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们，另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用武力维持和平所需要的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今天在欧洲各国的财政预算中占据主要地位，变成它们的沉重负担。预算中虽然还包括一些社会性开支，但是军费开支无疑是其中最大的一项开支。
　　军费开支的剧增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德国的财政赤字。尽管他们最近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
　　许多年来，德国没有通过一项重大的社会法令，它却在欧洲市场上大肆抢购军火和船只，结果造成五亿马克的赤字。　　
　　英国政府的预算也出现了五亿赤字，其中很大一部分——一半以上——是用来追加军费开支的。在我们这儿，财政部长和整个财政部正在竭尽全力地要求增加二亿的税收，因为陆军和海军的经费又增加了一亿四千万。
　　先生们，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欧洲问题，也是财政预算问题；这就是说，关系到我们是否会陷于绝境的问题。
　　尊敬的戴奥道尔·雷纳克先生曾经呼吁缓和欧洲的局势，以便限制军备生产。我认为，我们首先能够而且应该分析造成欧洲各国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然后才能要求法国发挥她的巨大作用，消除造成苦难和不幸的罪恶根源。

　　财政赤字，经济萧条，每况愈下的局面固然是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但是导致局势紧张的最直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依我看——我相信，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英国和德国之间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但始终是深刻和可怕的冲突。
　　这场冲突威胁着我们大家，并将加剧或引起其它冲突。就连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纠纷也只是英德之间激烈争夺的一个插曲和一个侧面。我认为，如果在巴尔干半岛的动乱中，没有英国和德国的插手，整个巴尔干问题便能较为顺利地获得解决。外交部长先生恐怕不会不同意我的这种看法。
　　因此，先生们，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关系到欧洲和法国命运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眼前利益和财政开支的问题。这就是说：欧洲各国是否应该长期维持目前的制度；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是否将永远继续下去；为了这种靠武力维持的和平，我们大家是否还将负担沉重的军费开支；它们之间的冲突会不会导致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大规模战争；或者这场冲突会不会慢慢缓和下来，最终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解决；法国能不能在这方面发挥其作用。先生们，尽管你们可能会认为我有点过分乐观和轻率，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一冲突是可以和平解决的。鉴于法国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她有责任为促使这一冲突的和平解决贡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如果我这么说，恐怕不能看成是对祖国的不恭吧！
　　如果我现在说这些充满信心的话，这还因为眼下有迹象表明，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正在趋向缓和，似乎已经出现一丝希望。不久前，英国自由党政府总理在市长先生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一席讲话使你们感到鼓舞。他说，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有希望变得越来越正常和亲密，两国没有什么理由需要互相敌视；两国的有识之士都持有这一看法。
　　但是，如果我希望和平解决冲突，如果我认为我们可以为此作出努力，这倒不完全是因为我听到了这些官方人士的讲话，而主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德国和英国最终必将明白，假如两国之间爆发战争，这对它们来说，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请法国议会允许我再三强调这些问题。我不会添枝加叶，信口雌黄。不过，今天世界的事情就是这样错综复杂。对一切灾难和冲突的反应必然是：如果不关心世界和平，就无法解决国内的问题。
　　要是事情确实象我所认为的那样，我觉得很有必要通过正确的分析向诸位说明：德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现在并没有发生冲突，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法国可以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我想说，德，英两国人民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对他们来说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不管德国的海军力量明天将变得如何强大，不管其舰队能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找到什么样的避风港或基地，德国的海军根本经不起几次短促的袭击，德国的经济力量也无法支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先生们，你们从每天报刊上刊登的数字中可以看到，在我国经济缓慢发展的同时，德国的工业生产却在高速度地增长，它在很多方面——我并不否认这一点——确实很了不起；但是德国的经济力量并不是坚如磐石，它不是建立在过去逐步积累的雄厚资本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贷这一脆弱的基础上……这好比是一座雄伟壮观的高塔，其根基却十分浅薄，稍一震动，便有倒塌的危险。
　　不久前美国发生的危机对德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就是明证。由于金融货币危机，美国的购买力一度受到限制和削弱，结果在德国引起严重的危机。
　　德意志民族的祸根，德国工业的祸根恰恰在于在和平时期构成其力量的那种组织形式。德国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工业和银行紧密相联。银行家们操纵、管理、领导和控制着各个工业部门。
　　这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因。这种组织形式使德国工业在竞争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使它能够从长远利益上来考虑问题。但是，由于工业通过银行与整个信贷联系在一起，而信贷容易发生我所说的那种波动，因此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势必从根本上动摇德国的经济力量。
　　有头脑的德国实业家都懂得这一点。一年前，金融家们在柏林举行会议．他们发现，任何一场战争都将给德国的财政和经济造成深刻的混乱。

　　对于英国来说，危险并不小一些，虽然其表现形式不尽一样，但危险的程度却是相同的。英国的力量固然相当强大，不过，她目前也是困难重重。她不满足于海上霸主的地位，不满足于为本国的船队寻找避风港和供应基地。她虽然拥有大片殖民地，但是，在非洲、亚洲，在所有飘扬米字旗的地方，人民已经开始觉醒，开始采取行动。上耳其的革命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当新土耳其的一位高级外交官员指出，埃及的命运已经最后决定的时候，开罗和康士坦丁堡却爆发了大规模起义。
　　英国政府在印度陷入困境。日本人民的斗争波及整个亚洲。在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敌视运动和暗杀事件此起彼伏。各种团体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接连不断；抵制英国货的运动日趋高涨。大部分宗教团体要求英国给印度更多的自由。在这一运动的最左翼，或者按你们的说法，在这一运动之外，革命的暗杀活动极其频繁，有点象20年或 25年前爱尔兰的情况。英国政府不敢悍然下令镇压，因为世界各国的沉默就是对这类运动的消极支持。
　　前天又发生一起暗杀印度总督的事件。刺客把锵水注入椰子壳内，制成炸弹。这是欧洲文明和亚洲大自然巧妙结合的象征。
　　先生们，这是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运动，它使英国的有识之士深感焦虑。英国自由党政府的做法很得体：目前，英国政府不打算镇压和遏止印度的骚乱，不打算扼杀日益觉醒的印度人民渴望独立和自由的迫切要求，不打算采取高压政策。它准备逐步地给印度人民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两天前，即发生刺杀事件的第二天，总督一字不改地宣布关于建立经过长期酝酿的新体制的决定：保障印度享有新的权利，增加立法会议代表的名额，广泛吸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代表参加，而英国官员在这一机构中将只多占三个席位。同时，他还宣布设立权力较大的省议院，选举产生的各个团体的代表和印度教地区的代表将在这一级议院中占据多数。
　　毫无疑问，扩大自决权的范围是维护和协调人民自主权同欧洲各国和解原则之间关系的途径。但是，一旦爆发战争，一旦战火蔓延开来，英国势必无法克服她所面临的困难。在正常的和平时期，她则完全可以凭借自由的精神，采取果敢的行动，战胜这些困难。

　　伟大的德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不愿互相残杀，不愿把世界拖入战争冒险中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的道理。
　　正当德国和英国互相嫉妒，在世界各地明争暗斗的时候，美国正在崛起，它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长期以来，美国只出口原料，而现在已转为自己加工原料，出口制成品。例如，它现在不但出口原棉，而且向世界各地倾销棉布。它的对外贸易增加了一倍。两个月前，美国总统塔夫脱在国内作了一次宣传旅行，行程长达一万四千公里或一万五千公里。他反复强调这样一种想法：美国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建立一支商船队。美国越来越积极地参预世界经济生活，参预各国之间的经济冲突。
　　英国人和德国人曾因为在中国修建铁路而发生争执。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便言归于好，开始合伙。英国人起初承包最长的一段铁路。德国人从中插手，向中国提出更为优惠的条件。英国人和德国人，再加上后来的法国人，成立了混合委员会。他们之间刚刚达成协议，美国就不通过本国的企业家和商会，而通过驻北京的代表正式提出抗议：“那么我们美国呢？ ”美国也要求参加在中国修筑铁路。美国的经济影响和野心正在日益增大。
　　英国人对此十分清楚，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许多弱点。你们是否知道，英国从国外进口的食品中，有41%来自阿根廷共和国？美国认为，要是它能控制阿根廷的经济，它就能进而控制英国的全部生活。于是，美国肉类食品托拉斯在阿根廷大办企业，致使英国政府和保守党的各大报刊感到严重不安。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如果英国和德国互相厮杀，彼此削弱力量，美国就会利用它们之间的不和，趁机扩大自己的市场，把网撒向世界各地。这样一来，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将出现在它们的面前。

　　促使英国和德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的第三个原因是，使欧洲各国垂涎三尺的那些地区的人民逐渐拒绝成为掠夺的对象。土耳其和中国正在要求摆脱外国的经济控制。
　　在哈米德政权下，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铁路工程几乎全部让德国人包揽。年轻的土耳其并不想驱逐德国的势力，它继续让德国人在小亚细亚的铁路中拥有许多股份。但是，不久前土耳其同意英国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享有较大的通航权，因为它想通过巧妙的平衡，来保障自身的自由。
　　另外，你们可以看到，中国越来越巧妙地在对她垂涎欲滴的各个列强中间周旋，让它们互相竞争、互相对立，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权。
　　因此，那些企图用武力打垮对手进而称霸世界的人肯定会对此感到大失所望。

　　每一个有头脑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不可能不看到冲突的严重后果，不可能不看到，加紧扩军备战必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先生们，这是使用武力的应得报应。正如贝尔特罗先生所说的那样，涅墨西斯神^[1]正在密切注视一切可能导致战争和武力的行动：人民感到厌倦的这一天日益临近。有些人不顾人民的疾苦，一味迎合贪婪和专横的资本家的要求，使战争危险日趋严重；他们还拼命搜刮民脂民膏。但是，算账的日子必将到来。到那时候，他们将面临可怕的抉择：或者要求统治者做出牺牲，但他们只想从战争中捞取好处，根本不愿承担战争的费用；或者用增加税收的办法，让遭受剥削的人民做出新的牺牲，但是这样一来，人民必将奋起反抗，将会提出种种要求，这就是说，扩军奋战将引起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使那些冒险分子丧魂落魄，因为他们原以为只有战争的风险，但是他们却招致了革命的风险。

　　先生们，我们决不会对战争的危险性熟视无睹，我们希望法国采取明确的立场。德国和英国各政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希望和平的。但是，只要国内存在若蠢蠢欲动的冒险集团，哪怕他们只是一小撮，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各国人民放松警惕，少数人在外交上的轻举妄动或阴谋诡计，都会出其不意地导致一场巨大的灾难。
　　我知道，虽然绝大多数德国人希望和平，但仍有一小撮人跟在施里曼博士后面叫嚷：一旦德国和英国之间发生冲突，法国将成为人质。似乎法国很容易被当作人质。

　　所有象我和我的朋友那样真诚地希望和平的人，所有希望法国不要有任何别的想法、不要偷偷制定报复政策的人，都应该看到，有人在威胁法国：“法国将成为奴隶，将为另一国家的政策效劳，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属地 ”，这时，如果法国能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她希望和平，不愿卷入任何冒险行动，那将是对这些恫吓者的最有力的回击。
　　这是我要说明的一点。此外，我想补充说明：一方面，我们必须向莱茵河彼岸的某些泛德意志集团讲清楚我们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不希望英国的运输业主和资本家产生错觉，误以为我们将参加一场蓄谋已久的对德战争。
　　施里曼的话刺痛了你们的心。我承认，我也不喜欢英国的《伦敦世纪报》上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说，英国应该尽快建立一支远征军，以便更有把握地把我们拖入未来的冲突。
　　任何人都无权摆布法国的命运。我要说，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英国和德国之间发生冲突，我们是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一定作用的。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大声宣布，我们不愿卷入任何冲突，不愿参与任何阴谋，我们希望自由地致力于世界和平。
　　戴奥道尔·雷纳克：饶勒斯先生，我们的这一做法在萨多瓦没有获得成功。
　　饶勒斯：雷纳克先生，我在一开始引用你主张限制军备的那些话时，曾经指出，光有Pium votum——真诚的愿望是不够的，应该有勇气正视困难，并着手解决这些困难。我觉得，我这么说是完全有道理的。
　　导致法国在萨多瓦的做法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奉行了我所主张的光明磊落的政策；恰恰相反，那时因为我们奉行了一项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政策。正当德国内部趋于统一的时候，法兰西帝国不懂得，也没有勇气出来加以反对；同时，它也没有勇气接受这一事实。它不起来反对和制止这种局面，只是在心里嘀咕和为自己打小算盘。它悄悄地对德国说，法国不会接受德国的统一。由于帝国奉行了一项含混不清和自欺欺人的政策，结果引起一部分人的恐惧和另一部分人的错觉。这就是法国失败的原因。至于我，我则希望法国能这样说：
　　法国应该成为一个骄傲和独立的国家。她不愿受人欺负和蹂躏，不愿受别人愚弄，为别人的阴谋效劳；她不愿为了单纯的报复而牺牲世界和平，不愿看到世界的和平事业断送在邻国中某些诡计多端的资本家手里。
　　依我看，这是一项十分明确和有效的政策。它丝毫不要求放弃权利，也不谋求征服别人的权利；它相信，随着民主和和平信念的增强，将会对权利作出公正的修改。
　　法国和德国的关系史中有两个主要的事实：首先，四十年来，法国在遭到惨败而处于孤立的最初阶段，并没有屈服，没有丝毫奴颜媚骨，她一直坚持维护和平。在这一时期，由于人们对战争还记忆犹新，复仇的政策本来可以获得更为强烈的反应。无论在那时候，还是在同俄国和英国结盟和友好的时期，法国从不打算用武力提出赔偿的要求，从不打算把世界和欧洲的命运寄托在实力和战争上。
　　同时，还必须记住另外一个事实：在这四十年里，阿尔萨斯——洛林显示出法兰西的强大生命力。 1870年战争失败后的十年、十五年里，该地区的人民曾在希望和忧虑中期待着某些人低声议论的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以使摆脱外因的统治。
　　但是当他们看到一年年过去了，在麦茨的议员安东尼发表强硬的意见之后，再也没有人为他们说话时，他们自己就拿出真正的勇气来。阿尔萨斯——洛林人民不再把恢复正义的希望寄托在命运和武力上，他们懂得，他们的责任和出路在于：在欧洲目前的版图内，保持其原来的思想特征，在征服者的统治下，永远保持珍藏在心灵深处的法兰西精神。因此，先生们，在阿尔萨斯的资产阶级中间，在阿尔萨斯人民中间，法兰西文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地传播过。

　　好吧！就算你们是爱国的。请你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证明这一点。解开你们装满金子的口袋，把钱拿出来，捐献给祖国。把你们的一小部分收入作为税金捐献给法国吧！请以民主的精神组织我们的国家，使她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一切财富的人民服务。请效法英国的榜样，因为英国发动了一场旨在彻底改革税收制度的伟大运动，并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下，制定了民主改革的广泛计划。

　　我清楚地知道，最初征收所得税并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我同样知道，按其性质而言，这一税赋将随着项目的增多而增加。因此，在紧急关头，你们满可以象英国那样，用提高所得税的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关心财政预算的平衡。我们不会玩弄什么把戏：一面投票赞成进行社会改革，一面却反对国家相应地增加财政收入。但是，我们有权要求国家的这笔收入符合民主的纲领、要求和学说。
　　对于我来说，只要你们不同意实行全面的累进制所得税，任何关于增加新课税的建议都将是不自觉的混淆视听。
　　请你们想一想，这一拙劣的政策将会使共和党的内阁多数派，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将会使整个共和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呢？数月之后，你们将回到全国各地去，把新的课税带回那里，但是其中不包括所得税的问题。农民将会对你们说：有的税你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起过；例如，你们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你们将提高酒精的税收；你们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你们将恢复酒的流通税。凡是你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起过的课税，你们都投票赞成。只有一项税收，你们跟我们说了整整十年，却仍不见下文。由此可见，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
　　先生们，请允许我对你们说，事实上，我们这种毫无远见、毫无用处和死气沉沉的政策同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充满朝气的政策形成了令人痛心的对照。是的，在海峡的那一边，确实有一个伟大的党，这个党与我们的党不一样，它敢于对国家承担决定性的责任。有人诽谤说，英国的预算具有社会主义的味道。这太荒唐了。只有在那些决心审慎地、逐步地把生产资本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地方，才是社会主义。英国预算的目标并不在于此。这样的预算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历来反对贵族垄断土地的英国个人主义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要求，因为工人们希望退休法和即将颁布的失业救济法不受税收制度的影响。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英国民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胆和果敢。
　　内阁总理兼内政、宗教事务部长阿里斯底特 ·布里安先生：饶勒斯先生，您所要说的就是坐在这里的内阁总理吧？
　　饶勒斯：内阁总理先生，我想用巴斯卡的一句话来回答您如果您不懂我的意思，您就不会向我提出问题。
　　唯一使我们感到苦恼的是：不管人们怎么说，不管人们怎样指责国家保守或过激，目前，我们的缺陷是，国家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缺乏足够的认识。
　　请各位听明白，我并不要求国家的各个部门都成为典范。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国家在人民的监督下，毫无组织和管理的能力？不。这是因为国家在工业部门中常常受到谴责和反对，得不到支持……人们不是积极地组织国家，而是热衷于泼冷水和拆台。
　　我不想就国家和个人关系问题同茹尔 ·罗歇进行纯理论性的辩论。……
　　茹尔·罗歇：这不是纯理论性的辩论。
　　饶勒斯：我认为，根据您的措辞来判断，这是抽象的辩论。
　　茹尔·罗歇：如果您愿意使它具体化……
　　饶勒斯：您和我坐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认为，从广义上来说，个人和国家的对应关系是抽象的。如果没有刚毅、积极、果敢和自由的个人和公民，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如果国家不够强大，不能给个人的发展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个人也就不可能完全自由。对于生活低于一定水准的个人来说，单纯的自由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对于生活水平低于最低标准的个人来说，对于被愚昧、无知、贫困、疾病压得喘不过气的个人来说，自由只不过是残酷压迫的代名词面已。
　　正当我们在公民面前大肆颂扬祖国的时候，正当我们要求全体公民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或利益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而且也是为了在国家的旗帜下，间接地保护那些因生活极端困苦而放弃单纯的个人自由的人的利益——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居然贬低、侮辱甚至丑化国家，这真是咄咄怪事！
　　依我看，我国历史上的最大不幸是国家的形象被丑化，刚刚兴起的我国工业被丑化。
　　有一次，勒鲁瓦-博利约在这个讲台上，驳回了某一建筑师提出的一项需要五亿投资的很不恰当的工程预算。他便根据一个建筑师的错误，来衡量整个国家的能力。
　　比埃尔·勒鲁瓦－博利约：这并不是唯一的错误。
　　饶勒斯：如果把私人资本所造成的浪费同我不想否认的、由国家造成的浪费相比较，我不知道哪一个更为严重。
　　我再次声明，我丝毫不想原谅国家的缺点，也不想延长不好的制度的寿命。应该建立新的监督条件，应该号召议员们和公民们，号召消费者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对国家进行严格的监督，使整个国家变得井井有条。但是，我们决不允许有人借用所谓现代资本主义秩序的名义，对国家的集体行动进行类似的攻击。为此，饶勒斯要求：
　　……实行累进制遗产继承税，垄断酒精的生产，垄断保险事业，收回大型矿山，由国家管理大型水利电力部门，以有组织的民主制度来监督国家各工业部门，并在这些措施的有力推动下，制定出关于残废、失业、疾病和住房的社会保险法令。税收制度方面的大胆改革将有助于在其他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
　　必须讲清楚这一点。政府应该抛弃犹豫不决的态度。

　　是的，为了今天和明天，为了未来，现在是制定新政策的时候了。关于摩洛哥问题，我不想重提昔日的争论——议会知道我们的立场和我们所做的努力——我只想对你们说，今天，你们是否打算拨出大笔经费，以便再次派远征军去摩洛哥？你们正在准备新的远征，就象大选以后你们准备制定新的课税一样。不过，姑且可以原谅你们的这一点……
　　四天前《法兰西军队报》——你们知道，这家报纸很了解内阁的内情——透露了计划的具体内容：不对塔扎地区直接采取行动，因为在那里的崇山峻岭中，无疑会遇到难以战胜的抵抗。其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摩洛哥的山民将被来自非斯和西部的军队包围。这场远征正在周密的策划之中。不知身为财政部长的杜蒙先生是否会事先签署这项计划？不管怎么样，我要求政府不要利用议会盲目同意拨款的这种情况，致使国家再次耗费大量的财力。
　　你们在这里，在议会中，可以为摩洛哥做件有益的事：按照公正和温和的法律去管理那个国家，使人们忘掉历史上的野蛮征服。如果你们采取公正、人道和克制的态度，你们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进入那些高山地区；如果你们不盲目地采取行动，处处谨慎小心，如果你们懂得，你们无权让一个财政面临枯竭的国家再以高昂的代价去换取什么荣誉，那么你们至少能够把用于摩洛哥的经费减少一亿；而且，如果你们决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全民族皆兵的伟大理想，你们还可以在短时期内把目前正常的军费开支减少四亿。

　　这些年来动荡不安的局势究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外交上的风云变幻，各国领导人之间频繁的接触和书信往来，各色人物的粉墨登场 ——这一切究竟带来什么好处呢？那种制造流血和死亡的政策究竟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都在衰退，只有军费开支扶摇直上，只有贫困令人沮丧地加剧了。
　　目前时机极为有利。时机确实已经成熟。
　　伟大的和平力量在这一混乱的局势中，依然坚持斗争。人民，人民中间头脑最清醒的人，最明智的民主党人，欧洲各国中最诚实的公民，足以使惊慌失措的政府恢复镇静的数以百万计坚决要求和平的无产者——所有这些人组成了这支和平力量。但是他们缺乏组织，行动分散。因此，需要有一个继承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支持各国人民自由与和解的政府，以便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和平大军，组织起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大军。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在体现这一精神的过程中，在目前还显得不够有力的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有三个国家的人民与冲突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能够在一起发挥调解人的作用，这就是：德国、英国和法国。
　　是的！米拉波在革命爆发前夕，从普鲁士朝廷写信来，曾说过这样的话：“当德国——那时候叫普鲁士——英国和法国步调一致，和睦相处时，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革命便将宣告成功。”
　　爱德华·瓦扬：这是千真万确的。
　　饶勒斯：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请注意，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社会大动荡的前夜，正是后来席卷全欧洲的法国大革命的前夜。请注意：今天，各国群众正在苦难的深渊中绝望地挣扎，压在他们身上的负荷越来越沉重。德国无产者面临失业的威胁；英国无产者在工会的领导下，正准备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法国无产者中间孕育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在欧洲，在世界其它地区——例如在南非，贫穷的印度籍工人正在奋起反对资本主义——劳动人民倍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庞大的战争机器的剥削，怨声载道；他们正在组织起来。如果你们不接受社会党的建议，法国以及整个欧洲都将发生可怕的骚乱，我们衷心希望的合法发展的可能性也将因此而不复存在。

　　议会不安地注意到，由于迫不及待地进行殖民扩张，由于欧洲各国大肆扩军备战，由于维持一支保守的、反动的和庞大的国防军，国家的负担大大加重了；
　　议会确信，这一沉重的负担必将引起物价飞涨和危及国家的生产能力；
　　为此，议会要求政府： 1）限制在摩洛哥的行动， 2）建立民兵，逐步缩短服兵役期，削减职业军队的经费开支； 3）建议各国政府接受国际仲裁，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和纠纷。由法国出面，着手建立一个减轻人民负担的国际新秩序；
　　议会决定暂停讨论拨款问题，直至政府就上述要求向议会作出积极的保证为止。

　　法国并不想低三下四地乞求和平，但她希望和平。她需要和平，以便发展自己的经济。由于长期处于危机状态，她的经济即使没有倒退，至少也是停滞不前。她需要和平，以便完成业已开始的伟大事业：在曾经经历过无数次互相矛盾的革命的国土上，最终建立自由的制度；通过不断摸索，实现宪法中规定的、适合法国国情的普选制。国内的民主要求日益强烈，人们正在寻求建立民主与和谐的道路。必须解决巴黎向整个法兰西提出的巨大的问题，这一问题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上伟大和艰难的业迹。但是，只有在安定和平的环境里我们才能把所有这一切告诉全国每一个人。我们面临的问题成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希望战争呢？

　　事实上，无论是僧侣还是民族主义者，谁都不敢说自己希望战争，否则将会招致全国的反对。但是，和历史上一切感到日暮途穷的反动政党一样，他们在心底里却暗暗希望战争，把战争看成是转移国内视线的法宝。战争一旦爆发，我们揭露过的那些造谣惑众的骗子便会纷纷出笼。
　　战争一旦爆发，僧侣们就会说：“世界正在燃烧，而你们还想继续神父和修女之间的争吵吗？你们出兵中国，那里急需我们的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想分散传教士的力量吗？ ”对于僧侣、教士们来说，对于策划屠杀和政变的将军来说，对于代表压迫和黑暗势力的、受到我们无情鞭挞的反动分子来说，战争是一根转移视线的救命稻草。我们百倍憎恶战争，因为战争是野蛮、不人道和反动的。

　　实际上，我们必须回到法国大革命前的对外政策上去，我指的是法国侵占比利时以及拿破仑发动侵略之前的对外政策。只有通过权利和对权利的认识，我们才能恢复我们在欧洲的地位。只有通过耐心和对未来的认识——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可以称之为希望——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在欧洲民主中，确保我国领土的完整（见 1887年12月 31日的《图卢兹电讯报》）。

　　多么奇妙的事情！七月革命产生的君主制从来没有得到过沙皇俄国的正式承认，帝国和沙俄一直处于交战状态。而现在法兰西共和国却得到了沙皇俄国在事实上和感情上的承认，被看成是法兰西的合法代表，尽管法国国内的那些保皇分子千方百计地企图使共和国永远处于孤立的地位。

　　除非巴黎市民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已经完全堕落，否则．机会主义和反动派不能指望他们会上街向沙皇欢呼。因为两年来，政府使我们的对外政策在俄国的政策面前蒙受奇耻大辱。由于沙皇是欧洲反动派的最典型代表，所以这样的耻辱更叫人难以容忍（见 1896年8月14日的《小共和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