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法〕让·饶勒斯 -> 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1901）
第一章 革命的原因
贵族和封建制度
在旧制度下，国家是由贵族、教会和国王统治的。随着法兰西王权的不断壮大，贵族已逐渐失去其中世纪的势力。他们已不再是各自为政的王侯，其中最显要者，过去曾拥兵作乱，如今不过成了宫中最为恭顺的陪臣。然而他们仍旧享有很高的特权。
领主司法虽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王权司法的削弱和压制，但依然存在。因为大型封地的法官虽已首先被王权法官取代，但在小型封地和小块贵族土地上，领主法官仍在审理案件。诚然，对于与封建权利没有直接关系的案件，他们只是作一点粗略的调查，了解一下案情，但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况且他们审理的案件，实际上皆与封建权利有关，而名目繁多、极其复杂的封建权利又与整个所有制和交换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领主法官实际上拥有十分广泛的权力。今天的治安法官在审理某些案件时就具有一审法庭的职权，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便可对革命前的领主法官有一个相当准确的了解。
不引人注目的乡村生活及其日常发生的各类事件和细小而又恼人的纠纷，几乎都控制在这些法官手中，因而也就控制在任命他们为法宫的领主手中。所以，领主可以全权处理同自己有关的封建纠纷。特别在十八世纪后三十年，贵族就是凭借这一司法权而霸占了农村居民的公共财产，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市镇财产”。由此可见，法兰西王权当时是多么自私和缺乏远见。它从大的方面剥夺了贵族的司法权，铲除了妨碍王权发展的上层封建司法。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有利于它自己，也有利于整个国家，但它只是废除了妨碍其发展的上层领主司法、而任束缚、压制乡村生活的下层领主司法继续存在。
王权在削弱封建司法的时候，它所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其自身利益，使自己获得发展，根本没有想到维护农民的利益，而在领主司法直接压制下的农民却象可怜的庄稼受到杂草的层层侵害一样，正处于衰弱不堪的境地。直到革命爆发之后，这种封建司法的残余才得以全部铲除干净。
此外，在税收上，贵族还享有无比珍贵的特权：无须交纳或者只交纳一部分对土地征收的直接税——田亩税。土地经营税实际上由佃农交纳，人头税则几乎与他们无关。
纳税不仅是一种负担，而且被视为出身贫贱的表现，所以贵族和获得贵族身分的人都以不纳税为荣。他们只交纳一种税，即王国臣民无一例外皆须交纳的二十分之一所得税。但据确切史料，大的贵族和王族成员实际上时常编造种种谎言予以逃避，税收人员和财政总监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据阿尔瑟·杨格提供的材料〔注：即阿尔瑟·杨格的《1787、1788和1789年旅法游记》。——编者注。〕，由于教会也是不交税的，日益沉重的王国税赋便有一半或往往全部落到乡村居民、农村小土地所有者、没有获得贵族身分的资产者、大小佃农和分成制租佃的农民〔注：一般意义上的佃农只向领主交纳年贡和实物地租，分成制租佃的农民则以收成与领主分成，通常为对半开。每遇荒年，其境遇就更为悲惨。——译者注。〕身上，由他们替贵族交纳，贵族不仅在司法上压迫农民，在税收上剥削农民，而且通过不胜枚举的封建权利对他们进行奴役和盘剥。
在封建制度中，贵族的土地，采邑的土地是不能出售给非贵族的。这种土地不能转让。领主为让人们住到自己所控制的地区或是为发展耕作而把土地让给平民后，他们对这些土地仍旧保留着领主权和所有权。
受让者并不占有土地，他们得到土地靠的是年贡，即每年须向领主交纳数额固定、长期不变的租金，永远不能摆脱。如果他们把土地转让他人，则由领主所同意的人继续交纳。
因此，年贡既是领主的一项长期收入，同时也反复表明其土地所有权是永远不变的。由于领主让出的土地不能分割成块转让他人，这种年贡始终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此外，年贡还不受时效约束，即使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甚至几百年没有交纳，领主也仍然有权要求付给，并补足未交部分。因此，许多农民不可能完全占有土地，获得完全的独立〔随着中世纪制度的解体，领主的土地可分两种：一种由领主直接经营或出租，一种是领主早先让出的土地，由领主定期征收各种税赋，其所有权已在一定程度上转向平民方面，可以出卖，也可以继承。——译者注。〕。压在他们身上的这种封建权利宛如一块静止不动的乌云，什么风也不能将其刮走。只是到了革命风暴起来时，这块乌云才被吹散。
不过年贡并不是这种封建权利的唯一表现形式。
原则上说，年贡交纳者只有征得领主的同意并接受领主提出的条件，才能得到土地。甚至过去在盗匪猖獗时受到领主保护的村民，也被认为他们的人身安全乃至生存和生产活动是领主的赐予，领主因而要在他们从事的几乎所有活动中提取一定的好处，使他们终身带着其领主权的烙印。
这样，五花八门的封建权利也就应运而生了。当然，这些封建权利也不是各地都一样，而是因地而异的。不过有的人往往要受到好几种封建权利的压迫。
除去年贡，得到土地的人每次将土地转让，还须交纳转让税。这种税南方没有，只存在于实行习惯法的地区〔注：在旧制度下，从基埃纳省到多非内省的法国南方实行的是罗马法，北方实行的是习惯法。——译者注。〕，同今天的财产转移税十分类似。不过正如波瓦特指出的，今天的财产转移税由国家征收，上交国库，但在旧制度下，这部分土地的转让税却全由领主征收，归领主所有〔注：见保尔·波瓦特：《1789年的法国》。——编者注。〕。巴伊认为贵族每年从中得到的收入达三千六百万。当然，这一数字看来不太准确。
此外，还有农产品贡物，也称实物地租（campi pars），即领主对其让出的土地征收的一部分实物。年贡为固定租金，常以现金支付，实物地租则以占收成一定比例的农产品交付。
此比例数各地不一，有的地方高达收成的五分之一，但最少也不低于二十分之一。征收的实物如系果木，即称帕谢尔（la parciere）；如系葡萄，则称卡波（le carpot）。总之，没有一块土地的收获物（签订封建契约时尚未出现的土豆等产品除外），能逃脱领主的盘剥。此外，农村居民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
人身劳役〔注：当时的劳役有两种，一种摊派到人身上，称为“人身劳役”；一种摊派到土地上，称为“实际劳役”。——译者注。〕往往带有污辱性。在许多地方，他们甚至连一些杂使费也不能幸免。由于磨坊、面包炉、压榨葡萄的酒坊及配种用的公牛掌握在贵族手中，农民只有交费方可使用。每当葡萄成熟的季节，总是领主首先采摘，农民必须在他之后并得到他的许可，才能在其交纳年贡的土地上收获。领主由于首先采摘，从而避免了随着采摘季节的到来而出现的偷盗现象。尤其是，领主因而可以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以低廉的工钱雇佣到收摘葡萄的工人。
这样，领主也就间接地掌握着剩余劳动力。为了糊口度日，农村里早就在焦急地期待着收获季节到来的壮工、雇工和短工，由于只能首先替领主干活，因而无法抬高工资。
这种狡猾的封建剥削手段不仅是交纳年贡农民的桎梏，也是贫苦的小土地所有者所无法摆脱的。领主不仅可以通过颁发收摘葡萄的公告将劳动力价格压到最低程度，而且可以通过在收摘公告和售酒公告上玩弄的花招，使其葡萄获得最大收益。
领主以其颁布售酒公告的权利，可以在一个月至四十天内独享售酒权。因此，在这四十天内，当上年陈货常常业已告馨的时候，领主的酒便因奇货可居而卖出高价。
领主就是依靠这种所谓天经地义的封建家长制进行着各种唯利是图的勾当，采用今天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所惯用的垄断伎俩。他们在颁布使自己可以先行采摘进而垄断市场的收摘公告和售酒公告时所玩弄的花招，同交易所的情形毫无二致。
贵族的剥削不但穷凶极恶，而且诡计多端，无孔不入，象许多粗大的绳索紧紧地束缚着乡村生活。我们只要读一读托克维尔列出的各种封建权利，便可看到没有一种名目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注：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编者注。〕。在实行习惯法地区，即使在公共土地上放牧也要付牧草税。领主声称这些土地是他们过去象征收年贡的土地一样让出来的，他们是征服者，在他们看来，任何生命，任何活动，都是他们争得成果的一部分。
乡村生活中没有一种活动农民不会受到勒索，下面仅简单地举几个例子：耕畜要付起征税；乘坐领主的渡船要付摆渡费；在商场和集市出售货物要付场地维护费；经过领主的小路要付管理费；在河里打鱼要付捕鱼税；在小河上架桥要付架桥税；打井挖塘须征得领主的同意并须交费；不得进入贵族的禁猎区，只有贵族可以饲养白鼬；贵族有养鸽权，农民不得伤害啄食庄稼的鸽子；采邑内的各家各户须付炉灶税；赶着羊群从普罗旺斯到奥维涅山区或朗格道克呢绒厂须付扬尘税；在市场出售货物须付各种标准衡器使用费。最后，尤为可恶的是狩猎专属权。
耀武扬威的贵族在其所在地的整个地区、也即其土地的全部范围内任意行猎，而且只有他们有此权利，农民连成群结队啃食庄稼的野兽也不能捕杀。至于牧草，他们必须在贵族指定的时间和山鹑不会受到镰刀伤害时，才能收割。他们甚至不得捣毁野兽设在草场的巢穴。据制宪议会报告人估计，贵族意在行乐的狩猎活动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每年为一千万。
因此，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即所有生活着、运动着、呼吸着的万物，如鱼儿嬉戏的河水，烘烤由燕麦和大麦掺合而成的面包的炉火，带动磨坊风车转动的风，从酒槽里流出的酒液以及窜出树林或草丛糟蹋菜园和庄稼的野兽，封建权利无一放过。
农民在路上每走一步，或是经过摇摇欲坠的小木桥，或是到村中集市上去扯一尺布，买一双木鞋，都会遇到贪得无厌、生事勒索的封建势力。如果他们试图辩驳或拒不承认新的敲诈名目，领主法官的打手、厚颜无耻的教士和穷凶极恶的庭丁就会露出狰狞的面孔，把他们剩余的粮食掳掠一光，使他们不敢再有反抗之意。
农民胸中郁结的怒火可以想象，一定早就盼望着能一致起来举行一场暴动了。他们所缺少的只有一点：获得解放的信心和可能。不久，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在貌似强大、维护特权存在的上层政权造成了一片惊慌，从而在他们心中唤起了希望。他们将一扫几百年来的沉睡状态，带着满腔愤怒，发出惊天的呐喊，起而迎接来自巴黎的暴风雨和自由的曙光。
不过，贵族的封建权利虽然名目繁多，十分恶劣，处处损害农民的利益，甚至在没有压迫农民的方面也激起了他们的不满；但却不能认为这些封建权利是革命前的主要压迫势力。1789年，贵族如果仅靠他们掌握的那些残存的封建权利，是不可能对法国的社会和农村形成如此重压的。
事实上，封建制度在革命将其彻底摧毁之前，已经遭到王权的致命打击。贵族在其领地的最高权力几乎已全部让给王权，一大部分土地也已出卖给从事工商活动致富的资产者。不在宫廷担任一官半职、没有俸禄可领而又不做金融投机生意的中小贵族，差不多已处于破产境地。由于收入固定不变，支出不断增加，他们的生活早已入不敷出。正如布耶侯爵在其《回忆录》中所指出的，工场主和金融家已从贵族手中得到许多土地。
封建权利的存在是对农民的欺压和污辱，它妨碍农民发展生产，给他们造成许多苦恼，并使他们对于土地所满怀的强烈欲望难以实现而痛苦不堪。不过，它给贵族带来的好处却比全国为它付出的代价要少得多。这一点，革命爆发前十年，蓬塞夫就在其出色的文章中明确指了出来。
年贡作为一种广泛采用的基本封建权利，往往少得可怜，因为其固定的金额是在很久以前钱币还相当值钱的时候确定下来的。相比之下，倒是占收成一定比例的实物地租，在征收此地租的地区，是农民的一大负担。不过最沉重的负担似乎还是土地转让税，每次要付相当于土地价值的六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如上所述，巴伊认为此项税收的总额每年为三千六百万。由此看来，各项封建权利的总收入不会超过一亿，而据阿尔瑟·杨格的精确统计，1789年，法国土地年收入的毛值略超过五十亿，净值约为二十五亿。因此，封建权利提走的这一亿收入，无论其多么可恶和陈旧过时，对全国也不会形成如何了不起的负担。
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如果仅有此种陈旧体制的讨厌残余，那就没有必要以革命来解决问题。比如人们完全可以用对封建权利采取逐步赎买的办法，使农民逐渐获得解放〔注：1790年3月15日通过的法律和5月3日通过的条令决定对封建权利实行赎买，但遭到农民的反对。1790年至1792年，农民和贵族展开了严重冲突，严重程度各地略有不同。1793年7月17日，山岳派控制的国民公会宣布彻底废除封建权利，农民的反抗始告终止。——编者注。〕。
实际上，当时已存在许多摆脱一切封建权利的农庄；同时，被巴尔纳夫特意称之为“动产”的资产阶级工厂也正在出现并日渐增多，完全摆脱了封建权利的束缚。这种摆脱一切旧的束缚、限制和宿弊、充分而又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正在成为法国的主要所有制，也可以说是正常的所有制。
封建体制和习俗当时已所剩不多，王权在集权过程中对于打击封建制度起了革命作用，根本没有必要再来一次革命来拔除这棵古老的大树所残存的支根，不管这些支根是多么难拔，多么碍事，因为路易十一、黎希留和路易十四早已将大树的主根斩断。
不过贵族起着双重作用，而且每种作用都非常恶劣。他们不仅在中央集权、生机勃勃的新的君主制社会中维护可恶的封建残余，而且竭力腐蚀新的中央王权，侵吞王国的公共财产。
王权
要是法国国王能与贵族分道扬镳，反对他们的那些作法，只做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国王，并利用这一行动自由去铲除农村中的封建残余，给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提供开展各项活动的保障，恪守公共契约，励精图治，严格国库管理，1789年革命很可能根本不会爆发。
要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国王能有弗里德里克二世及其父亲的治理精神，要是他们能象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和葡萄牙国王那样，同贵族和僧倡展开坚定不移的斗争，要是我们的古老王权能凭借其多年积蓄的力量和至高无上的威望，在现代法国起着现代作用，那么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这个王权很可能会一直领导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王权，最后与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政权一—资本的政权——一起消失。
可是法兰西王权没有这种气魄和革新能力，这恐怕也是历史决定的。
这个王权太为古老，同旧的势力关系太深，不可能跟上新时代的步伐。法国国王是一向以贵族之首和贵族中的贵族为荣的。他们剿杀了势力强大、兴兵作乱的领主；但为了领略胜利的喜悦，也可能要使自己的胜利成果合法化，他们很快又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了贵族宫廷。
王权的胜利如果导致贵族的消失，在我们这些国王看来将是一件名誉扫地和非常丢脸的事。因为王权原是贵族这棵大树上长得最高的枝杈，他们如果将这棵大树连根拔除，岂不成了陡然发迹的小人？
在他们看来，王权可以促进资产阶级工业的发展，也可以在政府各部聘用资产阶级雇员，但贵族仍应作为王国的豪华外表和强大象征而继续存在。
太阳王所注重的是为各古老家族增添荣光；同时，人们从路易十六的许多言谈也可看出，这个以修锁为乐的国王认为，取消贵族的特权必将使王族的财产减少。此外，对宗教改革反应淡漠的法国，王权和天主教会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确实，法国国王既不愿受贵族的驱使，也不愿受教会的驱使；但是，他们不但热衷于从贵族身上反映出自己的光辉业绩，而且热衷于从以教会为代言人的上帝那里得到某种超然的威严和神授的封号。对他们说来，任凭贵族和教会听从资产阶级和自由思想的摆布，那将等于泯灭自己来自人间和上天的荣光。
因此，他们只能执行一种捉摸不定、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从王权的威严和行动自由出发，对贵族的权利大砍大杀，对教会的权利加以限制，一方面又不敢要求贵族和教会作出定会使农民和资产者紧紧地依附于王权的牺牲。
他们摧毁了中世纪的体制，为资产阶级、工业、商业、思想等力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又不能跟着这些当初被他们部分地解放出来、得到他们鼓励的力量走到底，因而必然在封建主义和现代思想的妥协产物——可诅咒的“旧制度”下停步不前，最后遭到覆灭的命运。因为在这个旧制度中，教会思想和伏尔泰思想，中央王权和地方封建势力，资本主义生产和陈旧的行会方式在一片混乱中冲突着，什么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
贵族在两百年间大大利用了这种不一致性和互相矛盾的方面，对现代国家和王权进行了无情的掠夺。
被王权击败后，这些封建势力立即采取了报复措施：紧紧地攀附在中央王权身上，吮吸这棵大树的液汁。这期间，他们抛弃了在封建制度下保持的节俭生活，不愿为现代国家承担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他们不但不给国家上交分文，而且大肆消耗国帑。更有甚者，他们对王国收入毫无贡献，但对王国的支出从来也没有感到满意的时候。
我们只要翻一翻旧制度下王国最后几年的收支表，便可看到贵族所消耗的巨额。仅供不劳而食的贵族在王宫享受的王室开支就达二千五百万，用于体禄的支出则为三千一百万。这后一项支出几乎全为王族成员、贵族以及他们所拳养的心腹这些大大小小的阿尔马维瓦和费加罗所吞噬。
各省省长虽因王权所派总督有着无边的权力而形同虚设；但担任这一职务的贵族仍要领取总共十万利弗尔的俸禄。至于军队的支出，十三万五千名士兵只用去四千四百万利弗尔，而全系贵族的一万二千名军官却消耗了四千六百万，超过军队支出的一半。王国通常预算是每年四亿，其中被贵族侵吞的数额至少为八千万，占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掩盖这一巨大浪费和对贵族引起公愤的宽容，被人掠夺、百依百顺的王权竟然在帐目上弄虚作假，比如用于馈赠的支出从来就没有确切的数目，连审计院也弄不清楚。在认购公债的人中，有一些是特权者，他们虽然分文未付，但后来王权却作为馈赠把他们拖欠未交的一份发给了他们。
因此，贵族不仅掠夺国家的财富，而且在一个必须靠精确的材料和诚实的态度才能开展正常运转的现代国家造成了混乱和谬误。摄政时期，导致银行家劳的大规模信贷活动和大胆的资本主义经营最后走向破产的一些专横武断、不合规定的作法，贵族就要负很大责任。
读一读马蒂欧·马莱耐人寻味的日记〔注：马蒂欧·马莱（1665-1737），法学家和文学家，曾任巴黎高等法院法宫。死后留下日记和回忆录一部。——编者注。〕，就可知道那些亲王在干预劳的经营活动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不用说，他们搞的无非是金融投机，不仅靠投机大发横财，而且以垄断油脂、铁等商品牟取暴利。
除非娶金融家的女儿为妻，这些贵族现在是公开与他们为难，其拉拢腐蚀和贪得无厌在十八世纪造成了令人不齿的丑闻。他们在旧制度的最后一段时期采用了一切掠夺方式，不但通过名目繁多的封建权利继续对农民进行至少是部分的中世纪奴役，而且以鲜廉寡耻、极其狡诈的手段把手伸向中央王权的广阔财源，造成国库空虚，同时把新兴资本主义企业也变成他们那种从事掠夺的场所。他们不仅继续进行着过去的封建剥削，而且还在扰乱着当今王国的力量，腐蚀着奋发向上、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使得后者只有摆脱他们的蛮横干预，开展正常而又稳妥的结算，才能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奋勇努力，增加财富，促使伟大的、即将改造世界的工人阶级产生出来。
贵族这种隐蔽的封建寄生性及其对王权的公开依赖和在金融上的不择手段。使法国各种生机勃勃的力量都受到了侵害或威胁〔注：关于革命前的贵族人数，历来说法不一。看来估计为三十五万左右较为恰当，即占全国人口的1.5%。——编者注。〕。王权由于同贵族关系太深，不可能与之分道扬镳。不过资产者和农民将通过协同一致的革命行动，起而反对残害国家的贵族，打倒甘心受贵族愚弄并与之同谋的王权。
教会
同时，他们还将起来反对教会的专横势力。十八世纪，教会在政治上有着巨大的权力并拥有数量惊人的土地。当然，教会是服从王权的，1682年教士宣言曾明确指出法国教会所享有的自由并对教皇在法国教会事务中的权力作了限制。教皇在控制法国教会问题上失去的东西被国王夺了过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被法国夺了过来。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教皇绝对权力论才在我国完全确立；不过这一主张早在十八世纪便已很有市场了。总之，耶稣会派终于战胜王港〔注：王港，1204年建于什弗楼斯河谷的一所女修院，十七世纪中叶迁至巴黎，成为扬逊派的大本营。——译者注。〕，将其灰骸全部扬尽。
在扬逊派〔注：旧译为詹森派。——译者注。〕控制的高等法院和耶稣会派因教皇Unigenitus〔注：即教皇克雷芒十一世1713年发布的前旨，其开头几个字为Unigenitus deifilius，是以得名。——译者注。〕谕旨而产生的长期斗争中，大多数高级教士和一般神甫都站到了罗马一边，使态度最为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模棱两可，变得谨慎起来。耶稣会派即使在1765年被逐之后也仍然不甘示弱，继续宣传他们的主张。我见过的一些供教士学习用的十七、十八世纪神学教科书，就认为教皇甚至超越世界主教会议，其个人品性决定他即便没有世界主教会议的协助，也不会犯错。
因此，不可对旧制度下的法国教会自主论估计过高，教皇绝对权力论已在当时形成十分强大的势力。革命的风暴后来使法国的教士纷纷向教皇靠拢；但即使没有这场风暴，随着天主教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教皇绝对权力论也会被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教会接受而成为不可逾越的信条。不管怎样，无论是实行教皇绝对权力论也好，还是实行法国教会自主也好，再或是两种主张并存也好，十八世纪的法国教会都是一种可怕的压迫势力。他们残害新教徒，对科学家和哲学家施以威胁和迫害，而在这当中，俗权很少不给予协助，从而引起自由思想家的反抗。
一个多世纪来，人类思想一直在致力于认识宇宙，了解社会，当然不能容忍教会的蛮横干涉。在广漠无垠、始终处于运动状态的宇宙中，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正在逐步展开，思想正一步步达到自由的境地，岂能允许教会把一切都局限在《圣经》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想体系内？
在这场为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哲学家的盟友，因为，为使经济获得发展，把工业生产推向前进，资产阶级需要科学的协助和思想发展的推动。伏尔泰这个思维敏捷又精通生意的伟大思想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完美象征。中世纪经济生活的停滞同僵死的教条生活是分不开的。要想让现代生产获得飞跃发展，使其冲破一切陈腐观念和束缚，给予现代思想以完全的自由也是不可少的。
因此，不容异端的天主教会便成了当今世界的顽敌。如果任其主宰一切，就不仅会使思想遭到扼杀，也会使社会财富日渐枯竭。所以新兴资产阶级的各方力量，即一切希望获得财富、如饥似渴地要求得到知识的人们，都必然要起来反对它。
它是思想的桎梏，同时也是劳动的沉重枷锁。教士早已成为一个特权等级。教会占有财产只是“为了宏扬天主和造福穷人”，谁敢对它征收税赋？主教、大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出身上层贵族，神甫服给他们带来了高贵的自豪感，谁敢让他们象平民一样按章纳税？教会既属僧侣又属贵族，有着双重便利逃避压在人民身上的税赋。1695年诏书颁布后，教会正式成为“国家的第一等级”，因而免交王国征收的直接税和其他大部分税赋。其数量惊人的土地可以不交田亩税，出售葡萄酒也可不交间接税，甚至无须经测定人员和包税人的检查。
他们为国家开支承担的份额，每年仅为一千二百万左右。被人们称之为“外来教会”的弗朗德尔、艾诺、阿特瓦、康布雷西、法朗什—孔特、卢西等后来并入法国版图的地区的教会，每年必须交纳的税贡约为一百万。原有国土上的教会则每年交付约一千万献金。教士们在每五年一次的全国大会上讨论通过他们所愿付的款额，处理教会一般事务。不过这少得可怜的一千二百万献金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国王马上就会还给教会，让其偿还他们为国王借贷的债务。
每逢国家遇到困难，王权常要向教会借贷；但教会却不将自己的钱拿出来，因为那将把自己的富有公之于众。它声称自己很穷，只得向他人借贷，国王于是答应通过教会偿还债主。显然，这完全是一种伎俩，因为教会有的是钱。我在阿尔萨斯教士的陈情书中就看到一篇文章，要求准许财产不能转让的团体，把钱借给农民，以便消除犹太人的重利盘剥。不用说，这将可使教会除占有大量土地外，再扮演一种债权人角色，干预各类买卖和经营活动。不管怎样，这表明，革命爆发前夕，教会完全可以作出一点牺牲，把它手中的钱直接上交国库。但它宁愿装穷，煞有介事地向他人借贷，然后又以还债为名把它假惺惺地送给国王的区区献金再要回来。国王对于这种不正常状况早已习以为常，可能觉得这样反倒可以在困难时刻通过教会弄到一点钱。这同今天的资产阶级国家每遇不便就通过铁道公司去借贷一模一样。教会和王权在借贷问题上的这种混乱不清的关系，增加了王权的依赖性。
此外，教会和王权的互相渗透、难分难解，还表现在许多方面。
天主教会不仅是国家的基础，国王的加冕典礼不仅要由教会主持，老百姓的生死和婚娶也要由教会予以登记。整个户籍工作都掌握在教会手中，国王几乎只是通过很不确切的初领圣体参加人数，了解王国人口的增减情况。反之，相当大一部分修道院院长则由国王任命。在许多财源富足的修道院，修士的管教不一定由院长担任，此项工作一般由住在院内、负责弥撒、祈祷和苦炼的住持担任。院长不住院内，他只是以这块精神领地的领主资格，定期领取丰厚的俸禄。这样，通过一纸领取教体的单据，王权便为其亲信从教会弄到了大笔外快。不过对王权说来，这种表面上的权力只是在自己身上增加了一根锁链而已。因为这样一来，王权势必深深陷入教会的体系中，成为教会庞大寄生势力的同伙，除非付出非凡的勇气和努力，不可能与教会一刀两断，踏入现代法国中来。只有为争取自由和土地而斗争的资产者和农民能与教会展开一场较量。
教会拥有多少土地？确切数字很难弄清。保尔·波瓦特认为贵族和教会占有的土地为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三，这显然是夸大了。对法国各省社会状况作过详细调查的阿尔瑟·杨格就说过，小块土地即“归耕者所有的小型农庄”非常之多，总面积应占王国土地的三分之一。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二百年来，资产阶级已经买了不少土地，这便是那些从事工商活动致富的工场主和商人。关于这一点，上文提到的布耶侯爵提供的材料最能说明问题，“人类之友”米拉波侯爵〔注：即维克多·里格蒂·米拉波（1715一1789），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加布里埃尔·里格蒂·米拉波之父，重农学派著名代表，主要著作有：《人类之友一—谈人口问题》。——译者注。〕也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这些新获得土地的资产者对待佃农如何苛刻。
如果没有十八世纪资产者的资本向土地方面的明显转移，被马克思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农业资本主义学派的整个魁奈重农学派，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相反，涉及“不可转让财产”的1749年诏书却为教会获得土地设置了重重障碍，规定教会在接受教徒遗赠时必须交纳清税费〔注：教徒遗产在赠送教会后即成为无须纳税的不可转让财产，因而须将迹产在没有赠送的情况下本应交纳的各年税赋一次结清，此费即为消税费。——译者注。〕，遗赠如系采邑应交纳其价值的五分之一，如系动产或平民的财产，则应交纳其价值的六分之一。况且教徒的遗赠这时已变得非常之少。1784年，国家在清税费名下得到的收入仅为二十万利弗尔。因此，到十八世纪下半叶，教会的土地扩张虽不能说完全停止，至少已大为缓和，而在此期间，资产阶级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土地。
资产阶级占有的这部分土地，数量显然相当可观，如果和杨格所说的农民的土地加在一起，肯定超过全国土地的一半。此外，1789年9月24日，特莱拉尔在制宪议会发表的演说中，把教会的全部财产估计为四十亿。由于这个数字包括价值较高的城市房产，所以特莱拉尔所估计的教会土地，价值仅为三十多亿。这个估计可能还不够全面，而且实在说来，连制宪议会也未能弄清楚教会究竟有多少土地，但这三十多亿毕竟只占阿尔瑟·杨格经过严格而准确的计算所得出的法国农业资本总数的十五分之一。
因此，贵族和教会的土地总和不可能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三，说他们至少占有三分之一恐怕较为恰当。否则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土地如果仅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他们靠这一点土地如何能承受那样繁重的税赋〔注：全国土地所占情况，今天似乎可作如下估计：教会10%，贵族20%，资产阶级30%，农民35%。——编者注。〕。
如果特权者真的占有四分之三的土地且又不纳税，那末承担全部税赋的那一点点农民不仅会难以承受，而且早就被压垮了。同时又何以解释教会征收的高额什一税？农民手中哪里还有可供征税的东西？
据拉瓦锡推算，仅仅对小麦征收的什一税就达七千万。制宪议会财政委员会认为，教会征收的什一税每年为一亿二千三百万。由于贵族只交纳一种特殊的什一税——总额仅达一千万的转移什一税，非特权者交纳的什一税每年应为一亿一千三百万〔注：必须指出，与饶勒斯所暗示的不同，什一税是广泛征收的，不仅平民的土地要交纳，贵族及教士的私人土地也要交纳。转移什一税已离开什一税的原先宗旨，由大都为贵族的在俗教徒征收，而不是饶勒所说的由贵族交纳。——编者注。〕。此外，可以肯定，什一税在全部收成中所占比例并不是十分之一，而是二十五分之一至三十分之一（关于这一点，阿尔瑟·杨格的说法完全可信）。因此，从这一亿一千三百万什一税可以看出，非特权者土地的农业总产值应为二十五亿至三十亿，即超过全国农业总产值的一半。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贵族和教会所占土地约为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至多为二分之一。我想再说一句，这两个特权等级拥有的土地要是超过这一比例数，他们就会强大无比，具有吞噬一切的能力，使得革命根本不可能爆发。一场革命要爆发，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下层阶级一定早已不堪其苦或是受到了巨大压迫，同时这些阶级也一定开始具有相当的力量和信心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社会正处于这一状况。贵族和教会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他们不但不交纳任何税赋，把国家的负担全部推到乡村居民和克勤克俭的城市资产阶级身上，而且对穷人交给国家的财富实行巧取豪夺，这就大大刺伤了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极其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不过与此同时，尽管苛捐杂税无比繁重，仍有相当数量的小农悄悄在乡下积攒了不少钱，从而使这些农村小有产者心中升起摆脱封建束缚的希望，甚至盼着有朝一日能把教会的大批土地买几另一方面，经过两百年来工业、商业和金融事业的迅猛发展而跃跃欲试的资产阶级，早已通过购买土地深深打入广大农村，如今感到即使在农业方面也足可同贵族和教会较量一番。可以说，它甚至觉得完全有能力扩及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因此，革命的力量是深深地存在着的。要是王权，即今天仍受到尊重的上层俗权，能去领导这些新兴力量，革命的变革很可能不必经过大的震动便可完成。
成为解放者的王权将可从资产阶级和农民那里得到足够的力量，既无须害怕投石党时期的那种贵族反抗，也无须害怕神圣同盟时期的那种天主教反抗。可是我们看到它同正在将它毁掉的教会和贵族所结成的关系是多么深。为了挽救自己，为了弥补因特权者的贪得无厌而造成的赤字，它将试图向国民发出呼吁，心中未免忐忑不安，但为了挽救自己也挽救那些特权者，又不得不这样作。
正是这种可悲的、自相矛盾的政策将导致它的灭亡。
赤字
面对王权的这种不一致性或两面派行为，革命何以能够进行？革命所选择的时机和采取的途径是什么？革命所选择的时机是令人不能容忍的预算赤字。
半个世纪来，王国财政一直是捉襟见肘，预算几乎连年出现赤字。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宫廷又耗费惊人，日常开支本来就在不断增加，奥地利王位战争、七年战争和美洲战争更年复一年地造成了巨额支出。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王权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如借贷、大量出售各类官职和提前支取，即向包税人预支以后几年的税务收入。
可是到1789年，所有这些办法都已用尽，王权一筹莫展，只得向国民求助，召开三级会议。实在说来，要不是当时存在着一片革命气氛，赤字问题本来是用不着通过改革社会的办法就可解决的。在我国历史上，三级会议帮助国王解决紧急之需已非一次，会议在将王国财政恢复平衡后便散会了，并未使社会制度受到触动。然而1789年的财政已是病入膏育，迁延日久，不触及贵族和教会在税收上的特权便不可能使之好转。不过要是国民除平衡国家收支外没有其他目的，他们的干预本来会局限在很小的范围。
1789年5月5日，内克尔在向三级会议作财政报告时承认有赤字五千六百万利弗尔。这就是收入和支出的差额，不过局势的整个严重性并不在这里。由于赤字的出现由来已久，1789年5月，国库已以预支的形式将当年后八个月一亿七千二百万的财政收入和1790年的九千万财政收入都用光了。尽管如此，就财政状况本身而言，事情也还没有到达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只要让迄今几乎什么税也不交的两个特权等级每年拿出八千万并让教会将其惊人的财产让出五亿左右，便可还清预支的金额，使王国国库恢复正常。
这正是极端温和派在三级会议最初几次会议上提出的办法，特别是马卢埃〔注：马卢埃（1740-1814），土伦海军总督，三级会议代表，王政派首领之一，1792年8月10日以后流亡国外。——编者注。〕的主张，他并且想方设法要右翼及左翼革命党人都予以接受。这个办法本身并没有什么行不通的，特权者似乎能够接受，因为实行这个办法仍可使他们继续保持其社会主导地位。至于资产阶级，财政平衡的恢复将可使国家的债主、即在王权欠下的四十五亿巨额债务中握有债券的所有食利者，不致全部破产或部分破产。因此，极端温和派即也可称之为保守革命派的这一主张若能实现，革命便只会局限在有限的财政方面，把王国财政理顺而已。
那末革命何以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忽然越过这一小小主张，远远离开了其原先要解决的预算问题呢？
王权召集三级会议本是为了使财政恢复正常，而且仅从数字上看去，似乎并不需要付出多大努力便可解决问题，封建社会的基础，无论是贵族、教会还是王权，都不会受到动摇。可是就是这个三级会议却很快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震撼世界的运动，他们同贵族和教会展开了斗争，对王权先是贬抑，随后则进行了打击，并将人权和公民权这个伟大的、激烈的提法提到了过去的特权和权力之上；他们为民主开辟了历史的广阔道路，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无上权力并为无产阶级登上舞台准备了条件。可见王权的财政之需同山雨欲来的革命形势相距何其遥远！不过表面看去似乎并不太严重的财政危机何以会在人与人之间导致一场如此巨大的社会危机？一块起先只停留在天空一角的乌云何以会突然扩大开来，占据整个天空，把山林和橡树、教堂钟楼和城堡塔楼都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以其雷鸣和闪电唤醒了沉睡的人民，并以其闪烁不停的电光把一个世纪来动荡不定的历史照得通明？
这场波澜壮阔、势如燎原烈火的运动，当然不是特权者不识时务的反抗所能解释得了的。不错，他们没有立即同意拿出钱来使王国财政恢复平衡，确实是缺乏决断的不智之举。
不过应当指出，他们已清楚地感到，即使他们在财政上作出让步，也不会使正在兴起的革命因而解除武装。因为从一开始，革命所希望的并不是这一点。她的内心正经历着奇异的激奋，目光中充满神往和勇毅的光芒。
再说一遍，这种群情激奋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究竟是什么新的、来自大地的力量把人们激发了起来？应当看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也不是备受封建权利和苛捐杂税盘剥的农民所经受的痛苦造成的。
不管怎样，无论农民受到了怎样的届辱和压迫，在王国历史上，他们已多次经受比现在更为深重的苦难。想当年，即使在路易十四时代饿殍遍野的时候，他们也只是举行了几次短促的反抗，从很远的地方无力地扔了几块石头。随后，在橡树上经受绞刑的人，尸体被晒干了，他们已被人们遗忘，可能还遭到了衣着褴褛、从大路上经过的农民的嘲笑。由于农民的反抗性转瞬即逝，难以持久，因而不足以唤起整个世界。
因此，这一次，农民何以会象一磁力忽然穿透他们身上的锁链，刺激了他们的心房一样，霍地一下站了起来？革命在经过一段摸索和妥协之后，何以没有中途停顿？三级会议何以能坚持始终，不屈不挠？
因为不管怎样，这次事件本来是完全可以通过某种折衷安排，通过特权者的一些暂时牺牲和少量的破产得到解决的。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国家在采取这种违反常规、杂乱无章的武断作法后，并不会在一天内就消亡，也不会在一个世纪内消亡。因此，法国完全可以慢慢地降到西班牙的水平上，而不会有什么太为强烈的垂死挣扎引起王权和人民的注意。
那么，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刺激使得她摆脱了这种无所作为的自暴自弃？究竟是什么强大生命力使得一切——事件和人——忽然摆脱了原来的状况？
哲学思想
十八世纪末，两股伟大的革命力量把人和事物都激发了起来，并极大地推动了形势的发展。这两股力量是：
一方面，法兰西国民在思想上业已成熟；另一方面，法国资产阶级在社会方面也已成熟。法国的思想早已意识到自身的伟大，希望将自己的分析方法和推论方法运用到社会和自然的整个现实中去；法国资产阶级也已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富有、权利及其几乎无限发展的可能。总之，在思想终于对宇宙形成认识时，资产阶级也产生了自己的阶级意识。这就是革命的两股炽热的力量和火热的源泉。正是由于这两股力量的存在，革命才有可能爆发，才显得那样绚丽多采。
可是，法国思想对于革命的作用，泰纳——他把这种思想称为古典思想——所作的解释却是极其错误，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可笑的〔注：见泰纳（1828-1893）所著《现代法国的起源》。——编者注。〕。他认为革命完全是一种抽象之物。由于人们对平等、人类、权利、人民最高权力以及进步等概念的认识笼统而又含混，几乎空洞无物，因而把革命引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和过激行动上。他认为，这种古典文化使得法国思想失去了对于尖锐复杂的现实所应有的敏锐性，并使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习惯于对事物进行归纳，而这种归纳表面上十分高超，其实毫无用处。
因此，革命者不可能正确认识千差万别的环境和形形色色的人，不可能理解他们忽然要领导的二千七百万人身上所存在的激情、本性、偏见、无知和习俗，从而必然会以改革为由贸然打乱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总之，用狭隘的古典思想指导社会，这就是泰纳所说的造成革命走向空想、冒险和诉诸暴力的原因。泰纳还拾起拿破仑一世说过的一句名言来反对革命：“这都是空想思想家们干出的事情”。不过他比拿破仑一世更不了解革命的伟大和威力，因而他对革命的指责也走得更远；他所反对的不只是“革命的思想”，而且可以说是国民的思想，是法国思想的实质。
然而泰纳是全错了。他既没有弄清什么是古典思想，也没有弄清什么是革命。他只是用肤浅的经院哲学和反动思想代替了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和明确看法。
革命不但不是什么毫无用处的抽象之物，而且是历史上迄今所见到的一场最基本、最实际、最平稳的革命。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快就可看到。
从事这场革命的人对于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深深懂得他们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从来没有一种行动纲领象三级会议的陈情书上所反映的那样广泛、具体，那样合乎情理，从来没有一种纲领执行得那样完满，采用的办法那样恰当、果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法国革命取得了圆满成功。凡社会状况所许可的，凡新的需要所要求的，它都做到了或是奠定了基本蓝图。一百年来，除了在革命显示的方向上所实现的那些，无论是欧洲还是全世界，都还没有作出什么成功的事情。
怀抱空想，失去理智、徒劳无益地求助暴力，始终是反革命之所为。革命则不然，即便是动乱也有它一定的意义，甚至在革命的词藻下面也掩盖着根本的冲突和具体的利益。没有一个革命团体和革命派别不是应一部分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没有一句话——那怕表面看去最没有意义的话语——不是现实所决定的，不是历史需要的反映。泰纳的著作表现出的无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对革命抱有如此错误的看法，他的那些关于古典思想和抽象热的理论又如何呢？
在这方面，他也是大错特错的。首先，他通过极其武断的抽象，把科学和他所说的古典思想对立了起来。他对于十七、十八世纪发展起来的科学作了热情的赞美。
科学向人类揭示了宇宙的构造及其广漠无垠，揭示了在其中运动着并互相关联的各部分的规律，它告诉了人类地球是什么及其所在位置、形状、大小、运动状况和可能是怎样形成的。它已开始当着人类的面，对种类无穷的生命形式进行分类，并告诉迄今一直高傲地呆在一边的人类，他们是一长串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这棵大树的树巅上长出的一棵幼芽。它已尝试着分析人类社会，揭示社会生活的奥秘，剖析经济现象及财富、年金、价值、生产等观念。
总之，从天穹深处几乎看不见的遥远天体的运动，到各个作坊新式织布机的往复摆动，科学试图把一切都弄明白，把一切都按照自然本身连续不断的序列展现开来。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家们所做的就是这些。按照泰纳的说法，要不是古典思想使得法国人习惯于对广阔的现实只抓住一些笼统而又粗浅、被人们在交谈中轻率地加以引用或可怕地导致空想的概念，科学所进行的这场公共教育，本来会是非常了不起的。
实在而又健全的科学首先在沙龙中被人“升华”，随后在议会和俱乐部中遭到曲解，从而造成革命的虚浮和迷航。
然而泰纳究竟是用什么令人失望的解剖办法，把现代科学和古典思想分开的呢？这两种力量其实是紧密相连，甚至是熔为一体的。
所谓古典思想，就是抓住每个概念、每个事物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剔除其表面的或偶然的东西，然后对各个必要成份进行自然的、合理的、明确的分类。这种去繁就简、将各方面联系起来考虑的习惯作法，是人类思想在探讨复杂无穷的自然和生命、在科学地征服字宙时所必不可少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人类思想在初次摆脱现成的字宙起源学、天体学、物理学和现成的历史、伦理、宗教这些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东西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景况。
应当怎样做为好？如何才能在漫无边际、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中涉足而不致晕头转向？
可否象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到古代圣贤的书中去寻找有关宇宙的真谛？但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拉丁人和希腊人所看到的只是部分的现实。
十六世纪确曾为古代丰富多采的思想所陶醉并因而摆脱了中世纪的思想桎梏。但这种广阅博览的热潮，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不过是一些模糊的东西，因此必须坚定地、直接地去面对错综复杂的广阔现实。
所以，那种钻故纸堆的作法必须扬弃，传统束缚必须打破。人类思想应当集中精力，把一切都摆脱开，不通过任何媒介去观察宇亩。但人类思想是否应当沉浸于梦幻的奇异魅力，象哈姆雷特那样通过默默的感知去窥探神秘的世界，在悠悠忽忽中去揣度“天上和人间不受任何规律束缚的奥秘”？这是异想天开，根本行不通。人类征服宇宙靠的绝不是梦幻，而是经验和理性，观察和演绎。什么？要是这样去研究事物和人，那还不被无数难以捕捉的细小现象弄得不知所从？这里就有一个方法问题。
对于任何问题，任何事情，都必须找出总的脉络，找出能够把尽可能多的人和事物都包含进去、范围最广而又最简单的思想，并由此而逐渐扩大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科学所采用的正是这种创新法和深化法，这种方法与古典思想的表述法和论证法完全是一回事。我曾想弄明白人们何以能将这两种方法截然分开，但未能如愿。泰纳所以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无非搞的是可笑的文字游戏和他那不求甚解的思想所热衷的硬性区分。
牛顿经过高超的抽象而把地球上的物体坠落同互相围绕运转的天体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吸引联系起来，用的是这种方法。利耐以性器官为基本特征对种类无穷的植物进行分类，用的是这种方法。奥伊研究水晶时按其几何形状进行排列，用的是这种方法。布丰和拉普拉斯把所有天体的原始形态都归结为星云并推导出太阳和各行星原属于同一个逐渐凝聚和分化的气团，用的是这种方法。孟德斯鸠将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政府归结为四种主要形式，用的是这种必要的抽象法和归纳法。亚当·斯密研究不胜枚举的经济现象时，把这些现象归纳为主要几类，用的是这种方法。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研究的事物种类如何繁多而令人目不暇接，科学都能通过大胆的实验，从中找出一些大的、具有决定作用和深刻意义的特征。它在对事物和概念的外延进行观察、计算和不停的比较时所得出的并从各方面加以发展的，便是这一明确而又较为简单的思想。
古典思想也是以同一方法从事著述的。笛卡尔以这一方法，运用思维和广延这两个概念而展开了整个物质世界和整个精神世界。帕斯卡尔以这一方法对人的本性作了深入的研究，从而揭示了人的卑贱和高尚，并从物体坠落这一概念所阐明的唯一思想而推导出全部的基督教主义。我们的大悲剧家和大喜剧家以这一方法，通过内容广泛而又简单的题材写出了生动的剧作。《百科全书》也是以这一方法，靠自然和理性这两种思想而动摇了一切错误的体系。最后，革命也是以这一方法，只是以宣布人权和公民权而对业已提高的觉悟所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新的利益所希望得到的可靠保障作了精辟有力的概括。
革命同伟大的科学一样——泰纳将二者对立起来完全是枉费心机——也找到了一个广阔的主导思想，因而可以阐述整整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并使无数的力量得以协调。不管怎样，泰纳要否定古典思想和革命思想就不可能不否定科学本身。只是由于一种不彻底性，他才没有滑到天主教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去，因为他在中途停了下来。
啊！要是十八世纪能满足于慢条斯理地阅读那些深藏于本笃会档案中的文章，或是耐心地对过去进行钻牛角尖的研究，那对宗教、王权和封建专制制度倒很相宜。要是法国思想能象十六世纪那样，继续大量玩弄词藻，把自己的反抗淹没在拉伯雷式文风的那种流向不定的宽阔浊流中，那对形形色色的暴政和特权倒很相宜。要是十八世纪能赶在浪漫主义之前，不厌其烦地以无比丰富的语汇详细描绘古老教堂的古老门楼或古老城堡的古老塔楼，那对神甫、修士、贵族倒很相宜。
可是古典思想有别的事要做。它愤怒而详尽地记下了反对思想自由发展、反对劳动的开拓和人的尊严的种种迷信、暴政和特权。
为了这场战斗，它需要简洁有力的语言。因此，它抛弃了泰纳本想强加于它的耽于情感、在文字上精雕细琢和刻求别致的做法。它怀着一腔激情，敏捷地向四方射出了一道道阳光，指出现存各种体制都是违反自然、违反理性的。
要不是运用高超而又简明的思想，它如何会摧毁这个衰朽不堪、光怪陆离的旧世界？难道象乡村讼师那样就封建权利、教会的要求和王权的法令同人家逐项展开讨论，古典思想便可使法国摆脱一切奴役和陈规？整体的努力是不可少的，必须有一束强烈的光线，必须大力求助于人类、自然、理性。
然而在古典思想中，这种对一般概念的必要崇拜，丝毫不排斥对事物作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对细节发生兴趣。泰纳的第二个错误就在这里，美好的古典形态所包含的那些丰富的、实在的、令人兴趣大增的东西，他没有全部看到。
我在这里无法详谈他对十七世纪〔注：原文如此，疑为十八世纪之误。——译者注。〕的著作所怀抱的肤浅看法，但十八世纪在收集材料上所作的巨大努力如何能否认？在历史方面和社会方面，那是一个回忆录的时代；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人们展开了多少研究，付出了多少努力！科学院出版了一部关于各类工艺和新发明的汇编。至于有关小麦、衣食的文章和书籍更是不胜枚举，不但材料翔实，而且附有统计数字。经济学家没有满足于提出一般的理论，他们在其《各时期同日大事记》的合编中，逐日记下了物价波动、食品供应和市场状况〔注：此《大事记》由博多神甫、米拉波侯爵，杜邦·德·纳穆尔等撰稿，1767年起成为重农学派会刊。——编者注。〕。其他关于封建制度及如何通过赎买这种和平的实际办法废除封建权利的书籍和文章也非常之多。在十八世纪后三十年，王国各农学会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章。工场巡视员给政府写了一些连今天的劳动事务所也无法推翻的报告。罗兰·德拉普拉蒂埃尔〔注：罗兰（1734一1793），旧制度末里昂财改区工场巡视员，写有大量关于技术方面.特别是关于纺织工场的报告。——编者注。〕在革命爆发前五年写的报告中就对工业状况、生产形式和雇佣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提供了具体而又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我们很快将在下面加以引用。没有一个时代象十八世纪那样注意生活的细节和社会各环节的确切作用，没有一场革命在准备过程中进行过如此认真的研究，收集的材料那样丰富。米拉波一天在制宪议会上说：我们现在已没有时间去从事研究，所幸我们已经有了“现成的思想”。是的，现成的思想，现成的事实。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头脑中装进的材料有这一次这样多，而对于十八世纪在收集材料上所展开的巨大工作似乎一无所知的泰纳，在他把古典思想归结为只是对可怜的抽象概念进行高超的分类时，却在嘲笑我们呢！
但是，要是没有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同一场大变动密切相关并能够掀起这场变动，十八世纪这一收集材料的巨大工作和这一内容丰富的哲学理论，就会整个地变得毫无用处。
资产阶级
这个社会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泰纳在此问题上也是极其肤浅的，我们对此只能再度感到惊讶。他在旧制度“社会结构”的各章中，竟然完全忽略了对资产阶级加以研究，甚至未予提及。他只是顺带提了一下许多破产贵族已把土地卖给资产者，但一处也未谈到两百年来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掀起的那场运动中，他所看到的似乎只是过分的虚荣和哲学上的恩蠢的陈醉。小城市的资产者自尊心受到了贵族的伤害，但他们读过让-雅克的书，因而成了雅各宾派，这就是全部的革命。造成资产阶级担负起革命作用并使之有力量去完成的那种巨大的利益发展，泰纳竟毫未察觉。
按照他的说法，似乎单纯的哲学理论可以唤起、激怒整个的人民。他之所以认为哲学家的观点玄妙莫测，古典思想空洞无物，乃是因为没有看到思想家们提出的那些理论所凭借的根本基础，正是日渐壮大的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这个所谓“现实主义者”整天看的是哲学著作，而没有去观察生活本身。资产阶级在生产、劳动、积蓄以及发展工业和商业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使它成了第一流的力量并迫使它把社会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它的利益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有可能遭受种种风险。对于这一点，泰纳却是一无所知。他没有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并稍稍研究一下奥古斯坦·梯叶里，对他说来，这个损失确实是太大了〔注：饶勒斯此处所指应为梯叶里1850年所著《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关于这位历史学家及这本书，可参看马克思1852年3月5日致魏德迈的信和1854年7月27日致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革命爆发前夕，资产阶级是由哪些成分，哪些利益组成的？处在最上层的，是所谓金融资本上层资产阶级，其中主要有包税人、大的军队供应商以及在印度公司、贴现银行等享有特权的公司中占有大部股票的那些人。
今天的税收由国家通过税务机关直接征收，但在旧制度下，税收是承包给他人的，因而形成一个极其富有、极其强大的包税人集团〔注：包税人即伏尔泰所说的“四十名平民国王”，其组织在1720年后已固定下来，所包税额每六年确定一次。——编者注。〕。他们聚敛的财富常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乔治·桑的祖父杜潘·德·弗朗克尔便出身于一包税人家庭，每年年金达六十万利弗尔并占有整个什农梭城堡，在巴黎还有几处豪华公馆。这些大的税收中间人早已深深陷入旧制度的体系中，维护这一体系的存在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因此把他们列入新的力量似乎有点轻率。不过，由于其势力的强大，这个新的巨富集团已在不知不觉中使老一代贵族土地寡头成为往事。佩剑贵族已不再是社会的首要力量，至少己不是唯一的力量。一切没落的社会，为了自身的存在，都无可奈何地要求助于明天将要取代自己的势力，这始终是一条规律。因此，这些包税人并不完全受旧制度的摆布，他们的个人威望往往高于王权，因为当王权不敢再公开借贷时，他们可以通过预支税收帮助它苟延时日。
可见旧制度已开始受到金融的控制，也可以说已开始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就他们个人而言，这些包税人与他们给予支持以便加以利用的制度结成了怎样的关系，这并不重要。此外，如同本书插图所示，他们在十八世纪初就受到了第三等级的愤怒谴责，随后在革命中被打了下去，这一点也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仍不失为一支新兴势力，他们所赢得的威望和力量同王权的威望和旧社会的力量似乎截然不同。他们从远处预告了一个新的、与神授王权或强大的封建等级制水火不容的王国——金钱王国——即将诞生；在王权江河日下之际，他们象是节日里傍晚点起的火炬，预示着定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光明和欢乐。
总之，他们是否参与王权的生活并无关系，他们是现代世界的产儿。对于这一点，他们当中不止一人早已意识到了。大化学家和发明家拉瓦锡就是一个包税人。他从事科学不是为了赶时髦，满足一时的兴趣或是象摄政王和不少大贵族所显示的那样想搞点巫术，相反，他研究物质的神秘变化是实实在在，郑重其事的。昂贵的实验把他那份美差得到的收入都消耗光了。
杜潘·德·弗朗克尔和他的妻子对让-雅克的理论非常热衷，常在什农梭城堡接待时刻梦想建立世界和平的圣皮埃尔神甫。他的儿子在什农梭开了几家作坊，由手头拥有大量资本的包税人为其生产提供资金，因此完全可以把这些人列入资产阶级行列。在社会生活中，阶级的划分从来不是截然分明的，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力量不可能象流水一样在法老从中走过时便截然分为两股〔注：法老，古埃及国王，传说他在经过河流时，河水能自动分开。——译者注。〕，而是混合、掺和在一起的。包税人作为一种混杂的社会力量，正处在旧制度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交汇点上，革命完全有可能革到他们头上，完全有可能在十分客气地接待了拉瓦锡并听取了他的意见后，把他送上断头台。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仍然是一支革命力量。
金融家、包税人、大的供应商和银行家的万贯家产主要集中在巴黎。梅西埃在其《巴黎概览》中说，巴黎的豪华建筑同波尔多、南特、里昂的建筑风格迥异。后者虽然也很讲究，但仍保留着朴素的一面，是人们谈生意和从事生产的地方，巴黎的豪华建筑则是金融活动的场所。这些得到特许、经营印度公司和贴现银行的金融家和大资本家，内心显然都非常矛盾：一方面想延长现存制度的存在，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制度中靠着一本万利的垄断而得以发迹的；一方面又要提防专制政权和反复无常、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突然专横地取消他们业已投入大批资本的企业。
由于经营商业票据而已起着类似今天法兰西银行作用的贴现银行，就曾多次被取消，又多次恢复，不断遭到财政监督的掠夺，每当王国国库发生危机，这些财政监督就要来向银行强行借贷。因此，连旧制度的这些特权者、即享有特许的大垄断者也深深感到，独断专行的官僚机构和混乱不堪的王权同需要帐目清楚、具有确实保障的资本主义是无法共存的……经济利益和与之相适应的阶级性所形成的力量是那样强大，使得这个极其富有的上层资产阶级也要来反对旧制度，虽然旧制度在生意上给他们帮过大忙。
紧接着金融资本上层资产阶级而来的，是广大的资产阶级食利者，更确切地说，即国家的债主。
1789年，内克尔向制宪议会作报告时说，公债总额为四十四亿六千七百万，其中养老储金和终身年金为十亿零五千万〔注：此处原文为1，050，000millions，即一万零五百亿，疑为多印了三个零。——译者注。〕，长期年金为十一亿二千万。不管这笔债当初是怎样借的，采用的是什么名目，但都有票据或证券为凭，可见在当时的法国，这些债主对于国库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每年仅利息就达二亿五千万。因此从1789年起，王国最后几年的预算已表现出资产阶级预算的主要特征。预算的通常收入要有一半用来还债，债务总额达四十五亿，几乎等于夏塞在给制宪议会的报告中所估算的教会财产的两倍。每年所付利息占全国土地全部净收入的十分之一。不难想象，国家的这些债主已经成为一支怎样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就是通过他们从财政上控制了现代国家，然后从政治上把它夺了过去。债主掀起的动乱是任何政权都难以对付的，而旧制度下王权的那些资产阶级债主早已对它不太放心了。他们始终担心会不会由于某个人的决定而忽然宣布全部破产或部分破产。现在，这种忧虑正随着债务的不断扩大而与日俱增。里瓦罗说过，革命就是那些债主搞起来的。此外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资产者之所以要求建立一种新秩序，就是想由比国王更为可靠的国民大会对这些债务提供保障。
革命前夕拥有公债券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很难统计，即使粗略估算也不可能。内克尔向三级会议作报告时说，大部分债券为不记名债券，种类多如牛毛，所以建议以后统一改为记名债券。由于这项工作后来没有做成，我们也就无法作出大概的估计。但债券持有者数目一定相当可观，他们几乎全都集中在巴黎，因而形成一支特别活跃的力量。看来这一看法是靠得住的，因为公债的发行时间并不长（一百年来才获得少许发展），尚未深入各省的穷乡僻壤，而大家知道，旧法国的生活节奏比现在不知要慢多少，必须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发行公债这种大胆的措施才能推广开去。
另一方面，农民的积蓄是全都用来购买土地的，而大的工商业城市的剩余资金也都被业企的发展吸收去了。总之，由于国家的这些债务时时处于变化不定的状况，风险不断出现，债权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待在现场予以监视。王国国库采取的措施层出不穷，几乎是不停地同债权人举行谈判，这就必须了解内情，掌握最新消息。只是在革命爆发之后，国库同债主的关系才不仅稳定了下来，而且简化多了，债券持有者“时时待在现场”的必要性也就大大减少了。
由于利息降低、强行偿还和价值多变的事经常发生，旧制度下的这些食利者生活都极为繁忙。当时的交易所就设在维维安街的一条木结构长廊里，十七、十八世纪的作家常在笔下加以嘲讽的那些“消息灵通人士”，不是交易所经纪人就是到处打听消息的食利者。
今天可以就国家证券进行远距离交易的一整套金融机构，那时除阿姆斯特丹、日内瓦、汉堡等大的场所外，都还没有设立，或几乎没有设立。因此，巴黎必然成为国家的这些债主特别集中的地方和发放年金的中心。
关于这一点，当时的一些目击者曾有过专门的记述。革命爆发不久，威尼斯大使便在其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有关破产的谣传把几乎全部住在巴黎的食利者都激怒了。内克尔也在其财政管理概况中说，巴黎已成为食利者的主要居住地。知道这一点对于弄清革命的性质，了解革命巴黎的社会状况，十分重要。今天的食利者在社会主义无产者看来是资本主义寄生势力的象征，但当时的食利者在手工业者和工人们看来却不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为了解决国家急需，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借给了国王，但花天酒地漫不经心的国王、贵族、僧侣却声言不想归还，这就使食利者本能地要同这些专横拔扈之徒势不两立。反对旧制度的城关人民，也就在这些需要建立新秩序以维护其生存的资产者、即国王的债主中，找到了自己的盟友和首领。
因此，在市民们举行的暴动中常可看到一些穿着阔绰的银行家。不管怎样，由于他们借给国库的钱数额巨大，资产阶级势所必然地要成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力量。后来，由于国民大会只有没收教会的财产方可给资产阶级偿付债务和利息，因而在维护其金融利益的借贷资产阶级和拥有大量土地的教会之间造成了经济上的尖锐对立，成为革命加以利用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正如马克思所说，把钱借给国家曾经是资产阶级谋求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原始手段，同样，这种做法也是资产阶级谋求政治发展的一种原始手段。
经济生活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的强大还表现在商业上和工业上。国内贸易在摄政时代、路易十五时代及路易十六执政以来已取得巨大发展。具体数字虽然难以列出，但其迅速发展却是无可置疑的。大中城市的店铺，门面之考究，商品之丰富常令外乡来客惊叹不已。
半个世纪来，王国已建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道路宽42法尺，总长达一万法里〔注：本书所用的法里皆为古法里，一古法里约为四公里。——译者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追求豪华，而是从需要出发，满足商业的发展和车辆的通行。农民方面虽因道路过宽，占用大量耕地而提出过抗议，但无济于事。
在农民利益和商人利益正在形成的冲突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仍是迅速发展的商业。三级会议召开之前，巴黎商界在一篇由后来成为制宪议会议员的基尧坦医生〔注：基尧坦（1738-1814），巴黎市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起草的陈情书中曾要求国王增加其代表名额。基尧坦在文章中把商业在1614年、即上一次三级会议召开时的微不足道或很不显眼的状况，同今天的欣欣向荣作了鲜明的对比。
1776年贴现银行的建立便是这一发展的结果。该行属一股份两合公司，开业时拥有资金一千五百万，分为五千全股。其业务为替两三个月内到期的汇票和商业票据提供贴现，提取百分之四的佣金，并兼营黄金生意，发行类似今天法兰西银行所发行的钞票。这样一家银行，在各种风险难以逆料的情况下，能够使自己立于货币兑换商和其他银行家们已经做起来的生意之上，而且能抵御王国国库不断的强行借贷，一定十分满足商业的迫切需要。这是因为，为使商业资产阶级开展大规模经营，建立一个中央贴现机构和信贷机构，已在当时成为必不可少。
贴现银行在发展中迅速壮大，到1789年资本已达一亿，分为二万五千股，每股四千利弗尔。米拉波后来猛烈抨击埃斯帕涅克神甫的投机活动时，说的就是该行和圣夏尔银行的股票。但埃斯帕涅克神甫并未因此名誉扫地，相反，他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甚至在米拉波的葬礼上致了悼词。贴现银行的重要性从围绕该行的一场场斗争中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至于行会，如果象人们通常所作的那样将其作用说得那样大，就很难理解十八世纪的工商业取得的发展。不错，行会确是工业和商业自由发展的一大障碍。要成为师傅即老板，必须经过由现有师傅组成的行会的考核，交付一笔数额往往很高、使得穷苦伙计无法成为师傅的费用。而且，每个行会的工商业活动有着详细的规定，一个行会只能出售一些商品，一类手工工人只能制造一类产品。因此经济活动常常受到阻碍，而且在每个行业中造成了一批人数很少、排斥异己、几乎已成世袭的“贵族”。
因为实际上，有希望能成为师傅的差不多只是那些拥有师傅头衔的人的儿子或女婿。显然，这种格守定规的思想和排外性不利于工商业的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的进取性同这种狭隘的陈旧做法是无法调和的。不过不能认为在各行会内部，人们的创造性也已荡然无存，相反，虽然规章繁多，人们的创造性和变通性却始终存在着。
尤其不可认为严格的行会制曾遍及各地。正如奥塞在其关于十六世纪的工人一书和马丁·圣列昂在其关于行会一书中恰如其分地指出的，行会制从未囊括全国的经济生活。首先，一些省就几乎不存在。
由于行会规章早已成为王权征收苛捐杂税的一种手段，各地乡村手工业者几乎都未加入这种组织。其次，特别是资本主义已开始获得发展的大型企业，摆脱了这一束缚。大型商业，确切地说批发贸易，由于规模巨大，变化不定，根本不可能受其约束。自十六世纪以来，大型贸易通常都与银行活动紧密相联，一个大商人同时也是一个银行家。他们的生意遍及欧洲和各殖民地，票据的交换和恰谈常年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为其经营活动规定限制，划分种类？如何要求一个银行家只回收同交付某类商品有关的票据？不言而喻，大型贸易也同银行一样有其灵活性和多样性。况且随着贸易的发展，随着来自殖民地和遥远国家的产品源源涌入我国各港口，大的中间人和捌客的作用也已日益显露出来。
萨瓦里·德·布鲁龙编撰的那部内容丰富的《商业辞典》，在“贸易公司”的条目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两名商人临时决定合伙经营运抵南特的糖、小麦或烟草，共出资本，共负盈亏。船舶一到，他们就买下某种商品，然后运到巴黎或其他地方按市价出售，对于这种生意，人们是不可能事先以某种规章加以限制的：变化不定、规模巨大的商业资本主义已大大超越行会制的范围。因此，经济生活的两头不在行会制的控制之下。一头是乡村手工业者，由于地势偏僻，行会制无法对他们加以约束；一头是大型贸易，由于这种贸易形式多样，变化莫测，人们早已另辟蹊径，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勇于开拓、自由发展的新天地。只是在经济生活的中间地带，即小型城市作坊和中小型贸易的圈子里，行会制才真正起作用，但其灵活性仍比条例所规定的要多，况且即使在这个平静的、受条条框框束缚的中间地带，资本主义的进取性也深深打了进去。萨瓦里·德·布鲁龙就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写道：“贸易的第一要义是竞争，这一条无一例外，即使在出现大型企业的地方也是如此。这时候，小型企业将会联合起来，组成雄厚的资本。”
确实，一旦需要，已经加入某一行会的商人或师傅便会联合起来，在他们原有的活动之外建立起更大规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并不因其规模不一而与他们的家庭店铺或他们通常生产的产品有丝毫不同。
因此，这种灵活组织今天所说的“公司”的作法，即使在各行会生活中也已深入进去，使之变得多样化起来，范围也开阔多了。关于这种作法，1675年的《贸易法》已有规定，其形式早在十七世纪就已多种多样。主要的贸易公司有四种，其中两种——股份两合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萨瓦里的《商业辞典》上就说：“股份两合公司对于国家和公众大有裨益，因为包括贵族和法官在内的各种人都可开办，把自己的钱拿来为公众做点事情。至于那些没有钱做生意的人，也可在这种公司中找到立足世界的办法，发挥自己的才智。”
可见，股份两合公司的出现为人们排除了各种障碍，使得那些同工商业无缘的人也可通过这一途径参与经济生活，而这正是行会制所竭力反对的。接着，萨瓦里又说道：“有限责任公司不以任何合伙者的名字命名，合伙者都各干各的，无须让外人知道公司的存在。到一定时候，这些合伙者才互相报告各自生意的盈亏。”把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合在一起，便成了股份有限公司——现代资本主义强有力的手段。
股份有限公司使得任何人都可从事工商企业，这对于只允许一定的人从事一定活动的行会制正是一种否定。十八世纪，大的股份公司已开始建立。革命爆发前夕，规模很大的巴黎自来水公司发行的股票便掀起了一股争购热潮。公司的设立是要把塞纳河水引入巴黎二万五千户人家，股票发行范围因而相当广泛。可以肯定，一些行会商人也买了一部分。举个例子说来，要是呢绒行会的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对此热潮无动于衷，那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经济体制极为复杂。一度被1776年著名的杜尔果诏书取消的各行会后来又恢复了，虽然元气大伤，但仍顽强地维护其存在。为了应付这一局面，现代资本主义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形式，甚至打入各行会内部，促其迅速解体。
这样，资本主义不但得以发展，组织上也已完备起来。路易-菲力浦时代的资产阶级赖以建立其强大势力的框架，早在十八世纪便已准备好了。资产阶级不仅是一支克勤克俭、富于智慧的力量，而且勇敢顽强，“能征善战”，从而部分地对生产制和交换制进行了变革，然后又革新了整个政治制度。这些根本方面泰纳竟毫未觉察，对经济生活的主流完全视而不见。他甚至也没有问一问，在行会制的束缚下资产阶级何以能扩大财富，越战越勇，而是一厢情愿地把法国革命的爆发归咎于弗热拉斯的语法，说是由于这部语法使得法语语汇日渐贫乏，从而迫使人们不得不趋向于抽象概念和空想。
十八世纪的英国清楚地表明，一国的行会制同现代资本主义大胆采取的各种形式完全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萨瓦里编撰的那部《商业辞典》，切斯特费尔德勋爵曾恳切地要求他的儿子认真阅读。这部辞典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在英国，帮会（即行会）所享有的特权是政治自由的一部分。这些行会被人们形容为mistery〔注：英文，意为“神秘”。——译者注。〕，这个词同其精神状况倒很相称，因为各地的行会中都存有弊端。”
确实，行会有一些自己的考虑，这些考虑几乎总是同公共利益和立法机构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其中最主要、最有害的考虑，是提高入会会费，增加入会手续，为工业发展设置障碍。约翰·德·维特〔注：约翰·德·维特（1625-1672），荷兰政治家。——译者注。〕就这样说过：“由于利润可以稳稳到手，那些行会师傅和商人在一些能干的人提出入会要求时简直不可一世，理也不理。”不过应当看到，虽然行会有这些弊端，或者说虽然有着行会制的存在，十七世纪的荷兰和十八世纪的英国仍然在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荷兰当时就成了世界的货仓和金库。
至于英国，她在十八世纪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向世界各地推进自己的商业和工业，并开创了大工业时代，开始广泛使用机器。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工厂已经大量使用煤炭，以致在那时，伦敦上空就已浓烟滚滚。
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极为复杂。过去的经济组织和未来的经济组织，虽然在根本上难以协调；但却在很长的过渡时期中并存着，起着各自的作用。
行会制和资本主义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制度。它们一个限制竞争，一个为竞争开辟无限发展的途径；一个为生产规定既定的模式，一个不断探求新的形式。
不过，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和英国，这两种对立的制度都为经济生活起过促进作用。
我们或许也会进入一种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具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体制将会同资本主义依然强大的残余势力在社会上并存。不管怎样，必须从这一角度去分析问题才能理解十八世纪的法国已经变得十分复杂的经济生活。
大型贸易
法国同外界及殖民地的贸易，在路易十四死后发展很快，到了摄政时期和弗勒里红衣主教时期尤为迅猛。1750年，切斯特费尔德勋爵在给其儿子的信中写道：“法国商业和工业上的规章非常之好，近三十年来，他们在这两方面的迅速发展使我们深受其害。因为，且不说他们的贸易已扩展到东西印度，他们把我们的东方贸易几乎全部夺了过去。现在，他们的食糖倾销世界各地，使我们的牙买加、巴巴多斯等产糖殖民地几乎陷于绝境。”
从阿尔诺1791年列出的进出口清单可以看出，自1715年乌特勒支条约〔注：乌特勒支，荷兰一地名，1715年结束西斑牙王位战争的条约签订于此。——译者注。〕签订以来，我们同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增加了三倍。夏普塔尔〔注：夏普塔尔（1756-1832），化学家、工业家相执政府时期的内政部长。——编者注。〕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178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明细表。这一年，不包括殖民地产品，我们的进口为三亿一千万利弗尔，全部出口则达五亿二千四百万利弗尔，其中三亿一千一百万为农产品，二亿一千三百万为工业品。我们同西班牙、葡萄牙、皮埃蒙、热那亚、米兰、托斯卡纳、罗马、威尼斯、俄国、瑞典、丹麦、奥地利、普鲁士、萨克森、汉堡一直有贸易往来。汉堡为满足其八百家糖厂的需要，每年从我国购买原糖四万利弗尔。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后，我国便希望与之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克拉维埃尔还为此写了一本书，虽然写得并不怎么好。可是那里的民族仇恨并没有压倒经济上的习惯作法，所以美国在独立后仍以英国为主要贸易伙伴。
但1789年我们仅仅同美洲法属殖民地的贸易就达二亿九子六百万。法国向这些岛屿运去的是面粉、咸肉、葡萄酒和布匹，达七千八百万。他们卖给法国的是糖、咖啡、可可、海岛木材、旋蓝、棉花和皮革，总额为二亿一千八百万。然而据列昂·德尚根据古达尔〔注：古达尔（1740一1799），里昂商人，三级会议代表。——编者注。〕的报告所提供的材料，在这二亿一千八百万进口商品中，法国只消耗了七千一百万，其余部分经过加工又输往各国去了。因此，这些殖民地为法国的工业和国际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原糖在奥尔良、迪埃普、波尔多、贝西-巴黎、南特和马赛的糖厂提炼；卡宴、圣多明各及安的列斯群岛其他岛屿运来的棉花，则同来自印度和东方的棉花一起，由主要在诺曼底发展起来的纺纱厂、织布厂和针织厂予以加工。法国鞣制的皮革大部来自圣多明各。可见规模如此之大的贸易所造成的利益是极其强大和复杂的。
殖民地的种植园和工场都掌握在法国人手中。仅仅在由二万七千白人控制着四十万零五千奴隶的圣多明各，就有糖厂792家、棉花厂705家、咖啡厂2810家、靛蓝厂3097家。正如曾在圭亚那担任过总督的马卢埃和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指挥过安的列斯舰队的布耶侯爵所提供的情况，那些庄园主和小工场主常常是靠着富有资本家提供的资金才得以立住脚的，所以实际上，这些资本家是殖民地财产的真正占有者，并在十八世纪很快形成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殖民集团。革命一开始，即1789年8月20日，为捍卫其自身利益，这些殖民资本家便成立了“法国殖民者通讯协会”，协会设在胜利广场的马西雅克宾馆，会员人数一下就发展到435人。他们通过在圣多明各拥有大片庄园的拉梅特兄弟及其朋友巴尔纳夫，对制宪议会施加了很大影响。
这个庞大殖民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奴隶制和贩卖黑奴，仅1788年从非洲海岸运往圣多明各的黑奴就达29506人。这些黑奴多用来换取来自法国的各类商品。应当指出，这种罪恶交易对于商业资产阶级和航海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波尔多
贸易的扩大推动了海运的发展。各大港口——波尔多、马赛、南特——出现了一片繁忙景象。在波尔多，葡萄酒的大量生产，为从事航运和船舶制造的业主提供了与各地展开贸易的可能。但仅有葡萄酒是不够的，于是烧酒厂也随之应运而生，波尔多商人运出的烧酒几乎遍及全世界，特别是各殖民地。两百年来，这里还建了不少其他工厂。来自圣多明各的原糖有一部分就是在波尔多提炼的。分布在关厢圣米歇尔和圣克卢瓦的十六家糖厂，由作风大胆的厂主如梅拉克、朗贝尔、拉弗西埃、儒昂斯等人经营；在1740年前后平均每年加工五十艘船原糖，即每家二百吨左右，每年消耗的煤总共为三千六百吨。陶器厂和玻璃器皿厂也在十八世纪建了起来。波尔多的工业生产也同商业一样，具有国际性。
港内停泊着来自各国的商船，各种国籍的人都到这个生机勃勃而又热情好客的大城市来做生意，办工厂；好象这里成了一切敢冒风险的人显露才华的场所。
1711年，一个名叫尼古拉·塔维恩的敦刻尔克商人来到波尔多，打算经营米酒生意，使这里成为北方米酒生产的中心。
1663年，一个名叫达维·迪尔肯的弗拉芒人，从该市的市政当局得到了开办一家糖厂的许可。
1645年5月16日，另一个名叫让·维梅朗的弗拉芒人，为其糖厂在波尔多开业，在市政官员面前作了宣誓。
1729年，一个名叫巴尔塔扎·丰贝尔格、来自维尔茨堡的德国人，要求准许在波尔多开办一家制造玻璃和酒瓶的作坊，并将其命名为“皇家作坊”。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船主卡特，后来成了波尔多市民、法国贵族和商会首领。德国银行家贝特曼于1740年定居波尔多后开设了信贷银行，另两个德国人——施勒德尔和西勒——在波尔多开了一家大葡萄酒公司。
爱尔兰人也于1740年间大批流入本市，在夏特龙富人区形成一个突出的爱尔兰人社会；其中有玻璃商米切尔、商人威廉·约翰斯顿、托马斯·巴顿、丹尼斯·麦克卡蒂以及经纪人阿伯拉罕·劳顿。
上述材料取自一部内容丰富、讲述波尔多历史的著作，该书为卡米尔·于连所著，由波尔多市政当局出版。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王权存在的近二百年中，波尔多已是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为了配合其不断扩大的出口，一些业主从荷兰、德国、葡萄牙、威尼托〔注：威尼托，今意大利北部一地名。——译者注。〕、爱尔兰赶了来，还有一些人来自塞文尼及朗格道克工业区，由此形成一个气派不凡、在世界各地开辟了市场的上层资产阶级。
马赛是一座终日喧闹、居民混杂的城市，来自地中海沿岸的东方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科西嘉人、埃及人和摩洛哥人在码头上繁忙地工作着。波尔多则不同，外来移民大都属于资产阶级，使这个日渐美丽的城市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在波尔多，欣欣向荣、财富迅速增加的行业，主要是造船业。不过此行业的蓬勃兴起还是路易十五时代和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事。
虽然早在1670年科尔贝就曾鼓励当地商人自己造船，但这一努力一直进展缓慢。
吉伦特省档案馆收藏的一篇写于1730年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波尔多造的船很少。由于这一带木材稀少，价格昂贵，商人们宁愿到国内其他港口，特别是到英国和荷兰去购买，因为去那里买一条船要比自己在本地建造便宜得多。”
可是1730年后，随着与殖民地贸易的迅猛发展，波尔多掀起了大规模造船热潮，木材是从法国北部以及列日、格但斯克、梅梅尔和瑞典运来的。
据于连那部史书记载，“1754年，下水船只达十四条之多，分别由让·费内龙父子、贝尔纳·托赞、雅克·托赞、雅克·波特万和皮埃尔·波特方、J·卢瓦、雷蒙·特朗夏、皮埃尔·梅纳、伊扎尔和小热利诺建造。其中除替伊萨克·库士里埃建造、载重七十吨的‘科利布里号’和另一艘载重六百吨、替西班牙皇家公司建造的船只外，其余各艘载重量均在二百至三百吨之间，分别属菲力浦、内拉克、托奈、贝尔坦、费热、拉弗斯、基鲁、杜梅克和罗济埃、热里、小阿卡尔、乌阿尔及梅诺阿尔船主。总吨位达3640吨。”
我在这里所以要把造船人和船主的姓名一一列出，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看后来从事那场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必须从具体的人入手，才能弄清这个行事胆大、成绩出色、既革命又温和、不久由韦尼奥成为其代言人的资产阶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1756年，下水船只增加到十六艘，建造者为梅纳、卢瓦、费内龙、儒连、毕多、皮卡尔、伊扎、勒斯托纳、老里科、波特万，巴特雷米和弗科，总吨位达3722吨，分别属船主达米、拉丰兄弟、朗格兰、古夫罗、西蒙·约热、德卡斯兄弟、雅克·波耶、塞尔和比泽、佩罗纳、贝拉克、卢申、法坦、夏尔蒂和弗莱什及拉瓦尔。这股造船热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继续着，新的船主、新的造船人、新的富有者不断涌现，资产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壮大，越来越雄心勃勃，并随着革命的日益临近，整个声势仍有增无已。
在1763年条约签订后的十五年和平岁月中，路易斯安娜和加拿大虽已让给英国，波尔多的经济发展仍然方兴未艾。1763年该城造船22艘，总吨位5250吨。于是又涌现出一批新的造船人，如皮埃尔·毕雄、P·布吕克、E·德切维里，也涌现出一批新的船东，如弗莎、大马蒂欧、德拉弗曼、费热、基鲁、杜贝吉、鲍里、托奈和杜福。这是一支多么生机勃勃的力量！谁都感到这些如今在世界各地做着大笔生意的勇敢资产者，不久之后就会要求由自己来管理国家的事务！谁都感到，他们很快就会对终日无所事事的贵族所进行的肆无忌惮的统治，对什么也不生产的教士所过的寄生生活以及对宫廷的花天酒地和官僚机构的独断专行，表示自己的不满！而且人们也已看出，他们所以要搞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民主革命和共和革命，那是因为他们想建立一种可使生活和思想变得更加绚丽多采的共和制。
他们在王权的总督们开拓出来的林荫大道旁建起了一幢幢豪华公馆。他们想象中的革命，恰如一条宽广欢悦的林荫道一样，不但工人可以昂首阔步，自由通行；富有共和资产者的整个穿着讲究的班底，也可大大方方地走过而不会引起任何议论。巴黎小资产者和手工业者后来搞的那种比较狭隘、有点斯巴达式的阴郁的雅各宾主义，他们先就感到厌恶了。
1763至1778年，波尔多共造船245艘，总吨位74485吨，平均每年16艘，4900吨。在这一时期新出现的造船人中，于连书中举出的是：1766年有基贝尔和拉毕特，1768年有约瑟夫·拉图斯，1772年有吉贝尔，1773年有安托昂·库罗，1778年有蒂亚克和萨热。这一股不断涌进、正在掀起的波涛，到了路易十六时代便成了一股巨浪。
1778年，法国支持美国，参加了反对英国人的战争。造船因战争而一度停顿；但不久便恢复过来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具体数字如下：
1778年7艘，总吨位1875吨；1779年24艘，总吨位5485吨；1780年17艘，总吨位4760吨；1781年34艘，总吨位16800吨；1784年33艘，总吨位16130吨。
这股轰轰烈烈的造船热潮给波尔多带来了巨额财富。
在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代，波尔多的商业大都控制在外国商人、特别是弗拉芒人手中，他们一旦发了财便回到本国去了，因而造成黄金大量外流。可是到十八世纪，波尔多不但是个贸易中心，而且成了财富聚集的地方，黄金外流早已停止。大型贸易公司迅速扩大，一个名叫波纳菲的“幸运者”，1740年来此定居时只是一名普通雇员，但到1791年却成了一个拥有三十条船、一千六百万利弗尔的富翁，这种人在波尔多并不少见。
这个财富喧赫的资产阶级当时尚未遇到无产阶级的反抗。工人人数确已很多，其中有造船工、玻璃工、陶瓷工、酿酒工、制糖工、制鞋工、制钉工和木桶工，1789年仅各糖厂就有工人五百多名。
但波尔多人的发迹主要靠的是在生意上施展本领，没有必要对工人进行特别严酷的剥削。我在这方面虽未掌握具体材料，但十八世纪下半叶造船业的蓬勃兴起显然便于工人们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况且他们担任的工作都相当艰巨，需有一定的技术知识和很高的熟练程度。各地陶瓷厂和玻璃厂工人的工资就比其他行业要高。因此波尔多的工人阶级——如果此处使用“阶级”一词不嫌过早的话——对于给这个城市带来繁荣的商业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巨大发展，可能并没有什么不满或嫉妒心理。
此外，人数很少的市政官员虽然都来自当地显贵和身份显要的资产者，但在市政管理上似乎并未发生严重的损公肥私或出现多大的漏。比如革命爆发时里昂所欠债务达三千二百万，波尔多却仅为四百万。在该市一百九十万法郎的市政预算中，有九十法郎要由入市税提供，这对工人无疑是很大的负担，不过其中六十多万利弗尔来自对进港商品征收的税赋——每价值一利弗尔的商品须交纳三个苏，所以这种入市税对当地居民并未造成沉重负担。
因此，在波尔多的上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没有出现尖锐的冲突，波尔多的资产阶级因而可以放心大胆地同旧制度展开斗争，对教士、贵族和国王给予打击而不必十分担心波尔多市内的无产阶级。这样，在5月31日之前，波尔多将始终忠于吉伦特派。
马赛
十七、十八世纪的马赛在贸易上和财富上也经历了同波尔多一样的发展。自1660年路易十四攻破该城，那里的执政官不得不将其镶有白边的风帽作为对方的战利品交给马扎兰后，马赛便失去了她所享有市镇特权，不过国王对马赛的统治实际上仍通过一小批贵族及银行家、商人等资产阶级显贵进行。况且即使在旧制度致力于这种中央集权的时候，马赛仍象一支骚动不安的力量而继续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发出愤怒的呼声。不过，在旧制度存在的近二百年中，她的这种桀警不驯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工业等方面的大胆活动中。
她同地中海沿岸及东方各国有着贸易关系，虽然那时的地中海依然海盗出没无常，使其贸易常常形同战斗。
每次海上遭遇和生意上的难以逆料，使得人们终日处于高度的警觉和惶惶不安中。不过，尽管事故不断，冒险频繁，马赛的贸易仍然蒸蒸日上，同伊兹密尔、康斯坦丁堡、萨洛尼卡、埃及的亚历山大及阿莱普，保持着大宗进口生意。佩索奈尔〔注：即夏尔·佩索奈尔（1727-1790），曾任法国驻近东领事。——编者注。〕等马赛公民在为该城撰写的书中，详细描述了康斯坦丁堡、叙利亚、保加利亚和瓦拉西〔注：瓦拉西，罗马尼亚一旧地名，位于南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译者注。〕等东方各地的贸易状况。马赛与突尼斯、阿尔及尔和摩洛哥的关系一直未曾中断。
特别在乌特勒支和约签订之后，马赛迅速占据了东方市场，把它从英国人手中夺了过来。呢绒是该城运往那里的基本货物，至少是主要商品之一。从佩索奈尔的那本提供了若干贸易和航运情况的书中可以看出，马赛运往东方的呢绒1708年为一万零七百匹，1750年为五万九千匹，销售量增加了三倍，从而把英国呢绒排挤了出去。这样，上文所引切斯特费尔德勋爵1750年给其儿子的信中关于法国的东方贸易成就如何突出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些成就是通过马赛实现的。
为便于大量出口呢绒，马赛商人一开始就对朗格道克的作坊给予鼓励和资助，特别是对曾在卡尔卡索纳附近建起首家呢绒厂的瓦莱纳的后代提供了帮助。
因此，普罗旺斯和朗格道克往来频繁，结成了密切的利益关系。马赛从东方运来上等羊毛，交给朗格道克的作坊加工成呢绒，然后再运往东方。资产阶级的这种利益上的广泛一致和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清楚地说明，革命时期的法国，各次运动为何常常带有整体性和突发性。
同时，马赛的贸易还带动了其自身工业的发展，使之能逐渐制造她与之交往的国家所生产的大部分种类的产品。可以说，她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各国的生活都溶进了自己的生活。议员梅尼埃〔注：即梅尼埃·德·萨利奈尔（1729一1794），商人，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在给制宪议会贸易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马赛的生活所具有的这种反映各国特色的四海性质。他说：
“世界各地的居民都到马赛来做生意，港口上空飘扬着各国的旗帜，使得这里成了法国南部和整个地中海的货物集散地。除去海上贸易，马赛还建了一些大的作坊，她从热那亚学会了肥皂制造技术，每年产值达一千九百万至二千万，又从里窝那学会了珊瑚加工。她生产的染色皮革和仿摩洛哥皮胜过柏柏尔各国〔注：指北非伊斯兰诸国。——译者注。〕。她还办起了印染、针织、纺织这些只有东方才有的行业并把产品运往东方，成功地使东方人转而购买这些产品。她每年的出海船只为一千五百艘，是地中海的基本船队。她有工人八万多人，年成交额为三亿。”
最能说明十八世纪的马赛所具有的能量和才智的，是她没有被大西洋港口排挤出对美洲的贸易。十八世纪初，王权曾规定马赛的贸易仅限于地中海沿岸和东方各国，但她轻而易举便向人们表明自己在对美洲的贸易中是不可缺少的，并于1719年得到特许，终于可以将自己的商船开进大西洋。
从那以后，她便不停地向各殖民地，特别是圣多明各运去大宗货物，其中普罗旺斯葡萄酒在当地市场与波尔多葡萄酒展开了激烈竞争，而在定居马赛的瑞士商人贝尔加斯特于1780年开始启用一种可以对酒加拌各种配料便于长途运输的大型酒槽后，这种竞争也就更为激烈了。她以呢绒贸易带起了朗格道克地区，如今又通过远方葡萄酒市场的开辟而带起了普罗旺斯地区。她同康斯坦丁堡和圣多明各这两个方向的贸易，不但规模巨大，而且基本平衡。在议员梅尼埃的报告所说的三亿贸易额中，一亿五千万来自进出口生意，一亿五千万来自马赛自己的工业产品。这种广阔的多样性活动，造就了一个富有、自豪的资产阶级。
在商业方面创造了巨额财富、为本阶级开辟了通向政权之路的有下列家族：勒穆扎、布伦尼、莫勒莱、纳维尔，卡特兰、法布卢、马吉、拉蒂尔、基利埃米、吕克·马丁、夏维科、格拉维埃、达维和鲍雷利；在工业特别是制糖业方面取得这一成就的有贝格、寡妇蓬母子、布雷桑父子、孔托、费罗、弗莱芒迪蒂、加里克父子、吉罗、儒夫和希蓬、米歇尔、蓬斯、雷尼埃、卢吉埃、桑格里等等。船主若尔热·卢的财产简直可与国王媲美，为了报复英国人挑起的摩擦，他甚至搞了支舰队与英国舰队对抗。正是由于他，我们的马提尼克殖民地才在十八世纪中叶获得飞速发展。他给该岛送去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并在那里储备了大量西班牙钱币，使得岛上有货币可用。他在普罗旺斯的布鲁村建了大批作坊，以供出口。他的个人能力并不亚于雅克·克尔〔注：雅克·克尔（1395-1456），法国著名商人，对沟通法国与东方，西班牙，意大利的贸易起过突出作用。——译者注。〕，不过雅克·克尔那时是单枪匹马地干的，而波纳菲和若尔热·卢等人却依靠了整个资产阶级。不仅如此，在十八世纪革命前夜，他们还依靠了工人。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人问题当时尚未出现，不但波尔多没有工潮，马赛也没有工潮。1789年，马赛已拥有肥皂厂38家，这些厂共安装锅炉170个，雇佣工人一千名；此外，还有帽厂40家、糖厂12家、陶瓷厂10家、印花棉布厂12家、丝袜厂20家、面纱厂12家、金银绒绣厂及挂毯厂若干家、甜酒厂20家、粉浆厂10家、玻璃厂8家、制革厂10家以及一批摩洛哥皮革仿制厂、烧酒厂、烛台厂、珊瑚加工厂、手套厂、蜡烛厂、毛料便帽厂、硫酸厂、细枝硫磺厂等。诚然，在这些种类繁多的作坊工作的工人，都很希望摆脱束缚、改善待遇。因此当后来的革命危机因内乱和战争而加剧、从而导致非常措施、把资产阶级吓得一片慌乱时，马赛工人便从资产阶级手中把运动领导权夺了过来。但是，从革命前夕到1792年末，马赛工人所反对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包括家资巨万的富翁，而是独断专行的大臣，蛮横无礼的普罗旺斯贵族和实行专横统治的教士，此外还有一小撮市政官员。因为这些由贵族和获得贵族身份的资产者组成的市政官员挥霍市政收入，对面粉、肉类和葡萄酒课征高额税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由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是争取政治自由，打击特权者的气焰和严格管理公共财务，马赛工人的革命热情和马赛资产阶级的革命愿望是一致的，实际上，虽然腰缠万贯的上层资产者同码头工人或卖鱼妇有着天壤之别，但第三等级尚未一分为二。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新世界的两大成分——工人和资产者——当时还是团结一致的。
这口滚沸的大锅所排除出来的只是旧制度的渣溶，无论是民众还是资产者，大家都怀有同样的激情。因此，在马赛这样的城市，肥皂厂的穷苦工人同花费巨款请普热〔注：普热（1620-1694），法国著名建筑家。——译者注。〕为自己建造起豪华公馆的船东有着同样的爱憎，这是一支多么无坚不摧的力量！历史学家法布尔说，当市政官员柳托在革命爆发后不久被任命为国民卫军司令时，他简直成了“富有者和民众的崇拜偶像”。这位马赛历史学家在把“富有者和民众”这两个词连系起来时，他好象并未意识到这句话所具有的分量，但仅仅通过这一点，他便把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揭示了出来：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在人民大众热烈支持下夺取政权的革命。因此，在革命爆发前的那些日子里，无论是乌云满天，还是阳光灿烂，当米拉波在普罗旺斯三级会议同排斥他的贵族展开斗争时，我们可以看到马赛和普罗旺斯第三等级中的这些资产者和工人，富人和穷人是多么地一致。这位平民演说家既受到了街头卖花女的拥抱，也受到了银行家的欢呼。因为当他在普罗旺斯三级会议上发表的那次激动人心的演说中，把贵族特权者的无所事事同生产者的力量和权利加以对比时，他所说的“生产者”既指行商大贾和工业巨头，也指普通雇佣工人。
就在这次演说中，米拉波以铿锵有力、妙不可言的话语，把我们今天所说的大罢工提了出来。他对那些妄图继续将生产者控制在自己手中的贵族豪绅等特权者说：“你们可要当心，不要小看那些生产一切的人们，他们只要什么也不干，便会显示出无比巨大的力量。”是的，这就是大罢工，但不只是雇佣劳动者即无产者的罢工，而是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罢工。这种资产阶级生产的停工，不是由于工人们拒绝工作而是为了响应资产阶级的革命决定。米拉波这句话所以含有巨大威力，是因为他把整个生产界同不从事任何生产的一小撮人对立了起来。同时，我们从这句简短的话语也可看到，正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发展为革命准备了条件，米拉波所说的主要革命因素，是第三等级在生产上的力量。
米拉波当选后，马赛上层资产阶级以三百辆豪华马车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将他从马赛一直送到埃克斯，车上装饰着民众编织的花环。马赛工人在慷慨流露这一革命热情时并没有错。确实，当时谁也未能料到不久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看到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本会出现不可调和的对立，但要使无产阶级得以发展壮大，必须让资产阶级社会取代封建制。1789年的那些热心的工人们，你们很快将会经受一连串的失望和痛苦。但不管怎样，归根结缔你们并没有错。马赛的妇女们，你们也不必为自己给米拉波送行时用鲜花把资产者的华丽马车装饰了一番而感到后悔，因为那些马车当时所代表的正是革命。
不过，革命爆发后最初几年，生产和贸易没有因而停顿，这对革命实在是一件幸事。否则商业和工业如果立即发生危机，在革命事业奠定下来之前便出现失业和破产，反革命可能早已利用这种普遍出现的困难而把国家重新掌握在手中。相反，革命赖以爆发的经济发展，在其爆发后具有决定意义的前三年，仍然持续不衰。马赛在这方面尤其明显。据儒利阿尼发表的海关材料，1792年乌赛的贸易额甚至超过了前几年。总之，马赛一方面继续发展与各国的贸易，一方面进行着革命事业。这两方面的努力在马桑·德·拉希奥塔船长的一次新发现中得到了很有意思的体现。因为这位船长在去美洲西北海岸做裘皮生意时，于1791年6月在马基斯群岛的西北方发现一个群岛，被他命名为“革命群岛”。
南特
现在我们来谈谈西部的中心城市南特。同波尔多和马赛一样，南特的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已形成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因而已作好准备从政治上参与国家的管理。格潘博士撰写的那部出色的南特史，洋溢着浓厚的共和精神，几乎已含有社会主义思想。他在这部著作中以简炼而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十八世纪初的南特盛况：
“贸易主要是与美洲诸岛进行，每年派去载重80至300吨的船只50艘，即马提尼克25至30艘，瓜德罗普8至10艘，卡宴1至2艘，龟岛1至2艘，圣多明各8至16艘。运去的货物有每桶二百磅的桶装爱尔兰咸牛肉、供一般家用、工业包装和黑人穿用的布匹以及蔗糖压榨机、锅炉等等。有的船要绕道马德拉群岛装运葡萄酒，有的则带着盐去佛得角捕捉海龟，然后再运到各殖民地售给黑人食用。回程中，这些船都满载着殖民地的食品，其中除原糖不得再行出口外，大部由荷兰商船转运北欧各国。”
“同纽芬兰岛和大浅滩的贸易用船30艘，这些船带着盐和食物，每年跑两次。回程中，有的要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停留，卸下部分货物，装上当地食品。除南特本地的渔船外，每年还有60艘拉罗歇尔和奥列龙的渔船将捕获物运至南特。这些海产全为鳕鱼，须再沿罗亚尔河而上，运往巴黎、里昂省和奥维涅销售。”
南特商业资产阶级很早便已建立起一种阶级组织，1648年建的是商品交易所，1670年又建了个名为“指导公会”的商会，商会六名成员中五名住在南特，一名住在巴黎。早在1646年，南特资产者已建了个庞大的航运贸易公司，入股人数不限；1672年，他们在科尔贝创办的印度公司中买了许多股份。在摄政时期，他们对劳的经营活动发生了兴趣，并在此活动中应付自如，因为在劳的那一套作法垮合后，他们仍有大量资金投入南特的建设和开发。这样，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南特和整个布列塔尼地区的工商业便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758年，路易·朗热万在南特开办了第一家印花布厂；十七世纪开始出现的烧酒生产和啤酒生产这时已发展起来；罪恶的黑奴交易给满怀豪情、生机勃勃、同时也十分贪婪可怕的南特资产阶级带来了与日俱增的利润。
当时成立了一家公司为我国各殖民地提供黑奴。由于该公司资金不足，南特商人便将其生意接了过来，但仍以此公司的牌号经营，同时付给它15%至20%的补偿。可见这种万恶的交易获利何等惊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多么可悲的讽刺！但波尔多和南特因贩卖黑奴而创造的财富，仍给资产阶级带来了那种对自由产生需要的自豪感，并对人类的解放起了促进作用。1666年，驶往几内亚海岸的船只达108艘，约装载黑奴37430人，每个黑奴价值一千利弗尔，甚至更多，总价值为三千七百多万。
工业十分活跃，朗热万七年前才开办的印花布厂现已年产布五千匹。布雷和波迪雄开设的缆绳厂也在日渐扩大中，现已拥有制绳工场两个，门市部十七个，雇佣男女工人一千二百人。此外，经商船主在路易十六执政初期已达二百人，这一群实力雄厚的商人同盛气凌人的布列塔尼贵族因自尊心和威信问题而引起的冲突，如今是常年不断了。他们常为圣多明各的庄园主提供信贷或直接投资。革命前夕，他们给整个安的列斯群岛的透支已达五千万。那些负债累累的庄园主一旦破产必会导致他们的自身破产。因此，南特资产阶级会如何不遗余力地维护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殖民制，是不难想象的。材料表明，在雅各宾俱乐部最初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南特的船东就派出了代表，反对对殖民制进行任何改革。不过，这种维护殖民制度的个人利己主义，丝毫不妨碍对自身力量正在不断增长有着明确认识的南特资产阶级，要求在法国保障自由，并带着家资万贯和富有进取心的自豪感起而反对布列塔尼的豪绅所享有的特权。况且已有许多工人团结在他们的周围，随时准备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反对不可一世的贵族和独断专行的王权。
制钉厂当时已拥有工人四百人。在整个布列塔尼地区，织布机已达到二千四百台，仅南特就有五百台。棉花加工和原始机械织布机，已在当地开始出现。印花布厂雇佣的工人，已达四千五百人。所有这些无产者好象被资产阶级带着走的似的，都卷进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发起的这场运动的行列。同多菲内的资产者一样，南特和布列塔尼的资产者在全国三级会议尚未召开、革命尚未开始之前，便同旧制度展开了斗争，而且个个奋勇参加，1788年11月1日是南特选举第三等级代表的日子，当选者将去雷恩参加布列塔尼三级会议。选举由市政府主持，可是南特资产阶级希望明确自己的权利，不想让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继续成为贵族的工具；因为第三等级参加这种会议不过是为会上提出的税收举手通过而已。
他们向市政府提出了下列要求：一、第三等级每一万人中可推派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这种代表不得由贵族、获得贵族身份的人、司法总管的代理人、税务监察或领主的包税人担任；二、代表的选举分两轮举行；三、讨论任何问题，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须与另两个等级的人数相等，表决按人计数；四、人身劳役应予取消，税收按各人占有的财产平均分担。但这一要求遭到市政府的抵制和好几个显贵的反对。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南特资产阶级于是向民众发出呼吁。工人们走出工场和作坊，包围了市政府开会的大厅。这样，聚集起来吓唬那些顽固派的数以千计的工人，终于使革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人们向国王派出代表，要求国王让布列塔尼三级会议接受这一新的规定。国王将问题打回布列塔尼三级会议解决，但表示如两个特权等级继续反对，则他将出面干预。由于贵族和教士拒不同意第三等级提出的要求，国王只得决定此三级会议延期举行。可是布列塔尼的贵族仍声称要开会，好象他们就是最高权力的化身，贵族与资产阶级在雷恩的矛盾因而激化。雷恩是布列塔尼的文化中心。资产阶级的子弟都到这里来学习医学和法律。他们对于贵族所流露的轻蔑态度和享有的特权，早已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大街上发生了冲突，两名学生在冲突中被打死。雷恩立即派出一名代表奔赴南特；南特的资产者遂纷纷到了商品交易所，因为这个交易所当时已不言而喻地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正如明天的劳工联合会也可能会成为工人革命的中心一样。接着，来自雷恩的代表面对黑压压的人群，要求南特给予支援。这位代表说，他名叫奥姆纳斯·奥姆尼布斯（Omnes omnibus〔注：拉丁文，意为人人为人人。——译者注。〕）。不知他这样说是为了纪念布列塔尼年轻的雕刻家弗朗索瓦·奥姆纳斯——因为这位青年曾因在巴黎救出落水者的英勇行为而获得一枚奖章，奖章上刻的就是这句铭言：“人人为人人”——还是出于谨慎，不想让当局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再或是出于某种神秘的需要？任何革命即使会导致一个阶级的胜利，在它刚刚兴起的时候，总会打出代表广泛的利益、得到广泛支持的旗帜。这个陌生年轻人发表的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最后，他向众人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吁：“公民们，祖国在危急中，让我们大家都去捍卫她！”人们随即起草了一份显示出革命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的抗议书。抗议书写道：“获悉暴徒在好几名贵族成员的指使下在雷恩犯下的暴行，我们无不义愤填腐，复仇的呐喊，愤怒的呐喊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终于看清，妨碍第三等级从其几百年来所处的奴役地位解放出来的唯一障碍，是利己主义大为膨胀的那个等级。在他们看来，穷人的贫穷和痛苦天经地义，因而希望世世代代维持下去。
“我们已感受到自身的力量，我们要砸碎套在我们身上的最后一根锁链。为了永远压迫我们，敌人采用了野蛮的手段并完全有可能将这些手段用宪法形式固定下来。有鉴于此，我们从今天起将不再受其摆布。
“争取自由和平等的事业关系到第三等级每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民，大家都应当坚定不移地参加进来，促其顺利发展。不过主要的还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苍天使我们有幸这样晚才降生大地，因而有可能享受十八世纪哲学的硕果。
“我们大家以人类和自由的名义发誓，我们要筑起一道壁垒对付我们的敌人；面对他们的血腥屠杀，我们要坚守平和的品格，保持冷静，坚忍不拔。让我们给两名为了自由而牺牲的死难者修座坟墓，在他们的墓前哀声痛哭，直到他们的灵魂因剑子手受到惩处而得到安息。
“我们这些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在此签名决定，组成足够数量的代表，去要求对贵族的那些无耻剑子手给予严惩。代表们走后，凡谋求或接受他们所留下的职位者，将被视为卑鄙之徒而名誉扫地。
“我们的意图洁白无瑕，始终不渝，因此我们要事先声明，任何把我们宣布为谋反的决定，我们都坚决反对。让我们大家以荣誉和祖国的名义发誓，一旦某个不公正的法院把我们当中的人抓走，胆敢采取政治上称为严厉、其实不过是连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细则也不遵守的专制措施，则我们将根据自然、勇气和绝望，在维护生存上所给予的启示而采取行动。”
这是多么慷慨、多么激奋的言词！这些年轻人是多么庄重地援引了十八世纪的哲学！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在革命爆发前的那些年，资产阶级青年的心中是激荡着怎样的激情和遐想，这种激情和遐想在布列塔尼恐怕比其他任何省都更为集中，更为强烈。要使一个正处于上升地位的阶级所具有的经济实力最终成为一股政治力量，那末这种经济实力必须在思想上表现出来，必须对世界、社会、生活形成一个总的看法。雷恩青年学生的行动，使得南特的商人和厂主所怀抱的资产阶级雄心以更高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有了一种合乎情理的革命色彩。不过，要是没有南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发展和成熟，雷恩那些年轻学生的热情很快就会在不着边际的空谈中消失的。布列塔尼资产阶级所以能在雷恩成为一支思想上热情奔放的力量，正是因为他们已在南特成为一支生产上、商业上和财产上的重要力量。南特是创造财富和力量的场所，雷恩学校中的那些情绪激昂的年轻学生所产生的遐想，基本上都是从那里来的。况且在雷恩青年那位代表的演说和他提出的最后决定中，有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语：“我们已感受到自身的力量”。确实，正是这种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的感受，使得资产阶级产生了革命激情。我们从我国三大港口——南特、马赛和波尔多的发展情况，已经看到商业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此外，各地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到处都是那样明显，使得资产阶级必然要同旧的政权发生冲突。
工业发展
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发展无论如何重要，我也无法详谈。不过这里也同样存在需要对歪曲历史的偏见加以澄清的问题。读一读大多数著作家的文章，似乎工业在革命前受到了行会制极其严重的束缚，不可能有任何稍大的发展。然而正如批发贸易摆脱了行会桎梏，正如商业通过多种形式，特别是股份两合公司和责任有限公司挣脱了种种限制一样，工业在革命爆发甚至在杜尔果诏书之前，便已在许多方面冲破或是削弱了行会束缚。那时候，巴黎一些街区的工业生产就享有完全的自由，而且由于监督不严，全国各地的作坊也都没有受到行会规章的严重约束，比如正象罗兰·德拉普拉蒂埃尔所说，尼姆的厂主大批生产的粗袜就比规定所许可的还要粗，从而使这些厂主通过廉价出售而赢得大量买主。不仅如此，王国政府在批准兴建大型作坊时，还为这些作坊在一定时期提供了生产特许权，从而使之摆脱了行会束缚，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诚然，这种在某些地区给某些厂主提供的生产特许权或垄断权，对于生产的自由发展造成了妨碍和损害；但其实际后果不应夸大。事实上，这些特许权或垄断权常常是局限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无数事例表明，这种特许权很少存在二十年以上，范围扩及整整一个省。竞争者凭借王国政府颁发的许可可以在一个较小的地区确立起自己的地位。但不管怎样，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后，工业生产仍是自由发展，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因此，王国政府授予的这种特许对于作坊的蓬勃兴起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并无多大妨碍。
实际上，只要读一读罗兰·德拉普拉蒂埃尔在《庞库克百科全书》〔注：即1782年由庞库克出版社出版的《分类百科全书》。——编者注。〕中所描述的几家大厂的情况，看一看三级会议陈情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便可发现当时的工业生产是蒸蒸日上的。革命前的法国工业状况，我认为完全可以不抱成见地作如下准确的概括：工业确已取得相当的发展，给了资产阶级以决定性力量，但还没有强大和集中到足以把广大集中生产的无产阶级汇集于几个中心点，使之产生鲜明的、强有力的阶级觉悟。换句话说，法国的工业生产当时已颇具规模，使得处于领导地位、富有闯劲的资产阶级有了革命觉悟，成了一支革命力量，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规模也还不够太，足以使无产阶级产生不同于资产阶级运动的革命品格。
几乎没有一个省当时没有工业。从塞文山区的洛代夫到朗格道克的卡斯特尔主要是呢绒纺织；诺曼底是棉毛纺织；皮卡迪和尚帕涅是针织和呢绒；罗亚尔河沿岸和罗纳河中游的图尔、罗昂、里昂是丝织；阿登和索姆地区是规模惊人、后来被巴贝夫绝望地称之为“可怕大军”的冶金业和铸造业；东部的阿尔萨斯-洛林是金属制造；阿特瓦是采煤，且已开始发展成大型企业，特别是昂赞。
预示本世纪工业走向集中的大型作坊当时已经存在，机械发明不断涌现，大量资本开始投入设备制造。1791年3月21日，米拉波在议会讲坛上就采矿业的资金消耗，作了其生前最后一次重要演说。他说：“探矿所造成的巨大开支，只要举个例子便可明了。我想说的是位于瓦朗西安附近的昂赞公司。该公司当初得到的特许只是探矿而不是开采，因为那时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地下埋有矿藏。经过二十二年的发掘，终于发现矿床。首层矿脉位于300尺深的地下，简直无法开采，因为人们是穿过一条宽达好几法里的地下河河床才找到矿体的。经探测器测试，这么多的水根本不可能抽干，只有直穿河床。一种庞然大物——木壁井筒——于是造了出来，用以挡住河水，穿过水层。此井筒一直延伸至900尺深的地下，不久又开了一些同样的井，因此又造了许多木壁井筒。在昂赞矿区，每个木壁井的垂直深度为460特瓦斯〔注：特瓦斯，法国旧长度单位，一特瓦斯相当于1.949米，——评者注。〕（因井深达1200尺），价值四十万利弗尔。这样的井在昂赞共开了25口，在弗雷纳和维尤-孔德矿开了12口。仅此一项就耗资一千五百万，此外还配备用火带动的泵12台，每台十万利弗尔。修建巷道和添置其他设备又耗资八百万。使用役马六百匹，雇佣工人四千名。按照当时的规定，每年还给予工人税收和医疗补贴以及付给死亡工人家属的扶养费十万多利弗尔。”不过米拉波发现，由于这种木壁井筒效益很高，昂赞矿仍在竞争中战胜了蒙斯矿。他说：“大家知道，蒙斯的那些矿主对于此矿的开采是多么嫉妒。在此矿发现之前，他们为市场提供的煤共为三百万桶，每桶重250斤，售价五利弗尔十个苏，而昂赞公司今天供应五个省的煤，每桶仅为二十五苏。”不用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雏型了。当时连塞当和阿布维尔也建了些大型作坊，比如阿布维尔的冯·罗贝开办的作坊就有男女工人一千二百多人，整个作坊形同兵营。工人们就住在厂内，四扇大门由穿着华丽号衣的门卫把守，不许带进一滴烧酒。严厉的厂规使得这些无产者只有默默地服从。阿布维尔市政官员有时也出来替他们说几句话，提醒老板，他对工人的罚款不应落入自己的腰包，而应送交工人救济会。
东部的冶金业也发展迅猛，那些当时被人称之为“用火的工厂”所消耗的木柴数量惊人，引起当地居民发出一片惊呼，纷纷要求对这些工厂加以限制，挽救树林免遭滥伐。其中叫得最响的，是一心维护农田优势，反对工业势力侵入的两个特权等级。萨盖明的教士就在其陈情书中说：“木柴昂贵是用火工厂兴建太多所致，应为木柴的消耗规定许可限额。”这个大法官辖区的贵族也要求“将用火工厂减至最初颁发特许证时的水平，因为木柴的奇缺导致了价格上涨”。洛林地区的布宗维尔还在其陈情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这里现在到处是工厂，有铸造厂，也有玻璃厂。这些工厂不仅大量消耗木柴，而且对划归他们管辖的林木之乡不闻不问，使得这些地方如今已是一片荒芜，结果造成木柴价格扶摇直上。陛下如再不禁止木柴运出并下令减少此类工厂，乡村居民的取暖、饮炊及牲畜饲料的制作，将很快成为实际问题。”
这些材料读来耐人寻味。它表明，农业利益同工业利益或资本主义利益已经处于冲突之中。此外，我们从中也可看到，煤矿很快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因为树木的生长已赶不上现代工业的大量消耗，必须用煤取而代之。最后，这些材料还表明，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和革命爆发前的那一段时期，工业发展突飞猛进，用火工厂的出现，使得整片林木葱笼的地区转眼成了光秃秃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熊熊烈火，如今正通过封建社会的古老树林，将紫红色霞光射向远方。这团烈火是创造财富的烈火，生产的烈火，同时也是革命的烈火。
在工业技术方面，机器的使用也取得了不断的进展。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领域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们便为使用机器规定了明确的目标：最大限度地代替人力。萨布里·德·布鲁龙在他那部长篇著作中写道：“所谓节省人力，就是用机器和畜力取而代之。这是增加人口，而不是减少人口。”接着，他又怀着十八世纪勇敢顽强、信心十足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那种争夺国外市场的勃勃雄心写道：“要是外贸方面即航海、殖民地和他国的需求所占用的公民大大超过实际人数，那就必须节省他们的劳力，以便圆满完成所有这些工作。”
这句话是多么地乐观！无论是萨布里·德·布鲁龙还是他的同时代人，似乎都未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进一步发展后，机器的使用常会造成的可怕失业危机。由于机器的使用当时还未具规模，其可怕之处往往没有其好处来得明显。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尚未出现过剩，况且法国的贸易现在已遍及从斯米尔纳到圣多明各、印度到加拿大的世界广大地区，人们显然认为其市场将会不断扩大。因此只会是工作缺少人手，而不会造成有人没有工作。诚然，十八世纪对机器发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沃康松的发明便成了那时出版的《百科全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却不能认为机器的使用在革命前夕已经相当广泛。确实，各国都在为此作出努力，到处都在探索，人人满怀希望，但其收效仍然不大。即便在英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也还刚刚开始。后来被阿克莱剽窃了其研究成果的杰伊，只是在1774年才发明一部名为“珍妮纺纱机”的机械纺棉机。不错，这一发明在英国推广很快，但若没有机械织布机与之配套，只能造成生产上的不平衡。既然效率很慢的旧式织布机仍须使用，提高纺纱速度又有何用？若干年后，即1785年，可敬的卡特莱才将织棉机发明出来，而第一座用蒸汽带动机器生产的织布厂到1806年才在曼彻斯特建造起来。
革命之前，法国知道这些英国机器并加以使用的人并不多。用于纺棉的杰伊型“珍妮纺纱机”似乎是1773年〔注：原文如此。——译者注。〕由亚眠的一家作坊首次引进，不过此事后来没有人继续做下去。1780年，定居卢昂的英国发明家普莱斯发明了一部对亚麻、棉花和羊毛都可适用的纺纱机，结果并不理想。因此，当拉萨尔为了用经济因素解释大规模政治运动而在他的那个著名的《工人纲领》〔注：拉萨尔（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工人纲餐》是他于1862年4月12日在柏林发表的一次演说。——编者注。〕中高喊“阿克莱纺纱机的使用是法国革命中的头等大事”时，完全是信口开河。法国资产阶级在商业上和工业上所形成的强大经济力量确实是革命的伟大推动力，但工业尚未真正进入大规模使用机器的时代。
1789年，法国仍处于使用机器的准备时期，要是那时候机器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要是阿克莱纺纱机和其他类似机器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及其生产中起了拉萨尔似乎想说的那种决定性作用，要是生产得到强化和集中的大工业体制已在1789年占据主导地位，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在更深的程度上显示出无产阶级力量和社会主义思想。要是拉萨尔没有说错的话，1789年就会是1848年的样子。然而事实上，当时只处于草创和试验阶段。
在纺纱方面，各道工序几乎仍靠的是纺车。即如萨布里·德·布鲁龙所描述的“风车”虽已能带动四十八个锭子而不是六个，但未广泛采用或担负起主要作用，更不要说“珍妮纺纱机”了。
不过，新式机器的出现已开始在工业资产阶级内部造成一片不安和犹豫不定的心情，特别是诺曼底，人心波动尤为明显。1786年法英贸易条约的签订，动摇了人们的利益。条约所确定的几乎是自由贸易的原则，第一条就规定“在两国国王陛下在欧洲控制的所有王国、领地、省份和地区，对一切商品在航运和贸易等各方面互相给予绝对自由”。此外，双方还决定对条约上没有列出的商品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并对关税按分量或价值计征的数额作了规定，使之降至最多为12%。这样一来，诺曼底和朗格道克的织布厂便立即在贸易上处于装备精良的英国工厂威胁之下，或是纷纷感到受到了这一威胁。各方于是响起反对此条约的声浪；但与此同时，许多厂主不禁自间：我们马上把英国的机器引进法国不就可以了吗？不过，这对那些资金不足、遇事胆怯的厂主又成了一种威胁：“我们已经被英国人挤到破产的边缘，难道还要被本国这些购进英国机器的竞争者彻底挤垮？”因此，特别在诺曼底的工业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和不知何从的心情；好象遇到了生活中常见的某种难以摆脱的困境一样。这一情绪，在该地区第三等级的陈情书中清楚地反映了出来。卡昂的呢绒行会就说了这样的话：“由于机器严重损害我们这些穷苦人的利益，使我们的纺织业一落千丈，我们要求对其严禁使用。这样做完全合理，因为机器纺出的纱粗劣不堪，织出的布松松垮垮，质量低下。”他们说的这些理由和为“穷苦人”发出的呼吁是否有道理，姑且不去管它，我们所应看到的是，这种不满正反映了人们的惶惶不安。
卢昂第三等级的态度要温和些，思想也开阔些。他们说：“请陛下在有关草案未送交王国各商会和各商会未将其谏言和意见呈奉陛下的情况下，不要同外国签订任何条约。陛下应当按照三级会议的意见，采取政府所掌握的各种途径，了解与英国签订这一贸易条约目前有何不利之处……三级会议在讨论此条约时，当会考虑英国机器在王国的使用应予准许还是禁止的问题。”这一要求召集三级会议解决使用机器问题的呼吁，清楚地表明当时的人心是何等地慌乱。不过这种在新的、重大问题面前所出现的慌乱和焦虑，不但没有削弱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反而起了加强作用。从现在起，资产阶级的巨大利益要求它再也不能任凭王权一手包办王国的事务；严重的后果迫使它不得不要求把同它的命运和全部活动密切相关的一些条约的签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仅如此，它已经预感到工业不久即将发生的变化并已朦胧地看到机器的使用必会带来的巨大后果，这一切也要求它去掌握局势的发展。一艘它装载了自己全部财富的轮船即将驶向大海，必须由它自己去掌握轮舵。
乡村工业
不过，在昂赞矿区和弗雷纳矿区、在阿布维尔、埃尔伯夫和塞当的一些呢绒厂、在各港口的一些大的绳缆厂、在诺曼底的大型纺纱厂和织布厂以及东部地区的那些最为活跃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形式虽已开始出现；但就全国而言，1789年的工业生产，距离这种集中程度和强化程度也还差得很远。纺纱和织布主要仍分散于各家各户。在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可怜小屋里，整天仍是纺车转织机响，工业生产尚未与农活分开。下面是罗兰·德拉普拉蒂埃尔所描述的皮卡迪的工业生产情况，而且就其主要方面说来，也是全国大多数省的情况。“皮卡迪生产的是毛织品、天鹅绒、棉布和针织品。全省有织机两万五千台，其中只有六千五百台分布在城内：亚眠约五千台，阿布维尔一千台。一到收获季节，这些织机——城里是一部分，农村则几乎是全部——便都停了；有时为了割草、砍树、播种或从事其他农活，农村里也常有许多织机要停下。总的说来，这些织机每年开工的时间差不多为八个月。顺带说一句，在这些小型作坊中，运气最好、收益最高者显然是那些在农忙时刻放下织机去从事农活的人家。两种劳动的配合除有益于身心健康外，还互相弥补了不足而使生活得到改善。贫穷地区的人口总显得过多；谋生艰难的地方生活也必然艰难。总的说来，从农民拿出原料到织成布匹，每台织机需占用十人。
“这十人中一般有成年男子两名及他们的妻子或成年女儿两名，专门从事这一工作。其他是小孩、老人及家务活太忙、其工业劳动只能认为同小孩相当的妇女。这后一种情况数量很多。城里的男子每日可挣二十苏，妇女十个苏，儿童五个苏；乡村男子每日可挣十七、八个苏，妇女八、九个苏，儿童三至五个苏不等。估计皮卡迪省有二十五万人从事这一劳动，以此养活另外二十五万人或使其生活得到改善。他们每年挣得的数额为：
五万名男子（每人一百四十利弗尔） 七百万利弗尔
五万名妇女 三百五十万利弗尔
十万名儿童 六百万利弗尔
共计 一千六百万利弗尔
承揽人或商人所得利润 二百五十万利弗尔。” |
关于罗兰的经济思想和他对工业生产的看法，我们不想在此多所谈论。不管怎样，他对于主张回到自然的让-雅克及工业生产的发展都很热衷，并力图将二者协调起来。
他在进行理论概括时，毫不隐讳地认为工业既有其“好处”，也有其“弊端”。这一看法在他那个时代许多人都有，特别是日内瓦银行家克拉维埃尔，把报偿低微的工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约合起来是否是社会的最高理想，现在也就不必深究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生产形式早已成为过去，何必还要去纠缠？不过，罗兰的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他在其著作中通篇所提倡的是采用业已得到完善的机器，并花了许多钱购买机器设计图纸，亲眼看着人们根据图纸造了几台。他似乎没有想到，随着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他所津津乐道的那种分散的、半农业的工业生产将几乎化为乌有。诺曼底沿海和奥弗涅山区的花边生产也带有这种家庭性质。
罗兰在书中写道：“在迪埃普的那些作坊中，手脚不太敏捷灵巧的妇女每天所得不超过七、八个苏，较强者可达十至十一个苏，甚至十五个苏，但能挣得此数者为数很少。那些商人不象厂主，因此不给她们提供原料，而是将原料卖给她们，然后再将她们制作的花边按质论价买走。从事这一行业的妇女和儿童约有四千人，制作花边几乎是水手或渔民的这些女眷，在准备渔具的间歇所从事的唯一工作。”“普伊的纺织女工每天可挣五、六个苏，丝织女工可挣十至十二个苏。在各作坊工作的妇女约为六千人，加上邻近地区可达一万八至二万人。”
最后，还有一种独立的小生产者，没有任何大承揽商为之提供加工原料，他们的产品直接卖给中间人。“皮卡迪从事羊毛针织和尚帕涅从事棉花针织的许多小生产者，一般都将自己织出的袜子和其他产品出售给常常来自外省、在各村收购的商人。”
以上是革命前夕另一大类因地而异的工业生产。因此，除生产已相当集中、配有多部织机、雇佣成百名工人的大型作坊外，还有所谓分散性的工业生产。从农村拥有的织机规模来看，这种生产是十八世纪末的主要形式。
分散生产不等于自由生产。无论是皮卡迪还是尚帕涅或是朗格道克，所有那些织出锦缎、布匹和呢绒的织布工人，都不是为自己劳动，其中大都是雇佣劳动者或工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原料，更没有相当的商业关系为其推销产品。国内贸易以及对美洲和殖民地出口贸易的发展，使承揽商发了大财，却亏了这些独立的小生产者。
他们没有能力为远方的大市场提供产品，因此由一些富有的资产者给他们提供织布原料。当他们经过多日辛劳，在可怜的乡村小屋把布织成并因农活之需而稍停几日时，他们便将织成的布给那些大的承揽商送去。
不用说，妇女在这种家庭作坊中起着很大作用，儿童也是。这一点，我们从罗兰提供的数字也可看出。在皮卡迪每台织机占用的十人中，成年男子仅有两名，占五分之一。我们社会党的宣传鼓动家和理论家们常说，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使妇女和儿童也加入了工业生产的行列。这当然是对的；但不能因而产生误解。集中的大工业生产和使用机器的结果，确实使妇女和儿童离开了家庭和家庭生活，使妇女脱离了家务劳动，一下子把她们变成了女工，即一名报酬低微的工人。但不可认为在大规模使用机器和大型工厂出现之前的那一段工业发展时期，妇女和儿童对工业生产没有什么贡献。
相反，他们的贡献恐怕比现在还要大，当然，这种贡献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作出的。不过，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看来当时的妇女在家里也开始了一些专业性的工业劳动。比如1763年同英国的和约签订后，皮卡迪的生产一度突飞猛进，织机不断增加，当地羊毛供不应求，只得去荷兰和英国购买。可见家庭中的工业劳动肯定有一段繁忙时期，迫使人们不得不让能够“挣到十五苏”的能干妇女尽量不从事家务劳动。因此，甚至在乡村手工业者的可怜小屋中，一些妇女和女孩也几乎完全成了“工人”。随后，对于资本资产阶级说来，让这些妇女走出家庭，把她们招进大的工厂，看守业已完善的机器，也就容易多了。经济革命就是通过这种不太容易察觉的缓慢过程而进行准备的。
此外，早在十八世纪，大型作坊已经大量使用妇女，比如女工和童工在冯·罗贝开设的作坊中就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皇家科学院于十八世纪发表的那部介绍各行各业和各种工艺的著作可谓图文并茂，其中一幅很有意思的插图说的是煤矿。
图中显示的就是几个女工在筛煤。
看来至少井上作业是由女工担任。那时候，一些工业理论家就已一再向工业资产阶级指出，必须尽可能地使用女工，因为她们比较听话，所得报酬又较少。里昂地区的一些作坊根据本行业的某些规定而拒收女工，这引起了罗兰的不平。他带着一种既含有同情又夹杂着商人哲学的奇怪心情，天真地叫道：“我们还是应当为那些力薄身单的不幸妇女提供一些工作，以维持她们的生计。只要改变看法，加强管理，这些工作她们完全可以胜任。她们天生好静，刻苦耐劳，手工精细，胆量又小，所求不多，而且没有成见，不耍诡计，其一贯的整洁和手脚之灵巧更宜于从事高级消费品的生产。不管此类产品属何性质，她们都可使成本下降，而这始终是商业上至为重要的一条。”随后，他又说道：“拒用女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只会造成混乱，更确切地说，造成党派林立，阴谋不断，产品消耗增加，粗制滥造，工人们生活放荡，动辄以辞职相威胁，甚至成群结队地离去，而这正发生在订货大量增加、产品式样改变、需要对某些生产环节作适当调整的时候，结果花了许多钱买来的机器却一直无人装配。”
必须看到，罗兰是个民主主义者，他甚至很爱人民。正如他的妻子在她的《回忆录》中所说，他对“广大作坊工人”经受的痛苦和压迫所寄予的同情是发自内心的。后来，他在进入里昂市政府后，成了工人的代表及其利益的维护者，不仅反对旧制度的卫道者，而且反对温和的资产阶级。
他为取消里昂沉重地压在工人消费者身上的可怕入市税，展开了大量工作。不过，革命前夕的工业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重要使命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因而十分冷静、毫不迟疑地让一切都服从于他们所理解的生产规律和交换规律。在直接谈论这一重要问题之前附带再说一句，工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1789年前夕一定是几乎等于零，从而使一个民主主义者、里昂革命运动的首领，能够放心大胆、毫无顾忌地提出这样一条赤裸裸的理论：尽量多让工人干活，至于工钱，则尽量少付。
里昂
不过，革命一爆发，里昂的厂主和工人之间似乎便出现了社会冲突的苗头。生产规模相当庞大，莫里斯·瓦尔关于革命初期的里昂那部著作，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主要数字：“在路易十四时代的1685年，投入生产的织机有一万八千部。废除令〔注：即1685年路易十四签署的一项关于废除南特教令的法令，全部取消赦令给新教徒提供的一切便利。——译者注。〕虽曾使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一片混乱，但到了十八世纪，由于新的发明和机器的精巧化所导致的设备更新，使得生产环节更臻完善；由于高级消费品和法国时装的发展使其产品在全欧洲赢得了买主；里昂的作坊又恢复了元气。奥塔维奥·梅伊发明了丝绸轧光工艺，沃康松改造了织布机，菲力浦·德·拉沙尔在提花工艺中引进了花草果木的图案。因此，在革命前一年的1788年，里昂这座“大工厂”已经拥有挺刮、拉绒、提花、粗制及生产罗纱和绉纱的工艺。全城有织机14117部，男女工人及助理工和徒工58000人，占该市人口七分之三。
“仅生产罗纱和皱纱的织机就有二千七百台，每台由两名男工操作。十家大厂每家生产的产品在六十万至八十万法郎之间。在由法国生产或从东方、意大利、远东进口的一万至一万二千包生丝中，里昂通常要加工八千至九千包。这些丝绸成品一半在巴黎销售，其余部分几乎一半销往外省，一半销往国外。除狭义所指的丝织品外，还有二十五至三十家工厂配备二千七百部织机，生产边饰、绥带、西班牙花边、金丝花边和饰带，产品总销售额达二千万；二十家工厂专门生产金丝，每年销售额为一千万；仅刺绣一项就占用工人六千名。在高级消费品大大发展的同时，其他行业在十八世纪也发展很快。制帽业自独立战争和同美国签订商务协定以来，产品已行销美洲。不包括摩尔南、圣尚弗里安、圣昂德奥尔等附近城镇，仅里昂市内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就达八千人。皮革厂不下五十家，每年所做生意最高可达八百至一千万。里昂的印刷和出版业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就开始闻名的，如今向国外的销售额约为二千万。”
里昂不仅是一座生产城市，而且是一个商品集散地，各类生意为银行提供了广泛业务。名商大贾常以“银行支票”结算里昂地区同世界各地的帐目。富有之家不断涌现，有些人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就发了起来。特洛赞家族第一个来到里昂的安托万，就原是多菲内省的一个农民，当时他身上仅有二十四个苏，但他在去世之前却已建起两幢豪华公馆。
其他如雷米、芬格兰、弗希龙、沃柏莱、罗卡弗、德格莱、帕沙旺、拉吉埃、缪盖、冯·里桑布格等家族也都非常富有。
1789年，当国民议会将爱国捐献定为净收入的四分之一时，原籍蒙弗的路易·特洛赞认捐二万利弗尔，安托万·雷米认捐一万五千，弗格兰家的三名成员认捐三万，埃蒂安·德莱塞三万六千，保尔-本杰明·德莱塞一万六千。
从行会商致财政总管的信和有关选举活动的文章可以看出，里昂的四百名行会商占有的动产和土地共达六千多万。一座工商业如此兴盛的城市自然不能容忍陈旧特权的存在，不愿忍受旧制度给他们带来的负担。试想，这座因创造了那么多财富、支配着那么多利益而呈现出勃勃生机、分外自豪的城市怎会容忍贵族的特权？怎会允许王权在没有征得国民和有关人士的同意下，擅自对他们征收高额税赋，以维持维勒罗亚等陪臣的惊人体禄？怎会忍受他们这个从事工业生产的阶级被排除在国家事务的领导之外？显然，资产阶级力量异常强大的里昂早就心向革命了，各厂工人也同资产阶级一样希望打倒终日无所事事的贵族，建立一种较为明智、合乎情理的税收体制，以代替当前无比沉重的入市税。因为这种税高达二百五十万利弗尔，导致葡萄酒、肉类甚至面包的价格不断上涨，不但使工人的生活水平趋于恶化，而且也损害各作坊的利益。因此，里昂将带着高昂的热情，郑重其事地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
不过，由于工业发展极其迅猛，产业结构又十分复杂，里昂的社会当时正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如不深入研究其经济状况，将永远无法理解它在革命时期所起的那种谜一般的奇怪作用。首先，旧制度和新的资产阶级制度在这个城市的互相渗透，甚于其他任何地方。大资产阶级一旦在市政机构担任职务、当了市政官员或行政官，便贵族化了，因而形成一种以贵族特权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家长统治。反之，贵族既然部分来自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又深为眼花缭乱的工业发展所吸引，他们的思想都相当大胆，易于接受现代思潮。因此，里昂司法总管辖区的贵族陈情书和第三等级陈情书，必须仔细阅读才能看出二者的某些差别。贵族提出的要求有下列几点：定期召开三级会议，只有三级会议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给个人以充分的自由并在与行政、政治、科学和工艺有关的各方面，给予出版以无限的自由；所有公民在税收上一律平等；取消人身劳役及一切与人有关的封建权利，寻求某种办法对一切领主权利实行赎买；本着人道的精神彻底改革刑事司法，“审讯不应再由一位法官单独进行，被告在对质及随后的程序上应有人为其参谋，任何关于死刑或处以刑法的判决，须在表决中经四分之三多数通过方可宣布；取消小木凳及其他一切刑讯，斩首处死应适用一切罪犯，不论其属于哪个等级”。不仅如此，他们还提了个内容非常广泛而又十分具体的经济纲领，表明里昂地区的这些贵族在工商业方面是道道地地的内行，思想上没有多少框框。
“我们出席三级会议的代表在商业上将要关心的，是一切能使我国在贸易方面保障平等和自由、提供便利、确保安全及维护信誉的问题。
“因此，在保障平等方面，他们将要求深入研究同外国签订的各个商业协定和全面执行法国与西班牙的比利牛斯条约；在保障自由方面，将要求审议印度公司所独享的特许问题。规定特许今后只授予得到各省行政当局承认的名副其实的发明，期限只定在十年以下……；各行会管事会除药剂、制锁、金银首饰、金器擦洗等涉及公共治安的行业外，应一律取消……在提供便利方面，他们将要求对王国的所有进出口税实行明确的统一税率，并希望在各商会提出要求的地方，特别是里昂至波尔多，迅速开办传递信件的邮政业务。在确保安全方面，应当规定将来为商业制定的各种法律，任何内阁部门不得违反、更改或中止其执行；应准许各省行政当局及各商会和贸易公司，在他们认为自己的商业利益遭到侵害时，通过信函或派出代表陈述要求。
“应成立由法学家和商人组成的委员会对贸易法进行修改和最后敲定。其主要条款除其他内容外，应作如下特别规定：延期偿付证书须在占债务总额四分之三的债主提出要求后方可授予；破产的裁决应始终由负责商事司法的国王检察官提出起诉，如有舞弊应予严惩，以国家财产偿付；最后，任何人在接受破产者的遗产时，若不将其继承所得交由破产者的债主支配，将被宣布褫夺一切公共职务。
“在维护商业信誉方面，他们将要求采取一切手段取缔可恶的、毫无益处可言的公债投机交易。”里昂司法总管辖区的这些贵族不仅针对全国的商业活动提出了如此明确的看法，而且详细谈到里昂的利益，材料之精确同一个商会所能掌握的完全一样。他们要求将里昂市为国王借的那部分债务宣布为国债，使入市税的征收因而减少。“至于同里昂市本身利益有关的方面，我们希望：
“一、建立一种自由港，使商人们可将来自东方各岛的各类商品运到这里，存放在为此专设的公共仓库中，存放时间可为一年。一年期间或一年以后，物主可将其货物运出王国，免交关税，或是运往王国其他地区，交纳进口税。我们认为，建立这种自由港只会对普鲁士和荷兰不利，而对里昂市则可带来大量生意，使之得到丰富的原料，便于在本地农村建起棉纱厂，甚至制糖厂，同时这种自由港也将成为我国各海港既有益又可靠的市场，方便国内的物资供应。
“二、我们认为，在里昂市对来自国外的商品只保留海关检查，对里昂运往国外的商品只保留一份出口申请，这种做法对总的贸易是有益的。
“我们还将让我们的代表要求收回地下煤炭的专属开采特许，因为里昂市的作坊乃至整个城市对于煤炭非常需要，并要求将煤矿交还所有者经营，后者必须按照工艺原则、在由各省行政当局管辖的煤矿工程师指导下开采。
“我们希望用本省的钱，仿照索恩和奥伯纳斯的作法，在里昂附近建立一些可带动丝绸生产的风车，并希望在里昂开设以改进印染工艺为专门目的的化学讲座。”
再说一遍，将这份内容如此广泛、详尽的纲领拟定出来并在上面签了名的，是里昂司法总管辖区的那些“拥有封地”的贵族，其中也有些是在市政机构担任要职而获得贵族身份的大资产者。因此，在这份贵族陈情书上签了名的“贵族代表”名单中，贵族和获得贵族身份的资产者是排列在一起的。他们是：“德·蒙-道尔侯爵、德·波瓦西、希拉、拉克罗瓦·德?拉瓦尔、贝夫·德·库里、儒尔当、德·茄修·德吕埃尔、安贝-科洛梅斯、帕莱姆·德·萨维、劳拉斯、兰波、诺拉克、德·勒尼奥尔·德拉图莱特侯爵和德桑。”特别是安贝-科洛梅斯，为资产阶级权贵中人物。这个雄心勃勃、手腕很多的富商在革命爆发时，是里昂的首席行政官。不用说，这些大资产阶级一定给他们所加入的贵族营垒，传授了不少生意经，使之对商业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有了认识。不过，里昂省所有这些伯爵、男爵和侯爵，能如此直接地提出这样明确的经济要求，对里昂的工商业问题谈得这样深，仍然是非同寻常的。尤其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在这份贵族陈情书中，对反映工商业的利益是何等地卖力。贵族如此坚决地参与经济生活，这在三级会议那一摞厚厚的陈情书中可谓绝无仅有。
不错，马赛的贵族也在其陈情书中用了很长篇幅谈了谈该城的商业问题；但所提建议若与里昂贵族的那些无比明确、无比严密的结论相比，就显得很是一般，无关弘旨了，可见普罗旺斯的贵族同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丝毫不象里昂的贵族那样密切。
至于其他地区，两个等级的不同态度就更为明显了。比如波尔多的第三等级在谈到商业、港口、关税、航运、殖民地、贸易法等同本城有关的各类问题时，是那样明确、详细，而基埃纳〔注：基埃纳，法国一旧省名，以波尔多为首府。——译者注。〕的贵族对于经济问题只是寥寥数语，而且含含糊糊，空洞无物。布列塔尼的情况更糟，二者完全是各行其是。教士和责族拒不参加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至于本地区在经济上的要求，则任凭洛里昂、南特和布列塔尼其他城市代表去提。如果这里也同里昂一样，旧的贵族和大的商业资产阶级接触频繁、互相渗透，这种事恐怕就不会发生。可是在里昂，第三等级简直象是要把贵族的活动正式地彻底纳入自己的活动似的，提出贵族从商可予保留其贵族身份。看来贵族很可能已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当地的经济生活；但第三等级所希望的是，贵族能与他们进行某种公开的合作。
因此，欣欣向荣的工商业活动似乎在里昂的两个对立等级中造成了特别的和睦气氛；一种经济上的乡土观念即强烈的地方主义，使得该城的那些稍稍接受了现代思潮的旧制度势力和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少数权贵人物，走到一起来了。因此乍一看去，便出现了贵族的这种强烈表现，他们似乎已完全卷入商业利益所刮起的旋风和大资产阶级所展开的杰出活动中去了。但也正因为这一点，当连绵不绝的斗争和革命的风暴威胁到里昂的工业优势时，仍有可能出现守旧思想的大规模回潮和半王权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活动，使得上层社会势力纠集起来，带着里昂的自豪感与国民公会为敌。
不过，工商业的这种热气腾腾的发展虽然使部分贵族同大资产阶级互相靠近，几乎溶为一体，但却在大的厂主和工人之间造成了分裂。我想，1789年的里昂是法国最富现代色彩、资产阶级气息最为浓厚的都市。封建社会的影响在这里几乎已荡然无存，整个城市所仰赖的显然是工商业生产。巴黎就没有这种强烈的鲜明特征。宫廷的近在咫尺和达官贵人常来此小住，生活环境的千差万别及人和物的进出数量巨大，这一切在巴黎造成了一种广泛的混乱状况，使得资产者和工人所代表的生产力不能象里昂那样截然分明地显现出来。在里昂，一切财富同工商业的关系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一幢幢豪华公馆的出现，是昏暗厂房发展的结果，是坚忍不拔的艰苦劳动所反映出的光明面。此外，由于里昂的整个城市生活同工业生产和某些行业息息相关，经济上的微小变化，时装的更迭，市场的缩小，原料和产品价格的波动，都会在该城的关键部门造成直接的、有时异常猛烈的反响。因此在互相对峙的各种利益之间摩擦不断发生。里昂工人不可能象巴黎工人那样凭借多种行业的存在而摆脱危机，因为这里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兴趣都集中在一两个大的行业中。
里昂工人
这就造成了隐约的不安，造成了矛盾和冲突。梅西埃在其《巴黎概览》中说，巴黎的工人很少罢工或闹事是因为行会师傅不太苛严，因此在整个十八世纪没有发生类似图尔、罗昂和里昂所发生的那种起义。这种解释十分肤浅。里昂的行会师傅自然不会比巴黎的行会师傅苛严，不过巴黎的各种情绪、力量和冲突可以在几乎无限广阔的天地间分解掉，里昂的各方利益却集中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而互相冲突着。
里昂的大行业有两三个。在每个大行业的内部，这种冲突常常相当激烈。早在十六世纪初，里昂的印刷伙计就曾爆发过一场大罢工，规模与本世纪的那些大罢工十分相似。奥塞尔在其《过去的工人》一书中对这场罢工作了生动的描述。用否定这次罢工的国王敕令中的话说，1539年5月1日，这些伙计“全都扔下了手头的工作”。他们所不满的是工资不够，特别是师傅在家里为他们提供的伙食粗劣不堪。此外，新的厂规刻板而又严格，工场大门不能象过去那样经常开着，以便他们随时可去干活。工人们在一阵停工呼号即举行罢工后，以各作坊为单位建起了严密的组织，对师傅们施以恫吓，防止部分复工。这些师傅即老板，为了替自己辩护（用今天的话说），声称罢工是少数过激分子所挑起和组织的；其他人“本想尽自己的职责，继续留在岗位上”，但又担心受到社友会（伙计们的工会）的指责而不敢这样做。斗争持续三个月之久，后经司法总管的裁决而告结束，至少是暂告结束。工人们的要求几乎全被他否决。
他剥夺了这些印刷工人的联合权利，规定“伙计不得单个或结伙离开岗位，否则须向师傅赔偿损失并交付其旷工时日的相应工钱”。但工人们在失败后又组织起来进行抵抗。他们照常集会，共商对策，印刷师傅为制服他们，只得不断地求助于始终站在资本一边的市政当局，即一小撮行政官吏，并要求颁发国王敕令。1541年12月28日的敕令再次认定工人不对，指责他们“串通一气，强迫印刷师傅为之提供他们按照惯例从未享受过的优厚工资和丰盛伙食”。
敕令还确认了几乎无限的解雇权，规定一天工作时数为早五点至晚八点。事实上，那些印刷师傅凭借其绝对权威，常常使工人的劳动时间大大超过十三小时，实际达到十六小时。工人们就此敕令和已经采取的决定向国王本人呼吁，但无济于事。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巴黎高等法院现在也出来替印刷师傅说话了，因此1544年的国王敕令对工人仍然不利。但有着无比斗争精神的工人们依旧团结在一起，举行集会，“串帮结伙”，力图反对将救令备案。〔注：在旧制度了，国王颁发的诏书或教令需经高等法院备案方可执行。——译者注。〕
他们的集体要求虽然反映了他们的不满和痛苦心声，但也包含着一些“反动的”东西，因为他们要求严格限制徒工人数，坚持继续由师傅提供伙食并在师傅家中就餐，而不是到外面去就餐。这样做对于工业的发展和他们的自身解放显然都是不利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伙计在反对他们所经受的残酷剥削和报酬低微的劳动时所发出的呼声，是多么坚强有力，发自内心！这种呼声是开始显出阶级性的最早的一次抗议声浪。他们说：“如果有人发现某些行业的师傅或更高的人，千方百计以极其严厉的手段对和他们有着同样天赋的伙计和仆人进行压制和奴役，这是历来如此的，今天的印刷行业就是这样。此行业中的书商和印刷商（特别是里昂），一贯以种种间接手段和各种体罚无耻地压迫和奴役伙计。”
可是这些工人却“每天以他们的辛勤汗水和聪明才智，甚至往往以鲜血为代价，替师傅们创造了大笔财富”。因为伙计们即便“能忍受剧烈劳动所造成的难言劳累，待他们到了老年儿女成群的时候所得到的唯一回报，只是贫穷以及他们被迫忍受的艰苦劳动所造成的痛风和其他疾病……在整个法国和其他地方，人人都可看到，不少书商和印刷师傅发了大财，而终身被奴役、在印刷行业耗尽了自己的年华和才智、最后仍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可怜伙计却不可胜数。他们只有在痛苦中打发晚年，如同热病仍在继续着，那些书商却在悠然自得地看着自己的财产到了年终获得两倍、甚至是三倍的增长。巴黎的伙计为自己每天必须交出2630张纸，就已经发出了正当的怨言；同他们相比，里昂的伙计所受的苦简直难以描述，因为他们每天必须交出的纸是3350张，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无论冬天还是夏天，他们不得不凌晨两点就起床，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方可躺下。”这些“可怜的伙计”时而反抗，时而忍受，思想尚未明确，因而没有坚持罢工的权利。他们只是要求对那些师傅也应取消其联合的权利。“禁止‘垄断’当然是对的，但这不应只适用于伙计，也应适用于书商和师傅，因为他们一直象垄断者那样密谋搞垮伙计。”总之，他们要求师傅也同伙计一样没有任何便利可以依靠，工资不应再由“只会向着自己的书商和印刷师傅独自确定”，而应由一个仲裁委员会确定。仲裁委员会中“师傅和工龄较长、了解劳动情况的伙计人数相等，此外再加上几个有一定地位的资产者或商人，具体人选由双方指定”。
为表明其在个人尊严上的觉醒，这些里昂工人在他们的要求中最后提出：“对于错误可以罚款，但不得给予污辱人格的体罚，因为这是对人的天赋自由的可耻侵犯……我们是作为一个自由人而自愿地为这一美好而又崇高、对发展科学和文化有着无比重要意义的行业尽力的，我们不是奴隶，不是苦役犯或流刑犯。”
里昂工人的这份宣言是远在革命爆发之前的十六世纪写成的，我在这里所以要详加引用，是因为既然在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兴起的那个时代，里昂工人就发出了如此强烈的呼声，类似的要求定会在当地的无产阶级中悄悄地以更深刻的形式继续着。二百多年来，他们虽然过着默默无闻的痛苦生活，但却一直以斗争为原则，如果忽略这一点，就难以理解这座伟大城市在革命前夕的那种复杂的、隐约可见的动荡景况。因此十八世纪也爆发了一些大罢工，这一次是丝绸业的织布工和其他工人举行的。更确切地说，在里昂的大资产阶级和工人师傅之间，冲突几乎一直未停，时而隐蔽，时而尖锐。
六千名由其妻子、伙计和徒工作帮手、为该城四百名商人进行来料加工的工人师傅，同这些商人展开了斗争。“他们要求职业调解机构的裁决必须公正，给予足够的时间准备诉状，派往工厂事务所的代表与商人代表相等，有权指定自己的管事师傅。他们长时间坚持维护旧的组织形式，因为这种组织形式使他们可将自己生产的布匹直接出售。但在那个又工又商的中间阶级被取缔后，争论便集中在加工费上了。”（莫里斯·瓦尔）
工人们以物价不断上涨为由要求增加工资，即加工费。他们发现唯一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供求法则对于弱者是一大重压，因此在《丝绸行业选举人陈情书》中明确说道：“在资金和设备相当的人之间，根本不存在谁受谁摆布的问题，因此自由的原则只能对他们有利。可是丝绸工人毫无资金，日常生活全靠每天的劳动维持，执行这一原则只会使他们完全听任厂主的摆布；因为厂主可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停止生产，以此办法任意降低工人的工资。工人们对于这一手法虽然深为了解；但因生存这个至高无上的法则所迫，不得不接受厂主提出的条件。”
男女工人师傅多次通过广泛的联合，力图挫败大商人这种为所欲为的行为。一小撮资产阶级市政官员进行了粗暴的干涉，不但将伙计们的“不拘礼节者协会”、“善良者协会”和“贪婪者协会”全部取缔，而且禁止一切工人集会。尽管如此，1774年，在整个里昂省和弗雷省地区仍然爆发了大规模罢工。达仁松在其《回忆录》〔注：达仁松（1694-1757），1744-1747年任外交国务秘书。死后留下《日记和回忆录》一部。——编者注。〕中写道，这一年，圣埃蒂安参加罢工的作坊工人达四万人。
里昂也举行了同样的罢工。在血腥镇压的威胁之下，走投无路的工人纷纷向瑞士和意大利逃去，但遭到军队的堵截，随后被武力驱赶回来。这样，这些可怜的工人又被士兵押回作坊，如同逃犯被投进监牢一样。商人集团不仅以武力和由王权批准的专横规章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剥夺了工人师傅的稀微权利，禁止他们为商人师傅以外的人干活，把他们的代表大部赶出“工厂事务所”——一种调解职业纠纷的仲裁机构。
罢工之前，工人师傅在这个事务所的八名成员中有四名代表，罢工之后便只剩下两名了，使他们面对市政当局的专断而无以自卫。这种暗中得到王权支持、彻头彻尾的资本家“政变”伎俩大大激怒了里昂工人。他们于是起而反对市政当局，占领了整个城市。在占领城市的好几天当中，他们挨家挨户地迫使商人们签署新的规章并让他们拿出钱来为病中工人治疗。
这个从旧制度的奴役中突然出现的奇特工人专政，似乎在向人们预告革命之后必将爆发大规模社会动乱！从乌云密布的“红棕色十字架山”〔注：此比喻在时间上不太恰当，因为里昂的这块高地当时只住了很少织布工。——见饶勒斯在本书初版第一卷卷末所作《勘误和附记》。——编者注。〕发出的这一道奇异电光将越过资产阶级革命，照亮远方广大劳工为一场新的革命而展开的声势浩大的艰巨斗争！不过这道来去匆匆的短暂电光很快就熄灭了。它虽然充满愤怒和遐想，但摇曳不定，还不能指引正在崛起、分散于黑夜中的无产阶级。工人的觉悟尚未成为思想和生活的独立实体，从中进发出来的不过是一些激情的火花。这些火花在里昂上空的风暴中飞旋了一阵，随后变为凄哀的灰烬，落下来与大路上贫脊的泥尘混合在一起了。
国王的军队不久将骚乱镇压了下去，工人专政时期制定的规章随之荡然无存。两名工人上了绞刑，其他人被处以很重的罚款。“红棕色十字架山”的一间间高耸的小屋，笼罩在罗纳河升起的夜雾中。屋内，织布工的可怜油灯又点了起来，昏黄的灯光如点点繁星散布于悲凉的黑夜中。1786年，斗争烽火又起。这一次是所谓“两个苏的骚乱”。工人们要求将无纹饰的单色布每尺加工费提高两个苏，其他布提高三四个苏。
他们起草了一份材料翔实的申诉，题为：《1786年丝绸工人师傅劳动所得与全年日常开支的比较》。文中指出“丝绸工人以其每日十八小时的被迫劳动，仍不能维持生计……”接着又说了下面这些表明他们已深深认识到自己已沦为机器的辛酸话语：“如果人们把丝织工人只当作丝绸生产中使用的机器看待，或者，他们根本不算人，不需要对他们的命运寄予关心而不人道地只把他们当作牛马看待，但机器尚且需要维护，牛马尚且需要给以饲料，因为它们做的工带来了利润，因此丝绸工人也同样需要维持其生计，否则不久之后人们就将再也得不到他们的劳动成果了。”这是多么痛苦的呼声，为了保护自己，里昂工人在这一呼声中已经触及到了后来的所谓铁的工资规律。他们的生活状况真象是比铁还要坚硬，怎么也改善不了。几乎所有丝绸工人都参加了罢工。不久，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加入进来而变成一场总罢工。制帽工的要求是，将他们十二小时的日工资按照房租和粮价的上涨幅度提高到32至40苏。
建筑行业的伙计和工人要求营造商对他们的工资定期付给，不要拖欠太久，因为这些人常常三四个月也不给他们结一次帐。因此，1786年8月17日黎明，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所有丝织工、制帽工、建筑工和壮工突然全都离开了工场、作坊和工地。他们没有重复1774年的大胆作法去占领城市，而是仿照罗马平民的作法，到了夏潘地区，并发出警告，只有其要求得到满足，他们才会回到里昂。
市政府一片惊慌，只得同意增加工资，同时下令工人复工，禁止四人以上集会。军队向人民开了枪，好几个工人被当场打死。名叫纳兰和萨瓦热的两个制帽工和一个名叫狄阿巴诺的意大利籍工人，由于在经过莫兰桥时——即资产阶级后来在路易-菲力浦时代镇压工人时血洗过的那座桥——拒交过桥税，而被处以绞刑。皇家海军的一个营及一个炮兵营——波拿巴后来在此营当过中尉，占领了里昂，把工人起义镇压了下去。
逃跑的工人于是被士兵押回工场，市政府关于增加工资的许诺也撤消了。工人师傅德立·莫奈被作为罢工的煽动者和组织者而遭到逮捕，他的罪名是起草申诉和宣言，鼓吹罢工，并写过这样的话语：“如果增加代表名额仍不足以使人们提高我们的加工费，那就每个人以坚定不移的精神，同心协力地去单独进行”。他被关押了几个月，到九月间才由当局根据一道大赦令释放出来。我想，十八世纪的法国，没有一座城市经历过如此激烈的社会动荡。这些早期工人运动所以会爆发，显然同里昂的城市之大有关。实在说来，这种运动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起义者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主，不错，他们是替大商人干活并受到其残酷剥削的，但他们毕竟掘有自己的织机，手下还有伙计和徒工。用一句不太顺耳但却十分贴切的话来说，他们是小厂主无产阶级。显然，里昂的这些劳动者之所以特别具有战斗性，恐怕是因为他们既是从属他人、生活朝不保夕的贫穷无产者，同时也是“师傅”，这使他们深以为荣。他们有少量的劳动工具，在自己家中干活，但他们同其他工人师傅联系广泛。因此，他们身上既有着这种休戚相关的生产所产生的共同激情，也体现了整个城市的力量。
所以，由于他们所具有的斗争性和组织性，由于他们明确地提出了一些社会口号，里昂的这些工人师傅在十八世纪是走在工人阶驾之前的，但不能认为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都象在里昂一样背着工人问题的包袱。况且即使在里昂，这些工人师傅虽然经常同大商人展开斗争，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感到自己和他们是利益一致的。他们想让这些人作出一些让步，但又不愿危害工业的发展，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从中得到了好处。
他们在思想上并没有形成一套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使之将自己的利益同大规模工业生产协调起来。此外，要是革命运动蔓延到他们所控制的那些伙计和徒工中去，显然会造成他们的惊恐，为他们所不容。
因此，这些起义者在许多方面不是站在反动立场上，便是思想上的守旧派，他们所留恋的是生产狭小、产品可直接出售、同向世界市场大规模出口不可调和的旧体制。
不管怎样，他们对里昂的状况虽然难以忍受，常常产生对立情绪，但未形成一个能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阶级。他们没有一种定型的社会理想。因此，当已经变得十分强大、有了阶级觉悟的资产阶级，能够面对以王权统治和封建社会为特点的旧制度提出自己的社会纲领和政治纲领时，里昂的这些小厂主却只能为自己的贫穷发出不满的叫喊，不可能为自己提出与资产阶级革命对垒或有明显不同的工人革命。这一时期的历史所产生的无比奇特、给人以启示的现象就是这样。在这座城市中，工人们两百年来一直备受痛苦，大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对立可以说既旷日持久又十分尖锐，而当革命蓬勃兴起，要求全国发表意见、参与制定法律的时候，这些工人即小手工业者却只知道在那里对大商人和资本发泄根本无用的怨言。因为他们什么意见也提不出，什么事也做不了。
负责推选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人是在初级会议中产生的，城市里的这种选举按行业进行。然而在里昂，制鞋工、缝纫工、制帽工和织袜工等其他行会的选举都非常顺利；唯独花边行会特别是丝织行会的商人师傅和工人厂主，却爆发了相当激烈的冲突。
必须看到，没有出现任何分歧的行会，工人们是名副其实的无产者。无论是缝纫工和制鞋工也好，还是制帽工和织袜工也好，他们大都是普通雇佣劳动者，除了一双手没有任何财产。是他们未去参加选举会议？无力交付选举税（可是里昂的选举税每年仅为三利弗尔）？还是感到自己地位低下，不如让师傅代表为好？不管怎样，在里昂这座最为动荡的城市中，劳动最无产阶级化的行会，内部几乎没有发生争论，此点可充分说明当时尚未出现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有争论的只是花边行会和丝织行会，拥有织机的小生产者同大商人展开了斗争并使之在选举会议上受到粗暴对待。
由于担心受到辱骂或无法应付事态，大的生产者和商人没有出席花边行会的会议。商会主席在其报告中说，“要不是一些性情温和、从事正当职业的人宁愿缺席也不愿遭受不快”，拥有四百多名会员的花边行会本可有更多的人出席这次大会。莫里斯·瓦尔根据这篇报告指出，该行会选出的五名代表中，有三名被市政府的资产阶级权贵于1782年解除“监护师傅”职务并于翌年定为捣乱分子。理事们也要求取消这一选举结果。
1789年2月26日，在圣让大教堂召开了全市“金银织锦和丝绸行会的商人师傅、工人师傅及本行会其他家住附近、担任巡逻、守卫人员”的第一次会议。在有资格出席大会的约400名商人和6000名工人中，到会者为2651人。第二天，这一数字增加到3300人。几年来一直受到虐待的工人师傅打算借机报复。在26日和27日的会议上，好几个人的发言都主张既不选商人师傅也不选过去和现任的理事或管事师傅。据商人师傅的理事们说，“有些人提议选商人师傅，但他们的发言立即遭到工人师傅的大声顶撞，迫使他们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意见”。
实际上，大会选出的是清一色的工人师傅：三十四名当选者全系几年来一直同大商人和保护资本的市政府权贵展开斗争的那些人。其中有好几人在1786年事件中曾受到追查，特别是坚强不屈的德立·莫奈因撰写“煽动文章”现仍关押在狱中。可见经济上的斗争已发展到政治方面来。见此情形，大商人既感到害怕又气愤不已，许多人在选举进行当中，就退出了会场。
理事们拒绝签署会议记录并给内克尔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写道：“工人师傅选出了三十四名选举人，一百名图案设计师这些从事自由商业活动的艺术家选了两名。因此，受商人师傅雇佣的工人师傅和从商人师傅那里得到酬劳的图案设计师如今都有了自己的代表，而推动了王国这座第二大城市的工业生产和整个商业活动的商人师傅即土地和动产共达六千多万的四百名公民却没有自己的代表……”里昂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受到的这一打击十分沉重。正当他们在那里考虑如何在反对衰老不堪的旧制度的斗争中显示其阶级优势、眼看胜利在望时，这些小乎工业者却似乎想到牌桌上来取代他们的位置。
金融资产阶级立即给商业大资产阶级以支援，同他们一起发出了抗议，说道：“我们还认为，为商业发展考虑，这些商人师傅应当有其代表参加陈情书的起草，他们在银行、委托、贸易方面给占本城大部分批发生意的丝织业带来了活力。”更有甚者，为了要求拥有自己的代表，那些大商人甚至提出工业生产中有两种人，一种为雇佣劳动者，一种为领导者。
商会主席也以他们的名义特别指出：“工人师傅只是把商人师傅给他们提供的原料按照每尺布所需工钱织成成品，工人们只提供劳力，商人们则负责整个生产。我们的那些花色繁多的布匹是商人们发明出来的，并经过他们与世界各地的联系，而使各地的财富源源流入我们这座城市的。”因此，工人师傅同大商人的这场斗争似乎隐约含有资本家和无产者未来大规模斗争的维形和萌芽。为了更好地把自己同工人师傅区别开来，是这些大商人把他们划入雇佣劳动的范畴，即无产阶级范畴的，是大资产阶级出于其自豪感，首先预告了未来的社会冲突。
可是这种工人运动或所谓的工人运动当时还多么地无力和不起作用！选举结果虽然没有取消，工人师傅的代表虽然参加了第三等级陈情书的起草工作，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所有陈情书中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出这些手工业者即工人师傅的思想。其中原因不可能是他们受到了敌对多数的压制，因为他们的思想总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来的。
真正原因是，除了一般的资产阶级看法外，他们没有什么可说。他们能提出什么呢？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有这种那怕是最原始的想法。以公共所有代替大厂主的少数人所有或是工人师傅的那种分散的小型所有？十八世纪为数极少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农业共产主义；工业生产在他们看来属于个人能动和个体所有范畴。况且工人师傅所热烈依恋的，是他们的相对独立地位和他们的那种所有制，不管这种所有制如何从属他人。经过近一百年左右，当机械化大型工厂已经发展起来时，里昂、罗昂和圣埃蒂安的工人师傅才终于认识到，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把他们变成无产者。即使在今天，他们也刚刚开始看到一点共产主义的东西。这一点叫他们在一百年前怎么能做到？
不过，在社会没有发生这种大规模变革的情况下，他们能否明确而坚定地至少要求为他们建立一种限制劳动时间、规定最低工资、保障绝对的联合自由、使之在与大商人斗争时不致象德立?莫奈那样受到迫害的保护性法律呢？他们完全可以在这方面提出一些要求，通过一种市政当局所能批准的局部协议，争取建立比较有利的劳动规章。但一项法律如何向三级会议提出？如何把一个目前还纯属局部的问题作为普遍问题提出来？尤其是，如何把这些问题拿出来，使得各个作坊面临动荡不安的局面而又使真正的无产者，即那些受奴役、受剥削的可怜伙计不会提出他们的要求？因为对于这些人，工人师傅是既不愿给予联合的权利，也不愿对其劳动时间和最低工资作出合法规定的。因此，他们虽然牢骚满腹，进行了本能的反抗，但却没有提出任何改革方案。
只有资产阶级正准备着制定法律。手工业者在三级会议的陈情书中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这清楚地表明，即使在里昂，也只有资产阶级为后来制定出一整套新的法律的伟大革命运动作好了准备。同南特、波尔多、马赛一样，里昂的手工业者虽然也十分活跃，但真正起领导作用的还是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孕育中的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多菲内
在多菲内，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运动产生于经济发展的观点，在这里恰可运用。常常感觉敏锐、能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掘出经济因素的米希勒，对这里的情况却未看清，只把问题说了个大概。他说：“多菲内不太象法国其他省份，一些有利条件使得它十分与众不同。首先，这里的老一代贵族（佩带红饰带的武士）都有效死疆场的精神，他们为战争所付出的牺牲胜过其他一切方面。蒙雷里一仗，战死贵族竟有一半是多菲内人，以致元气大伤。后来获得贵族身份的人就大相径庭了，许多小贵族腰间虽然佩着长剑，但却在田间扶杖犁地。不少有地位的资产者因而跃跃欲试，开始与贵族平起平坐；一向勇敢、高傲、自尊心很重的农民也气势昂昂。”他还说，那些高山峡谷中的村社，在管理上恰如一个个小小的共和国；虽然地处高寒，却给人们提供了自由的范例。这些说法模棱两可，有的则完全错了。确实，早在1771年，格勒诺布尔的资产阶级便同贵族展开了斗争；1788年，王权将高等法院驱逐出去的专横决定在多菲内激起了一片反对声浪，争取自由的运动由此形成强大声势，一度使三个等级取得和解，全都动了起来。格勒诺布尔的贵族、教士和资产者遂于1788年6月14日采取革命行动，在没有获得内阁准许的情况下召开了多菲内三级会议〔注：6月14日会议为预备会，多菲内三级会议于1788年7月21日举行。——译者注。〕。第三等级出席此会议的代表增加了一倍，与贵族和教士的代表总数相等。会议采用的是按人数表决而不是按等级表决，并越过本省界限，为国民的团结一致发出欢呼，呼吁觉醒的伟大法国都参加到争取自由的共同事业中来。但上述情况所以会发生，根本不是因为少数分布于严寒山顶的村社采取了某种原始的基本自由措施；也不是因为上层贵族在古代战争中伤亡惨重。
多菲内仍有相当数量的贵族在全国三级会议上反对该省代表的产生办法。不，造成多菲内的形势迅速发展、为米希勒所没有看到、具有决定意义的真正原因是，这里的工业资产阶级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强大和活跃。关于这一点，罗兰于1785年（即在多菲内的革命形势可能会对他的看法产生影响之前）写的一些材料非常明确。他特别注意到，该省生产之兴旺，工业门类之繁多和工厂之密集，在全国各省名列首位：织布厂、织袜厂、制帽厂和冶金厂随处可见。
巴尔纳夫和革命的经济理论
由于一种很有意思的巧合，以极其明确的语言提出法国革命的社会原因，也可以说是革命的经济理论的，正是多菲内的一名代表——从小受到该省工业生产熏陶的巴尔纳夫〔注：巴尔纳夫（1761-1793），高等法院律师，多菲内省选出的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马克思似乎没有读过他的文章，但他的文章却象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产生之前，便已将此理论运用于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了。制宪议会任期届满时，曾宣布其议员不再连选，巴尔纳夫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忽然中断而深为痛苦。他回到故乡，又象青年时代一样拿起了笔，以著书立说寻求慰藉。
他写了一本名叫《法国革命导言》的书。该书到1843年才由贝朗热·德·拉德罗姆根据巴尔纳夫的妹妹保存的手稿予以出版。
我想，这本书反映了这位擅长口才的演说家的主要思想。对于这本书，我们要在此大量引用。因为它表明被泰纳可笑地斥之为怀抱抽象理想主义的革命资产阶级，对决定其胜利的经济发展，当时已有多么深刻的认识。“有人想对刚刚在法国造成一场动乱的伟大革命得出正确的看法，但未能如愿。因为他们是孤立地看待这场革命的，没有把它同周围各帝国和几百年来的历史联系起来考虑。要弄清这场革命的实质，指出其爆发的真正原因，必须将目光放远，从更广的范围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说，必须对造成欧洲各国政府从封建社会至今不断更换形式的总趋势进行观察，才能清楚地看到我们现在已到达哪一点上，以及使我们到达这一点的总的原因。
“显然，政府的变更及一切取决于人的兴趣和意志的自然现象的变化，不受适用于无生命物质运动的那种固定而又准确的规律制约。不过，在由共同影响造成政治事件的众多原因中，有些原因同事物的本质紧密相联，其经常的、有规律的影响远远大于偶然原因，以致在一定时期内几乎必然会产生结果。改变各国面貌的几乎总是这些原因，一切小的事件便是在其总的结果中发展的；大的历史时期便是由这些原因孕育的，而人们几乎总是将这些历史时期所归因于的次要原因，只对其到来起着决定作用……”
随后，巴尔纳夫根据这些原理，简略地向我们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这确实是一篇马克思经济唯物论的原始初稿。“在社会的最初阶段，以狩猎为生的人类对所有制几乎毫无概念，弓箭、猎物以及用以遮身的兽皮差不多是其全部财产。所有土地全归公有。政治制度——如果当时已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形成的话——不可能以所有制为基础。在这种制度中，民主就是独立和天然平等而别无其他。战斗中对于首领的需要，使这种制度产生了君主制的萌芽。由于民众的蒙昧无知，知识始终享有很高的威望，因而产生由老人、教士、占卜者、医生组成的第一批贵族，也即后来的婆罗门、祭司和占卜官。总之，一切以知识为基础的贵族，在各地都出现于以武器和财富为基础的贵族之前，并从社会存在之初，便通过某些实在的活动同时附以很大的欺骗而始终赢得很高威望。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开始感到需要过一种比较稳定、比较富足的生活，因此为了生存而牺牲部分独立性，去从事比较艰苦的劳动，驯化野兽，饲养牲畜，因而成了牧民。于是所有制开始影响制度。由于必须常常照料牲畜，人类已不再享有当初狩猎时的全部独立性。穷人和富人不再是平等的，天然民主也已不复存在。保护财产的需要，迫使人们给予一切军事和民政机构以更大的权威，掌握这种机构的人于是通过权力聚敛财富，如同他们通过财富扩大权力、把权力弄到自己手上一样。这样，在社会的这一时期，便可能出现了贵族或君主的权力得以无限扩大的情况，亚洲好几个地区的例子都可说明这一点……
“最后，随着需要不断扩大，人类又不得不依靠土地来解决自己的食粮。他们告别游牧生活，成了农民。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最后一点独立性，几乎是把自己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不得不从事这种经常性的劳动。土地划分随之出现，财产不再只是包括在土地上放牧的牲畜，也包括土地本身。没有任何东西是公有的。不久，田野、森林、甚至河流也成了私有财产。这种获取逐日扩大的权利于是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到权力的分配。
“单纯从事农业的人类，由于成份极其简单，似乎应能与民主协调；不过一种更为深刻的道理特别是经验表明，在社会制度的各个时期中，人类开始土地耕作、尚未展开随后出现的工商业活动的时期，是贵族政权的鼎盛时期。此政权在这一时期几乎始终压制着民主制和君主制的影响。
“最初的土地分配，很少按照一定的平等原则进行，也可能从来就没有按照一定的平等原则进行。如果说当初是按照先来先占的权利分配了荒地，那么在社会发展第三阶段目前所到达的时期，人类已经建起了某种政治制度或政权，土地的分配便按照每人的地位、权力及其所拥有的畜群多寡来进行了。穷人和弱者没有能力开垦，要大块土地又有何用？因此，他们自然以能维持生计为度，而酋长占有的土地却以其畜群的覆盖面和奴仆的耕种能力来决定。因为这正是社会历史使人感到屈辱的一面：对人的占有几乎始终先于对土地的占有，正如以战争获取奴隶先于使耕作和劳动成为一种需要的人口的一定发展阶段一样。
“土地的占有既然是征服的结果，按照当时的作法，分配的不平均也就更加突出了。战争几乎一直使战败者的财产被大部剥夺并常常使之沦为奴隶，而在胜利者当中，战争几乎只给首领带来财富，士兵从其幸运中只能勉强得到一点东西使其在一定时间内过着傲慢的清闲生活。
“因此，一般说来，自人类从事耕作的最初时刻起，土地的占有便很不平均了。即便初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平均，但随着事物的必然发展，一旦这种平均遭到破坏，土地的不平均很快就会失去节制。一条无庸置疑的原则是，任何地方，收入如果仅靠土地，大的庄园必会逐渐吞并小的庄园，如同存在商业和工业收入的地方，穷人可通过其劳动逐渐将富人的土地买一部分过来一样。
“收入如果仅靠土地，只拥有少量土地的人常会因为耕种不善或季节不正常而难以维持生计，于是不得不向富人借贷。富人每年向其出借部分积蓄，不久便可将其土地据为己有。富人越是让穷人变穷，便越可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时，富人便会给予恩惠，建议穷人为他耕种土地，由他来养活他们，从而使穷人成为他的仆人。如果法律允许，富人甚至会买下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样，耕种者便失去了其全部的天赋独立性，他们被土地死死束缚着，因为他们必须靠土地为生。
“他们生活穷困，分散于农村，承受着生活的重压；这种情况还由于农活的性质使他们与其他人分开，终年独处一隅而更形加重。在城市里，人口的集中使得弱者可因人多势众抵御强者的影响，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又是手工业发展的结果。
“最后，在社会的这一时期，愚昧对穷人的奴役也十分严重。他们失去了在林中生活的人类所特有的那种敏锐性和大胆想象力，失去了游牧部落长期凝思的结晶——充满智慧的习俗和道德规范。财富的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给社会各阶级所带来的启迪和大胆思想，他们还一点也没有。他们孤身一人，终年从事着周而复始的劳动，是自然的衰落所能达到的最低程度的具体表现，因此各种迷信都可奴役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同时也由于不存在任何商业活动，各地区根本没有按照各自的需要，通过相互间的交流而形成一个整体。此外，由于在没有任何资金积累的国家几乎无法征税，中央政权不可能维持一支足以维护统一和服从的军队。力量仍掌握在各个自给自足的地区，因此，只要从事农业的人对手工业的无知和忽视一天不结束，只要土地占有作为财富来源的局面一天不改变，贵族的统治就会存在一天。
“由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口不断增加和人的技能不断增强，最后达到文明的最高阶段，建立作坊和开展贸易也就必然要取代耕作。”
巴尔纳夫在这里说的是，仰靠土地的贵族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可能会阻止或延缓工商业时代的到来，但“天长日久，这种政治制度总会采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地方上的才华”，也就是说必然会适应一定地区的新的经济环境。这样，巴尔纳夫就从这种历史推导中得出了有力的结论：
“从手工业和商业开始深入民众、为劳动阶级获得财富开辟新途径的时日起，政治领域便孕育着一场革命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必将导致权力的再分配。正如土地的占有提高了贵族的地位一样，工业的占有将会提高人民的权力。此权力自由发展，日渐扩大，并已开始影响到工商事务。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民主制。第一种民主制曾经以独立性为其特点，第二种民主制以力量为其特点。前者产生于不存在任何人压迫人的权力，是未开化部落的民主；后者产生于它自身所特有的权力，是开化民族的民主。
“在小的国家，这种新的人民权力强大无比，以致有时会掌管政府。这样，一种新的贵族，即商业资产阶级贵族将会借助这种新的财富而崛起。
“在大的国家，各地区通过互相交往而联成一体，因而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公民阶级。随着工业带来大量财富，这个阶级亟须维护国内秩序，并通过征税而给予公共政权以必要的力量，执行统一的法律。因此，不断地从地方汇集于中央，又从中央分散到地方的大笔税收，以及首都和纪律严明的军队的建立，大批公共机构的设置，便成了一个大的国家实现其赖以存在的紧密团结所必须的纽带。”
我们不难看出，上述如此明确的原则是否已运用于法国革命。工商业资产阶级工业动产的增长，逐渐削弱了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贵族势力；并通过商业、交换和税收所结成的关系，使各现代君主制国家的统一中央政权取代了仰靠土地的贵族和分散的、如死水一潭的封建制。这样，借着一个更有本领、更孚民望的新兴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终于取代了贵族的寡头统治。不过欧洲各国工业动产所有制的发展规模不一，经济革命因而出现程度不均。法国工业技术的发展就比德国迅猛。另一方面，已经部分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爆发于十八世纪产业大发展之前；而在法国，直到十八世纪末才来临的革命运动，却植根于资产阶级在工业方面的迅速崛起。所以，作为经济革命最旺盛时期的成熟产物，这场政治革命在法国最接近于实现完全的民主制。
巴尔纳夫不但在其对社会发展的总的描述上超越了马克思的伟大贡献（他当然只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而没有看到无产阶级阶段），而且以其对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的不同点——前者来得较晚并更为民主，后者则爆发过早并较多地夹杂着贵族成分——从经济上所作的分析，大大超越了圣西门的《实业家问答》对于英国和法国的革命运动所作的杰出评论。巴尔纳夫在他这部著作中提纲掣领地概括了自己的思想，有关段落下面还要引用一下；因为至今仍在忽明忽暗中摸索前进的无产阶级应当看一看，在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爆发的时候，资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已经达到何等明晰的程度。
“在欧洲各国政府中，贵族的基础是土地所有制，王权的基础是公共权力，民主的基础是动产财富。
“改革这三种政治因素就是改革政府。
“在封建制处于鼎盛时期，土地所有制是唯一的所有制。由骑士和僧侣组成的贵族统治一切，人民沦为奴隶，君主没有任何权力。
“手工业的复兴使得工业动产所有制归结为劳动的产物，如同土地所有制当初是征服或占领的产物一样。
“几乎已遭扼杀的民主原则，从此不断壮大，逐渐发展起来。随着手工业、工业和商业使得劳动人民阶级日渐富有，大的土地所有者日趋贫困，从而使各阶级在财产上趋于接近；教育的发展也使这些阶级在知识上趋于接近，并使人们在经过长期的遗忘之后，又想起了平等的原始思想。
“手工业发展的影响，在欧洲各国制度中所进行的这场大革命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通过劳动获得财富的市镇首先赎回了其自由，随后是部分土地。贵族因而逐渐失去其权力和财富。这样，封建制在民政方面也就土崩瓦解了。
“二、由于同一原因及始终伴随这一原因的工业发展，整个欧洲从教皇的俗权下解放了出来，并有一半摆脱了其教权统治。
“三、由于同一原因，即由于在欧洲成为民主要素和实现各国统一的基石的动产所有制的发展，各国的政治体制都相继发生了变化，并随着这一原因在地域上所得到的不同便利而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小国中，凡人民有着强大力量的地方，它建立了共和制；在大的地区，凡人民只有力量通过税收支持王权同贵族——君主和人民的共同敌人——作斗争的地方，它逐渐建立了专制君主制；在它长期支持王权反对豪族因而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地方，它表现激烈，在政府中占据席位，建立了有限君主制；只有在它难以打入的地方，封建政府的贵族联邦制终于得以保存下来，甚至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更加巩固和稳定。”
“导致法国走向民主革命并使之在十八世纪末爆发的，就是欧洲各国政府所经历的这种共同发展……”因此，在显然反映多菲内整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巴尔纳夫看来，法国革命既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局部现象，而是多少世纪来这一趋势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巨大演变的产物。这种社会演变逐渐使所有制成了主导力量，因而使政权从属于不断更迭的所有制形式。现在，工业动产所有制即资产阶级所有制正处于鼎盛时期，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同工业所有制的发展紧密相联的革命，也同这种发展一样广阔。巴尔纳夫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法国革命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以法国为顶峰的欧洲革命。因此，革命资产阶级对于其自身力量及它所代表的经济和历史发展，有着非常现实而又深刻的认识。一种假说认为，原始的平等契约后来遭到破坏，长期被湮没，只有一场完美的革命方可使之彻底恢复；现在的问题不是这种令人捉摸不定的假说。
在原始社会中，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相互间的经济关系十分薄弱和松散，起决定作用的是体力和弓箭。此后，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和稳定，便由人们相互间的经济关系来决定社会和制度的形态了。所有制成了主导力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这样，所有制便在其间忽爆发革命危机的缓慢演变中，带动了整个人类社会。
现在的问题也不是对田园美德、即所谓平等的淳朴乡村生活作牧歌式的赞美。土地所有制是造成不平等和各种欺压行为的根源。当其发展不再遇到任何抗衡时，便产生了把人孤立于一隅、对其实行奴役并将社会分割成块、使农民日趋愚昧的封建制。土地所有制根本不会导致平等，激发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建立起纯朴的习俗；只有在外力和工业所有制的作用下，才能使之发生变化，变得合乎情理。只有当市镇中的手工业者、厂主和商人富有起来，开始购置土地，这种封建垄断对土地和人形成的重压才会消失。因此，土地所有制只有在工业所有制的作用下得到缓和，具备平等精神，才能进入民主范畴。
其思想由巴尔纳夫出色表达出来的多菲内资产阶级，曾明确宣布工业阶级和土地阶级是对立的。这种对立非常尖锐，是革命所无法克服的矛盾，以致今天，即使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发展已经迫使工业资本主义和大的土地所有者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抵抗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危机仍会使土地阶级和工业阶级处于严重冲突中。不过，革命精神虽在许多方面遭到曲解，出现衰退，但仍在工业阶级一边；而大的土地所有者则在继续进行着反革命活动。马克思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要无产阶级在策略上予以警惕的这种两大有产集团间旷日持久的对立，巴尔纳夫在1792年就指了出来，并认为这种对立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不用说，在多菲内地区，人们对于经济利益及所有制所起历史作用的认识一定相当敏锐，使得本人和父辈都信仰新教的巴尔纳夫，能够完全从经济方面对宗教改革作出具有一定唯物观点的解释。他认为（见上文加了着重号的那段关键引文），是工业动产所有制的发展，使整个欧洲从教皇的俗权下解放了出来并有一半摆脱了其教权统治。因此，各现代国家，包括信仰天主教者，所以会砸碎教皇的俗权统治，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富有的资产阶级。这个需要自由的阶级，有力地支持了各国国王对抗教皇绝对权力论的压迫，此外还通过交换所形成的多种联系，使国内出现了充满活力、为争取独立所必不可少的统一。进而言之，使半个欧洲摆脱了天主教教条的这场宗教革命，可以说不过是经济革命在宗教方面的反映。正如他们在迄今死水一潭的社会中掀起了波澜一样，资产阶级在解释那些万古不变的教义时，把自由之风也带了进去。
对宗教改革的这一如此现实、如此毫不隐晦地反映出资产阶级观点的解释，是在地势险恶、当年的新教徒视死如归的多菲内作出的，而且与阿尔戴什山区和阿莱地区近在咫尺；因为那里也曾掀起一股同先知的启示毫无关系的神秘狂热。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便可明了，资产阶级将这场宗教信仰危机，归结为所有制危机并将宗教意识上出现的那些模糊不清、令人不安的重大现象纳入生产规律这一支配一切的范畴。这是一种多么新颖的观点。
显然，资产阶级如今已能充分运用自己的思想，它在以其对历史作出的这种解释支持新的革命时，把欧洲自市镇运动以来所经历的一切和今日的一切都拿来为自己所用了。同时，它觉得自己还占有着全部未来，认为工业所有制未来定会平稳地无限发展。
这是不是说工业资产阶级对于历史和经济发展所怀抱的这一现实主义观点，不会具有任何理想色彩和远大抱负？恰恰相反，使资产阶级在1789年前夕激动不已的那种感人的热情所以特别强烈，是因为这种热情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而且被资产阶级看成了历史的终结。自市镇时代以来那些默默无闻的生产者，就在艰苦环境中奋斗着，其经商活动遭到了粗暴的对待和蔑视，现在，他们要来参与政治生活和政权活动，使之得到充分发展了；靠着劳动、似乎还有平等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工业动产所有制将占据统治地位，从而使人们在安全保障、知识传播和协调一致的全新条件下，重新获得原始社会的那种灵活性和自由；从工厂飘出的和风将吹遍大地，使得死死束缚农民的严酷封建采地趋于解体；凡此种种无疑都是非常美好的。
按照巴尔纳夫的说法，这些受土地奴役的农民，已经失去了原始人类对于事物的敏锐性和本能反映，失去了游牧部落在朴实的自由及外界的缓慢变化面前所激起的热情，而且迄今尚无已经摆脱桎梏的城市生产者所具有的思想发展和高尚情趣，现在，他们要摆脱这种狭隘的愚昧生活了。巴尔纳夫还认为，自由的发展和把各个地区联成一体的工业动产所有制的发展，将会在国内造成千秋万代的坚强统一；这一切当然也是美好的。因此，革命资产阶级直接从其自身利益、工业力量和社会发展出发，看到人类必将更富生气，更加自由；国家必将更加统一，更加强大。这种激情是多么高尚！可以说，它把人们内心的一切想法都揉合在一起了，因而无法将上升阶级所具有的那种正当的自身考虑，同其对人类的忠诚区分开来。
不过，不管他们如何激动不已，可以说，革命资产阶级显然不能越过自己的视野。巴尔纳夫虽然站在总的历史哲学的高度，把千百年来所有制的演变展示了开来。但这仍然没有用。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在资产阶级工业动产所有制之外，是否还可能存在其他经济形式。他把作为劳动成果的工业所有制同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对立了起来，但他一刻也没有问一问资本的占有是否是一种使劳动受到榨取的新的特权。当富有资产者佩里埃〔注：即克罗德·佩里埃（1742-1801）。其父雅克（1700？一1782）原籍特里埃夫，靠经商致富，后与克罗德联合从事工业生产，于1780年买下维济尔堡。1788年7月21日，非法的多菲内省三级会议在此城堡召开。但在此之后，克罗德·佩里埃的行动一直十分谨慎。——编者注。〕在业已成为一座大工厂的维济尔城堡，摆下四百副餐具招待多非内革命资产阶级时，巴尔纳夫丝毫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统治如今虽正在取代封建统治，但人类屈服于一统治阶级的现象依然存在。他那厚达二百多页的著作，通篇没有一处谈到工人的生活和雇佣制的未来发展。显然，对于多菲内工业资产阶级说来，无产阶级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巴尔纳夫的文化素养虽然比他们高，但也只是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而已。况且当那些革命者只允许交纳六利弗尔直接税的公民参加选举并要求当选者须有一定的财产时，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恶意。因此在多菲内也同法国当时其他地区一样，正在孕育中的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里的政治运动之所以摘得特别轰轰烈烈，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更为强大，更为集中，从而使这一工业地区的资产阶级思想，达到了空前明确的程度。这样，多菲内的资产阶级便通过年轻的巴尔纳夫，从经济上阐述了革命兴起的原因，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前奏。当一个阶级如此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这个阶级是相当强大的。无论在工业地区还是在商业中心，法国资产阶级都已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即使过于混杂、过于肤浅的巴黎不能理解、支持这场运动，不管怎样，革命也极有可能要爆发并取得胜利的。
巴黎
不过巴黎此时也正在准备着成为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和伟大运动的中心。可以说，巴黎和整个法国的协同一致是通过革命表现出来的，并通过这场革命而最终确定了下来。在其充满不幸的漫长历史上，巴黎常常不过是国内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是国内生活的一种含糊不清的局部表现。她时而超越，时而阻挠、妨碍全国总的前进步伐，很少有同全国完全一致的时候。十四世纪以埃蒂安·马塞尔〔注：埃蒂安·马塞尔（1315一1358），当时巴黎市长。曾联合三级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向王太子查理五世提出监督税收、给王太子委派大臣等要求。遭到拒绝后，于1358年2月举行起义，占领了王宫和整个巴黎。后遭王太子派兵镇压，马塞尔本人也被杀死。——译者注。〕为首的资产阶级〔注：这里的“资产阶级”一词应指资产阶级的前身一市民阶级，下同。——译者注。〕公社运动的爆发，各行会纷纷组织起来，严阵以待，力图将法国从英国人手中拯救出来并迫使王权接受长期监督，就显示出巴黎的这一过早进行的行动虽然蔚为壮观，但却未免轻率，因为它超越了历史发展的好几个世纪。要是三级会议巴黎代表1357年起草的那份著名诏书是可行的，要是国内其他市镇的资产阶级也同巴黎资产阶级一样成熟，使得全国资产阶级能够对整个国家、对贵族和农民发挥建立这种制宪组织和议会组织所必须有的影响，1789年革命在十四世纪便已完成了。
但巴黎错了，她把自己的狂热举动看成了全国的正常表现。埃蒂安·马塞尔自感孤立，一开始便投靠了“魔鬼”纳瓦尔国王〔注：即‘魔鬼”查理二世（1322一1387），1349-1387年间的纳瓦尔国王，路易十世的孙子。——译者注。〕便是证明；其次，唯一能拯救资产阶级公社的是扎克雷起义者〔注：即1358年的法国农民起义。——译者注。〕，即那些既反对贵族也反对英国人的农民，但巴黎同他们的联合三心二意，缺乏信心，也说明了这一点。
随后，在因查理六世的年幼和神经错乱所引起的混乱时刻，在勃艮第人和阿尔马涅克派互相残杀的时候〔注：即维护奥尔良家族的一派同维护勃民第公爵的一派在百年战争期间乘查理六世神经错乱之机，为争夺法国王位而掀起的一场国内战争。——译者注。〕，巴黎既未向全国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也未形成一股力量。她未能弄清楚国家利益之所在，只是成了两派——以勃艮第公爵为首的北方人和弗朗德尔人同以阿尔马涅克派为主的南方人和加斯科尼人——互相角逐的场所。城内资产者和市民全凭自己的好恶和狭隘利益，或是支持这一派，或是支持那一派。在那凄哀的漫漫长夜中，巴黎很象是一支明暗不定的火把，任来自各方的风把火焰吹得忽东忽西，而没有成为引导全国走向统一、拯救国家的灯塔。这拯救国家的行动和那具有决定意义的话语，后来却来自法国农村，来自性情温和的贞德——粗矿的扎克雷运动的继承者。
随后，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在法国造成了各方势力跃跃欲试的局面；现代王权、各个国王、小贵族、教会及资产阶级相互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和祖国的独立。吉斯家族凭借修士的支持和神圣同盟关于教会的蛊惑宣传，既想废黜国王又想扼杀思想界正在出现的自由气氛；因而毫不迟疑地要求西班牙加以干预。受到迫害的新教教徒，则向德国和英国寻求支援。此时此刻，巴黎却没有尽到自已对国家应尽的责任。
她没有捍卫当时以王权为保障的国家统一和已经逐渐向政治自由转化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是听任教士和修士的摆布，用火刑镇压信仰新教的资产阶级，迫使新教徒逃往各个小贵族领地，在那里结成一种与其原则很不协调的过时封建关系。她把盛气凌人、勾结外国的卖国教会，捧到国王、民族和宗教之上。直到体现统一、具有宽容精神、以“贝恩佬”〔注：即原为纳瓦尔国王的亨利四世（1553-1610）。贝恩为纳瓦尔王国首府，此绰号即由此而来。——译者注。〕为代表的现代王权包围了已经教会化和西班牙化的巴黎，并事出意外战胜了巴黎，法国才奠定了胜利的局面。
这种莫名其妙的状况何以会出现？巴黎何以会变成这样，把法国的自由天性和祖国的独立丢到九霄云外？这一可悲现象只能到十六世纪巴黎经济上的不协调和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中去寻求答案。工商业资产阶级当时已成长起来，其经济实力已达到相当规模，同时在思想上也已形成一股力量。对于宗教事务，他们既严肃认真，又希望维护安定，态度明确而真诚。这是他们在独立、规矩的经营活动中逐渐养成的。但是教会——部分资产阶级因而与之发生矛盾——在巴黎的经济势力占压倒优势，不仅拥有无数女修院、医院和修道院，而且养着一大批乞丐、穷人以及为其效劳或暂时没有工作的人。因而可以通过振耳欲聋的教堂钟声，在城关圣马索和圣维克多地区调动起作风粗野、对其唯命是从的人群。
神圣同盟的建立，是教会为把中世纪发展教民的那一套运用于巴黎这个现代大都市的政治管理而采取的一项孤注一掷的措施。由于教会在巴黎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利用这一赌注与资产阶级和国王抗衡，结果不用说，只会导致一场危机：或是教会破坏巴黎的经济发展，使其工商活动陷于瘫痪并使手工工人处于依靠救济、形同乞丐的境地，这样的话巴黎也就完了，法国也就完了；或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使教会占有的土地逐渐消失或从属于工商业所有制，实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这正是历史后来所走过的道路。
但十六世纪这一时期的形势很不明朗。教会控制的经济势力仍有可能挫败资产阶级所有制所拥有的力量；而且教会能够在众所周知的城关地区、即革命后来从中得到许多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战士的地方，动员成千上万的打手。因此，巴黎一方面在过去的束缚中挣扎着，一方面又沉陷于一片狂热中，不可能领导、拯救法国。相反，倒是法国拯救了巴黎，随着亨利四世、黎希留和马扎兰的相继掌权，资产阶级终于得以自由地拓展生意。法国思想当时虽未明确表示赞成宗教改革，但却摆脱了修士的野蛮统治。巴黎不象德国和荷兰的一些大城市，没有成为一座新教的城市，但她所信奉的天主教同神圣同盟所宣扬的并不一样。
因此，在十七世纪头三十年，笛卡尔稍加小心，但也没有经历多大危险，便开创了一个发展自由思想、理性哲学和系统科学的广阔运动。此运动一直持续到后来卷入革命的蒙热·拉普拉斯、贝尔托莱这些伟大人物。笛卡尔以为自己是单枪匹马，他说：“每当我在闹市散步，便感到象是走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因为我所遇到的人，对我来说都形同树木。”
实际上，法国和荷兰，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所发展起来的自由思想的力量在暗中保护着他，包括他的那些最大胆的看法，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同样，胆量和思想都稍逊一筹的扬逊派，从伟大的阿尔诺到制宪议会议员卡缪和格雷古瓦尔〔注：卡缪（1740-1804），高等法院律师，巴黎市选出的第三等级代表。格雷古瓦尔（1750一1831），昂贝麦尼尔的神甫，南锡大法官辖区教会选出的代表，后为布卢瓦拥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主教。——编者注。〕，在后来的一个半世纪中是天主教的统一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教义的不可动摇和心地的纯正相互妥协的产物。将近二百年里，扬逊派在法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巴黎资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望。
扬逊派的存在，表明宗教方面出现了一段过渡时期和妥协时期。这个时期与旧制度下资产阶级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正相吻合。正如资产阶级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虽已感到自己正在增长的力量，但仍不敢同旧制度和王权展开有步骤的公开斗争一样，颇为自负、怨言不断、但仍俯首听命的扬逊派，也不敢从根本上触动教会和教义。他们所推行的是一种自由思想，但对其原则未予承认。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通过严肃而缓慢的启发，使整个资产阶级逐渐在思想上形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大胆看法，这些看法到革命最激烈的时刻才终于和盘托出。没有扬逊派，十八世纪哲学中那些无比明晰的观点和伏尔泰通俗易懂的宗教怀疑论，便只会成为微弱的火光从社会表面匆匆掠过。因此，扬逊派不屈不挠的反抗，正表明一个精明强干的资产阶级在不断壮大，一旦遇到非同寻常的事件，他们便会参加到哲学中来。
因此，在巴黎因资产阶级尚显得有点稚嫩而致力于促使自由思想各方社会力量的成熟时，她也在为自己担当起革命中心的作用进行着大力准备。投石党的愚蠢行动——资产阶级和高等法院一度在此行动中受到各个亲王所施阴谋的蒙骗——在这方面为她帮了大忙。这次行动由于使巴黎同国王闹翻并激起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长期不信任，从而使巴黎同王权稍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王权常年待在凡尔赛而且是在凡尔赛取得胜利的；这就使保皇势力也很强大的巴黎，没有被近在咫尺的王权威望完全湮没。因此，她对不同于王权的整个国家逐渐产生了朦胧的认识。沃邦曾将巴黎称之为“王国名副其实的心脏，法国人的共同母亲和法国的缩影”。可以说，这一高度概括已对巴黎下了定义：她更多地是法国的，而不是王权的。
无论是歌唱胜利的日子还是阴霾满天的时候，巴黎都被强烈的爱国热情激荡着，远甚于人们对王权的忠诚。布瓦洛曾在一封信中谈及巴黎人民在迎接胜利归来的将军们时，如何争先恐后的情景。但这些“井市小民”所以如此热烈地欢迎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王权的代表，而因为他们是为国争光的英雄。1714年，在帝国军队兵临巴黎城下的危急关头，路易十四大声喊道：“对于朕的这些巴黎臣民，朕十分了解。朕去找他们谈一谈法国所面临的危险，他们会立即给朕二十万人的。”这句话表明这个一筹莫展、正在衰老的王权，对于始终充满活力的巴黎怀有多么巨大而又崇高的信任！但它同时也反映出王权对于祖国，对于已经形成优势的力量所流露出来的慌乱心情！
巴黎概况
随后，在整个十八世纪，巴黎在购买公债和创造财富方面，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令人目不暇接的情景，以致谈起巴黎的历史几乎可以完全不提王权的历史。但她的这种热火朝天的生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全国紧密相连的。她的哲学家、著作家、经济学家的思想，很快传播到每个大的工商业城市，在热情、勤奋的资产阶级中激起了共鸣。她甚至同土地也结成了新的关系。魁奈同其门徒，在他那个中二层〔注：即底层和二楼之间的房间或厅堂。——译者注。〕就如何复兴乡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经济学家已经看到，农业要发展必须使产品自由流通，必须对土地投入大量资本。可见他们的土地观，已与资产阶级关于自由生产、自由发展的伟大理论联系起来。这种土地观与工业发展表面看来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已同现代资本主义熔为一体。因此，在思想上、豪华生活上和金融上刮起了旋风的巴黎，与农村似乎是风马牛，但她实际上已成为一块块盛产小麦的辽阔平原的中心；因为她在远方田垅里洒下的种子，正在培育出一种发达的新型农业。要与全国熔为一体，她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呢？革命。
同波尔多、南特、马赛、里昂、多菲内及其他所有地区资产阶级一样，巴黎资产阶级也正在通过其经济发展，一往直前地奔向革命的历程。
上文已经谈到，广大食利者几乎全都集中在巴黎。在反对濒临破产的王权斗争中，他们将给革命带来巨大力量，使斗争显得分外激烈。不过巴黎的工业和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制宪议会首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米拉波说：“巴黎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一座商业城市。”这句话未免有点唐突，如果不了解他是为批驳圣多明各的议员而发，就很难理解。因为这些议员要求按照该岛的商业发展规模，大量增加其出席三级会议的代表名额。他又说：“要是根据这一尺度来分配名额，巴黎恐怕只能有很少的代表。”在这里，他显然是将巴黎的商业同圣多明各相比较，并认为其规模远不及圣多明各。
确实，圣多明各每年出产和输出的糖、可可等物产数量惊人，而巴黎却没有什么产品可称得上是大量生产，大量出口的。因为巴黎的生产门类繁多，十分分散，不但产品种类多如牛毛，而且出口量也肯定大大低于自身的消耗。二百年来，该城人口迅速增加，到1789年前后已达到七十多万。因此，巴黎的生产主要为解决自身所需，其消费量至少与生产量相等，不可能提供大宗产品，输往世界各地。
此外，巴黎远离海岸，不可能象伦敦和阿姆斯特丹那样成为世界性的商品集散地。不过，她的个别行业却也相当发达，特别是集中在位于毕埃弗河畔的圣马塞尔关厢地区的制革业。1789年，几名承包商想利用毕埃弗河水扩大巴黎的自来水供应，不想遭到圣马塞尔全区的反对。这一材料我是从巴黎城关的陈情书中找到的，对于该区的工业发展，我们从中可见一斑。科尔贝制定的那些规定，目的何在？无非是想让矾鞣轻革坊、制革坊和染坊等行业迁出市中心，同时在近郊为其划出一块固定的适当场所，使他们在那里享有巴黎资产者的特许，把这些大家都感到十分重要的行业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找一块地方，而最后选定的就是关厢圣马塞尔。接着，政府将毕埃弗河的所有权让给了他们，并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方便，允许他们不但可以全部占用毕埃弗河水，而且可以使用各支流河水。经营这些作坊的人随后组成了有关机构，机构中的三名理事是由各行会推派出来的。在后来的几百年中，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政府的保护……不过，他们虽然享有政府给予的特许，但自己也付出了巨额投资。为了能够使用各支流的河水，为了使毕埃弗河能有今天这种样子，哪一项不要花钱！为使河道不被水中夹带的泥沙淤塞，每年仅日常维修和年复一年的清淤就是一笔巨大开支！
“然而这一方面的开支若同圣马塞尔区的那些作坊相比，也就算不上什么了，此外为开展多种贸易还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店铺。如果没有这条河，这些建筑物对于房主和国家来说就会成为一堆不会带来任何收益的空架子。现在，三万人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工作，消费，购买各类物品，给国王交纳各种税赋。工业已在这里生根，不断复兴。”
显然，这些从事艰苦工作、成天在充满浓烈皮革味的环境里、不断用五颜六色的围裙擦拭自己沾满颜料的双手的劳动者，对于那些文质彬彬、生活豪华的贵族肯定不会怀有好感，甚至会引起愤怒。当时的制革业和染色业没有多少大老板；因为即使在今天，资本虽已集中，毕埃弗河畔仍保留着不少中小企业，特别在制革行业，生产还远未集中。因此，那些师傅常与工人一起劳动，并一起带着在这种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中所养成的自豪感和粗矿性格，起而反对贵族和王权。尤其是王串税赋，正是由于使贵族得以豁免的特权存在，如今已变得越来越沉重，在制革业激起了所有生产者的愤怒。1760年后，王权又急不可耐地增加了一项皮件假冒税。
杜蓬·德·纳穆尔〔注：杜蓬·德·纳穆尔（1739一1817），国王枢密院成员。在什瓦纳堂区拥有山产并亲自经营。曾追随魁奈，著有《重农主义》，后因协助杜尔果而与之一同失宠。他是纳穆尔司法总管辖区选出的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在其为自己所属的司法总管辖区起草的陈情书中，有力地概括了这一行业对旧制度所征此种税赋的不满：“此税本身就不公平，因为税额竟占商品全部价值的15%和商品所得利润的50%多。此外，它所造成的货物检查和欺压现象同间接税一样，甚至在欺压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税收人员不仅可随意提出偷税指控，而且可滥加最有害他人名声的罪名+伪造！一旦他们提出这一凶狠指控，即使最循规蹈矩的人也无法证明这一指控不能成立，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只好象罪犯一样认罚了事。
“因为在所有商品中，皮件最易因干收缩，因潮膨胀，在干燥天气和潮湿天气轮番作用下造成完全变形。可以说经过几个月后，没有一种道地的真货，不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它是伪造，也没有一种做得天衣无缝的冒牌货，能够使你将它同真货区分开。
“这种难以肯定的情况，好几部有关皮革的法律在其序言部分便承认了的，可是这些法律仍规定了有关处罚，其中有对男子处以苦役，对其妻女给予鞭打，好象万一出现非法仿造，这些无辜的女人能够违拗丈夫或父亲的意志，好象她们不可能不知道作坊里发生的事情，即使知道，也可以去告发而不会有损其女性的品格似的。把她们变成税务人员安插在她们家中的暗探，一旦发现什么便拿她们是问，这是什么法律！什么人能制定出这种法律！……”
“皮件假冒税，严重束缚着皮革制品的生产和贸易。包税人的簿册和他们为说明自己要征收的税额并不象厂主所说的那样高而提供的数字表明，二十九年来，由于苛捐杂税和涉及同假冒税有关的案件，王国制革业的产量已减少一半。”
应当看到，杜蓬·德·纳穆尔的这些话毫无夸张之处，相反，他起草的那份陈情书是根据非常确切的材料写成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王权是多么鲜廉寡耻。它把三万名工人和小业主集中在城关地区。由于不敢向成天无所事事、只图自己享乐的特权者伸手，它对这些生产者横征暴敛，不但对他们的产品课以一般税赋，而且当他们稍有假冒或象是假冒便处以重罚，甚至让他们戴上苦役犯的镍铸，鞭打他们的妻女。因此，当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有那么多的工人和小业主，拿着梭标冲出阴暗的小屋也就不足为怪了。很久以来，他们心中便郁积着满腔怒火。当然，在这种大规模的社会起义中，个人的仇恨已被普遍的仇恨、阶级的仇恨所压倒，至少已包含在这种仇恨中，但在8月10日冲向土伊勒利宫的那些圣马塞尔的革命者中，如果不止一人是去为自己的妻女受到的鞭打报仇雪恨的，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在关厢圣马塞尔，除由小业主和工人组成的这个工业阶级外，还有一些我们今天可能会形象地称之谓“破衣烂衫的无产者”。梅西埃就说过：“城关圣马索〔注：即圣马塞尔。——译者注。〕历来是各类工人栖身之所，其中有淘粪工、淘井工、装卸工、狗毛修剪工、江湖艺人、出售饮料和栗子的小贩及捡破烂者和乞丐。”这些因生计所迫而从事各种职业、使百业杂处的该区显得别具风情的人，当然不会给革命增加许多力量。革命还是由刻苦耐劳、历经艰辛、与工人朝夕相处的那些资产者进行的。他们同工人一起冲出那一幢幢阴暗的小屋时，恰如火山口喷涌而出的岩浆，岩浆中充满被烈焰混杂在一起的大小不等的石块。
关厢圣安东的生产也搞得有声有色。梅西埃在其《巴黎概览》中说过这样一句简短而又有点令人费解的话：“这一地区不知如何赖以为生，因为那里几乎到处都出售家具，而那些穷苦人家却没有一件家具。”显然，那些富丽堂皇的家具是为资产阶级和宫廷制造的，穷苦工人根本无力购买。不过，要是梅西埃不采用这种比较简单的对比手法，要是他想说明圣安东的工人特别穷，这种说法就会相当勉强。首先，他自己就在别的地方埋怨过从事建筑和房屋装饰的工人要求的工资太高。这样，人们将很难理解为何只有这些家具工和壁毯工处于倒楣的境地。其次，在1788至1789年的可怕严冬，受害最重的地方是科德利尔区和圣热尔曼-德帕雷区，没有人特别提到关厢圣安东。此外，大家都知道，二十五年来，巴黎掀起了一股大兴土木的热潮，富有者竞相把自己的新居装饰得分外豪华。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专门生产家具和壁毯的街区怎么会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呢？他们的工作既要求很高的技术又要求手脚敏捷灵巧，所得报酬起码应与其他行业相当。最后，既然贫苦曾使手工业者和工人一筹莫展，不得不听任那些从一开始就煞有介事地替在饥饿中挣扎的穷人说话的特权者的摆布，那么这个区在革命中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又如何解释？因此，关厢圣安东的生活水平极有可能同旧制度下的一般水平一样，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贫困。大啤酒商桑泰尔轻而易举便得到民众的拥护，清楚地表明工人，手工业者和工厂主都有着同样的要求，对运动抱着同样的态度，这里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同其他地方一样，是领导阶级。
只有一次民众骚乱似乎表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已开始出现。这次骚乱是因反对在关用圣安东经营彩色糊墙纸的富商勒维戏而爆发的。不过这一事件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可能永远也无法弄清了。勒维戎是1789年竭力主张维护第三等级的权力、召开三级会议和把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增加一倍的资产者之一，因此是本地区最有影响的选举人之一。
骚乱是正当很晚才召集起来的巴黎选举人匆忙推选其代表的时候发生的。4月27日，有谣言说勒维戎在选举人会议上要求将日工资定为十五个苏。按照当时的面包价格，这等于要将工人饿死。这种极其恶劣的不慎言辞他究竟说了没有？难道他为自己的工人办起的那个救济会，只是一种借行善之名掩盖其残酷剥削的手段？可是据当时传出的一些情况来看，他那句不合时宜的话语，很可能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他是要求将小麦的价格降下来，以便工人凭着十五个苏的日工资就能生活。十八世纪的工厂主大都十分重视对小麦问题的研究，希望弄清面包价格对工资会有怎样的影响，勒维戎也是其中之一。可是他的话很容易被人理解成别的意思，因而在巴黎引起了巨大震动。一大帮人拿着石块气势汹汹地来到他家门前，烧了他的模拟像，把他的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又在格莱弗广场游行示威，发出同他誓不两立的呐喊。
第二天，事件发生二十四小时后才来到现场的军队，在圣安东大街向人群开了枪，好几个人当即中弹倒下。骚乱的动因和意图究竟何在？米希勒认为军队在整整一天内久久未采取行动，说明这场骚动的策划者虽然未必是宫延，但它至少是有意听任事态扩大，以便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吓院一下巴黎和全国，达到更易于控制会议代表的目的。王权行事一向口是心非，诡计多端，这种可能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卡米尔·德穆兰则一口认定4月27日和28日事件是一群暴徒之所为，意在破坏人民的事业。也有人认为，这次事件是一个生活潦倒、名叫罗瓦的所谓神甫出于报复而拱起的，因为勒维戎曾揭穿其假神甫的面目。此外，勒维戎开办的那家大厂在竞争中击败了所有对手，从而在第三等级，手工工人和小生产者中激起了怨恨，这对于事态的发展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读一读被人们两个一批抬到“神宫医院”病床上的那些受伤者所交待的供词，便可发现他们大多不是勒维戎雇佣的工人，甚至根本不住在本区。
他们是“过路者”，各行各业都有。其中好几人就这样被捕后，经草草审判，便上了绞刑。一想起这些因为袭击一个捍卫革命的富有资产者而首次被旧制度的枪弹打伤、躺在病床上的无产者，一想起这些被新兴革命阶级斥之为暴徒而由行将垮台的王权司法处以绞刑的穷苦工人，我们的心就深感不安、难以平静。我们很想替他们主持公道，但他们未能留下任何片言只语。他们是存心抢劫的一般暴徒，还是替反动王权卖命的走卒？他们是无意中为反革命首次施展的阴谋帮了忙，还是趁着正在兴起的革命所出现的蓬勃发展之势，发泄自己对食不果腹的不满，完全受贫困的驱使而从首都的四面八方拥了过来？他们的行动是否是革命大幕拉开之前的一场奇特的无产阶级序幕？总之，应当把他们视为旧制度的无耻追随者还是10月5日和6日民众运动的先驱？这个问题现在是无法弄清了。因为即将展开搏斗的两大营垒似乎都没有深究；宫廷怕的是其警察机构卷了进去，革命资产阶级怕的是已经遭到损害的资产阶级革命阵地上暴露出贫困的深深裂缝。一句话，这场不明不白的悲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湮没了，即使后来当人民为马尔斯校场的屠杀报仇雪恨时，也没有发现一人提到关厢圣安东的这次镇压和那些被送上绞刑架的工人……这次镇压虽然发生在革命行将爆发之际，但却好象根本没有发生似的，连关厢圣安东似乎也很快就将这悲惨的一幕丢到九霄云外了。总之，这次镇压没有在七月的那些如火如茶的革命日子里投下任何阴影。这就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所具有的历史力量，这就是此时此刻，当资产者和无产者共同向巴士底狱发起进攻时，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所具有的无比合法性。工人们因资产者勒维戎而流下的鲜血没有在他们当中播下不和的种子，留下不快的回忆。确实，人类所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些有助于自己向前迈进的愤怒和仇恨！
除两大工业区外，巴黎资产阶级的活动还表现在许多方面。食品供应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每年运入巴黎的小麦为一百五十万桶，葡萄酒四十五万桶，公牛十万头，小牛三万头，羊四十二万头，猪十四万头。售酒商使用的酒窖，占巴黎全部地下室的四分之三。
首都的商品供应专由一些享有一定特许的大型金融机构经营。食品加工越来越精细。我们的士兵在莫斯科的商店里看到了从巴黎运去的产品。面包业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惊人发展。一所由出色科学家免费传授面包制作技术的学校已经建立起来，以便用科学的方法代替传统的方法。正如梅西埃所说，“巴黎的面包如今做得比任何地方都好，因为首先，面包师善于在制作上精益求精；其次，化学家教给了我们如何和面并研究出了从发酵到烘烤的全部技术。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在医院里吃的面包比瑞士上等餐桌上的面包都好。”衣服和鞋类的制作也越来越讲究。“同样一双皮鞋，1758年花三利弗尔十五苏就能买到，但在1788年的今天却要花六利弗尔十个苏，皮质虽较前为差，但款式更为考究。为贵族和富有资产者服务的鞋匠，如今也穿起了黑礼服，头戴扑满香粉的发套，上身穿着一件丝绸外套，看去恰似一名法院文书。”
然而生机勃勃、突飞猛进的行业主要还是建筑业。下面先介绍一下1785年的几个有关数字和梅西埃的粗略描述。“二十五年来，巴黎的建筑物更新了三分之一。地皮成了人们投机经营的奇货，而且从利穆赞调来了一些建筑队。新近发迹者要求住进宽敞的住所，商人们更是与王公大臣媲美。经过石匠们长年累月的努力，市中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盲人院已荡然无存，随之出现的是一排整齐的簇新屋字。残老军人院的四周过去是一片荒芜，如今也建起了新的房屋。老铸币厂已改建成两条街道。昂坦围堰地带成了一个大的新居民区。圣安东门业已拆除，只有巴士底狱好象还若无其事地挺立在那里，其狰狞的外貌使过往行人不寒而栗。在圣热纳维埃弗教堂和马德莱纳教堂区附近，到处耸立着能吊起巨大石块的吊车。
“这种吊车的圆轮直径达25至30尺，其巨大身影也已出现在蒙卢热附近的原野上。不过，新的建筑虽如雨后春笋，房屋租金却未降下来。”
梅西埃还记下了一些大的承包商迅速发迹的事例。“营造厂老板一定发了大财，经过几年的辛劳，他们现在是无忧无虑了。没有一个行业象他们这样赚钱。可是整天同石灰打交道的泥瓦工，即使干了十年，也还同士兵一样一贫如洗。老板是什么活也不干的，他们只是在分散各处的工人之间走来走去，如同一位上校在检阅自己的队伍。”
转眼暴发的金融家、资产者和资本家们都希望快点将房屋造起来。为了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新的快速造房法于是应运而生。“歌剧院大厅用了七十五天，巴加泰尔宫用了六个星期便建成了。圣克卢宫苑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营建也已面貌大变。最近，人们还发明了一种不必使用粗大木梁的新型构架，因为在此之前，建造房屋总要使用一些笨重的木梁，无形中增加了房屋的重压。”
巴黎的巨大变化
我们不要以为梅西埃是以道学家的玩世不恭，多少有点夸张地描述了巴黎的变迁。相反，他远远没有把十八世纪下半叶巴黎的巨大变化生动地反映出来。下面一段文字是莫南在一部书中（《1789年的巴黎》）对该市市政建设所作介绍，但这个介绍还很不全面。此外，读一读查约于路易十六执政初年发表的一本描述巴黎各区的书，人们定会对市政建设规模之大感到惊异。这一方面的建设早在摄政时代便已开始，到了路易十六时代则大大加快了。莫南说：“大家知道，近二百年来，巴黎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塞纳河岸，因为这里离那一块块高地较远……大水沟（即过去的梅尼蒙坦小河）两岸曾经长期一片荒芜。只是在巴黎市长米歇尔-埃蒂安·杜尔果在那里建起了房屋并在水沟上游建了个蓄水池（1740年）、不断地对沟内污水进行冲刷后，格朗热-巴特利埃尔、帕什龙“主教城”及儒尔一带才开始发生变化。人们用移土填坑的办法，把一个个旧的沼泽改造成了百花盛开的花园。昂坦围堰地区于是开始有人居住。在普罗旺斯街和阿特瓦街（即今天的拉菲特街）之后，又建起了纳夫德马图林街（1778年）、纳夫德卡普西纳街（即今天的儒贝尔街，1780年）和圣尼古拉街（1784年）。此外，在塞纳河北岸的西部还建起了阿特瓦街（1775年）、科利斯街（1779年）及原先以首先迁入者米耶的名字命名的马蒂尼翁街（1787年）；在中部和北部根据夏巴纳侯爵得到的特许建起了夏巴纳街（1773年）并根据卢瓦侯爵得到的特许建起了卢瓦街（1784年），此外，还建起了下列街道：特拉西街（1793年）；“修女院”地区的奥维尔街、棋盘街和昂扬街（1784年）；马特尔街和布弗街（1777年）；由水沟街扩建而成的黎舍尔街（1782和1784年）；蒙特龙街、蝴蝶街和里布特街（1736年）。舒瓦泽尔公馆的地产出让给皇家和市政当局后，建起了意大利喜剧院并修建了纳夫圣马克街、特拉斯街、图纳德街和昂布卢瓦斯街。在东北部，随朗克里街（1777年）之后，又在波瓦纳公馆旧址建起了布勒特耶街、波瓦纳街和克罗纳街（1787年）。法兰西大主教安古莱姆公爵获准，在丹普尔寺院的马莱地区建起了安古莱姆等几条新街。最后，在巴士底狱东面，圣安东德尚皇家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也获准在归其所有的地带，建了几条新街及一个市场和几个喷水池（1777-1789）。”
上述材料略嫌冗杂，尚请读者原谅，不过这些材料本书引用的也还很不够。因为这一条条街道和一个个新的街区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最能说明巴黎在革命爆发之前经济上所经历的巨大发展。不厌其烦地描述旧制度下的沙龙如何优雅的所谓现实主义者泰纳，对反映各种利益蓬勃发展的这种大兴土木的热潮却视而不见。可是二百年来，旧城的这一改造工作正是巴黎资产阶级推动的，并越来越集中到了它身上。它不但领导了这一工作，直接参与工程的建造，而且从中得到了实利。它通过历任市长、各类市政官员、建筑师和营造商拟定了简单明了而又规模巨大的蓝图，并按照这些蓝图逐步实现之。它还得到历代国王的支持，这些国王都深深懂得城市建筑必须具有宏伟性和整齐性。1783年，路易十六就宣布了一系列措施，规定“道路的宽度必须满足需要并截除弯道”。王权在凡尔赛建了一个宽敞、整齐的道路网，对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巴黎那些弯弯曲曲、极不规则的街道，当然看不顺眼。高傲而又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希望其商品的运输和人员的通行能畅通无阻。把公馆就建在宽敞明亮的大街上，这种想法正与王权要使处处显示出宏伟、博大的愿望正相吻合。相反，贵族和修士却一直留念着过去，希望保留其高大城堡周围的那些低矮棚屋，因而坚决反对进行必要的改造。他们已模糊地感到，随着宽敞而又明亮的街道的兴建，他们自古以来就享有的特权，将会受到威胁。
当然，得到特许、修建新的街道和街区的贵族也为数不少，但大家不可为此现象所迷惑，因为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来说，这是一种出让财产的体面作法。有的人是由于生活拮据，无法维持庞大公馆的开支才决定卖掉一部分的。他们一般先以高价出售公馆的地基，希图以此办法使房屋卖到更好价钱。也有的人是由于受新潮流的影响，对高大公馆感到乏味，想体味一下银行家们的那种豪华生活的乐趣。总之，巴黎的这股建筑热潮是资产阶级带动起来的，十七、十八世纪真正使现代巴黎得以建立起来的整个设计蓝图应该归功于它。它集中力量挖掉了塞纳河中的许许多多小岛，使河道因而畅通并将岸边向河中倾斜的棚屋全部拆除，在各条排水沟上方建起了高高的宽阔长堤。此外，它还修建了几座桥梁，改造了蒙马特区和中央市场区的一些沼泽地，使得巴黎因而可以向西发展。
大的工程不但由它设计，也由它负责建造。建筑师、工程师、营造商、资本家皆来自它的行列。一些贵族起初虽然得到某些工程的建造特许，但在具体施工中依然是仰靠他人；其令人难以忍受的监护地位很快便受到了建筑行业资产阶级的动摇。查约的书中说，十七世纪上半叶，市政当局和巴黎圣母院司铎签署的协议便是由大营造商马利实施的，地基的准备和房屋的修建皆由他负责。马利桥也是他建造的。后来的胜利广场则由从国王那里得到特许的拉菲雅德侯爵承包给了另一名资产阶级大营造商。把十八世纪的这些建筑师和营造商从史料中发掘出来，应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是巴黎资本资产阶级的一支主要力量，一定早已作好准备为革命尽力了。因为将所有制简化的结果，革命将会使他们的活动摆脱封建权利的残余给他们造成的种种束缚；其次，他们比其他人更易于看到贵族在社会上的衰亡和没落，以及未来的主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崛起。
确实，正是资产阶级征服了巴黎。可以说，它在革命前夜几乎已全部占据巴黎。
诚然，许多豪华的旧式公馆和几幢现代公馆为贵族所有，不过其中已有好几座被银行家或高等法院的成员买了过来（见奥库尔伯爵的著作：《巴黎的旧公馆》）。
二百年来，建造豪华宅第者主要是国王的近侍即王权的国务大臣，如科尔贝、卢瓦和菲力帕·德拉弗里利埃尔等家族。但史书上已有记载、查约的那部重要著作中就可查到的这些情况，同迄今完全被忽略的下面这一重大问题相比却根本不算什么：巴黎的全部房产、即七十万居民居住的二万五千幢房屋究竟归哪个社会阶级所有？这里当然不是指到处阻塞巴黎交通的那些修道院和教会所占据的房产，而是指“俗人的”房产。这些房产是归教会所有，还是归贵族或第三等级所有？如果三者都占有的话，各自占有的程度又如何？下面是对此问题的回答，恐怕可以说，对于那些从事同一专题研究的人来说，此回答是一种能够给他们以启示的历史发现。大家知道，建筑师维尔尼克于1785至1789年间绘制了一幅堪称一绝的巴黎地图〔注：维尔尼克（1727-1804），皇家花园建筑师。其最大成就是，用七十二张巨幅图纸绘制了一幅巴黎地图。此工作于1771年开始，1799年完成。——编者注。〕。这是巴黎这个大城市的第一幅科学的、用三角法测绘出的地图。
维尔尼克率领六十名工程师在科德利埃隐修院从事这一工作。由于白天行人较多不便测量，他们常在夜间举着火把苦战。这幅地图实在了不起。我们在卡尔纳瓦莱博物馆看到了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部分原稿。巴黎的每幢房屋都在图上准确地绘了出来，房子上写着房主的姓名。我因而受到启发，在马塞尔·鲁夫的协助下展开了一些深入研究。首先，我发现除著名公馆外（约三四百家），所有房主的名字都是资产者的名字；其次，将维尔尼克在地图上标出的许多条街的房主姓名与当时的年鉴、即类似鲍坦编的那种1786、1787、1788和1789年的小本簿册所提供的住户名单一条街一条街地对照，我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几乎没有一条街的房主姓名和住户姓名是相同的，住户名单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房主。
由此可见，革命之前，对于那些房主说来，在巴黎占有房产并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收取租金，是一种投资手段。其次，由于房主姓名全系资产者，即使贵族居住的地段也是如此，这就表明巴黎的房屋全由资产者收取租金；除几百家大户外，贵族也住的是资产者的房屋。可见这是一支多么强大的经济力量，资产阶级在社会方面已达到何等成熟的程度！对于这些收取租金的资产者说来，城市房产既已变得无比重要，人们因而以集股的形式成立了一个大型防火保险公司。梅西埃在其《巴黎概览》中说，几乎每家门前都写着MACL（参加防火保险住户）的字样〔注：这句话并不是出自梅西埃的《巴黎概览》，而是出自他的另一部著作——《新巴黎》。——编者注。〕。由于他在介绍这一情况时还提到了当时在革命者中流传的一个粗俗的笑话：玛丽-安东奈特让路易带了绿帽子〔注：这句话的原文为：Marie-Antoinette cocufie Louis，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合在一起也为MACL，与参加防火保险住户（maisoa assuree contre l'incendie）的缩写相间。——译者注。〕，人们可能认为他为了传布这一笑话而夸大了参加保险的户数。但据查约书中记载，早在1750年，该保险公司便已将吉弗尔公馆买了下来作为其召开大会的场所，并在门楣上挂了个带有王权徽记的标志。显然，随着路易十六时代巴黎所掀起的大兴土木的热潮，公司的业务一定大有发展。因此，巴黎房产所具有的这一完全现代特征，在十八世纪就已被人注意到了。这些房产归资产阶级所有，同时各大保险公司也已开始占用大型楼字。
这些房产不但给资产阶级带来一笔可观收入，而且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租金还会大幅度上涨，他们当然希望将市面改建，特别是把那些很不整齐，占地又多的修道院买过来。因为这些院墙高耸，内有花园、教堂及其他房屋的修道院，使得巴黎象一棵大树缠绕着一条条粗大绳索一样无法自由发展。不少思想大胆的人自然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没收教会的财产，巴黎才能开展卓有成效的市政建设。这一看法所形成的声势十分强大，连注重孝道的路易十六也于1780年把圣路易为瞎子和穷人建造的巴黎盲人院交给承包商去拆除。这就是罗昂红衣主教涉嫌的著名事件（几乎同项链事件一样著名）。
这个由五六千名乞丐在某种程度上正式获准居住的盲人院，挡住了卢浮宫的部分建筑，并严重地妨碍着圣奥诺雷街、罗亚尔宫宫外及黎希留街出口处的交通，恰似卡斯摩多〔注：卡斯摩多，即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译者注。〕后背上的隆起部分，和中世纪在这个现代大都市的脊梁上留下的一块肉瘤。现在，这块肉瘤总算及时地连根切除，但红衣主教罗昂在招标问题上被认为可能有舞弊行为，他仅以六百万便将盲人院包给了那些私下给了他好处的承包商。不过不管怎样，盲人院的拆除无论对于国王还是对于奥尔良家族都大有裨益，卢浮宫和罗亚尔宫宫外如今已是豁然开朗；给资产阶级带来的好处则更为明显，因为在巴黎这个中心地带，他们可以在盲人院拆除后的空场上，建造新的房屋。
红衣主教罗昂后来所以会受到制宪议会的宽待，同这一大胆行动恐怕不无关系。同时，这次行动也成了后来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的先声。
巴黎资产阶级
巴黎资产阶级不仅通过上述办法扩大其城市房产，增加房租收入，而且按照其自身利益对市政设施实行非教会管理。早在1664年，它就使小麦市场由在俗教徒管理了；废除了巴黎主教在每三个星期中征收的一星期市场税，即所谓三一税。教会不仅从粮食市场上被排除了出去，从医院管理中也被排除了出去。如1789年的“神宫医院”就由一个委员会临时管理，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巴黎大主教、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审计法院首席法官、间接税法院首席法官、高等法院总检察长、警察总监和巴黎市长。
此外，委员会中还有十名身为在俗教徒的管理人员、一名也是在俗教徒的贩济收纳以及若干工作人员（书记官一名、公证人一名、高等法院检察官一名、夏特莱裁判所检察官一名）。同样，圣路易医院、瘤疾患者收容所、康健医院、济贫圣母院、莎尔帕特里埃医院、比赛特收容所和育婴堂的管理人员中，也是在俗教徒和资产者占绝大多数（见莫南的著作）。可见巴黎资产阶级早已在经济上从正面夺取该城，1789年，它已成为一支一往无前的力量。
为使这一声势持续不衰，巴黎资产阶级仅靠它借给市政厅和国王的钱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所从事的狭义上的资金金融活动，显然是不够的。如上所述，早在制宪议会举行的首次会议上，米拉波就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谈到了巴黎商业发展的不足。1789年10月15日，他在给“先生”——国王的大弟弟普罗旺斯伯爵——的著名陈情书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很久以来，巴黎就在吞噬着王国的税收，她是外省所深恶痛绝的税收制的中心。她欠了债，因为她搞的那些祸害无穷的债券投机，使之在公众中威信扫地并败坏了国民的声誉。她一心从事金融，而外省则一心重视农业和商业。”
米拉波的这一猛烈抨击同其政治态度是分不开的，不过他的这一看法非常错误。首先，他只看到这种资金金融活动是一种不正常的狂热之举，但这种资金金融活动正是接踵而来的工业大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巴黎在这一点上不过是较外省先行一步罢了，资金的预先集中是整个发展的前提。十八世纪的巴黎如果没有在市中心建立起良好的金融机构和信贷机构，十九世纪的各类企业如何能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米拉波指责巴黎的活动仅限于金融方面也是错误的。
巴黎的各项活动正是以广泛、持久的工商业发展为基础的，没有这一坚强后盾，整个债券交易乃至年金体系，很快就会象沙丘上的房屋一样土崩瓦解。
确实，在巴黎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活动中，严格意义上的工商行业虽已组成稳定的行会，但尚未象里昂、南特、波尔多那样截然分明地成为城市生活的主要方面。巴黎产生三级会议代表的办法不同于其他地方，原因之一就在于此。1月24日国王关于召集此会议的著名诏书所提到的有关条例中，第29条就说道，只有巴黎市可以不经过大法官辖区和司法总管辖区而直接选派会议代表；不仅如此，选举办法也完全不同。条例第26、27条规定，大城市的选民分为两类。一类是手工行会和商人、船主等自由职业行会的成员及“其他所有从事同一职业、获准组成行会的公民”；一类是第27条所说的“没有参加任何团体或行会的第三等级居民”。这后一类人都在各城市的市政厅开会，选举代表。
因此，其他城市的选举基本上按行会进行。可是巴黎的选举却完全按地区进行。当时的巴黎按照六十个街区划分为六十个相应的行政区；第三等级的所有成员不论其属于哪个行会或是没有参加任何行会，都参加各区的会议。关于这一点，4月15日颁布的条例中，第12条就这样写着：“巴黎市第三等级的会议于4月21日星期二举行，会议在六十个行政区或街区内分别进行。凡生为法国人或加入法国籍、年龄达二十五岁、住在本市并履行下列手续的第三等级居民，皆有权参加其目前所在街区的会议，任何人不得由他人代表。”
第15条规定：“凡参加各自所在区的会议者须出示其官衔、学位、职务或行会师傅的证书，或交纳整整六利弗尔直接税的收据或抵押单。”
因此，巴黎资产阶级，无论是资本家、金融家、工厂主、商人还是食利者、科学家、行政官员或生活较为宽裕的手工业者、都混合在一起参加各区的选举会议。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显然是由于城市太大的缘故。要将同一行会分散于各区的人聚集在一起是相当困难的，而要让食利者、金融家、教授、作家、艺术家这些没有参加任何行会的居民在同一时间全部来到市政厅参加选举会议，就更为困难了。因此，不但由于城市太大而无法按行会进行选举，更由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而不能这样作。不错，里昂和马赛虽没有巴黎那样大，但也是大城市。然而我们却看到，特别是里昂，选举活动是按行会进行的，这是因为那里的居民几乎都包括在少数几个大的行会中。
巴黎不能这样作，是因为其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流动性和复杂性。对巴黎本来就抱有成见的米拉波看不到这个大城市的工商业发展，恐怕就是由于对这一点缺乏认识。不管怎样，按街区划分不但不会分散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且会使其各方人士——法学家、医生、工厂主、商人、科学家和哲学家——都集中在各区的选举会议中，从而使巴黎第三等级在倏忽间成为一支第一流的力量。巴黎各行政区的出现和巴黎市所展开的全部革命活动都开始于1789年4月15日王权所颁布的条例。不过这一条例的颁布也是由于一百年来城市发展过快，强烈的社会漩流使得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混合在一起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措施。
总之，1789年前夕，巴黎资产阶级或因手中握有债券及银行、保险公司、运输公司和物资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或因占有该市的大部分房产，在财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任职而致富；或因开办各类工厂——其中有的集中于少数街区，如圣马塞尔的制革业和圣安东的家具业；有的分散各处，互相混杂，如制衣业和食品业——而在财产占有以及生产和消费方面成了一支极为强大的力量。巴黎的贵族和教士所拥有的势力则同衰朽不堪的修道院和贵族宅第一样，早已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不过成了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很快就会被呼啸而来的巨浪所吞没。
巴黎资产阶级就是靠着这种富有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消费力量，包括奢侈品的消费，而把无产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之在8月10日之前的革命初期，甚至在往后一些时候，基本上按照它的意图行动。反之，要是巴黎的财富大都集中在贵族手中，他们就会通过逃亡或有步骤地压缩开支而造成任何社会都无法对付的大规模长期性失业。那样的话就会出现两种可能：或是革命形势一落千丈，人民处于饥饿、绝望的境地，因而会要求把昔日的主子请回来，因为只要这些人能购买各作坊生产的产品和高级消费品，便至少可使他们得以生存；或是爆发迅猛的工人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倒资产阶级革命。这种可怕的经济危机，正是逃亡贵族和宫廷所期望的。
性情忧郁、行事审慎的瑞典人费森，在1790至1792年间一直与玛丽-安东奈托保持着书信往来，为之出谋划策。他虽然并不赞成贵族逃亡，但也曾对此寄予希望，数次在信中写道：“这一局面冬天就会到来”。当然，贵族的出走给巴黎带来的损失不可低估，但要造成决定性影响，起到反革命作用，贵族拥有的经济实力必须相当强大。可是从整个社会力量来说，他们已不再拥有这种实力了。
仅资产阶级的购买力就已达到相当规模，足以在这一危险的过渡时期维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反革命所掀起的停止购买，会挫伤巴黎的热情，激起人们的愤怒；但不会使巴黎一蹶不振，因而只会使她在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正如内克尔所说，逃亡者带走了大批金钱，这只会加速指券的发行和全面没收教会的财产。不错，他们抛弃了部分一直以他们为服务对象的手工业者，激起了他们的无比愤怒，但生产上突然出现的这种萧条并不会导致大规模破产和整个经济的崩溃。从这一方面看，他们这样做也只是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1797年，梅西埃在其《巴黎概览》〔注：此处也应为《新巴黎》，面不是《巴黎概览》。——编者注。〕中说，因贵族逃亡而部分失去工作的制鞋工和壁毯工在各区提出了措辞强硬的提案。他们想达到何种目的？要求同这些贵族展开势不两立的斗争，将其在国内财产全部收归国有，使之用来振兴市场。这样做当然对富有资产者有利，况且那些受到卢梭强烈谴责的虚假玩意儿，在整个十八世纪可以说一直以资产阶级为主要消费对象，怎么会仅仅因为贵族一走便急剧衰落呢？事实上，至少在革命爆发后的头三年，由于革命的刺激和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所怀抱的信心和激情，由于公债的稳定和业已开始的教会财产的出售给生意所带来的生机，生产和交换似乎受到了很大促进。
看一看当时里昂的丝织业——这应当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行业了，我们就完全可以推论出巴黎各奢侈品行业的情况。1792年3月，即在瓦伦事件发生八个月之后、战争阴云已开始出现于天际的时候，观察敏锐而又准确的德国旅行家和天才音乐家赖哈特〔注：赖哈特（1752-1814），德国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法国革命的拥护者。1792年在法游历期间曾写了书信47封，其中10封发自里昂。——编者注。〕，在里昂所看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在大资产阶级接连不断地举行的一场场舞会和晚宴上，妇女们头戴镶花边的小帽，身着粉红色或蓝色鲜艳衣装，一个比一个打扮得花团锦簇。如果这些大资产者已经受到生意萧条的威胁，如果他们已经感到人民因为无工可作和食不果腹而向他们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他们哪里会有这样的胆量，这样的闲情逸致？
至于马赛在1789至1792年期间生意如何兴隆，上文已根据儒利阿尼提供的材料作了介绍。此外，巴尔纳夫也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全面的看法，这一看法显然既适用于巴黎也适用于王国其他城市。他在1792年写道：“制宪议会解散时，国家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损失还不怎么明显……许多人的财产受到了损失，但总的社会财富并未减少。海上贸易可能受到了一些损失，但农业一直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工业的发展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最后，首先是米拉波，其次是费森，在1789至1792年间都曾多次谈到巴黎，说“人们简直无法让工人们留在工厂里”。高涨的革命热情使得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或是到了俱乐部里。谁都明白，要是他们不断地受到长期失业的煎熬，对于那些少得可怜、能使他们挣口饭吃的工作，他们是不会这样不耐烦地去忍受的。看来1788至1789年冬的奇寒所造成的后果，在1789年内便克服了。关于这一点，有不少材料可以证明。本书之所以现在就以明确的语言指出贵族的逃亡或骚乱未能给革命造成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没有比这更能说明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资产阶级已相当强大，即使在动乱最激烈、负担最重的部门也是如此，足以独自负担起整个生产体系和交换体系。贵族出逃之后，它可以在消费方面代替他们。王公显贵的财富虽已大部流往国外，但它可以通过支持国民的办法，使得革命摆脱危机。它在悬崖上架起的桥梁有着坚固的桥墩。
因此，凭借资产阶级所提供的足够工作及由此而带来的足够收入，巴黎无产阶级不会由于饿饭而不得不转向旧制度，因而可以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上勇往直前。
巴黎无产阶级
不过，作为一个阶级，它的阶级觉悟难道一点也没有？这种按现代方式提出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仍同其阶级本身一样尚未定型〔注：1789年，确切含义的无产阶级并不存在。巴黎民众主要由手工业者和小店东组成，革命的先锋不是产业无产阶级，而是由小业主及与之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伙计联合组成的，因为大型企业的雇佣劳动者数量十分有限。总的说来，工人的思想是手工业小资产阶级思想，属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因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他们在当时都未形成独立的实体。——编者注。〕。首先，1789年，工人的社会观和资产阶级的社会观究竞有多大不同？安德烈·利希滕贝格在其《十八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与法国革命》两部很有意思的著作中，大段引用了许多文章。从这些文章看，社会主义思想似乎已经形成，但利希滕贝格的结论却相当谨慎，也十分明智。他正确地认为，在十八世纪大多数著作家和哲学家的文章中，“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带有纯粹的探讨性和伦理性，根本不是向新的力量发出的召唤，号召工人捍卫其自身利益，发挥自己的激情。至于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的半年内充斥巴黎市面的那些小册子，在利希滕贝格仔细读过的五千本中，也只有二十本对雇工即壮工的痛苦生活及其所处的屈从地位提出了不满，触及到了所有制问题，况且这些小册子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
不过利希滕贝格在分别介绍这些文章时，也在无意中夸大了这些文章的价值，有时甚至歪曲了原意。比如巴黎无产者即便能看到林格于1767年发表的《社会法则论》〔注：原文为：“Theorie des lois civiles”。——译者注。〕又有何用？因为这篇文章写道：“这些壮工衣着褴楼，形同乞丐，从未分享过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他们奉献给财神的礼物，财神若能欣然接受，便是对他们的一大恩惠，但财神对他们是不屑一顾的。我们当中的奴隶确实已被这些仆人所取代，毫无疑问，他们在每个国家都占绝大多数。
“应当研究一下取消奴隶制究竟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实惠？恕我坦率直言，虽然这在我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时刻担心自己会饿死，这种不幸至少是他们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先辈所不曾有的。”不但如此，林格还以激烈的言词反复表达这一意思；但这又有何用？因为他说：“你说一个劳动者是自由的，唉，这正是他的不幸！他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任何人同他也没有关系……这些壮工降生人世，长大成人，就是为着替阔佬卖命，无须阔佬支付任何费用，如同阔佬在自己的庄园里抓到的一只野兽。
“说工人是自由的，无须听命主子的摆布，这实在是可悲的讽刺。他们有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最可怕、最蛮横的主子。穷人毫无自由，他们在各国都是为人卖命。他们并不听命于某一个人，但总的说来却听命于所有的人。”
是的，林格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击哲学和现代社会的威风，颂扬古代的封建制度，这些尖锐的话语对无产者有何益可言？他还说：“美国的黑奴不应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叹息，他们应当想到的是，解放将会给他们带来更为悲惨的命运。”这种封建余孽的煽动言论对于工人会有什么用呢？只会使他们在不会饿死的幌子下重新回到封建主低矮的城堡或古代奴隶的囚牢中去。
同样，巴黎的无产者即各作坊和工场工人从马布利的文章中又能得到什么启示呢？马布利说，把立法权控制在恰当限度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财产公有，实现生活平等，因为只有这种办法能够摧毁总是战胜整体利益的个人利益。”他深有感触地谈到了雇佣工人所处的奴役地位：“每个欧洲人自以为享有的自由不过是挣脱身上的锁链去投靠另一个主子，生活的需要迫使他们沦为奴隶。他们的不幸是因为没有一项法律为其生存提供保证。”
但他不是号召大城市的无产者利用自己的人数众多和较为集中，去建立财产的公有；而是不切实际地幻想回到纯农业的社会中去，消灭工业。他认为城市是罪恶的渊数；在他看来，工厂里的工人阶级也带有工业本身所具有的弊端和低下的东西。“作坊工人都是卑劣之徒。”这真是一派反动的奇谈怪论！因为城市和工业的削弱只会导致封建制度的死灰复燃，而不会建立起土地的公有制。
这种所谓社会主义所具有的落后性，利希滕贝格未能明确指出，因此它对那些从全国各地涌到巴黎这座热气腾腾的大城市而且不管怎样在这里激发起对生活的赞美的工人，会产生什么影响？革命资产阶级把工业生产搞了起来并正在逐渐扩大其规模，作坊工人本能地愿意同他们在一起，而不愿追随那些所谓改革家，因为这些改革家为着道德和纯真，打算把静静的人群重新带到浸透露珠的公共牧场上去。
对内克尔的评论也是一样。利希滕贝格引用的那些文字，由于评论不够谨慎，常给人以错觉。不错，内克尔认为，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占有者有权仅以刚够糊口的最低报酬换取其所愿接受的劳动”。不错，他还认为“几乎一切社会法规都是土地占有者制定的，简直象是一小部分人在把土地瓜分之后，制定了一些确保其联合对付大多数人的法律。至于人数占绝大多数的公民，人们对他们还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因而完全可以说：我们一无所有，你们的财产法对我们有何用！我们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你们的治安法对我们又有何用！我们一天不劳动马上就会饿死，你们关于自由的法律对我们又有何用！”
不错，这些话无产者似乎可以拿来对付资产阶级，可是且慢，内克尔这样说，只是为了同土地占有者的论战。凡是人们以为显示出社会主义萌芽的地方，都不过是工业、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同土地占有势力的斗争。实际上，内克尔所以发表这些所谓革命的言论，是为了不让土地占有者自由出口小麦，以便把小麦留在国内销售，使其价格下降。他为何要这样做？难道真的要改善穷人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福利？不，主要还是为了使法国的厂主不致因小麦价格太高而支付过多的工资，对于这一点，内克尔本人也毫不隐讳。
只有小麦售价不高，才能雇佣到廉价的作坊工人。这正是萨瓦里的《商业辞典》在其“小麦”的条目中所说的，也是内克尔上述言谈的本意。他的那些充满激情、表面上颇富斗争性的话语，无非是想让法国厂主的产品在国外市场更具竞争性，为法国赚回大量货币。因此，这不过是工业界和银行界，在人道精神的掩盖下所展开的一场大规模活动罢了。
十八世纪的农业实行的是自由交换，以期在国内外市场将其谷物卖出高价，工业和银行方面则希望通过禁止小麦出口，降低工人的劳动价格。上文谈到的慈善家勒维戎所作不够谨慎的谈话，就是这一主张的反映。后来，到了梅利纳和莱昂·萨伊发生争论的年代，农业实行的是保护主义，以便高价出售小麦；工业实行的是自由交换，以便廉价购买小麦〔注：儒尔·梅利纳（1838一1925），费里内阔的农业部长，后任众议院议长，对1892年海关所采取的保护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莱昂·萨伊（1826-1896），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第三共初期多次担任财政部长。他竭力主张经济自由并强烈反对社会主义。——编者注。〕。二人所代表的主张虽已完全颠倒过来，但斗争的性质仍旧一样。因此，把内克尔的那些反对土地占有者的笨拙话语及梅利纳针对金融、莱昂·萨伊针对土地垄断所发表的言论说成带有社会主义性质，都是十分可笑的。一天，莱昂·萨伊对梅利纳说道：“保护主义是富人的社会主义”，梅利纳立刻反唇相讥：“自由交换是百万富翁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党议员听了不觉好笑。
但无产阶级所以行动起来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展开了这种争吵。同样，在内克尔和神甫博多〔注：博多（1730-1792），原反对重农学派，后又赞成之，是重农学派会《各时期同日大事记》的创办人。见本书第4页法②。——编者注。〕发生争论的时候，内克尔有一次对重农学派说道：“你们的经济自由就是实行土地占有者的专制。”对此，博多完全可以予以反驳而且也确实大体说了这样的话：“你们对土地占有的攻击是搞的银行家共产主义”。凡此种种对无产者有何用处？
确实，一种具有战斗性的现代共产主义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出现了。这种共产主义根本不是要消灭文明，而是直接面向人民。我指的不是神甫梅利埃的遗书，不管此遗书中的共产主义色彩多么浓厚，多么家喻户晓。因为伏尔泰在将此遗书出版时，只出了有关反对教会的部分而没有出版反对土地占有的部分。不过摩莱利的《自然法》〔注：此书原疑为狄德罗所著并收入1773年伦教版《狄德罗全集》，后证实为摩莱利所著。关于摩莱利的生平，至今不详。——编者注。〕却明显地勾划出了一种大胆的、充满活力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已不是可悲地主张回到原始的贫困状态中去；而是主张将社会的一切财富为所有人服务。
在革命爆发前两年的1787年，巴贝夫也曾在一封信中，对人类在其认识目前所达到的阶段是否根本不可能实现土地和工业产品的公有提出过疑问。这是现代工业共产主义的萌芽，而不再是那种原始的、反动的、纯土地的共产主义了。人们都预感到，这种共产主义将会对工厂、煤矿和冶金行业的无产者以及繁华大城市中的贫苦人民产生影响。
无庸讳言，本书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弄清楚，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还相当激烈但已显露出绝望情绪的最后时刻，巴贝夫主义何以会出现。但在1789年的革命初期，共产主义的萌芽尚处于难以觉察的神秘状况，巴黎人民就不知道它的存在。为数很少的小册子虽已在为雇工的命运鸣不平，把穷苦人民比作替资产阶级和贵族卖命的牛马；但读者寥寥无几，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小册子没有给无产阶级指出任何明确的政策和应当遵循的道路。
1789年，摩莱骑士写道：“把第三等级视为一个阶级是错误的。它由两个阶级组成，其各自的利益并不相同，甚至是对立的。”这根本没有用，况且意思也没有说清楚。因为1789年，第三等级正需要把包括人民大众和资产阶级在内的各方力量联合起来去打倒旧制度，把它分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会成为过激的革命观点，而且也可能被反革命所利用。
何况你叫无产者如何将这种关于两个阶级的理论付诸实践？正当资产阶级向旧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他们难道可以提出工人的权力而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那样的话，他们就会维护旧制度的存在而对自己不利，因为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民主制的建立才能发展壮大起来。而作为生产和生活最高统一体的共产主义，则只有消灭封建割据及形形色色的旧俗和等级，方可实现。
因此，无产者即便已形成鲜明的阶级觉悟，成了一个截然不同于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工人第三等级，他们也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与革命资产阶级一道前进。
何况他们的阶级意识尚处于捉摸不定的状况和从属他人的地位，因而必然会跟着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走。
不过工人们在1789年至少会按照人民大众的利益去推动这场资产阶级运动吧？历史没有记录下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具体而又系统的努力。比如根本就看不出巴黎无产者为争取选举权作过什么认真的尝试。
要求交纳整整六利弗尔直接税的有关规定，几乎把所有雇佣工人都从选举会议排除了出去。但是，他们并没有举行集会或者起草请愿书就此提出抗议。事实上，面对革命运动中出现的这一令人不知所措的新事物，巴黎许多有选举权的人都没有参加投票。如果实行普选，巴黎应有选民十二万左右。有关此次选举的规定将其中的三分之二排除了出去，而在四万名有选举权的人中，只有一万一千名即四分之一参加了投票。
因此，被排除于选举活动之外的人没有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是不足为怪的。同时应当看到，工人阶级对于那个使得他们无所施展的选举规定，没有作出什么反应；这就清楚地说明他们当时尚未作好充分准备。当然，要是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选民所从事的同他们的期望基本上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不满就会有较大的流露。
有些人常将五月间以“十八万工人和手工业者”名义提出的抗议书作为无产阶级的东西加以引用，但只要认真读一读便可发现这份抗议书道道地地是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是那些老板搞出来的。
由于巴黎市选出的代表都是法学家、科学家和医生，被排除在外的工厂主不禁牢骚满腹。他们因而声称工人和手工业者没有代表参加三级会议，因为他们这些身为工人和手工业者当然代表的厂主一个也没选上。
这份常常被人作为无产阶级文件轻率引用的材料，不但没有反映出工人的阶级觉悟，而且表明资产阶级在以其自身利益代替工人利益并以未成熟的无产阶级保护人自居时，是无所顾忌的。三级会议召开前夕，巴黎如果存在着什么公开的工人意见，这些意见定会对巴黎的选举人产生影响。无产者虽然未能参加选举会议，但他们的要求是会反映到会上去的。可是读一读巴黎第三等级陈情书，没有一处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存在。只有一条提议“对壮工和有十个子女的工人豁免直接税”。
不过这一条并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也不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得以发展，相反，其实施结果只会使工人阶级彻底排除出选举权之外，即使获得选举权的纳税额大幅度降低。因为这是对这个贫穷的下等阶级的一种公共施舍。
总之，陈情书上没有一处要求将选举权扩大到工人、杂役等穷苦人中，甚至也没有一处要求取消入市税。显然，无产阶级的钟声还没在革命的巴黎敲响。
在人民大众的意识中，社会主义如果已稍稍显出一点萌芽的话，那么这种萌芽一定早已在人们对“公共工场”的看法上表现出来了。无论在旧制度下还是在三级会议的陈情书中，人们都普遍认为，为使农村免除乞丐和流浪汉所造成的负担和危害，必须在每个地方建立一些以慈善为目的的小型工场，把身体健康的男女工人收容进来。
实际上，在旧制度下和革命时期，这一救济办法采用得相当广泛，有的地方搞起了土方工程，有的地方甚至建起了棉花、羊毛和丝绸纺织厂。图埃特关于革命时期巴黎公共救济的长篇文集，就在特别名为“各慈善纺纱工场”的第二卷中收了许多有趣的例子。
这种工场的建立在各地都没有超越慈善的性质，没有任何地方象路易·勃朗后来所提倡的那样，把它作为雇佣工人逐步得到解放的手段〔注：路易·勃朗（1811一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著有《劳动组织》，是1848年“国家工场”的倡导人。——译者注。〕。杜蓬·德·纳穆尔在他为纳穆尔大法官辖区起草的著名陈情书中，对各类问题作过详细推敲。他就在这份陈情书中明确提出各慈善工场的工资应当始终低于私人企业，否则这些企业的工人就会转而他顾，懒惰风气得到助长。
因此，此类工场纯属救济性和施舍性。正如图埃特的那部文集中搜集的报告所指出的，各济贫院和宗教组织收容的贫苦儿童都立即送到这些慈善工场去了。这样作不仅可减轻上述慈善组织的负担，而且可使孩子们从小熟悉工业劳动，在劳动力方面成为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后备军。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790年创办“社会俱乐部”和《铁嘴报》、后来被卡米尔·德穆兰指责为宣扬土地法的福舍神甫，名声显赫，声若洪钟，是个笃信新教的为民请命者，在巴黎工人中拥有广泛影响，即使象他这样一个人也认为此类工场只是一种慈善机构。
解决社会问题，不外乎两大办法。一种是限制土地占有，一种是增加公共收容机构。利希滕贝格虽然对此持保留态度，但却没有说清楚这一切并没有多少社会主义的东西，甚至一点也没有。
尤其是关于公共工场，利希滕贝格的错误在于没有提醒读者，福舍神甫也同杜蓬·德·纳穆尔一样，曾特别提出这些工场发放的工资要低于私人工厂的平均数，仅以维持生活必需为度。
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之初，福舍神甫出版了他的《国教》一书。从该书的一章可以看出，他的确切主张是：“法律应当照顾穷人，但不是给他们每个人提供某种舒适的或享乐的生活。让每个公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以此为乐，参与这一乐善好施的工作，使得全帝国内没有一个人缺吃少穿，并且得到能维持其生存的接济，这是立法所必须做到的。
“要做到全国没有一个流浪汉，没有一个乞丐。为此必须在各地开办慈善工场，以便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有一份工作，使其自食其力。
“每个堂区办个小型的，每个县办个中型的，每个省办个大型的，经费自筹。因为经费不是什么大问题，工场一旦开工，工人的劳动成果就会转化为工场的利润。
“慈善工场所付报酬应当低于私人雇佣的工人所得工资。如果二者相等，那末人人都会涌到公共工场来，造成流弊滋生，也不可能满足。要让身体较好的男人、妇女、儿童每日所得除去吃饭还有四至八个苏的剩余，解决日常之需。若能直接提供伙食，当然最好；由于人数众多，这样作也比较经济。否则可按男人每天四斤，妇女三斤，儿童二斤估算面包的需要量。
“每斤面包若售价三个苏，男人日工资应必不可少地定为二十苏，十二苏用作吃饭，八个苏用于住房、穿衣、柴薪等必需支出，这是最低限度的开支。妇女应为十五苏，能工作的儿童六个苏。”
以上所引很能说明问题，这个被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福舍同经济学家杜蓬·德·纳穆尔的看法完全一样。此外，从许多材料可以看出，巴黎工人的日工资当时在三十至四十苏之间。可见至少在巴黎，福舍神甫提倡的这种慈善工场所付工资仅为一般作坊的一半。我承认，看到有些人断章取义，把这种慈善组织的管理规章说成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心中十分不悦，不管他们说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是多么轻微。再说一遍，无论是工人还是最有名望的演说家当时都没有任何社会主义思想。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在开办这种公共工场的作法中试图加进什么社会主义思想和争取解放的理想。
况且关于这一点，巴黎第三等级陈情书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我们将寻求一些办法消灭农村中的乞丐。必须建立一些有益的设施，取代目前这种不人道的关押作法。”
很清楚，他们这样作只是为了消灭乞丐，在社会上把流浪的人更好地利用起来。那个到处喧嚷自己的主张、后来使革命者感到畏惧的神甫，这时所发表的大胆言论并没有超越这一可怜想法，而且这也无比明确地表明无产阶级思想普遍所处的屈辱地位。这其中没有任何后来所谓“劳动组织”的东西，即使民众中态度最为激烈的首领人物也没有想到，雇佣劳动者面前有朝一日会出现一条摆脱雇佣地位的道路。
那么粮食问题至少是无产者可以利用的一个特殊方面吧？当食不果腹的工人群众向资产阶级革命要求面包时，他们不就成了一支对立的力量出现在资产阶级面前？根本没有这种事。不管这一点在那些不善钻研的人看来显得多么奇怪，粮食问题是一个无比重要、无比严重的问题，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没有一个政府——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不管这个统治阶级是多么自私，不被迫让人们吃饱。
王权已经在这方面花了大量力气，消耗了大量金钱，特别是路易十六时代。不管怎样，从革命资产阶级对问题的看法及其利益来看，没有任何东西会使它不去大力解决城市和人民的粮食供应问题。
它可以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者，也可以征收种植主和佃农的粮食。国民公会粮食事务首席代表兰代〔注：罗贝尔·兰代（1746-1825），贝尔内财政区国王检察官，厄尔郡所选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议员，共和二年负责领导公安委员会所属粮食委员会。——编者注。〕便提出了一条无比明确的资产阶级法学观。根据这一观点，国家既然可以按照公共利益的需要，以适当补偿的方式征收公民的土地，当然更可以按照恰当价格强行收购其土地的产品。
还有，革命资产阶级既然正致力于取消加在土地上的什一税和封建权利，将教会的大片土地出售一部分给种植主和佃农，它自然感到完全有权也要求他们不断地向市场提供粮食，甚至有权为其粮食规定价格。只要看到这一点，人们很快便可明白，粮食问题不会在人民中掀起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
相反，人民却始终明显倾向于把粮食的缺少和粮价上涨等供应问题归咎于与革命对立的那些人，认为这是他们妄图以饥饿扼杀革命所玩弄的诡计。因此粮食问题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促进剂，而未能造成一场直正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有人想弄清楚1789年的巴黎无产阶级有哪些大的组织，但未能如愿。我就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伙计团体有什么活动。看来这些团体至少在捍卫自身利益、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采取一定策略方面展开过活动。几个世纪来，工业领域和高等法院的资产阶级对伙计们的迫害时常发生。
圣埃蒂安和里昂地区的伙计所遭受的迫害上文已经谈到。新近的迫害也未曾间断，使得伙计们不得不警惕起来。1765年，布列塔尼高等法院对南特的伙计颁布了一项严厉的法令，1778年11月12日，巴黎高等法院则禁止手工工人、伙计、壮工举行集会。
不但如此，它还规定咖啡馆和饮料店老板雇佣的伙计不得超过四人，并不许人们为“伙计们从事所谓义务活动”提供方便。这就是对伙计团体所展开的迫害。
伙计们当然会想一想新的制度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不会不知道，在许多工业区，革命资产阶级已经向他们发起进攻。比如蒙彼利埃第三等级陈情书就正式要求取缔伙计团体的两大分——“加弗协会”和“贪婪者协会”；此陈情书在这一点上显然反映朗格道克所有厂主的观点。此外，陈情书还要求，工人寻找工作只能找师傅行会。
相反，资产阶级却与工人完全不同。即如巴黎而言，那些由手工师傅和商人师傅组成的资产阶级行会所享有的特权虽然早已过时，但他们仍在拼命地维护。六大行会所递申请，一份接着一份，要求直接选派代表参加三级会议。
因此，即使在其经济组织陈旧过时、注定衰亡的部门，巴黎资产阶级也显得非常活跃；但却没有一份当时的史料能够反映出伙计们展开过什么共同的、足以引起人们注意的行动。如果这些工人当时在阶级意识上确已有了初步的觉醒，那么面对难以逆料的形势发展，他们一定早已团结起来，消除各团体之间不共戴天的宿怨。因为他们所以会处于“雇主”师傅们的淫威之下，受到法官的制裁，正是由于这种丧失理智、常常十分残酷、导致流血事件的冲突。
比如对于“自由协会”的伙计，师傅们只需以雇佣“义务协会”的伙计来取代他们相威胁，便可将他们牢牢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反之亦然。而导致布列塔尼高等法院和巴黎高等法院振振有词进行干预的，也正是当地的伙计互相间所展开的冲突。
就在不久前的1788年，南特的炼铁伙计还同制作刀具的伙计在该城大街上展开了一场厮杀。而这时候，布列塔尼的资产阶级，正万众一心地在全省联合起来，同贵族势力作斗争。
伙计团体间的这种敌对冲突，到1845年才由阿格里科尔·帕迪基埃出来调解；但他的努力却几乎在伙计中引起了一片愤怒。1789年，类似调解根本无人进行，仅有的几个本来完全可以使工人的行动协调起来的组织，本身就处于互相攻的不和状态。
可是资产阶级却有一些超行会的大型组织。他们所以能团结起来，主要是因为在大的经济利益上认识一致。此外，商品交易所和法律界人士也为他们的沟通起了桥梁作用。
基尧坦把他起草的一份替巴黎第三等级说话的陈情书放在各公证人处、让公民们去签名的作法，就很说明问题。显然，接触公证人较为方便的，只有资产阶级。
因此，革命前夜的工人阶级既没有鲜明的阶级觉悟，也没有起码的组织形式。这是不是说巴黎的工人当时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他们确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但只是从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讲。因为他们早已参加到这场革命中去，同这场革命混合在一起，并以其果敢行动促使它勇猛向前，达到必然的结果。这当然不是指那些流浪汉和乞丐等“破衣烂衫的无产者”。
看一看泰纳人为地拼凑起来的数字，好象他们淹没了首都，好象他们独自掌握着首都。
事实是，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没有在任何革命的日子里展开过什么独自的行动，这一堆飘浮不定的可怜泡沫在这场暴风雨中简直是无足轻重。
不过二十五年来，巴黎工人的独立性和思考问题的精神取得了很大进步。梅西埃就发现他们常会提出尖锐的问题。显然，他们在读，在听；关于人权和公民权的新理论在他们的心中唤起了希望。
他们还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从中得出有益于工人阶级的明确结论。但是，他们已预感到，在事物的广泛运动中，各种等级包括厂内等级的重压定会有所缓和。况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们已变得胆大起来，感到自己已越来越不可缺少。不久之前，高等法院下了一条禁令，不准制鞋业的师傅解雇工人，也不准工人擅自辞职，看来工人的境遇正在好转。1777年，高等法院还不准马蹄铁行业的工人联合起来，这在好几个行业的工人中激起了轻微的骚动。如果宫廷没有暗中策划，反对正在兴起的革命，如果受到军队威胁的国民议会不是靠——用米拉波的话说——“工人的力量”得以拯救，工人们对其力量的这种新认识，可能还停留在模糊的微弱状况。因此再说一遍，他们是在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展开的斗争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的。
第三等级——时代的主宰
因此，巴黎也同各地一样，运动的领导者和发起人是资产阶级。与摩莱骑士的说法相反，1789年的第三等级虽然内部成分多种多样，但仍是一个阶级。确实，随着革命温度的升高，这些成分将会分解，但在开始的时候却是一个阶级，一个第三等级，一支由资产者、农民、工人组成的、要求以立宪为保障并展开了行动的团结一致的力量。正是这种团结一致给了资产阶级以信心。
西哀士的著名宣言《什么是第三等级》从思想上为革命提供了最有决定意义的理论，他在这篇宣言中正是把全体从事生产的国民同一小撮特权者和寄生虫对立了起来。他说：“第三等级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应当是什么？是一切。它希望成为什么？某种力量。”〔注：这句话原文为：“本文宗旨非常简单，回答三个问题：一、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二、迄今为止，它在政治上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三、它有何要求？要求在政治上成为某种力量。”——编者注。〕第三等级为何应当是一切？为何有权是一切？为何说它就是全体国民？因为国民是由全体生产者组成的，而终日游乐、什么也不生产的人不是国民的一部分。他们消耗国民的财富，鲸吞国民的资财，外国人不就不能这样做吗？因此，只有那些从事生产的人才真正是国民的一员。
第三等级不仅在人数上占全体国民的百分之九十八——因为生产者为二千五百万，而特权者仅为二十万——，而且事实上，从实际力量和权利来看也就是国民，因为国民就是生产者的联合体。
从来没有一个新的阶级在把过去的特权者开除出去的时候，口气如此高傲；从来没有人对国家生活提出过如此大胆的看法。今天，如果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中的那些不劳而获、享有特权的人执行这一革命的“国民概念”，他们便可以说：“只有我们是国民。”但在1789年，资产者、农民和工人必须是统一的生产整体，西哀士才能以他那强有力的看法压倒他所说的“什么也不生产的特权者”，才能把资产者、农民和工人都包含在第三等级这个庞大的总体中。如果农民或是工人提出反对，对食利者或厂主说：“你有什么权利把自己同我们一样列入生产者行列？”西哀士的这一伟大革命理论也就毫无作用了。可是面对旧制度的那些特权者，连食利资产阶级和资本资产阶级也代表着力量、斗争和生产。因此，西哀士完全可以把第三等级的各种成员都包含在生产阶级这一巨大的统一体中。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
补充注释
革命的原因
关于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饶勒斯的观点已在本书卷首的这一章明确提了出来：“法国资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富有、权利及其几乎无限发展的可能……”“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贫困。”从经济的发展和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上看，饶勒斯以及在他之前的巴尔纳夫提出的观点似乎是对的。但法国革命难道只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
或者相反，只是人民的贫困造成的？米希勒的观点接近于后者，他在《革命史》中将人民置于首要地位。他在该书1847年的序言中写道：“主要角色是人民”，根源在于贫困。“请你们去看看那些可怜的、席地而卧的芸芸众生吧……”“饥荒是政府造成的，人们因国王而挨饿。”
夏·埃·拉布胡斯曾将饶勒斯和米希勒的这几句话都列于其论文的卷首，读一读他的研究成果可使我们采取一种略有不同的中间立场。
十八世纪确实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但其经济发展的顶峰是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即所谓“路易十五的黄金时代”。这种发展在美洲战争之前无庸置疑，但到1778年便忽然停了下来；此后便开始了“路易十六时代的衰退”。不过，对于前一时期发展的意义，人们须持一定的保留，因为它更多地有利于特权者和资产阶级。至于下层民众，相反，衰退一来，他们遭受的后果比谁都大。经济上的萧条和衰退导致1788-1789年的周期性危机，造成一片赤贫，从而使人民群众动了起来，而在这时候，资产阶级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后，如今也收入减少，利益遭到损害。从这一角度去分析，有关革命起因的问题也就十分清楚了。
物价的上涨
夏·埃·拉布胡斯的结论是在对1726至1789法国的物价、土地收入和工资的增长作了一番研究、并从长时段、周期性和季节性这三个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1726年后，图尔利弗尔的价值一直稳定，法律上、技术上或社会方面都变化不大，战争对王国的影响也很小）。十八世纪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长期的增长和繁荣（1726-1770），革命前夕的困境（1778-1787）和革命时期（1788-1791）。
长时段变化：
物价上涨始于1734年，至1817年才告终止。但1758年以前上涨缓慢，1758至1770呈直线上升，此后便稳定下来，到革命前夕又趋猛烈。统计的依据是24种食物和商品。若以1726-1741这一周期的指数为100，则1771-1789的长时段平均上涨数为48%，1785-1789为65%。各类商品上涨不一。整个谷物在这两个时段的上涨分别为56%和63%，小麦分别为56%和66%，黑麦分别为60%和71%。与1726-1741相比，1771-1789期间肉类上涨55%，1785-1789期间则上涨67%。葡萄酒较为特殊，长时段上涨仅为41%，1785-1789也只上涨13-14%。柴薪上涨最多，分别为63%和91%。相反，纺织品和铁却保持在平均数以下。总的说来，毛料仅上涨22%，麻布上涨36%。1786年后各类布匹明显下降，铁上涨30%。
上述材料表明，当时仍以薄弱的农业经济为主。谷物的上涨大于其他农产品，是因为粮食在民众的支出中占很大比重，而其产量增长级慢，人口又在不断增加，国外的竞争也难以进来。此外，谷物之所以全部上涨，是因为只要有一种减产，人们就会转向其他谷物。黑麦的涨幅超过小麦也是因为它是农民的基本食粮。葡萄由于生产情况有所不同，所以酒的涨价不大。工业产品相对说来较为稳定，说明工业生产还相当薄弱。铁上涨最少，而在今天，钢的价格却是市场行情最敏感的指数之一。
周期性变化：
为了更准确地弄清旧制度末的物价上涨情况，还必须通过各周期（1726-1741，1742-1757，1758-1770，1771-1789）的变化来加以说明。与作为物价基数的1726-1741周期相比，1789年，小麦周期上涨的最高幅度为127%，黑麦为136%。木材上涨较少，肉类次之，纺织品更少，而铁则始终居于末位。
季节性变化：
最后，在弄清长时段和周期性变化之后，还必须对季节性变化进行分析。在丰收年代，谷物的季节性变化几乎看不出来。但若遇上荒年，变化就非常之大，从头年秋天到来年夏天，价格可上涨50-100%，甚至更多。与作为物价基数的1726-1741相比，1789年，出现在七月上半月的小麦季节性上涨最高幅度为150%；黑麦为165%。
周期性上涨和季节性上涨与长时段上涨同趋并进，并扩大了长时段的上涨幅度，特别是谷类，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市场行情主要表现在生活费用上，而今天，市场行情基本以主要工业品的价格来衡量。
物价上涨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革命爆发的原因，现在还必须对上涨本身加以分折。关于周期性和季节性上涨及其所造成的危机，原因不外乎总的生产条件和运输状况。由于各地区地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生活费用。以手工业为主、出口很少的工业生产取决于本地区的消耗能力。因而同农业的景况息息相关。每逢荒年暴月，农业危机必造成工业危机。
归根结蒂反映整个经济发展的长时段上涨又何以解释呢？按照西米昂的说法，这种上涨是由货币发行量的增加造成的。十八世纪，特别是1721至1740年间，贵重金属的产量曾大为增长。黄金后来虽然未能保住增长势头，但白银仍然持续不衰。1761至1780年间，物价的长时段上涨一度出现缓和，1780年后又继续上涨，就是因为那一时期贵重金属的产量有所下降。贵重金属产量的增加主要是在墨西哥开发新矿的结果。因此可以说，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所导致的巴士底狱的攻陷，是“在墨西哥矿井深处”进行准备的。
人口的增长
人口增长大大加剧了物价上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二者的影响不可分割。
旧的人口结构一直延续到1740年左右，因此有“人口长期不振的十七世纪”之说。不过从外省的大型调查和一些专论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1740年后人口开始明显增长。这种增长首先表现在危机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十七世纪的人口严重下降已成过去，随之出现的是一些迅速形成、规模不大、与粮食危机没有多大关系的危机，因为1750年后粮食危机已变成“潜在性的”了。出生人数因而经常大于死亡人数，婴幼儿不断增加，特别是1760-1770年以后。其结果到了路易十六时代和革命时期，当这些儿童达到生育年龄时，便显示了出来。
出生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约在40%左右，每对夫妇生3-4个。不过十八世纪下半叶，某些社会阶层（如贵族）和某些地区（如朗格道克）的出生率曾有所下降。死亡率依然连年徘徊不定，但一般说来仍低于出生率。最明显的特点是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尤其是1760-1770年之后。婴幼儿高死亡率等旧的危机的消失，无疑是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但婴幼儿和青少年死亡率的降低如今又成了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相对说来，人口的增长更有利于城市，因为十八世纪是城市迅速发展的时期。如果按1846年人口统计的标准计算，把拥有二千居民以上的集镇都列为城市，旧制度末的城市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6%。同人口的普遍增长一样，城市的发展扩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促进了物价的上涨。与此同时，纺织工业开辟了新的市场，生产受到刺激，城市因而迫切需要劳动力。由于城市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高，独身现象较多，农村居民的流入便成了城市发展的主要依靠。
不过就整个十八世纪说来，人口的增长仍然十分有限。革命前夕，全国人口约为二千五百万。王国从存在之初到十七世纪末，人口已达到一千九至二千万。如果把领土扩大的因素也考虑进去，总共增加五、六百万，即不到三分之一，各地的增长数在30-40%之间。有些国家增长更多，如英国就增加了80%，但它的人口也只有九百万，西班牙是一千一百万，法国当时仍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口虽然增加有限，增加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但这种形式的增长仍然给王国的管理造成许多问题。它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状况，虽然不是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一个是人口增长，一个是物价上涨，现代史学加强了整个形势在造成法国革命爆发的诸因素中所占地位的研究。不过除促使危机爆发的经济和人口这两个决定性因素外，社会的根本矛盾也在起作用。革命的深刻原因，还在于巴尔纳夫以及在他之后的饶勒斯所指出的、瓦解旧制度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那些矛盾。归根结蒂，正是这些矛盾显示了法国革命的性质，按照饶勒斯的说法，这是一场“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贵族和封建制度
一、关于封建制度。同革命时期的人一样，在饶勒斯笔下，“封建制度”一词一般既指封建制，也指领主制。封建制原先说的是作为君主的领主与其封臣的关系。其特点为通过得到土地的人而表现出来的人对土地的依赖性所形成的人和土地的等级关系。此类土地受到封建权利的约束。不过这些土地或采邑，或者由贵族占有，这就是封地，须交纳财产转移税（即由得到贵族土地的平民交纳的赎回税、五分之一税、封地税）；或者由平民占有，这就是交纳年贡的土地，每年须交纳现金（即年贡）或实物（即实物地租）及额外税（即土地转让税）。
领主制说的是占有土地的领主和农民的关系。领主权起源于领主过去篡夺的公共权力，王权后来逐渐将其收了回去，但给领主留下了一些特权和征税权、作为其财产的一部分。因此，领主权的原则来自领主在中世纪享有的最高权力。替领主审查封建权利的法学家曾对领主权进行分类，这一分类后来成为制宪议会1789年8月5日至11日颁发的法令和1790年3月15日法的基础。其中司法权仍是主要的，并由此派生出一些带荣誉性的权利，如人身权（领主摊派的人头税及差役）和决定权或公告权（对面包炉、磨坊、压榨葡萄的酒坊以及种公牛、种公猪征收使用费；为收割牧草、庄稼和葡萄发布公告；为售酒发布公告）。此外，还有过桥税、市场税、捕鱼税、狩猎权和养鸽权。
关于上述问题及一些需要弄清的术语，可参看马尔塞·加罗的《革命和土地所有制》，也可参看若尔热·勒费弗尔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所引起的争论而发表的论述（见《思想》，1956年1-2月号）。文中写道：“争论的主要方面既然是生产的组织形式，就与封建制度没有什么关系。‘封建主义’一词在这儿是不适用的，因为封建制度的本质是君主同其封臣的等级关系，及前者如何将封地分给后者。大家更不能使用‘领主制’一词，因为领主对其土地上的平民所享有的权威来自公共权力的解体，这种解体使得国王的权力从君主手中到了领主手中。恰当的说法应当是‘庄园制’，况且‘庄园制’产生于遥远的古代，并不是中世纪最后几百年所特有的。”不过，人们对于“封建制度”一词的理解，如果不仅指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指经济史上的某种概念，更确切地说，指的是历史上的一种生产方式，那么可以说，作为生产方式的封建制度（即庄园制，也即英文的manorial system和德文的Grundher-rschaft）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正如饶勒斯所着重指出的，只有摧毁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农民摆脱领主权和这种土地所有制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封建地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才有可能。
二、关于贵族。本书有关旧制度末期贵族情况的论述，拟作如下补充：长袍贵族、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贵族反动和贵族占有的土地。
1、长袍贵族。长袍贵族的贵族身分是后来取得的，不过他们即使不能享有出入宫廷的荣光，对佩剑贵族也已无所羡慕，因为他们与佩剑贵族的通婚已屡见不鲜。
2、贵族的反动。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全面论述的文章。贵族的反动表现在下列方面：等级思想浓厚，实行贵族的唯我独尊，这在陆军（1781年，陆军大臣塞古尔伯爵发布的文告便提出，不经过行伍而进入陆军者必须是四代出身的贵族）、海军、教会、高等法院及王国政府部门（路易十六时代的各省总督大都为叫代贵族出身），尤为突出。在农村，领主的反动主要表现在大肆向农民征收各种税赋。十八世纪下半叶，农村中的这一情况之所以愈演愈烈，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资产阶级出身的贵族加强了庄园管理；其次，生活窘迫的外省小贵族力图以此增加收入；最后，已经不住在领地的大领主以出租形式把土地、包括各项封建税赋的征收权，转让给了一些资产阶级管家，这些管家当然要从中捞取尽可能多的好处。饶勒斯撰写本书时，这一重要问题已由菲·萨涅克在其所著《路易十六时代的封建权利是如何增加的》一书中阐述清楚。后来，阿·奥拉尔又在其《法国革命和封建制》中重新提到这个问题，书中写道：“可见，关于路易十六时代的封建制如何强化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虽然这个制发骗实在强化……它可能没有更加沉重地压迫着人们，但人们却更加难以忍受。”这个问题还应当通过一些确切的地方史料来加以研究。革命期间围绕土地问题发生的骚乱，反映了这种领主反动的存在和封建制度的重压，表明领主对于农民的成严并不象人们有时一厢情愿所描绘的那样，是慈父般的，善意的。
3、贵族占有的土地。贵族的土地各地多寡不均。北部各省如皮卡迪、阿特瓦及西部各省和勃艮第较为集中，中部、南部和东南部较少。贵族的土地约占王国土地的五分之一，在各地所占比例如下：
巴黎地区：布里，40%；塞纳——瓦兹，据卢契斯基对各领地的研究，贵族的土地占绝大部分。在七万五千阿尔庞〔注：阿尔庞，法国旧时土地面积单位，大小各地不一，一个阿尔庞在20-50公亩之间。——译者注。〕土地中，贵族占68%，教会占10%，上层资产阶级占22%。凡尔赛周圈，农民则几乎没有一寸土地。
北部，诺尔郡，21-22%；阿特瓦，32%；艾纳（拉昂地区），30%。
勃良第：35%。
西部：北方滨海郡，由东边的20%到西边的74%；维尔县（卡尔瓦多斯），13-23%；勒莫热（安茹），60%。
中部：利穆赞，由图勒财政区的14%到布里弗财政区的16%；上奥维涅，11%；蒂耶地区，17%。
西南部：图卢兹县，44%；圣戈登县，16%；格西，15%；贝恩（奥劳龙司法总管辖区），1%，不过卢契斯基据二十分之一所得税推算的结果为20%（但他没有说明其他方面的占有情况）。
南部地中海沿岸：蒙彼利埃世俗教区，15%。
东南部：上格雷西沃当，逃亡贵族的土地占20%。
下面举个具体例子——萨尔特贵族十八世纪末占有土地的情况。这些贵族可分三类：拥有二千至三千公顷土地者六人（其中包括特塞伯爵）；拥有五百公顷左右者三十人；拥有二百公顷左右者则是“一大批小贵族”。所占部分有耕地、树林和荒地。除享有大量封建权利外，特塞一家在31个堂区拥有财产，计土地3000公顷，城堡或宅第10座，农庄77个，磨坊17座。此外，萨尔特的这些贵族在其他地区还拥有财产，出售国家财产的“外地公告”表明，他们的财产甚至遍及瓦兹郡和科多尔郡，更不要说邻近各郡了。
教会
一、教会占有的土地。饶勒斯在本书有关教会的部分，十分注意特权者占有的土地，这当然是对的。不过这个问题当时尚未弄清，若尔热·勒费弗尔等人后来对此作了认真的研究。
教会的财产遍布城市与乡村。他们在城里拥有大量房产并收取租金，租金在十八世纪上涨云倍。修会教士占有的城市房产似乎比乡下的土地为多。一些城市的修道院就拥有大量房地产。不过教会在农村占有的土地仍要多得多，就全国而言很难作出恰当估计。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确实存在夸大教会的土地和土地收入的现象。一般说来，教会的土地分布零散，由于管理不善，鞭长莫及，收益都不很大。
如果通过地方或区域性史料的研究，对教会的土地作出较为贴切的估计，则可发现教会拥有的土地各地分布不均，西部和南部偏少。从全国来说，在各地所占比例很少超过20%，有的地方甚至低于1%。看来全国的平均比例最多只能定为10%。考虑到教会人数不多，这个比例数已经相当大了。教会的土地在各地所占比例如下：
巴黎地区：布里，20%。
北部：诺尔郡，19-20%；阿特瓦，20%；皮卡迪，18%；艾纳（拉昂地区）20%。
勃艮第：11%；尧纳，15%。
西部：北方滨海郡，数量很少，只达1/35-1/40%；维尔县（卡尔瓦多斯）1.6%；圣罗县（芒什），2.2%；雷恩、维特烈和弗热尔县，3.4%；勒莫热（安茹），5%。
中部：贝里，15%；利穆珊，由图勒财政区的3.7%到布里弗财政区的0.8%；上奥维涅，3.5%；蒂耶地区，0.6%。
西南部：图卢兹县，6.5%；圣戈登县，2%；格西，1.9%；贝恩（奥劳龙司法总管辖区），0.003%，几乎没有，但卢契斯基据二十分之一所得税推算的结果为1.5%。
南部地中海沿岸：蒙彼利埃世俗教区，6%。
东南部：多菲内，平均2%；上格雷西沃当，不到2%。
下面举个具体例子——十八世纪末教会在萨尔特占有的土地。这些土地约为六万三千公顷，占全郡耕地面积10%以上。数量并不惊人，但也不是微不足道。这个比例甚至远远超出人们的料想，因为大家都认为，一般说来，教会的土地由北往南、往西是明显减少的。不过各县的比例大相悬殊，芒市为16%以上，萨布雷和西勒约为13%，其他各县在5-10%之间。这些土地，世俗教士占有不到三分之一，其余归各修道院所有。
二、教会的人数。对于教会的经济力量和它所享有的特权，人们只有将其人数联系起来考虑，方可得出准确的概念。就全国而言，教会的人数显然微不足道。旧制度末期，修会教士的阵容正经历着衰退和下降，其人数似可估计为六万左右（修士二万至二万五千，修女四万）。至于世俗教士，据《王国历书》提供的资料，当时有主教辖区139个，内有大主教辖区18个，堂区34658个。高级教上中有高级神职人员和大教堂仪事司铎二千九百人，教务会司铎五千至六千人，不领教体的教士三千人。低级教士中有本堂神甫和堂区助理司铎约六万人。莫奥在其《法国人口研究》中，认为1777年法国至多有教士十三万人，占全同人口1.3%（应为0.5%——译者）。
三、黎舍尔主义。在造成十八世纪教会分裂的各种思潮中，饶勒斯没有提到黎舍尔主义，而E.普莱克兰的著作自问世以来已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注意。黎舍尔（1560-1631），原为神圣同盟成员，后忏悔退出，1608年任神学院理事。1607年曾发表《关于教权和政权》一文，反对教皇绝对权力论，受到谴责。他在静修中撰写了到1753年才得以出版的《爱德蒙·黎舍尔理事任期史》，阐述了自己的主要观点，认为制定完美无缺的教规是全体教徒的事，但这一权力的执行由牧师负责，而不包教徒。教会应由少数出类拔萃的温和人士负责管理。教皇便是这些出类拔萃者的首领；但教皇并非至高无上。主教团（一等教士）才拥有无限权力。本堂神甫（二等教士）低于高级神职人员，但他们是由基督设置的，基督将与司铎有关的职务全部交给了他们。因此，他们对教皇和高级神职人员无须绝对服从。他们组成教会中的参议院，在主教的主持下，参加教区会议，协助教区管理。如果被召参加主教会议，他们的表态具有决定作用。因此，教会由少数出类拔萃的温和人士负责管理；在这些人士中，由基督而不是由教徒设置的牧师所执行的权力绝大部分掌握在主教手中，极少部分掌握在本堂神甫手中。
可见，黎舍尔主义是教皇绝对权力论（主张实行教皇“君主制”）、新教的教区主义和世俗论（主张实行大众化的教会民主）及法国教会自主论的妥协产物。不过这一理论仍与教皇绝对权力论完全对立，因为后者主张本堂神甫的地位由教皇决定。但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此理论与高等法院的法国教会自主论是一致的；此外在主教大会的权力超越教皇、由基督设置的主教和本堂神甫享有崇高威望的问题上，与教会中的法国教会自主论也是一致的。然而法国教会自主论者，主张本堂神甫在一切方面都要低于主教；不同意让这些二等教士在教规会议上有表决权。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大，终于在1730年后彻底决裂。1675年前的早期扬逊派没有接受黎舍尔的观点，因为这会导致与教皇闹翻，特别是会得罪那些主教；而在反对耶稣会派的斗争中，这些人正是他们实实在在或可以争取的盟友。于是，扬逊派所主张的，便成了一种温和的法国教会自主论，与博胥埃的主张十分近似，使他们时而可以靠近教皇，时而可以靠近主教。1675年，国王、主教和教皇结成联盟，受到威胁的扬逊派本堂神甫因而接受了黎舍尔主义的基本方面。这样，十八世纪初便出现了一个民主的扬逊派。在反对教皇Uuigenitus询旨（1713年）的斗争中，他们采用了黎舍尔的神学理论。1790年，教士公民组织法终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黎舍尔和扬逊派的观点。
四、信教情况。为了判断当时人们对于教士和教会的看法，并从一开始便弄清楚宗教问题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以及和解协议〔注：即1801年拿破仑和庇护七世签订的协议，规定曾经流亡的主教必须辞职，改组法国天主教。——译者注。〕颁布后宗教信仰何以迅速恢复，这里有必要谈一谈当时的信教情况。当然，各人信教的程度是很难根据其是否参加宗教活动来判断的，不过除少数贵族或资产阶级外，全国大部分人，即中下层民众和资产阶级的信教热忱无疑仍相当浓厚。十八世纪的无神论者是贵族。
赤字
革命前的财政状况。这个问题从（1788年国库预算》、即王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预算”可见一斑。不过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预算，因为国库未将王国的各项收支全部列入。根据这一预算，1788年的支出为六亿二千九百多万利弗尔，收入为五亿零三百万。收支相抵，赤字约达一亿二千六百万，即占支出的20%，因此预算决定借贷一亿三千六百万。在整个预算中，民用支出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占23%，其中用于公共教育和救济的支出为一千二百万，不到2%，而支付宫延和特权者的开销却达三千六百万，约占6%，况且1787年的王室开支尚有大量结余。军事支出（陆军和海军）及外事支出为一亿六千五百多万，占预算的26%，其中四千六百万用来支付一万二千名军官的薪饷，仅此一项比全部士兵的薪饷还要多。用于还债的款额在预算中所占比重最大，达三亿一千八百万，为预算的50%多。1789年的预算，以预支形式得到的收入为三亿二千五百万利弗尔，占整个收入62%。
资产阶级
一、金融资产阶级。饶勒斯在本书中对这部分人特别予以重视。他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家，但以国家为对象从事金融活动不会没有风险，因而在十八世纪初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金融界虽然也有些出身卑微的人迅速进入社会上层，不过这一社会阶层到旧制度末才稳定下来。其中最突出者为包税人，即伏尔泰所说的“四十名平民国王”。他们自成一帮，至少是一个小小的集团，与大的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人因而得到贵族身份。这四十名包税人所组成的包税所，到1720年成为一固定机构。其承包的税额每六年确定一次，1726年为八千万，1774年为一亿五千二百万。1780年，间接税和土地税（达一亿左右）的征收从包税所分了出去，但1786年，它所承包的税额仍达一亿五千万。
除包税人外，金融资产阶级中还有银行家。其中最主要者以国家或宫廷为经营对象，如拉鲍德家族。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做金融生意的人在巴黎迅速增加，其中主要是外国人，如瑞士人内克尔和克拉维埃尔，荷兰人德柯克、杜巴莉夫人的钱财托管人万德尼维尔，比利时人西蒙兄弟和英国人博伊德。法国人中主要有图尔通和拉维尔，他们的银行在十七世纪就已开办。值得一提的是，为工厂提供的资金当时在银行活动中所占比重仍很小。
贴现银行起初纯属私人性质（发行股票四千份，每份三千利弗尔）。该行建于1776年，当时不敢称为银行而只称作“钱庄”。它只做贴现生意，收取4%的佣金，后来才成为发行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开始只限于巴黎（大的面额在五百利弗尔以上）；1781年发行二千万，1789年发行一亿四千万。1789年，这一既成事实的特许得到国王诏书的确认，该行因而获得三十年发行钞票垄断权。其发展表面看来十分显耀，其实活动范围依然相当狭窄，贷款对象主要是王国国库而不是工商界。1793年，国民公会决定解散一切创办于1789年前的大型股份公司，该行因而随之歇业。不过，贴现银行的活动仍为1800年法兰西银行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二、食利资产阶级。这些人来自实业家，以利息为生，是消极资产者。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致富后，食利者的人数也就不新增加。据内克尔1784年估计，“国家所欠债务若不能归还，则应付的”年息为一亿二千五百万，加上终身年金八千一百万，总共年息为二亿零六百万。这一庞大数额后来又由于内克尔的继住者继续借贷而进一步增加。应当看到，除国家支付这部分利息外，各城市和三级会议省，特别是教会，也要为各自所欠债务支付利息。
以外省为例，十八世纪，格勒诺布尔食利者（其中包括寡妇）的人数一直在增加，1779年占该城资产阶级总人数的21.9%，司法界人士占13.8%，商人占17.6%。1789年，商人所占比例降至11%，食利者却升至28%。图卢兹的食利者占该城资产阶级总人数10%左右，而在阿尔比这一比例数仅为2-3%。就全国而言，食利者人数在整个资产阶级中约占10%。
不过应当看到，这些食利者所得年金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位历史学家说过，勒阿弗尔的“食利者简直不值一提”，但雷恩的食利者却分布于从上至下的社会各阶层。所调“食利”是指一定的生活方式（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其水平因收入来源的多种多样而显现出很大的差异。
三、资产阶级占有的土地。资产阶级占有的土地在各地所占比例如下；
北部：诺尔郡，16-17%；阿特瓦，9%；艾纳（拉昂地区），19%。
东部：巴勒杜克县（默兹），15%。
勃良第：20%；桑斯县（纳尧），15%。
西部：北方滨海郡，由西边的11%到东边的32%；维尔县（卡尔瓦多斯）12%；勒莫热（安茹）15.5%。
中部：利穆珊，由图勒财政区的25.8%到布里弗财政区的26.7%；蒂耶地区，18%。
西南部：图卢兹县，25%；圣戈登县，38%。
南部地中海沿岸：蒙彼利埃世俗教区，20%。
总之，资产阶级在各地占有的土地在12-45%之间，全国平均数约为30%。由于经商致富的资产者喜欢在离城市住所不远的地方购置田产，所以他们在各城四郊占有的土地自然要多一些。
经济生活和工业的发展
工业的发展。早在十八世纪初法闻的工业便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部门：一种变化不大，即传统行业（如呢绒、麻布及一大部分采矿和治炼），一种日新月异（如王国政府予以推进、给以特许、称之为“王国实业”的奢侈品行业和造船业）。在整个十八世纪，科尔贝的经济统制政策一直执行了下来，对于受监督企业所起作用似乎是促进大于阻碍。这一政策的出现表明工业的发展十分缓慢，尚需给予扶持和保护。在技术方面，因袭过去的传统作法仍占优势，1709年，英国已建成第一座焦炭炼铁炉，法国到1785年才在勒克勒佐建立起来，而冶炼方面的新技术则于1820-1830年才真正开始推广，比英国落后一个世纪。
发展缓慢的部门主要是传统纺织品生产等基本行业，如呢绒业和麻布业。就全国而言，在“工业兴起的十八世纪”（1730一1830），生产的发展仍比较缓慢，仅增长61%。当然，这一情况也因地而异。在1703至1789年间，朗格道克的生产增长了143%，蒙托邦财政区和波尔多财政区增长109%。1762至1789，尚帕涅增长127%，贝里增长81%，奥尔良省增长45%，诺曼底只增长12%。奥弗涅和普瓦图不增不减，有的省则下降了，如利穆赞（下降18）。和普罗旺斯（下降36%）。
发展迅速的部门主要是因技术的进步和大量投资而得到促进的“新兴”行业，如采媒、冶金、新型纺织品的生产。采煤约增长七至八倍，建有连续生产系统的昂赞在1744至1789年间就增长了681%。整个冶金行业在革命爆发之前则增长不大，1738至1789仅增长72%。至于棉布和印染这些新兴行业，目前尚缺少总的统计数字，不过卢昂地区的棉布生产在1732至1766增长了107%，米卢兹的印花布生产在1758至1786则增长738%。丝绸生产属传统行业，但由于得益于总的繁荣局面，却象新兴行业一样发展迅猛。里昂的织机在1720至1788就增加了185%，多菲内的生丝在1730至1767则增长四倍（以重量计）。
综上所述，十八世纪的工业发展很不平衡，大量产品仍由停滞不前的行业提供，如呢绒和麻布。原因之一是新技术推广缓慢，这个所调对“工艺”极感兴趣的时代，不应使我们得出错误的印象，另一方面，各种社会观念也不利于发展政策的执行，比如贵族和资产者就常常不愿进行工业投资，前者担心因此失去贵族身份，后者固于得失之虑，宁愿通过购买官职或添置田产提高其社会地位。
工业的发展看来对于全国经济的增长并未产生多大影响。相反，人口的增长却对发展工业，扩大消费市场和劳动市场起了很大作用。农业似乎由于收成的增加而造成整个农业收入的提高，导致大量资金转向工业方面。至子商业，工业的发展不可能不对其结构发生影响。从1716至1787，工业品的出口增长220%（若包括向殖民地出口，则总的增长为298%），同期工业原料的出口，除去殖民地，在整个出口中所占比重，由12%增至42%。
巴黎
巴黎工人。1789年，巴黎人口在六十万至六十五万之间，其中约有一半从事工业。关厢圣安东和圣马塞尔以及市中心塞纳河两岸地区，居民最为密集。全城工人人数与其他居民相比同河两岸的两个区一样，为一比一。因为根据1791年人们为支付工人工资以大面额指券兑换小面额指券所开单据可以推算出，巴黎约有工人七万五千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总数立为二十八万至三十万，占该城人口的一半。他们居住的地区远没有今天这样集中，而是分散在除西城之外的所有地区。关厢圣安东有工人4519名，即每个老板平均雇佣14.9人。在市中心，老板所雇工人的平均数达27.9人（市场区）和31.8人（北关区）。这两个从寨纳河北岸一直延伸至包税所的区，约有工人二万八千名，一些织布厂和针织厂雇佣工人达二、三百人。另一个位于河南岸新桥和圣米歇尔桥之间的区有一万多工人，但各厂雇佣工人的平均数比河北要低（每个老板仅雇15.6人）。
不过这些单据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巴黎工人的社会状况，因为兑换大面额指券以支付工人工资的，只是一些大型作坊，小型手工作坊因而未能计入。从蒙马特城关区1793年6月的一份文件可以看出，工人主要集中在建筑，大车制造、五金和家具行业。资金和工具要求较多的行业则更为集中。建筑业的工人就比五金业要多，1793年6月，九个营造厂所雇工人为81人，每个厂平均雇工9人。大车制造业的工人要少一些，23个作坊雇佣工人146人，平均每个作坊6.1人。在家具业，各作坊工人的平均数为5.2人，五金业更少，25个作坊仅雇佣工人51名。从上述四个行业来看，1793年6月，蒙马特诚关区各作坊平均雇佣工人5.5人。可见当时的巴黎工人主要乃是手工劳动。
至于关厢圣安东，从1791年兑换指券的单据可以看出，那里没有什么大型作坊，各作坊听雇工人也不多。关厢圣马塞尔的清况也一样。圣安东各作坊平均雇佣工人14.9人，低于全城16.6人的平均数，圣马塞尔则显然更低。这个“光荣的城关区”在革命中所起作用是人所共知的，但民众中的那些最富革命精神的人只是一些小手工业者，而不是产业无产阶级，因为产业无产阶级当时还刚开始出现。
此外，还有一大批食不果腹的穷苦贫民。从共和二年芽月14日（1793年4月3日）的一份呈送公社总委员会的报告可以看出，靠教济为生的贫民达68981人，约占全城居民的九分之一。不用说，这一比例数在各区并不一样。旧的城关区最高，圣安东的贫民与该区居民总数的比是1比3，圣马塞尔则为1比2.3。每天的面包是他们先于一切考虑的重大问题。在河南岸位于新桥和圣米歇尔桥之间的居民区，贫民与居民总数的比为1比6。由上可以看出巴黎下层民众的社会分布是有所不同的，同时也证实了饥饿在各次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主要作用。
无产阶级
居民生活状况。居民生活在十八世纪更加恶化了。随着物价不断上涨，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人们的工资收入同生活费用失去了平衡。根据拉布胡斯上述重要文章，要了解工资的增长情况，必须首先弄清居民的生活费用。物价上涨有高有低，支出不同的各阶层居民所受影响也各不相同。
一、居民的生活费用。由于粮价涨幅超过所有商品，家口多、粮食消耗大的下层民众受害最深。要弄清居民的生活费用，必须大体确定其各项开支在收入中所占比重。拉布胡斯认为面包支出收入的50%（这是最起码的），蔬菜、食用油和葡萄酒占16%，衣服占15%，燃料占5%，灯油占1%。将上述商品长时段上涨指数同这一家庭支出表相对照，拉布胡斯得出的结论是，与作为基数的1726-1741期间相比，生活费用在1771-1739周期内上涨45%，在1785-1789年间上涨62%，此外季节性变化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1789年之前，由于粮价普遍上涨，下层民众的粮食支出已占58%，到1789年则达到88%，其他开支只占12%。物价上涨对生活富裕的阶层影响不大，但对穷人却造成难以承受的重压。
二、工资的增长。需要弄清的是，工资的变化是抵消了还是加重了物价上涨对生活费用所造成的影响。拉布胡斯以1726-1741为基数所作各项统计表明，工资在1771-1789期间增长17%（但有一半的人——主要是外省——增长数不到11%），1785-1789期间增长22%，有三个财政区超过26%。此外，工资增长也因行业而异，建筑业在1771-1789和1785-1789期间，分别为18%和21%，农业分别为12%和16%，纺织业似乎分别为此二数的一半。因此，同物价的上涨（分别为48%和65%）相比，工资长时段增长相当微弱，根本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况且这一差距还因工资的周期性和季节性波动而更行加大，因为这时候，物价呈上升之势而工资则呈下降之势。确实，在十八世纪，物价的飞涨常会造成失业，因为每逢歉收，农民的购买力就会下降，又由于浪食消耗在城市下层民众的支出中占绝大部分，粮价一旦上涨，其他商品的购买量便随之下降，因此农业危机必导致工业危机。
把工资名义上的增长同生活费用的上涨相比较，我们就可看到实际工资反而下降了。拉布胡斯认为，从1726-1741期间到1785-1789期间，实际工资至少下降25%，若把二者的周期性和季节性波动考虑进去，则实际下降50%多。由于当时的生活水平决定了支出的减少主要是减在粮食上，十八世纪的物价上涨便造成了无以为生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正是由于饥饿使广大民众动了起来。
此外，这一状况还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更趋恶化，因为人口的增加在下层民众中尤为突出。劳动力的供求因而失去平衡，供一直大于求，工人之间的竞争遂造成与物价上涨一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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