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性与疯狂

整个30年代托洛茨基都在与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的非理性狂潮作思想斗争。尽管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政策的批评已经证实而无可辩驳，但他的某些俄国追随者们仍然担心，他未能给苏联时局中的非理性因素留有余地。[1]托洛茨基本人早在数年前与伯特兰·罗素的争论中就曾断言“革命道路”是不可能“用理性方法预先拟定出来的”、“革命是不可能用理性方法重建阶级社会的一种表现”。[2]如今，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即使是在革命以后，在一个既不

要资本主义的优点、也不能利用社会主义的优势的制度下，用这些方法同样也不可能重建一个社会。那些造成阶级社会中非理性现象的因素，诸如根本的利益冲突、商品和货币的短缺、对生产力缺乏普遍的社会监控或监控薄弱―这些因素即便不是全部起码也是大多数都曾在苏联十分活跃过。布尔什维克想要使俄国实现工业化、得到启蒙、建立计划经济、对社会混乱状态实施监督这些幻想本身也受到它们身处其中的环境的非理性精神的影响。尽管可以从理论上解释甚至预料到这种情况，但它竟引发了如此荒谬绝伦的现象，以至分析思维和辩证思维在力求将理性与疯狂区别开来也有时难免陷入困境。

而在西方，那几年正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年代，在记录着疯狂和犯罪的编年史中忽然增添了纳粹主义兴起并获胜这一页。从此，纳粹主义的获胜便在某种程度上给托洛茨基的生活投下了阴影。在此，不妨让我们把下面将要说的话稍稍提前一点儿，可以说，托洛茨基力求向德国工人阶级指明这一威胁其生存的危险并动员它与之斗争，是他流亡中的最伟大的政治业绩。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更早地认识到民族社会主义将使世界淹没于其中的那一毁灭性的疯狂，而且他对这一点的认识远比任何人都早得多。托洛茨基写于1930至1933年间，即希特勒上台前这一时期的阐明德国局势的那些文章乃是就社会病态心理这一荒谬绝伦的现象及其将给国际工人运动、苏联和全世界带来的后果所作的英明而又冷静的临床分析和预告。而那些对德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负有责任的人却以极端仇恨的态度对待托洛茨基在那个命运攸关的3年中在其避难所王子群岛上敲响的警钟，而他们对未来漠不关心的态度更加突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疯狂。有关托洛茨基遇到的所有诽谤和嘲笑，在历史叙述中很难给读者一一转述。实质上，他是力求反对竭力走向自我毁灭的工人运动本身以求自救的工人运动的代表。他无奈地注视着第三国际如何在希特勒面前俯首称臣，如同一个父亲恐惧、羞愧、愤恨而又无奈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孩子疯狂地走向自杀之途一样。因为他忘不掉自己还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

命运的极其残酷的打击使玉石俱焚，时代的疯狂甚至渗透到了托洛茨基的家庭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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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性经济危机，即1929年10月华尔街大恐慌开始后不到几个月，魏玛共和国的整座大厦便已摇摇欲坠了。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德国，它以毁灭性的力量将600万工人抛向街头。1930年3月，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缪勒（Hermann Müller）被迫辞职：构成政府支柱的社会民主党一天主教中央党联盟垮台了。这一联盟的伙伴之间在政府是否应该以及应在何种限度内缩减失业者补助金这一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霍亨索伦帝国的遗产和象征——兴登堡元帅如今成了共和国总统，他解散了议会，任命亨利希·勃鲁宁（Heinrich Brüning）为总理。勃鲁宁在任期间颁布法令，开始实行“紧缩”政策，缩减社会保障经费，采取大量裁减国家职工、降低工资、用苛捐杂税压迫小商人的措施，因此加重了全体人民的不幸和绝望。在1930年9月14日的大选中，在1928年仅获得80万张选票的希特勒的党获得了65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它由一个小党一跃而成为第二大党。共产党的选票也从300万张增加到450万张。而多年执掌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则遭到失败。德国民族党及其他一些传统右翼党派的命运也同样如此。大选表明议会民主不稳定性的深刻危机。

魏玛共和国的领导人忽略了所发生事情的一切征兆。对于纳粹运动的出现，保守派的感情十分复杂。他们虽然为自身的败绩和纳粹分子的猖狂而忧心忡忡，但仍对一个公然宣布要与工人组织决一死战的大党的影响力的增长感到满意，希望纳粹主义能成为其反对左翼党派的同盟，或许还能成为它在政府中的小伙伴。希特勒“要让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人头落地”的狂妄叫嚣震惊全国，吓破了胆的社会民主党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准备姑且“容忍”勃鲁宁政府。共产党为自己在大选中获胜欣喜异常，而视希特勒所获选票数的大量增加为不足道。大选次日，当时在欧洲颇有影响的共产党报纸《红旗报》这样写道：“昨天对希特勒先生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纳粹分子在大选中的所谓胜利仅仅是他们末日的开始。”几星期后，《红旗报》又说：“9月14日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的顶点。继之而来的只能是退潮。”

数月之后，当德国的各个城镇开始初次感受到希特勒冲锋队员所制造的恐怖的时候，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发表声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在9月14日大选中获得轰动一时的成功之后，他们在全德国的党徒们开始想人非非。然而，我们却不允许自己被工人阶级至少是社会民主党员中业已出现的惊慌情绪搞得迷失了方向。我们已经清醒而又严肃地指出过，在某种意义上，9月14日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但继之而来的不会是好日子，只能是最坏的日子了。”台尔曼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同，后者不但向台尔曼表示祝贺，并重申了国际“第三阶段”的政策，即责成共产党否定任何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组成反纳粹联盟的想法，并责成它“集中火力攻击社会法西斯分子”。[1]

我们知道，早在1929年托洛茨基就已对这一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1930年3月，距那次重要的大选还有半年的时候，他就在《致联共的一封公开信》中对法西斯主义势力在全欧洲，首先是在德国的增长表示不安，并坚持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协同行动的必要性。[1]9月大选的结果刚一公布，托洛茨基就专门针对这次选举写了一本小册子，并特意将其用欧洲数种语言出版。“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其最重要的品质是能够正视现实，”托洛茨基写道。他强调指出，共产国际没什么值得为自己庆贺的，因为共产党所获得的100多万张新的选票与纳粹党所得到的600多万张选票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共产国际所炫耀的“群众的激进化”并非对革命有利，而是对反革命有利。纳粹主义“甚嚣尘上”的原因在于“深刻的社会危机”，它打破了中产阶级中最贫穷的一部分人的心理平衡，也在于共产党无力解决这一危机所提出的课题。如果说共产主义所表达的是工人的革命愿望的话，那么，纳粹主义所表达的却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愿望。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处于巅峰时，跟随其后的不仅是工人阶级，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底层的中产阶级。但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却恰恰相反：染有反革命绝望情绪的党派囊括了底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许多阶层。共产国际的评论员们认为纳粹主义只不过是远在1923年危机和继之而来的社会震荡的后果，并以此来自慰。托洛茨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纳粹主义非但不是过去某次危机的间接后果，而且相反，它正在为未来的危机积聚力量。“纳粹主义居然得以在革命时期的前夜而不是它的终点占据如此有利的进攻阵地，这一事实

的根源乃是共产主义的软弱而并非法西斯主义的软弱”。托洛茨基的结论是：“尽管共产党在议会中得胜，但无产阶级革命……仍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而这次失败或许是致命的”。[1]在这本小册子中，托洛茨基已经勾画出了他分析民族社会主义的大致轮廓，在嗣后写的一系列书籍和文章中他仍继续进行这一分析。在30年之后，托洛茨基的某些思想会使人觉得像是老生常谈，但在作者最初发表这些思想的当时，它们却无一例外地全被当做异端邪说。总的说来，他关于纳粹主义的观点至今仍洋溢着新鲜感和独创性，在所有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它是针对民族社会主义（或整个法西斯主义）唯一完整和实际的分析。因此，我们在此对托洛茨基有关这一问题的思考加以总结是必要的，这些想法他主要是在关于党的策略问题的争论中以论战方式阐述的。[2]托洛茨基观点的核心在于将民族社会主义定性为“带有反革命绝望情绪的党派”。他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一个躁狂的小市民运动和意识形态。这一点使纳粹主义有别于其他所有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政党。一般来说，反动势力在捍卫现政权的时候通常是从上面、从社会金字塔的顶层开始活动的。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却是自下而上的反革命势力，是从社会底层崛起的一次平民运动。它们表达了中产阶级底层反对其他社会阶层用以自固的需求。这一动机通常被压抑着，而在现政权和共产党无力对付民族劫难的时代，它则带有侵略性。在20年代的“繁荣”期间，希特勒的党在德国政治中只不过是那些极端小党派当中的一个。1929

年的危机却将其推到了前台。迄今为止，大量商贩和办公室职员一直追随在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身后，将其视为议会政治的堡垒。现在他们丢开这些党派而去追随希特勒，因为突如其来的经济灾难使得他们丧失信心、感到恐惧，并且刺激了他们想要自我确立的愿望。

一般来说，小市民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不满意，他们既羡慕又仇恨地仰望着那些他们在竞争中往往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对之屈从的大资本家，而在居高临下地鄙视工人的同时却又对后者从事政治、组织工会以及集体自卫的能力钦羡不已。马克思曾阐明是什么原因促使法国小资产阶级疯狂地反对巴黎的起义工人的。马克思说，那些小铺老板们看到工人的街垒把他们商店的门口都堵死了，于是他们走到街上，拆除了街垒。德国30年代初期的小铺老板却没有导致他们如此狂怒不已的这类理由。其商店的大门未曾被任何一个街垒堵死。但德国的小铺老板在经济上却处于破产的境地。他们认为过错全在于多年处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魏玛共和国，他们害怕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一威胁尽管是因为或正是因为尚未具体化而使得社会处于经常的纷扰和骚乱不安中。在小店主们的眼中，大资本家、犹太金融家、议会民主、社会民主党政府、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凝结成为一个一心要扼死他们的多头怪物的形象，它们全都是一个旨在使他们破产的凶险阴谋的同谋者。一个小人物挥动着拳头对大资本家发出威胁，好像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似的。而当着工人的面，他又会炫耀其资产阶级的威风，夸大其对阶级斗争的恐惧、狂热的民族主义的自豪和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鄙视。沦为赤贫的数百万人的政治神经官能症赋予了民族社会主义以力量和活力。希特勒就是一个身患这种神经官能症、骤然膨胀起来的小人物，他完全处在偏见和狂怒的支配之下。“并不是每一个狂怒的小市民都能成为希特勒，”托洛茨基说，“但在每一个狂怒的小市民身上都有来自希特勒的某种东西。”

其实，中产阶级的底层通常只是些“人类渣滓”。他们不具备自我组织的能力，实质上，他们没有组织，是一盘散沙，虽然他们会虚张声势、威胁恫吓，一旦遇到现实的抵抗，他们却变得胆小如鼠。欧洲阶级斗争和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了，它最终不是追随大资产阶级就是追随工人阶级。它反对大资产阶级而掀起的骚乱注定要失败。弱小的手工业者和小铺老板绝对无法战胜垄断资本主义的寡头政治。因此，当权的纳粹党的那些社会主义的许诺连一个也无法兑现。它将以保守势力的形象出现，将力求把资本主义永恒化，将从事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并加速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中产阶级的破产，而恰恰也是这一部分人曾将其推上执政地位。目前，中产阶级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人及其来自流氓无产阶级中的同盟者们正处于狂热之中，而指望希特勒会带给他们社会与政治领导权的幻想更加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

托洛茨基论证说，政权的磁石吸引着这些“人类渣滓”。在斗争中，他们总是追随表现出更大必胜信心、更勇敢、更有能力与类似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样的劫难斗争的一方。所以在俄国1917年这个命运枚关的时刻，布尔什维克主义除了领导起工人阶级之外，还带领了大量动摇不定、分散孤立的农民群众，甚至还包括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样，德国中产阶级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人如若感觉得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胜利的决心，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政策如果是合理的话，它仍可以把中产阶级中最贫穷的那部分人大量地吸引到自己的一边。小市民那被过分夸大了的虚荣心和纳粹主义的力量就来源于工人阶级的软弱。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竭力想同中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联合在一起，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们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者，而嗣后却又胆怯地拜倒在勃鲁宁的体制之下，顽固地捍卫着社会与政治的原状。然而，中产阶级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人起而反对的恰恰正是魏玛共和国及其在勃鲁宁身上的延续和这种原状。因此，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在危险地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疏离开来的过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纳粹主义就是利用这一契机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仍继续宣扬适度节制和小心翼翼，而此时这类品质已彻底破产；他们继续捍卫原状，但这种原状已令人无法容忍，民众宁愿落入任何其他境地，甚至包括希特勒正将他们推入的深渊。社会民主党人的表现有如一只鸵鸟，在这点上他们忠实于自己的性格。托洛茨基指出，共产党的责任因此更加重大。然而，它的领袖却并不理解这一威胁的规模和性质。他们以一种伪装的超激进主义态度拒绝把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区分开来。他们断言，由于垄断资本力求将资产阶级民主变为法西斯主义，所有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政党也必定经历这一过程。如此一来，所有公猫都成为褐色的了：希特勒是法西斯分子，那么传统右翼和中派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尤其是现在正在颁布法令和执政的勃鲁宁也成了法西斯分子，更不用说构成“法西斯主义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了。这绝不是论战过程中的肆意抨击，因为其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目标和错误的战略。共产党的宣传鼓动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德国已生活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希特勒未见得会使饥饿总理勃鲁宁统治下的现状变得更坏。”[1]但托洛茨基反驳说，如果

声称法西斯主义已然获胜，这就等于承认这场战斗早在它开始之前就已经输掉了。告诉民众说希特勒不比勃鲁宁更坏，这种话至少是使得民众在道义上在希特勒面前解除了武装。但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来说，否定或是抹煞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差别，那就是发疯。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不同形式和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形式和方法上的差别却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在议会民主制度下，资产阶级靠与工人阶级达成广泛的社会妥协这一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妥协必然导致经常性的协商，而且必须以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组织、政党和工会的存在为先决条件。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这类组织会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形成“无产阶级民主的孤岛”、据点和堡垒，无产阶级可以由此出发去与所有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斗争。法西斯主义则意味着这种社会妥协和阶级间协商的终止。法西斯主义并不需要使这类协商得以进行下去的那些渠道，也不可能容忍任何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存在。托洛茨基不但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演变过程的教训中而且无疑还根据自己在布尔什维克一党制体制下的经验预先清晰地描绘出了希特勒集权主义政权的垄断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是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和独立自主的工会的任何地位的。仅仅出于这个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必须保卫资产阶级民主，或更确切地说，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中已有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孤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斯大林式的宣传舆论说什么：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左翼”，它迟早会“同纳粹分子勾结起来”。他们没看到这样的勾结在客观上是根本不可能的。[1]应当补充的一

点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也同样相信这一幻觉。1933年他们就已经自杀性地企图同希特勒达成协议。[1]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希特勒会把工人运动的最后一点儿残余也消灭干净，无论它是改良主义的抑或是共产主义的。他的预言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民族社会主义的唯一目的是使德国社会全部化为尘土。

因此，以为勃鲁宁政权就是法西斯体制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尽管勃鲁宁政权标志着曾作为魏玛共和国基础的资方与劳方之间已广泛的妥协实际上已结束，勃鲁宁无法消灭工人运动（但也无力抵抗民族社会主义）。如果不算天主教中央党的微弱支持和社会民主党的“容忍”，那么，勃鲁宁所能依靠的就只有官僚机构的寻常手段了。仅只依靠官僚机构的帮助他是无法镇压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因此，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结构得以保留了下来。能够摧毁这一结构的便只有民族社会主义这支充满破坏性的力量了。阶级间妥协的垮台为内战准备好了舞台，纳粹主义和整个工人运动将是内战中真正的对手。勃鲁宁政权“犹如一只放在金字塔顶端的球”，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两个敌对阵营之间并不稳固的平衡之上的。纳粹吸收了数百万新党徒，煽动歇斯底里情绪，并准备了一支庞大的突击力量，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却只是在浪费时间，实际上是在对破坏自己的力量实施总动员。几段引文当能表明托洛茨基在叙述其论据时是何等急迫、何等愤怒：

勃普宁政权是一场劫难到来之前的过渡性的短暂序

曲。……那些一口咬定说他们看不到勃鲁宁与希特勒的区别何在的智者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组织的存在与已被消灭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貌似激进的言词背后隐藏着无可救药的消极性。……每个有头脑的工人……都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并能透过空洞而又放肆的胡拉发现真理之光……他们说什么勃鲁宁和希特勒乃是一丘之貉。我们回答说，你们错了！你们错得可耻，因为你们害怕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为你们被摆在你们面前的巨大难题给吓住了。战斗尚未开始你们就投降了。你们说什么我们已经失败了。你们是在撒谎！工人阶级只是被分裂了……削弱了……但尚未被消灭。它的力量尚未消耗殆尽。勃香宁政权是过渡性的，它究竟过渡到何处呢？不是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就是过渡到工人阶级的胜利……两个阵营才刚刚开始为殊死的战斗作准备。你们如果把勃普宁和希特勒混为一谈，你们就是在把战斗前夜的局势同失败以后的条件混为一谈，就是事先自认失败。你们实质上是在号召人们不战而降。绝大多数工人，首先是共产党员，是不希望这样的。斯大林官僚集团也同样是不希望这样的。但不应只考虑他们的良好愿望，因为希特勒就是利用它们铺设通往地狱的道路的。……我们应当彻底揭露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台尔曼和雷梅尔（Remmele）的消极、怯懦、动摇和失败主义的政策。我们应当向革命工人表明，共产党仍然掌握着解决当前局势问题的钥匙，而斯大林官僚集团却想要用这把钥匙关闭通向革命行动的大门。[1]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许诺，一旦希特勒试图掌握政权，他们就开始“总攻”，而此刻则要求工人克制、冷静。斯大林派夸口说，一旦希特勒夺取政权，工人就会把他消灭。共产党在德国国会的主要议员雷梅尔声称：“希特勒即使掌权，也很快就会垮台，到那时，胜利将属于我们。”对此，托洛茨基是这样答复的：

总攻应当在希特勒取代勃鲁宁之前开始，应当在工人组织被取缔以前开始。……说什么希特勒一旦掌权便会被工人浦灭，这是无耻谰言。他们这样说是为希特勒掌权清理道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允许法西斯主义掌权，如果它竟至做出如此盲目消极的举动，那么就没有任何根据假定在法西斯掌权之后同一工人阶级会在一瞬间摆脱恹恹欲睡的状态而将法西斯主义一举推翻。在意大利就没有发生任何类似事件（在墨索里尼上台以后）。雷梅尔的理由与法国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如出一辙。在1850至1851年间，那些空谈家们曾相信，如果路易·波拿巴将自己凌驾于共和国之上，人民就会起而反杭。……但允许这个冒险家掌权的人民嗣后却表明自己无力将其打倒……而在他被推翻以前，注定要发生诸多的历史性地震和战争。（反对希特勒的这类斗争正是这样结束的，与希特勒相比，墨索里尼和拿破仑三世不过是“一座小城镇里性格柔顺、几乎满有人情味的药剂师而已”。）“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雷梅尔在国会夸口说，“我们并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意味着明天的胜利将属于希特勒而非雷梅尔。这一点请你要好好地记住：共产主义的胜利并非很快就来到。“我们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不是彻头彻尾胆怯的表示又是什么呢？“我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制止希特勒夺权。而且比这更糟的是：我们，官僚主义者们，业已退化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不敢认真严肃地思考一下与希特勒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怕”。你们不怕什么呀？与希特勒斗争！噢，不……他们不怕希特勒取胜，不怕拒绝战斗，不怕承认自己的胆怯。可耻之至！[1]

托洛茨基抓住每个时机不断提出警告，期待着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实现联合。他们的状况远非毫无指望，但情况正在迅速恶化。托洛茨基的号召正是要人们作好内战准备。对于社会民主党中鼓吹中庸的宣传家们和激励希特勒夺权的斯大林派来说，托洛茨基的号召听起来像是不负责任和别有用心的挑拨，至多也是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事件却最无情地表明了究竟是谁不负责任、谁别有用心、谁的行为是堂吉诃德式的。事件表明，在德国左派所能采取的各类行动中，如果进行能够防止希特勒掌权的内战，实际上风险最小，而且，这还是能够拯救德国和世界使之免受第三帝国的恐怖和世界大战灾难的唯一手段。早在论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就深信，统一的左翼阵线还能几乎不经战斗就可挫败纳粹，如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1917年8月粉碎科尔尼洛夫那样。这个例子常被他引用。托洛茨基论证说，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对其自身力量的展示还可以在希特勒党徒的队伍里引起纷争，这个“人类渣滓”之所以能积聚起狂涛巨浪般的力量，仅仅因为它是在政治真空中行进着的，并且从未遇到过团结一致的抵抗。尽管德国工业界和银行界某些代表人物已经在支持希特勒，但传统

右翼党派尚未同希特勒联合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事实有利于左翼。托洛茨基在其有关战略和策略形势问题填密的全面概述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士官生、“铁甲军”和警察局充满虚荣的渴望，他们很深的内心矛盾：既想利用纳粹主义又怕纳粹主义；既想借希特勒之手消灭工人，又担心希特勒会把德国抛入其结局无法预料的血腥内战中去。兴登堡、工业巨头和军官团尚在犹豫观望中。他们与纳粹之间的争吵不和即由此而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有必要采取有力行动，以便制造障碍：在保守派领袖们的心目中加大其支持希特勒的风险性，加强他们的动摇和分歧，至少要使其中某些人采取中立立场。左派迷失方向和为减小风险而无所作为只能将大资产阶级和兴登堡推入纳粹主义阵营中。

因此，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能使政治舞台上的整个局面为之改观。这两个党都面临着同一个致命的威胁，尽管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两党联合来说，仅此一点就足够了。当然这一想法本身被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愤怒地否定了。从1918年开始，反共产主义便是该党政策的基础。反共迫使他们与其同共产党联合以反对希特勒，倒不如追随兴登堡和勃鲁宁这一“小害”。托洛茨基一再指出，他们大肆宣扬的小害论为纳粹这一大害开辟了道路。对托洛茨基来说，这是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统一战线当做工人阶级全部政策中的中心任务的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受到共产国际的“第三阶段”路线的羁绊。在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没有察觉这一危险时，共产党甚至不想擦亮数百万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的眼睛去让他们看清威胁着他们全体的这一危险。而莫斯科不允许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的禁令也妨碍了共产党有效地与该党联系。斯大林派每日每时喋喋不休地反对“社会法西斯分子”的言论也进一步加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使得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有可能为其反共产主义立场找到貌似公允的借口，以便于他们推行其灾难性的政策。共产党人只有不倦地向整个工人阶级宣讲，真诚地、令人信服地向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和利益呼吁，才有可能拆除两党之间的壁垒。两党统一战线不应饰以外交或议会游戏色彩，不应是言不由衷的漂亮空话，如1924——1926年间的英俄委员会的风格（或者还可以追加上1936——1938年间的人民阵线），而应带有合作、联手准备并组织共同斗争的性质。“两党及其工会应当各走各的路，但却一同实施打击”，并且应就“如何打击，打击谁和什么时候打击”达成协议。为此两党不必为了寻求意识形态上的某种谅解而牺牲任何各自的原则。共产党人永远不应忘记，社会民主党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他们“暂时而不可靠的同盟者”，这个同盟者总是害怕采取超越议会的行动，甚至会在斗争最危险的时候退出战场。尽管如此，共产党仍有义务向其施加压力，使其起来行动。如果社会民主党对此压力让步，则一切皆好，如其不然，至少也可以使社会民主党的数百万追随者们看到各个党所站的位置，因而更易于响应共产党独自发出的行动号召。早在1930——1931年间，工人与冲锋队员之间零散的流血冲突便已天天发生，但在此类冲突中工人的战斗力却被无谓地消耗掉了。只有零星的少数社会民主党员和共产党员偶尔同意协同反击纳粹的进攻。托洛茨基在评论其中一个这样的事例时指出：“啊，最高领导者们！聪明之极的战略研究家们！学一学工人们吧……像他们那样做吧！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范围去吧！”在1931年内，希特勒冲锋队员的人数从10万增加到40万。托洛茨基力主德国左派应创建自己的反纳粹民兵并同心协力地保卫自己的党部和设在每个工厂的工会委员会等等。托洛茨基没有忘记俄国赤卫队，他这样写道：“每家企业都应成为拥有自己的指挥员和队伍的反法西斯堡垒，必须学会使用地图，熟悉每座城市和每个区的法西斯兵营与工事的位置。法西斯竭力想包围无产阶级的堡垒。而包围者自己应该被包围起来。”[1]

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却没有迫使自己按照内战的逻辑来思考和行动。部分原因是因为希特勒在其向政权迈进的过程中不时地否定他有搞政变和采用暴力的意图。他保证说，他一旦掌权一定按照宪法来行使权力，而这些许诺产生了作用。“他在迷惑自己的对手，”托洛茨基警告说，“为的是出其不意地一举抓获敌人，并在最有利的时刻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他之所以援引议会民主，是因为这有利于他在不远的将来创建一个联盟，而他的党将在其中获得最重要的职位，以便嗣后利用这些职位来搞政变”。“这一狡猾的军事手腕无论看起来多么简单明确，却隐含着巨大的力量，因为它旨在满足那些想要和平合法地解决一切问题的中间派的心理需要，更危险的是，它能满足易于轻信的人民大众。”[2]《真理报》和《红旗报》现在把托洛茨基说成是“惊慌失措的人”、“冒险家”和“勃鲁宁的代理人”，说他想要迫使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和迫使共产党忘记“如不先战胜社会法西斯主义就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3]为了向被花样翻新的论战搞得晕头转向的人阐明自己的观点，托洛茨基甚至对那些最古怪的论据也极为耐心地予以分析，虽然也有几分愤怒。他不倦地与下述迷误作斗争，即“不首先战胜社会法西斯主义就无法战胜

法西斯主义”，他指出，情况恰恰相反，只有粉碎法西斯主义，共产党才能有效地从事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成功地反抗纳粹中才能成长起来。

一切都是徒劳。甚至直到1932年9月，在希特勒成为总理前的几个月时，台尔曼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重弹明岑贝尔格(Münzenberg）的老调：“托洛茨基在其论述应当如何粉碎民族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中仅提供了一个答案：德国共产党应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这是能使德国工人阶级摆脱法西斯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或者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建统一战线，或者是德国工人阶级沉沦10到20年。这是一个彻底破产了的法西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理论，而且更糟的是，这还是托洛茨基在其反革命宣传活动中最近几年中所创造的最糟糕、最危险、最罪恶的理论。”[1]

“历史上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正在到来，”托洛茨基反驳道，“作为一个革命因素的共产国际将被从政治地图上抹去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只有那些盲人和懦夫们拒不认清这一点。让那些诽谤者和雇佣的下流文人们谴责我们同反革命结盟去吧。不是任何……会败坏共产党官僚胃口的东西都已被斥为反革命了吗？但任何东西都无法隐瞒、无法缩小。我们应当振聋发聩地对普通工人说：继冒失鲁莽、自吹自擂的‘第三阶段’之后，将是惊慌失措、举手投降的第四阶段了。”在为唤起共产党员所而作的近乎绝望的努力中，托洛茨基往其话语里注入了自己信念的全部力量，并再次敲响了警

钟：“工人和共产党员们！你们有数十万、数百万之众。·····一旦法西斯掌权，它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一样从你们头顶和肩上碾过。拯救你们的出路只有毫不留情的斗争。只有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结成战斗同盟，才能获得胜利。快动手吧，工人共产党员们，你们的时间不多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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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刻却只能在宁静的王子群岛上作壁上观，这对托洛茨基来说是越来越痛苦难耐了。从欧洲来的信件和报纸要好长时间才能寄到，有时甚至长达两个星期。将他的小册子和宣言送到德国去，所需时间还要多。1923年当德国似乎已处于革命的门坎上时，他曾请求政治局解除自己的官方职务，允许他应德国共产党的请求到那里去领导革命运动。既然如今他离运动舞台更近了，而且又是在决定今后数十年共产主义的未来和世界的政治命运的时刻，他就更加焦急。到处传言说托洛茨基要到德国短期讲学，但这种说法并未实现，他当时没有任何机会离开土耳其。而且更糟的是，托洛茨基的某些追随者在德国并未取得任何进展。他们出版的一份主要登载托洛茨基文章的每月只有一期的小报《不断革命报》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尽管他的小册子被人们广泛阅读和讨论）。托洛茨基想在柏林建立“国际书记处”，索博列维丘斯兄弟在那里积极活动，而且就连《反对派通报》的出版事宜也已转移到了那里。为了加强与书记处的联系，决定让廖瓦去柏林代表其父亲工作或者按照组织形式的要求担任“左派反对派俄国分部的代表”。

我们知道，廖瓦分担了他父母流放岁月中的全部厄运，并且一

直是托洛茨基的得力助手。但在父子关系中也曾出现过磨擦。父子二人在政治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廖瓦对父亲钦佩不已，以至一心想做父亲那样的人。而恰恰是这一点造成两人关系的紧张。托洛茨基一直感到不安，担心他自己的存在和影响会对廖瓦造成过分压抑，担心自己会把廖瓦贬低到一位大人物的微不足道的小儿子这样一个角色的地步。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渴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对他忠诚。托洛茨基越孤独就越需要忠诚。廖瓦是托洛茨基能够与之自由讨论他的思想和计划、与其交流最隐秘思想的唯一一个人。他是他最信赖的批评者，同时也是―如他喜欢认为的那样——他的“联络员”（在近几年是唯一的联络员），即把他同俄国革命的年轻一代联系在一起的“联络员”。但廖瓦的绝对忠诚有时也使他不安。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具有更多的独立自主性，甚至希望他带有几分固执己见、倔犟执拗的特征。而当这种固执倔犟的个性一旦表现出来或只不过刚刚露头，却又会使托洛茨基伤心，让他担心是否会与儿子疏远起来。他们那离群索居的生活和从不间断的交流加强了相互依赖，同时也加深了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在父子之间虽然十分自然，却也隐含着某种过敏、紧张的成分，犹如两个长久关在同一间囚室里的囚徒之间的关系一样。托洛茨基对其助手和秘书们一向要求十分严格，但对谁的要求也没有像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儿子那么生硬严厉。对外人他倒能克制忍让、礼貌客气，而在神经极度紧张的状况下、一人独处或与亲人在一起时他便失去了自制力。每逢这样的场合，他会把十分严厉的指责向廖瓦劈头盖脑地倾泄出来，说“书记处”混乱不堪、“敷衍了事、疏忽草率”，说儿子在“坑害”父亲。这些指责不能不使这个忠诚、勤快而认真的年轻人感到委屈。[1]

因此，当父母和儿子都同意分手时，悲伤的同时也掺有几分轻松。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雷蒙·莫利尼耶的妻子让娜决定抛弃丈夫而与廖瓦同居。而莫利尼耶依旧常常因事要来王子群岛。廖瓦和让娜的离去会使大家都摆脱那尴尬的会面。一开始大家对廖瓦能否得到德国入境签证还有些心存怀疑。（一年前他曾经请求获得法国签证，却是徒劳：法国警察局回答说，他们对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事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不愿意在巴黎看到他。）不过一旦注册成为柏林高等技术学校的大学生，廖瓦终于在1931年2月获得了德国的入境签证。他居留德国学习并非纯属借口。在高等技术学校，他勤奋地研究物理和数学，但主要还是从事政治工作。[1]1月中旬，即在廖瓦动身的两星期前，发生了一件触动全家人生活的事件：季娜带着她5岁的儿子谢瓦从莫斯科来了。在比尤克·阿达村，全家人已等了她好几个月，几乎已经放弃与她见面的希望了，因为苏联政府已经数次拒不允许她出境。季娜的丈夫普拉东·沃尔科夫已被流放，她本人也由于同反对派的联系曾两次被浦。只是在西欧的朋友们出面向苏联大使交涉以后，出于人道的考虑——季娜的身体状况在妹妹尼娜死后急剧恶化，她曾护理妹妹直到最后一刻——才允许她出境。但即是在这里也有陷阱。只允许她带一个孩子出境，而把六七岁的小女儿作为斯大林的人质留在莫斯科。托洛茨基的前妻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本人此时也是被怀疑对象，她抚养着尼娜留下的两个孩子，现在又开始照料这个孩子。她敦促季娜出国跟父亲团聚和到国外

治病。

季娜初到王子群岛时已经神经失常了，只是在久别重逢的欢快热烈的气氛中没马上表现出来。父亲对她非常亲切。“我刚到的时候，”事后她给远在列宁格勒的母亲写道，“他对我是那么体贴那么关心，我无法用笔墨描写。”在托洛茨基的所有孩子中，季娜是老大，长得最像父亲。她脸上有着跟父亲一样鲜明的线条，一样洞察一切的眼睛，一样带有挖苦嘲弄意味的微笑，她拥有和父亲一样深沉的感情，而且有时也会有和父亲一样的所向披靡的智慧和雄辩。看来季娜继承了父亲的激情、战斗精神和对行动的渴望。母亲回忆说：“她在生活中最关心的不是生活小事，而是社会大事。”托洛茨基对季娜总有些内疚。在1917年那些日子里，他在彼得格勒的“摩登”马戏场面对人山人海似的群众演讲时，感觉得到两个女儿从观众席投到自己身上的深情的目光，他已察觉季娜对自己万分眷恋，尽管如此，女儿对他来说仍是个陌生人。从托洛茨基把他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留在东西伯利亚小城维尔霍恩斯克——他的第一个流放地，从他在自己的被窝里放个假人以便瞒哄警察延缓追逐[1]至今，已经过了差不多30年了。但看来，这个假人似乎连他头婚生的女儿也给瞒哄过去了。在1917年之前的巧年中，托洛茨基只是匆匆见过女儿两到三次，而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他能给予女儿的时间和关怀也少得可怜。在他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的时候，他一心渴望与女儿相会。但为时已晚：尼娜很快就病故了，而季娜也病体不支。甚至当托洛茨基被从俄国放逐之时，她都无法走出莫斯科参加全家人在火车上的凄凉的告别性团聚。季娜来到王子群岛时心己破碎，但她仍然充满喜悦、爱慕，并为父亲而感到自豪。她来到这儿不是作为病人、作为历尽艰辛的女儿，而是

作为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拥护者，满心希望能对他有用、为他效力，渴望得到他的信任。父女二人一块儿哀悼已故的尼娜，一块儿谈论朋友、同志和被流放的亲戚，一块儿争论政治问题。她喜悦地聆听或贪婪地阅读《俄国革命史》的手稿及其他论著，了解父亲进行的论战，专注于其中戏剧般的庄重，欣赏父亲的讽刺和机智。当她读完丘吉尔的文章《欧洲的食人恶魔》时，她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从此以后，便喜欢戏称父亲为“食人恶魔”。[1]

家里的其他成员也都很喜欢和同情季娜。他们作出一切努力让季娜感到舒适。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的处境格外微妙，但她对托洛茨基头婚生的孩子比他本人更亲近，她不仅力求用友谊来消除彼此间的隔阂，而且力求做她们的第二个母亲。她没有被季娜表面上健康状况的好转所迷惑，带着她遍访医生，十分关注她的身体状况。她是那样敏感，当然不会相信潜在的伤害已经永远消弭。因此，当她认为最好是把父女二人单独留下来时，她总是找借口离开。有趣的是，倒是廖瓦跟他姐姐的关系比这要紧张得多。姐弟两人性格不同，廖瓦像他的母亲而不像父亲。他沉着，谦逊，性情稳重。姐姐那热情激昂、火爆易怒的性格很容易使他失去自制，而与此同时，在姐姐的感情里也掺杂有对廖瓦一直在父亲身边而生的忌妒心。但在最初全家人亲密团聚时，在廖瓦准备动身到柏林时，所有这一切还没被察觉。对季娜儿子的到来，全家人都异乎寻常地高兴，他喋喋不休，顽皮淘气，给家里严峻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种新的音调。显然，这是已有5个（外）孙子、（外）孙女的托洛茨基初次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作为姥爷的感情吧。

季娜到后不久的一天深夜，住宅里着了一场大火。家里的大

部分财产和托洛茨基的图书室都被烧掉了。托洛茨基好不容易才把档案和刚刚竣稿的《俄国革命史》第一卷手稿从火中抢救出来。大家都怀疑是有人放火。也许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想要毁掉档案？于是开始侦察。对证人进行了盘问，但什么也没发现。“我们所有人都很沮丧不安……，”托洛茨基的一个秘书这样写道，“只有托洛茨基本人例外。”举家搬进最近的一家旅馆，“可还没等我们安顿好，他就把手稿摊在桌上，叫来了速记员，开始口述该书的另一章，就好像夜里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1]几天之后，他们又迁居到君士坦丁堡东面的郊区小镇科季科伊，那里住着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全家这次迁入一栋四周围着带铁丝网的高栅栏墙的木头房子。他们一家和秘书们、警察及渔民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直到他们在比尤克·阿达村的房子重新修好为止。

迁居科季科伊的几个月后，又发生了一次火灾。档案再一次被匆匆忙忙地拖了出来。全家不得不把旁边的几个板棚改为临时避难所，每个人都再次想到可能是有人纵火这个念头。但后来事情查清楚了，火灾的原因出在季娜儿子的身上，他曾在堆着木料、废料和锯末的阁楼里玩火柴。所有的恐惧过后，大家全都感到轻松，大家笑着逗这个“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小秘探”。

几周过后，季娜旧病复发。她有肺病，已经动过好几次手术。她无法忍受东地中海炎热的气候，对留在国内的丈夫和女儿命运的担忧也折磨着她。疾病和忧虑使她失去了心理平衡。也许，早在她那艰难的童年即已深深植下了根的精神紧张和冲突被后来的经验进一步强化后浮出了表层。她的表现开始失常：沉湎于回忆，开口说出一些迄今为止别人从未从她口中听到过的愿望和抱怨。

一种感觉死死纠缠着她，即总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女儿，是父亲的累赘，而她却以全部热情崇拜他这个生机勃勃的革命天才。季娜写道，对父亲的信仰给了她生活以及与困难斗争的勇气。没有父亲，生活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但她却感到自己与父亲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障碍。“我知道，我知道，孩子是多余的。他们的出世是对罪孽的惩罚。”[1]这就是她掷给父亲的话，看来，在这句指责中回响着她在孩提时代经历的一次恐惧，当时她在被窝里找到的不是父亲，而是一具假人。

处于这种感情波动中的季娜竭力压抑着她从内心不接受父亲第二次婚姻的心理。表面上她对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亲热温顺，但这里面有一种不自然的取悦于继母的姿态。在她身边，季娜的确是小心翼翼，经常询问她的健康状况，为她牵肠挂肚，对她温柔体贴。然而隔阂还是显露了出来，对这一点父亲和继母也都感觉得到。这种隔阂感时不时地会公然地爆发出来。尽管他们都尽量做出什么都未察觉的样子，但关系还是变得紧张起来。为了不使情况更加恶化，托洛茨基变得缄默起来。但他越是缄默，渴望得到他的信任和亲近的季娜就越不安。她希望至少是充当父亲的助手之一。而他呢，一是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二是想到她也许还有可能回到留在俄国的孩子身边，因此不鼓励她工作。托洛茨基希望季娜能利用在国外逗留的时间好好治病，也希望她能避免在政治上败坏自己的名声，好像她是托洛茨基的女儿这一事实并未使她永远背上黑锅似的。随着季娜身体状况的逐渐恶化，他感到必须更加爱护她，因此，让她共同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不能把反对派在俄国的事务委托给她，而季娜最向往的却恰恰是这个工作。那时，托洛茨基和他在俄国的拥护者们保持着十分广泛的通讯联

系，一部分是公开的，而另一部分是通过秘密渠道，署名和地址均用密码。这些密码需要严格保密。而要将它们瞒过一个精神病人，一个将来一旦回到俄国便可能遭到宗教裁判似的审问的人，密级便须成倍地加大。是地下工作的起码规则要求采取这种防范措施的，但这个不幸的女人却认为这是爸爸不信任她的证明。季娜经常叨咕这句话：“对爸爸来说，我是百无一用。”她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对自己的自责越来越严厉，她越来越悲伤，而这逐渐加重的精神失常开始成为大家的心病。夏天，她到离家最近的一家疗养院做了肺部手术。回来后的精神状态略有所好转，但依然忧思重重。

处于悲伤和深切同情中的托洛茨基感到十分内疚而又无能为力。解除患不治之症的女儿的痛苦，居然比同社会顽症作斗争还难。与深入了解季娜病态的个性相比，给德国小资产阶级集体理性中的恐慌症开药方反倒容易得多！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心理的理解何等深刻，却无力洞察一个人的心理！他看出季娜的脸上和眼睛里已经透露出发疯的迹象，要知道这脸庞、这眼睛多么酷似他啊。对于像托洛茨基这样一个以头脑清晰和严于自律著称的人来说，最难以忍受的就是看着女儿处于没有条理和心神错乱这样的状态中。仿佛理性本身在疯狂中发现了它的最亲近的孩子和它的面貌酷似者。温情与恐惧、同情与反感、骄傲与屈辱——全都集中于托洛茨基一身。他备受刺激，无能为力，暴躁易怒。有时，当季娜充满妒意地想要欺负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时，托洛茨基提高嗓门，要她注意分寸和礼貌。父亲的大嗓门使她沮丧消沉。一年以后，在回忆起这样的场面时，她给父亲写道：“别冲我喊，爸爸，别冲我喊，你的喊叫使我难以忍受。在这点上我像母亲。”随后，她又说：“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来做此事，那么，世界上没有谁像我那样渴望减轻我带给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的痛苦了，尽管我是一个无辜的罪人。”[1]

由于关系紧张，季娜的病变得更凶险，天天夜里说胡话，眼看性命难保。托洛茨基一度考虑要她进行心理分析治疗，为此给柏林的普费姆费尔德一家写了信。季娜不愿去。她说她不愿陷入自己的潜意识这个“泥坑”里去，也无法忍受这样一个想法，即为了与父亲团聚她克服了如此之多的障碍，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可是才与父亲团聚，又要跟他分手。她还得跟儿子分手，因为她无力照料培养他。尽管如此，季娜还是听从了大家的劝说，于1931年夏天留下了谢瓦而只身前往柏林。分手对于父亲和女儿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在给廖瓦的信中，她转述了托洛茨基对她说的话：“你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人。我从未见过像你一样的人。”“他说此话时的语调意味深长而严厉，”她补充道。

这是一个为疯狂所困惑并被其挫败的理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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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季娜来到德国首都柏林时，那里的生活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恐慌。她是在由希特勒和戈培尔倡议的旨在推翻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议会的全民公决几个星期后到达柏林的。纳粹掀起了疯狂的沙文主义运动，号召进行“人民革命”，以反对那个“居然会同意奴役和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的党。于是，共产党向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部长布劳恩（Braun）和泽维林格（Severing）提出最后通牒：如果他们同意某些要求，它就保卫他们的政府，而如果它的要求被否决，它就投票反对这个政府。乍看起来这是对“第三阶段”策略的背离，至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共产党直接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对话

了。而实际上他们这是“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而且，一旦普鲁士政府否决他们的要求，共产党会号召工人反对它。这样一来，共产党不是与社会民主党建立了有条件或无条件的统一战线，而是与纳粹建立起了虽未获承认、但更实际的无条件的统一战线，但他们为了挽回面子，把这一举措称为“红色全民公决”。于是，在共产党的政策中现在出现了不可救药的、使人沮丧的愚蠢，这一直持续到希特勒掌权时甚至掌权之后。在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旗帜下往往会喊出同样一些口号。纳粹党为了争取那些对社会不满的激进分子而许诺说，在其“人民革命”过程中，他们要和金融资本家算账。共产党则不敢号召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侈谈什么“人民革命”能够保障德国“社会和民族解放”并将打碎凡尔赛和约的锁链。在共产党的宣传中民族主义精神日甚一日的时候，恰恰是在德国任何东西也没有比遏止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狂热势头更必要、更迫切的关头。尽管社会民主党在全民公决中取胜，但它的后果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加剧了混乱。托洛茨基对台尔曼和共产国际的“民族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以极大的力量揭露了“红色全民公决”的荒谬。托洛茨基指出，所有这些举措都由于共产党与纳粹彼此乃是、而且也不能不是死敌而显得更加使人厌恶。斯大林派为了自我辩解便说社会民主党是在为纳粹主义铺路。托洛茨基指出，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说社会民主党是在为纳粹的胜利铺路，那么共产党难道就该让这条道路缩短吗？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即革命党和反革命党派会从各自完全相反的立场出发，来攻击同一个“中庸”的敌人。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党只有在潮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时才能这样做，而不是在如当今德国那样潮流的发展有利于反革命时。“举着‘打倒勃鲁宁、布劳恩政府’的标语走上街头，这是不折不扣的冒险主义，因为根据力量的对比，取代旧政府的只能是希特勒和兴登堡的政府。如果无产阶级本身参与了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直接斗争的话，那么同一条标语便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甚至直到现在他也未曾稍稍怀疑共产党的善良愿望。然而，“糟糕的是，斯大林的官僚集团试图用法西斯主义自身的武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它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调色板上借用了某些颜料，并且竭力想在爱国主义的拍卖场上压倒对方。这不是重大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竞争手段”。侈谈“人民革命”和将德国从凡尔赛和约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的人忘记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论断，即“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的主要敌人在本国之中”。民族主义在共产主义思想中的生根开始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现在却已嫁接到了台尔曼的“民族共产主义”身上了。“……思想不仅具有自己的逻辑，而且具有自己的爆破力”，共产国际恬不知耻地想要在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方面战胜希特勒，表明“斯大林主义的精神空虚”。[1]

托洛茨基认为，他们用来做赌注的不仅是来之不易的德国工人运动的成果，还有文明的未来；随着纳粹主义兴起，中世纪的阴影开始笼罩欧洲。希特勒如果获胜，他不仅会保留资本主义，而且还会把它拉回到野蛮时期。发狂的小市民“否定的不单是马克思主义，甚至还有达尔文主义”，并且用10或11世纪的神话与18和19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相对抗。这一假设的种族优越论刺激着德国最贫穷的一部分中产阶级的自豪感，为其提供了一条摆脱日常生活困境的虚假的出路。民族社会主义在其野蛮的反马克思主义和摒弃“经济史观”中更为堕落：“从经济唯物主义转向动物唯物主义”。纳粹主义“将国际政治思想中的垃圾全部收集到一

起……以便拚凑一个新德国救世主义的政治理性宝库”。它唤醒并且集合了在“文明化了的”阶级社会这层薄薄表皮之下躁动着的全部野蛮力量，它动用了取之不竭的黑暗、蒙昧、兽性的储备。托洛茨基把纳粹主义界定为：“社会在其正常发展（也即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下，一定会将之作为文化粪便……而摒弃的一切全都通过它的嘴排泄了出来：未及消化的野蛮撕裂着资本主义的文明，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生理学。”[1]这句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话使人感到他已经预见到了第三帝国的焚烧书籍和毒气室。

3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舆论竟然会漠视这一针对纳粹主义的哲学历史观，这个事实也许不会使一位历史学家惊奇。然而对他来说，远比这点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苏联以及全世界广大的共产党员群众也会对托洛茨基关于威胁着苏联的那一危险所作的预言置若圈闻。1931年，即在莫斯科保卫战的10年前，托洛茨基就写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反苏战争不可避免。”[2]而在当时，莫斯科把法国当做是苏联在西方的主要敌人，而且担心很快就会遭到来自刚刚占领满洲的日本的打击。如果说纳粹主义的成功当时曾引起过斯大林及其幕僚们的担心的话，那么这种担心也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希特勒早已扬言要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征服东方，但斯大林以为那只是“叛乱者”希特勒的主张，而身居总理之位的希特勒未必会拒绝接受德国从其与俄国的关系之中——即根据拉帕洛条约而获得的好处。斯大林期待的是，要把德国重新武装起来的希特勒会与法国冲突，而这会迫使他放弃敌视苏联的政策。共产国际之所以鼓励德国共产党员给希特勒反对凡尔赛和约的运动以模棱两可的支持，并不是偶然的：这一

运动应能使希特勒放弃领导西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远征的野心。

托洛茨基与不理解纳粹主义隐含的国际后果这一现象进行了斗争。他不相信法国仍像在武装干涉时期那样是俄国的主要敌人。托洛茨基断言：“在目前，没有一个正常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府敢冒以战争反对苏联的风险：这样的行动会在国内引发无穷的后果。但只要希特勒一掌权并摧毁德国的工人阶级、使其在以后许多年中不能恢复元气，他的政府将是唯一能进行一场反苏战争的政府。”[1]托洛茨基同样也不相信日本会对苏联构成真正的威胁。他预料到，占领满洲后的日本会陷人一场同中国的持久的消耗战中，而这场战争将把日本的力量从苏联引开，并能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东方的基本条件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这就表明整个过程（即日本占领的过程）将是缓慢而又艰难的。无论如何，苏联的远东地区不会受到直接和严重的威胁。今后一段时期中的危机事件将发生在欧洲和德国”，在那里，“政治和经济的对抗已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而且结局即将揭晓”。他再次指出：“今后许多年中，不仅德国的命运……而且还有欧洲和全世界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德国。”“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西班牙革命的发展，英国革命形势的高涨，法国帝国主义的未来，中国和印度革命运动的命运——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于一点：在今后数月中，谁将在德国取胜？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2]

托洛茨基认为，希特勒如若组织反苏的十字军远征，就会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支持。而这将导致“苏联陷入可怕的孤立之中，迫使它必须在最艰苦和最危险的条件下进行殊死的战争”。“如果法

西斯把德国工人阶级粉碎了的话，那将意味着苏维埃共和国至少灭亡了一半。”只有当工人成功地阻止了希特勒掌权，德国、苏联和世界才能从灾难中获救。因此，斯大林在对德关系上的政策既违背了苏联的也违背了德国共产主义的根本利益。苏联的安全与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多年以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直在叫嚷什么反苏的十字军远征即将开始；而现在，当危险已成为现实时，他们反倒沉默了。何况，纳粹夺权的企图“必定会导致红军的总动员”，这应当成为一个“定理”。对于一个工人国家来说，这就是革命的自卫。……德国不仅仅是德国，它还是欧洲的心脏。希特勒也不仅仅是希特勒，他还是担任超弗兰格尔角色的候选人。但红军也不仅仅只是红军，它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工具。”[1]

几个月以后，在1932年4月，托洛茨基以更加有力的方式重新表述了这一思想。埋头于政治与外交的成规中的人们看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如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那样。“我与莫斯科现政府关系的性质使我无法以它的名义或根据它的意图说话。……现在，我可以极为坦率地按我的观点说说一旦德国发生法西斯政变苏联政府应当如何行动。设若我处于他们的位置，一旦收到通报这一事件的电报，我会立即签署动员令来招募若干年龄段的人。当局势的逻辑表明战争将不可避免之时，面对死敌居然给他时间，使他得以强大、得以巩固自己的阵地、得以结盟……得以制订进攻方案，这是不负责任的和不可饶恕的。”他再次指出：“希特勒德国与苏联之间爆发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期不远。”考虑到这一点，谁首先发起进攻就是次要问题了。托洛茨基没有忘记法英两国的某些人希望维持西方原状和凡尔赛体系而怂

恿德意志帝国东侵，他写道：“无论巴黎人抱有什么幻想，我可以充满信心地预告，凡尔赛体系将首先被布尔什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这场战火吞没。”[1]

共产国际的出版物立刻痛斥托洛茨基是“叛徒”、是企图挑动俄国与德国冲突的“战争贩子”。在共产国际以外也有许多人觉得他的大胆的声明过于鲁莽。然而如果人们考虑到，由于德、英、美缩减军备，甚至在30年代初苏联就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了，那么托洛茨基的立场就不会显得如此鲁莽。实质上托洛茨基并未鼓动苏联进行反德战争，即便是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1933年，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以后，托洛茨基声明说在当时的局势下动员红军是毫无意义的。而在此之前他的观点却截然相反，托洛茨基推断希特勒不得不采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因为他不相信德国工人会一枪不放地允许希特勒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假设德国发生内战的条件下，他坚持认为红军有义务介入。[2]当然，这可能是一种有风险的行动方式，但其风险要少于消极等待希特勒掌权和重新武装德国。托洛茨基的这一立场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在军事上与丘吉尔在4或5年以后所采取的立场是相近的。丘吉尔号召英法两国政府宣布总动员、进行军事准备，以便制止希特勒的军队进入莱茵河地区。这一立场奠定了丘吉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英国领袖所需要的无可争议的威望。而托洛茨基得到的却只有诬蔑和的诽谤而己。

此时，纳粹的狂潮铺天盖地。1932年春，德国将举行大选。希特勒推自己为候选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候选人所得

选票必定会多于希特勒或其他竞争者。同年，在分为两个阶段的议会大选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始终多于1300万张。但社会民主党决定投票支持老朽不堪、已经退休的前总统兴登堡竞选，而在此前的大选中他们曾竭力反对他，认为他是反动的德意志帝国的象征，现在他们却竭力想躲在这位老者的背后。共产党号召工人投票选举台尔曼。再次当选后的兴登堡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给予议会制度和社会民主党以最后的打击。他解除了勃鲁宁的职位，后者优柔寡断地试图取缔希特勒的冲锋队并引起东普鲁士贵族士官的仇恨。兴登堡的新总理冯·巴本（von Papen）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1932年7月20日以法令形式取缔了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政府。而纳粹曾想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推翻这个政府，但未能做到。这一事件的悲喜剧性质颇耐人寻味：一个指挥一个排士兵的中尉竟将普鲁士总理和名义上领导整个普鲁士警察局的内务部长赶出了办公大楼。当共产党草率敷衍地向社会民主党建议号召举行全面罢工并答应提供支持时，为时已晚。社会民主党又一次拒绝同“左派敌人”协同行动，他们幻想冯·巴本和兴登堡的智囊（其主要动力是施莱希尔〔Schleicher〕将军）能以智取胜并遏止希特勒。这是魏玛共和国存在的最后几个月中广泛流行的一种幻想：在普鲁士，能如此轻而易举地一举攻破社会民主党“堡垒”的冯·巴本在工人眼中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仿佛他已从希特勒手中偷走了雷霆，纳粹运动顷刻间就会失去其惯性了。[1]

正是为此，托洛茨基的分析和预言的精确性就更应使人惊奇。“工人从事斗争的准备越是不足，”托洛茨基指出，“巴本政府的出场就越能给人以力量印象……。”但这还不是法西斯政变。政变尚有待发生。巴本无法以巧妙智谋战胜希特勒，也无法阻止纳粹专

政的建立，因为他甚至连勃鲁宁那点儿有限的力量也不具备：支持他的只有普鲁士官僚政体中最腐朽的那部分。他无法控制跟着希特勒走的数百万人的狂怒和愤懑，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靠数百万工人的决心和战斗精神。但工人们又从哪儿得到这种精神呢，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居然会只让人“在鼻子上轻轻一碰”就被推翻，而许多年以来一直告诉他们德国已经是法西斯德国的德国共产党，现在却号召他们举行全国总罢工以反对巴本的“法西斯”政变来捍卫“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普鲁士政府。然而，无论工人处于什么样的慌乱状态，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依然存在：不是纳粹获胜就是工人阶级获胜，第三种结局是不会有的。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巴本执政的期限不会超过“百天”，而在他之后继任总理之位的施莱希尔的情形也与之相仿，尔后，国防军和贵族士官生会与纳粹结盟并期望使之驯服。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从政治上说，一切所能想到的与希特勒联合的形式都意味着将官僚政治、法庭、警察和军队溶入法西斯主义之中。”托洛茨基断言，即使是现在建立工人“联合阵线”也不太晚；但“多少时间已被毫无目的、轻率和可耻地白白浪费掉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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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与共产国际在西班牙革命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普里摩·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的专政于1930年垮台，随后在1931年4月，君主制也垮台了。在德国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变为专制制度的时候，在西班牙却发生着完全相反的事。而共产国际在这两个国家中却遵循了同一个“第三阶

段”政策。德国共产党声明，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没有意义，而西班牙共产党也同样对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冲突不予考虑。1930年2月普里摩·德·里维拉垮台后，曼努伊尔斯基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说：“此类运动在历史屏幕上不过是小事一桩，它在工人阶级的头脑里是不会留下深刻痕迹的。……一次罢工的意义也要比一场类似西班牙这样的‘革命’的意义更大……。”[1]一场吸引世界关注几乎整整10年之久的革命，却只是被加上引号地一带而过。阿尔丰斯国王的退位使共产党措手不及。在此之后当民主选举整个国会的要求响彻整个西班牙时，共产党的官方代表如同无政府主义一工团主义者那样断言工人和农民从任何议会中都得不到任何好处，并起而抵制选举。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声明，由于国家落后，西班牙革命应当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以内，断言“无产阶级专政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在此不难看出发展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反题的、曾被应用于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的斯大林的教条。这一教条又要贯彻在斯大林对西班牙革命的所有阶段的政策之中。在下一个阶段，即1936至1938年间，这一教条还被用来为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在人民阵线中的联合，为共产党“温和”政策及其反对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托洛茨基派成员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一工团主义者的惩罚行动作辩解。但在30年代初，这一教条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与极左策略结合起来，即同否定召开立宪会议、民主自由这些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要求结合起来。

托洛茨基断言，为了不至失败，西班牙革命应当像俄国革命那样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根据社会结构、阶级

力量的配置，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西班牙的社会结构和各政治力量结盟的情况与1917年前夕的俄国最为相像。西班牙也和俄国一样，工人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负有成为革命机构的使命。托洛茨基在坚持革命发展的不间断性的同时，要求共产党采取更为实际的策略，提出或支持争取普选权、召开立宪会议和加泰罗尼亚及巴斯克地区的民族自决权，首先要支持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要求。农民当然期待议会能解决土地问题，共产党就必须在议会的讲坛上宣布自己的土地纲领，哪怕只是为了鼓励农民从事超议会行动也罢。而按照“第三阶段”政策，当人们倾向于蔑视和抵制议会时，他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议会克汀病是一种十分讨厌的病症，而反议会克汀病也好不到哪儿去，”托洛茨基指出。难道1917年布尔什维克没有召开过立宪会议吗？对西班牙来说，议会政治比在俄国更重要，因为革命的节奏将更缓慢，而且，西班牙共产党在采取行动时应更多汲取的不是俄国的经验，而是法国大革命的经验。雅各宾党人专政之前曾经有过三个国民会议，而在西班牙将会出现某种类似现象。

西班牙共产党不仅仅是迷失了方向而已，这是一个弱小的党。这也是一个被斯大林的正统思想必然引起的分歧而肢解的党。这个党已经将若干托洛茨基主义与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团体和党的缔造者与领导人安德列斯·尼恩开除出党。分裂是后来几年西班牙共和国陷入混乱的原因，而反尼恩的运动则以他被杀而告终。早在1931年4月，君主制被推翻仅几天后，托洛茨基就在给莫斯科政治局的密信中强烈抗议在西班牙迫害异端者的行动。他提醒说，1917年在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没有计较过去的分歧，而是与所有与其相近的团体实行了联合。而他本人就是在那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布尔什维克当时认为，他们的这种策略以及他们在党内自由辩论的基础上奠定的统一和纪律的能力肯定会在党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使党变得更加强大。托洛茨基问道：“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否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和方法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使自己充满对其正确性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仅凭这一信念就足以使自己带领人民群众走向决定性的进攻呢？”对异端者的围攻会使党的普通成员头脑混乱、士气低落，从而加速法西斯的胜利，这将“对整个欧洲和苏联产生严重的影响”。托洛茨基请求政治局向西班牙共产党组织建议——“只是建议而非命令”——要求他们召开一次联合代表会议，他建议他的追随者在这点上进行合作。“西班牙事件的进程每天都将证实统一共产党队伍的必要性。这一沉重的历史责任将由那些挑起分裂人来承担。”莫斯科没有给这封信以任何答复。而在这份文件中，的确指出了七八年后导致西班牙革命失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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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战最激烈的时候，斯大林剥夺了托洛茨基的国籍和重返俄国的权利。1932年2月20日的《真理报》公布了有关的命令，其理由是托洛茨基的“反革命活动”，但却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些罪行。这是前所未有的迫害。那些在第二国际领导机构任职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侨民曾在它的物质和道义的支持下从事反布尔什维克宣传，此前也尚未被剥夺苏联国籍。为了弥补这一疏漏并多少掩饰一下其主要目的，2月20日命令同时还剥夺了大约30名孟什维克侨民的国籍。

在这个“混合物”中隐藏着歹毒的阴谋。与托洛茨基不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并未曾被驱逐出境。其中多数人在1921——1922年间被“奉劝”出国——如果他们不愿受到迫害的话。于是他们离开了俄国。决定给孟什维克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列宁，而托洛茨基无疑是赞同这一决定的。托洛茨基对孟什维克的仇恨直到流亡中也未曾改变，而这一仇恨使他在2月20日驱逐令以前的几个月时严重失策。1931年，在莫斯科对孟什维克分子进行可耻审讯过程期间，托洛茨基完全同意检察官对他们的指控。被告苏汉诺夫(Cyxaнoв）、格罗曼（Ґроман）等人被控犯有经济怠工和与侨民勾结的罪行。指控根据的是一些伪证和“供认”。[1]托洛茨基的立场部分出于以下原因，即检察官对主犯、前国家计委顾问格罗曼的指控中说他企图给第一个五年计划制造混乱的说法含有真实的成分。格罗曼的确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支持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政策，抵制托洛茨基的工业化纲领。在法庭对其审判时，托洛茨基指出，由于有斯大林的纵容，格罗曼及其一伙对苏联经济实施怠工，直到“左倾方针”才结束了斯大林的纵容，使孟什维克坐到了被告席上。[2]尽管这一情况能够解释托洛茨基何以会同意检察官的指控的原因，但它却无法为托洛茨基辩解和开脱。嗣后，托洛茨基曾公开表示他对自己所犯错误的遗憾。[3]然而这一事件表明，托洛茨基依旧是那么狂怒地仇恨孟什维克，因此不难想象，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怠工者”一起钉在耻辱柱上，以一道指令同时

剥夺了他们的国籍，他会感到何等反常的喜悦。

继此次事件之后，很快就发生了相当神秘的“图尔库尔事件”。1931年10月31日《红旗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以前曾在国内战场上指挥过白军的侨民将军图尔库尔打算利用王子群岛警卫松懈的情形组织对托洛茨基的暗杀活动。文章还说，如果暗杀得手，暗杀者们将把罪过转嫁到苏联政府身上。这些话听起来相当可信。但使人惊奇的是，《红旗报》居然会披露此事。在托洛茨基坚持下，他的朋友们向柏林和巴黎的苏联大使馆递交了呈文，提醒说苏联政府曾允诺保护托洛茨基在流亡中的生命安全，并要求履行这一职责。莫斯科没有理睬这一请求；于是托洛茨基断定《红旗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谋杀提供斯大林不在现场的证明。于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们便向苏联政府提交了一份声明（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带有托洛茨基的风格）：“斯大林关心的不是如何制止白军实施他们预谋中的行动，而仅仅是防止他们把从事恐怖活动的罪责加在斯大林及其代理人的头上。”[1]斯大林以间接方式，即通过共产国际作了回答。他指责托洛茨基忘恩负义、如此报答他斯大林对他的关怀，该答复暗示托洛茨基的生命的确处于来自白军的威胁之中。[2]斯大林现在惩罚了“忘恩负义者”，剥夺了托洛茨基的国籍，甚至连对他加以形式上的那一点儿保护也剥夺了。而这种保护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应为它在国外的属民提供的。这一行动旨在达到处死布柳姆金所未能达到的目的——切断托洛茨基与其在苏联的拥护者之间的所有联系。尽管官方对信件

实施审查和没收，但托洛茨基还是能收到来自流放地和监狱的大量信件。在柏林，廖瓦竭力与到这里来执行任务的老同志建立联系，并把成败结果汇报到王子群岛。1931年春，他和皮达可夫邂逅。此人曾是朋友，而现在正如廖瓦说的那样，“这个火红头发的犹大扭过头，装作没看见我的样子”。在这之后，7月里，廖瓦走进一家大百货商店时意外地见到了伊万·斯米尔诺夫，此人在投降以后在苏联工业界身居高位。他们拥抱在一起。斯米尔诺夫热情询问了托洛茨基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倾诉了一个投诚者的一腔苦水，讲述了苏联的阴暗形势和人们的普遍不满。尽管他向斯大林投降时的希望已经变为失望，但他仍无意重新斗争而宁愿采取观望态度。但斯米尔诺夫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将十分欢迎与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联合”，其直接目的是交流信息。至少，他还想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他在准备返回莫斯科时，答应以后将通过可靠朋友将综述苏联国内经济和政治情绪状况的文件传递过来。他俩约定了使者见面时使用的暗号。早秋时节，从前的老布尔什维克、现在的投诚者E.C．戈尔茨曼带来了斯米尔诺夫转交的备忘录，一年后发表在《反对派通报》上的这份文件中首次公布了集体化运动期间屠宰牲口的巨大规模、工业严重的比例失调、通货膨胀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等等。备忘录结尾是下述意味深长的结论：“鉴于现任领导无力摆脱经济和政治困境，必须更换党的领导的信念正在与日俱增。”廖瓦和戈尔茨曼经常碰头并讨论苏联的发展。

斯米尔诺夫和戈尔茨曼的话不仅代表他们自己，而且也代表了许多投降者，他们虽不无胆怯，但却明确地将目光转向托洛茨基。他们既为德国上空越来越浓的暴风雨而忧虑，也为本国的形势而忧心忡忡。他们为德国共产党的瘫痪状态而担忧，并满怀好感地关注着托洛茨基的活动。其中多数人头脑里已经形成一个看法，后来由拉狄克把它说了出来。1933年，他在与一位德国共产党员推心置腹的谈话时指了指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说：“那里坐着的人应对希特勒的胜利负责。”[1]看不到改变共产国际政策的出路何在、灰心失望而又士气低落的投降者们现在后退了几步，转而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接近起来。这些都没有逃脱斯大林的注意，他为使党免受托洛茨基的影响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斯大林此刻开始后悔把托洛茨基赶出俄国使之有可能向全世界传播他的思想。斯大林决定弥补自己的过失：在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的托洛茨基身上永远打上流亡的烙印。今后如有任何苏联公民想与托洛茨基联系的话，他的罪过不仅是与国内反对派可耻的首领联系，而且是在与外国阴谋家联系。

托洛茨基以一封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公开信”作了答复，2月20日的命令就是以后者的名义发表的。[2]他揭露了这条命令的非法性质（把它称做“热月政变风格的大杂烩”,“软弱无力而又可怜巴巴的”“斯大林的个人报复行动”)，同时还对10年党内斗争作了总结。“你们以为以你们2月20日的一纸欺诈性指令就可以遏止布尔什维克批评的发展了吗？就可以阻止我们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吗？就可以吓跑和我们思想一致的人了吗？……反对派将跨越2月20日的决议，就如同一个工人前往他的劳动地点的路上跨越一片水洼一样。”他知道，这样的迫害并不是斯大林的“最后手段”。“他的武器库是我们所熟知的……你们对斯大林的了解不比我差。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与我本人的个别交谈或在与我接近的人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评价了斯大林，而且这种评价

不带任何幻想。”接着，他转向斯大林周围的那些人，那些“机关工作者”，向他们的良心，同时也向他们的利益发出了呼吁。托洛茨基力图使他们相信，在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之下，他们非但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还会丧失许多。他清晰地讲述了斯大林使他们和全党蒙受的屈辱。

你们是站在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这面旗帜之下向“托洛茨基主义”开战的。你们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赖以对抗你们自己虚构的托洛芙基对个人领导权的凯靓。而由集体领导保留下来的是什么呢？从列宁的中央委员会保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凌驾于工人阶级和党之上的机关奠定了凌驾于机关之上的斯大林个人专政。如今，宣誓忠于“列宁的党中央”几乎等于公然打出谋反的旗帜。而唯一可以容许的忠诚公式就是以斯大林的名义起誓——演说家、宣传家、记者、理论家、教育家、运动员都必须在自己的发言、文章和演讲中加入赞扬“斯大林领导下的”中央政策的英明这样的语句，也就是说骑在中央头上的斯大林永远正确。这意味着，每个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到小小的州办事员都必须面向全国公开宣誓，一旦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之间发生分歧，他，签字人，将支持斯大林反对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正在压制着自己那一派，而此派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帮助他镇压他的所有对手。他在自己那一派的内部又组建了一个人数更少的个人的派别，通过特工、暗号和密码等进行工作。他全力以赴力求彻底消灭反对派。2月20日指令即由此而来。它的作用是放开手脚，以便与自己周围的人和拥护者算账。“机关工作人员”为自己利益着想应当拒绝听命于斯大林。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拯救自己。

斯大林的力量永远不在他自身，而在机关，……斯大林一旦与机关分开，或与机关对立，他就是个微不足道的家伙，就什么也不是。……现在该戳穿斯大林神话了。现在你们应当信任工人阶级和真正属于它的党，而不是什么伪党……。你们还想沿着这条（斯大林的）道路往前走吗？！但前面己经无路可走。斯大林已把你们领进入绝境。……现在应当重新审核苏联的整个体制，并无情地清除它身上积聚起来的垃圾。现在必须完成列宁的执著的遗嘱：罢免斯大林！

托洛茨基的这一席话显然是说给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领导人物听的，而并非向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呼吁。旨在改革而并非推翻执政党的托洛茨基是应当向他们发出呼吁的，因为只有几乎清一色的斯大林派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才能本着宪法原则进行改革。实质上，托洛茨基是在促使老斯大林派的领导人开始——而这是在1932年呀！——非斯大林化，而其中某些人在20年以后即斯大林逝世以后才着手进行这一非斯大林化工作。尽管没有什么人跟托洛茨基走，但他所发出的号召无论如何不是无的放矢的，因为斯大林与普通拥护者之间的冲突导致后者大多数人死于非命。观察他们之间这场冲突的托洛茨基丝毫也不想缩小它的意义，尽管实际上他只是在更通俗的论战文章中触及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是苏联史上最危险、最阴暗的一个时期，整个民族都感觉到了农业中一场灾难和饥懂的全部力量，通货膨胀造成的混乱似乎眼看要把工业的艰难发展拦腰斩断。“失败与挫折接踵而来。斯大林的声望几乎跌到了零点。他紧张地关注着冲击克林姆林宫宫墙的日益高涨的不满和怨忍的浪潮。”

-我在另一本书中这样描述了这个时期。[1]应当补充的是，不满不光冲击着克里姆林宫宫墙，而且冲破了这堵墙。

斯大林与其幕僚的分歧早在1930年就已露头。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他刻意拒绝在集体化过程中使用暴力，而且越过中央委员会，以农民唯一的保护人形象出现在全国面前。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抗议。斯大林不得不告诉人民，不仅是他一个人，整个中央都在号召结束专横武断现象。下一个回合的分歧是在同一年中因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失宠而引起的。此人曾是斯大林派的台柱子之一，是其正统性的最狂热的捍卫者，也是党史教科书的作者。这部党史乃是一部伪造书的典范之作，曾作为党内斗争的教条迷宫中的指南而受到欢迎，并被灌输进了党员的头脑中。现在也正是这本教科书给雅罗斯拉夫斯基带来了不幸。斯大林突然发现这本教科书充满异端邪说，便下令废止。在20年代中写成此书的雅罗斯拉夫斯基无法使其达到能使1931年的斯大林满意的程度。伪造历史的人也不是在真空中工作的。伪造的范围和放肆程度取决于由时间本身的推移、淡漠和此前的歪曲而造成的对人物和事件的遗忘已达到何种程度。在20年代，雅罗斯拉夫斯基不得不顾及到一个事实，即许多读者对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还记忆犹新。而在1931年，斯大林所要求的伪造术就更多了。随着他对权力的逐渐强化，他需要按照他的身材来重新剪裁历史这块布。若干年以前，任何一本斯大林派成员的著作只需把托洛茨基说成是“背离布尔什维主义的人”和把斯大林捧为列宁主义的可靠阐释者就够了。而现在，任何一部教科书的作者都必须说托洛茨基一直就是一个[1]

本书作者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332页。

狂热的反革命分子，说他是叛徒，甚至在他当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军事人民委员时就已是叛徒了。而且，还要迫使人们忘掉这个坏蛋一度曾经担任过如此之高的职务，再把从托洛茨基身上剥下来的所有华美的外衣全都披在斯大林身上，并要确立马克思一恩格斯一列宁一斯大林之间毋庸置疑的正统传承关系。此类伪造之所以必须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不是出于斯大林派整体利益的需要，而仅仅是出于斯大林个人专制的需要。当时的斯大林派成员是把斯大林当做彼此平等的一批人中的第一人对待的，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教科书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书中对斯大林主义当然多有赞扬，但却并未刻意突出斯大林本人，并未称他为超人的天才而使他凌驾于自己一派之上。所以得把雅罗斯拉夫斯基打下去。但这在虔诚的斯大林派成员中引起了如此之大的恐慌，以致使得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被贬黜很快解除了（作者当时正在莫斯科，听到了许多使最“正统”的党员感到恐慌的令人焦虑不安的故事）。也在1931年，梁赞诺夫被免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职务，这件事更具有戏剧性。这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者很久以前就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尽管他与托洛茨基的友谊深长，但对斯大林绝对忠诚，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用在研究院里丰富的档案和藏书上。研究院只要有梁赞诺夫在，就足以保证保存它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但这在斯大林想把研究院变成个人崇拜的圣殿的时代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因此，梁赞诺夫被赶出莫斯科，借口是，他与孟什维克合谋企图隐藏某些未发表的马克思著作。[1]

与所有这一切相关的另一件事是斯大林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的臭名昭著的攻击，他指责他们“夹带”托洛茨基的“私货”。该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布尔什维克在1914年以前对待罗莎·卢森堡的态度的历史论文，对这位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功绩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这件事本无任何反常之处，因为自从1919年卢森堡被杀害以来，每年在她的忌日，共产党都隆重地纪念她。从1924年列宁逝世周年纪念起，苏联开始每年都举行隆重的叫做“三卫”的活动。[1]而现在斯大林认为，卢森堡的思想与托洛茨基主义相似，骨子里是仇视布尔什维主义的。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相似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此之前，斯大林派成员所反对的都是活着的反对派领袖，而从未反对过鬼魂。现在斯大林开始怀疑，给鬼魂以应有的评价就是变相地为托洛茨基翻案。

（斯大林写道）我认为推动编辑部走上这条道路是目前在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中间相当流行的那种腐朽的自由主义。有些布尔什维克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它固然犯了错误，干了不少蠢事，有时甚至具有反苏维埃的性质，但总还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由此产生了对待托洛茨基分子和具有托洛茨基思想的某种自由主义态度。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对托洛芙基主义的看法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早已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了。事实上托洛茨基是反

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正因为如此，对托洛茨基主义，哪怕是对已被击溃的和暗藏托洛茨基主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就是糊涂到近乎犯罪，近乎背叛工人阶级。[1]

斯大林现在与之冲突的不仅是自己周围人们身上那种“腐朽的自由主义”。他还必须对付那些直接的挑战。在中央委员会里和在周围产生了一些新的不满者集团。柳亭（Рютин）、斯列普科夫（Слелков）、瑟尔佐夫（СырПов）、罗明纳兹的案件此时已经拖了两年多。这四个人都先后被免职、判刑、半恢复名誉，然后又再次被打成阴谋家。但在确定这些人罪行的大小以及惩罚他们的措施问题上，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未能达成一致。1932年，又揭露了几个新的“阴谋集团”：前农业人民委员阿·斯米尔诺夫、供应人民委员艾斯蒙德（Эйсмонт）、交通人民委员托尔马乔夫（Толмочев）领导的集团，由科诺尔（Конор）、科瓦尔斯基（Коварский）和武尔夫（Вульф）组织的集团则在农业人民委员部被揭露。在工会和其他各个人民委员部里，一个“反对派网”也被揭露了出来。[2]这些集团的领导人实际上并未参与任何真正的阴谋。其中那些中央委员只不过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试图使同志们相信：斯大林的政策是毁灭性的，斯大林犯了滥用权力的过失，中央委员会应当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他们就此事散发过有关文件，并试图得到前反对

派的道义支持。例如，柳亭曾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咨询，而艾斯蒙特和托尔马乔夫则曾向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请教。1931至1932年间，斯大林向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在处置这些批评者的问题上给他以充分自由。但他在中央委员会遭到抵制，甚至就连国家政治保卫局也不热心这一战斗。[1]

只是在拖延了好长时间以后，斯大林才得以在1932年11月和1933年1月将某些不满者清除，并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重新革出教门，将他们再次逐出莫斯科，发配到西伯利亚。在第二次流放中，季诺维也夫似乎曾说过，他这一生中所犯的一个比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反对列宁还要严重的错误，就是在1927年抛弃了托洛茨基而向斯大林投降。在此之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伊万·斯米尔诺夫、姆拉齐科夫斯基、穆拉洛夫、泰尔一瓦加尼扬等许多投诚者很快就被开除出党、投入监狱。对待他们比对从未投降的反对派分子更加残酷。而到了年底，反对派似乎业已夺回了在1927年被从他们脚底下抽掉的基地。当时的一份报告这样描述迫害投降者的效果：“一些老革命者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曾试图寻找与机关的共同语言。尝试持续了大约4年，结果以失败告终。当他们投降时，党的所有支部都被告知‘所有老布尔什维克都已与反对派决裂’，这一理由无疑给广大党员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目前，逮捕前左翼反对派分子使人产生了更强烈的印象。但其效果却恰恰相反：‘许多人都说，如果说以前抛弃左翼反对派的人现在又回到它的立场上来了，那就说明左翼反对派终究是正确的。”’[2]实际上，他们的回归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斯大林把他们驱逐出党，因

为在他与他本人的拥护者发生冲突而使他周围的人瓦解破裂的开始阶段，他对他们的存在感到忧虑。恰巧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第二次被流放期间，斯大林的第二位夫人娜佳·阿利卢耶娃自杀了。她丈夫管理党务、国务的方式使她产生自责，她不堪自责的重负而精神崩溃。

托洛茨基鼓动斯大林周围的同志最终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时的形势就是这样的。对托洛茨基来说，这不只是对那个剥夺他公民权的命令的一种反应而已。他考虑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斯大林个人独裁的野心终究会激怒执政派成员，迫使他们为了自卫而起来反抗。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5或6年后，斯大林下令处死了总数为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98人（和出席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的1108名代表），算起来他实际上就消灭了大多数斯大林自己的“干部”，他们几乎占所有精英中的3/4，那就可以承认，托浩茨基对这些干部讲这番话不仅在为自己的、反对派的和党的利益上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也是出于斯大林派成员应注意自身安全的考虑。“拯救一下自己吧！这是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实质上，他的这句话是针对所有那些很快就会成为斯大林恐怖的牺牲品的斯大林派成员而说的。他鼓动如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一类的人“清除苏维埃国家身上的污垢”，而在他们准备着手做这件事以前，污垢又滋生了24年之久，要知道，在当初必须清除的污垢远不如后来累积得那么多。他当然也知道，即使他们真的决定反斯大林，行动起来也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仍然预见到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并向他们提供自己坚决的支持，他确信只要反斯大林的运动一旦开始，他和他的拥护者们就会立即被推上前台。[1]

托洛茨基尽一切可能来鼓舞不满于斯大林的人们的士气。在柏林的廖瓦由于距恐慌不安的莫斯科较近，就更希望托洛茨基能这么做。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证实，在斯大林派当中不满正在增长，人们已在谈论必须“清除斯大林”。但在这同一些消息里也透露出，那些不满于斯大林的人只要一想到托洛茨基会回来就害怕了。“如果托洛茨基回来，”他们说，“他会把我们全都枪毙。”再就是说：“他会为了我们对他和他的信徒们所做的一切而复仇，他会把我们的人成百上千地枪毙掉。”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恐惧心理并竭力把它夸大。“这就指明了我们应当遵循的路线，”托洛茨基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一些有可能被解释为带有……任何报复意图的口号或是说法把人们都吓跑。距一场厮杀越近，我们的说法便越应该温和宽容，尽管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应当而且不会作出任何让步。”[1]在《反对派通报》和专拟在俄国国内散发的传单中，托洛茨基这样安抚那些害怕他报复的人：

毋庸置疑，只有一个领袖并强迫人民崇拜这一领袖的波拿巴式的政权必须休矣。因为它是对革命政党的思想的最可耻的歪曲。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放逐什么人，而在于改变整个体制。此时斯大林的党羽们不知疲倦地散布谣言，说什么左派反对派回到党内来必将手执利剑，说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无情地镇压其他派别的对手。必须否定这一歹毒的谎言。……报复不是一种政治情感。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过去从未听任它的摆布，今后就更不可能让它来支配自己。对于那些将数万党员逼入死胡同去的历史原因，我们是太熟悉太熟悉了。

……我们愿意与每个想要通过使党的复兴来制止灾难的人携手一起工作。

然而，这毕竟是1932年，而不是1953年或1956年。尽管某些征兆似乎表明将会有一个反斯大林运动，可这个运动却远未具体化。“机关工作人员”是不可能起而反抗他们的领袖的。对托洛茨基的回归和报复的恐惧还不是阻止他们行动的最重要的原因。他们只不过是由于斯大林派的解体而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斯大林以下述方式统治他们、分化他们：在他们内部创立各个小组以互相牵制和建立自己的御林军，其成员已然不懂得应当忠于过去的同志，而只知道应当时刻准备支持斯大林个人的统治。这是一个“秘密的参谋部”，它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借助于“暗号和密码”进行工作，对此，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提到过了。这是一些“五人帮”、“六人帮”和“七人帮”，按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它们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组建的，他就是通过它们而使党的这些机构失去作用的。把他夺取权力的手段用到掌权上来也同样有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他善于在任何一种敌对活动尚未来得及扩散之前及时发现它。无论哪一个不满者集团，就连那些由最富于影响力的斯大林派成员组成的集团也不能进行任何批评或试图对等级制度中的其他人施加影响，因为只要他们刚一走上这条道路，就会立刻被“揭露”，并被扣上叛徒的罪名。

然而，如果不满者集团不是慑于束缚住此前所有反对派手脚的那种恐惧而无所作为的话，那么斯大林所有那些秘密小组、“五人帮”、“六人帮”及其他阴险狡诈的手段就都不会起多大作用。不满者害怕，任何反斯大林的行动都会成为人民不满得以爆发的一个信号，从而为会把斯大林连同他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者们一起吞没的反革命奠定基础。这一恐惧也折磨着托洛茨基。他看不到这一早在20年代中即已折磨着他的两难选择的出路何在。在他发表他那极富于戏剧性的、以“罢免斯大林！”一语结束的号召以后不久，很快就改变了主意。1932年10月，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罢免斯大林！”这一口号只在某一特定的具体意义上（即在列宁建议中央委员会选举另外一个人做总书记时所说的这句话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知果我们现在足够强大，……提出这一口号便绝不会有任何危险。然而目前，米留可夫、孟什维克及形形色色的热月政变的狂热分子们……时刻准备应声虫似的响应“罢免斯大林”这一口号。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也许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斯大林不得不实施自卫，以抵制热月政变狂热分子的压力，而我们也不得不暂时支持他。我们还没有度过这一阶段。……情况既然是这样的，那么，“罢免斯大林！”这一口号有两重含义，因此，我们当前还不宜将它作为战斗口号提出。[1]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反对派通报》上发表声明说，如果苏联官僚集团的平衡（即指斯大林的统治）在当前被打破，那么，这几乎可以肯定只会有利于反革命势力。[2]

对于在莫斯科的心怀不满的斯大林派成员来说，且不说对于投降者了，这一婉转的话也就意味着不要斗争的建议了。如果说

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认为“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太冒险和轻率的话，那么，它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加危险。那么，对于心怀不满的斯大林派成员来说，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你们想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吗？但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了，”托洛茨基在3月份对他们说，“斯大林把你们领进了死胡同。”他们直到现在才看清，连退路也没有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努力在困境中活下来，指望时间和国家的发展会引导他们走出困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暂时还必须屈服，于是他们屈服了20多年，直到斯大林逝世。

不知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曾对托洛茨基说过，斯大林要报复他、他的孩子和孙子，直到他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现在，这一圣经式的报复之剑果然向托洛茨基一家刺来。剥夺了托洛茨基苏联国籍的那一指令同时也剥夺了和他一起被流放的那几个亲人的国籍，禁止他们返回到苏联。这一点立刻就波及到了季娜。她与丈夫和小女儿隔绝，永远也别指望能够再次见到他们了。季娜在德国首都过了将近4个多月。陌生的柏林以及那里正在上演的政治戏剧最初竟使得她如此入迷，以至医生满意地以为她已经恢复了精神平衡。但精神状态的好转仅仅是表面的，当着医生的面，这位骄傲的女病人未曾表露其真正的精神状态，也许就是这一点迷惑了医生。她固执地拒绝进行心理分析治疗。她后来承认说：“医生只会把我搞得糊里糊涂，而我把这些可怜的医生搞得更糊涂。”季娜紧张的神经并未稍稍松弛下来。她对父亲的赞美和她所受到的委屈依旧无论如何也无法调和。在心里和书信中，她总是一再回想和父亲的最后一次分手，并为父亲不同寻常的冷淡、疏远和奥林匹亚神式的优越感而生气。她总是在沉思父亲的那句话：“你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人。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令她费解的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她。她渴望与父亲更多地通信，而父亲却很少给她回信，至少是比她所期望的要少。尽管信中充满对她的关心，她仍能感觉得出父亲的冷淡和疏远。

此外还要加上与廖瓦的不和睦。她无法搞好与廖瓦的关系，尽管在柏林除弟弟外她连一个亲近的人也没有，而且父亲也要他们遇到难处要相互支持。季娜嫌廖瓦缺乏同情心，而且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使她感到揪心的忌妒。她刚到柏林不久就写道：“每次一见他，我就感到神经紧张。”[1]季娜总是避免与弟弟见面，而他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为政治工作和学业忙得焦头烂额，但这却使季娜嫉妒：她将他的忙碌与自己的“消极无为”作对比，并自嘲地称自己是“寄生虫季娜”。

夺她回俄国的可能性的那一指令加重了她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父亲建议要她平静温和地向苏联使馆提出抗议。一旦莫斯科明白季娜并未从事政治活动而不过是在治病，也许他们会将她排除在法令效力范围之外。[2]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听从了父亲的这个建议，而只是知道人家并没有恢复她的苏联国籍。与此同时，医生的诊断结论是，为了使她康复，她必须回到俄国的家，并尽快地在熟悉的环境恢复其正常生活。而这恰恰是她做不到的。作为流亡者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庞大而又陌生的城市，与家庭的一半疏远，同时又不断责备自己抛弃了家庭的另一半，这使得季娜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坏。精神病的发作和心神恍惚状态越来越频繁。她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回到心理分析医师的沙发床上去。命运将她抛弃到这里，而躺在这里的季娜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充当这场席卷

这个民族的政治狂热的见证人。

季娜在书信中描述了德国的不幸和苦难，她的观察中常常夹杂着一些尖锐的评语和辛辣的幽默。在她第一次给父亲的信中，除了说她由于远离俄国和在那里的亲人而痛苦之外，她还写道“红色全民公决”以及德国工人阶级的慌恐不安和士气低落同样也给她留下了极为痛苦的印象。[1]她贪婪地关注着托洛茨基“德国战役”的进展情况，但她对此事的满意程度却由于她感到自己被排除在他的工作和政治利益之外而有所下降。“跟爸爸这个不信神的使徒多玛通信真没意思……，”她在信中写道，“他在耸入霄的政治最高峰上越登越高……我却差不多陷足于心理分析的泥淖之中。”[2]她所看到的政治风云景象由于她精神失常而特有的惊人的洞察力而得到强化。在她的书信中的内容极丰富的、富于讽刺意味的句子就像是出自父亲的笔端。柏林醉醺醺，饥肠辘辘，充满橐橐的沉重马靴声，而且已然落入绝望和嗜血之中，这一形象如叠句一般不断在她的书信中出现。“柏林总是在歌唱……它的嗓音常常是嘶哑的，或是由于酒醉，或是由于饥饿。……这是一座欢乐的城市，的确非常之欢乐。……真不可思议，克雷洛夫老爷爷居然会轻率地说什么任何人都不会饿着肚子唱歌。”[3]

这座难逃厄运的都市把她迷住了。她深深依恋着柏林，仿佛自己就属于这座城市。她和这座城市一起经历了所有的骚动。1932年6月初，当希特勒的冲锋队员无视勃鲁宁的禁令而再次得意洋洋地走上舞台时，廖瓦劝她离开柏林到维也纳去，说在那里比较安谧的氛围里可继续她的心理分析治疗。由于警察局已经在找

廖瓦本人的麻烦，所以廖瓦担心他们也会对季娜动手。她不但不理睬廖瓦的劝告，反而嘲笑他胆小，并写信到王子群岛诉苦说廖瓦的庇护已使她厌烦。而父亲却重申了廖瓦的建议，季娜的回信恭敬得令人吃惊，说她甚至都不敢反对，可随后却又说她热爱柏林，拒绝出走。父亲和弟弟的关心甚至使她感到屈辱。难道不是父亲曾多次对她说，欧洲的命运，不，而是全人类未来数十年的命运将在柏林决定吗？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想让廖瓦呆在那儿的吗？难道不是他拒绝一位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到他身边做秘书，说什么在这种时候哪怕只有一个他的信徒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都会是一种耻辱的吗？她感到自己已被抛弃了、受到了侮辱。[1]孤独损害着她的健康。医生建议：至少得把留在王子群岛她的小儿子带到她身边来，也好让她有点儿事做。然而，那项指令连小孩子也没放过。年仅6岁的谢瓦成了“没有国籍的政治侨民”，官方登记就是这么写的。这给发放出入境许可签证的领事出了个难题。要求给谢瓦办理入境签证的申请遭到了否决。理由是他只能跟父母或是姥爷、姥姥之一一起成行。母亲不在身边和母亲的来信都使小男孩很伤心，季娜在信中央求孩子不要忘记妈妈，并答应很快就回来。大家好不容易才说服她不再写这样的信。现在期待与她团圆已经牵动着小男孩和全家的神经。

处境不幸的季娜自理生活的能力越来越差，甚至连合理支配每月寄来的钱都不会。[2]她埋怨自己成了父亲的累赘，便换了一家便宜点儿的小旅馆，在那儿她生活在一群流浪汉和小偷中间，经常给他们劝架。弟弟或是父亲只要一提起要她搬出那家旅馆和替她管钱，就会引起她的愤懑，使她精神病发作。在一次这样的发作

之后，她怒气冲冲地给父亲写了封信，为她的发病而责备父亲，请父亲不要再管她的事。[1]

季娜的痛苦及其给托洛茨基所造成的紧张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他与廖瓦的关系蒙上了阴影。托洛茨基本指望廖瓦能对季娜表现出更多的耐心和爱。然而，他对廖瓦的信赖和依赖性越来越大，而且也越来越脆弱。托洛茨基大力夸奖廖瓦在领导《反对派通报》出版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上的成绩，依然向廖瓦倾诉最隐秘的思想，和他商量，并征求他的批评。廖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忠诚使托洛茨基十分感动，他拥有成百上千个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他一次又一次责备廖瓦在花钱上过于节约并把给他的生活费用在《反对派通报》的出版上。）[2]然而他也一次又一次怀疑，儿子对其观点和思想的赞同只不过是出于做儿子的尊敬之情。这一点既使他欣慰也使他恼火。托洛茨基越紧张、疲劳，他对儿子的要求也就越严格，甚至严格得出奇。娜塔利娅证实，托洛茨基的孤独感和孤立感在他等待廖瓦来信时急不可耐的心情中流露出来。如果一连几天时间柏林没有信来，托洛茨基就要发火，指责廖瓦对工作不负责任，甚至会辱骂他。过后又会生自己的气，可怜儿子，但接着又会变得更加易于动怒。[3]

廖瓦私生活中的困难也相当多。妻子从莫斯科寄来的信都是在诉苦，讲述被摧残的生活和孩子的不幸。她提醒廖瓦说，他是不顾她的反对和孩子的眼泪而出国的，而且当初为的是呆在父母身边和保护父亲。而现在他既没和父母在一起，也没在妻儿身边。

对她解释在俄国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是毫无用处的——她是个普通女工，贫病交加而又绝望，老是威胁说要自杀。[1]廖瓦除了寄钱以外，无法给她以任何帮助。他与让娜·莫利尼耶的结合也比这幸福不了多少。能够帮助他摆脱个人生活中种种难题的就只有对父亲事业的忠诚了。廖瓦无条件地执行着来自王子群岛的无数指令，同所有零散的托派政治团体保持联系，催促俄国出版商按时出版《反对派通报》，关注父亲有关时局问题的小册子能否尽快译为德文出版，与出版代理人讨价还价；他常常一连数小时饿着肚子徘徊在柏林街头，希望能碰上一个因公出国的本国人或准备前往俄国的西方旅游者，以便获取信息或是托转邮件。此外，他还正规地继续学习数学和物理，而每天夜里还要给父母写信。没有什么比父亲情绪不好、或对儿子辜负了父亲的期望的任何暗示更使廖瓦伤心了。他很难冲淡父亲的不满、向他解释发生的事，请求解释或是请求原谅。他只能向母亲诉苦，倾吐他的悲伤。

身体赢弱、处于痛苦中的女人娜塔利娅落入了季娜感情这一危险的纠纷中，又置身于父子之间而左右为难，她只能尽其所能。她很聪明，能清晰地想到家中每个成员的难处。她有足够的爱去爱每个人，有足够的坚强去支撑全家人。在给廖瓦的信中她解释了季娜所遇到的难处，她一再向廖瓦和季娜讲述他们的父亲，一个与敌对世界斗争的真正的英雄内心那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那么，在家庭范围内他常常会克制不住自己，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你父亲的难处你们也知道，不在重大问题，而在生活小事”。他对大事有无穷的耐心，而对细枝末节却极易发火甚至动怒。她恳求孩子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也不要怀疑父母对他们深厚而又热烈的爱。“你的痛苦也就是我们三个人的痛苦，”——

在给廖瓦的信中她请求他常给父亲来信，而且要他写那些“鼓舞人心”的信，让他对季娜也要更温和更关心一点儿。然而，尽管娜塔利娅的意志足够坚强，有时候也感到所承受的压力过于沉重。“怎么办——毫无办法，”在她写给廖瓦的信中常常可以读到这样一句悲伤的话。有一次，她对廖瓦承认说：“我给你写信，一如你给我写时一样，都是闭着眼睛、隐匿着情感写的呀。”[1]

**********

这是1932年夏末。从托洛茨基来到王子群岛以来已经过了三年半了。在此期间，他在最不相关的多个领域里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没有忽略过任何一个通信者，为每期《反对派通报》撰稿，除了几打篇幅不大的小书和小册子以外，他还写了回忆录《我的生平》、三大卷《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于6月29日将《俄国革命史》第三卷卷末所附的最后一份附录寄给了亚历山德拉·拉姆）。这是规模空前浩大的工作的岁月，由于托洛茨基鄙薄那些轻率的文字作品，所以，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自己每一本书中的每一章，对每一页，甚至几乎是每一个句子都耐心推敲。

他被高度紧张的工作搞得疲惫不堪。他的大脑里总是装满了新的写作计划，曾想撰写一部国内战争史、列宁生平、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等好多好多著作。但局势对于开始着手一项巨大工程来说并非十分有利；他需要休息。为在王子群岛上的囚居生活而发火的次数越来越多。[2]政治事件使他无法安宁。来自俄国的消息

常常使他失去自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沿着老路走到了深渊的边缘。托洛茨基的斗争毫无结果。托洛茨基派的力量本来就弱小之极。而在反对派的国际组织中困难也在增加：柏林书记处的索博列维丘斯兄弟不久前在反对极左的“列宁主义者同盟”的论战中还支持过托洛茨基，现在却对斯大林主义采取了令人担忧的妥协立场。如果他能摆脱这座美丽而又可恶的小岛，到离政治生活和文明主流更近一点儿的地方去，那该有多好啊！

初秋时节，一些丹麦社会民主党员大学生邀请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15周年之际到哥本哈根演讲。以前托洛茨基也曾接到过许多这类邀请，但却从不曾有过任何出访欧洲的机会。[1]尽管托洛茨基怀疑丹麦社会民主党政府未必会发给他签证，但他还是接受了邀请。他刚一接到邀请函便立即着手动身前的准备。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模糊的愿望，希望一去就不必回来了，尽管他极为审慎地预先搞到了土耳其当局在他回程时的入境许可证。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还想把谢瓦也带到哥本哈根，然后再从那里把他送到季娜身边。然而他们却无法搞到允许小孩通行的许可证，于是只得把他留在王子群岛，交给一个秘书看管。

11月14日，在娜塔利娅和3个秘书的陪同下，托洛茨基乘船驶离君士坦丁堡港。他是以无国籍的旅客的身份，用谢多夫先生这一化名登记的，但匿名也无法使他摆脱公众的好奇心。这只能加重环绕着他的那层神秘的光环。《真理报》套用萧伯纳的话，对“逃跑的狮子”大加嘲弄，这一嘲弄有意无意间透露出许多国家的政府、警察局和报纸都在有些神经过敏地关注着托洛茨基的出行。即使他真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阴谋集团的首领，而且到处都有许

多欢迎他的拥护者的话，他横穿欧洲的旅行恐怕也不会引起如此之多的恐慌。而他这次哥本哈根之行完全是在撞大运，得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保护，陪伴他的只有他那位上了年纪且患病的妻子和几个年轻信徒，何况他的唯一目的不过是作一次演讲。离奇古怪的谣言先他而行。报纸围绕着此次出行的真实目的问题而大炒特炒。它们毫不怀疑，演讲纯属借口。有些报纸指出，托洛茨基是要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同斯大林的特使秘密会晤，而另一些则说托洛茨基是要为反斯大林的阴谋作最后准备。在希腊和意大利的一些港口，当地记者围住了托洛茨基，但他拒绝跟他们谈话。当地政府不让他游览雅典。他在那不勒斯下了船，在警察的监视下游览了庞贝城遗址。法国人不许他在马赛下船。警察局命令他在公海上换乘一艘小汽艇，由它把他送到马赛附近的一座小岛，让他在那儿上岸。他坐汽车和火车急速穿越了法国全境，而且只允许他在巴黎停留一小时。结果，从马赛一直跟踪他的记者直到敦刻尔克才找到他。在敦刻尔克，他登上了一艘开往丹麦的轮船。在经过法国时，他成了右派报纸诅咒的对象，这些报纸的社论作者们只要想到这个“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叛徒”、这个将法国食利者中的“孤儿寡妇掠夺一空”的元凶居然也能获准登上法国领土时，便怒不可遏。托洛茨基力图平息人们的激动，并要那些记者相信，他这次旅行“纯粹是一次私人旅行，没有任何政治意图”。[1]

11月23日，托洛茨基抵达丹麦，他得到命令在埃斯堡上岸，诚如《政治报》所写那样，托洛茨基“是通过后门进入哥本哈根的”。一群共产党员来到这里，准备给他喝倒彩。然而，按照这家报纸的说法，“当托洛茨基出现时，周围立刻鸦雀无声―人们意识到这

是一个历史性人物，意识到这也许还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记者们发现托洛茨基“绝对平静”，而“他的那几个秘书和此行的组织者们却神经过敏。托洛茨基刚一出现在哥本哈根，王室成员阿伽王子便重复某些报纸的言论，指责托洛茨基是“杀害沙皇母亲的凶手”；丹麦宫廷没有忘记末代沙皇的母亲是丹麦公主。与此同时，苏联大使就托洛茨基抵达一事表达了苏联政府的担心。社会民主党热烈欢迎托洛茨基的到来，但这热度也并未持续多久。由于王室和苏联大使馆仍表示不满，陷入困境的社会民主党大臣们开始催促托洛茨基离境。

托洛茨基尽一切努力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他住的地方相当奇特——幢乡间别墅，是雷蒙·莫利尼耶从一个外出旅行的著名女舞蹈家手中租来的，屋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摆设，墙上挂着不在场的女主人颇有魅力的照片。其后，一家报纸发现了托洛茨基的住处，便在报端刊登出这幢别墅的照片。托洛茨基和他的旅伴们便不得不匆匆忙忙搬到郊区的一家旅馆。在此期间有过数不清的故事。莫利尼耶提供给托洛茨基使用的那辆车一度神秘地失踪了。几个小时以后，警察局把车还给了他们，未作任何解释，只是取走了车主的指纹。谣言风传，说托洛茨基的敌人打算破坏托洛茨基拟作演讲的那次集会。他一直处于警察局及他自己信徒的保护之下，只在城里短暂地兜了一两次风。

托洛茨基的演讲进行过程中没有发生起哄或是捣乱。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他用德语对大约两千名听众讲话。托洛茨基演讲的题目是俄国革命。由于当局允许演讲的条件是演讲者要避免争论，所以，托洛茨基便以教授的风度向听众传达了他刚刚竣稿的三卷本《俄国革命史》的精华。演讲人的冷静无法掩盖其信念的探度

和力量。这次演讲是对十月革命的辩护，而且是一次成功的辩护。因为演讲摆脱了带有成见的赞扬，而且公开承认革命也有过局部性过失和错误。过了差不多25年以后，当年听过那次演讲的人仍能记得这次演讲，并说它是演说艺术的一部杰作。[1]然而，这却是托洛茨基本人最后一次在大型集会上露面。

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逗留期间还发生过许多别的事情，这里不妨说一说他用英语通过广播对美国发表的答记者问和讲话。他在这次广播讲话中说：“我的英语，我的可怜的英语，无论如何与我对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的赞美极不相称。”对那些以苏联的倒退和托洛茨基自身的命运为由而否定十月革命的必要性的人，托洛茨基反驳说：“在批评中也和在创作中一样，需要高瞻远瞩。”十月革命才过了15年，这“在历史的时钟上只不过是一分钟而已”。美国国内战争同样也引起那时人们的激愤。然而，“今天的合众国那无拘无束的务实的首创精神与它那合理化的技术和经济的高涨就脱胎于那次内战。这些成就……构成了未来社会基础的一部分。”[2]他对美国采访记者说，尽管1929年经济危机极其严重地震撼了他们的国家，但合众国国内的形势与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更为稳定。他对法国记者发表声明，如果出于保卫苏联的需要的话，那么，他永远不会拒绝与斯大林合作：“在政治中没有个人好恶，也没有个人报复精神。政治只承认有效性。”[3]

4年以后，在大清洗时期，在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公审中对托洛茨基和其他被告指控的主要事实是建立在下述断言

上的：托洛茨基在1932年11月的最后一周中在哥本哈根推出了一个大阴谋，命令其拥护者们暗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工业上搞怠工，毒害俄国工人群众，破坏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总检察官维辛斯基（Выщинский）的声明，在哥本哈根，托洛茨基在儿子也在场的情况下接见了戈尔茨曼、弗里茨·达维德（ФриП ПавнП）和贝尔曼·尤林（Беман Юрин）——这3人坐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面的被告席上——并且通过他们传达了他的指令。在此，没有必要详细反驳这些指控和用以证实这些指控的所谓被告的“招供”。在此后20年当中始终支持这一指控的斯大林后继者们已改弦易辙。在苏共第二十次、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深受托洛茨基阴影折磨的赫鲁晓夫讲述了此类指控是如何炮制出来的以及“招供”是如何逼出来的。然而，早在很久以前，即在这一审判过程尚在进行时，托洛茨基就将检察官的指控驳得体无完肤，并揭示出它的荒谬绝伦和自相矛盾。例如，维辛斯基一时疏忽，说“布里斯托尔饭店”是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总参谋部。可在1932年这家饭店已经没有了，好几年前它就被拆除了。维辛斯基指控廖瓦作为恐怖分子的头子在哥本哈根活动，可廖瓦当时根本就没有跟父亲一起到丹麦首都去。托洛茨基完全可以根据以学究方式系统地整理过的档案材料再现丹麦之行的每个细节。还可以举出为数众多、能够提供有利于他的证词的证人来。[1]

在哥本哈根，托洛茨基的随从比平常多。不算和他同来的3位秘书，还有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25名托派成员也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莫利尼耶、纳维尔、斯内夫利特（Sneevliet）、托洛茨基的法国律师杰拉德·罗森塔尔（Gera记Rosenthal）。有一

伙大学生专程从汉堡赶来，一是为了和他见面，二是给他担任警卫。另外一个拜访者是德国著名律师奥斯卡尔·科恩（Oscar Cohn)，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战友，也是托洛茨基在德国的法律代表。如此众多的拥护者的在场，使得托洛茨基有可能举行一个非正式的“国际讨论会”，以研讨德国的局势及各个托派集团的情况。这个小宗派的信徒虽然热情洋溢，但却软弱无力，他们这个小型会议更像是地下工作者的会议。唯一一位来自英国的参加者这样回忆道：“托洛茨基几乎一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紧张地工作，不是写就是口述什么东西，除他之外，每个人都说个不停。”[1]5年以后，当年的参加者中，除了那些在法西斯监狱里或集中营里的人之外，每人都提供了证词，证实维辛斯基所说的那些在哥本哈根时曾从托洛茨基那儿得到过指令的人当时或是根本就不在那儿，或是即使在也不可能在众多警卫面前接受指令而不被察觉。托洛茨基接待过的唯一一位与俄国有联系的人就是谢宁一索博列维丘斯。他到那儿去是为了洗掉说他是斯大林的特务这一嫌疑。他总共与托洛茨基呆了一个或两个小时，托洛茨基对他不像对待一个奸细，而像对待一位政治上的对手：在两人之间的通信中，索博列维丘斯公开地而且不无正确地批评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在工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集体化的长期效益估计不足。据两人嗣后的来往信件可以推断，哥本哈根会面结束时，双方的分歧已经得到了弥合。在任何情况下，索博列维丘斯都未曾以证人身份出现在任何一次莫斯科审判案中。同样，他对这些审判案大概也未作出任何其他形式的贡献，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肯定

会使指控中对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逗留期间的生活情形远比维辛斯基的描述更加真实得多。

因此，托洛茨基在丹麦逗留期间总的说来没有发生什么事件。在当众演讲之后，他只对一小伙邀请他来的丹麦大学生又讲过一次话。住宅的主人记述了下面这件有趣的事情：

托洛茨基与五六个人呆在我家里，突然有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刚出的报纸上登载了一则来自莫斯科的电讯，说季诺维也夫逝世了。受到强烈震撼的托洛茨基站了起来，……说：“我一直与季诺维也夫斗争，……在某些问题上我跟他是一致的。我知道他的错误何在，但此时此刻我想的不是这些。我想的只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终生都在努力为工人阶级运动而奋斗……。”托洛茨基继续以雄辩有力的语言赞扬和纪念这位刚刚去世的对手和战友。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场合，听到这样庄严的悼词，使人非常感动。[1]

任何一个外人，甚至就连托洛茨基的朋友和秘书都无从得知他在哥本哈根所经历的失望和痛苦。对他来说，一个人不得不以一种应有的戒备心态在敌对的喧嚣声中横穿整个欧洲，而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到丹麦作一次演讲，然后再回到王子群岛来，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他感到悲哀了。既然不能干脆不回去，托洛茨基就为延缓归期作了几次可怜的尝试，他曾对美国记者说，他多么渴望哪怕只有一段时间“从纽约观察国际局势的全景”，那会使他分外高兴，就好像一个人从摩天大楼的顶端隙望地平线一样。“请

问，我在美国某家最大的图书馆工作2到3个月的幻想难道是乌托邦吗？我希望，丹麦政府做出的良好表率会对其他各国产生影响。”[1]“表率”根本就不具有表率的意义：丹麦政府拒绝为他提供避难所，甚至短期也不行。奥斯卡尔·科恩曾徒劳地向他的私交和朋友、社会民主党首相斯汤宁（Stauning）请求过，托洛茨基本人请求斯汤宁将其签证期延长两个星期，以使他和他的妻子能够在哥本哈根看病，但也是徒劳。他还曾想要获得瑞典签证，然而也落空了。他之所以遭到瑞典政府的拒绝，可能是由于苏联大使的反对，当时的大使是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前工人反对派领袖）。与新近体验的重重敌意相比，对托洛茨基来说，更加沉重的是对季娜的担忧，她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大约就是在逗留丹麦期间，托洛茨基收到了一封可怕的信，信中的话听起来像是临别时的最后一次指责。季娜给父亲写道：“你总是在行动，过于急躁，所以，有时考虑不周。你是否理解那被称之为本能的东西的意义？它是复杂的，同时也是最起码的，绝不能拿它开玩笑。……谁说本能是盲目的……？根本不是。本能有一双令人惊奇的、洞悉一切的眼睛，它在黑暗中也能看见东西……它能征服时空。本能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代人的记忆，而且始于生活本身所开始的地方，这绝非偶然。本能可以奔向任何目标。但最可怕的是——本能能准确无误地、无情地鞭挞那敢于阻挡它的道路的人。”她详细地讲述“预感”、“可疑的想象”和构成本能的“极其敏锐的感性”，她写到：“假如我说，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刻，我感到一种与此相似的东西触动了我的话，你别害怕。但我却以一种令人害怕的狂怒之情投入了斗争。没人支持我。医生只会吓唬我……你知道是什么支撑了我吗？是对你的信仰，明知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而这，难道不

就是本能吗？”[1]

廖瓦本来也该到哥本哈根来，除所有别的原因外，还要和父母商量季娜的事。然而，办护照和签证的困难无法克服，这使他滞留在柏林。但他在信中优心忡忡地汇报了季娜的表现：她的精神状态坏到了极点。即使把谢瓦送到她那里去，她也不可能照顾他了。她自理生活的能力越来越差。而使廖瓦担心的是她那奇特的政治生活：想必她与德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廖瓦担心她会因此遭到警察的迫害。在巴本辞职后的那些日子里，季娜反复对廖瓦说：“难道你没看见德国会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革命吗？”[2]他劝父母尽一切可能把她送到奥地利。托洛茨基或者娜塔利娅每天都忧心如焚地和廖瓦通电话，有时甚至一天两次，了解季娜的情况，打听医生是否认为将她的小儿子交给她抚养不妥当，并让廖瓦到哥本哈根来。

8天就这样过去了。这8天中，全世界都得知托洛茨基正在筹划一个骇人听闻的反苏联政府的阴谋。这些天中他“密谋”筹划反对暴政，对一个既无国籍也无家宅的人来说，暴政就是普通护照和发放签证的规则。托洛茨基利用一切影响、偶然机遇、无恶意的巧妙手段甚至自己的知名度，以便取得允许他在丹麦或欧洲某个地方再多呆数周甚至只多呆数天的许可。与此同时，娜塔利娅向法国总理爱德华·埃里奥（Edouatd Herriot）请求，在她和托洛茨基经过法国返回土耳其时允许她与廖瓦在法国会面。当托洛茨基签证规定的8天时间到期后，托洛茨基声明他误了船期，而且还没作好动身的准备。也许托洛茨基是这样想的，在他等待下一趟轮船时，廖瓦就该到了吧。也许他和廖瓦终会决定能否或如何把小男

孩交给季娜？也许，某国政府冰冷的心会融化，他们终将得到一张前往这块不好客的大陆上某个地方的签证。然而，丹麦政府却坚持说托洛茨基的居留期已过，要求他离开。丹麦人用汽车把他送出境，以便在签证期限到期以前仍能让他赶上某艘别的轮船。于是，12月2日，托洛茨基、娜塔利娅和秘书们离开了丹麦。这一次，没有人到码头上来朝他吹口哨，然而同样也没有人来与他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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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驶入安特卫普时，港口已被封锁。整个港口黑压压的，到处都是穿制服的警察。边防军人上船审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拒绝回答问题。他声明说，自己不打算在比利时上岸，而且审讯是非法的。接着便是一场争吵，其间夹杂着要逮捕的威胁；而且不允许托洛茨基的任何一个旅伴上岸。

此时此刻，托洛茨基想起了1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1922年，当多拉·卡普兰因刺杀列宁而在莫斯科受审时，著名的比利时工人党人，第二国际主席艾米利·王德威尔得请求允许他作为辩护人出庭。得到允许后，王德威尔得利用这次机会在苏维埃法庭上猛烈抨击了苏维埃政体。在致托洛茨基的公开信中他也是如此。1922年，托洛茨基没有答复此信，现在，他决定趁轮船停留在比利时水域的时候答复此信。王德威尔得过去曾数次出任王国首相，甚至在身为反对派一员时，他在比利时政治生活中仍举足轻重。

（托洛茨基在致王德威尔得的信中写道）我曾是其成员的那个政府不仅允许您到苏维埃俄国，而且还允许您作为那些企图杀害第一个工人国家领袖的人的律师在法庭上发言。在您那篇发表于我国出版物上的辫护词中，您总是呼吁民主原则。这是您的权利。1932年12月4日，我和我的旅伴们路过这里，停在安特卫普港。我既不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想作为被比利时政府逮捕的共产党员和罢工者的辩护人去发言，而他们，据我所知，绝对未曾刺杀比利时政府成员……我们的轮船停泊的那部分港口已经被严密封锁。轮船的两侧——从左到右——停泊着待命出动的警察局的船。站在我们这艘轮船的甲板上，我们便有幸检阅民主制下的警察局暗探、军人和文职人员。真是一个威严的场面！狗子和雷子——请允许我为简洁起见而使用这样两个低俗的词——的数目大大超过了海员和极运工人的人数。这艘轮船多么像一座临时监狱，而它所停靠的港口就是监狱的院子。[1]

托洛茨基当然知道，这种方法和所有这些不快“比起现在战斗的工人群众和共产党员所遭受的迫害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他之所以提及这件事，仅仅是为了给王德威尔得在1922年反布尔什维主义、鼓吹民主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以一个迟到的回答：

如果我把比利时归入民主政体，我希望这没有错。须知你们进行的那场战争（1914——1918年间）是为了保卫民主制而进行的。战后，您作为大臣甚至首相而成为比利时的领袖，为使民主制繁荣昌盛还需要做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民主政体依旧散发着旧普鲁士警察制的臭气呢？人们怎能相信，由于一位布尔什维克偶然靠近

了其边界而体验到神经性的震颤的这个民主政府竟然能使阶级斗争中性化并保证能让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哦，是的，托洛茨基，他当然对格别乌和苏联所进行的政治迫害了如指掌。但苏联政府至少并未炫耀它有何民主伟绩。它公开宣布自己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对它的唯一考验就是看它是否能保障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专政有其自身严格的方法和相当严格的逻辑。往往……有些亲手建立专政的革命者却沦为专政逻辑的牺牲品。……然而，当着阶级敌人的面，我还是不仅要为十月革命……甚至还要为今天的那个苏维埃共和国包括将我放逐、剥夺我苏联国籍的那个政府负起全部责任。而你们呢，你们却打着保卫民主的旗号捍卫资本主义。民主在哪儿？至少在安特卫普港是找不到的。

尽管如此，他在离开安特卫普港水域时没有丝毫悲观。他的眼睛看着“身上落满厚厚一层煤灰、身体健壮、表情冷峻的佛莱米码头工人”，他们与轮船之间隔着一条警察的警戒线，他们“默默地观看着这个场面，评价着每个人”，辨认着哪些是“自己人”，嘲弄地朝着暗探们站的方向挤着眼睛，与站在甲板上船舷旁的这位危险的旅客交换着友好的笑容，“用自己那粗糙的大手一触帽沿”，表示对他的欢迎。“当轮船在大雾中沿着斯海尔德河，从由于经济危机而停靠在岸边不动的大吊车旁边向下游驶去时，从海滨街上传来一些不知名的忠实的朋友告别的呼声。在结束从安特卫普到符利辛根之间的这一节文字时，我要向比利时工人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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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在巴黎北站下了火车。在站台上，一条稠密的警戒线再次将他们包围起来，把他们与一群群的旅客隔开。廖瓦正在这里等候他们：埃里奥满足了娜塔利娅的请求。在边界上，托洛茨基被告知：他得在马赛停留9天，等待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班轮。能滞留9天使他很高兴。莫利尼耶在马赛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托洛茨基便要求朋友们都到那儿跟他一块儿过几天。可是，他刚一到达马赛，警察局就通知他说，他连一天也不能呆在城里，必须立即登上一艘凑巧当晚就要起锚的意大利货轮。抗议归抗议，托洛茨基还是上了那艘货轮。可上了船他才知道船上没有客舱，而且路上得走15天。他担心自己被人诱进了陷阱，于是又回到岸上。当时，正是半夜，警方想用武力强迫他回到船上，可是没有成功。跟宪兵厮打了一番以后，所有人都在码头上安顿下来，在冬季的寒风中过了一夜。托洛茨基从码头上给埃里奥、内务部长布吕姆和多列士发了抗议电。他还给罗马发电报请求提供过境签证。黎明前，警察把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领进一家旅店，并告诉他们作好马上离境的准备。

一天过去了，又几个小时也过去了，巴黎的埃里奥及其他人都没有答复。想必是命运的拨弄，倒是墨索里尼的外交部很快就通知说将给予过境签证。于是，警察便把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送上了第一列驶往意大利的火车。两人隔着警察的警戒线和廖瓦拥抱接吻。他们和廖瓦在一块儿只呆了一天，而这一天又充满了如此之多的焦虑不安，以致像娜塔利娅所说的那样，都没来得及好好地相互看一眼，更不用说好好地谈一下挂在他们心头的那些烦恼了——无非是环境在他们之间引起的小小的疑虑和误会。

在列车上，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思考着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荒谬绝伦的事情。两人感到屈辱，而且疲惫不堪。他们一生中的全部重担、各国政府和宪兵磐石般的仇恨、季娜的不幸和她儿子未卜的命运，似乎一下子全都向他们劈头压来。在从意大利写给廖瓦的信中，娜塔利娅写道：“我和你爸爸坐在黑暗的包厢里哭了很久……。”[1]

第二天早晨起来时，他们已经抵达他们从未到过的威尼斯，他们抬起溢满泪水的眼睛，望见了恢宏壮观的圣马克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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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他们回到了王子群岛。“逃走的狮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笼子”里。看来，他已能平心静气地对待回来之事了。也许，一看见这座美丽的岛屿、边界上彬彬有礼的土耳其官员和比尤克·阿达村渔民那开朗的、洋溢着亲切友好笑容的面孔，他的神经就安定平静下来。书架和堆满信件、书报的写字台似乎在召唤他重归熟悉的工作。不久之后，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在王子群岛上执笔写作是多么惬意呀，尤其是秋天和冬天，当小岛变得空旷、园林里出现啄木鸟的时候。”窗外就是大海，煞像一个波翻浪涌的湖，成群的鱼儿径直游近岸边。近几个星期的焦躁不安、紧张喧闹之后，从未有过汽车鸣笛声和电话铃声的宁静安谧的小岛给人以安宁，激励人思考。

这一年最后的几个星期就是这样在安宁和休憩中度过的。此间唯一一件使人不快，但却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是与谢宁一索博列

维丘斯的最后决裂。此人在柏林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反对派的国际秘书处与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一次严厉的抨击划清界限。[1]这件事使托洛茨基很吃惊，尽管几个月前他就曾给索博列维丘斯写信说过“党对您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他以为在哥本哈根时两人已经求得了共识。12月18日，他在给谢宁的信中写道：“您曾告诉我说，苏联之行使您最终确信反对派是正确的。”甚至直到现在托洛茨基也不怀疑有人做了手脚，以为谢宁只不过是屈从于党的诱惑而已，而这会使他走向投降。他警告谢宁说：“投降就是政治上的灭亡。”劝他往后放一放，再好好考虑一下。显然，他是在为失去一个聪明有用的拥护者而遗憾。但决裂已然发生，很快，谢宁就从托洛茨基的视野里消失了。[2]

在这几周的休息过程中，托洛茨基发现捕鱼“是驱除忧愁、安定骚乱思绪”的百试不爽的良方。在他离开王子群岛前写下的日记中，以沃尔顿式的风格亲切地记述了他那些渔民朋友，尤其是那位经常与他出海的、几乎一字不识的哈拉拉姆斯。[3]这位年轻的希腊人“浑身的骨头都挂满了鱼钩”，凡是他能记得起来的所有祖先都是渔民。“他自己的世界就在王子群岛周围大约四公里方圆以内的范

围内。但他熟知这一世界。”他在这里能找到足够多的迷人之处，以便让它来充实他的一生（如沃尔顿笔下所谓“永远无法穷尽的、有点儿像诗歌、有点儿像数学的东西”）。“他像一位艺术家那样阅读马尔马拉海这部绝妙的书”。他竟能让与此相距甚远的老革命家的大脑对它产生兴趣。他们只能用手势、微笑和不多几个单音节的土耳其、希腊和俄语单词相互交流。对于哈拉拉姆斯来说，这些语汇就足以解释清楚大海深处正在发生的变化了。根据地平线、天气、季节和风向撒网——螺旋形还是半圆形；要引诱鳌虾入网，该怎样把重物抛下小船；该怎样保护捕获的鱼免于被在周围游来游去的海豚叼走。《不断革命论》的作者热情而又恭敬地学习着这门“复杂而又古老的、数千年以来一成不变的技艺”。只要他抛重物的方法稍不对头，便可发现哈拉拉姆斯朝他投来“令人无地自容的一瞥”。“出于善意的情感和社会规矩的意识，他承认总体上我抛重物抛得还可以。可是只要把我干的活儿跟他的一比，就足以使我的骄傲和自豪不翼而飞了”。毕竟，回到哈拉拉姆斯这儿和他一块儿阅读马尔马拉海这本书，又写自己的书，倒是蛮惬意的呢。

这首田园诗的中断来得既突然又可怕。1933年1月5日，廖瓦发来电报，说季娜自杀了。在儿子终于回到她身边后才过了一个星期，她就自杀了。显然，孩子不仅未能安定她的神经，而是使她彻底崩溃。在一大堆文件中，她留下了一张用德语写的字条：“我感到可怕的疾病正在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我自顾不暇，哪里还能照管我的孩子。无论如何他都不该来。他是一个感觉敏锐、神经质的孩子。他也怕B夫人（旅店女老板）。他现在在K夫人处（下写地址），他连一个德语单词也不懂。请打电话通知我弟弟。”[1]季娜精神病的发作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频繁。她觉得自己

一无用处，哪怕是对自己的孩子也一样。她已经再没有力气继续奋斗了。而除去所有这些以外，警察局也刚刚通知她，说她必须离开德国。这是施莱希尔将军的政府存在的最后几天，月底希特勒就当上了总理。在柏林，上了铁掌的马靴的橐橐声和醉醺醺的嘶哑歌声都比从前更响亮。其中最下流的一首叫什么《褐色的团队清理着街道》，更是震耳欲聋，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歌曲。纳粹“令人恐怖的坦克”朝德国工人碾过来。《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在她的耳边回响轰鸣。本国的大门对她是关闭着的。她自己也远离家庭，正要被赶出德国，病又是那么严重，以至无法去寻找另一个避难所。季娜把自己关在屋里，在堆放了好多障碍物后打开了煤气。她设置了如此庞大的一道壁垒，以至任何想要抢救她生命的企图都属无望。医生为季娜在设置这道壁垒时表现出的“罕见的力气”而震惊。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种解脱意识使她脸上浮现出轻松的笑容，最后在她脸上留下轻松、安详的表情。她死时只有30岁。[1]

廖瓦通报季娜自杀的电文非常简短，但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在它的每一行里，都可以感觉到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道德压力”，因为“就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守着姐姐的遗体”。该怎样告诉谢瓦所发生的事呢？季娜的母亲，远在列宁格勒的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又会如何对待这一噩耗呢？廖瓦试图通过电话与莫斯科的弟弟联系。“国家政治保卫局也不知道是面对季娜自杀的事实慌了手脚，还是指望听到什么秘密，反正电话出乎意料地打通了，于是廖瓦得以亲口向莫斯科通报这一悲惨的死讯。我们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在劫难逃的兄弟之间，就是这样在尸骨未寒的姐姐身边

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1]

季娜自杀6天后，托洛茨基写了致联共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共（布）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公开信。他讲述了2月20日指令是如何摧垮了季娜的精神的：她的死“不是自愿的。斯大林把死神强加给了她”。“对我的女儿的迫害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只是毫无政治目的的赤裸裸的报复行为，仅此而已”。在信的末尾，托洛茨基的语调中愤怒已经压倒了悲伤：“我只限于通报这件事，而不进一步推出结论。做结论的时代终将到来，新生的党是会做出结论的。”[2]

从列宁格勒传来了季娜母亲痛苦责备和绝望的呐喊。她的两个女儿都死了，两个在她们的父亲第一次流放时降生的女儿又都在其父最后一次流放时死去。1月31日，她写信给托洛茨基，要求说明所有情况：“如果不让我了解所有情况，我会发疯的。”她引用了季娜在临终前几周寄给她的信中的话；“可悲的是，我再也不能回到爸爸身边了。您也知道，我从幼小的童年时代起就多么崇拜他、仰慕他，可现在我们却彻底吵崩了。这就是我的病根。”季娜抱怨父亲冷淡。季娜母亲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回答她说，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你的性格，你即便愿意，也难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对那些只了解托洛茨基在公众场合的面貌及这位热情演说家的人来说，其前妻的这封信肯定会使他们吃惊的，因为它证实托洛茨基的内在性格是含蓄的。）接下来，则是痛苦万状的指责：“你们只考虑她的身体状况，而她是个成年人，是个完全成熟了的人，是一个需要理性交往的人。”她渴望参与政治活动，渴望有所作为，因为她追随的是她的父亲，而“你，作为她的父亲，本是能够解救她的”。亚

历山德拉问道，季娜在来信中曾提到过的她与廖瓦的冲突，其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托洛茨基非要坚持让季娜进行心理分析治疗不可，而“她是那么孤僻，和我们两人一样，本不该强迫她说她不愿说的话呀！”然而，尽管作为一位母亲的她对托洛茨基大加指责，但一想到假如季娜留在俄国也必死无疑——会死于肺结核，便把话说得缓和一些。“我们的孩子都命遭不幸”，她又补充说，还描写自己是如何怀着恐惧看着留在她身边的外孙子和外孙女的：“我不再相信生活了，我不相信他们会长大成人。我一直在等待新的灾难。”她最后写道：“写、寄这封信，对我来说并不轻松。请原谅我对你的冷酷。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亲人的一切。”[1]

我们不知道托洛茨基是怎样以及是否答复了这封信。也许，创伤太重以至无言以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托洛茨基在为自己没有答复朋友的吊唁而致歉时写道，他正害疟疾，“半已失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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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始终不愿相信，德国工人运动会完全丧失自卫能力，竟至对纳粹主义未加任何反抗，而且在纳粹的第一次进攻之下就可耻地垮台了。在几乎长达3年的时间里，托洛茨基不断论证说，如不进行一场国内战争，希特勒未必能取胜。但未必可能的事却发生了：1933年1月30日，赶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开始积聚其

巨大力量准备进行斗争之前，希特勒当上了总理。一周后，托洛茨基指出：“希特勒掌权对工人阶级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这次失败还不是最终的和无可挽回的。当敌人刚刚开始上升之时本来可以将他粉碎，而今天他已占据了整整一系列重要岗位。这是他的一个极大的优势，但决战尚未开始。”即使现在也还有机会，因为希特勒目前尚未掌握全部政权，他还得与兴登堡和德国民族主义者分割权力。以他为首的联盟尚未巩固，内部充满矛盾。他还必须剥夺其伙伴的所有影响才能独控整个国家。只要这些尚未发生，希特勒的地位就还相当软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还可以给予回击，尽管已经太迟了：“这是关系到德国工人阶级、共产国际和……苏联命运的大事！。”[1]

如今，根据大量德国档案和日记我们得知，希特勒的第一个政府班子在刚刚组成之时实际上是多么软弱。[2]甚至在一个月以后，在纳粹党徒袭击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住宅和国会纵火案后，在法西斯恐怖甚嚣尘上的3月5日进行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还能获得1200万张选票，且不说投给反希特勒的天主教中央党的约600万张选票了。我们还知道，希特勒与其伙伴之间存在着争执、冲突和不信任，如果千百万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行动起来的话，将导致他们的联盟破裂。早在2月6日托洛茨基就指出：“无产阶级不是在自卫，而是在退却，而明天就可能变成仓惶逃窜。”在文章结束时，他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严肃的警告：在这样的日子里，为了要更加鲜明地揭示党的决议和行动的历史意义，依我之见，就必须毫不含糊、万分明

确和毫不妥协地向共产党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党拒绝统一战线，拒绝建立地方自卫委员会即明天的苏维埃，就意味着党向法西斯主义投降，也就是犯了历史大罪，也就等于党和共产国际的灭亡。在发生类似灾难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跨过尸山血海、经历数年不堪忍受的痛苦和不幸的岁月，才能达到第四国际。[1]

但早在这些话被刊出以前，无数的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政党、工会，它那为数众多的报纸、文化机构和体育组织就已然成了一片废墟。

惨痛的失败很快就影响到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反对派通报》在柏林被查封。廖瓦被迫转入地下并秘密穿越国界。3月24日托洛茨基在给普费姆费尔特一家（其家已被纳粹捣毁）的信中写道：“我们一直非常担心Л．Л．（即廖瓦）。德国朋友认为，他如果落入法西斯手中，必死无疑。我也是这么看的。而昨天我们收到了他发来的电报：‘我将去巴黎’。希望他旅途顺利吧。我们尚未得到他进一步的消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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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个星期里，托洛茨基宣布他不再忠于第三国际。在题名为《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副标题为《德国工人必将重新崛起，斯大林主义万劫不复》的文章中，托洛茨基这样总结了时势：德国工人运动所遭受的不是暂时挫折或战术性失败，而是决定性的战

略崩溃，它会使工人阶级在整整一个时代中软弱无力、丧失活动能力，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都拒绝承认这一点，而侈谈什么希特勒的胜利是“过眼烟云”，而现在，当时机已经错过之后，却又叫嚷什么统一战线。然而，“首先，决战的到来仍有可能，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当重新辨别方向，也就是说，要清醒地认识到所发生的事，要分担这一历史性重大惨败的责任，要确定新的道路，以此来恢复自信”。许多年来，“时局的关键”一直把握在共产党人手中，而现在他们已经失去了主动。德国的所有阵地都已丧失，并且这将持续多年，因此对于工人运动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巩固尚在手中的前哨并在德国的周边国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荷兰和法国从事斗争。“受法西斯政变直接威胁的奥地利成了最前沿。”而共产国际方面却极端不负责任地发表声明，说什么德国工人阶级正处在“大决战的前夜”，因为他们投了500万张选票给共产党。“是的，500万共产党员还来得及一个一个地走近投票箱。但在企业里和大街上却并非如此。他们被枪杀，被碾为齑粉，士气低落。……早在法西斯匪帮的恐怖到来之前，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的恐怖就已剥夺了他们的意志。”[1]

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斯大林主义也有其自己的“8月4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第二国际一样遭到可耻的失败。当时，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及其志同道合者声明，第二国际已经消亡，并提出了创建第三国际的思想。与8月4日类比，这暗示着托洛茨基已经提出了建立第四国际的思想。但他暂时尚未迈出这一步。他只是号召在德国筹建一个新的共产党。“德国先进的工人今后在谈及斯大林官僚集团支配（德国共产

主义的）的时期时只能带着强烈的羞耻感。……德国官方的共产党注定灭亡。从今以后，等待它的只有分化、瓦解，直至彻底消亡。”托洛茨基还设想过一种可能性，即这一失败对于其他共产党来说也可能成为有益的震动，它将唤醒他们继续斗争、增强责任意识并最终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共产国际（或是它的一个部分）尚能挽救自己的革命声誉，不辜负自己的存在。“在德国，斯大林官僚集团这首预兆不祥的歌无论如何已唱完。……面对敌人的可怕打击，德国先进工人的任务是组建新党”。在这方面也许会有异议，即号召组建新党而非创建新的国际是不符合逻辑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永远符合逻辑的法则，应该等一等、看一看，看各国共产党能否从德国经验中汲取教训。[1]

即使托洛茨基曾有过这种希望，这希望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希特勒获胜后第一次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人们宣称这次胜利没有任何意义。执委会断言说德共的战略和策略从始至终都是无可挑剔的，并严禁各国共产党讨论这个问题。[2]没有一个党敢于向这一禁令挑战。这一令人震惊的情况促使托洛茨基指出：“连法西斯的雷霆也无法将其唤醒，这样的组织……已经死亡，而且万劫不复。”7月，托洛茨基发表声明，在德国，仅建立新的共产党已经不够了，为新的国际奠基的时刻来到了。[3]

但甚至到现在托洛茨基也无法明确判定新国际是否应该将其活动扩大到苏联，也就是说，它的拥护者应否不再把自己当做旧党的一个派别而创建一个新党呢？在数月当中，他曾劝说拥护者们反对采取这样的行动方式，他坚持认为，第四国际的活动领域应在

苏联以外。尽管斯大林滥用权力垄断，但托洛茨基仍旧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权力垄断是革命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托洛茨基指出，反对派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正确的，即在反对派对改革体制的可能性丧失一切希望并转而以从事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革命斗争为宗旨时，它力求建立新党才是正确的。否则，反对派绝不应该这么做。新国际应当克制自己不在苏联以内开展工作，因为工人运动“当前局势的关键”已不在苏联：反对派在那里未必有展开活动的机遇，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这样的机遇，因此，有关新的共产党的问题纯属纸上谈兵。只有当新国际在其他国家中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时，苏联的力量对比才可能发生变化。首要的是西方革命的进展，它不可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进展会削弱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控制力，从而能给共产党反对派注入新的力量。[1]

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而托洛茨基新举措的逻辑很快就迫使他改变观点。在德国宣传创建新党而非创建新国际的做法是不合时宜、不合情理的。同样，要求新国际不在苏联境内从事任何活动的做法也是不符合情理的。因此，1933年10月托洛茨基得出结论，认为反对派在苏联国内也应当组建新政党。[2]得出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花费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在这方面，他必须修正某些他坚定不移地坚持了10年的观点。他不再坚持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新党一旦开始存在，就应当力求不是以改革和以合法的

方式取代斯大林的政府，而是以革命的方式将其推翻。那么，托洛茨基是否依然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呢？现在，他是否把苏联的体制视做是热月政变式的或波拿巴式的反革命的翻版呢？现在，反对派是否还应该无条件地捍卫苏联呢？

托洛茨基论证，在经历了最近几年中所发生的事情以后，以为可以在党或苏维埃的代表大会上罢免斯大林这种想法是极其幼稚的。“能够迫使官僚集团将政权移交给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只有暴力。”然而，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能指望这个已被击溃的涣散的先锋队去从事夺权斗争的。因此，对是改革抑或是革命这个问题的解决基本上属于遥远的将来。如果没有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反对派休想觊觎政权，而只有经过国内的社会变动和国际舞台上的急剧变化，首先是革命在苏联以外获得成功，否则反对派是无法取得工人阶级的支持的。在这样的变动和变化之后，“斯大林的机关将被吊起来”，在人民的支持下，反对派甚至可以不经过革命或内战而获胜。如果斯大林及其同谋者不顾自己已被孤立的现实，仍然牢牢把持着政权不撒手的话，反对派就要考虑“采取警察式的措施”。在工人阶级政治热情高涨的形势下，斯大林主义会极其软弱，因为“除了在工人阶级中，它无处汲取自己的力量”。只是由于工人的消极和顺从而非积极支持，斯大林才获得了力量。没有这些因素，斯大林可以被一掌打翻。[1]

托洛茨基再次重申，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其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占主导地位，因此苏联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阶段，尽管它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惊人的代价。官僚们不管享有多少特权，但仍是“长在工人阶级肌体上的恶性肿瘤，而非新的有产阶级”。特权和不断加强的社会不平等并非像极端激

进派所断言的那样是一种新的剥削方式，而是普遍贫困和物质匾乏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作为刺激劳动生产率因素的特权和不平等是“资产阶级推动社会进步的武器”。官僚集团的寄生和暴政统治可能会危及革命取得的所有成果，并诱发反革命，但它也可以成为简陋而又“昂贵的社会发展的工具”。“苏联官僚集团浪费了··一大部分国民收人，同时也关注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文化的繁荣，国民收人越高，官僚特权的份额就越丰厚。不过，在苏维埃国家社会基础上实现的劳动群众经济文化的提高会逐渐削弱官僚统治的基础。”这样，在斯大林时代结束的20年前，托洛茨基就预见到了苏联的工业化和教育的普及。斯大林主义可以破坏它自身所赖以生存并从中得到滋养的土壤，即原始的贫困、文盲和野蛮的土壤。[1]

托洛茨基虽然不再捍卫苏联的一党制，但却又重申了他先前的警告，即“今天，如果苏联官僚集团的平衡受到震荡，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只会有利于反革命”。他再次强调了他的无条件捍卫苏联的宗旨：“……新国际……在改革苏维埃国家之前，应当担负起保卫它的责任。所有以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为借口而拒绝承担这一义务的政治派别都有沦为帝国主义手中消极武器的危险。”托洛茨基补充说，新国际的拥护者“在生死枚关的危险关头，应当坚守在保卫苏联的最后一道街垒上。”[2]

然而，尽管托洛茨基断然坚持根据其经济结构而言苏联仍属于工人国家，但他的结论是：目前作为一个国际革命因素的苏联，

其所具有的意义不会比一座死火山更大。“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在世界革命斗争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这在十月革命后更为明显。而如今这一地位已经彻底丧失了。”不仅官方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对党的讽刺——而且就连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也由于其工作条件的艰难而无力“在国际范围内起领导作用”。“革命的重心最终转移到了西方，那里建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托洛茨基提出了第四国际的思想，他相信，革命的新的动力将来自西方而非苏联。[1]

我们已经看到，托洛茨基在决定与第三国际决裂时曾是多么动摇不定。导致其动摇的原因很清楚，因为他本人已曾多次声明反对他现在所采取的步骤。托洛茨基当时曾证实，各国革命的工人正在寻求第三国际的领导，他们把它看做是第二国际和第一国际的合法继承者以及俄国革命思想的体现者。当共产国际与苏联还保持紧密联系的时候，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精英对共产国际的忠诚是完全正当的。托洛茨基并非完全相信这一论据已失去其意义。同样，考虑到他本人在第三国际中所起的作用，对他来说公开宣布与第三国际决裂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一个伟大而又富于生命力的运动的主要设计师之一竟会有力量公开宣称这一运动毫无意义，这种情形是极为罕见的。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与第三国际决裂要比1914年与第二国际决裂难得多。只是由于共产国际在德国的令人震惊的失败才使他迈出了这一步。托洛茨基承认，1914年第二国际领导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是有意识的叛卖，而在1933年，共产国际却由于愚蠢的不负责任与盲目而加速了希特勒的胜利。不过，1933年的灾难在许多方面比1914年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就从它遭受的打击下复元：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昆塔尔会议和俄国革命是对“社会帝国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抗议。而对于1933年骇人听闻的行为，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提出类似的抗议。共产国际的政策不仅使得潜在危险得以成为现实，使得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整个运动令人不可思议的冷漠和无动于衷的氛围中发生的。托洛茨基问道，广大共产党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解力究竟怎么了？

托洛茨基的结论是，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在毒化工人的意识，从内部破坏工人的意志。他的那些警告那么明确、那么响亮，而且又都惊人地为事件的发展所证实，却如空谷足音，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事实使托洛茨基更加坚信自己的结论准确无误。他的警告是如何被人们刻意忽略的，对此，没有人比托洛茨基本人更了解了：1932年年初托洛茨基在写给索博列维丘斯的信中指出，在德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甚至“连10个德国产业工人”也未能招募到（它只招慕到有数几名知识分子和侨民）。[1]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至少还有数千名德国工人参加了地下组织“斯巴达克”，并且支持对“8月4日”的谴责，当时尚在狱中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也谴责“8月4日”。可现在，在希特勒的胜利之后，各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自我辩解和自吹自擂只有顺从和沉默。也许，在所有各国共产党中，理性、国际团结和责任感已荡然无存？托洛茨基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如若不然，那就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已被斯大林主义败坏到如此地步，致使改良它的意图不舍于西叙福斯的苦役。托洛茨基从事这项苦役已达10年之久。他不想继续努力把沉重的石头推到这座山顶上去了。

对托洛茨基来说，与列宁缔造的、在革命中获胜的苏联共产党彻底决裂更加困难，而他本人就是在革命队伍里才成为一个伟人的。一年前，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被第二次流放后，看起来似乎1925年至1927年统一的反对派已然复活了似的。来自莫斯科的每一封信都指出，在国内普遍恐慌的气氛下，就连斯大林最亲近的拥护者也幻想有朝一日能够摆脱斯大林。然而，从1932年起，斯大林得以重新获胜。他在这一点上之所以成功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他采用了托洛茨基推荐的某些措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给了经济以“喘息”之机，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确定了较低也更切实可行的目标，对已经集体化了的农民作出了某些让步。其结果是使得混乱、骚动和党内人心的浮动大大减少。德国的灾难不是削弱而是巩固了斯大林的地位。那些对这一灾难的后果有所了解的人们感到动摇莫斯科统治的稳定性是不合时宜之举。德国集权制的确立给了苏联的集权主义倾向以新的动力。当“一个元首、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口号声震撼整个德国时，苏联领导集团和许多普通党员也认为，革命和苏联也只有在一个领袖的领导之下才能生存。1933年5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次投降，并从流放地回来。1926年当他们第一次投降时，他们投降的是斯大林主义，却未在斯大林个人面前下跪，而且也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1932年，当人们要求他们这么做时，他们无法强迫自己就范。然而在1933年时他们却正是这样做的：在他们新写的悔过书中颂扬斯大林永远正确，说他是空前绝后的天才。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托洛茨基刚刚提出第四国际思想，但还没有准备好发出在苏联创建新党的号召之时。斯大林成功地摆脱了危机，他头上笼罩的新专制主义光环，还有最后一次投降的场面，这些都促使托洛茨基挣脱将他与旧党从理论上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重束缚。在评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悲剧命运”时，托洛茨基写道：“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想要展示一个充满巨大震荡的时代是如何无情地蹂躏人的性格的时候，他会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例……斯大林的机关已经成了一部敲碎（前革命家）脊梁骨的机器。”此外：“斯大林和果戈理笔下的主人公一样，由于买不到活的农奴，便开始收购死农奴。”[1]托洛茨基以为苏联共产党可能会复兴的希望现在也破灭了。向脊梁骨被打断的人、向亡灵呼吁是徒劳无益的，无论如何，在一个可以向专制独裁者俯首下跪的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已荡然无存了。布尔什维主义只有彻底摆脱这个党、在这个党之外才能复兴。

简言之，托洛茨基的这些理由对于创建新国际是有利的。然而，在这一思想被提出并经讨论获得所有托派集团赞成之后，托洛茨基也没有宣布这些集团就构成了第四国际。对它们的弱小颇有了解的托洛茨基仅限于提出这一思想，他希望这一思想能很快就会赢得大量的支持者。托洛茨基以某种方式重复了他在齐美瓦尔德时期的行动，他对这一时期的记忆在他的论著和行为中看得很清楚。从1915年列宁和托洛茨基开始宣传创建第三国际思想的那一刻起到他们召开国际成立大会，他们进行了长达4年的说服和准备工作。与此相仿，现在，问题不在于“立即宣布……建立新国际”，而在于如何做准备工作。“新的前景意味着……有关‘改良’（斯大林的组织）和要求恢复反对派成员在官方党中的地位的言谈，应当休矣。……左翼反对派也不再作为（党内）反对派而行动。”[2]在托洛茨基准备好召开成立大会之前同样也需要4年时间。

1933年时，托洛茨基对新国际的希望并不像后来那样显得似乎毫无根据。在德国问题上，共产国际的威信一落千丈，而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主义却取得了令人信服的道义上的胜利。托洛茨基认为，如果说迄今为止他向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发出的所有号召几乎都没有引起反响的话，其部分原因在于他与斯大林争论的主要问题都是苏联内部问题，中国革命对欧洲共产党员来说不是相距太远就是难以理解。而最后阶段的争论则集中在德国——“欧洲的心脏”——问题上。希特勒的上台直接涉及到每个共产党，它提出了生死攸关的问题，它导向战争，它威胁要铲除共产主义。托洛茨基跟共产国际进行了公开论战，并以极大力量将论战进行到最后关头，直至他们的分歧为事件的发展所验证。检验结果是毋庸置疑的。对“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人们还应记忆犹新，每个共产党员都能重温这些理由，认真加以思考。从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是：那些把西方这一最强大的共产党领入如此可耻的毁灭地步的人，其罪过在于因无能而犯了近似背叛的罪行，他们丧失了当领导的一切权利。依据同一个标准，反对派有权要求或者应该要求把领导权夺回手中。

某些这类的看法无疑也渗入到斯大林派的队伍中。共产国际越是恶毒攻击和嘲笑托洛茨基在“吓唬小孩”、“夸大纳粹的威胁”、“坚持为与社会法西斯建立统一战线效劳”，所有这些用飞去来器进行的抨击便越是有力地打到了它们的作者身上。许多党的组织都感到窘困和羞愧。就连顽固的斯大林派成员也都悄悄地赞扬托洛茨基明确无畏的立场。[1]在从希特勒的恐怖之下逃出来的德国人中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美国等国的共产党员中产生了

新的托洛茨基和准托洛茨基小组。它们当然不是很大，但其影响力却不容低估。它们吸引了一些聪明而又忠诚的党员，向共产党员的良心发出了呼吁。它们迫使斯大林主义采取守势。党的领导人只有靠狂热的呼唤党的精神、威胁开除或真的开除的办法才能铲除这种在自己的队伍中扩散的疾病。归根结底，共产国际只有放弃它的一切立场，只有将自己有关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口号抛到九霄云外并采取统一战线（继此之后是人民战线）的策略，才能彻底铲除这种疾病。此外，魏玛共和国灭亡同样也震撼了社会民主党。他们对议会民主制的信仰遭到了最残酷的打击。在德国事变的影响下，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把某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庄重地写进自己的党纲。这些党内的激进派和左翼团体也把目光转向托洛茨基，认为他的思想比官方共产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更合理，也更有吸引力。这是流亡中的托洛茨基政治影响力所达到的顶点。如果说托洛茨基曾经有过建立独立的共产党的机会的话，那么就是这时。

然而，托洛茨基经常恰如其分地引用的与他本人现在开始采用的行动方式相矛盾的那些论据并未失去效力。诸如只要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在苏联未被触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仍然飘扬在莫斯科的上空，国际共产主义与苏联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等说法就依然是正确的。对于同情共产主义的广大群众来说，第一个工人的国家在他们眼里依然是国际革命的前哨，官方共产党对他们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除了斯大林的领导，这些人看不见有任何别的选择，而斯大林的领导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为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传统的代表。斯大林官僚集团竟成功地把自己与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战斗中的法国码头工人、波兰的矿工和中国的游击队员全都把莫斯科的领导人当做判定有关自己苏维埃利益问题的最好的法官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可靠顾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盲从斯大林政策中忽左忽右的路线、甘心受它最荒谬的操纵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主义的敌人就是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如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眼中，罗马教廷的敌人就是基督教的敌人一样。

所有这些，对托洛茨基所从事的事业来说都是不祥的预兆。能够对托洛茨基的思想和口号有所反应的只有那些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但正是这些人最不愿团结在新国际的周围。由于托洛茨基对在他们各自党内进行改良的呼吁长期以来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所以他们更不可能响应托洛茨基要他们与这些党决裂的号召。

同样，无论旧国际的声望如何扫地，德共毁灭的后果不会、也不可能会有利于新国际的创立。每一个旧国际都是在工人运动的浪潮达到高峰时出现的，每个国际在诞生时都没有与任何地位牢固的对手作战。[1]而第四国际居然敢于在运动处于最低潮的时期向两个强劲的对手挑战。在德国，正如托洛茨基预言的那样，工人阶级在此后的许多年中的确无法在政治上获得新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托洛茨基主义无法从其在德国问题上所获得的道义优势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在这10年的后半期中，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继续退却，尽管1936年在法国和西班牙出现过力量的高涨。一连串不断的退却和失败引发了道义上的软弱和这样一种局面，就连加入新国际这一最富于说服力的号召也被人们所忽略。托洛茨基证明工人阶级需要有新的领导来中止退却、重新组织力量以自卫和反攻。但广大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中甚至那些尚未丧失勇气的人都认为，不能在危急关头中途换马，因此，两

个现有的国际竟然在各自的错误和失败中繁荣起来：它们的拥护者们在纳粹和法西斯冰雹般的打击之下不顾自己的担忧，不愿寻找新的领袖和新的斗争方式。他们宁愿在熟悉的旗帜下从失败走向失败地爬行，也不愿团结在新的旗帜下，因为在这面旗帜下，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神秘而又可疑的伟岸旗手。

托洛茨基深信，共产国际作为一个革命组织，其作用已经完结了。他没有全错。10年后，斯大林解散了这个组织并宣布它不能再起任何作用。在这10年当中，共产国际只不过是给它在德国的破产增添了新近在法国和西班牙失败的记录和1939——1941年间，即在斯大林一希特勒条约期间所推行的模棱两可的政策。然而，处于共产国际身后的那个运动，却绝非一具“僵尸”。无论斯大林使用什么方法想要从道义上破坏这一运动，也无法把它消灭。也就在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西方共产党在反抗纳粹占领的抵抗运动中积聚着新的力量；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革命尽管与斯大林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但仍在斯大林的旗帜下一步步走向胜利。无论斯大林如何想把各国共产党变为一个听命的小卒，南斯拉夫、中国以及某些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有足够的力量按自己的方式生存、进行各自的斗争、改变自己国家与全世界的命运。而且，由于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他们获得了新的革命动力。新的革命动力当来自西方而非苏联这一思想渗透在托洛茨基为第四国际所作的宣传工作中。托洛茨基一再重申，尽管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继续起着双重的作用―既是进步的又是反动的作用，但在国际领域，它却只能施加反革命的影响。在这方面，托洛茨基未能把握实际情况。斯大林主义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都继续发挥着双重作用：它对苏联国外的阶级斗争既有推动，又有妨碍。在其后的30——40年间，革命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因此，托洛茨基决定创建第四国际的主要前提是缺乏根据的。而由于他想要改良共产国际的全部努力都归于徒劳，因此，如我们所知，他无法继续这一西叙福斯式的劳役。他必须寻找到别的解决办法。然而他的新任务至少也和旧任务一样是无法完成的。西叙福斯怀抱着希望，只是将石头从那座可怕的山的这一面坡滚到了另一面坡下，然而在那里，他又得重新开始推着巨石往山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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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与共产国际决裂后的托洛茨基再次要求他的拥戴者们誓死捍卫苏联。他本人则在文章中竭力要西方资产阶级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三帝国意味着世界大战。早在1933年春，他就呼吁西方强国与苏联结盟。这是第三帝国存在的最初几个月，那时，未必会有一个西方国务活动家认真考虑过这一问题。希特勒当时采取了和平主义立场，在国际裁军会议上接受了由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和约翰·西蒙（John Simon）提出的裁军方案，这使得伦敦当局喜不自胜而大松了一口气。1933年6月2日，托洛茨基在《希特勒与裁军》一文中写道：“最危险的莫过于低估敌人……德国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不愿把希特勒当回事。……同样的危险也会出现在国际政坛上。”他指出英国政府是如何一厢情愿地对希特勒“温和的语调”作出反应的：“当事件正按照熟悉的轨道进行时，外交惯例自有其优点。”然而，“在外交剑术后面隐藏着……更深刻的动因和计划”。奥斯丁·张伯伦和约翰·西蒙“本以为他们见到的（希特勒）会是一个手舞大斧的疯子，可看到的却是一个其后裤袋里藏着左轮手枪的人——于是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是希特勒在外交上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他的目标是重新武装德国，德国自凡尔赛和约以来已经恢复了它作为欧洲工业强国的地位，但仍没有武装。“潜在的实力和事实上的软弱两相结合，决定了所订目标极具爆炸性，也决定了它向这一目标迈进的头几步的极端谨慎小心。”希特勒之所以同意英国的裁军方案，是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一方案不会被法国所接受。这使他有机会利用英国反对法国，并把以后军备竞赛的责任转嫁到他人身上。“希特勒的爱好和平的姿态不是偶然心血来潮的外交即兴之举，而是一个大谋略的组成部分，它能急剧改变力量对比关系，使之有利于德国，从而为德国帝国主义进攻欧洲和世界打下基础。”托洛茨基预言道：如果不阻止希特勒的行动，那么再过5到10年，它们必然导致世界大战。“希特勒是很想进攻苏联的，然而，如果东方战线不是一条抵抗力最弱的战线的话，那么，突破口也可选择在别的方向……能用来打东方的武器，也能用来打西方。”[1]托洛茨基指出，他并不认为自己“有捍卫凡尔赛条约的义务。欧洲需要重新组织，但这事如若落到法西斯手中，那将是欧洲的不幸！"

托洛茨基在其为美国报界撰写的声明中呼吁美国政府（该政府于十月革命后的第十六个年头仍然不承认苏联政府）与苏联结盟以对付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威胁。[2]我们不知道托洛茨基的这一呼吁对此后不久罗斯福总统作出的与莫斯科恢复外交关系的决定是否有影响，但托洛茨基的观点无疑在斯大林的外交主张中留下了印记。斯大林马上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问题。当问题涉及到自己统治的安全时，斯大林是很愿意倾听其对手的建议的，尽管他的做法总是粗鲁而又有所曲解，而且还总要拖上好久。然而，苏联政府却延长了与德国签订的拉帕洛条约，使得极端[1]《反对派通报》1933年第35期。该文最早发表有1933年6月21——22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在该文章完稿后的第三个星期）。斯大林的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常常引用此文中的一句话，即“射击东方的那支枪也可以射击西方”。[2]参见托洛茨基答《纽约国际电讯报》记者问。

激进的反斯大林分子将斯大林的这一步骤称做是新的“叛卖”。托洛茨基认为这个问题过于重大，不能把它作为讨论题目。他不断强调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希特勒的上台负有责任，但他不否认斯大林有权在外交领域里搞谋略。据我们所知，两年前托洛茨基曾敦促苏联政府在希特勒威胁要夺取政权时对红军进行总动员；他这样做是由于他认为，德国左派会手拿武器起来反对纳粹，那时红军有义务帮助他们。托洛茨基指出，但是现在希特勒不流血的胜利和德国左派运动的彻底失败使得力量对比不利于苏联，尤其在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使苏联国内已空虚的情况下。因此，苏联外交必须要能赢得时间进行谈判，甚至要寻求与希特勒达成临时协议的途径。托洛茨基以一种未免使人感到有些奇怪的不偏不倚态度声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掌权的是反对派，其做法也不会与此不同。“如果今天领导苏维埃共和国的是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左翼反对派）的话，那他们的直接实际行动也只能从由于追随者们10多年来的政策而形成的力量对比关系出发。他们也不得不保持与希特勒德国现有的外交和经济联系。与此同时他们会为翻本和复仇作好准备。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它不能靠示威性的姿态来解决，但它会要求急剧改变所有领域里的政策。”[1]托洛茨基的论断和以前一样，并未染上敌视斯大林的个人感情色彩，而是非常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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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生活的最后几个月。在一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的法国朋友们，尤其是他的翻译莫里斯·巴黎冉宁

(Maurice Parijanine)请求法国政府撤消1916年将托洛茨基“永远”逐出法国的命令并为其提供避难权。托洛茨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刚刚组建的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激进政府必将力求改善对苏关系，根本不会让他在法国居留。但他仍然尽其所能地帮助他的法国朋友。此前不久，他刚刚谈妥了在纽约发表有关爱德华·埃里奥的一篇文章之事，这是一篇颇有些不敬的速写，是他在停留马赛深夜时与警察扭打后不久写的。现在，他又放弃发表这篇文章，为的是不给对手以不让他进人法国的口实。他还写信给教育部长亨利·盖努（Henri Guernut)，此人作为政府的一员支持托洛茨基在法国避难。他郑重许诺在法国将奉公守法，不给政府找麻烦。[1]

几个星期过去了，仍没有结果。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粗略草拟了有关国际的设想，还写了几篇有关法国政治和文学问题的小文章。今后的情形仍在未定之天，这迫使他把较大的写作计划先搁在一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引发了经济上的困难，这一点他从1929年以来还从未体验过。哥本哈根之行，季娜的病，廖瓦移居法国，《反对派通报》编辑部迁址到巴黎，这些事使得他的支出陡然增加，而它们偏偏又是在收人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托洛茨基主要著作广泛流行的德国，纳粹发布了禁书令，他的著作与所有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一样都被付之一炬。而这又恰巧是赶在《俄国革命史》第三卷刚刚问世时同时发生的。《俄国革命史》在美国的发行情况不大好。早在3月份托洛茨基就写信给他在英国的拥护者说：“世界经济危机同时也成了我个人的危机，尤其是因为《俄国革命史》一书发行量微不足道。”托洛茨基虽也不时给《曼彻斯特卫报》及其他报纸写文章，但稿费收入亦极菲薄。为了

加快法国入境签证的申办，7月7日他写信给亨利·莫利尼耶说，即使不让他在法国本土上而只让他居住在科西嘉，他也满足了，因为即使是在那儿也会使他能与欧洲政治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而且还比在王子群岛更远离国家政治保安局。[1]托洛茨基的法国朋友们要求给他以避难权，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很快就得到了回报。早在7月中旬之前托洛茨基就获得了签证，但签证所提供的居留权却绝非不受任何限制：只允许他在南部某省居住，即使是短期到巴黎去也不允许，他必须严格履行不公开身份的规定，并要接受警察局的严密监视。

托洛茨基接受了这些条件，还把这当做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他终于要到法国了，那里的生活和文化他是如此熟稔，那里现已成为西方工人运动的主要中心。满怀期望的托洛茨基在准备动身时回顾了他在王子群岛上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四年半以前，当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繁荣的阳光还照耀在合众国的上空。如今，这样的日子似乎已经如此遥远，像史前史或是一则童话……这里，在这座静谧的岛上，连回声也如此温柔，大千世界的喧嚣声迟迟才能传到我们耳边，而且，声音是那么喑哑。”他不无激动地与宏伟壮阔的马尔马拉海、与出海捕鱼的生活和诚实的渔民告别，其中有些“连骨头里也渗透着海盐”的人前不久才在乡村墓地里找到自己的安息地，其他人在这危机的岁月里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以便把自己捕到的鱼卖出去。“房子里已空空荡荡，地板上刷了一层如此奇怪的油漆，以至直到现在，已经过了4个月之久，桌椅腿和我们的脚还直往地板上粘。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我的双脚正如树根一般在王子群岛的土地上扎下去了。”[2]

命运并未保护他，并未使他在王子群岛上免遭失望和痛苦。在那些年月里，死神的阴影曾多次把他造访，甚至直到动身的时刻。他在王子群岛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除了给土耳其政府写告别感谢信之外）是为斯克雷普尼克（СкрыПник）撰写的悼文。后者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一个狂热的斯大林分子，他在与斯大林冲发生突之后以自杀结束了生命。[1]然而，尽管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上度过的岁月有这种种磨难，但仍是他在流亡中所度过的最平静、最富于创造性的和最少不幸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