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毫无愧色地接受要我把在议会中的演说汇编成册的建议。请不要以为这是为了炫耀自己。一个战斗不息的政治家如果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抱着自我欣赏的态度而不愿拿出反映昔日斗争的演说，那是一种轻率的态度。这些材料固然说明了个人的行动在迅猛发展的形势面前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但是为社会党人收集有用的宣传资料，从而帮助整个民主力量更加明确我们党的思想和行动，这不是没有裨益的。对于我来说，用真实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成长过程，也同样不是没有裨益的。我从来没有天真地认为，在二十年的摸索、学习和斗争过程中，自己是一成不变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决不会胡诌生活从未教会我任何东西。我第一次当选议员时，只有二十六岁，可以说还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我们这儿与英国不同，英国贵族很注重他们的子女在进入生活各领域之前的政治文化教育，而我们的大学和师范学校仅仅是中学的继续，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小天地，学生的思想有时确实十分活跃，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从未与外界的人和事有过直接的接触。在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的头脑里，从外面传来的最微妙、最深奥的信息有时却与最莫名其妙的无知混杂在一起。这好比居住在一间冷清而又宽敞的房间里，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连离得最近的物体也辨别不清；好比房间里摆满镜子，天边的霞光照进来，只是在那些镜子里来回反射，令人眼花缭乱而已。
　　我在低年级的时候，就已学习或接触过从费希特到马克思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在法国已经成立社会主义小组，这些小组正在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而且在盖得、马隆等许多人中间已经展开激烈的派别斗争。因此，象我这样的人，一旦接触实际生活，势必有许多新鲜的东西需要学习，不但要修正和补充早先学到的孤零零的书本知识，而且必须作出新的努力，为自己辩护或者抵制新鲜事物对自己的巨大影响。一旦与那些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人接触，他们便对我的思想突然产生十分强烈的诱惑力。我目前正在检查他们对我的影响。尽管我已同他们发生不和，甚至到了关系破裂的地步，但是我仍不能完全摆脱他们的影响。每个正直的人的思想都是这样发展的。人们通过深入的、常常是默默无声的工作来寻求内心世界和运动着的事物之间的平衡点。
　　因此，我丝毫不必由于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过求真理而感到羞愧和不安，我有权说，自从踏进社会以来，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基本方向始终没有改变。我始终是一个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我的理想始终是建立社会共和国，一个有组织和独立自主的劳动共和国。尽管我在最初的时候缺乏经验和知识，但我始终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我在议会的一系列演说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种连贯性，而我的一系列文章也许能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我并不希望消除关于我从 “中左”突然转向社会主义的这类传说。人们根据党派偏见臆造出来的故事是永远不可能杜绝的。如果说从1885年至1889年我在议会里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组织，如果说我常常同先进的左翼站在一起投票，如果说我在各种场合越来越明显地倾向社会主义，但就位置来说，我是坐在中间的。在很多人看来，这一点已经足以能够划定我究竟是属于哪一派的了。不过，从那时候起．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集体主义派的社会主义者。我的所有讲话都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我的理想和我所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始终如一的。
　　其实，认为我从主张中左的理论和纲领转为赞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这是不正确的。同样，认为我在 1893年至 1898年间曾主张采取粗暴革命和毫不妥协的对抗，尔后又主张温和的改良主义和慢慢来的态度，这也是不正确的。当然，当社会党人在 1893年第一次获得巨大胜利的时候，我确实过分乐观，幻想在很短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实现我的全部理想。历届反动政府不断向我们寻衅，威胁我们，扬言要把我们从共和国里撵出去，剥夺我们的社会权利，把我们从国家生活中开除掉。就在同这些反动政府的激烈的斗争中，我曾求助于无产阶级的巨大热情和力量。今后如果政府禁止集体主义和工人阶级自由地和合法地向前发展，我也将会这么干的。每当我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不禁感到无限自豪。我在这一动荡的年代里发表的演说清楚地勾划出今天社会党人行动的轮廓。
　　这始终是同一个基本思想，即把社会主义同共和制联系起来，用社会民主来充实政治民主。这始终是同一个方法，即利用共和制和合法性，只要这一合法性不被反动派的轻举妄动所破坏，或者不被它们背信弃义地肆意歪曲。这始终是同一股热情，即对人类的灿烂文化以及对无产阶级的组织壮大和经济解放的巨大热情。这始终是同一个考虑，即希望人们停止对这一热情的指责，希望用积极的法案形式来揭示社会主义的组织特征。这始终是同一个机会主义的态度，即为了社会党和工人运动的利益，尽量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倾轧，利用一切自由的力量，利用由于法国具有革命和民主传统因此国内压迫不算太厉害的这一有利条件。这始终是同一个意愿，即实行满足眼前利益的改革，以便准备甚至着手进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改革。这始终是同一个策略的坚定性，即在强烈反对杜毕伊、佩里埃和梅利纳内阁的过程中，支持最果敢、最坚定的——我想说，几乎是最不妥协的——内阁派社会党人加入布尔儒瓦内阁。我在上面重新回顾了自己二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其中并未涉及我那充满矛盾的私人生活。这确实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有时会碰到陡峭险峻的斜坡，有时路旁突然出现万丈深渊；有时表面通畅平整，其实埋伏着危险。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条道路始终通向同一个目标——日益壮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

　　我不能在纪念《社会主义评论》创刊的这一伟大的日子里，过多地回忆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情，因为这一刊物的特点恰恰在于她一方面充满着活力，另一方面她并不属于哪一个个人，并不带有明显的个人和宗派色彩。但是我不能不想起，当我还处于中左一边的时候，是《社会主义评论》首先向我发出召唤，并且为我引路。
　　我记得在别的什么地方曾经讲到过，我在1885年或1886年就土地问题发表过一次演说——塔布里什也许不知道这件事，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是社会党的正式报告人——我在演说中替农民，替耕耘土地的人说话。后来，我在阅读《社会主义评论》时，发现卢阿纳的一篇文章。卢阿纳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书呆子。我敢断定，此刻他正钻在文件堆里拼命寻找《社会主义评论》的历史，同时却又忘记了今天正是该杂志的创刊纪念日。他在文章中写道：“先生，到我们这边来吧！您是我们的人，您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最早的证明。
　　他的话使我很受鼓舞。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找到行动的中心。于是，在某一天——我想我已经在别的地方讲过这个故事了——某一天晚上，我满腔热情，兴致勃勃地沿着殉难者大街，来到《社会主义评论》编辑部。作为一个地方议员，作为一个感情上已是社会党人但并不了解社会党的新人，我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战战兢兢地顺着又窄又小，光线昏暗，弯弯曲曲和摇摇晃晃的楼梯往上走。我神色尴尬地站在编辑室的门口，贸然地问：“贝努瓦·马隆先生在吗？“那些编辑们很不客气地回答说：“贝努瓦 ·马隆先生不在。“我窘迫极了，赶紧下楼。尽管我走得很急，但一阵社会党人和革命者的哄笑声仍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这样一来，我在很长时间里不敢再到那里去了，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埋怨《社会主义评论》。我正是在这家杂志上，开始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组织的文章。
　　我曾计划写完这些论文，但很遗憾，我没有能做到。
　　好吧，公民们，我们也许还有机会来谈这些事情。你们看，我在回忆这些遥远的往事时，心里并不难过。尽管许多年过去了，尽管差不多相当于四分之一世纪的二十年已经使我们中间大多数人不再充满青春的活力，但是我在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并不感到忧伤，相反，心里觉得甜滋滋的。
　　首先谈谈政治行动、工会行动和合作社行动这三者之间的互相配合。好吧，托马，我们不必在次序问题上扯皮。我究竟在什么时候讲过，议会行动是主要的，面工会行动则应处于从属地位呢？假如我确实讲过这类话，那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我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之间不应该争论这种谁主谁次的问题。我认为，既然存在象工会、合作社和政治这样两、三个最基本的行动，那就没有必要象开宴会似的给它们规定座次，而应该最大限度地开展这三方面的工作。^[1]

　　“让·饶勒斯：你们看到了左派的联合。”

　　1885年大选之后，当我被选入议会时，共和党人的处境十分危急。保守派、帝制派和教权派夺走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如果他们没有获得更多的席位，没有能够成为多数派，这仅仅是因为共和派中的激进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经过第一轮选举的相互厮杀和火并之后，感到大势不妙，便在第二轮选举中仓促达成协议。不过，万一他们再次遭到失败，他们之间的协议就将化为乌有。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保守党人对此抱有巨大的热情和希望。不管怎么样，共和国一共才只有十五年的历史，这段时间还不足以消除人们对旧政权的眷恋，不足以排除复辟的可能性。自从革命使法兰西进入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以来，共和制处于所谓的政府危机阶段。战争一结束，共和派便利用王朝和法兰西的惨败，钻进了四分五裂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内部，搞出一个可笑的保守的共和模式。他们在“5月16日”事件中，击退了保守派的反扑，因为保守派立足于从过去的事情中得出的一鳞半爪的经验教训，任意占卜未来，向全国揭露说，共和制孕育着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结果连最信赖他们的人或者头脑最糊涂的人也都觉得他们言过其实。可是反动派却声称，他们的经验具有决定性意义^[2]

　　任何人都无权忘记：早在一个世纪前，这个国家被迫经历了一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极端革命，但是它在保障充分的自主权和允许合法活动继续存在这两方面，从未受过长时间的、循序渐进的教育和培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后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定，新生的法兰西还未来得及消除的敌对势力常常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不顾国内的条件是否成熟，革命一举推翻了陈旧的君主制度。就在为了摆脱困境而进行的一场对外战争的可怕动乱中，旧制度彻底崩溃了。请允许我稍加改动地借用丹东的一句话：新世界诞生之后，正是通过激烈的和几乎是强制性的手段，才得以把遗留在母体内的这张王权 ”胎衣“清除干净。因此，共和制虽然是革命原则的合乎逻辑的产物，但她更象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故。革命曾一度出人意料地转向完全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继续打着原来用以反对旧世界的人权的旗号，另一方面却限制公民的选举权，缩小行使这些权利的范围。他们把三百万无产者和穷苦人贬为消极公民。只有当资产阶级需要利用人民的力量来镇压王公贵族的叛乱时，他们才同意放松限制。甚至在同国王和逃亡分子的帮凶——教会进行殊死的斗争时，资产阶级依然不得不照顾大多数法国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一切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满足他们私欲范围之内的人，一切在新社会里业已获得好处从而妄想阻止革命向前发展的人，多少年来成批地加入了那些死抱住过去的利益或尊严不放，竭力维护旧制度和为反革命效劳的人的行列。这些人看到革命引起了所有制的大规模变革，便害怕随着革命的深入，新的所有制有朝一日也会发生动摇，遭到与部分旧的所有制类似的命运。由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在革命的进程中总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他们今天一齐转向反对政治民主，以防止这一民主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农民本能地对人民的自主权和对工人无产阶级持不信任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第三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一百年里，革命虽然取得节节胜利，但真正的、明确的革命只是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发生。革命力量除了在1792年和1793年的革命风暴中以及在 “二月闪电 ”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之外，在这漫长而又痛苦的一个世纪里，不是神权君主制复辟，就是假民主的独裁统治或者是资产阶级凭财产获得选举权的寡头政治统治。然而，现在这一切已经宣告结束。革命采取了她的合乎逻辑和正常的形式——共和政体。但是，如果共和国内部的一切代表旧制度的势力，一切君主和王朝的势力，一切贵族和教会的势力，一切军事独裁和宗教独裁的势力，以及近百年来被革命所摒弃的一切阶层，沆瀣一气，对共和制设置重重障碍，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不过，一切旧势力和现代政治寡头再也无力建立一个持久的反革命政权，即使是一个不完全的政权也罢。尽管如此，他们仍狼狈为奸，不断兴风作浪．威胁共和制。只有到了该制度产生与其相适应的并能永远确保共和制存在的社会形式的那一天，他们的活动才会终止。

　　1885年的机会主义者和激进派曾因为反动势力的复苏而相互指责，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他们本应该怪罪于历史本身，同时也怪罪于他们在1881年至1885年的内部分裂。当时，关于向北圻^[3]提供贷款的提案在议员中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议会就是在这样一片谩骂声中开场的。共和党内部的两派一开始就当着右派议员的面，相互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以至以后的岁月都打上了这一激烈争吵的不祥的印记。我认为共和国的最大不幸之一，就是在1885年的议会上，没有能够消弥这种分裂和争吵的苗头。如果允许对治理世间事务这样繁重和复杂的工作发表意见的话，那么，我想说，克列孟梭一生中最大的过错就是没有能够制止这场冲突。我记得，在冲突即将爆发的前夕，当时的内阁总理布里松曾提请克列孟梭注意前不久的选举结果，并要他从中汲取共和党人必须协调一致的教训。克列孟梭当即回答他说：“我始终朝前看，从不向后看。”
　　但是，向后看就是人们所说的总结经验。而且正是在向后看的时候，人们才能意识到维护共和党内部团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那么激进派在这方面非要争个高低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远征北圻的战争已近尾声，法国同中国也已签订了条约^[4]，政府所要求的九百万法郎是用于占领和治理殖民地的费用。拒绝拨款，这将使法国不可避免地撤出这一地区，并且将被看成是一种撤退的信号。如果激进党确实希望法国撤出，如果他们认为法国非放弃北圻不可，认为无论从人类的权利还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我们都必须这样做，那么他们有责任在下一届议会中继续进行这场危险透顶的争论，哪怕冒着彻底决裂的危险，他们也有责任继续反对他们多年来一直反对的任何殖民行动。在辩论中，激进党人摆出了种种理由，要求放弃北圻。正当法国在欧洲本土上已经捉襟见肘的时候，如果再把一部分力量分散到远东地区，那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格莱斯顿先生在蒙受失败的耻辱之后，由于主动放弃德兰士瓦，不是反倒受人称颂吗？
　　但是，在1885年10月，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激进党人真正愿意放弃北圻。没有哪一届激进党政府会愿意承担这一责任。不，乔治 ·贝兰是一个例外。他通情达理，具有百折不挠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他决不会在这一可怕的决定面前退缩。可是他单枪匹马。表决以后过了几个月，我听到乔治·贝兰和克列孟梭之间的一段有趣的对话。克列孟梭突然问贝兰：
　　“如果我们执政，您会不会撤出北圻？ ”
　　“是的，立刻撤出，但需要几个月的谈判时间，以便保防那些为了我们而在那里受苦的人的安全。 ”
　　“但是我决不会这么干，决不会！ “克列孟梭立即反驳说。
　　由此可见，从1885年起，激进党的领导人就已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政党的命运真是妙不可言！今天，身为殖民部长的激进社会党人杜美尔格，掌管着辽阔的法国殖民地（而且干得蛮不错）。拉奈桑和杜梅这两位激进党人在印度支那执政的时间最长。克列孟梭的挚友和得力的合作者比松是驻突尼斯市的总督。为了使突尼斯免遭突然袭击贝勒当比谁都更热心于发展宾泽特^[5]这一优良的军港。激进社会党人杜毕也夫在一篇脍炙人口的报告中，专门研究如何用一项经过深思熟虑、宽宏大量和合乎人道的政策来巩固法国在殖民地的势力。假如激进党人在1885年能心平气和地考虑问题，假如他们对自己和对国家都能做到襟怀坦白，他们就不至于向共和党的多数派挑起这场争论。这场激烈的舌战完全是人为的，因为激进党人原先已经接受——可能他们自己未必清楚这一点——他们所反对的那个解决办法。激进党人应该对共和党政府这么说：
　　我们曾尽力反对殖民主义政策，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项特别危险的政策。它之所以危险，因为它分散了法国的力量和资源，而且它还起到涣散人心的作用，成为政治寡头和社会寡头用来转移视听的有效工具。现在要让法国从北圻、马达加斯加和突尼斯撤出来，这并不取决于我们，再说我们也不反对议会通过向这些殖民地拨款的提案。
　　我们不愿意看到共和党人为了一个局部的、已经成为过去的问题而争执不休，以至影响将来。我们只要求多数派做一件事：要求他们向自己和向国家做出庄严的保证，保证不再进行新的征服冒险，不再把国内改革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用于这类冒险勾当。为了表达我们的和平意愿和追求民主理想的坚强决心，让我们组成一个进步的多数派，组成一个致力于改革的政府。我们面临的问题成堆：彻底进行教育的非宗教化；制定结社的法律，从而为政教分离创造条件；实行全面累进所得税收制，以便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制定人人平等的兵役法，服役期一律定为三年；颁布一项关于抚恤金和退休金的法律。如果你们不愿意一下子全部实行这些改革，你们至少应该与我们协商，在取得一致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明确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激进党的突然崛起向你们表明，国家并不害怕大胆的民主改革。这里有180名激进党人，他们愿意支持一个有诚意和有决心实现范围虽然有限但内容明确的纲领的政府。我们决不会戏弄这样的政府，不会给它设置陷阱，不会节外生枝，用一些临时想出来的、毫不相于的提案来找它的麻烦，不会要求它去做那些超越它和多数派商定的范围的事情。我们希望它能存在下去，并且采取行动。我们只想提醒全国的大多数人，我们集中力量要进行的那些初步改革之所以有价值，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将为以后更广泛、更深刻的改革开辟道路。我们知道，一项改革的实现必将引起其它改革，而且民主的原则有其固有的发展形式。
　　那些反对过激进党政策的共和党人和机会主义者保证说，他们的纲领始终是共和党总纲领的一部分；例如，彻底消除宗教对国家的影响，建立公正的税收制度，向弱者提供社会救济等等，只是他们的方法与我们的不同。我们愿意与他们真诚地合作，为逐步实现共和党人的共同纲领而努力，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确认，共同纲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理想，他们必须和我们一起去争取至今还在犹豫不定的动摇分子。

　　当激进党人在议会一开始就犯下这个决定性错误时，当激进党人和整个共和派都身不由主地卷入一场盲目的混战时，各机会主义政党则抱成一团，幸灾乐祸地在一旁观望。他们没有公开地向社会党人提出联合行动的建议。茹尔·费烈在过去的两年里，习惯于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内阁多数派，但是这个多数派由于谅山一役^[6]中的失败，宣告解散。他现在用愠怒和轻蔑的眼光看待一个不再受他领导的、支离破碎的多数派。茹尔 ·费烈因长年劳累而疲惫不堪，而且他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他置身于公开的和隐蔽的仇敌的包围之中，四面楚歌，无处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所以他的沉默并不令人奇怪。要是他能够不顾别人的谩骂和攻击，抛开个人的烦恼，毅然决然地在新的多数派内部建立更广泛的铁的纪律，那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但他只限于在会外活动，躲在幕后，一心想笼络新来的人和为自己的前途盘算。他向代表不同政治色彩和内部不很稳定的各届政府秘密地施加影响。在总结一个被斗败的政治家——由于他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思想的高度集中，他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经验教训时，他依然软硬兼施，力图通过自己的言谈来发挥影响。他在仇敌的重重包围之下，表现出巨大的勇气。要是他不耿耿于怀，不急切地希望那些反对他复出的势力会象他所预测的那样最终丧尽民心，土崩瓦解，那么，他的勇气就更加令人钦佩了。但是，茹尔·费烈在议会里却一言不发。瓦尔德克-卢梭也故意避免在议会里抛头露面。前部长们口口声声地替过去辩解，替他们自己所干的这件或那件事情辩解。
　　机会主义头目的全部态度表明，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一混乱不堪的局面，不知道如何同那些一度骗得民心并且左右议会的狂妄自大的“吵客”们进行谈判，以便达成和解。
　　于是，误会加深了。起初还只是一些过激的言词，后来“沉默的毒汁”完全毒化了双方的关系。而且从甘必大到费烈，机会主义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很难在1885年同激进党人接近。甘必大并不嫌弃共和民主的传统纲领，他只主张 “分批 “实施这一纲领。而费烈则始终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时机永远不会到来”。在他看来，改革不是主要的，只有治理国家才是主要的。他只关心内阁的寿命长短。
　　这倒并不是因为这位很有才干的人缺乏哲学头脑或者目光短浅。他之所以不愿意考虑将来的事情，因为关于资产阶级的主导作用的观点使他不想看到任何突变。一天，我追问他，在他看来，最终的政治目标应该是什么：“您的理想究竟是什么？您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是什么？您打算把社会引向何方？ ”他回答说：“撇开这些问题吧！一个政府不必为将来的事情吵吵嚷嚷。”“不过，您终究不是经验主义者，您对世界和历史有全面的看法。您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想了一会儿，仿佛在寻找一个最能代表他的思想的说法，最后他回答道：”我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没有上帝和没有国王的人类社会。”如果他再加上“没有老板”这几个字，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完整提法。因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神权政治、君主制和资本主义，用思想和才能的自由合作来取代信条的权威、君主的暴虐和所有制的专横。但是他却停留在社会问题的门槛上。他是不是真的认为，人类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将永远保持其现有的经济形式？不，他对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认识。他反对德满先生，反对主张组织小生产同业工会的反动乌托邦，他赞同现代大工业，维护粗犷的和毫无约束的动物机械论，他的思想十分活跃，似乎也正在考虑进行新的变革的可能性。同业工会在过去是有用的，但它们的使命已经完成，各种组织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更新。
　　资本主义寡头所有制会不会消亡？这是可能的，但是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对此进行揣测。他认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新社会制度的想法不是一种能够影响现在、甚至能够决定不久的将来的力量。尽管如此，他对所有制并不抱有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偏见。他并不把所有制看成是“人的个性的体现和延续。“我曾听到他和阿兰-塔尔日之间的一场简短的争论。阿兰-塔尔日说：”所有制是一种社会组织。”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制只有通过社会才能建立起来，因此社会有权用一些法律来调整和约束由社会本身产生的力量。茹尔·费烈回答说：”所有制首先是一种政治组织。“这就是说，它是防止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手段，而这类竞争是造成经济生活动荡不安的原因；它是产生领导阶级的途径，这个领导阶级将使业已巩固的利益在公众生活中保持其稳定性。对这位实证主义者来说，资产阶级共和制是进步和秩序这两大力量结合的产物。按照奥古斯特·孔德的观点，这两股力量是整个历史的组成部分。费烈在一次简短的，但十分精彩的讲话里谈到：“没有这个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就不可能建立任何持久的东西。”从此，他的思想便暴露无遗了。
　　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些预料之中的反抗能否最终阻止共和制的合法发展，问题在于大资产阶级是否会用现有的强大的手段来发动一场政治上的政变，或者起码发动一场经济上的政变；他们会不会用损害公众威信，开除工人，关闭工厂，以及制造失业、贫困和危机等办法，使刚刚萌芽的新制度蒙上一层痛苦和绝望的阴影。或者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力量会不会采取强大的和有步骤的行动，迫使资产阶级接受所有制方面的逐步和系统的变革。资产阶级在过去曾被迫接受普选制、结社的权利、工会的权利、关于限制劳动时间的法律、人人平等的兵役制；现在资产阶级正在逐步接受义务保险制度，即在法律上确认劳动和生活的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无疑还会接受改革运输业使之为公众服务和进行市政社会主义的尝试。
　　这是一个摆在全体公民面前的重大课题，这是一个我认为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合法发展并采取下面两个办法才能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以便缓和习惯势力的反抗；其次，应该不断地大力宣传新思想，允许发挥社会党的宣传力量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坚持不懈地提出合法要求，迫使资产阶级寡头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下，不得不逐步承认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可避免性，迫使他们无法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反抗上面，迫使他们精力分散，既想负隅顽抗——但只能是局部的和零星的反抗——又想通过审慎的谈判，了解新制度可能会在福利和行动方面给他们什么保证。

　　首先上台执政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是贵族和僧侣的联盟。人民不是在革命政权的荫庇下和强制性的推动下，进行自我教育，从而由不自觉变为自觉地争取自身的解放。人民在反对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赢得并行使自由的权利，维护并行使国家的主权。布朗基的设想无疑已经过时，再也跟不上思想的迅猛发展。人民没有乞求革命专政的帮助，便建立了共和国。这一共和国优先考虑的是发展和解放教育事业。
　　早在 1885年以前，非宗教化和启蒙运动已经开始。但根据布朗基的说法，这主要是革命影响的结果。看来，单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就足以使这一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后来，虽然爆发了布朗基所希望的革命，但她并未依照布朗基原先设想的方法进行，而是采取了别的形式，即依靠全体人民的更加直接和更加广泛的合作。布朗基梦寐以求的巴黎专政和无产阶级寡头统治只不过是一场把年代搞错了的冗长不堪的序幕。冲破了牢笼的思想已经在向蒙昧开战，故这出戏从一开始就在完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
　　布朗基生前是否已经发现，他的那个革命业已完成？或者因为革命采取了和缓与分散的形式，所以他一直迟迟不愿承认她？根据熟悉布朗基晚年情况的加布里尔 ·杰维尔的回忆，布朗基一向十分注意教育问题。对于布朗基来说，其它一切问题只是各党派玩弄的花招而已。他似乎曾一度希望克列孟梭把共和民主最大限度地引向自由和光明的境地：到那时候，自然会提出最终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这样的问题，法兰西将通过明智和自由的普选进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这意味着什么呢？不管这位多疑的革命者玩弄什么样的词藻，他事实上已经抛弃原先指望通过革命专政来进行启蒙运动的念头，他把希望寄托在共和法制上。这就是说，他希望通过普选制的实施来进行普选制方面的教育——教育和社会在他看来是一码事——从而他不再停留在口头上或仅仅依靠某个党派，而是实实在在地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但是，当时的许多革命者并未意识到，按照布朗基的观点，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普选制时期。

　　几个星期以来，瓦扬公民游离于喧闹一时的争吵和无关紧要的分歧之外，泰然自若地叙述他的方法的特点。他依然是一位战斗的革命家。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将来，他都支持和鼓励被压迫者为砸碎身上的枷锁而进行英勇和短促的斗争。他痛苦地看到，人类的进步常常要用暴力来换取；他希望民主迅速壮大，从而使人民的行动变得更自由、更方便、更广泛，使无产阶级不再需要象革命的资产阶级那样，采用流血的手段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但是，他心里明白，究竟采取哪一种革命方式，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自己。工人阶级也许有朝一日将不得不为了反对统治者的野蛮袭击和特权者的暴力，而奋起进行自卫斗争。“毫无理性 ”的民族主义会使 ”上等“阶级和中间阶级兽性发作，因此不能对完全的和平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瓦扬公民应该估计到革命时常会采取突然的和戏剧性的方式。　　要想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饶勒斯用挖苦的口吻说——就必须乐观地为自己设想一些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获得成功的条件。
　　那些动不动就妄想给予决定性打击的人，或者那些希望通过一场灾难来彻底改造社会的人，都是半自愿地被一些空想迷住了眼睛。按照瓦扬公民的看法，随着社会主义学说的日益丰富，也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越来越清楚地懂得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任何一种革命的思想都需要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经过长期的探索，才能真正反映这一规律性——那些人的空想就越发变得令人难以理解。

　　瓦扬公民的这一政治和社会哲学观是同他关于宇宙和生活的总哲学观联系在一起的。他常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这实际上是概括他思想的最通俗的和在法语哲学词汇中最确切的说法。他确实受了德国哲学的伟大精神的影响，受了斯宾诺莎、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精神的影响。他是一元论者，对于他来说，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力量，不管它们表面上如何千差万别，如何相互对立，归根结底，它们在原则上、本质上和规律性上都是统一的。瓦扬不承认二元论，不承认所谓的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他厌恶唯灵论，因为这一学说把现实世界一分为二，因为它提出两个原则，而且必然地把其中一个原则置于另一个原则的专制统治之下。二元论就是对立的观点，在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中，其中必然有一股力量统治另外一股力量，除非它们之间能够互相平衡和抵消。
　　宗教把自然界的生命置于被人为地同躯体分离的灵魂的专制统治之下，基督教和唯灵论把世界置于上帝的专制统治之下。所以二元论带来了压迫和恐怖。相反，如果一切现象和一切事物只是同一种力量或同一种思想的各种不同反映，那么任何事物都不应试图压迫其它事物；这样，便可在普遍存在的、运动着的统一中，建立力量之间和事物之间自由的和不断发展的和谐关系。处于所谓的物质和精神之外的力量是什么样性质的力量？瓦扬公民似乎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怎么重要。
　　几年前，他曾明确地写道，一元论者，不管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去迎合向往世界统一的思想的需要，迎合不愿屈服于外界势力的生活的需要。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这些重大的问题。我只想顺便说一下，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建立关于宇宙和生命的学说的日子已经临近。
　　革命的资产阶级曾经有一部百科全书，无产阶级也应该有一部类似的，但内容更为大胆更为广泛的新百科全书。
　　它应该包括从康德、黑格尔、孔德、马克思直至勒南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观点，还应包括拉普拉斯、达尔文直至麦克斯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观点；它应向无产阶级介绍主要的成果和主要的流派，因为无产阶级希望有充实的生活，希望建立充满光明的世界，使个人思想的火花与社会生活的光芒辉映相交。
　　编写一部生动的社会主义百科全书是一项崇高的任务，这将由我们的党和全人类一道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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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和必不可少的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经济力量的增长和人类力量的发展。即使当一种生活形式和社会形式急剧地转变为另一种生活形式和另一种社会形式的时候，革命变革还得靠人们的埋头苦干，靠不知不觉的调整，靠愿望和行动对特权的不断冲击，就象海浪对岸边的岩石不断冲刷一样，瓦扬公民厌恶一切导致僵化和绝对化的东西。例如，瓦扬指责法国工人党的土地纲领，不是因为该纲领主张暂时保留小农所有制，也不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因为它把这一过渡僵化。纲领没有明确指出，小农所有制即使在被共产主义完全消灭之前，通过与共产主义接近或接触，仍然会发生某些变化。纲领还把小生产所有制看成是处于改革浪潮之外的一块岸边的石子。
　　 这种细腻和深刻的哲学使他对一切过渡性质的改革，对一切酝酿和导致革命的微小变化都十分敏感。他和许多社会党人一样，不同意这样的论点，即在资本主义彻底崩溃之前，一切类似过渡性质的改革、行动和机构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如同关于在黑夜尚未完全消失之前，天边不可能出现任何微弱的曙光的说法一样荒谬。
　　在资本主义的环境里，争取社会各阶层的声援和维护工人尊严的组织形式确实要比在社会主义环境里的组织形式低级一些，其效能也要差一些。但是瓦扬公民并不因此而认为，由于存在着新的组织形式和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组织。恰恰相反，他认为，争取声援和维护尊严的新型组织的多样化，最终将迫使那个中伤和贬低新组织作用的环境再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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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我看，我们目前应该努力保障向这一方向的稳步发展，并加快这一发展的步伐。我在下面扼要地谈一谈三个必要条件。
　　一、应该使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直至整个无产阶级，逐步掌握革命和发展的总哲学观。这就是上面讲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后还将
　　二、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阶级政党，这个党必须明确自己的最终目标，并善于在一切问题中——教育问题、个人所有制或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救济问题等——划分无产阶级应该遵循的阶段。这将是统一社会党的行动纲领草案。
　　三、这一发展和过渡性质的行动，这一过渡性社会，必须有一个与之适应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
　　瓦扬公民提出了分阶段发展的主张，提出了以日益具有人民性的法律来促进发展的主张，这说明他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能够制定并且执行这些法律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
　　因此，我认为，组成一个坚决支持左翼政府的左翼多数派是极其重要的，不管这个多数派怎样缩手缩脚，也不管这个政府怎样犹豫不决和残缺不全。依我看，它是把我们社会引向我们所向往的平等这一崇高目标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的粗陋的但必不可少的初级形式。尽管它在许多方面是赢弱的、支离破碎的和令人失望的，但它初步显示了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所具有的组织力量。
　　现政府很可能只是在无力地和笨拙地反对教会和军国主义。但是它的对手是教皇、修道会、军队中仇视安德烈将军的小集团、以及象哥萨克人那样一味盲从的饥民。虽然有这些人在作对，但它还能继续存在下去。这说明，只要民主力量作出新的努力，只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那就完全可能组成更大胆、更能干的左翼政府。使我感到吃惊的是，继佩里埃、利鲍、杜毕伊、梅利纳、卡芬雅克等人执政之后，人们对这一有希望的征兆似乎仍然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永远是一个内阁派。（引自 1901年1月8日的《小共和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