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法〕让·饶勒斯 -> 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1901）

第一卷制宪议会

（1789-1791）

（上）

导言

　　我们想以社会主义观点向人民、向工人们和农民们，介绍一下1789年至十九世纪末的各个事件。我们认为法国革命确是一场波澜壮阔、内容极其丰富的事件，但我们不认为它是最后一次事件，此后的历史不过是永无止境地展现其后果而已。法国革命为无产阶级登上舞台间接地准备了条件，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两项基本条件：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但它实质上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经济和政治在向前发展，大工业已经形成；工人阶级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农民们忧心忡忡，他们在工业集团和商业集团的包围下被竞争挤垮了；知识资产阶级对唯利是图、赤裸裸的社会感到格格不入，思想上产生了混乱。这一切都在一步步地孕育着一场新的社会危机，孕育着一场新的、更为深刻的革命。无产者将在这场革命中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和道德观。因此，我们想对1789年以来社会各阶级的发展及其所起作用作一简略回顾。虽然要把社会生活连续不断、十分曲折的发展分割开来，截然分明地分为几段，常常显得有点武断，但我们仍可相当准确地把一百年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从1789到1848年是革命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确立其地位的时期，他们在反对王权专制制度和贵族的斗争中利用了无产者的力量。无产者当时虽已非常活跃，在某些时刻并且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他们仍然只是一种次要的、起历史辅助作用的力量。他们有时也把资产阶级有产者吓得惊慌失措，但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为着这些有产者的。他们还没有形成截然不同的社会观。巴贝夫及其少数支持者的共产主义在执政府和第一帝国将其镇压下去之前，不过是革命危机中出现的一支威武雄壮的插曲。即使在1793年和1794年，无产者也仍然混同于第三等级中，既没有鲜明的阶级觉悟，对于另一种形式的所有制也没有什么要求或想法。他们没有超越罗伯斯比尔的可怜思想——由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和手工业小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政治上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经济上维持现状的民主制。能够创造财富、给人带来美感和欢乐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那种旺盛生命力，他们身上一点也没有。在那如火如荼的日子里，他们的行动影响不大，只是反映了他们的愤怒和嫉妒心理。他们对那新的理想所蕴藏的巨大而柔和的魅力一点也未感觉到。

　　可是资产阶级社会刚刚开始平静和稳定下来，便有人尝试着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继巴贝夫之后，1800至1848年间出现了傅立叶、圣西门、蒲鲁东和路易·勃朗。到了路易·菲力蒲时代，则发生了里昂工人起义。资产阶级革命刚刚取得最后的胜利，无产者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何以受苦？下一步应当进行什么样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洪流当初是那样汹涌、浑浊，如今一旦平静下来，变得比较清澈，他们便从中看到了自己清瘦的面庞，不由地惊骇不已。然而在1848年之前，虽然社会主义理论已提出很多，工人起义也屡有发生，资产阶级的统治却未受到触动。资产阶级不相信他们手中的政权会失落，所有制会改变。在路易·菲力蒲时代，他们不但能够对付贵族和僧侣，而且能够对付工人。他们镇压了西部地区的正当反抗和饥荒连年的大城市中无产阶级举行的起义。从基佐的傲慢态度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自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和哲学给了他们取得这最终政权的资格，并认为他们是法国几百年来所作努力的结晶，是理性在社会方面的体现。反之，无产者虽然常受贫困和饥饿的困扰，但并未成为自觉的革命者，对于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可能性才刚刚有一点朦胧的认识。社会主义的“空想理论”首先主要在“知识”阶层中流行。况且那些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如圣西门体系），便是受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如蒲鲁东体系）。只是到了1848年革命，工人阶级才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用蒲鲁东的话说，才与其他社会阶层彻底分手。

　　不过，从1848年2月到1871年5月、即从临时政府到公社被血腥镇压的第二阶段，情况仍相当混乱，很不明朗。不错，社会主义已作为一种力量和思想而确立起来，无产阶级已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风起云涌的工人革命对资产阶级社会造成了巨大威胁，致使统治阶级将资产阶级各方力量和被“红色幽灵”吓破了胆的农村有产者都联合起来对付它；但这时的社会主义理论仍旧含糊不清，相当混乱。比如1848年，卡贝的共产主义、蒲鲁东的互助主义和路易·勃朗的国家主义就处于严重冲突中，工人阶级赖以存在的思想模型尚未最终定型，理论家们还在那里为刚出炉的铁水你争我夺，而就在他们争执不下时，以十二月政变头目为首的反动派忽然毁坏了所有已显出雏形的模型，使铁水冷却了下来。即使在公社时期，布朗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都对工人的思想施加了各不相同的影响，谁也不知道获得胜利的公社究竟遵循了哪种社会主义理想。

　　此外，不但思想成分混杂，一片混乱，运动本身也是一样。1848年革命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激进派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在同等规模上进行准备的，甚至更多地恐怕还是前者，所以到了六月，无产者就被资产阶级民主制打倒在巴黎炎热的大街上了。1871年的公社运动最初也是由于商业资产阶级的不满——付款期限法和凡尔赛老爷们的冷酷无情把他们激怒了，由于巴黎的爱国义愤和对共和制失去信心而搞起来的。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很快在这场混乱中发挥了自己的革命影响。从这一点上说，马克思在他系统研究公社的长篇著作中说得很对，工人阶级乘着混乱第一次夺取了政权。这一新的事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不过无产阶级利用了某种突然性。它在四面被围、群情激奋的首都是一支组织得最好、最为突出的力量，但它还没有能力把整个法国都争取过来。当时的法国是以梯也尔为首的僧侣、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法国。这样，公社如同一根烧红的铁矛，一遇到大的冰块便折断了。但1848至1871年，无产阶级还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1848年，无产阶级参加政权还几乎是一种想象。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贝在临时政府中丝毫动弹不得，阴险毒辣的资产阶级采用了设立国家工场〔注：一种所谓帮助失业工人的措施。——译者注。〕的办法来对付他们。社会主义者于是在卢森堡宫搞起了纯理论的探讨，他们放弃努力，安于这种根本不起作用的学院式讨论。由于没有力量展开行动，他们只有高谈阔论。所以当受蒙骗的工人举行六月起义的时候，连政权的边也没摸着就被镇压下去了。可是到1871年，这些起义者的后代却夺取了政权，运用了政权。他们搞的不是骚乱而是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登上政权的无产者后来虽然被赶了下去，但他们仍然给新一代的工人发出了响亮的、充满希望的信号，而且这个信号是被大家理解了。第二阶段到巴黎公社宣告结束。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虽然这支力量还不太整齐，行动上还有一定的盲目性。不过，也正是由于公社的努力，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时期才终于到来了。在这个新时期中，社会党正在有步骤地把工人阶级全都组织起来，把业已解除顾虑的农民从思想上争取过来并且团结对资产阶级政权失去信心的知识资产阶级，全面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新型所有制和新的理想。

　　我们现在已不必再为混乱担心，工人阶级和社会党已在思想上形成一致。虽然各派之间还存在着冲突和枝节问题上的争论，但无产阶级的各种力量实际上已经按照同一个理论，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团结起来。如果明天无产阶级就夺取全部政权，它会立刻按照既定的方针果断地去掌握它。到了那时，不同倾向的争论肯定还会出现。有的人可能主张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有的人则可能希望给劳动人民的地方团体以尽可能多的自主权。为了调整国内新产生的关系，即行业工会、市镇、地方团体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奠定个人的充分自由和社会的团结友爱，为了把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活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我们在思想上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不同的意见肯定会出现。但不管怎样，今天激励着社会党人和无产者的是一个共同的思想，社会党已不再分裂为无所作为的对立派别。它已逐步实现其生机勃勃的坚强团结，对生活越来越发挥重大影响。现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伟大力量：劳动、思想、科学、艺术，甚至宗教——人类认识字宙的一种手段——都把自己的复兴和发展寄托在社会党身上。

　　人类究竟经历了哪些危机，进行了哪些努力，事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才使得无产阶级有了今天这样的规模，以致明天要起决定性作用呢？这是我们每个社会党人都想谈一谈的问题。我们知道，经济条件——生产和所有制的形式——是历史的根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职业，而职业，作为个人活动的经济形式，往往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给人们带来痛苦或欢乐，使人们产生这样那样的憧憬，同样，在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期，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决定着政治形态、社会习俗及思想发展的总的趋向。因此，我们在叙述每个时期的时候，将努力揭示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时时把握住所有制的发展和工农业在技术方面的演变。正如一篇介绍只能求其简略一样，我们将从主要方面谈一谈经济状况对政府、文化和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没有忘记经济力量对于人所产生的影响；常常被狭隘的解释予以贬低的马克思本人也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可是，人们的兴趣和思想千差万别，无比错综复杂的人类生活不是用一个简单而生硬的经济套式所能概括得了的。此外，虽然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人类社会，他们受到的也主要是周围社会环境的长期影响；但是，人们还通过其感觉和思想而生活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这个天地就是宇宙。

　　诚然，离我们无比遥远而同人类社会并无多大关系的星辰所发出的光辉，在诗人的想象中所激起的，只是一些与他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感觉和社会生活最根本的方面相一致的遐想，恰如月光把地上的湿气变成一团薄雾在草原上飘浮一样。从这一点上说，即便是无比遥远、几乎毫无意义的闪烁不定的星光，社会制度和决定社会制度的经济力量也能把它拿来同自己协调起来。歌德有一天走进一家工厂的时候，突然对他穿的衣服发生反感，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衣服需要经过那么多机器的加工才能生产出来。可是德国资产阶级要是没有在工业方面取得这些初步的发展，死气沉沉、四分五裂的日耳曼世界就不可能感受到，也不可能理解令浮士德大为感慨的那种对于生活的紧迫感。

　　因此，不管人们的心灵在陷入无比大胆、无比美好的梦幻的时候同社会经济制度有着怎样的关系，它早已越过人类社会而到达广漠无垠的宇宙空间了。同宇宙接触的结果使它激起了一股深沉而又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处于运动状态的永恒生命力，它在人类社会之前便已存在，在人类社会之后也将继续存在。因此，否认思想和遐想对于经济制度和一定生产形式的依附关系是徒劳的，错误的；同样，只用经济力量的演变来简单地解释人类思想的发展，也是可笑的和武断的。人的思想常常凭借社会制度来超越它，同它作斗争，因此个人思想同社会政权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使开普勒和伽利略等人能自由从事科学活动的，是部分摆脱宗教束缚的近代国家制度和近代君主制。可是思想一旦掌握真理，就不再属于君主、社会和人类。可以说，真理本身及其条理分明的关系这时已成为思想活动的直接领域，所以尽管开普勒和伽利略曾经把近代国家作为其进行天文观察和研究的基地，但他们在观察或研究完成之后便只属于他们自己，只属于宇宙了。他们跳出了自己曾经依靠并在那里激发起研究热情的人类社会，其思想只是按照广袤星空的规律行事了。

　　我们在叙述社会经济形态部分机械演变的过程中，将始终突出被永恒宇宙从人类社会解放出来的这种自由思想的崇高尊严。即使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不会对我们这种做法加以指责。马克思就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说过，迄今的人类社会一直受经济形态的必然性或盲目发展支配着，制度和思想并不是自由人有意识的活动成果，而是无意识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认为，我们还停留在史前时期。只有当人类最终摆脱无意识力量的束缚、以其理性和意志管理生产的时候，人类历史才真正开始。那时，人的思想将不再受他自己创造出来并由他自己管理的经济形态的专横统治，他将直接地、自由地观察宇宙。因此，马克思已经看到思想享有充分自由的时期必将到来，在这个时期中，人类思想将不再因经济的奴役而遭到曲解，因而也不会曲解世界。马克思当然不否认，一些伟大人物虽然身处蒙昧时期的黑暗之中，却已进入自由境界。建立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已经随着他们的努力而开始了。我们的任务是搜集思想生命的最早表现形式，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看到共产主义人类社会那种自由的、热火朝天的伟大生活。到了那一天，人类将摆脱一切束缚，通过科学、行动和遐想而占领整个宇宙。现在，这股微风在人类社会的汪洋大海中虽然只掀起一层涟漪，但它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定会出现一场地动山摇的狂风暴雨。

　　因此，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既有马克思的唯物论，也有米希勒的神秘论。经济生活无疑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原动力，可是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有思想的人便要求给予思想以充分的活力，希望把迫切要求统一的思想和神秘的字宙密切结合起来。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亚历山德里说过：“巨大的海浪把我的小船高高托起，我因而看到了从波涛中喷薄而出的太阳。”同样，经济革命的巨浪也将把人类社会这条小船高高托起，使得人类——这些劳累了一整夜而感到精疲力竭的可怜渔民们——从更高的地方去迎接正在迅速扩大、即将在我们面前升起的思想曙光。

　　因此，虽然我们将从经济角度去分析人类社会的重大现象，但我们也不会忽视历史的精神价值。确实，大家都知道，一百年来，自由和人类这些美好字眼常常被人用来掩盖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法国革命就颁布了“人权宣言”，但在有产阶级看来，所谓人权只是资产阶级和资本的权利。

　　有产阶级宣称，当有产者只以所有制形式对非有产者进行统治的时候人才是自由的，从而把所有制说成是支配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可见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无耻的阶级利己主义加上十足的虚伪性。然而在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曾一度把革命资产阶级的利益同人类的利益看成是一回事，心中不止一次充满纯真的热情。同样，在由于资产阶级处于混乱状态而造成的无数冲突中，在各党派和各阶级的斗争中，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对于那些表现了顽强意志的英雄们，我们将一视同仁，始终怀抱深厚的敬意。我们将把那些流血事件撇在一边，既赞扬1851年遭到获胜的政变当局镇压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也赞扬1848年6月牺牲的无产阶级英勇战士。

　　一百年来，那些走投无路的无产者们为着实现一个遥远的目标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对他们的这种战斗精神特别予以重视，有谁会为此而埋怨我们呢？社会革命的完成不仅靠事物的必然发展，而且靠发挥人的力量，靠发挥精神和意志的力量。历史永远也不会不让人们表现出英勇气概和高尚情操。今天这个战斗阶级中所显示出来的个人高尚情怀，必会反映在明天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中。因此，把一百年来酷爱观念、视死如归的各个英勇不屈的战士发掘出来让人们效法，这本身就是一项革命事业。革命时期〔注：这里的革命时期是指1789年革命。——译者注。〕的人，有些读过普鲁塔克的《传记集》〔普鲁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传记作家。代表作有《传记集》共五十篇。——译者注。〕，我们不会为此而讥笑他们。当然，他们读了这本书后内心所焕发出的满腔激情，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形势的发展；但他们至少是岿然不动地屹立在暴风雨中，没有因一阵阵惊雷和闪电而惊慌失措。如果他们因为渴慕英名而激起了对自由的热爱或者在斗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那么谁也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

　　因此，我们这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社会主义史，不想对人类生活的实际状况作任何删改，我们将努力理解和反映出在各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所发生的演变，以及思想对于全部真理的热烈要求和不畏艰苦、藐视暴政、视死如归的个人意识所表现的高尚情怀。无产阶级只有完成经济发展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成为真正的人，因此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既对经济发展也对人的意义具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将按照马克思、米希勒和普鲁塔克所给予的启示——虽然把这三个截然不同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读者一下子肯定会感到迷惑不解——去写这部浅陋的历史。参加本书撰稿的每一位活动家将会在书中留下自己的不同看法；但大家的基本理论和信念则是相同的。

让·饶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