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社会主义的观点向劳动人民，向工人们和农民们介绍一下从1789年到十九世纪末的各个历史事件。我认为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个十分广阔、内容无比丰富的历史事件，但我并不认为这个事件已经穷尽所有的问题，以后的历史不过是其发展的结果而已。法国大革命为无产阶级登上舞台间接地准备了条件，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两个基本条件：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但它实质上是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政治和经济在向前发展，大工业已经形成，工人阶级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农民们忧心忡忡，他们在工业集团和商业集团的包围下被竞争挤垮了，知识资产阶级^[1]对赤裸裸的唯利是图的社会感到格格不入，思想上产生了混乱，这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地孕育着一场新的社会危机和一场新的、更加深刻的革命，无产者将在这场革命中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和道德观念。因此，我想对1789年以来社会各阶级的发展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作一个简略的介绍。虽然要把社会生活连续不断、十分曲折的发展，截然分明地分为几段，常常会显得有点武断，但我们仍可以相当准确地把一百年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从1789年到1848年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确立自己地位的时期。他们在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和贵族的斗争中利用了无产者的力量。无产者那时虽然非常活跃，在某些时候并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仍然只是一种次要的、在当时起辅助作用的力量。他们有时也把资产阶级有产者吓得惊慌失措，但他们的行动实际上还是为着这些有产者的。他们还没有形成截然不同的社会观。巴贝夫及其少数支持者的共产主义在督政府和第一帝国把他们镇压下去之前，不过是这场革命的一个威武雄壮的插曲。即使到1793和1794年，无产者同第三等级也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当时既没有鲜明的阶级觉悟，对于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形式的所有制也没有什么要求或想法。他们没有超越罗伯斯比尔的平庸思想，只是想由小土地所有者和手工业小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政治上享有国家最高权利，经济上维持现状得民主制。他们身上还不具备能够创造财富，给人带来美感和欢乐的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在那如火如荼的日子里，他们的影响并不很大，只是反映了自己的愤怒和要求。他们对那新的理想所具有的巨大而柔和的魅力一点也未感觉到。

　　此外，在思想混乱的同时，运动本身也杂乱无章，乱作一团。1848年革命的准备工作是由民主激进派或者说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的，也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进行的，而且主要的可能还是前者。到了六月，资产阶级民主派便把无产者赶到了炎热的巴黎大街上^[2]。1871年的公社运动也是由于商业资产阶级^[3]的反抗——付款期限法和凡尔赛老爷们的严酷无情把他们激怒了——，由于巴黎的爱国主义义愤和人们对共和制失去信心造成的。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久便在这场混乱中发挥了自己的革命影响。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系统研究公社的长篇著作中说得很对，工人阶级乘着混乱第一次夺取了政权。这个新的事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无产阶级利用了某种突然性。它在四面被围、群情激奋的首都是一支组织得最好、威望最高的力量，但它还没有能力把整个法国都争取过来。当时的法国是以梯也尔为首的僧侣、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法国。这样，公社如同一根烧红的铁矛一样，一碰到大的冰块便折断了。但1848年至1871年，无产阶级还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在1848年，无产阶级参加政权还几乎是一种幻想：路易·布朗和工人阿尔贝在临时政府中丝毫动弹不得。忘恩负义的资产阶级把全国各地的社会渣滓都搜罗来对付他们。而这些社会主义者竟也在卢森堡宫进行纯理论的探讨，他们放弃努力，安于这种根本不起作用的经院式讨论。他们没有力量采取行动，于是便逃之夭夭。所以当受蒙骗的工人阶级举行六月起义的时候，连政权的边也没有摸着就被镇压下去了。可是到1871年，这些起义者的后代却取得了政权，并在一个时期内掌握了政权；他们搞的不是骚乱，而是革命。
　　不过，这些无产者在取得政权以后未能把政权保持下来。但他们仍然给自己的后代发出了响亮的、满怀希望的信号，而且这个信号被大家理解了。无产阶级发展的第二阶段到巴黎公社宣告结束。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这支力量虽然还不太整齐，行动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了。因此，由于公社的努力，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时期才终于到来了。在这个新时期中，社会主义正在有计划地把全体工人阶级都组织起来，把安于现状的农民从思想上争取过来，并且团结对资产阶级政权失去信心的知识资产阶级，全面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新型的理想的所有制。
　　 我们现在已不必再为混乱担心。工人阶级和社会党已经在思想上形成一致。虽然在枝节问题上还存在着派别争论，但无产阶级的各种力量实际上已经按照同一个理论，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团结起来了。如果明天无产阶级就夺取全部政权，它立刻就会按照既定的方针果断地去掌握它。但到了那时，不同倾向的争论肯定还会有。有的人可能主张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有的人则可能希望给劳动人民的地方团体以尽可能多的自主权。为了调整国内新产生的关系，调整行业工会、市镇、地方团体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奠定个人的充分自由和社会的团结友爱，为了把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活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我们将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因此，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不同的意见是肯定会存在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把社会党人无产者团结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思想，社会党已不再是分裂为无所作为的对立派别集团。它已逐步实现其生机勃勃的坚强团结，对社会越来越发挥重大的影响。现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伟大的力量：劳动、思想、科学、艺术，甚至信仰——人们认识宇宙的一种手段——都把自己的复兴和发展寄托在社会党身上。

　　无产阶级究竟克服了哪些危机，进行了哪些努力，经历了哪些事物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这样大的发展，以致明天要起决定性的作用呢？这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党人都想谈一谈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经济条件——生产和所有制的形式，——是历史的根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职业，而职业，作为个人活动的经济形式，往往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给人们带来痛苦或欢乐，使人们对未来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憧憬，同样，在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期，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决定着政治形态，社会习俗和思想发展的总的趋向。因此，我们在叙述每个时代的时候，将努力揭示出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我们将努力揭示所有制的发展和工农业在技术方面的演变。绘制一幅统计表只能求其简略，同样，我们在介绍经济状况对政府文学和制度所产生的影响时，也只能大概地谈一谈。
　　我们没有忽视经济力量对于人所产生的影响，常常被人用狭隘的观点加以曲解的马克思本人也从来没有忽视这一点。可是人们的兴趣和思想千差万别，人们的生活无比错综复杂，不是用一个简单而生硬的经济方面的解释所能概括得了的。此外，虽然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人类社会，他们受的影响也主要是周围社会环境的长期影响，但是人们的感觉和思想同时也生活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这个天地就是宇宙。
　　毫无疑问，离我们无比遥远的星星同人类社会虽然并无多大关系，但在诗人的想象中，这些星星所发出的光辉却能激发起与他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感觉和社会生活最根本的方面相一致的遐想，这正如月光能把地上的湿气变成一团薄雾在草原上飘浮一样。从这一点上说，即使是无比遥远、几乎毫无意义的闪烁不定的星光，社会制度和决定社会制度的经济制度也能把它拿来同自己协调起来。歌德有一天走进一家工厂的时候，突然对他的衣服发生反感，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衣服需要经过那么多机器加工才能生产出来。可是德国资产阶级要是没有在工业方面取得这些初步的发展，死气沉沉、四分五裂的目耳曼世界就不会感受到，也不能理解使浮士德大为感慨的那种对于生活的紧迫感。

　　不管人们同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有着怎样的关系，当人们陷入无比大胆、无比美好的梦幻的时候，他们的心早已越过人类社会而到达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同宇宙接触的结果使他们的心中激起了一股神秘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处于运动状态的永恒生命力，它在人类社会之前便已存在，在人类社会之后也将继续存在。因此，否认思想和遐想对于经济制度和一定的生产形式的依附关系是徒劳的、错误的，但只用经济形式的演变来简单地解释人类的思想发展也是可笑的和武断的。人们的思想常常凭借社会制度来超越它，同它作斗争；人们的思想同社会政权既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冲突。允许开普勒和伽利略从事自由科学活动的是部分摆脱宗教束缚的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君主制。可是思想一旦掌握真理，就摆脱了君主、社会和人类。真理本身及其条理分明的关系成了思想直接活动的领域，所以尽管开普勒和伽利略曾经把现代国家作为其进行天文观察和研究的基地，但他们在观察或研究完成之后便只属于他们自己，只属于宇宙了。他们的思想跳出了他们曾依靠过，并在那里激发起研究热情的人类社会，只是按照广阔无垠的星空的规律行事了。
　　 我们在叙述社会经济形态的部分机械演变的过程中，将始终突出被永恒的宇宙从人类社会解放出来的这种自由思想的崇高尊严。即使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不会对我们这种做法加以指责。马克思就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说过，迄今的人类社会一直是被经济形态的必然性或盲目运动支配着，制度和思想并不是自由人有意识的活动成果，而是无意识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认为，我们还停留在史前时期。只有当人们最终摆脱无意识力量的统治，通过自己的理性和意志来管理生产的时候，人类的历史才会真正地开始。那时，人类的思想将不再受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并由它自己管理的经济形态的专制束缚，它将直接地、自由地观察宇宙。因此，马克思预见到思想充分享有自由的时期必将到来，在这个时期中，人类的思想将不再因经济的奴役统治而遭到曲解，因而也不会歪曲世界。马克思当然不否认，一些伟大的人物已经摆脱这个黑暗的蒙昧时期而进入自由境界。建立一个真正完美的人类社会已经随着他们的努力而开始了。我们的任务是搜集思想生命的最早表现形式，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看到共产主义人类社会的自由的、热火朝天的伟大生活。到了那一天，人类将摆脱一切束缚，通过科学、行动和幻想而占领整个宇宙。现在这股微风在人类社会的汪洋大海中虽然只掀起一些小小的浪花，但它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将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狂风暴雨。

　　因此，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既有马克思的唯物论，也有米希勒的神秘论。经济生活无疑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原动力，可是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有思想的人便要求给予思想以充分的活力，迫切希望把要求统一的思想和神秘的宇宙结合起来。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亚历山德里曾经说过：“巨大的海浪把我们的小船高高托起，我因而看到了从海浪中钻出来的正在升起的太阳。“同样，经济革命的巨大波浪也将把人类社会这条小船高高托起，使得人类——这些劳累了一整夜而感到精疲力竭的渔民们——从更高的高处来迎接黎明的曙光，迎接即将在我们面前升起的思想的曙光。
　　因此，虽然我们将着重从经济角度去分析人类社会的伟大现象，但我们并不忽视历史的精神价值。一百年来，自由和人类这些美好的名词常常被人用来掩盖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法国大革命虽然颁布了 “人权宣言”，但在有产阶级看来，所谓人权只是资产阶级和资本的权利。
　　有产阶级宣称，只有当有产者能够继续以所有制的形式对非有产者进行统治的时候，人才可以享有自由，可见所有制是支配其它一切力量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无耻的阶级利己主义和十足的虚伪性。可是在大革命初期，人们在一些时候曾经把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同人类的利益看成是一回事，人们的心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充满了纯真的热情。而且，在由于资产阶级处于混乱状态而造成的无数冲突中，在各个政党和阶级的斗争中，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对于那些表现了顽强意志的英雄们，我们一视同仁，始终怀着深厚的敬意。我们把那些流血事件撇在一边，既赞扬 1850年遭到政变当局镇压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也赞扬1848年 6月牺牲的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
　　一百年来，那些走投无路的无产者们为了实现一个遥远的目标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对他们的感人品质特别予以重视，有谁会为此而埋怨我们呢？社会革命的完成不仅靠事物的必然发展，而且靠发挥人的力量，靠发挥精神和意志的力釐。历史永远也不会不需要人们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和高尚纯洁的情操，今天这个战斗的阶级中所显现出来的个人的情操一定会反映在明天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标准中。因此，把一百年来热爱观念、视死如归的各个英勇不屈的战士发掘出来让人们去效法，这本身就是一项革命事业。有些革命者曾经读过普路塔克的《列传》^[4]，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不会讥笑他们的；当然，他们在读这本书时内心所焕发出来的满腔激情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形势的发展。但他们至少是岿然不动地屹立在暴风雨中，一阵阵的惊雷和闪电并没有使他们惊慌失措。如果他们因为渴慕英名而走上了热爱自由的道路或者在斗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那么谁也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
　　因此，在这一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社会主义史中，我们不想对人类生活的实际状况作任何删改，我们将努力理解和阐明在各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的演变过程，思想对于全部真理的热烈要求和一些人不怕艰苦、藐视暴政、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怀。无产阶级只有完成经济发展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因此，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经济发展和人的意义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我写这部历史是受了马克思、米希勒和普路塔克的启发——把这三个代表不同流派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读者一下子肯定会感到困惑不解——，我要在这本书中把这一段历史时期每个革命活动家在思想上的细微差别和他们基本相同的学说观点以及共同的信念都反映出来。

　　迄今为止，人们知道的饶勒斯是一个哲学家、演说家、辩论家。大家可能会担心他在初次涉及历史研究领域的时候，会不会显示出他在这一方面并不精通。然而事实却是他是一个道地的历史学家。他施展了他在历史学方面的全部才能，写了一部合乎真实情况的、具有科学根据和科学观点的著作。
　　我想先谈一谈他的取材。由于他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一个党员，一个战士，我要首先指出他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他的这种立场实在是无懈可击，没有一个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接近于这一点，而且即便差得远一点的也没有。他的这种立场没有任何矫柔造作的地方和勉强而为的感觉。这位情操高尚的人完全是自然而然地在那里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观察和评价，不带任何偏见和好恶，而且即使是当他从过去的历史推导出他的全部政治理论时也是如此。这部社会主义史是一部不带附加语的，无比高超、无比纯净的历史。
　　这位态度公正的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或者基本上从来没有）被自己头脑中的想象牵着走。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他了解或体会到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没有采纳米希勒写法中的一些不好的方面，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根据假设来进行推测，以便把过去的历史和革命者再现出来，他没有采取某些人的作法，用一些真真假假的材料提出某个理论上的看法。他尽一切可能把他认为最真实、距今最近、最可信、最重要的文章搜集在一起，引用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不管这一部分是长还是短，而且尽可能让当时的人说话，即使是自己进行解释或归纳，也从来不对所引文章的思想妄加评断，而是让自己呆在一边^[5]。他根本没有考虑文章的结构和数字的引用如何得当，相反，他把一大堆原始的统计数字同伊斯纳或维尔吉纳的华美文章放在一起。他对所引材料不做任何加工，但放的位置恰到好处，一目了然。
　　这部长篇巨著虽然态度公允，没有任何想象的东西，但通篇充满了激情，这正是历史学家饶勒斯的一大特点。他在介绍历史事件时也有自己的评价和激动的议论，他的论证令人信服，笔锋犀利，但所有那些评价、议论、论证和嘲讽简直可以说就是他所引用的事实和文章本身得出的结论，所以是那样自然，那样轻松，没有一丝一毫歪曲事实的地方。例如他喜欢评论党派之争，喜欢痛斥吉伦特派，赞美丹东，但他是在对他们作了极为巧妙的介绍之后才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而且他对他们的介绍绝对公正，对人物和事实从不抱有任何偏见。

　　我在前面说过，他根本没有考虑文章的文采。这一点在涉及基本内容，特别是涉及数字和事实的时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他在进行一般性评论的时候是否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呢？我随手翻开这部书，第1卷第770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农民注定要永远带着锁链，因为他们无法弄清楚锁链上的铁环哪一个是开头，进而断定它是用什么金属做的，用什么样的铁锤打出来的。“我可以想象到有些喜欢卖弄学识的人一定会讥笑这个比喻不伦不类。这些人读书只是浮光掠影，深入不进去。如果他们认真读一读，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比喻正是非常贴切而又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不但不愿把农民全部解放出来，而且要他们相信他们身上的繁重负担是由一些具体的压迫措施和剥削措施造成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炫耀自己，而是想说明作者就是这样写的。他就是通过一些比喻和统计数字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事实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人采用这种办法来精辟地分析法国社会的革命进程。
　　饶勒斯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已经可以对这个发展进程进行全面的概括。他说，我们至少可以 “在大的方面提出一些明确的看法^[6]“。他的工作的出色之处也就在这里，他以大量的篇幅重新研究了封建制度的逐渐解体，并首先谈到了1792年末的工资增长情况。他在这两方面以及其它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有些是局部地解决了问题，有些是暂时提出了一些总的看法，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我觉得都是无比珍贵的。
　　现在我来谈谈这本书的取材。
　　这本书的取材相当丰富，材料的处理十分老练，有它的独到之处。作者完全认识到报章作为原始材料的重要性，利用了不少《巴黎革命报》 《巴黎每日新闻报》和马拉办的报纸上的文章。对于回忆录，他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当事人写的东西（如布佐和罗兰夫人的《回忆录》），他引用了大量的书信，特别是费尔申的书信。他在国家档案馆也找了一些东西。他还大量使用了《公报》上的材料。对于第二手材料，他用了一些地方志，比如已故的F ·卢维埃尔写的加尔省志，和某些传记，如勒维—施奈德尔写的让蓬·圣—安德烈传和蒙吉埃写的罗伯尔·林黛传。他对我们这个研究会的出版物了如指掌，不过古弗雷编写的《国民公会人名录》除外，他如果参阅这本书的话就不会把一些人名拼错^[7]。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他根据米希勒的一句不太明确的话发现了里昂社会主义者朗热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见第二卷，第329至348页）。他引用了许多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很有意义的文章。我对他发现材料的敏锐性和把材料组织成文章的绝妙技巧大为佩服。
　　奥拉尔认为《社会主义史》这个题目不科学。他写道：
　　我刚才已向读者指出这书本的重要价值，可是这本书也有缺限，这就是题目不科学，使人感到是为论战而写，而且版面过于拥挤。

　　所有制问题没有在任何地方认真提出来过。无疑，手工业者、工人和 “相当于小工厂主的制毡工 “确实参加了初级议会，如同他们在俱乐部参加候选人的选举一样。但他们没有任何理想可以提出来同被大革命解放出来、备受赞扬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分庭抗礼。他们只是希望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希望这个民主政权在发展过程中能保障一切权利，把各方面的主要力量都调动起来。
　　在各地举行的此类初级选举中．无产者似乎并没有起突出的作用。我们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个雇佣劳动者、工人或农民说过什么强有力的话。只有一个无产者被选进国民公会，我相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初级议会推荐到选举议会。选举议会几乎是清一色的资产者，主要是行政官员、法官、医生和外科大夫。自耕农也有不少，他们大都拥有田产．或是生活小康的佃农。
　　例如这儿有一份关于丰特内县夏太涅莱选举议会的代表所从事的职业统计表，其中有商人，县法官，检察长，省长，县秘书长，省刑事法院书记，法务官，治安法院法官，自己耕种土地的教士，地主，佃农，拥有田产的教士，国民自卫军指挥官，旋工，自耕农，治安法院书记，治安法院法官，外科大夫，镇长，木材商，公证人，种植主，面包师等等。
　　其他各县的情况也是如此。夏山在他那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中对旺代省作了详细的介绍。如果我们手头能有一份象旺代省那样详细的其它各省的名单，就一定会发现，除个别略有差异外，基本上是相同的。
　　大革命时期的行政官员在选举议会占了很多席位，法务资产阶级^[8]也通过这些官员——因为他们主要来自法务资产阶级——占了许多席位。大家不要忘记，这些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人民非常热烈地拥护他们；大家不要忘记语气强硬的布龙斯维克声明主要是针对他们而发，他们参加大革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人们没有让雇佣劳动者和无产者起突出的作用，并不是因为看不起他们，也不是因为思想守旧，不信任他们，而是因为在当时，他们的利益和大革命的利益完全一致。这样的话，为何不把革命的大权交给那些公开主张革命的人去掌管呢？

　　普选制是新近建立的，几天前才第一次开始实行。无产阶级未能取得丝毫政权，它没有一个代表担任政府行政官员、省长、县长或镇长，而政治人材也不是马上就可以出现的。1792年革命的力量还依附着、而且仅仅是依附着资产者。
　　可是这些资产者可以说并不是那个明显地同无产者为敌的资产阶级。国民公会中有一部分商人，少数工厂主，此外还有两个铁工厂的老板。但总的说来，企业主是很少的。即使在卢昂那样工业发达的城市，虽然企业主参加竞选的劲头很大，而其它人对此大都并不十分热衷，但结果却是都莱那样的法学家当了有产资产阶级^[9]的候选人（不过后来还是落选了）。
　　工业相当发达的下塞纳省派到国民公会的是：迪埃普法官阿尔比特，前教士团成员、迪埃普市长波戈尔，卢昂医生阿尔迪，加尼法官伊格尔，科德拜克市长埃盖，占昂治安法官总部书记杜瓦尔，纳夫夏太尔县长万桑，阿弗尔法官富尔，古尔内县财务官勒非弗尔，卢昂治安法官柏卢戴，阿弗尔治安法官巴约尔，卢昂治安法官马利埃特，卢迪涅埃尔种植主杜柏来，伊夫多神父卢奥。
　　在毛纺工业十分发达的塔尔纳省，产业资产阶级^[10]力量很强大，他们劲头十足，以致过了几个月，也就是在 5月 31日之后便把全省拖入联邦运动中去了，波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那么塔尔纳省选派了哪些人呢？天主教牧师拉苏斯，炮兵军官拉孔勃 ·圣一米歇尔，省刑事法庭庭长梭罗米亚克，省行政官康马斯，加亚克县行政官马尔夫朱尔，卡斯特尔选举人多拜尔默尼尔，法官古里，罗舍居德（侯爵），省行政官梅耶。没有一个工厂主，没有一个商人。确实，天主教产业资产阶级对拉苏斯绝对信任，通过他与吉伦特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吉伦特省，十二名议员中有三名商人，他们是：杜科，鲍耶-丰弗莱尔和杜普朗吉。其它九名是行政官或律师。在商业欣欣向荣的罗纳河口省，却没有一个商人当上议员。
　　大丝绸商、阿维尼翁市长杜普拉所以当选是因为他在孔泰起的革命作用，而不是作为商人的代表。
　　在制铁工业和玻璃工业十分发达的默尔特省和默兹省，有些铁工厂的老板影响很大，手段毒辣，但他们当中却没有一个当选。
　　我曾根据罗兰的著作指出伊泽尔省的工业发展欣欣向荣，这种发展无疑对巴尔纳弗提出大革命的经济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那儿也没有一个企业主当选，当选的却是：维埃纳法官波德朗，格勒诺布尔法庭庭长热内瓦，公证人、治安法官塞尔瓦亚，格勒诺布尔县行政专员阿马尔，格勒诺布尔市长普鲁奈尔 ·德利埃尔，省行政官波瓦西埃尔，格勒诺布尔法官热纳修。
　　以里昂、鲁阿纳和圣艾蒂安为中心的罗纳—卢瓦尔省，工业发展历史悠久，阵容十分强大，而且已经发生多起社会风潮，可见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而该省的席位也几乎全被行政官员、法官、医生这个法务资产阶级和 “知识 ”资产阶级全部囊括。他们是：维尔弗朗什法官夏塞、蒙布里松法官杜普、里昂市长维特、蒙布里松市长杜布歇、瓦尔布瑙特治安法官贝罗、镇首席法官候补、外科大夫普莱沙万、蒙塔圭市长默兰、蒙塔圭法官米歇、维尔弗朗什法官米歇、自然科学家巴特兰、鲁阿纳法官福莱斯特、蒙布里松县行政官查沃尼，还有朗特马。

　　商界的唯一代表是里昂的一名商人居塞，可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和手工业工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国民公会中能有一名工人参加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工人名叫庞特·加戴（诺埃尔），他是圣艾蒂安的一名武器制造工。不过必须承认，此人的表现很是一般，没有在革命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他在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问题上发表的意见，我只找到他的一篇写成文字的东西。这篇东西文笔虚浮，态度狂妄，十分蹩脚。一些工人作家和工人诗人常常喜欢摆弄这种玩意儿，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语言具有纯朴而高尚的美，所以不愿使用它　　“公民们，杀害法兰西民族的凶手究竟可不可以或者应不应当受到判决，我不想以哲学的阳光来驱散人们在此问题上散布的诡辩的乌云。 “文章开头这样写道。现在的时局是这样危急，庞特却还有闲情逸志，诌了六行令人不堪卒读的歪诗：

　　啊！我亲爱的祖国，
　　要是凶残的暴君被人保护下来，
　　你又要受到他那残暴的统治。
　　我的意见如果不被采纳，
　　我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你，
　　为了你，我甘愿流尽最后一润血。

　　假若庞特曾经请一位议员代笔，这位议员恐怕不会有那样大的兴致，把他的意见写成诗歌形式，而且从十八世纪在资产阶级中流行的诗韵和章法来看，他也不会在第五行犯那个明显的语法错误。所以这首诗出自庞特本人的手笔，是确实无疑的。可见罗纳——卢瓦尔省派到国民公会的这个议员，是一个粗通文墨，笔下马马虎虎过得去的工人。他感到自己当选非同寻常，所以总在他的书面意见的上方写道：“圣艾蒂安武器制造工诺埃尔·庞特的意见”。而且每一次都要在意见书上暗示出自己的身份。第一次是这样写的：“我没有受过语言的训练，不会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第二次 （1793年 1月 15日），他在意见书上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国民公会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说：“公民们，我们都是庞大的法兰西共和国的缔造者，可是我们竟然对于判决十恶不赦的暴君迟迟下不了决心，我们的后代一定会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你们在会议的第一天有勇气废除君主制，把国王赶下台，可是对于这样一个过去因为进行了那么多阴谋活动和罪恶勾当而被赶下台的独裁者，你们却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也不能做出判决。他们一定会很奇怪，这个恶贯满盈的暴君，全国人民一想到他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而你们却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为他进行辩护。他们一定会很奇怪，国民公会是由从各个等级中自由选举出来的人组成的，它拥有我们伟大的国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是我国铲除压迫势力和暴政势力最彻底的地方，可是它在判决有史以来最野蛮，最凶残的暴君的问题上却是如此迟疑不决，软弱无力。”这个意见的语气虽然有点夸张，但铿锵有力，开门见山。假如我们有机会参加对于国王的审判的话，我们倒是很愿意再听一听工人的这种铿锵有力的发言。但我现在要讲的是庞特对于国民公会的看法。国民公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包含了各个等级的代表。这个工人议员并没有去考虑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否都按照真正的比例向国民公会选派了自己的代表。但选民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把一个或几个工人选进国民公会，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议会有各个等级的代表参加：古代的议院是把奴隶排除在外的，蛮族国家的议会所依靠的只是自由人，而英国的议会则是只有乡村中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寡头才有权进入。
　　是的，一个地位卑下、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个奴隶的后裔，自古以来第一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个现代工厂的工人能审判国王，指责优柔寡断，意见不一的资产阶级在处决国王的问题上迟疑不决，一个成天同铁锤和剪刀打交道的工人能同全国人民一起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制定法律，这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一场革命。诺埃尔 ·庞特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应当感谢他。随后他再次强调自己来自人民，说道：
　　“路易的辩护士们的最后一招就是向人民发出呼吁。我是根本不会滥用我的权力的，否则那是有意糟蹋自己的权利，因为我是真正的人民一分子。”
　　显然，这个制造武器的工人在这里给“人民”这个词下的定义比他在政治语汇中所使用的含义要更加深刻、更加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他想到的是他刚刚离开的工厂和他的那些心地善良、为人质朴的伙伴们。所以他接着写道：
　　“至于我本人，我对公众给予我的信赖看得比荣华富贵重要得多。有些胆小的议员可能会那样做，因而遭到人们的羞辱和唾弃，我不会跟着他们走。我从家乡来的时候一身清白，我希望回去的时候仍旧如此。“显然，他心中想的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们，也就是圣艾蒂安的冶金工人们可能会怎样指责他。因此他说：“无论如何我要规规矩矩，坚定地走我的路，向大家证明一个工人是不会背叛革命的。“诚然，他没有把工人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因为阶级的政治在他的头脑中尚未形成。但是他斩钉截铁地向议员们宣布，如果他们继续拖拖拉拉，不采取果断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国民公会。从这种严肃的表态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支新的、意识到自身特点的明显不同的力量已经形成。从庞特的这些发言中，我似乎听到了决定他为国民公会的代表时，圣艾蒂安、里昂和鲁阿纳的工人们在工厂里互相交谈的那些热情、豪放的话语。当然，这只是一棵嫩弱的幼芽，但是它预示着，如果普选制和共和自由能够保持下来，如果民主制这种形式不遭到破坏的话，工人阶级可能会取得的发展。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资产阶级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资产阶级不仅是一个成分极其复杂的阶级而且是一个变化不定的阶级。国民公会时代的革命资产阶级和路易·菲力蒲时代的以金钱谋取权位的资产阶级无疑在思想上和利益上有许多共同点。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国民公会时代的那些身为法官的资产者同路易 ·菲力蒲时代的资本资产者一样起劲。可是前者所怀抱的理想以及他们身上的灵魂是不同于后者的。作为大革命的捍卫者，他们所要确立的是资产阶级的形象，而不是给资产阶级的个人利己主义以一定的约束。私人占有制是随着罗马法的执行，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出现的，他们对这种所有制根本不愿触动。为了大革命的利益和建立新的社会，他们当时完全可以让有产者多付出一点牺牲并克制其贪得无厌的要求和个人利己主义的欲望，在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给在大革命中建立丰功伟绩的人民以一定的报偿。可是他们保护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自己还要卖力。而大革命之所以只让为数很少的商人进入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不仅是因为商人和工厂主忙得分不开身（他们那时做生意并不象今天这样，由设在巴黎的有限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统一经营），也不仅是因为那些商人和工厂主没有法官那样的口才（这在民主国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因为大革命本能地不愿意让它的这项伟大事业打上的阶级烙印即过于狭小，因为大革命的爆发不仅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整个思想运动发展的结果，它希望全国人民的意愿和人们相互关系的广泛谅解能在法律上体现出来。因此，立法议会在 8月10日之后轻而易举就宣布实行普选制，可是这件事如果让受工厂等级观念严重束缚的产业资产者、资本家和工厂主组成的议会来做，那就不那么容易了。正象工人庞特所说，国民公会的这些捍卫者们身上所肩负的是全国各个等级，是整个民主制度，而这位来自圣艾蒂安的工人作为当时法国革命情绪最为高涨、最有觉悟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代表，他向国民公会的这些资产阶级捍卫者讲话时，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另一个阶级的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在胜利面前有点不知所措，畏首畏尾的合伙者，同时他们也正需要这样一支说话毫不隐晦的生力军促进一下，消除他们思想上的过多顾虑。

　　人们焦急期待的有关前线的消息要越过重重障碍方可传到人们的耳中。隆维失守了吗？凡尔登能守得住吗？呵！整个法国好象成了一个火热的熔炉，国民公会成了作战参谋部。选举活动常常不得不中途停下来，因为爱国主义者捐献的物品如潮水一般涌来，在这些物品中，有夹着纸币的信件，有漂亮的农村姑娘和富有的资产阶级小姐寄来的首饰和手镯。大家都希望以此为自由事业略尽绵薄。当男人们在选举议会或俱乐部开会的时候，女人们也聚集在教堂里，但她们来到这里并不是进行祈祷——或者说，祈祷只占很短的时间——而是赶制军装、帐篷和绷带之类的军需物品。巴黎的报纸每天登载的新闻是：各个教堂都挤满了爱国的妇女，用公社的话来说，她们要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服务。勒巴父子的信札对此描写得最为详细：在法国北部的加来海峡省，妇女们晚上提着小油灯来到教堂，把油灯挂在炉壁上，为受伤的士兵纺纱织线，缝制衣服。她们常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侧耳倾听来自前线的隐隐约约的炮声：敌人的大炮已经到达里尔城下了吗？有时候一个男人——镇子上或村子里的一位革命者一走进来向她们讲几句话，叫她们面对严重的局势，要始终如一，坚强不屈，以保卫我们伟大的母亲——自由的祖国。
　　有时候，来者只是站在教堂的门坎上随便讲几句，因为那儿的灯光比较明亮，可是在妇女们的请求下，他们也常常登上圣坛。这些妇女几乎全都是基督教徒，但她们并不认为这样做对神明会有任何渎犯或不敬之意。她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基督教怀有一片虔诚的感情。今天，她们的心灵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但这种感情依然如故，现在这种感情在她们的心中同捍卫祖国的自由和未来的崇高热诚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了，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强烈。如果有哪一个神父敢于反对自由的事业，他绝不会有好的下场。如果旧的宗教试图扼杀人们对于自由事业的这种新的估仰，那就让它见鬼去吧，那就让这些妇女们在教堂里工作时所使用的灯光去代替原来那盏神秘的灯光吧，因为她们的崇高的劳动是为了那些为自由和权利而战的人们。
　　因此，新的思想正在大量涌现出来，突然爆发的反抗精神越来越强烈，过去这些逆来顺受的人们如今昂起头来了，他们摆脱了那种默默无言的忍受状态，这突如其来的反抗声浪简直把古老教堂的低矮屋顶冲垮了。男人们有的在前方战斗，有的在市政厅投票选举，总之都在坚持战斗，妇女们在教堂里从事着比祈祷更为热烈的工作，激动人心的国民公会便是在这种举国上下同心协力的气氛中诞生的。

　　随着吉伦特派独霸天下的欲望越来越暴露无遗，连选举他们的人心中也产生了一种困惑不解的不安心情。可是吉伦特派得意忘形，刚愎自用，他们把不赞成他们的做法的罗伯斯比尔和巴黎视为仇敌，确信自己轻而易举便可以让巴黎以外的各省都跟着他们走，因而拟定了一个同对方决一死战的计划。如果他们胸怀宽广一点，度量大一点，不把马拉的少数带刺的、不起多大作用的讲话看得过于严重而去有意扩大事态，如果他们团结在丹东的周围，坚定地、一心一意地努力拯救祖国，建立自由的事业，巴黎很快就会放弃他们的成见，法国各个革命力量也早就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永世不衰的共和国了。可是他们要独占第一把交椅，谁要是对此稍有拂逆，那就是触犯天颜。他们要在大革命的顶峰成为一枝不容同类的独放的鲜花。
　　他们很快就把自己的计划拟定出来，妄图利用九月流血事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公社和罗伯斯比尔身上。他们到处蛊惑人心，制造恐怖，公开散布只要公社存在一天，人们就别想恢复自由的和平生活，说什么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在对人身进行迫害之后紧接着就会去抢劫财产，因此必须把为公社效劳的这帮乌合之众消灭干净。

　　更有甚者，有一个时期，巴尔巴鲁控制的那一帮法国革命力量都集中到科西嘉省和旺代省去了，吉伦特派轻率地离开了大革命的摇篮和祖国的心脏——革命热情一直高涨的巴黎——逃到法国最南端毫无生气的不毛之地去了。科西嘉省是法国最不出名的一个省份，不久之前才并入法国版图。旺代省的分裂思想和反叛思想也相当严重，吉伦特派竟想凭借这两个省的力量来拯救处于危难中的祖国。这种做法不但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因为他们如此轻率地便决定离开巴黎，结果只会削弱巴黎的防御能力。祖国的山河已经支离破碎，放弃巴黎而想保存那些残存的地方，这只会加速法国的灭亡。当然，如果我们根据他们这种离奇的私逃来指责吉伦特派犯了严重的叛国罪，那是非常不恰当的，但他们那些异想天开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吉伦特派是挽救不了大革命的祖国的。他们对祖国似乎怀有二心，正当需要把各种力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却在流向不定的卢瓦尔河和奔腾湍急的罗纳河上随波逐流，飘流到远方去了。不知道地方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那样留恋，如此丧魂失魄，以致看不到伟大的祖国正在遭到严重的威胁。
　　巴尔巴鲁同孟德斯鸠将军举行谈判并取得他的支持后，便不可一世地把自己看作是南方抵抗外敌的中心，是罗纳河岸的南国英雄，可以拯救失去自由的塞纳河岸的人民。
　　吉伦特派看问题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他们为了地方上的局部利益而牺牲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伟大的革命的法国就是南方那么一小块天地。
　　如果说吉伦特派分裂国家的阴谋早已有之，那是胡说八道。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巴黎这个心脏地带的自由事业遭到失败之后才在南方建立起那个共和国的。可是谁会忘记，就在这个时候，马赛的义勇军正日夜兼程奔向巴黎，为保卫国家而投入争取自由的战斗？谁会忘记，对吉伦特派的那些幼稚可笑的计划本来就不太热衷的塞尔文，当上国防部长之后便只有一个想法了：在巴黎坚壁清野，取消一切会使首都暴露目标的冒险计划？然而，当吉伦特派一心想着他们那个小小天地的时候，他们的心中确实有一种分裂、瓦解革命力量，促使法国失败的不可告人的打算。罗兰之流所关心的就是南方那块小天地，好象那就是法国最终的版图。正象罗兰自己不慌不忙，以一种令人瞠目的语气所说的，他们要 “划一条南北分界线 ”，希望在这块小天地里永远实现——而不是十天半月——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因此，他们对祖国的心脏连藕断丝连的感情都没有了。我曾想知道在他们那些计划中，有没有回过头来进行凯旋式的北伐，重新夺取巴黎的计划，但没有找到。他们似乎已被南方灿烂的阳光所陶醉，沉湎在一种心满意足的自豪感中。这些人心中所结下的仇恨非自今日始。他们这些想法不仅是在比较随便的私下闲聊中透露出来的，而且也是在隆维和凡尔登失陷之后的严峻日子里，在内阁会议上说出来的。丹东后来实在被吉伦特派对他的刻骨仇恨逼得忍无可忍，只好在国民公会毫不客气地把这件事端了出来： “一个人说话既然应当襟怀坦白，那么我现在提醒诸位，我们之间互相信任的空气有一个时期简直糟了，以致没有人再愿意当部长，罗兰本人就想离开巴黎。 ”
　　罗兰夫人把这件事说得轻描淡写，但她也不能否认确有其事。她说：“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考虑到普鲁士人日益逼近巴黎，有人提出应当怎样做为好，是否需要把同全帝国有关的国家机构先行撤出，不过只是泛泛而谈，只是提出了一种设想，而且本来还可以谈得更深一点。根本不存在一位部长威胁其它部长的意思。丹东在事后杜撰出这条罪状来，一方面是为了攻击我丈夫，另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捞取资本。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因为内阁那次会议是在我家开的，散会后，有人向我丈夫谈起，我在一旁听到了。 ”
　　这种关于撤退的言论一开，不管它是多么谨慎，多么吞吞吐吐，后果是很坏的，它使得人心更加惶惶不安了。这些话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出来的，因为隆维和凡尔登虽已失陷，但守卫麦茨的克勒曼和守卫塞当的杜摩里埃在九月上旬并未遭受任何挫折，而且征招义勇军的工作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吉伦特派的撤退计划和甘必大离开巴黎到外省去组织抵抗毫无关系。国防政府并未离开巴黎，它还留在那儿，并受到敌人的包围。甘必大在卢瓦尔河流域组织军队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保卫南方，而是向巴黎进发，解巴黎之围。可是奇怪的是，对九月流血事件竭尽歪曲，挖空心思要借此搞臭丹东的吉伦特派似乎并未想到，把国民公会撤出巴黎会使各种各样的人在惶惶不安的首都掀起一股复仇狂和恐吓狂。被革命抛弃而失去希望的巴黎，大街上一定会血流成河，九月流血事件同它比起来那将是小巫见大巫。　　

　　布佐妄图从侧面展开活动，以便分散人们的注意。他当即要求把奥尔良公爵逐出国外。他说，废黜国王现在既已确实无疑，那就应该确保君主制能够永远废除。可是不管是把
　　路易十六处死还是把它排除在政权之外，奥尔良公爵一定会——不管他是怎样想的——成为一个有可能登上王位的人。他是波旁家族的后裔，同时很善于笼络人心。他可能会因为民众的拥护和君主制依然享有的很高威望而被人们扶上王位，难道这种危险不是严重地存在吗？我不知道布佐的担心是否出自真心，反正我是不相信的。无疑，奥尔良公爵自从大革命开始以来确实扮演了十分可疑的角色。大家都认为在导致10月 5日和 6日事件的那场骚乱中，有证据表明他是用金钱直接参与其事的。那时的法国，共和党人还没有开始活动，如果推翻路易十六，这位革命的公爵当然想由自己取而代之，而不会有其它的目的。宣布建立共和制以后，他在议会中一直同极左派在一起活动。他为马拉创办刊物提供了一笔罗兰所不愿提供的经费。布佐可能认为这是善于收买人心的王公们的一贯伎俩，他们为了稳步取得政权，极力想博取革命上层领导人的欢心，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夏尔特公爵在军队里同杜摩里埃呆在一起。他们让他在热马普建立了出色的功勋，全家因而沾到了一点革命的荣光。
　　布佐和他的朋友们可能认为，在山岳派那些不太好打交道的民主主义者眼中奥尔良公爵是一个备用的人物。如果共和制不适合法国的社会，如果人们要求实行原来的君主制，奥尔良公爵将成为大革命所选中的国王。为了对付路易十六的弟兄，为了使自己在同他们的斗争中有一个立足点，他将不得不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保存大革命的主要成果。此外，他将以高额的薪俸和丰厚的津贴来收买雅各宾派的那些穷汉，让他们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对他搞的那些阴谋了如指掌，如果说出来就会使他在世界舆论面前彻底完蛋。以上可能是布佐假惺惺地说出自己的忧虑的时候，心中所想到的理由。后来的历史也正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许多识时务的声名显赫的革命者都拜倒在波拿巴的脚下了，而且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就是通过革命这条曲折的道路建立起波旁王朝的。因此不能说布佐的这些忧虑全无道理。可是在1793年初，共和制还刚刚建立，人们正沉浸在胜利后的喜悦和满怀希望的时刻，全国军民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国民公会的民主主义者在这个时候会去钻营个人的私利，大革命的事业会很快因为人们的意志衰退和贪图享乐而全部断送，这种看法很难叫人信服。布佐也并不真的认为罗伯斯比尔、丹东和圣-茹斯特会出卖共和制，用路易十六的血去为那个道德败坏、胆小如鼠、遭到世人鄙弃的奥尔良公爵祝福。他之所以要那样说，主要是一种计谋。这种计谋十分恶毒，无耻透顶，一度曾使山岳派非常难堪，愤怒不已。因为，如果否决布佐的提案，他们就会遭到人们的诽谤，说他们想通过这个波旁家族的后裔实现复辟君主制的希望，而如果把奥尔良公爵任从吉伦特派去处置，那就等于宣布路易十六并不是共和制的唯一危险，甚至可能还不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如果人们不细加留意的话，那就是承认把路易十六处死是共和制设下的一个圈套。同时，关于奥尔良公爵的提案是吉伦特派提出来的，所以这也就是告诉大家真正爱护共和自由的是吉伦特派，只有他们才是高度警惕地捍卫共和自由的。因此，这个大阴谋具有无法形容的欺骗性，完全是为着诋毁山岳派，以便把他们搞得身败名裂。处死路易十六本来是正当的革命需要，吉伦特派这一手则要把这种必要性全部抹煞掉。因为处死路易十六既然并不能使全国最终摆脱君主制，那么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死路易十六如果不指使法国一劳永逸地实行共和制，那么这只能是一个毫无价值、极不光彩的无耻行动。因此，当布佐指出路易十六肯定就要受刑的那个绞刑架掩盖着君主制复辟的危险时，当他向人民指出阴森可怖的绞刑架下存在着君主制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时，当他诬蔑迫切要求处死路易十六的那些最积极的革命者在策划反革命阴谋时，当他告诉人们处死国王——人民是一致要求处死他的——不能排除一个混身沾满国王血迹的人有可能登上王位复辟君主制时，他就把处死路易十六的革命意义全部抹杀了，他就在这一革命行动中加进了一滴置人于死地的译汁，对这一革命行动提出了最荒谬的怀疑，而大革命的精神却正是要通过这一革命行动而永远地、势不可当地确立起来。
　　这是明目张胆地玷污革命的智慧。如果布佐这时心里没有鬼的话，他就应当设法使国王免于一死，向全国人民说清楚把国王处死很可能会导致君主制的复辟。但他对处死国王不置一辞，同时又悄悄地在人民中间散布这样做如何危害共和制的言论，从而指责即将进行的革命行动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处死路易十六的同时也会把共和制绞杀掉。
　　山岳派起初没有觉察布佐所玩弄的花招，所以赞成把奥尔良公爵逐出国外。可是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后悔起来，明白自己中了吉伦特派给他们设的圈套。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对吉伦特派进行了愤怒的斥责，同时声明决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他们同奥尔良公爵有什么瓜葛。然而马拉却大声表示，不应当理睬吉伦特派搞的这种转移视线的奸计。他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不久之后，由于杜摩里埃叛变，从而十分清楚地显示出确实有人想把奥尔良家族的人扶上王位，复辟君主制，雅各宾派才由于罗伯斯比尔的高瞻远瞩而立于不败之地。 1792年 12月，马拉直言不讳地大胆发表了自己的石法：“我们不应当上他们的当，不应当让来自侧翼的阴谋活动模糊我们对即将进行的伟大革命行动的认识。”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大革命的要求。这样，针对奥尔良公爵而采取的措施便撤销了。在战胜了一系列阴谋诡计，解决了一系列争论之后，结束君主制的绞刑架终于显示出了它的轮廓，虽然这个轮廓还有点模糊不清。

　　布佐写道，必须承认，错误首先在于当时的记者，特别是立法议会的议员，因为他们没有把议会的情况和巴黎市的情况告诉他们各自所属的省。他们当中胆量最大的人也只是做了一点和稀泥的工作，原谅人们的越轨行动，掩盖他们的过火行为和其它罪行。如果他们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们，告诉各省的选举议会，法国就得救了，自由、和平、幸福都能得到保障。各省选举议会只要通过一项决议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只需把议员们请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开会，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及其同党就进不了全国的国民公会。大家没有想到这一点，国民公会在巴黎举行，于是一切都完了。
　　这个傲慢无比、色厉内荏、尖酸刻薄的家伙发表的这一通言论真是十足的奇谈怪论！他这样说，主要是埋怨各省选举议会没有发出反对巴黎的信号。他忘了，当时人们正需要对付外国入侵者，不能向巴黎五战，否则整个革命事业就会付诸东流。如果要全国人民必须在布里索和罗伯斯比尔，或罗兰和丹东之间进行抉择，那全国会惊愕成什么样子？乱成什么样子？可见布佐的小集团宗派思想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不过，吉伦特派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决心在竞选活动中利用九月事件，这是大革命和法国的万幸。什么！革命的人们当时所需要的是高度的宁静气氛和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的精神，难道在这个时候可以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分裂成两派吗？九月事件究竟应当由哪些政党和个人负责，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弄清的谜，难道在这个时候应当让人们去纠缠这个问题，而不去考虑重大而又明确的问题——共和制和自由吗！
　　这件事同前面的问题一样，如果照布佐的意思去做，将同样是犯罪。当布佐的吉伦特派宗派思想和地方观念大为发作的时候，他走得那样远，公然反对巴黎做首都，对国民公会在巴黎开会表示遗憾，并且发表了一条庸俗不堪的意见坚持这种看法：
　　“如果人们在选举当中得知巴黎市内的真实情况，法国就得救了。国民公会肯定不会在那儿举行。”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国民公会如果在巴黎以外的地方举行，就可能把丹东、罗伯斯比尔、马拉等巴黎的代表拒于大门之外，让他们去杀人放火，去胡作非为，或是去实行独裁统治。让巴黎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在政治上彻底消亡，这正是布佐在选举活动中未能实现的痴心妄想。不过，他这些话并不是一个失败者的绝望的悲鸣，也不是一个流放的犯人梦想卷土重来的复仇的呐喊。1792年9月24日，他一回到国民公会，便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对选举活动表示了类似的遗憾。他说：“我虽然是巴黎革命的局外人，但我还是来了，因为我深信我可以继续在这里保持我的独立地位，我给自己规定的道路我是走定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转而他顾。现在国外流传的一些消息和关于流血事件的一些说法，我听了十分气愤。如果这些流血事件的真实情况传到我们那些省去，立法议员先生们，这些省的选举议会可能会建议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开会。”
　　好一个巴黎的革命！真是妙不可言。好象那些革命都是巴黎自己的事，好象7月 14日和 8月10日只是巴黎的事件！但布佐所表示的这些遗憾和他对他的朋友和记者——布里索、加弗拉、孔多基——以及对维尔利昂和十二人委员会等议员的指责，说明吉伦特派领导人并没有把九月事件同选举活动搅和在一起。因此，革命者的激情并未受到挫伤，革命党内部的团结也未受到损害，仍可以同 8月 10日革命的形形色色的敌人，同保皇党和温和派进行斗争。
　　布佐本人虽然大体了解事件的经过，但他没有把这些事宣扬出去。他不敢破坏大家在思想上的团结一致，而当此国民公会诞生的关键时刻，拯救祖国的自由事业的正是这种精诚团结的精神。
　　但是，吉伦特派在选举时期对于革命内部开始出现的尖锐斗争也不是压根儿不敢提及。他们要求各省的选民警惕“强盗们“，也就是罗伯斯比尔的朋友和公社特派员的谗言。他们肆无忌惮地把各省同巴黎对立起来。可是我要再说一遍，关于革命内部出现分裂的流言并未在各省引起强烈的反应。在前方告急的危险局势下，选民们摆脱了个人的偏见，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在国内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以及怎样同外国的暴君进行斗争。他们听到革命内部出现争吵时只是表现出了一点惊讶而已。在革命热情高涨、警惕性很高、一向对情况颇为了解的马赛和南方普罗旺斯省，革命人民对巴黎出现的严重分歧竟然毫无所知。巴尔巴鲁留下来的关于罗纳河口省选举时期的描述，通篇文字是那样充满激情，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赛及其周围的小城市——它们与马赛是呼吸与共的——的革命人民当时的一大特点：革命的热情和诚实的品德非常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大家不要忘记，巴尔巴鲁是一个狂热的吉伦特派，他的下面这一段文字是在流放期间写的。大家不要忘记，他刚刚当上国民公会的议员就因为有计划地从事反对罗伯斯比尔的活动而失去了许多曾经投他一票的选民的支持。当然，他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而故意把马赛正在出现的极端民主运动渲染成具有强烈的马拉派色彩。但我想强调的是，当时马赛的革命热情无比高涨，分裂活动根本插不进手。在这些南方的民主主义者看来，罗伯斯比尔和吉伦特派发生争吵还是一件不太可信的新闻，所以他们竟然天真无邪地跑去向巴尔巴鲁了解事情的真相。而巴尔巴鲁在流放期间，即使头上笼罩着死神的阴影，也似乎仍旧沉湎于那些热烈场景的回忆中，为那火热的生活而激动不已。为人阴郁、狡诈的布佐就从来没有流露过这种感情。当巴尔巴鲁在8月10日之后从马赛回去为吉伦特派组织竞选时，马赛的所有民主主义者似乎都认为他是革命的象征，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共和制的希望。

　　罗伯斯比尔曾经直言不讳地表明，除了自由的人类之外，他不信仰任何上帝。但他在谈到 “玛丽亚的儿子 ”时，仍旧带着一种神秘的敬意。他不想一下子就把罩在上帝身上的纱幕撕碎，因为人民还在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心中所怀抱的最崇高的希望和最高尚的美德寄托在对上帝的崇拜上。他一定希望人民不久之后能够自己发现这种谬误，摆脱自己在信仰上的这种残存的迷信和错误，但又不损害对于正义的理解和对于不朽——正义的核心——所怀抱的希望。
　　这个萨瓦的代理牧师在成为符合新教会法的神父之后，有一天来到本村的教堂，教堂里聚集着政治上获得自由的天主教徒，他在领圣体之后，从教堂的祭坛上对他们说道：
　　“朋友们，你们的信仰洁白无瑕，远远超过哲学家们的吹毛求疵，我对此一直深表敬意。不过，我已经发现，在长期享有自由和运用理性之后，你们头脑中的污秽已经消除得相当干净，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缠绕的有关象征性问题的主要情况弄清楚了。不，关于上帝以面包和酒这种物质形式出现的说法是站不住的；说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富有宽容和牺牲精神的无可比拟的楷模而存在于你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倒比说上帝藏在那一点面包和酒里更为实在、可靠。罩在这些象征性东西上的纱幕应该取下来了。人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用不着在心灵上再保存这些象征性的东西。此外，关于上帝能在人身上以物质形式出现的说法也是站不住的，这一点你们自己也意识到了。上帝既没有藏在面包和洒里，也没有以物质形式藏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万世永存的上帝使人所具有的那种神圣性在基督的身上及其一生中表现得那样突出，所以我们大家都把基督尊为神而使之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里也是一样，用不着使用象征性的东西。不必要用一些感人的、但很不全面的形象来表示万世永存的上帝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在享有自由、酷爱正义的人民的心中，上帝已经得到最完美的表现。基督的光辉不过是一缕黎明的曙光，它预示着神圣的自由之光即将来临。我们现在已无需面向东方，而是应该准备迎接自由人类的光辉灿烂的时代。你们没有弄错，我们也没有弄错。你们以象征性的东西来表达你们对真理的向往，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并没有使你们迷失方向，因为它们使你们为接受完全的真理做好了准备。有些人对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大肆嘲讽，有些人则凭着自己的理性推断所产生的模糊预感，凭着内心所萌发的一种比较明智的欲望，在忽明忽暗的道路上不避艰辛，最后终于迎来了明媚的光明，所以前一种人距离正确的道路，比后一种人更为遥远。我们身上没有任何污垢需要洗刷，我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后悔的。我们现在所崇尚的仍旧是那个真理，不过我们终于不需要隔着一层纱幕去崇拜了。这是我们在长期中怀抱的虔诚信念所得到的报答，是自由事业的最伟大的胜利。”
　　以上是罗伯斯比尔在教会法颁布后对于教会的期望，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他在思想上还没有明确的看法。他可能希望人民从信奉天主教改为信仰理性，而不要有丝毫为难的情绪和屈辱的感觉。他常常为某项财政提案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行这种重大而稳步的转变感到十分恼火。有人试图通过经济政策，通过减少税收的办法来使人民摆脱宗教信仰，他们似乎想为人们广泛地放弃宗教信仰规定一个奖励税率，理由是单靠思想觉悟很难做到这一点，罗伯斯比尔对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愤怒。罗伯斯比尔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敬意，对他们体贴入微。所以尽管他有许多缺点和恶习，尽管他常常暴露出无知狂妄、嫉妒成性、心胸狭隘，但他仍旧得到了人民的爱戴。他深深地打动了人民的心弦，这是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孔多塞在他的11月9日 的日记中曾经对罗伯斯比尔作过一番尖锐的剖析，指出他身上有着浓厚的神父味道。他写道：
　　“人们常常感到不解的是罗伯斯比尔不论走到哪里，在家里也好，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里尔俱乐部也好，还是在国民公会也好，为什么总有一大群妇女跟随左右？这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就是一种宗教，罗伯斯比尔在这个宗教组织中建立了一个派别。那些妇女就是他的虔诚信徒。显而易见，他的威望全都是妇女替他造成的。他到处布道，到处骂人；他总是板着面孔，一脸怒气，神情忧郁，对什么事都处之泰然，一心一意走自己的路。他声嘶力竭，不断地攻击有钱的富翁和德高望重的名人。他生活简便，不近女色；他只有一项使命：发表讲话，几乎到处发表讲话。他培养了一批门徒，有自己的贴身警卫。只要有可能为自己拉几个人过来，他就向雅各宾党人发表演说，否则，如果他的名声受到威胁，他就一言不发。他本来可以找个职位，替人民做点事情，但他不屑一顾，宁愿扮演现在的角色，以为这样可以统治人民。只要能引起哄动，他就出场，否则，如果没有他讲话的机会，他就溜之大吉。他具有作为一个宗派领袖的各种品德，但要做一个宗教领袖，则全然没有。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严于律己的名声，想与圣人媲美。他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说，张口上帝，闭口先知。他把自己打扮成穷人和弱者的知音，一本正经地接受他们的膜拜和敬仰。如果有危险，他在危险发生之前早已逃之夭夭，但危险一过去，便只见他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罗伯斯比尔只是一个神父，而且永远只是一个神父。”
　　是的，罗伯斯比尔身上确实有一股神父的味道和结党营私的味道。他总想表现自己绝对正确，态度令人不能容忍。他器量狭小，十分自傲。他一贯专横跋扈，以其一孔之见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他的脑际终日被某个观念萦绕着，心肠十分冷酷，久而久之也就把自己同自己的信仰等同起来，把自己的野心同自己所进行的事业等同起来。但是，这个人在道德上倒是非常廉洁的，他对于生活的热爱无比虔诚，他小心翼翼、决不贬低或伤害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各种特点，并努力从人的思想和信仰的最平凡的方面去寻求人身上主要的高尚之处。
　　 此外，罗伯斯比尔倾向于基督教的思想是由于他有着比较浓厚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同基督教的悲观主义和卢梭的悲观主义十分类似。基督教的悲观主义并没有发展到一切方面，而且没有最终形成，因为它究竟给人类打开了无比广阔的视野。但它对于人性和社会的评价过于悲观。它认为人如果单靠自己，没有上帝的搭救，就会变得愚昧无知，就会产生邪念。由于人处在这种不健康的状况下，他在科学上和艺术上所取得的一些外部成果便不可能达到他的内心。社会如果单靠自己，则永远也不会在正义方面达到自然的平衡，而只有这种自然的平衡才能使人们不去作那些异想天开的幻想。卢梭的思想比基督教的思想还要阴郁，还要忧虑重重，所以也是很悲观的。他认为人的本性原是天真无邪和鲁莽无知，二者皆备，他现在正在向文明状态过渡，但到了文明状态之后，知识的发展必然会带来道德的腐败。没有一个社会制度能够实现正义。即使再完美的民主制度能否适合现代的大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卢梭在谈到人民行使国家主权时，对这一点能否成为现实十分悲观。他为自己所憧憬的美好的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实现而痛苦万分，无力再坚持下去，因此只好超脱尘世，去追求一种同基督教相近的多神论，他认为这种多神论可以建立一个亘古未有的社会，实现完美的正义，不过广大的世界不明白他的苦心孤诣，拒绝了他的想法。
　　 罗伯斯比尔并没有把卢梭的悲观主义全盘接受过来，因为他相信民主制在现代的大国是可行的。但他认为，即使在民主制完全建立之后，也还会有许多坏的东西使人类感到烦恼。他觉得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是不可能全部消除的。他认为把拥有不同财产、不同地位的人都拉到同一个水平上来而不妨碍、挫伤人们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已预见到在一代代不断更迭的人类社会中，永远会有一些人傲慢、自私，另一些人则处在嫉妒和痛苦之中。他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没有看到人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的社会中，每个人的力量都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因此，他觉得革命事业不管会有多大的发展，不管会取得多么完美的成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空泛得很，因为那些残存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由此而必然产生的种种弊端早已把它毁了一半。所以他对基督教怀有某种敬意，觉得基督教在人们心中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比革命的影响还要深。因此他小心谨慎，不去触动人们对于正义和幸福所怀抱的过多的希望，他觉得大革命永远也不会使之成为现实。
　　 罗伯斯比尔思想上的激烈斗争，这个心肠冷酷的钢铁汉心中的难言苦衷和长期的忧伤也就在这卫。他所进行的事业是很难完成的，而且他早已知道，这项事业即便完成，也不能全部满足人们的心愿。所以他不愿意铲除过去遗留下来的思想寄托，虽然他现在正在同过去的旧势力展开斗争，以便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新秩序。
　　罗伯斯比尔曾经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显存在的缺陷而感到十分痛苦，他曾经希望对基督教作一番新的解释，以便从中觅取一种能够在精神上带来欢乐的力量。他对社会悲观绝望，认为社会的自然发展不可能给他带来这种力量，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难道能因此而埋怨他吗？是的，他的思想对大革命不能克服的人间苦难和不公正行为确实非常苦闷，调子十分低沉、阴郁，令人捉摸不透。
　　同时，他这种想法也是充满危险的。首先他大大利用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利用了他们对那些过时的宗教信条所怀抱的经久不衰的幻想。他借口人民的思想状况多少年来一直同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让这种宗教信仰继续存在下去。显然，他并不急于看到人民去接近科学，去自由地、大胆地探索宇宙。
　　其次，他的想法也十分轻率，认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会逐渐失去其本来的面目，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纯朴的信仰。基督这个偶像统治人们的思想已经有一于八百年的历史。人们对它的崇拜，与其说是把它当作关于上帝存在的抽象的、静止的、苍白无力的概念，不如说是把它当作一种在历史上形成的、有血有肉、富有人性的上帝的形象。所以不久之后，一有风吹草动，人民的情绪稍有低落，要求很高的整个基督教便又成为一种肤浅的多神论了。罗伯斯比尔没有把教会连根拔除，转瞬之间这种专制势力便又从埋藏很深的根部发展起来了。
　　最后，罗伯斯比尔的那个纯朴的信仰在某些方面同除去污秽的基督教并没有多大差别，令人担忧的是他在把这些东西变为人们的思想和道德的准则以后，会不会动用国家的力量来推行他这种基督教和哲学思想的混合物，并通过这种神秘的办法把法国重新拉回到古代不容异端的状况中去。

　　马拉的明智的、温和的策略主要是在国民公会和公社发生冲突的时期形成的。他的报纸^[11]在 10月 8日那一天就表现出很强的政策性，看问题十分敏锐，并且很注意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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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有敏锐的政治感觉，他在议会受尽污辱，但却能这样地来谈论议会，这说明他有着惊人的自制力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心。
　　马拉深信（布佐的言论和他死后留下的文稿都充分说明这一点），吉伦特派一有机会便会要求国民公会离开巴黎；如果这项糟糕的决定被采纳，不但大革命的事业将付诸东流，而且会葬送整个国家。为了使这一危险局面不致发生，马拉恳求巴黎保持冷静，自始至终遵守法律。

　　 除去在具体问题上通常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以外，马拉似乎还有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高度责任感。
　　他看问题十分准确、沉着。他早已把那些敌人看透，感到他们表面上叫得厉害，实际上外强中干，不过需要时时提防他们。但只要不让他们有隙可乘，他们很快就会不攻自破的。
　　即使在吉伦特派显赫一时，取得明显成功的时候，马拉仍然胸有成竹地把他们的弱点看得一消二楚。他在雅各宾俱乐部提出来的政策，就是这种温和的、充满信心的政策。
　　 马拉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九月事件之后，他从人们的埋怨和不满声中看到了这种杀戮的办法只会有利于反革命。他认识到，他那关于建立革命军事法庭的想法很容易被人指责为实行独裁。所以在国民公会时期他希望不使用暴力和屠杀，而是通过民主主义者的明智的政策逐步地把公众舆论争取过来，依靠公众舆论的支持来重新实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从而使诡计多端的吉伦特派无法兴风作浪。当国民公会一旦摆脱宗派的束缚，完全能够不受干扰地处理问题的时候，它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全力以赴地把法国当前面临的危险弄清楚，然后加以克服。马拉在这里既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大吹大擂。相反，他对事物进行了简明的分析，为克服当前的巨大危险作出了相应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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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所以能够采取客观的和冷静的态度，这是他付出巨大努力的结果。啊！我敢说他现在也还在满腹狐疑，动不动就做出毫无道理的事情来。他现在在狄戎家里对那种 “外交艺术 ”大加赞美，可是几天之前，他还在杜摩里埃家中把它贬得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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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管怎么说，吉伦特派把自己的全部政策都用来反对马拉是非常荒谬绝伦的。而且好象马拉这时候正希望缓和一下。可是就在他努力克制自己，决定采取温和的态度并身体力行的时候，他所遭到的谩骂和恫吓却变得更加变本加厉了。他于是心灰意冷，依然故我起来，重新同吉伦特派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他又深深地陷入盲目仇斗的状态，坚持认为穷人要翻身只有消灭富人。Ut redeat miseris， abeat fortuna superbis。这句话是他的报纸的刊头题词。

　　丹东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有一个绝招，能够把各种困难和人们之间的敌对的、仇恨的情绪淹没在革命的洪流中。他不搞什么谩骂，也不与人家争论；他没有让议会去反对公社，也没有让公社去反对议会。他不象罗兰那样怨天尤人。仲把各种力量都调动起来拯救祖国和自由的事业。他让它们都去为这个崇高的目标奋斗，希望通过这个办法使它们达到和解，根本不同它们纠缠所争论的问题。他善于用慷慨激昂但很有分寸的语言鼓励人们宽容为怀，并对利益受到威胁的人进行抚慰。
　　当此局势危急之际，国家可以调动一切物资但国家因为保卫国防而从公民手中拿走的东西，将全部给予赔偿。然而丹东是采用什么办法来结束公社政权中的专横武断和不正常的行为的呢？他没有大发雷霆，吵闹不休。他宣称自己是 “革命的“部长，把自己的权力同公社产生的革命背景联系起来。他把自己的称呼加在公社的身上，因此而把自己的事业同公社的事业融合在一起。同时，他要求议会行动起来，组织各种委员会深入法国各地，协助政府的特派员做好工作。议会后来使得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恢复了平衡，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它自己，而且公社也无所怨言，这难道不正是采取了这一强有力的行动的结果吗？最后，巴黎给自己划地为牢，生活在公社所划定的对外界不信任，与之断绝一切往来的天地里，这样做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并使自己的情绪越来越走向偏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城市处在一个多疑的环境中并不是一件好事。不但让巴黎生活在狭小的天地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包得很严，与世隔绝的孤零零的世界不是上策，而且让法国各地同巴黎之间好象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必须恢复巴黎和各地的联系。可是就在丹东似乎全盘否定公社所建立的那种严密的控制体制的时候，他下令在全巴黎实行挨门挨户的搜查，从而使公社得到了彻底的满足。经过这项挽救国家危亡的重大措施之后，谁还敢为公社在8月10日之后采取的一些小规模的措施而埋怨它呢？这项重大的革命行动是由执法机构提出、议会通过、公社执行的。因此，这就使各个不和的，敌对的势力团结起来，使它们互相影响，共同牵扯到同一个行动中去了。
　　但是丹东是不是要用一两天的时间集中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暴力行动，对被搜查的公民任意怀疑呢？请注意，他在谈到搜捕奸细之后，特别谈到要搜检武器。因此，革命当局在一两天里对巴黎的大搜查，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搜罗武器。这样，革命政权的士兵就可以高高兴兴地走上前线，从而把造成巴黎分裂的党派之争带到前方去，借敌人的炮火把它洗刷干净。丹东的发言象是从高山之巅奔腾而下的激流一样，充满激情，明澈似镜，我从中得到的印象就是这些。他没有一点有害的或无聊的想法，没有一句凭空捏造的谎言。
　　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认为手头拥有武器的人是巴黎的保卫者，解除他们的武装可能会带来危险，丹东力图让他们放心，说服他们必须让巴黎和全法国的人民大批走上前线。但他在消除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的满腹狐疑时，丝毫没有指责他们缺乏爱国热情。布里索的报纸就大不一样了，它在8月321日怀有恶意地写道：“尽管马拉和罗伯斯比尔努力冲淡公民们的参战热情，不让他们奔向前方去援救自己的同胞，巴黎绝不会因为这种无耻的利己主义而蒙受耻辱。“啊！同这些卑鄙的想法比较起来，丹东的襟怀显得多么广阔，他的思想有多么高超的境界！

　　反对派、自由派和共和派很难对帝国的含糊不清的政策发表坦率的意见，澄清混乱不堪的事实。杰出的议会自由派在野党领袖梯也尔先生，莫名其妙地既有着精明的判断力，又怀有严重的偏见。他十分敏锐地看出帝国的对外政策软弱无力，自相矛盾，虚伪透顶。他曾经向帝国预言，它协助意大利统一，必会助长德国对于统一的要求，为德国的统一准备条件。帝国既然承认意大利有统一的权利，难道能说德国没有权利统一吗？它既能帮助沙瓦王国统一意大利，又怎么能够阻止霍亨索伦王国去统一德国呢？因此，如果帝国在承认意大利的统一之后，继续大胆地、毫无私心地去承认德国的统一，如果它能明白并且宣布欧洲可能会出现一个同法国一样存在的德国和意大利，梯也尔的反对意见就无所用了。可是由于帝国在协助意大利统一的时候——何况这种协助不是无条件的——不敢承认和接受德国的统一，它的政策必然会可悲地处于自相矛盾的状况。
　　而且，帝国也不得不采取虚伪的和撒谎的手段，因为它在民族统一的原则问题上叫得太响；更有甚者，它在意大利统一的问题上创造了一个太引人注目的先例，不可能公开反对德国的统一而不遭到人们的非议，从而使自己威信扫地。因此，它只好转弯抹角地反对德国的统一，只好在两个自相矛盾的政策之间玩弄诡计 ……拿破仑第三的做法实际上是帮了俾斯麦和普鲁士的忙但他并不相信普鲁士会取得成功……他在意大利的事件中提高了自己关于民族政策的革命威望。他在德国的事件中想利用肢解、分裂和保持毫无作用的平衡政策，使法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考虑不但十分繁琐，毫无仁义，而且特别天真，使得帝国的外交政策和意图全部寄托在普鲁士的不能成功上。这个很不光明正大的、可笑的把戏，被梯也尔清楚地看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