洛茨基眼中都成了更可贵的战士，几乎比所有的西方支持者更可亲。有时，他无意识地宣泄这种情绪，如1931年他为科捷·钦察泽（Коге ПинПаПзе）的逝世撰写悼词时那样。钦察泽从1903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期间领导高加索的契卡工作，后来作为反对派领导人之一而遭流放、监禁、拷打。他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经常咯血，但他仍坚持斗争，在监狱中组织绝食，死于监狱之中。在刊登在《反对派通报》上的悼词中，托洛茨基摘录了钦察泽信中的一段预见性的话：“我们的许多朋友和与我们接近的人将……在监狱或某个流放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其结果是丰富革命史，年轻的一代将接受这一教训。”此信是他寄给当时尚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的。

托洛茨基指出，“西方共产党尚未培育出钦察泽型的战士”，[1]这是它们的致命弱点，同时也是反对派的弱点。他承认，在西方反对派成员中竟有如此严重的虚荣和自私自利，使他不胜惊讶。他并不否认，虚荣心和出人头地的愿望往往是奋发努力和成功的动力。但是，“当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完全彻底地服从于为伟大的思想服务时，他才能成为革命者……。”遗憾的是，在西方只有少数人学会严肃地对待思想，“与思想调情”、浅薄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在西方是极其普遍的现象。[2]

托洛茨基难得允许自己如此抱怨。他认为，因历史形成的人力资源素质低下而激动痛苦没有丝毫裨益，只能用这种材料造就“新的钦察泽型”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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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苏联境内的反对派已经失败，钦察泽型的战士不是被从肉体上消灭，就是士气低落。他们处于双重的绝境中：一是斯大林的恐怖措施，二是自身问题。早在1928年初，当时托洛茨基还在阿拉木图支撑着他们的反抗精神，苗头就已出现了：反对派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据我们所知，当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的联盟破裂并开始推行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时，在反对派之中就产生了分歧。这些事件使反对派的某些基本要求和战斗口号过时了。反对派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逐步使农村经济集体化。他们指责斯大林在这条道路上设置障碍，指责他保护富农的利益。1928年，当斯大林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反对农村私有经济时，反对派开始时为这些

变化而庆幸，把它们看成是自己正确的证明。但后来他们感到，他们的思想和口号被剽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政治存在的意义。

在任何一个只允许最低限度的政治辩论的制度下，一个政党或派别眼看着对手剽窃了它的口号、而且还能堂而皇之地实现它的大纲，都是不幸的。被流放的托洛茨基派成员甚至不能暗示他们的思想被剽窃，也不能对全国指出：当初斯大林分子说他们是“超级工业化者”，诬蔑他们是“农民的敌人”，这些指责纯属诬谄、乱扣帽子。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本身虽然明确地证明反对派是正确的，但却宣判了它的失败。现在，反对派已不清楚它是否应当、是否还有理由继续反对斯大林。在1929年年中之前，即在斯大林决定实现“全面集体化”和“消灭富农”之前，他的政策完全符合反对派的要求。如果对任何一个政党或派别来说，看到它的纲领被抄袭和利用都十分痛苦的话，对托洛茨基派来说，则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因宣传自己的思想而成为迫害、诬陷的对象。其中某些人开始提出问题，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受苦和让自己的亲人遭受最惨重的损失。他们自问，是否该放弃斗争，甚至与自己琢磨不透的迫害者和解呢？

陷入这种情绪中的人很容易接受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据，他们认为，妥协没有任何可怕之处，反对派应该为它的思想胜利而欢欣鼓舞，虽然其思想的实现是由它的迫害者完成的。他们说，斯大林确实丝毫没有恢复反对派坚持的党内民主的打算。但是由于他实行了反对派纲领中的大部分，因此有理由期望他会最终实行剩余部分。如果反对派回到党的队伍中，至少它有更多的机会促进党内民主，如果他们继续留在集中营内，他们就无法对此施加任何实际影响。无论他们为什么而斗争，他们都应在党的行列中，托洛茨基曾指出，党是“历史赋予工人阶级”推动社会主义进步的“唯一工具”，反对派只有通过党或留在党内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目前，无论是拉狄克还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都并未提议投降，他们只是推荐更为妥协的立场，它能为恢复党籍的条件谈判提供机会。

由索斯诺夫斯基、丁格尔施泰德，有时还有拉柯夫斯基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反对派成员否定了这种看法，他们不相信斯大林会认真地进行工业化和反富农的斗争。他们把“左倾方针”看成“暂时性策略”，此后将出现对农村资本主义、新耐普曼的重大让步和右派的胜利。他们否认事件超越了反对派的纲领，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对自己的立场稍加改变。最乐观的人还像以往一样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说，如果斯大林继续推行“左倾方针”，它的逻辑将迫使斯大林放弃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斗争，如果他实施新耐普，“接踵而来的向右转”将破坏他本人的立场，为了恢复平衡，他不得不与托洛茨基派妥协。因此，反对派如果试图以放弃原则，特别是放弃发表意见和批评自由的要求来换取恢复党籍，那是不明智的。总之，这是“正统托洛茨基派”的观点。

说反对派的纲领已经过时这一断言不仅在妥协派中传播，坚决不妥协的一翼却更起劲地支持这种说法，但其理由与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截然相反。这些小组认为，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党叛卖了革命，期望改革纯属徒劳，这已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反对派应筹建新党，宣传并准备一场新的革命。目前，这派中的某些人认为斯大林是农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更有甚者说他是“富农民主”的领导人，但在另一些人看来，他的执政表明社会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国家资本主义的抬头。

直到1928年底，这些对立倾向尚未激烈到破坏反对派表面统一的地步。在各流放地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托洛茨基凌驾于争论之上，保持各种对立观点之间的平衡。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分歧加深了，对立的各派之间的距离也更远了。妥协派力求回到党内，逐渐“放宽”他们与斯大林谈判的条件，直到他们的妥协最后变得与投降别无二致。另一方面，不妥协派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如此敌视，以至不再注意他的政策以及国家中发生的变化。他们像狂人般地固执重复昔日对斯大林的谴责，不管它们与新事实相关与否。这两个极端派别都认为对方是叛徒、变节者。不妥协派早就痛斥他们的“妥协派”同志为“斯大林的仆人”，而后者认为，不妥协派是丧失理性的人，他们早已不再是布尔什维克，已沦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反革命。这两个极端派别的力量都在增长，只有中间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地盘越来越小。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还不到3个月，反对派表面上的一致便荡然无存。斯大林觉得，一旦把托洛茨基与其支持者隔离（恢复联系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能恩威并用、轻而易举地使反对派分裂并摧垮它的士气。恐怖手段的使用对象是有选择的。格别乌对妥协派手下留情，但对流放地严加清理，把最坚定的不妥协者全部逮捕、投人监狱，在那里，他们受到最残酷的惩罚。看守他们的是军人，让他们挤在潮湿阴暗的牢房中，在西伯利亚的隆冬也不给他们生火供暖；只给他们少量腐烂的食物，不给书籍，不允许他们与家人联系。就这样，他们被剥夺了沙皇俄国的政治犯所能享受的以及在内战末期布尔什维克给予反布尔什维主义者的那种权利。大概是在那个时期，斯大林下令释放了一小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似乎是为了更无情地嘲弄昔日的同志。1929年初，托洛茨基主义者描述自己在托博尔斯克制度森严的监狱中的生活时，把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死屋手记》一书中对苦役犯生活惊心动魄的描写相比较。[1]如果说恐怖的目的是恫吓“妥协分子”并把

他们引诱过来的话，显然，它还有另一个企图，即迫使“不妥协分子”公开表明他们对现存制度怀有深仇大恨，于是更容易把他们诬陷为反革命分子，进一步扩大他们与“妥协分子”之间的裂痕。不过，斯大林单凭恐怖手段是不能搞垮反对派的，更有效的武器是他的“左倾方针”。拉柯夫斯基指出：“如果没有残酷的镇压，‘左倾方针’将把新的支持者带到反对派的队伍之中，因为它意味着斯大林早期政策的破产。但是，没有新方针，镇压也不会得到它所取得的效果。”[1]在托洛茨基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几个月中，斯大林在相关政策上的摇摆已经结束。在2月政治局会议上，他与布哈林彻底破裂，当时托洛茨基尚在赴土耳其的途中。4月，冲突从政治局扩展到中央委员会，尔后又搬到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会议向人民大声疾呼，要求加快工业化和集体化，其中一部分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托洛茨基过去的呼吁。[3]托洛茨基和某些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斯大林改变政策是“临时性策略”，现在，这一看法越来越站不住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反复断言，斯大林的“左倾方针”并非儿戏（即便他想把它当儿戏，时局也不允许他这么做），事实说明，他们的看法更接近事实。

很快，反对派的两难选择就变得更加尖锐了。对于反对派来说，现在再喋喋不休地重复过去的口号、要求大规模的工业化、抗议安抚农村资本主义和讲什么新耐普的威胁，那就会成为笑柄。反对派或是应当承认斯大林替它完成了它未竟的事业，或是为今后的斗争重新从政治上武装自己。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还有其

他一些人确实力图使反对派的思想赶上现实，但事件超越了最敏捷的理论家。

国家局势的变化给反对派造成的混乱并不亚于官方政策的改变。那是十分困难的时期，斯大林本人对此并不讳言。[1]所有的反对派领袖在这点上都有共识，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并不热衷于夸张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1929年春天的紧张局势与导致喀琅施塔得叛乱的紧张局面相提并论，布尔什维克认为那次叛乱比内战过程中的任何危机时刻都更加危险。[2]拉狄克在提到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在中央委员会上的冲突时声称，“中央委员会好像热月9日前夜的雅各宾派的国民议会”，雅各宾派的垮台就在那一天。拉柯夫斯基把这个时刻定性为“内战以来最关键的时刻”。在这点上，所有观察家都无异议。

在几年之内，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宽、更深，2500——2600万户落后的小农经济无法养活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城市几乎总是生活在饥饿的威胁下。结论是，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现代化农场来取代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才能解决这场危机。在这个习惯于粗放耕作、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只有通过对农村资本主义的有力扶持或将其集体化才能做到这点，舍此别无出路，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会充当农业资本主义的养父。一旦它走上这条路，它就放开了强大敌对力量的手脚，损害计划中的工业化的前景。[3]

这样，只剩下了唯一一条路——集体化，尽管诸如集体化的规模、方式和速度等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有待解决。几年来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只能导致它不得不在更恶劣的条件下解决集体化问题，如果早几年着手的话，条件要好得多。斯大林试图把截然对立的政策结合起来：安抚富农，然后征收他们的产品，这激怒了农民。他迟迟不愿发展工业也具有同样灾难性的后果。事到如今，农村不能也不愿意养活城市，城市也不能给农村提供工业产品。农民买不到鞋、服装和农业工具，因此他们对扩大生产毫无兴趣，更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果实。因此，饥饿的城市和没有工业产品的农村都处于骚动之中。

在人力、物力资源极度匾乏的情况下通过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及规模的决议，而这两种资源又是在这两条战线展开进攻时所不可或缺的。工人没有足够的面包，工业没有足够的熟练工人和设备。机床由于没有燃料和原材料而停止转动，而原材料的供应又取决于农业经济。运输处于瘫痪状态，它不能保障不断增长的工业货运的需要。所有的货物及服务都是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直线上升。限定价格和非限定价格之间完全脱节，二者都不能反映真正的经济价值和价格。

除了贫穷和绝望之外，政治机体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和环节都被切断了。不仅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交换再次中断，而且公民与国家之间所有的正常关系、甚至连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破裂。欺骗、暴力横行无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在斗争中都无所不用其极。富农、许多中农、甚至还有贫农都极端仇恨“政委”。焚烧房屋、杀害党代表和宣传鼓动工作者的事件在农村每天都有发生。农民的情绪对工人阶级产生了影响，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来自农村。在革命的第12个年头，人民的贫穷、政府的失误和滥用权力引起了如此强烈而普遍的震动，这意味着将发生一场重大或可怕的事件，必须当机立断，或是压下或是释放这些积聚的感情。潜藏的力量在沸腾，它们会导致大爆炸。1956年的匈牙利暴乱与之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了。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被逼到角落，越来越冷酷地搏斗着。

“革命在危机中！”被流放和被监禁的托洛茨基派成员高呼这个口号，无论是正统的托洛茨基派成员还是“妥协派”都同样感到担忧，但前者看不到他们在当前条件下的出路，认为他们应该全副武装地迎接日益迫近的危机，“妥协分子”则相反，他们听到了“立即行动”的召唤，于是高呼着“革命在危机中”的口号开始投降。投降者中的优秀分子是由于坚信，当事关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时再抓住派别利益和个人野心不放就是犯罪。最差劲的就是那些心灰意懒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在“革命在危机中”看到放弃为已失败的事业而斗争的最好借口。处于优秀分子和恶劣分子之间的一般的“妥协派分子”也许根本就不明白自己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也许是兼而有之。

1929年4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发表了《致反对派全体同志的公开信》，用以号召妥协派分子团结起来。[1]这是一份令人惊讶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这位妥协派分子在投降迫使他沉默之前最后一次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他回顾了反对派的迷误，展望了痛苦艰难的前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反对派已被其思想胜利赶入绝境。他指出，许多同志宁愿否定胜利，也不愿承认绝境，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似乎他们有关新耐普和“向右转”的预言都已兑现，似乎“左倾方针”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当然，斯大林推行的“左倾方针”与他们对它的理解相距甚远。反对派期望的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能在无产阶级民主的灿烂阳光下进行，它们能得到群众的

赞同，而且有来自“下面”的无拘束的首创精神，而斯大林却动用了法律的力量和自上而下的强制命令。尽管如此，反对派应该支持斯大林的工作，虽然他的行动方式令他们反感。如果反对派拒绝承认这点，那么它就成了为反对而反对，它为了自我辩解而背离自己的原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没有否定反对派的过去，他说：“在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中，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时至今日，反对派的职责是与党靠拢、然后回到党的队伍中。这位发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家在此说道，“在农民国家中推行社会主义积累和反对农业资本主义的斗争的政策，必然会引起不满，所以应该共同抵制这种不满的压力”。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谈到斯大林在阶级敌人，即土耳其政府的协助下驱逐托洛茨基，这件事甚至在妥协派中也引起了不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反对派“对此决不饶恕”，但他建议说不能让义愤遮住对共同特点的认识，他还补充说，托洛茨基利用资产阶级报刊进行反斯大林的斗争，这也使反对派陷入困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妥协派未来的命运并不抱太大的幻想。他已预见到在未来几年的危机时刻中他们会遭到打击和侮辱，但即便是他也未必料到他们将面临的使其毁灭的全部恶毒攻击与血腥手段。但他也相当清醒地为他的同志们指出，他所号召他们走的路是一条充满不安和考验的路。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对真正体面的妥协还抱有希望，如今它已越来越小，现在他认为，重返党内实际上就是投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总结说：“我们之中有些人在党的队伍中已经战斗了10到20年之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本人1904年就加人了布尔什维克），他们返回党内时的感情与当年初次入党时的感情截然不同。”他们重新入党时已经没有昔日的热忱，而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他们甚至对中央委员会是否同意恢复他们的党籍都没有把握。“这次重返党内的形势就是这样。党内局势就是这样，在恢复党籍的情况下，我们将对我们曾警告过、反对过的事情负责，并服从我们不同意的（方法）。……如果能恢复我们的党籍，我们将拿回如同十字架一样沉重的党证。”但对于那些希望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来说，除了背起这个十字架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5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获准返回莫斯科，以便“与党言归于好”。开始时，他试图为整个反对派争取更好的条件，他请求废止恐怖手段、流放，为据刑法第58条被指控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党员平反，最后（按顺序而不是按重要性）是收回驱逐托洛茨基的成命。他与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及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谈判，这些人都在斯大林的监督下活动。对斯大林来说，大部分反对派成员的投降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会对党的士气和托洛茨基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力求把妥协分子吸引过来，为了不让他们马上失望，他装出准备考虑他们的几条建议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一条也没有接受。首先他不允许反对派成员声明他们返回党内是因为党接受了他们的纲领。原因是，如果这样做就不仅是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辩护，还揭穿了镇压是非法的这一事实，而斯大林正是凭藉镇压才战胜了他们。他不允许任何人提到他剽窃了托洛茨基著作中的一页（是何等重要的一页），连暗示都不行。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就会打破他对永远正确与政权的奢望。投降者应该声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本人和托洛茨基。他们应该谴责并否定他们的过去。不允许他们作为一度遭人误解的人回到党内，而应作为“左倾方针”和逐步导向这一方针的全部政策的忏悔的怠工者回到党内。甚至不允许他们在党内引起浪子回头所能引起的感情。他们所能指望的只是得到对已被摧垮的道德上的罪人或罪犯的宽恕，他们应跪着走完归程。为了迫使他们就范，斯大林只需以拖延和坚持自己的条件消耗对方。他就这样粉碎了他们的理性防线，迫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自己的要求，直到无条件投降。斯大林的举止并不奇怪。对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皮达可夫所接受的投降条件及迫使他们这样做的过程，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但是，自我欺骗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许多“妥协分子”从远处不安地注视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莫斯科的谈判（他被允许与流放地的流放者们联系），还希望他们能避免前一批投降者所遭受的耻辱。

一个月之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谈判”结果已反映在他最亲密的同志的行为之中。6月中旬，拉狄克和斯米尔加在格别乌工作人员的押解下返回莫斯科，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同参加谈判。当火车停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火车站上时他们在那里与一批反对派成员不期而遇，后者在信中记述了这次巧遇，该信保存在托洛茨基的档案中。他们当时只与拉狄克进行了交谈，斯米尔加因病躺在包厢中。拉狄克对他们讲了此行的目的，并引证了当时已广为人知的有利于投降的论据：全国性的饥荒（甚至在莫斯科也能感到食品匾乏）、工人阶级的不满、农民暴动的威胁、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在中央委员会中，布哈林派和斯大林派都想把对方逮捕），等等、等等。拉狄克说，局势同1919年一样严重——那时邓尼金兵临莫斯科城下，尤登尼奇进军彼得格勒，并说他们应当在党内团结起来。他们问他：有没有条件？他在莫斯科是否会要求取消刑法第58条这一打在反对派身上的烙印？拉狄克回答说，不，对坚持反对派立场的人来说，这是罪有应得。他喊道：“你们是自作自受，是你们自己把自己赶到流放地、赶进监狱的。”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声明反对派“不能宽恕”驱逐托洛茨基的行为至今只过了几个星期，距《胜利的组织者——托洛茨基》这篇著名随笔的作者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抗议也不过几个月。那时他在抗议信中反对它把“革命的战斗心脏”交付给“慢性死亡”，抗议信的最后一句是：“这场拿托洛茨基的健康和生命所做的毫无人性的游戏应该收场了！”但在近几个星期之中，向斯大林投降的逻辑起了自己的作用。因此，当拉狄克被问及他是否会要求让托洛茨基回国时，他答复说：“我与列夫·达维多维奇分道扬镰了。现在，我们是政治敌人，我与为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1]勋爵的报刊写作的作家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段话令他的听众不胜惊讶。（拉狄克本人以前经常为资产阶级报刊供稿，以后也这么做，但已是为斯大林效力了。）[2]拉狄克狂怒的答复暴露了他的内疚。他继续恶毒地议论那些新近参加反对派的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断言他们没有一点儿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加入反对派纯粹是出于对苏维埃的仇恨。接着，他再次向交谈者呼吁：“最近一次党的代表会议接受了我们的立场，这证明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反党能有什么结果？”格别乌的押解人员给了拉狄克一个最好的回答，他们打断了他的话，吼叫说不允许他进行反对驱逐托洛茨基的宣传，推推搡搡地把他带回车厢。拉狄克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我？我进行反对驱逐托洛茨基的宣传！”然后，他低三下四地辩解说：“我无非是想说服这些同志，让他们回到党内。”但押送人员连听都不听，把他拖进车厢。一年前，拉狄克还嘲笑季诺维也夫和皮达可夫，说“他们及他们的忏悔散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式的令人厌恶的臭味”。如今他本人，这位抨击性文章之王，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西伯利亚小车站上向不久前还与他志同道合、甘苦与共的同志们讲话时，活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走下来的斯美尔佳科夫。

又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加及其他400名流放者终于在7月13日宣布投降。[1]斯大林从中获益甚大。自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1927年12月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投降以来，还没有一件事能如此抬高斯大林的声望。由于这时正值斯大林集中兵力进攻布哈林派，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垮台使他避免了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托洛茨基曾反复说过，在面临“来自右倾的严重危险”时，托洛茨基派将和斯大林派联合起来。当然，他们现在是这么做了，不过却是按照斯大林的条件。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不在的情况下，甚至是违背后者的意愿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投降者中的许多人才能出众，经验丰富，他们可以担任工业和行政职务，有助于他将布哈林派成员排挤出去。他知道，为了工业高涨，投降者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之中，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将在最早的投降者皮达可夫的领导下工作，后者领导着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是它的灵魂。对斯大林来说，作为宣传鼓动工作者的拉狄克一个人就比他所有的笔杆子加在一起更有价值。

托洛茨基马上攻击这“第三批投降者”（第一批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第二批是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皮达可夫和他们的朋友）。托洛茨基写道：“他们声称，斯大林与反对派之间的分歧几乎全部消失。那么，他们如何解释疯狂的镇压呢？如果说在没有不可调和的深刻分歧的情况下斯大林分子发配布尔什维克去服苦役，那就是单纯出于官僚集团的土匪行径，而不是为了达到任何政治目的。如果按照拉狄克的观点，斯大林的政策就是如此。那么，他与他的朋友们还敢公然拥护与政治土匪一致吗？”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政策的评价则完全不同。他断言，斯大林对反对派不

可调和的仇恨虽然没有规律可循，但却有其深刻的政治动机。所有的主要矛盾都依然存在。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不到或装作看不到它们的存在，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已被摧垮。革命是一架巨大的吞噬性格的机器，每个反动时期都把疲惫的一代战士作为自己的牺牲品。但是，年轻人迟早会取代老人和疲惫者，他们将朝气蓬勃、英勇地投入战斗，还会从老一代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面临的任务是长期不懈的斗争和繁重的启蒙工作。”[1]事实上，托洛茨基刚开始听到拉狄克投降的消息时对之将信将疑。他把拉狄克的行为归结于他好冲动的性格和与世隔绝、得不到同志们道义上的支持这种处境。托洛茨基亲切地回忆说：“拉狄克具有25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作的经验”，并怀疑拉狄克是否真会与斯大林主义和解：“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很高，更重要的是他有国际主义的世界观。”但当刊登拉狄克悔过书的那份《真理报》出版后，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拉狄克的堕落比我预想的更严重。”即便到那时，这一堕落仍是那么不可思议，以至托洛茨基认为，拉狄克与斯大林的勾结是暂时的，由于拉狄克经常在党内左右两派之间摇摆不定，所以很快就会与布哈林分子联合。但是仍有许多令人百思不解的暖昧之处：“拉狄克及某些其他人都认为最合适的投降时机已经来临。为什么呢？难道你们看不到斯大林正在迫害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吗？原因就在于此。莫非我们的任务就是执政派的一个集团迫害另一个集团？莫非处理重大政治问题的方式已经改变？……莫非共产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体制不是依然如故？未来有什么保障？”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第一个五年计划看成是激进的新开端。托洛茨基反驳说：“最关键的不是官僚主义五年计划本身的统计方面，而是党的问题”，

是党的指导精神，因为正是这种精神决定了党的政策，难道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完成可以从下面进行任何监督、批评和讨论吗？而五年计划的成果如何又恰恰取决于这点。“党内体制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监督政治路线的不可或缺的成分……”——这正是反对派的一贯思想。“但变节者总是健忘或认为别人也健忘。有充足理由说，革命政党是工人阶级记忆的体现。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了能够预见未来而学会不要忘记过去。”托洛茨基还认为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是反对派斗争和压力的副产品。他当时还认为，斯大林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政策，虽然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冲突很激烈，可实际上仅仅是“表面的”。

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直到秋天才得知托洛茨基的观点，但这并不足以阻止投降。苏联的转折进一步深化，它对反对派的影响远比托洛茨基预料的要强。在俄国境内的所有反对派成员（连最坚定的人都包括在内）的书信和文章中都能看到局势的严重性和警报，但在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对此连暗示都没有。当时，托洛茨基还是通过1928年的多棱镜看1929年的局势的，他未必明白国家已濒临于“内战的边缘”。他根本没有注意到“革命在危机中”这个口号的全部意义。托洛茨基同样没有看到“左倾方针”推进的速度和斯大林与布哈林分裂的深度。但反对派各个集团最关注的正是这些问题。

革命正受到最致命的威胁，反对派应该和斯大林一起防止这一危机，很快，这种感觉就推动那些属于“不妥协派”的人追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的榜样。在托洛茨基最亲密的同志当中，打败高尔察克的伊万·斯米尔加、传奇般英勇的战士姆拉奇科夫斯基、政委别洛博罗多夫（托洛茨基于1927年11月离开克里姆林宫后曾在他家避难）、泰尔·瓦加尼扬（Tep—Barанян）、鲍古斯拉夫斯基（Ъогуславский）以及其他许多人也请求恢复党籍。他们开始与斯大林的司令部进行谈判，但情绪不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阴沉，他们希望国家形势能使斯大林在恢复他们党籍的问题上放宽条件，少些凌辱性。[1]这次，讨价还价持续了5个月之久，从6月一直谈到10月，在这期间，斯米尔加等人准备了4个不同的政治宣言，在8月撰写的初稿中（该稿保存在托洛茨基的文件中）说明他们迈出这一步是因为赞同五年计划和出于反对“右倾危险”。但他们同样旗帜鲜明地批评斯大林的政策，并指出，五年计划没有充分看到提高工人低下的生活水平的必要性，“干部的选拔”方式堵塞了批评的言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是“机会主义烟幕弹”，官方对中农的纵容姑息与此同出一辙。对反对派立场的上述几点全部加以肯定的同时，他们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反对派曾认为中央委员会在寻找摆脱危机的道路中会向右转，并为热月政变开辟道路，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言中的只是布哈林少数派的行为。他们同意，在当前的严峻形势下，党的领导不应该允许有派别活动的自由，因为能从其中获益的只有右倾分子。因此，托洛茨基反对派应该解散自己的“已在种种名称下存在了数年之久”的组织及其领导核心，并停止一切地下活动。但他们要求停止镇压反对派，恳求允许托洛茨基回国，因为“他的命运与工人阶级的命运息息相关”，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都离不开他。[2]

斯米尔加和他的同志们捍卫自己的每一个条件，慢慢地才予以放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困境的加剧，斯大林对这批人投降的兴趣确实比以往更浓。他没有像对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要求他们作如此屈辱的忏悔。斯米尔加虽然缓和并取消了对斯大林的批评，放弃了自己的一系列要求，但仍坚持允许他们在投降[1]

时提出让托洛茨基回国的要求，就是这个问题使谈判拖延了5个月之久。当他们最后让步时，仍拒绝谴责托洛茨基或与他划清界限，他们屈服的声明刊登在1929年11月3日的《真理报》上，该声明有几百人签名，它确实比以往任何一个类似文件更持重、更体面。

现在，投降的情绪已波及到反对派的中坚，波及到最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身患重病、深受心脏病发作之苦的拉柯夫斯基虽然又被从阿斯特拉罕转而流放到巴尔瑙尔，居然有办法把他们团结起来。受他影响的那部分反对派在人数上与站在投降门坎上的斯米尔加的追随者不相上下。拉柯夫斯基声明，“我们为不折不扣地实现自己的纲领而斗争。”那些人向斯大林妥协是因为后者完成了该纲领的经济部分，因而幻想他也会完成政治部分，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老牌改良主义者别无二致，只满足于其要求的部分实现。反对派的政治思想与它的经济要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不实现纲领的政治部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有落空的危险。”对拉柯夫斯基来说，更重要的是信仰的真挚和对对手的光明磊落。党的领导逼迫反对派承认所谓的错误，充其量是摹仿迫使无神论者在弥留时忏悔的天主教教会。这样的领导“因而丧失了所有让他人尊重自己的权利；而那些一夜之间改变自己信念的反对派只配得到蔑视”。[1]

拉柯夫斯基派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确定它的立场。他们那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直到8月底才写好。在大约90个流放地征集到500个签名已经很不容易了，要在这份文件中反映签名者见解的细微差别就更加困难。在形式上，此信同样是要求恢复党籍，其基调表明妥协情绪占了上风。拉柯夫斯基和追随他

的索斯诺夫斯基、穆拉洛夫、姆季瓦尼、卡斯帕罗夫（Kacnapов）以及其他人也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尔诺夫一样声明，是国家的危急形势及党决定实施五年计划促使他们与党中央妥协的。他们断言，计划的成功将会加强工人阶级、巩固社会主义，其失败则会重新打开热月政变和复辟之门。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的严重冲突”面前，他们愿与党求同存异。对他们来说“来自右倾的危险”也同样是迫在眉睫和严重的；他们仍在批评的是党的政策中迟迟不去的安抚“中农”的要求。他们积极赞成加速工业化，甚至在集中营内还要求加强企业纪律、采取果断措施反对企图利用工人的不满达到反革命目的的人。但是他们同时指出，为了工业化的成功，它必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人民对不关心他们的生活水平、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不兑现自己的许诺及官僚的傲慢感到不满。签署这份文件的人认为，今天党所采纳的行动方式，他们已为之进行了数年之久的宣传，因此恢复他们的党籍是理所当然的事，更何况他们也欢迎共产国际的“向左转”，承认一切派别活动的危害。反对派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本来就不浅，驱逐托洛茨基对此更是火上浇油，他们对此表示遗憾。声明在结尾处写道：“我们请求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全党促成恢复我们的党籍，释放在押的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者，撤销据刑法第58条的指控，并将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请回来。”

当这一声明于9月22日寄到王子群岛时，托洛茨基喜忧参半。他为最终能看到其支持者的声明而高兴，几个月来，这是有条件的投降的第一个证明。但他对它的基调不安。现在，托洛茨基通过柏林、巴黎、奥斯陆与苏联境内建立了联系，他着手向尚未收到这封信的流放地散发此信。但他还附上了他自己的声明，使这封信变得更加尖锐。他指出，他赞成这封信是因为，它尽管是“温和的”，但却写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只有坚持认为苏联的热月政变已是既成事实、党已灭亡、苏联需要的是一场新革命的人才会拒绝在这封信上签名。“尽管人们已经几十次把这些看法强加给我们，但我们与这些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尽管受到镇压和迫害，我们仍声明，我们对列宁的党和对十月革命的赤胆忠心永不动摇。”托洛茨基也承认，由于“向左转”以及斯大林与布哈林决裂而出现了新局面：“如果以前斯大林用从布哈林那里抄袭来的论据与左翼反对派斗争的话，他现在则主要用从左翼那里抄袭来的论据攻击右派。”从理论上来说，这应该导致中间派与左翼反对派的接近，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斯大林采纳反对派的政策仅仅是个幌子、策略而已。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仍处于对立的两极。斯大林是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学说的框架中筹划五年计划的，而反对派却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放在国际革命的背景中来考察。其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尽管拉柯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声明与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一致，但托洛茨基言简意赅地坚决反对。不过，他仍赞同拉柯夫斯基的观点，认为后者准备“让我们的思想斗争服从于党章和以无产阶级民主为基础的党内纪律”这点是正确的。当右派和中间派在党内联合执政时，他们准备在党内捍卫自己的观点，当右派不再控制的时候，他们更应该这样做。但为此放弃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是“有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

托洛茨基对拉柯夫斯基的正直和英勇深信不疑，但他也明白，后者这样做是迫于压力。他暗中指责拉柯夫斯基的妥协腔调，因为后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业已变化的政治局势下的“公开检验党内体制”，他说，“在最近的几次教训之后，这一体制能否至少是部分补偿它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呢？”斯大林的“机关”还有没有自我改革的可能性？拉柯夫斯基的“慎重、对斯大林在国际舞台上的错误只字不提、并强调不久前的向左转”都是为了促使它能进行这种自我改革。拉柯夫斯基再次表明，对反对派来说，有意义的是实质而不是形式，是革命利益而不是个别人和个别团体的虚荣心。“反对派准备在党内担任最低的职务，但只能是在它能永远忠于自己的前提下……。”[1]

托洛茨基在写这几句话时甚至曾问过自己，在拉柯夫斯基声明上签字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实质上是背叛？他在密信中警告拉柯夫斯基，在寻求妥协的道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再越雷池一步！”就在刊登拉柯夫斯基声明的那期《反对派通报》上，托洛茨基还发表了一封一位通讯员从俄国寄来的未署名信件，该信批评拉柯夫斯基纵容投降者。这位通讯员是所剩无几的“乐观主义者”，他坚信，“斯大林很快就会跪倒在我们面前，就像1926年季诺维也夫曾跪倒在他面前一样”。

到年底，只有为数不多的一批反对派成员仍在坚持。据一则报导提供的数据，仍在流放和监狱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超不过一千人，而在投降前共有数千人之多。托洛茨基应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自己说：“天啊，来投奔我的朋友们都死在风暴中！11月末，他给苏联境内自己的一批学生的信中写道：[2]“即便只有350个忠于自己旗帜的人留在流放中，或许只有35人，哪怕仅剩下3人，但旗帜仍在，战略路线仍在，因而未来也仍然存在。”他甚至准备在独自一人的情况下也不放弃斗争。也许，他此时回忆起阿道夫·越飞的遗书。越飞在自杀前夕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您缺少列宁不屈不挠、寸步不让的性格，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路线，即便只剩他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

虽然斯大林想从投降活动中获益，但当他注视投降者来到莫斯科时，却感到不安，这确实令人费解：现在，数千名托洛茨基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在党内，在党的周围形成特殊的背景。斯大林不允许其中任何一人担任重要的政治职务，但作为行政人员、经济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他们获得了各个级别的岗位，并能由此产生独特的影响。尽管斯大林并不怀疑他们对推行“左倾方针”，特别是对工业化的热忱，但他也知道从他们那里逼出的忏悔的价值。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仍是反对派成员。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冤屈的“左倾方针”的倡导者。他们仇恨斯大林不仅因为他迫害他们，还因为他在思想上掠夺他们。诚然，他已在政治上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奴隶，但奴隶潜藏的仇恨比公开的敌意更加危险。他们可能悄悄地设下埋伏，数千双眼睛盯着他，一旦他站立不稳或有一步失足，他们马上就会扑上来。

现在，投降者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中的一些人，因为这些人在看到斯大林借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思想与口号时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当初曾真诚地相信后二者说出的这些思想和口号是毁灭性的。在战胜了所有的反对派之后，斯大林与自己的某些支持者发生了冲突，他在这些人之中发现了潜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这些人说：“如果我们在1925——1927年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无疑是错误的，因为那时我们否定了反对派加速工业化和向富农进攻的要求，并指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破坏工农联盟。如果我们今天是正确的话，只有‘左倾方针’能拯求革命，那么我们是否应在反对派呼吁之时及早采取这一方针呢？”其中最敏感的还补充说：“我们给反对派栽赃并把它粉碎了，我们这么做是否太卑鄙了？”答案形形色色、众说不一。[1]需要指出的是，1929年夏秋之际，当投降者被恢复党籍之时，某些正派的老牌斯大林派成员却被开除出党，其中某些人还被流放到不久前反对派成员还在那里受罪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是乌格拉诺夫（Угланов）案，他是莫斯科市委书记，此案还涉及到其他几位被打成布哈林分子的中央委员以及沙茨金（ШаПкин）、斯泰恩（Сген）和罗明纳兹这些著名的宣传鼓动工作者，“青年斯大林派的”领导人。这3个人都被打成半托派分子。

这类事件暴露了执政派内部的骚动因素，这表明，对斯大林来说，身边有这么多投降者这一优势本身是值得怀疑的。斯大林知道，他们仍认为托洛茨基是他们的领袖、鼓舞者，更有甚者，认为他才是真正的革命领袖。每一批投降者在谈判投降条件时都请求允许托洛茨基回国，尽管他们在政治和纪律问题上都已作了让步，但在这一点上却毫不动摇。最后，在强迫他们谴责托洛茨基时，其中大多数人在做此违心之事时心情悲痛，眼含热泪。只有极少数人像拉狄克那样以反常的方式压抑自己的感情，甚至还抨击托洛茨基。但拉狄克的长篇大论甚至引起老牌斯大林派成员的反感。对大多数投降者来说，托洛茨基是他们在其最美好、最自豪的岁月中所捍卫的一切。如今，他们已被击垮，并且自作自践，这在政治上孤立了托洛茨基，但在道义上却抬高了他的声望。投降者、布哈林派成员和心存怀疑的斯大林派成员对传入苏联的托洛茨基的每句话都倍感兴趣。在紧要关头，每当要作出重大决议时，总有人低语：“列夫·达维多维奇是什么看法？”这句话甚至在斯大林的会客室中也常能听到。[2]《反对派通报》在莫斯科流传。从国外回来的党员，首先是使馆工作人员把它们偷偷带回国内，转交给自己的亲

朋好友。虽然通过这种途径传进来的《反对派通报》数量有限，其印数从未超过1000册，但托洛茨基的评论和预言、他那杰出的雄辩之作都能在此迅速流传。斯大林不能躺在胜利的桂冠上高枕无忧，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布柳姆金（Ълюмкин）案使他得到对此进行打击的机会。雅可夫·布柳姆金是格别乌外事部门的高级军官，他的人生道路可谓异乎寻常，他起的作用更不寻常。革命前夕他还是个年轻人，便已加入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个诗人，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早熟，头脑单纯，无限忠于事业。在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布柳姆金是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成员，作为其党的代表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的契卡中工作。这样，这位20岁的年轻人成了革命为自己挑选的年轻的情人，契卡的创始人之一。当他的党因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而与布尔什维克决裂时，他和他的同志们一样深信，布尔什维克缔结和约是叛卖革命的行径。他的同志们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反对列宁政府以迫使苏维埃政府与德国开战，他们委派两个人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Mithach）伯爵，布柳姆金就是这两人中的一个。他完成了这一使命，这一事件也是被托洛茨基镇压的起义的信号。布尔什维克逮捕了布柳姆金，把他押到托洛茨基面前。有必要提醒一下，布尔什维克党本身也因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因此，尽管布尔什维克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受法律保护，但许多布尔什维克对刺杀米尔巴赫一事却抱有好感，虽然他们也对此加以谴责。托洛茨基诉诸叛乱者的革命感情，力图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行动是错误的，让他们转变信仰、接受布尔什维克的信仰。当布柳姆金被带到他面前时，他与这位年轻、敏感的恐怖分子进行了长久、严肃的辩论。在更强有力的信念的影响下，布柳姆金悔过了，他请求给他将功折罪的机会。但出于外交需要仍将他判处死刑，甚至还将处决他的情况通报德国政府。但事实上他得到了宽恕，并给他机会让他“证明他对革命的忠诚”。在国内战争期间，他屡次完成布尔什维克交给他的最危险的任务，并潜入白军后方为布尔什维克工作。左派社会革命党认为他是叛徒，曾数次谋杀他。在一次谋杀中，他们把一枚手榴弹扔进了他在其中进行治疗的野战医院的病房，他竟在手榴弹爆炸前的瞬间把它从窗口扔了出去。在得到布尔什维克的平反之后，布柳姆金来到托洛茨基的司令部工作，又被送到军事科学院学习，他作为一名军人作家还小有名气，并在共产国际中积极工作。内战结束后，他重返契卡或格别乌工作，是反间谍部门的高级军官。布柳姆金无限信仰托洛茨基，他全身心地眷恋着军事人民委员。他与拉狄克关系密切，并“崇拜”后者，因为拉狄克比托洛茨基更平易近人、更随和。当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成了反对派之后，布柳姆金并不隐瞒他支持他们。尽管因为工作性质，布柳姆金不可能参加反对派的活动，但他认为有责任把自己的观点通知格别乌的领导明仁斯基。但由于他在反间谍工作上业务精湛、深受好评，而且未曾参与反对派的活动，所以允许他保留自己的观点，也没有革除他的职务。这样，甚至在反对派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仍留在党内并依旧在格别乌工作。

1929年夏天，布柳姆金去印度出差，在返回俄国的途中来到君士坦丁堡。如托洛茨基所说，他在街上碰巧遇上了廖瓦。当然，可以怀疑这次会面的偶然性。如果布柳姆金不打算与托洛茨基联系的话，他不可能前往土耳其。不管与廖瓦相遇是否偶然，他请求其父接见他。开始，托洛茨基考虑过于冒险而拒绝接见，但在布柳姆金再三恳求下，他答应了。

11年前，布柳姆金作为刺杀米尔巴赫的凶犯站在托洛茨基面前，如今他来找后者是为了向其倾诉衷肠。像大多数反对派成员一样，他不理解所发生的一切，他是忠诚引起的冲突的牺牲品。他认为他很难把自己在格别乌的工作与他对反对派的感情调和起来。他为投降的反对派成员和继续反抗的反对派成员之间的矛盾以及为他对托洛茨基的信仰和他与拉狄克之间的友谊而痛苦万分。他不相信他们之间已经彻底决裂，并天真地希望能使他们和好。他与托洛茨基闭门密谈了几个小时，他讲述了莫斯科的新闻，倾听托洛茨基阐述反对派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投降毫无意义这一观点。布柳姆金对托洛茨基讲了他的疑虑，并说他打算离开格别乌。托洛茨基坚决劝他放弃这一想法。托洛茨基说，不论情况多么困难，他都应该继续忠诚地在格别乌工作。反对派有责任保卫国家，因此，任何一个反对派成员都不应离开官方的工作岗位，因为他是为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斯大林的利益工作的。在中东铁路冲突时，反对派不就站在苏联一边吗？布柳姆金的工作针对苏联的外部敌人，与反对派的观点毫无冲突，因此，他应该继续从事这一工作。

布柳姆金听从了托洛茨基的劝告，并请求后者把给国内反对派的指示信件交给他。他还表示愿意帮助托洛茨基建立联系，还想在土耳其渔民的帮助下把《反对派通报》偷运进苏联。托洛茨基把信件交给他，该信的拷贝保存在档案中。无论有多大的想象力也不能说在这份文件中有任何保密的东西。在托洛茨基的这封信中，大部分都是泛泛之词，写的都是平常之事，因此他和布柳姆金未必能想到转交此信会有任何危险。托洛茨基预言说，秋天，斯大林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困难，那时投降者就会明白他们的投降是毫无意义的。他当然要号召他的支持者们坚持下去，并表达了他对软弱者的轻蔑。他告诉他们，他准备撰文反对拉狄克，并预先通报了这篇即将发表的文章的主要内容。人们指责托洛茨基力图筹建一个新党，现在，拉狄克也对此随声附和。托洛茨基不知多少次驳斥了这一指控，在这封信中，他再次重申反对派是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叙述了他为建立国际反对派组织所作的努力，并详细地说明了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托洛茨基派与季诺维也夫派之间的争执，并请求他们不要为此而失望、而应保持信心。国际反对派最终会成为生机勃勃的政治力量。流放者对此和托洛茨基为他们作出的保证寄予如此之大的希望，这是令人欣慰的。总的说来，信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他不能公开或不打算公开的东西，特别是刊登在《反对派通报》上。[1]当然可以猜测，托洛茨基对布柳姆金口述了更确切的秘密指令。但奇怪的是，连格别乌也未曾断言确有此事，根据托洛茨基的一贯立场、活动及其书信往来的内在根据，他秘密通知其支持者的内容从未超出过他公开讲话的范围。布柳姆金带着这封信精神振奋地踏上归途，他深信，现在他能证明拉狄克及其他人对托洛茨基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托洛茨基仍是一位忠诚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在他的领导下一定能恢复它的统一。

布柳姆金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就被逮捕了，他被指控为叛徒并被判处极刑。很难弄清格别乌是如何得知他的行踪的。有人说，

他把他的秘密告诉了他热恋的女人，那女人是秘密特务，是她出卖了他。另一些人则断言说，布柳姆金回到莫斯科后径直去见拉狄克，后者担心会引起对自己的怀疑并力图向斯大林证明自己忏悔的真诚，因而出卖了朋友。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引起了人们对拉狄克的轻蔑和仇恨。还有维克多·塞尔日散布的另一种说法，在这里，拉狄克的角色与其说是可恶的，不如说是可悲的。塞尔日说，布柳姆金一回到莫斯科就发觉，格别乌已经知道他去过什么地方并对他加以监视，以便搞清他与哪些反对派成员保持联系。拉狄克对布柳姆金的不幸深表同情，建议后者去向中央监委主席奥尔忠尼启则老老实实地交待。拉狄克似乎说过这是布柳姆金唯一可能获救之路：奥尔忠尼启则虽然主张严格的纪律，但是个好人，而且宽宏大量，在党的上层中他是唯一一个对事严厉却有同情心的人。但不知道布柳姆金是在找奥尔忠尼启则之前还是之后被捕的。[1]布柳姆金之谜的谜底可能再简单不过了：君士坦丁堡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警惕目光发现了乘轮船前往王子群岛的布柳姆金；或是潜伏在托洛茨基家中的奸细认出了这个与托洛茨基密谈了数小时之久的诡秘的来访者。

一个前格别乌军官说，布柳姆金在审讯中“表现不凡，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他英勇无畏地走上刑场，高呼着‘托洛茨基万岁！’慷慨就义”。[2]在其后的几年中，在刽子手行刑的射击声中，越来越频繁地听到这一口号声。

这是处决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第一例。此前，已有某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因绝食和衰竭而去世，为自己的信念付出了生命，例如托洛茨基的秘书布托夫（Бутов）一年前在监狱中经过长期绝食而身亡。

除此之外，此前布尔什维克一直没有重犯雅各宾派的致命错误，对不在内部斗争中使用极刑这条规则，起码在形式上恪守不渝。如今，这一规则被破坏了。布柳姆金是由于破坏党内规定而被处死的第一个党员，他的违反纪律无非就是与托洛茨基联系而已。斯大林担心投降者会抹去党与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布柳姆金案加深了他的担忧。他不能容忍在格别乌要害部门中工作的高级官员竟能友好地拜会托洛茨基并充当托洛茨基与投降者之间的联系人。容忍这点就意味着把官方对托洛茨基的所有指责都变为笑柄并鼓励新的类似接触。很可能，斯大林本人根本不相信布柳姆金的任务和托洛茨基致反对派的信件是无害的。也可能在他多疑的头脑中闪现这样的想法，如果相信刺杀米尔巴赫的凶手，认为他那质朴但却强烈的政治激情永远不会在新的恐怖活动中表现出来，那将是危险的。无论如何，处死布柳姆金应是对其他人的警告，表明官方对反革命的指控绝非儿戏，刑法第58条就是刑法第58条，从此以后，与王子群岛上的流亡者进行同志式的联系将遭到被歪曲的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奇怪的是，到那时为止尚没有一个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处决，虽然他们在监狱和流放地与自己的领袖保持联系，每逢十月革命纪念日和“五一”劳动节时，他们都联名给他拍致敬电，而他们的签名也出现在刊登在《反对派通报》上的文章和提纲的下面。那时，警告对象仅仅是担任政府职务，特别是在格别乌任职的党员和被恢复党籍的党员。党与反对派之间的界限这次用鲜血重新划出。

托洛茨基是从一位不知名的反对派成员那里得知布柳姆金己被处决一事的，此人当时仍在政府任职，前往巴黎执行公务。[1]但

莫斯科却十分平静，当某家德国刊物透露这一消息时，共产党的报刊一致否认。几个星期之内，托洛茨基一直期待着新消息，在他致其支持者的信中，对布柳姆金案只字未提。1930年1月底，莫斯科反对派成员寄来的信澄清了一切疑团。托洛茨基立即叙述了与布柳姆金会晤的全部细节。他宣布，是斯大林亲自下令处死布柳姆金的，亚戈达是执行者，甚至都未曾与有名无实的格别乌首脑明仁斯基商议过。《反对派通报》还刊登了几封莫斯科来信，写信人都断言是拉狄克出卖了布柳姆金。托洛茨基思考再三，他对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感到怀疑，他认为，拉狄克的做法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愚蠢的，但却没有什么不正派之处。托洛茨基写道：“布柳姆金的不幸在于他信任拉狄克，而拉狄克又轻信斯大林。”

托洛茨基鼓动其西方支持者掀起“抗议风暴”。1930年1月5日，他在致罗斯默的信中写道：“布柳姆金事件应成为左翼反对派的萨柯（Sacco）和范齐蒂（Vanzetti）案。”不久前，在波士顿处死意裔美籍无政府主义者萨柯和范齐蒂，引起一场各国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声势浩大的抗议。但托洛茨基的号召却没有得到响应。布柳姆金的命运唤醒的愤怒抵不上萨柯和范齐蒂所唤起的愤怒的一个零头。资产阶级国家司法机构滥用职权远比工人国家通过法庭完成的谋杀更容易引起左派团体的愤怒。几个星期之后，托洛茨基为新近被处死的两位反对派成员和拉柯夫斯基及其朋友遭受的残酷迫害提出抗议，同时还请求其他人对此进行抗议。但是，他仍不能打破他所希望唤醒的那些人的顽石般的冷摸。[1]

1929年底，暴力出乎预料地在苏联盛行起来。年初，斯大林的政策还处于摇摆不定之时，工业虽加快了步伐，但政府仍小心翼翼。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会议号召加速实现集体化，但同时声明，在农村经济中很长时期内仍是私人经济占主导地位，五年计划规定，到1933年将只有20％的农户实现集体化，富农应缴更高的税、提供更多的粮食，但根本就没想要“消灭”它。到年底，似乎有一场风暴掠过了这些计划，把它们吹得七零八落，把主导这些计划的谨慎吹得荡然无存。工业一味向前，打破了所有界限：为了争取4年零3个月甚至两年半完成五年计划，不断地号召，不断提高任务指标。在十月革命12周年时，斯大林遇到了托洛茨基预言的“困难”：农民拒绝上交粮食。于是他对私人农业经济判处死刑，下达了“全面迅速集体化”的战斗命令。仅仅过了4个月斯大林就宣布，50%，即约1300万农户已经实现了集体化。党和国家以其全部威力猛烈打击富农。富农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而其他农民被迫交出自己的财产，接受了新的生产方式。几乎每个村庄都变成了规模空前的阶级斗争的战场。这场战争是在斯大林的最高领导下由集体主义的国家发动的，目的是占领俄国农村，粉碎它顽固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力量并不大，但它有精良的武装，经过动员，并受一个意志的指挥。农村的个人主义具有极大的力量，但它极为涣散，而且是仓猝应战，它的武装仅仅是深深的绝望。像在所有的战争中一样，这次也少不了迂回前进、非决定性的小规模交锋、进攻和退却。但最终，胜利者得到了战利品，抓获了不计其数的俘虏，把它们驱赶到广漠无垠的西伯利亚或冰天雪地的北极旷野之中。但和其他战争不同的是，胜利者既不能承认也不能描述战斗活动的全部规模：因为这些战争行动应被描述为在俄国农村进行的正常改造活动，而这种改造被说成是得到大多数农民赞成的。因此，甚至在几十年后，这场战争的牺牲者的确切数字仍不得而知，尽管它高达数百万之多。

这一转折的突然性、规模和力量是如此巨大，如今只有少数目击者才能理解并想象其宏伟。在这之前托洛茨基反对派还能断言斯大林推行“左倾方针”无非是在实施它的要求，如今，这一巨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这些要求，这使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都大惊失色，更不用说布哈林派了。托洛茨基派中的“妥协派”更清楚地理解当前所发生的事件的规模和最终性质；反对者则仍抓住前几年的前提和论据不放，例如拉柯夫斯基就认为斯大林消灭富农的命令是“极左高调”，他断言说，尽管官方喋喋不休地说什么与农业资本主义斗争，但富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比重将进一步增加。十月革命12周年前夕，托洛茨基本人断言说，“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及农村所遇到的困难都有助于富农力量的增长，并加强它的影响”。他无法想象能在有数的几年中一举用暴力消灭2500万户小农经济。

1930年初，托洛茨基开始明白了所发生的事件，并写下了几篇批评五年计划的文章。新批评的特点是辩证的双重性：严格区分苏联的“社会进步”和“官僚集团的反动”倾向，说明了它们为什么总是彼此冲突。他动笔撰写《经济上的冒险主义及其危害》，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苏联工业发展的成就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那些不能充分评价苏联经济所能达到的速度的社会民主党

人只配得到轻蔑。但这种速度既不稳定，也没有保障……但它们为孕育在社会主义经济方法中的不可估量的潜能提供了实验证明。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果能用革命赋予它的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话，并不困难，当时，它也具有充分的可能性，以苏维埃俄国的经验为根据，可以理解中欧、东欧及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主义集团今天的经济力量将有多么强大。整个人类将会改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将使人类经历更多的战争与革命。[1]

在反复强调对苏联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倾向的评价之后，托洛茨基开始对斯大林的内政加以抨击，用的是他给共产国际新路线定性的那些术语：斯大林集团“用极左曲线代替右倾曲线”，这与托洛茨基以往的观点一致，即斯大林是“中间派”，在交替来自左右两方的压力下行动。这一观点是对20年代斯大林在党内位置的确切描写，但却不符合后来的情况。总之，托洛茨基依然认为加速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无非是斯大林政策中的过渡阶段而已。他不明白，也从来没有彻底弄明白，1929——1930年斯大林已改弦更张，从此再也不能遏止发展中的工业，已消灭了富农，就再也不能试图与它和解了。托洛茨基评价中的这一根本错误（我们下面还要谈到）仍不能使他的具体批评失去价值，因为它预料到了1953年以后斯大林继承人推行的政策中的大部分变化。正如在20年代中，托洛茨基曾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先锋一样，30年代初，他又成了几十年后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先驱。

他从一开始就猛烈抨击第一个五年计划审定稿中规定的增长

速度。[1]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从“乌龟爬行”一下子转到“纵马疾驰”。在五年计划头几稿中规定年增长率为8——9%，反对派建议将速度提高一倍被斥为不负责任的危险幻想，加以否定。而现在速度却翻了3番。托洛茨基指出，计划制订者和工业领导人得到的命令不是力求获得最佳效果，而是必须调动一切资源以便达到最大规模，甚至不惜为此打破国民经济的平衡、降低工业高涨的效益。计划中规定的任务大大超过了现有资源的负荷，因此造成了加工工业与提供原材料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投资与个人消费之间的失调。更严重的是工业发展与落后的农业之间的矛盾。这里无须再谈托洛茨基经常详加剖析的种种比例失调，这类失调确实使斯大林时代的整个工业化过程都黯然失色，现在它已是老生常谈了。但一代人的老生常谈往往对上一代人来说却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在当时，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对托洛茨基的批评却义愤填膺，大加嘲讽。

然而，当你在事后分析托洛茨基的上述意见时，更让你吃惊的是他政治上的稳重，而不是论战的激情。在每条批评意见之后，他都格外强调苏联在其政敌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但他坚持认为进步的基础是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斯大林不仅利用而且滥用了这些苏联经济的优越性。他不相信行政的皮鞭真能加快或可能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因为这条皮鞭往往是停滞和失败的主要原因。国家所有制导致并要求统一计划。但官僚政治的高度集权导致浓缩并加剧当权者所犯的错误，导致社会首创精神的麻木和人

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不负责任、“永远正确”的领袖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一味吹嘘杰出的成就、空前绝后的记录和震撼人心的统计资料。斯大林的规划只注重工业化的数字方面，其余的一切都被排除。越是要求不惜代价地生产商品，商品的质量就越低下。合理的经济计划还需要一个有各种经济系数且包罗万象的检验体系，要检验衡量的不仅仅是生产的增长，还要考虑质量的变化、成本及货币的购买力、劳动生产力的相对增长等等。但对所有这些经济要素却一律保密，这样，斯大林“关闭了所有车灯”指引着工业前进，重要的信息一概不予以公布。

托洛茨基对集体化的批评更为彻底。早在伴随“消灭富农”而来的恐惧尚未为人所知之时，他就指责它是“骇人听闻的”。几年前，他鼓动政治局提高对富农的税收，建议把农业工人和贫农组织起来，鼓励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集体农庄，由国家为集体农庄提供物资（农业机械、肥料、贷款和农艺方面的帮助），以便使它能与私人经济竞争，那时他被诬蔑为“农民的敌人”。这些建议详尽地表达了他的反富农政策，但他始终没有比这走得更远。他从未想过能够或应该下命令用暴力消灭为数众多的农业资产阶级——使几百万人丧失其财产并判定他们的社会性死亡，而且还有许多人的肉体的死亡。社会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农业资本家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必将灭亡，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但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小农将自愿地接受具有更高生产力的集体经营方式，这与资本主义国家中手工业者和小农场主接受现代化工业及大规模农业的情况类似，但不像后者那样痛苦。不久前，所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也是这样。

因此，在托洛茨基对消灭富农政策的愤怒谴责中没有任何蛊惑人心的成分。在他看来，这一政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捍卫的一切的居心险恶和血腥的破坏，不仅如此，他并不相信斯大林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会有生命力。他指出，集体化的农业生产所需的技术基础高于个体农业经济的基础。苏联尚不具备这样的基础：拖拉机尚未取代马匹。[1]基于类似的看法（虽然对此可以说，比较并非就是证明），托洛茨基断言，没有现代技术同样不能把小农经济变成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就像不能把小船改造成远洋客轮一样。诚然，斯大林打算在12年之内为农业提供机械，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托洛茨基的结论是，集体化不能超越它所必须的技术手段。否则，集体农庄在经济关系上就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生产力超不过个体农业经济，它也不能带来更好的物质条件以弥补农民失掉的财产。[2]与此同时，只要集体农庄在技

术上不能综合配套，农民的不满就将使农业生产衰退并造成混乱，这将形成集体农庄从内部瓦解的危险。托洛茨基对农民世界观的了解如此之深，因此能从王子群岛上向莫斯科发出警报，预言大规模屠宰牲口的灾难即将来临。而且，他的警报早于斯大林承认这一事实之前。[1]甚至在很久之后，托洛茨基仍坚信，农业集体化结构总是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之中。

从回顾的角度看，可能会觉得托洛茨基描绘的图景过于暗淡：集体经济毕竟没有崩溃。不过，在整个30年代中，斯大林的农村政策将大规模的恐怖与微小的让步怪诞地结合起来，这正是他担心崩溃的产物：只有极其严厉的手段才能维持集体农庄不垮。后来，农业生产的衰退和不景气却是绝对真实的，在25——30年后，它成为官方政策的主要课题。

农村状况对全国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工业化是在受到剧烈震荡、萎缩到危险程度的农业的基础之上和在饥饿与长期缺粮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为争夺生活基本物资而进行的动物般野蛮疯狂的全面斗争，普遍的不满和劳动生产力的低下始终伴随着它。政府不得不经常压制不满，用恫吓和强迫来提高生产力。1929——1930年的剧烈震荡把俄国赶入物资匾乏和恐怖的险恶怪圈之中，并使它陷在其中久久不能自拔。

现在斯大林宣布，新经济政策业已结束，废除市场经济。回顾托洛茨基在更早一个阶段的观点，我们看到其中根本“没有突然取消新经济政策、用行政命令来禁止私人贸易的余地”，不能大笔一挥就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一日之内取代新经济政策，而应该让社会主义成分在混合经济的框架内发展，直到它能用其不断增长的优势逐渐吃掉、改变或消灭私人成分，直到它超越了新经济政策

的框架为止”。[1]托洛茨基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即“废除新经济政策”是官僚头脑的产物，只有长期忽视工业化并错误地对待农民的官僚集团才无法应付市场经济的力量，使它失控，才企图用行政命令来消灭市场。托洛茨基写道，但是“从大门扔出去的市场经济会通过窗口返回来”。只要农业经济没有有机地、牢固地社会化，在商品普遍匾乏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消灭供求关系中的投机倒把并用计划分配商品来取代它。市场的自发压力首先在农村，然后再在工农业交合处，最后甚至在国营经济部门打开缺口，在这里，它将经常推翻或曲解规划。这类证据不可胜数，30年代初期尤甚。日用品的官价和非官方价格混乱不堪，黑市甚嚣尘上，卢布贬值，实际工资迅速下降。计划人员在工作中“失去了尺度”，他们无力确定真实的价格和成本，无法统计生产率。托洛茨基的反复劝告是：“掌握分寸”。计划工作者不应自欺欺人地说什么市场压力已被克服，最好是承认它的存在，应该对它让步并力求把它置于监督之下。甚至在几年后，当30年代初迅速恶化的通货膨胀已被克服时，托洛茨基的批评仍没有失去意义，斯大林去世后的头10年中，苏联学者正确评估价格与成本的有关论述中有许多不过是托洛茨基观点的回声而已。

由于斯大林封锁经济信息，因而也掩盖了许多其他至关重要的问题。为工业化付钱的是社会中的哪个阶级？付了多少？哪些阶级和集团从中获利？得了多少？20年代初，反对派的领袖们，特别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言说，工业化所需投资将不得不主要由农民承担。斯大林希望通过集体化来保证资金到位，使农民确实作出这一奉献，让他们扩大生产、更多地供应粮食和原料。但农民欺骗了他。小农在告别自己的财产时高呼：“我们跟政委玩命

了！”尽管他们未能破坏集体主义国家的基础，但他们拒绝支付人们期待他们为工业化支付的大部分资源。在实践中，这就是大规模屠宰牲畜和农业产量下降。

因此，城市工人不得不挑起更沉重的担子。工业的巨额投资的主要部分实质上是从工资中扣下来的。从现实购买力的角度看，人数大大增加的工人阶级所能获得的日用品却大大减少，而它还要建设新的电站、钢厂和机械制造厂。[1]托洛茨基10年前曾说过，工人阶级“只有承受巨大的牺牲、鼓足干劲、付出全部心血，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现在，斯大林要求心和血的牺牲。1923年，托洛茨基曾说过：“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可能停付你们的全部工资，或仅发一半工资，那时，你们应该把另一半工资借给国家，使它有可能重建国有化工业。”[2]现在，斯大林把工人的“另一半工资”也拿走了。但当初托洛茨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后的经济崩溃为自己的建议辩解，力求工人同意这种积累方式。斯大林这么做了，他却对工人说，他们的工资已经翻了一番，他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乐土之中。开始时，通货膨胀使工人无法看到

⑧《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四章。

事实真相，五年计划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工人的热情和耐力，最起码是他们的工作意愿。[1]

五年计划开始时即便不是在平均主义精神下，也是在尚未受到可耻的不平等玷污的共同劳动、共同牺牲的精神下实施的。这种精神激起了共青团员和突击队员的热忱，使他们忘我地投身于冶金企业、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中。[2]但是，随着最初的高潮的衰落，工人感到筋疲力尽，于是政府用等级工资、奖金、斯达汉诺夫运动、生产纪录奖等等对工人进行刺激。官僚集团、管理者和工人贵族一起获得了明显的特权地位。从此以后，斯大林开始不断抨击“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反平均主义的倾向越来越强。托洛茨基以“反对工人贵族和官僚特权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为依据，反对这种倾向。他并不宣扬平均主义。托洛茨基指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因而整体文化水平低下时，无法实现劳动报酬平等，这是无可争议的。”他甚至承认革命后头几年实施的工资平等政策走得太远而妨碍了经济进步。但他断言说，社会主义政府必须把不平等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且逐渐缩小它，保护广大无特权群众的利益。

“在女工与官僚的冲突中，我们左派反对派站在女工一边反对卡女工脖子的官僚……。”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特权保护人，托洛茨基认为这一事实是“对所有革命成果的威胁”。[1]现在，托洛茨基重新界定无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只有当劳动者能够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批评当权者时，他们才能防止特权的增长。从社会主义角度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最高尺度就是工人的生活水平及他们在国家中的作用”。如果说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中托洛茨基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民主力量能够与联合起来的耐普曼、富农及保守的官僚相抗衡的话，现在他则认为，民主是唯一一种政治体制，在其框架内计划经济可以取得最佳效益。因此，恢复无产阶级民主不仅符合苏联的政治利益，也符合它最重大的经济利益。与被庸俗化了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相反，托洛茨基并不赞成任何种类的“工人直接监督企业”，即工人委员会或工人苏维埃管理轻重工业工厂。在革命胜利后不久，这种管理方式在俄国已经失败，此后，托洛茨基一直是一长制管理和集中管理的坚定支持者。只有在广大生产者都获得良好的教育、并且对社会责任有着深刻的理解时，通过厂委会管理生产才有可能。工人反对派把企业交给工会和生产者协会管理的“无政府主义一工团主义”也遭到他的断然反对。他在沦为反对派乃至被驱逐后，仍未改变这些观点。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是工人批评和反对政府的自由，但不是他们对生产进行直接监督的“权利”。他认为集中计划和管理是任何社会主义经济与任何向社会主义演化的经济的最基本的条件。他同时还指出，要想使计划过程变得更有效，它就不能仅仅自上而下，还要自下而上。下达生产任务不应是来自行政金字塔顶端的命令，而要事先经过全国性的讨论，应认

真地分析现有的物资和可能性，还要预先估计工人的情绪，让他们充分理解计划并由衷地愿意完成它。在不允许工人检查、修正、改变计划机构提出的计划时，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比例失调，而这正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经济的特征。

托洛茨基又将其批评的锋芒指向一国自给自足的假设，而这正是斯大林经济实践的基础。对托洛茨基来说，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论是以千里马速度还是乌龟爬速度实现，都是“反动的国家社会主义乌托邦”。他断言说，苏联仅凭本国的资源和自己的努力不仅不能超过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赶不上它们。而赶上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托洛茨基格外强调这点，虽然有时不免有些夸张或无的放矢。在任何条件下，扩展革命都是苏联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斯大林的孤立主义不仅对重大革命战略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影响，对贸易的直接目的也有影响：斯大林不考虑“国际分工”的优越性，在实践中忽略外贸对苏联工业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后苏联外贸条件急剧恶化时。那时，托洛茨基仍坚持让莫斯科在贸易中以政治手段加强自己的地位，让它向西方数百万失业工人呼吁，争取他们赞成与俄国进行贸易（提供出口贷款），这些都有助于俄国，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率。托洛茨基以他本人及其规模有限的组织的名义发表了有关这些问题的令人信服的宣言。但他的想法没有引起莫斯科的任何反响。[1]

在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从道义上消灭共产主义的政策的强烈激愤的抗议中，他的批判也达到淋漓尽致的地步。1931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甚至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斯大林的宣传工作者必须支持这些奢望，他们刻意突出苏联社会与垂死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反差：一边是不着边际的光明形象，一边是生硬夸张的贫困景象。[1]托洛茨基揭穿了这种双重的歪曲。他声称，如果让广大苏联群众相信他们所遭受的饥饿、贫穷和压迫就是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扼杀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并把他们变为它的敌人。他认为这是斯大林“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它破坏了工人阶级最珍贵的期望，并有败坏未来的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声誉的危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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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己经说过，托洛茨基的批评完全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它还预料到斯大林时代之后的改革。也许人们会问，在30年代进行这种改革是否适当？托洛茨基的建议在当时是否切实可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之间严重的脱节是否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是否是当时的客观环境使这种脱节变为不可避免的？像上述问题那样破坏一个人对自己判断的信心的重大问题，连历史学家也碰不上几个。托洛茨基本人当时并不那么热衷于论战，他反复强调苏联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植根于贫穷、落后和孤立。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统治的主要指责是：斯大林加剧了这些

困难，而不是制造了困难；区分“主客观”因素，区分俄国革命继承下来的灾难和由斯大林专横残暴造成的灾难，无论对托洛茨基还是对历史学家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此外，还有“对立统一”与主客观之间的辩证统一：官僚集团的专横残暴是俄国落后、孤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是革命继承人对本国落后的滞后反映。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当前都认为（尽管有一部分是心照不宣的），苏联只有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道路上才能实现工业迅速高涨。历史以下述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在本世纪中，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在任何其他基础上获得的成绩都无法与俄国相比。但是，原始积累要求工人、农民担负起比“平时”更沉重的经济发展的担子。斯大林计划中的某些重大的比例失调恰恰是植根于这些条件中。无论如何，投资增长都应比需求的增长要快得多。重工业与轻工业相比，享有优先权。反对派理论家证明，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国民收入迅速增长，因此人民的消费将与投资一起增长，尽管速度并不一样。1930年之后的几年危机中，消费不仅没有增长，而且降低到灾难的程度。托洛茨基断言，如果工业化稍稍放慢一些，如果提前几年着手并能在其过程中采用更合理的方法，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些论据言之凿凿，但其正确性却无法证明。斯大林虽然并不总是公开反驳，但他的反驳也有同样的说服力。宏伟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变动，即便提前着手、推行和缓些也不能避免。革命后的大部分时间内，饥饿一直威胁着俄国的城市（革命前，饥荒也周期性地发生）。只要农业生产仍是分散的、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工业化和城市人口激增无论如何都会加剧粮荒。布尔什维克否定资本主义农业，又担负着急剧扩展的城市的粮食供应，因此，他们只能实施农业集体化。斯大林主义者指出，如果他们试图像托洛茨基坚持的那样，逐步实行集体化的话，他们将会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无数小农无疑会进行反抗，这样一来，农业进步就像资本主义农业那样过于缓慢，它不能在工业化的迅猛过程中保障城市的粮食供应。托洛茨基则相反，他相信可以促使农民自觉地走上经济健康的集体化道路。不过，任何形式的集体化都会极大地伤害乡下人固执的“非理性”及其对私有财产的忠诚，他对这种伤害的深度是否估计不足，这一问题仍是悬案。斯大林根据的是马基雅维里的原则行动，后者认为，执政者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既想凌辱敌人又想安抚敌人，而对斯大林来说，他的臣民就是他的敌人。他全力以赴地反对小农经济，而整整一代人为这一经济灾难的后果吃尽了苦头。但是斯大林认为，以这一代价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成就：威胁并破坏工业化的根深蒂固的农村个人主义的脊梁被打断了。既然已经做到这点，他就不可能放弃他的成果，而要皆尽全力地捍卫这一成果。

托洛茨基不相信马基雅维里式的成果的巩固性，他根本不承认斯大林彻底战胜了农民的个人主义。托格茨基深信，个人主义将会消灭集体农庄或利用它们为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服务。据此他预言说，在集体农庄中新的富农阶级将会崛起，它将执掌权柄。[1]在这点上，托洛茨基仍看破了真实趋向，尽管过分地强调了它的力量。农民发财致富的特点确实在各方面重新表现出来，斯大林必须与集体农庄中富农的复活作斗争。无论如何，他将经济措施与恐怖结合在一起，在狭窄有限的范围内成功地遏止了私有财产的复活，农民个人主义始终未能从它所受到的致命打击中恢复元气，尽管它的死前痉挛震撼俄国达25年之久。

托洛茨基在流亡中不止一次地恳求斯大林的政治局：放弃这

一残暴的举措，停止这场反对野蛮的农村的野蛮战争，回到更文明、更人道的行动方式上来，因为这样做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的。他呼吁政治局在与农民进行事关重大的和解上采取主动并公开对全国人民宣布：政治局强迫农民集体化是错误的，因此想退出集体农庄恢复个体耕作的农民可以这样做。他毫不怀疑，这将导致许多，甚至是大多数集体农庄的垮台。但托洛茨基认为，这样的集体农庄根本就没有生命力，因此即便垮了损失也不大，而坚持下来的集体农庄（如果能保证为它们提供农业机械、贷款和农业技师，以这种方式使其成员得到超过小农收入的物质利益）则能成为真正自愿的集体化运动的先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改造全国的农业，把它的生产力提高到不断发展的现代经济所需要的水平上。托洛茨基声称，如果反对派能重新执政的话，它一定会这么做的。[1]

对斯大林的政治局来说，寻求与农民和解为时已晚。从1929年秋季起党和国家就全力投人了这场斗争，现在若放弃它并作出重大的让步的话，可能会导致全面崩溃。从战役一开始，牺牲就如此之大，激起了苦不堪言的激情，对待农民如此专横，以至于使得他们一心渴望报复，转折又是如此巨大、如此血腥，因此，只要承受打击的这一代人依然活着，想找一条合理的退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旦政府宣布农民可以退出集体农庄，整个农业经济结构马上就

会坍塌，集体农庄也未必能生存下去。那么，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使私人农业恢复其生产能力并按其原来的方式劳动。在这期间，粮食的生产供应将会进一步恶化，工业发展也会遭到更严重的破坏。何况，大批农民未必能和平地退出集体农庄。农民认为他们有权报复党和政府。和解则要求为被被夺者和被流放者平反，给

他们补偿损失。不难想象流放者从集中营乘火车返回故乡与亲人相聚时的情绪。集体农庄的解体将会释放出疯狂的激情，它与伴随集体化的疯狂毫无二致。也许，由反对派组成的清白政府可以努力安抚整个国家，不至于使它退到反革命的门坎上，对此托洛茨基深信不疑。对斯大林政府来说，这无异于自杀。他的任何软弱表现都会使充溢在数百万间茅舍中的仇恨变成燎原烈火。斯大林除了继续作战外，别无它路。许多年之后他曾对丘吉尔承认，这场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更可怕。[1]

我们看到，俄国农村的实际条件也不允许在工业化政策上作任何合理的改变。畸形的新工业结构超过了战前俄国工业结构的好几倍，但它不得不建立在比旧制度下更为狭窄的农业基础之上。许多年中，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生活取决于不断减少或极端匾乏的粮食供应。据我们所知，仅在30年代，城市人口就由3000万激增到6000万。任何政府都无力解决这样的比例失调，即任何政府都不会命令停止工业化或急剧放慢工业化的速度和接受经济停滞的前景。如果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1929——1930年的任何时间内重新执政的话，他们也得考虑到农业的灾难性破坏与恶化局面的后果，由于他们必须实现工业化，他们也应使其政策适应这些情况，而当时的局势已设下了硬性的框架。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预料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条件要好得多，尽管如此，几年前他曾断言，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最危机的阶段……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我们应以最快的速度越过

这个过渡阶段……。”[1]对已经切断了所有退路的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以疯狂的速度越过这个过渡阶段，根本不理睬任何旨在让它温和些的警告和劝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号召布尔什维克“持生产者的观点而不是消费者的观点”，因为“我们尚未进入社会主义，不能享受它生产的消费品，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之下”。如今，这一铁蹄变得如此沉重，令人难以承受。在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它们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之后，斯大林应接受的生产者的观点也更加严酷得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预见到了消费品相对短缺永远伴随着积累，它将导致行政人员和工人、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为了鼓励技术工人和模范工人，这种不平等是必要的，但是它不会产生阶级对抗。事实上，不平等与消费品匮乏同步增长，二者都远远超出了预料。

斯大林利用一切意识形态手段来扩大并掩饰少数人的特权与大多数人难堪的生活状况之间的悬殊差别，并为之辩解。但是，光凭意识形态的巧妙手段还不够。恐怖对这条鸿沟进行着令人生畏的监视。疯狂的恐怖与社会关系全面紧张一致，乍看起来，30年代的暴行是内战时期的恐怖的复活。事实上，前者在规模和盲目使用暴力上远远超过了后者。在国内战争期间，这是愤怒的革命真理的灼人的呼吸，其打击对象是维护旧制度的力量，因为后者组织、策划反对新生共和国的武装斗争和阴谋。契卡工作人员都是不久前的起义工人，他们依赖本阶级的经验，依靠它的支持，与它同甘苦共患难。他们的恐怖在内战的混乱局面中是有选择性的，其矛头所向是革命的最嚣张的敌人，即便不是“一小撮”，至少也是

少数。在军事共产主义的严酷气氛中，恐怖保卫着那几年中的斯巴达乌托邦式的平等。

30年代的恐怖则是不平等的保卫者。就其性质来说是反人民的，它潜在地或实际上反对大多数，它是全方位、毁灭性的恐怖。但这也不能充分说明它那无孔不入和狂暴：屠杀、大清洗和大规模的流放，如果单纯是为了保障工资差别乃至官僚特权，则是小题大做了，因为用小得多的措施就足以保障更严重的不平等和更大的特权。大规模地滥用暴力与集体化同时开始。在农村进行的巨大变革需要暴力，而变革又使恐怖永久化。只有农村的惩罚队和政治部可以防止农民回到个体农业中。暴力保证了没有内在经济联系的集体农庄的活力。必须对绝大多数人民使用暴力（当时农民占总人口的60——70%)，一年中的每个季节：春耕、播种、秋收直至最后农民向国家交售自己的产品都要使用暴力，所有这一切导致为社会机体的绝大部分不断地注入剂量如此可怕的恐怖，整个躯体必然会受到毒害。规模空前的恐怖机器只要一开动，就会产生无法控制的惯性。城市俄国不能使自己与农村俄国的震荡相隔绝。农民的绝望和仇恨洒向了城市，触及到了大批工人，作为答复，城市释放了旨在反对绝望和仇恨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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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29——1930年间所进行的变革是非理性的，它们却像十月革命一样使社会革命发展到无法逆转的程度，尽管二者的内涵截然相反。在这个转折中，体现出托洛茨基预言的革命过程的“不断性”。但是，预言的实现和预言本身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不承认也不能承认它。不久前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认为，只有在推翻封建资产阶级统治、剥夺大庄园主和大资本家时，革命才是必要的，在这一目的实现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基本上应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这种看法托洛茨基至今未改变。在处理苏联内部问题时，《不断革命论》的作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改良主义者。当然，他比别人更早地意识到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在国家改良的框架内彻底解决内部问题。托洛茨基以革命方式解决国际阶级斗争，以改良方式处理苏联内部政治事务，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斯大林则完全相反，1929年前，他深信国家改革本身就能解决苏联的冲突。当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后，他就跳出了国家改良的框架，发动了一场新的国家革命。他抛弃了其政策中的改良因素，而非国家因素。斯大林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国际革命的前景，对它漠不关心，这和他的国内政策的伪革命性也同样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现在，历史发展以其自己的嘲弄方式证明了托洛茨基公式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却与这一公式本身相矛盾，至少是部分地与它矛盾。托洛茨基在本世纪初写道：“如果俄国无产阶级仅仅代表自己，在农民背离无产阶级的时刻，它必然会被反革命击溃。”这一时刻第一次出现在1921年，20年代末再次出现，那时农民背离了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继续写道：“那时工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把俄国革命……的命运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结合起来。”自1917年以来托洛茨基反复强调，俄国本身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俄国革命还有潜能，1917年是世界革命的序曲。现在表明，俄国革命的动力的确没有耗尽，尽管它未能点燃欧洲革命的烈火。这一动力未能跨越国界，被挤压在本国的框框之内，因此它转向内部，再次以暴力来改造苏联的社会结构。现在，强制性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取代了扩展革命，消灭富农成了推翻外国资产阶级统治的代用品。对托洛茨基来说，他的思想与下述公式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德国、法国或至少是中国的革命才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真正继续，俄国革命过程只有在其国际化时才能达到高潮。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但目前，斯大林在苏联境内的行动像是不断革命论的不情愿的执行者的行动。托洛茨基不愿意承认这点，他不愿把赝品当真品。

托洛茨基的观点保持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而在斯大林实现的巨变中却贯穿着非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典型的革命在社会意识和群众政治积极性的高潮中完成，它是群众生活意志和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的最高体现。1929——1930年的转变是在社会自我意识和政治能量最低点上完成的。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它以压抑群众自发的积极性为基础。其推动力不是社会的某个阶级，而是党的机关。托洛茨基的世界观汲取了欧洲经典革命的丰富传统，对他来说，这一转折根本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斯大林官僚集团强奸历史。但是，不管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从经典角度来说是多么不“合法”，它在社会关系上，因而也在全民的生活方式中造成了长久的、规模空前的变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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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全部叙述中不只一次地分析了俄国历史的特殊性，它蕴涵在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的非常权力之中。旧的沙皇专制政体从俄国社会原始、无差别、不定型的各组成部分中汲取力量。米留可夫指出：“如果说在西方是各阶层创立了国家，在俄国则是国家形成了阶级。”托洛茨基补充说，就连俄国资本主义也是作为“国家之子”而产生的。俄国社会各阶级的不成熟使得知识分子领袖

和一小批革命者用自己取代人民，并以其代理人的名义行动。[1]本世纪头20年，俄国人民在相对时间不长但却巨大的高涨之后，他们的精力在国内战争和革命后的社会解体中消耗殆尽，也导致了类似结果的产生。1921——1922年间，当工人阶级不能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时，列宁和老近卫军担当了它的代理人。“代理”的逻辑导致他们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垄断，此后，它又让位于更狭隘的斯大林派的垄断。为了解此后事件的进程和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内战结束后的10年中苏联社会各阶级的生存条件。

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和衰落是20年代初的特点，现在已成了过去。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随着工业的复苏，新兴的工人阶级也不断壮大，在人数上几乎与过去一样。只过了几年，到1932年时，在工业战线上工作的人从1000万增至2200万。在30年代中有如此之多的工人进入工矿企业，以至到1940年时，工人阶级的人数与俄国历史上人数最多时相比超过了3倍。[2]尽管在人数上有了巨大的增长，但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却没有体现出来。工人阶级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影响极小，根本无法与沙俄存在的最后几年相比，就更不用说1917年了。工人阶级完全不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官僚集团。问题并不在于在工人国家中没有这种必要性，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在1920——1921年曾坚持工人阶级应该保护自己不受国家的侵害，如果说在1921年有这种必要，那么在1931年其必要性就更为突出。可是工人却十分消极、沉默不语。

用什么来解释这么长久的社会自觉的衰落和政治意志的麻痹

呢？问题不在于恐怖，甚至不在于集权制的恐怖，因为恐怖的有效与否取决于反抗的力量，取决于它能否镇压后者。工人阶级自身应对这种消极负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工业战线的数百万新工人主要是来自落后的农村，开始是在农村人口过剩压力下的“自发”过程，后来则是有计划地把农村人力资源输向城市，此事由政府操作，它把集体农庄当做招募中心。工业中的新人把俄国农村的文盲、驯顺和宿命论的精神带到了城市和工厂居民区。脱离了熟悉的环境，来到陌生的环境之中，他们感到不知所措，很快就被卷进了可怕的机制中，后者急剧地改变了他们，使他们习惯于工业的节奏和纪律，教会他们操作技术、把党的金科玉律、禁忌和口号牢牢地刻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挤在庞大的营房或工棚中，衣衫槛褛，食不果腹，承受着工作压力，服从的往往是军队的纪律，他们无力反抗对他们的压榨。他们的生活基本上与被早期资本主义投入工业坩锅的过去几代农民没有区别。如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放任的劳动力市场则会自发地调节，对失业和饥饿的恐惧慢慢地改变着农民，迫使他们遵守纪律，把他们变成了产业工人。而在斯大林的俄国，这些都由国家来做，整个过程也要短得多。

新工人承受的压力如此之大，对他进行的技能训练是如此紧张，他感到自己已被上帝和人们抛弃，感到自己已被形成其生活的可怕力量所压垮，他没有意志和力量形成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的抗议。他的不满时常从酒后斗殴、偷偷地毁坏机器或从一个企业逃到另一个企业的企图中发泄出来。他只想让自己与世隔绝、改善他本人的生活，对整个阶级的状况连想都不想。他那祖传的个人主义与禁止罢工的禁令一样，使他不能为自己而与工人同志们团结起来并与他们团结一致地行动。斯大林在工人的故乡消灭了个人主义，却鼓励并利用工业中的个人主义，斯达汉诺夫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工人的摄取欲达到了极端，推动他们在机床前互相竞赛。

这样，在农民集体化之后，工人阶级的水平大幅度下降，它那传统的集体主义世界观已所剩无几。一位被流放的反对派社会学家悲叹地指出：“大批农民涌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使它产生了质的变化。这根本不是使农民无产阶级化，而是使无产阶级农民化。”[1]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的团结一致和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已被彻底消灭，它们仍存在于“十月革命那一代”的幸存者及20年代培养出来的某些年轻工人身上。任何一个在1930年观察过首批突击队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热忱的人，都会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简直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乌拉尔光秃秃的山岩上或更遥远的东方建起了钢铁厂和电站。斯大林的宣传尽管自相矛盾，但仍继续盛赞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许多东西，虽然也有歪曲和篡改。受到这种传统熏陶的工人不满意农民个人主义对企业的侵袭，不屑于为工资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奖励而进行斗争。但是，这样的工人只占少数，他们湮没在数百万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之中。此外，国家和党不断地消耗着工人阶级的智力和政治资源，把其中阶级觉悟最高、最有教养、精力最充沛的人抽调到新设的管理和行政岗位上或派到其任务旨在使农民集体化的工作队中。失去精华的工人阶级备受离心力的折磨，不断分裂。当然，在集体化问题上它也产生了裂痕。向农村进攻在开始时使城市出身的无产者产生了极大的希望，他们对农村资产阶级极不信任。但是，农村出身的工人却极为愤怒。他们在城市里传播发生在农村的骇人听闻的事，赢得人们的同情。我们刚刚引证过其论点的那位社会学家指出，在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充满了那种被他界定为与无套裤汉相反的人。这位社会学家解释说，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指的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人，他们是私有财产的敌人，但现在在苏联指的是私有财产的最有力的保卫者。他们的存在和情绪在布尔什维主义最坚定的支柱上都有所反映，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在1930年，顿涅茨克煤矿区有40％的矿工是被褫夺了财产的富农和其他农民。老无产者阶层的情绪已发生了变化，它本来对政权反感、敌视，现在却认为党和国家终于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愿望，因此，反对派在这些人中也没有市场。但毫无疑义的是，大批与无套裤汉相反的人、无数流氓无产者及形形色色的农民不能适应工业区的生活，在郊区酗酒、犯罪，他们是所有“热月政变”、反革命甚至法西斯运动的潜在、庞大的炮灰预备队。

新工人阶级的涣散、混乱和缺乏政治人物，使人想起资本主义早期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把它界定为“自在的阶级”而不是“自为的阶级”。“自在的阶级”在社会中完成其经济职能，但不知道自己的地位，不能形成其集团和体现其历史利益，不能使其成员的小团体或个人利益服从于它的阶级和历史利益。工人阶级一旦实现社会一体化并具有政治意识，它就能成为“自为的阶级”，就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这种状态，而不会倒退到不成熟的状态中，这一假说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俄国工人阶级却不同，它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却倒退回本阶级原来的低劣状态之中，它意识不到自己的利益也不能表达自己的利益。

农民的状况还要差，这是不言而喻的。落在它头上的打击打垮了它，使它彻底崩溃，虽然在1929年前夕农民的内部团结曾经达到空前的程度。显然，全体农民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化方面同仇敌忾。但它对党和国家的仇恨却被其内部矛盾——即富农与贫农之间的冲突抵消了。富农领导着村社，农业工人和贫农看到数年来布尔什维克不懈地努力与富农达成协议，因此克制自己不向富农的地位挑战，并不得不接受它的领导。因此，集体化工作人员刚刚走上舞台时觉得很难打破农民的团结一致。富农如此自信，贫农对此又是那么习惯，因而他们不相信威胁要消灭富农的政委们。大多数人认为站在富农一边保卫农村的古老准则更安全，因此他们根本不理睬政委的号召。但当大家都明白政府不打算让步，富农确实在劫难逃时，农村的一致崩溃了。长期压抑的穷人对富人的仇恨现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广大群众因彼此冲突的利益、打算和感情而分裂了，因为政府打击的不仅是农村的资本主义，还有农村的私人经济，甚至还要求贫农放弃他那块小小的土地。农民仍倾向于团结一致地保卫他们的财产。贫农的有产者本能与富农的一样强烈，这一本能再加上最普通凡俗的人性都被集体化中的专横和无沐性而震撼，使他们都义愤填膺。但这种感情被贫农的冷静算计所破坏、减弱，他们认为他们最终将会从没收的富农的财产及合并的土地中获益。当谁将获胜的形势已经明朗时，很多人都投到了胜利者的阵营。

集体经营的思想对俄国农村来说并不陌生。土地是耕作它的人们的共同财富，而不是上帝赐于少数人让他们发财、让其余人贫困的。这种信念在当时仍相当强，在“米尔”或古老的俄国村社的范围内，土地定期在其成员之间重新分配，这种村社直到革命前才消亡。直到1907年，斯托雷平的政府才给了殷实的农户离开“米尔”的可能，让他们把自己的土地从那里划出来，以免重新平均分配。诚然，从1917年起农民对自己业已扩大的份地的热衷已大大增强，但党的宣传鼓动人员仍能把集体农庄说成是“米尔”的合法继承人，在村民们面前极力称赞它，不说它是破坏性的新措施，而说它是旧体制的变通形式。虽然旧体制已被资本家的贪婪所破坏，但人们尚未把它忘记。由此看来，决定农民行为的动机和影响是复杂、矛盾的。怯懦和信念、恐惧和希望、绝望和信心控制着农民的思想，使他们变得神经质、充满仇恨，但他们并不反抗，只想用无奈的顺从来减轻自己的灾难。

当农民被带进这种状态时，疯狂的破坏在他们之间爆发了。在集体化的头几个月中，他们屠宰的牝牛和牡牛有1500多万头、绵羊和山羊约4000万只、猪700万只、马400万匹。全国牲畜减少了多一半。大盘大盘的肉成了丧宴上的主要食物，小农在这个宴会上庆祝的是自己的葬礼。最早屠宰牲畜的是富农，他们还教唆其他人追随自己的榜样。富农看到自己已丧失了一切，它是人民的供养者，但其财产却被剥夺，因而决定让国家失去粮食；为了不让集体化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牲口赶到公共的牲口圈中，他们宰杀了牲畜，把自己的仓房装满了肉，以便饿死自己的敌人。开始时，集体化工作队被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吓退了，他们束手无策，惊讶地看着中农乃至贫农也加入到屠宰牲畜的行列中，直到整个俄国农村都变成了屠宰场。

这场荒诞的狂欢节就这样开始了，主宰这场狂欢的是绝望，人人都满腔怒火。暴饮暴食像传染病一样从一村传到一村，从一乡传到一乡，从一州传到一州。农夫、农妇及他们的子女一起大吃大喝，偶有中断，很快又回到餐桌上。在这个国家中从没有酿造过这么多的私酒，几乎每个农舍的房顶上都能看到酿私酒设备冒出的浓烟。遵照古老的斯拉夫传统，喝酒要喝上半天、开怀畅饮、一醉方休。撑坏了肚子的富农打着饱隔，点燃了他们的羊圈和马厩，火光照亮了整个村庄。人们被肉臭味、伏特加酒味、房屋燃烧的浓烟连同自己的绝望呛得喘不过气来。集体化工作队用机枪扫射来结束这种阴沉的宴会，这样的场面屡见不鲜。它把顽固的敌人就地枪决或赶走，然后宣布，今后凡是剩下的村民都是集体农庄的模范庄员，一心一意地追求社会主义在农业上的胜利。在消灭了富农和富农的爪牙之后，屠宰牲口和饮宴依然如故，没有任何可能煞住它们。宰杀牲口是因为没有饲料或是由于它们因照料不周而生病。甚至加入了集体农庄的贫农仍十分关心自己的财产，继续浪费它，填塞着自己空了好久的肠胃。继之而来的是长期可怕的饥饿：集体农庄没有马匹，没有种子。乌克兰和俄国欧洲部分的集体农庄庄员跑到中亚去购买马匹，但空手而归，只好把所剩无几的牝牛、牡牛套上犁杖。1931——1932年间，大片大片的土地都荒着，饿殍遍野。小农在惊心动魄的软弱和野蛮中灭亡，像它存在时一样。它的彻底失败既是道义上的，也是经济和政治上的。

不过，集体化同样遭到了道义上的失败，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新的农业体系在后来的年代中始终是在这一失败的规律下运作的。一般来说，革命的建设性任务的成功不取决于它所推翻的那个社会阶级，不管是地主还是资本家，它所能依靠的只有站在它这一边的阶级。1929——1930年革命的怪诞之处在于它的实际纲领恰恰取决于战败者，如果由小农变成的集体农庄庄员不愿为集体农庄工作的话，那么它就无法繁荣，这点现在已昭然若揭[1]。工人与农民之间没有道义和政治上的团结，这点造成了国家的无限权力。如果说在内战结束后官僚统治是在经济崩溃和工人阶级解体的基础上形成的话，[2]如今，这一统治实际上则由于截然相反的过程，即由于经济的增长和工人阶级的壮大而获得了无限的权力，而这种过程原本应赋予社会以新的结构及面貌，但当时却使社会变得更加混乱，加剧了它的智力衰退。在未来的年代中，苏联的全部精力都被物质进步所需的努力所吞噬，因此用来确定道义与政治目的的资本就所剩无几了。由于国家的巨大力量是在

一个政治上降为零的民族中实现的，所以当权者千方百计地使人民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但是，甚至连官僚集团也不是由某种真正的共同利益或世界观联合起来的，使其他阶级分裂的内讧在它身上也有反映。长期以来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隔阂——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之间的隔阂始终未能克服。它在接二连三的对“专家”的吓人的指控中鲜明地表现出来，他们都被指控为消极怠工者和“有害分子”。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中，大多数“专家”及其朋友们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革命动力耗尽的时刻来临，那时俄国将重新变为“正常的”国家。他们确实曾为新耐普和热月政变——这二者的幽灵一直缠住托洛茨基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不放——祈祷过。开始，他们把宝押在斯大林和布哈林身上，反对托洛茨基，然后又幻想着布哈林或另一个“真正的热月政变分子”能战胜斯大林。现在，这些希望统统破灭。怀有这些希望的人往往不能或不愿意适应新局面，因而陷于慌乱之中。而在官僚集团中当政的那部分布尔什维克中，布哈林派成员与斯大林派成员已反目为仇。前者在新经济政策中站稳了脚跟，而现在则受到迫害，被纷纷撤职。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出身的新人占据了他们的位置以及其他许多经常出现的空缺。因此，官僚集团的成分很不稳定，世界观则更加不同。唯一一个能把它结合起来的连锁——特权连锁也极其脆弱：当时不仅是个别人，还有一批批的官僚一日之间失去一切特权，被开除出党、投入集中营，斯大林派中那些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或工业国有化的领导人是执政派的中坚，但就连这些人也没有丝毫安全感。在斯大林独裁的年代中，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

与狂热的经济发展和全面混乱相伴的是群众社会意识的衰退和政治意志的熄灭，于是就造成了一种局面，它有利于从一派执政转变到一个领袖执政。经常而大量的阶级矛盾及阶级内部的矛盾要求仲裁，而仲裁只能来自权力的顶峰。底层越不稳定、越动荡、越混乱，权力顶峰就应该越稳定、越强硬。所有社会力量变得越软弱、越没有意志，仲裁者就越有力、越刚毅，而他变得越有力，下层就变得越软弱。他的使命是把他们没有的决断和行动力量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应把全国分散的激情聚集到自己的身上。只要人民中的大部分群众低于人类最崇高的抱负的水平，他就应作为超人。他那永远正确的头脑应支配整个不理智的俄国。他那永不懈怠的警惕性应该保护所有人免遭危险，而这些人却对危险一无所知，因而不能自卫。为了他这个唯一有视力的人能成为领袖，其他所有的人都应成为瞎子。他应自命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唯一捍卫者，而那些迄今为止一直与他同司此职的同事们则应放弃对这一地位的任何奢望，即便这样，也仍应被消灭。为了使他的优越地位超越一切挑战，人民群众应不断地为他唱赞歌，而他则应极其精心地保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关注人民对他的称颂，以便使赞歌的调子越唱越高。如同黑格尔著作中的历史宠儿一样，他应是本国乃至全人类生活中的伟大时代的体现。但是，对于他那由其地位发展起来的病态的伟人狂来说，这些还不够，于是超人用胳膊肘移动了时间框架：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应该存在于他的一身，在他身上融为一体，这样，过去及其头几位创立帝国的沙皇的影子不可思议地与马克思、列宁的影子结合起来；现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和创造力，而未来则允诺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梦想。把个人抬高到荒诞程度的秘密与其说隐藏在斯大林本人身上，不如说在他领导的社会之中，因为这个社会抛弃了自己的政治特点，拒绝理解其无比宏大的运动的意义，于是，它的政治特点和所有历史运动便集中到了领袖一人的身上。

从斯大林派执政到斯大林执政的过程不像导致它的演变过程，即从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到斯大林集团执政的过程那样清晰、合乎逻辑。从一开始，集团的政治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斯大林个人的垄断，因为斯大林的支持者总是比其对手的支持者更守纪律，他永远是追随者的唯一统帅，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从来不像他那样指挥自己人。尽管如此，在击败了所有对手之后，斯大林仍然要把使自己完全凌驾于其支持者之上这件事彻底完成。现已搞清，一派执政与一党执政一样，就其定义本身来说是矛盾的。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只要该党成员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它的各个集团和派别就会形成影子多党制，而这与一党专政是水火不相容的。同样，在一派统治时也会产生这样的倾向，即在本派内再现刚刚被摧垮的各派和各思想流派的观点。斯大林已经在他自己的人中查出了隐蔽的托洛茨基派成员、季诺维也夫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他应该剥夺这些支持者还能享有的有限自由。现在他们应该明白，在剥夺了所有对手的自由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沦为本集团领袖的附庸。斯大林一度曾宣称，党应该实行垄断，否则党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党了；如今，他坚持他的一派应实行垄断，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斯大林派了。斯大林主义不再是思想流派或某一政治集团的体现，它成了斯大林的个人利益、意志及其任性要求的表现。

所有政治关系的人格化同样也影响着托洛茨基的地位。随着斯大林变成唯一官方正统的革命的体现，托洛茨基则成了革命的唯一一个非官方、非正统的代表。1929年之前情况还不是这样。托洛茨基反对派无论如何都不是托洛茨基个人的领地，虽然他是它的杰出领袖。反对派的领导核心是由有独立见解的人组成的，如拉柯夫斯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及其他人，不能说其中任何一个人是托洛茨基的亲信，而为党内民主而斗争的普通反对派成员在本派别的小范围内也享有这种自由。在联合反对派中，过于热衷于自己个人威信的季诺维也夫、加第米涅夫尽管自知无法与托洛茨基相比，但仍与他平起平坐。托洛茨基不仅不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为了对自己的信徒或临时同盟者让步，在反斯大林的活动中往往十分克制。直到1929年，布哈林派作为在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之间的一种选择，吸引了党内外的许多人。因此，尽管斯大林手中集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一统天下的趋势越来越强，但布尔什维克的希望和期待尚未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或某一政策上，而是把它们系于不同的人、各个领导集团、不同的立场乃至它们之间的不同色彩之上。

1929——1930年间的事件使这种局面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布哈林派还没有来得及公开反对斯大林，就遭到了彻底失败，它不能继续进行争论反对巨变的某些既成事实，也不能反抗工业化或依赖大农业主。布哈林主义的合理内容是它对待农民的方式，而现在已变得毫无意义。随着小农的消失，右派反对派失去了根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失败与布哈林及李可夫的失败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斯大林为了战胜前者，不得不偷窃他们的政治武器，而后者则自己抛弃了他们过时的武器。因此，当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1929年11月被开除出政治局时，他们的抱怨声几乎没人听到，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当年离开政治局时，却发出了战斗的号召。

季诺维也夫派的投降和布哈林派的悄然死亡使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成了在忠于布尔什维主义方面的仅有的两个竞争对手。但现在，在对立的古怪平行发展的道路上两派都解体了，不过各自的途径不同：托洛茨基派是由于内部无休止的叛变，而斯大林派则是由于自身队伍中的猜疑和混乱。正如斯大林主义在胜利中变成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托洛茨基主义在其失败中只能与托洛茨基本人同一。诚然，在30年代初，在一系列失败之后被监禁、流放中的矢志不移的反对派队伍在拉柯夫斯基的领导下由于新的支持者和对投降失望的投降者的回流而不断壮大。尽管队伍有所扩大，但托洛茨基主义者已不能保持其1928年时还有的团结和信心。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是各自为战的小团体间的不稳定的联合，他们深知自己与世隔绝，对未来已经绝望，但他们对托洛茨基忠心耿耿，忠于他所捍卫或他所要捍卫的一切。他们之间仍不停地争论，撰写彼此矛盾的提纲和报告。但甚至在恐怖达到其最高峰―大清洗之前，他们都不能像沙俄时代的革命者那样，把监狱和流放地变成他们的政治活动基地。他们的思想不能传到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到1932年时他们之间的通信被完全切断。他们再也不能知道他在捍卫什么，他再也不能确信他们的观点是否与他一致。托洛茨基别无选择，只能以自己取代整个反对派；他们也别无选择，只能公开或默默地承认他是他们唯一的代理人，因而也是唯一一个革命的保护神。现在，只有托洛茨基的声音是反对派的声音，俄国国内反斯大林的声音的沉寂使它变得更加洪亮。

这样，托洛茨基作为反对派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唯一代理人进行着反斯大林的斗争，后者是当权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唯一监护人。托洛茨基的名字与斯大林的名字一样，变成了某种神话似的东西。但是，斯大林的名字是权力塑造的权力神话，而托洛茨基的名字却是由殉难而酿成的反抗和殉难的传说。30年代的年轻人在刽子手面前高呼“托洛茨基万岁！”但却不大了解他的思想。他们把他当成象征，是他们本人反对他们周围的一切不幸、被压迫的象征，是他们对十月革命的许诺成为现实的强烈渴望和对革命“复活”的模糊希望的象征，与他认同，而不是把他当做行动的纲领。不仅是忠实的支持者和大部分投降者这样对待托洛茨基，他已成了斯大林主义之外的唯一选择，这种感觉不仅存在于那些默默地执行斯大林命令的党员之中，也存在于党外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之中。当人们担心或感到斯大林把他们领到了灾难的边缘，当他们的感情被他那又一次令人发指的暴行所震撼时，他们就会想到托洛茨基，尽管是瞬间的；他们知道，他在异国他乡仍没有放下武器，单枪匹马地为反对歪曲革命而继续奋战。

斯大林担心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对托洛茨基就像古时候在位的君主对待最危险的王位凯觑者及双重或三重分裂时教皇对待非法教皇一般。现在，历史的嘲弄使托洛茨基充当了非法教皇的角色，可这个角色对他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继承人来说很不合适，他不愿意扮演这个角色。整个30年代中充满了巨大、危险的爆炸性事件：苏联的社会改造，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纳粹的抬头和日益迫近的大战的惊雷，在这10年中，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决斗始终是苏联政治的焦点，尽管它有时被其他问题所冲淡。在反托洛茨基战役中，斯大林未曾有片刻松懈，也不允许他的喉舌和警察袖手旁观，他在所有意识形态领域和实践领域中进行着这场战斗，一月紧似一月，一年紧似一年。对凯靓者的害怕使他无法安眠。他不断地搜寻凯靓者的代理人：他们有可能非法越过国境、秘密地带来他的对手的信函、挑唆煽动、阴谋策划、网罗人马进行斗争。猜疑使他不得安宁，迫使他揣度其臣民中最忠于他的人内心对托洛茨基的想法。他在无可指摘的意见中，甚至在廷臣的阿谀中看到别有用心或拐弯抹角的证明——证明托洛茨基奢望的合法性。斯大林自视越高、自吹越甚，托洛茨基昔日的支持者对他越恭顺，甚至对他奴颜牌膝，他对托洛茨基的看法就越偏执，他就更加卖力地强迫全苏联都接受他的偏执狂。他继续疯狂地仇恨托洛茨基，使后者成为国际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最主要的斗争对象，使一切政治、策略、智力和其他利益都服从于这一斗争，而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调动如此巨大的政治与宣传力量来反对一个人，这种情况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尽管这种疯狂是病态的，但它却有其现实基础。斯大林夺权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他几经反复才夺得政权。他的成功不应掩盖一个事实，即至少在大清洗结束之前他的首脑地位并不稳固。他升得越高，他周围的真空层就越厚，就有更多的人有理由害怕并憎恨他，因为他本人也害怕并憎恨他们。斯大林看到在其昔日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即右派和左派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正逐渐淡化和消失，担心这些“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共谋”和“托洛茨基一布哈林联盟”，他的警察应当搜寻、揭露或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地制造它们，不过在当时的局势下，它们的产生确实是可能的。最后，斯大林凌驾于自己的派别之上，使真正的老牌斯大林分子变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潜在的盟友。在凌驾于布尔什维克党之上后，他不无理由地把它看成是一个反对他的潜在同盟，为了防止潜在变为现实，他应该竭尽他的全部力量和狡诈。他深知，一旦形成这种联盟，托洛茨基将是它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在迫使所有的反对派领袖向他俯首称臣之后，他无意中提高了托洛茨基独一无二的道义权威。现在他又得尽其所能使托洛茨基声望扫地，但这不是他力所能及之事。他只好求助于最有效的措施，求助于越来越荒谬的诽谤，但他的努力适得其反。斯大林越是抨击其对手，说他是所有异端邪说和反对派的唯一鼓舞者，就越是为渊驱鱼，把遍布在布尔什维克俄国中所有无声的反斯大林的感情驱向远在异国的流亡者的伟岸身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