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里，科尔尼洛夫将军向彼得格勒进军，打算使他自己成为俄国的军事独裁者。在他的幕后，突然露出了资产阶级的魔掌，猖狂地企图来扑灭革命。某些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是与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叛乱有瓜葛的；甚至连克伦斯基也有嫌疑[1]。萨文柯夫被召唤到其所属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去说明他同反革命的关系，而他却拒绝交代，结果被开除了党籍。科尔尼洛夫被那些士兵委员会逮捕了起来。许多将军被撤职，一些部长被勒令停职，内阁倒台了。

克伦斯基试图组织一个包括立宪民主党人——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新政府。其所属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命令他把立宪民主党人排除在外。克伦斯基拒绝服从，并且威胁着说，如果社会主义者坚持这样做，那末他就要辞职。然而，人民群众的情绪是如此激昂，他一时还不敢违抗民意。结果就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五人执政内阁，由五名原任部长所组成，而以克伦斯基为首，暂时行使政权，直到问题解决时为止。

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使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团体（“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自卫的热情冲动中联合了起来。他们认为，不能再让科尔尼洛夫一类的人再上台了，必须建立一个对拥护革命的各党各派负责的新政府。所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邀请各人民团体派代表参加全俄民主会议，这个会议定于9月间在彼得格勒召开。

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里面，马上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派别：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且由它来接管政权。那些由切尔诺夫所领导的“中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了那些由卡姆柯夫和斯皮里多诺娃所领导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些由马尔托夫所领导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以及那些由波格丹诺夫和斯柯别列夫所代表的“中派”孟什维克[A]，要求成立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而那些以策烈铁里、唐恩、李伯尔为首的孟什维克的右翼，以及那些由阿夫克森齐也夫和郭茨所领导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却坚持在新政府中必须有有产阶级的代表。

几乎在顷刻之间，布尔什维克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接着又相继在莫斯科、基辅、敖德萨以及其他城市的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

那些把持着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大吃一惊，他们断定：归根到底，列宁对他们的威胁总要比科尔尼洛夫对他们的威胁可怕得多。于是他们修改原定的全俄民主会议的代表名额[2]，让合作社和其他保守的团体派出更多的代表来参加。然而即使在那样一个包办性的大会上，最初还是投票赞成建立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后来只因为克伦斯基公然以辞职相要挟，而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又危言耸听地大喊“共和国陷于危境”，才使那个大会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决议，赞成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原则，并批准成立一种咨询性的、没有任何立法权的国会，称为“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在新内阁中，有产阶级实际上是属于支配地位，面在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中，有产阶级又占据了超过比例的议席。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已经不再代表苏维埃的基层群众，并且曾经非法地拒绝召集那预定在9月间召开的下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它自己无意召集下一届的代表大会，并且也不许旁人来召集。它的机关报《消息报》开始示意，说苏维埃的作用就要完结了[3]。它们可能迅即解散了……。而在同时，新政府也宣布，说要把消除那些“不负责任的组织”作为其施政方针的一部分——所谓“不负责任的组织”，就是指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的回答是，号召于11月2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把俄罗斯的政权拿过来。同时，他们退出了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声明他们不参加那种“背叛人民的政府”[4]。

然而，布尔什维克的退出，并没有给那倒霉的临时议会带来什么平静。那些有产阶级一旦掌握到政权，就变得暴戾恣睢了。立宪民主党人公开地说，临时政府没有宣布俄罗斯为共和国的合法权力。他们要求在陆军和海军中采取严峻的措施以摧毁士兵和水兵的委员会，并肆意诋毁苏维埃。而在会议厅的另一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却主张立即媾和，土地归农民，工人监督生产——那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我听到马尔托夫在反驳立宪民主党人时的演说。他把身子俯伏在讲合上，就象一个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一样，说话的嗓子嘶哑得几乎听不清楚。他用手指指着右边议席上的那些人斥责道：

“你们说我们是失败主义者；但真正的失败主义者倒是那些妄想等待一个较为有利的时机才媾和的人，那些主张把和平问题拖延下去，一直拖到俄国的军队被打得精光，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互相讨价还价的牺牲品的人。……你们妄图把根据资产阶级利益制定的政策强加在俄国人民身上。和平问题必须提出来，一刻也不能拖延。……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那些被你们污蔑为法国间谍的人，那些在世界各地致力于唤醒民主群众的政治觉悟的齐美尔瓦尔得派[B]，他们的工作是决不会落空的。……”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这两个集团之间摇摆不定，只是由于人民群众那种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的压力，他们才无可奈何地被迫转向左的方面。深仇宿怨，使共和国议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集团。

就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在人们期待得很久之后终于宣布将召开巴黎会议，这就引起了关于外交政策问题的极其激烈的争论。……

从理论上说来，所有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赞成在尽可能早的时机按民主的条件来缔结和约。早在1917年5月，尚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把持之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就已经宣布了那著名的俄国议和条件。它要求协约国召开会议来讨论战争的宗旨。协约国曾经答应在8月间举行这样的会议，后来展期到9月，后来又展期到10月，现在它定于11月10日开幕。

临时政府提出了两名代表去参加那个会议——一为反动军人阿列克谢也夫将军，一为外交部长捷列申柯。苏维埃推举斯柯别列夫为代表出席那个会议，并且起草了一篇声明，那便是有名的“指示”[5]。临时政府反对斯柯别列夫去出席，并且反对那篇“指示”；协约国的大使们也提出了抗议。而最后，博纳·劳[C]在英国下议院中回答质询时竟冷冷地说道：“据我所知，巴黎会议根本就不讨论战争的宗旨，而仅仅是讨论进行战争的方法。……”

对于这件事，保守派的俄国报纸是欣喜若狂，而布尔什维克则喊道：“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政策已经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沿着那长达一千英里的前线，数百万俄国军队人心浮动，有如大海波涛。他们派了成百上千的代表团来到首都，高呼着“和平！和平！”

我过河去现代马戏院参加一个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这种群众集会在全市各处都有，参加的人数一夜比一夜多。在那四壁皆空的、光线暗淡的半圆形剧场里，只有五盏系在一根细电线上的小电灯在发着微光。从那环形的台面一直斜上到屋顶，一排排肮脏的凳子上都挤满了士兵、水兵、工人和妇女。他们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好象那是他们生死攸关的问题。有一名从第五四八师来的士兵在发言，五四八师到底在哪里，是个什么师，那倒没有什么关系。

“同志们！”他喊道。在他那沮丧的面容和失望的手势中，带着一种真正的焦虑。“上面的人总是叫我们去作更多的牺牲、更多的牺牲，而那些什么都有的人却是丝毫也没有受到损害。

“我们在与德国作战。难道我们可以邀请德国的将军们到我们的参谋部来当参谋吗？我们也在与资本家作战，然而我们却把那些资本家邀请到我们的政府里来了。……

“士兵们都说：‘请告诉我，我打仗是为的什么。是为了要取得君士坦丁堡，还是为了自由的俄罗斯？是为了实现民主，还是为了几个资本家强盗？如果你能证明我是在保卫革命，那末毋须用死刑来威胁，我就会挺身战斗的。’

“当土地属于农民、工厂属于工人、政权属于苏维埃的时候，那末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了。而我们也就会为之而战斗！”

在军营里、工厂里、街头上，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士兵宣传员，大声疾呼地要求结束这场战争。他们宣布：如果政府不作有效的努力去争取和平，那末军队就会离开战壕，各自回家了。

第八军的发言人说道：

“我们的力量很弱，日前在我们的每个连队里都只剩下很少的几个人。政府得供给我们食物、靴子和援兵，不然战壕里就没人了。给我们和平，或者给我们补给……停止战争或支援军队，让政府在这二者之中择一而行。……”

第四十六西伯利亚炮兵旅的代表说道：

“军官们不愿意与我们的委员会合作，他们把我们出卖给敌人，他们把我们的宣传员处以死刑；而那反革命的政府却支持他们。我们总以为革命会带来和平。但是，现在政府甚至禁止我们谈论那样的事，同时又不给我们足够的食物以维持生存，也不给我们足够的军火去打仗。……”

从西欧传来了谣言，说各国要牺牲俄国以求得和平[6]。……

关于俄国军队在法国的遭遇的消息传来，更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在法国参战的俄军第一旅曾经要象他们国内的同志们一样，以士兵委员会来代替军官，并且拒绝服从开往萨罗尼加的命令，而要求返回俄国。他们被包围了起来，断饮绝食，其后更遭到大炮的轰击，死伤甚众[7]……

在10月26日那一天，我到那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玛丽亚宫瑰丽的大厅——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就在那边开会——去听捷列申柯宣布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而渴望和平的全国人民，都以极度忧虑的心情等待着这篇演说。

捷列申柯是一个身材高大、衣服穿得十分讲究的年轻人，脸上刮得很光，颧骨突出。他泰然自若地读着他那篇措词谨慎、不着边际的演说稿[8]。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重复着一些同样的陈词滥调，说要与协约国同心协力来击溃德国的军国主义，说到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说到苏维埃给斯柯别列夫的指示所引起的“麻烦”等等。他在结束时用以下的话概括他这篇演说的中心思想：

“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强国。不论事态如何，俄罗斯将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必须全体一致来保卫它，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是一个伟大理想的保卫者，是一个伟大强国的儿女。”

谁也不满意这篇演说。反动派要求执行“强硬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民主政党则要求得到政府愿意致力于和平的保证。……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报《工人与士兵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我把它抄录如下：

政府给战壕中士兵们的回答

我们的部长中这位最沉默寡言的捷列申柯先生，实际上是对战壕中的士兵们说了如下的话：

一、我们是与我们的协约国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不是与各国的人民、而是与各国的政府联合在一起）。

二、关于冬季作战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不能由民主党派来讨论，而要由我们协约国的政府来决定。

三、7月1日的大反攻是有益的，而且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可是他却没有提到大反攻的后果）。

四、说协约国不关心我们，那是不对的。这位部长手中掌握着协约国的非常重要的宣言。（宣言吗？实际行动又如何？关于英国舰队的行动怎么解释[9]？英王和那被放逐的反革命分子古尔柯将军进行谈判的事怎样解释？所有这一切，这位部长都只字未提。）

五、苏维埃给斯柯别列夫的指示是要不得的；协约国讨厌它，俄国的外交官也讨厌它。在协约国的会议上，我们必须“用一致的语言来说话”。

这就是一切吗？这就是一切。出路何在？出路是信任协约国，并且信任捷列申柯。然而何年何月和平才能到来呢？那要等到协约国允许的时候。

关于和平问题，临时政府就是这样来回答战壕中的士兵们的！

*                  *                      *

这时在俄国政治舞台后面，开始出现了一个恶势力的阴影——那便是哥萨克兵。高尔基所主编的报纸《新生活报》，唤醒人们注意哥萨克兵的活动：

“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哥萨克兵曾经拒绝枪杀民众。当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军的时候，他们又拒绝服从他。然而最近，哥萨克兵却突然改变其对革命的态度，从幕后跳到前台来；由消极地忠于革命转为（对革命）积极的政治进攻。……”

顿河流域哥萨克军的首领卡列金，因为参与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事件而被临时政府撤职了。但他却公然拒绝卸任，并且纠集了驻屯在诺伏切尔卡斯克的三支庞大的哥萨克部队，阴谋作乱，蠢蠢欲动。他的势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临时政府竟不敢追究他那抗命的行为。尤有甚者，临时政府竟被迫正式承认哥萨克联军委员会，而宣布那新成立的哥萨克地区的苏维埃为非法的组织。……

在11月初，有一个哥萨克的代表团去拜访克伦斯基，盛气凌人地坚持要临时政府撤消其对于卡列金的指责，并且责备那位内阁总理是仰承苏维埃的鼻息。克伦斯基答应让卡列金自行其是，并且据说他还说道：“在那些苏维埃领袖人物的心日中，我倒是一个暴君和专制魔王哩。……至于临时政府，不仅它不是依靠苏维埃，而且它还认为苏维埃的存在确实是一件憾事。”

同时，有另一个哥萨克的代表团去拜访英国驻俄大使。在言谈之间，他们俨然自命为“自由哥萨克人民”的代表。

在顿河流域，有一个象是什么哥萨克共和国的组织已经建立了起来。库班宣布其为独立的哥萨克国家。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和叶卡特林堡两地的苏维埃都被武装的哥萨克所冲散，而哈尔科夫城煤矿工人工会的总部也受到袭击。就其一切的表现看来，哥萨克人的独立运动是反社会主义的，并且是军事性的。这个运动的头目都是些贵族和大地主，如卡列金、科尔尼洛夫、杜托夫将军、卡拉乌洛夫将军、巴尔季日将军等，而且这个运动还受到莫斯科大商人和大银行家的支持。

古老的俄罗斯帝国在急剧地瓦解中。在乌克兰、芬兰、波兰、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日渐得势，而且愈来愈明目张胆了。那些为有产阶级所操纵的地方政府要求享有自治权，拒绝遵行从彼得格勒发来的命令。在赫尔辛福斯，芬兰的参议院拒绝贷款给临时政府，宣布芬兰自治，并且要求俄军撤出芬兰。在基辅，资产阶级的“拉达”[D]扩大乌克兰的疆界，把俄罗斯南部所有最富饶的农业地区都包括在内，向东一直远达乌拉尔山，并且还着手组织一支乌克兰的国民军。“拉达”的首领文尼琴柯暗示要与德国单独媾和，而临时政府竟对之无可奈何。西伯利亚、高加索都要求成立其单独的立宪会议。在所有以上这些地区，都开始展开了当地政权与各地工兵代表苏维埃之间的殊死斗争。……

局势是一天天更加混乱了。成千上万的士兵正在离开前线，开始象汹涌的潮水一样，漫无目标地在全国各地流动着。唐波夫省和特维尔省境内的农民不耐烦老是等待着分配土地，并被政府的高压政策所激怒，群起焚烧地主庄园的房屋和杀戮地主。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和关厂，使莫斯科、敖德萨和顿河流域的煤矿区陷于痉挛状态。运输系统瘫痪不灵，军队在挨饿，大城市里没有面包。

临时政府一方面受到民主党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又受到反动党派的攻击，什么事也不能做；而当它不得不采取措施时，又总是维护有产阶级的利益。哥萨克兵被派往各地去恢复农村中的秩序，去镇压罢工运动。在塔什干，政府当局镇压了苏维埃。在彼得格勒，那个为着要重建全国解体了的经济生活而成立的经济委员会，因为不能解决资方和劳方之间的对立，结果被克伦斯基解散了。那些旧军官受到立宪民主党的支持，要求采取严峻的措施以恢复陆军和海军的纪律。那名望很高的海军部长维尔杰列夫斯基海军上将和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将军，都坚决主张只有在同士兵、水兵委员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自觉自愿的、民主的纪律，才可以挽救陆军和海军。然而他们的努力都落了空，他们的建议被置若罔闻。

反动派似乎是决心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忿怒。审判科尔尼洛夫的日子快到了。资产阶级的报纸越来越公开地为科尔尼洛夫辩护，说他是“俄国伟大的爱国者”。布尔策夫的《共同事业报》，竟要求由科尔尼洛夫、卡列金和克伦斯基三人合组一个独裁的政府。

有一天，我在共和国临时议会的记者招待室里曾经和布尔策夫作了一次谈话。他是一个矮小的人，躯体佝偻，满脸都是皱纹，带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乱蓬蓬的头发，胡须都花白了。他说道：

“青年人，记住我的话！俄国所需要的是一个铁腕人物。我们此刻必须使我们的心思离开革命，而集中来对付德国人。只怪那些笨蛋，那些笨蛋，打败了科尔尼洛夫；而在背后指挥那些笨蛋的就是那班德国的间谍。不然科尔尼洛夫早就得胜了。……”

在极右派方面，那些极少掩饰的保皇党人的机关报，普利什凯维奇的《人民论坛报》，以及《新俄罗斯报》，《活的语言报》，都公开地叫嚣要把革命民主派彻底消灭。

在10月23日那一天，在里加湾发生了与德国舰队的海战。临时政府以彼得格勒陷于危境为借口，拟定了迁都的计划。最先是撤退大型的兵工厂，疏散到俄罗斯各地去；其次是政府机关迁往莫斯科。布尔什维克马上就揭发道：临时政府准备以放弃红色的首都来削弱革命。里加城已经被出卖给德国人了；而现在又要出卖彼得格勒！

资产阶级的报纸是喜出望外。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言论报》说道：“在莫斯科，政府就可以在安安静静的气氛中进行它的工作，免得被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扰乱。”立宪民主党右派的首脑罗将柯在《俄罗斯的早晨报》上公开地说：德国人攻陷彼得格勒将是一大幸事，因为它可以摧毁那些苏维埃，并且可以除掉革命的波罗的海舰队。他写道：

“彼得格勒陷于危境中。我对自己说：‘让上帝保佑彼得格勒吧！’有人怕如果彼得格勒一旦失守，那些革命的中央机关即将被消灭。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如果那些机构统统被一扫而光，那我才高兴呢，因为那些机构除了给俄国带来灾难以外，什么好处也没有。……

随着彼得格勒的陷落，波罗的海舰队亦将被消灭……然而那也没有什么可惜；绝大部分的舰只都已经完全老朽无用了。……”

不过，在那暴风雨般的人民群众的抗议声中，迁都的计划被打消了。

同时，苏维埃代表大会就要开幕了。它象是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的云层，笼罩在俄罗斯的上空。不仅临时政府反对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且所有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也都反对。陆海军中央委员会、某些职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而最重要的还是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都不遗余力地来阻止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那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创办、而当时却把持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的《消息报》和《士兵之声报》猛烈攻击这个代表大会，正如社会革命党的刊物《人民事业报》和《人民意志报》集中了全部火力来攻击它一样。

那些组织纷纷派代表到全国各地，纷纷发电报给各地的苏维埃和军队委员会，训令它们阻止或拖延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那些组织作出了冠冕堂皇的公开决议和宣言来非难苏维埃代表大会，说苏维埃代表大会距立宪会议的日期太近，所以民主党派反对它的召开。而那些来自前线的代表、地方自治局联合会的代表、农民联合会的代表、哥萨克联军的代表、军官联合会的代表、圣乔治骑士团的代表、以及敢死队的代表，都抗议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简直象一个合唱团，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那由俄国的三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全部政治机构，都竭力阻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而在另一方面，则是无产者那种无形的意志——工人们、普通士兵们以及贫苦农民们的意志。有许多地区的苏维埃都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接着，那些工业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厂委员会也布尔什维克化了；那些起义的陆军和舰队的组织也都布尔什维克化了。在某些地方，人们因为受到阻挠而不能选出其正式的苏维埃代表，于是就举行小型的会议，从他们之中推举一人为代表到彼得格勒去。而在其他的地方，他们则粉碎了那旧的阻碍大会的委员会，另行成立新的委员会。山呼海啸的革命冲破了这几个月以来由于革命怒火暂时熄灭而在表而上慢慢硬化起来的外壳。只有人民群众的自发革命运动，才能使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见诸实现。……

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员日以继夜地在军营中和工厂中进行工作，猛烈地抨击“那个制造内战的政府”。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乘了一辆拥挤不堪的市内大车，蹒跚地穿过那荒凉的工厂区和大教堂之间的一片汪洋的泥泞，到奥布霍夫斯基工厂去参加一个群众大会，那是一座建立在施吕塞尔堡大街附近的国营兵工厂。

群众大会在一座巨型的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举行，两旁是陡峭的砖墙。约有一万名穿着黑色工服的男子和妇女，聚集在那铺着红布的讲台的周围。人们挤在那一堆堆的木料和砖瓦上面，或高高地蹲在荫蔽的梁柱上，聚精会神地在听着，并且发出雷鸣一般的吼声。透过那阴沉的天幕，太阳不时地钻了出来，金黄色的光芒泻过那还没有装修的窗棂，照在那千百张朝着我们的劳动人民纯朴的脸上。

卢那察尔斯基正在讲话。他身材清瘦，样子象个学者，具有一副艺术家那样的敏感的脸。他告诉群众为什么苏维埃一定要夺取政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卫革命并镇压敌人。那些革命的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着国家，破坏着军队，并且替一个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制造机会。

有一个来自罗马尼亚前线的士兵站起来说话。他很瘦，面色憔悴但情绪激昂，他喊道：“同志们！我们在前线上挨饿，我们都冻僵了。我们白白地在送命，死得毫无意义。我请求美国的同志们把话带到美国去，说俄国人只要一息尚存，是决不放弃革命的。我们将用尽一切力量来坚守这个堡垒，直到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援助我们！号召美国的工人们起来，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接着是彼得罗夫斯基走上来讲话。他身材瘦小，音调缓慢，斩钉截铁地说道；

“现在不是说空话的时候，而是行动的时候了。经济情况是很糟的，但我们必须习惯于这种生活。他们妄想饿死我们，冻死我们。他们想要向我们寻衅。不过让敌人知道，他们可能做得太过分了；如果他们胆敢动手碰一碰我们无产阶级的组织，那末我们就会象清除废物一样，把他们从地球上消灭掉！”

布尔什维克报纸的销路突然大增。除了两种党报——《工人之路报》和《士兵报》以外，又新出了一种给农民读的报纸，叫做《农村贫民报》，每日发行五十万份。而在10月30日又创刊了《工人和士兵报》，它的社论概括地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政见：

“第四年的冬季战役，将使军队和国家虚耗殆尽。……彼得格勒的安全正受到威胁。……反革命分子对人民所受的苦难幸灾乐祸。……农民们被逼得忍无可忍，他们掀起了公开的起义。而地主和政府当局则派遣讨伐队去屠杀农民。工厂和矿山纷纷关闭，工人们受到饥饿的威胁。……资产阶级及其将军们想在军队中恢复盲目服从的纪律。……科尔尼洛夫分子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公然准备破坏立宪会议的召开。……

克伦斯基政府是反人民的。他将毁灭这个国家。……本报是人民的喉舌，是为人民（即贫苦的阶级，工人、士兵和农民）说话的。只有完成革命事业，才能拯救人民。……为了达到这个日的，全部政权必须归苏维埃掌握。……

本报拥护以下主张：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原则适用于中央和地方！

在一切战线上立即停火！由各国人民缔结一项公正的和约！

把地主的土地无补偿地交给农民！

工人监督生产！

召开一个公正地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

世界上有人把布尔什维克看做是德国的间谍。在这里，我抄录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机关报《工人和士兵报》上的一段文章来看看，倒是很有意思的：

“德皇浑身沾满了千百万死难人民的鲜血，现在又要驱使他的军队来进攻彼得格勒。让我们唤醒那些和我们同样渴望和平的德国工人、士兵和农民，……起来反对这场万恶的战争！

只有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能真正代表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来说话的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政府可以不通过那些外交官而直接向德军呼吁。它可以用德文的宣言文告散满德军的战壕。……我们的空军人员，会把这些宣言文告散遍德国全境。……”

在共和国临时议会里面，两派之间的鸿沟一天天更深了。

卡列林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他说道：“有产阶级想盗用国家的革命机构，把俄罗斯束缚在协约国的战车上。革命的政党坚决反对这种政策。……”

那老态龙钟的尼古拉·柴可夫斯基代表人民社会主义者发言，反对把土地交给农民，并且站到立宪民主党那一边去了。他说道：

“我们必须马上在军队中执行严格的纪律……从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起，我一向就坚持这样的主张：在战争期间进行什么社会经济的改革，那简直是犯罪。我们现在正是在犯着这种罪。然而，我并不是那些改革政策的敌人，因为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左派里面发出了喊声：“我们不信任你！”但右派里面则发出了狂暴的喝采。……

阿杰莫夫代表立宪民主党发言，他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向军队宣布什么作战的目的，因为每一个士兵都应当知道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逐出俄国的领土。

克伦斯基亲自到共和国临时议会来过两次，他很激动地吁请举国一致，有一次最后竟泣不成声。会众无动于衷地听他说下去，并且不时用冷嘲热讽来打断他的话。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总部都设在斯莫尔尼学院。斯莫尔尼学院位于距市中心数英里远的郊区，旁临宽阔的涅瓦河。我搭上一辆电车到那边去。电车上挤满着人，带着难听的噪音，象蜗牛一样缓慢地驶过那凸凹不平的泥泞的街道。在路程的尽头，矗立着斯莫尔尼修道院那风格优美的青烟色的圆屋顶，淡淡的金光勾画出它的轮廓，非常好看。在修道院的近旁，便是那宏伟的军营般的斯莫尔尼学院的正面，它长两百码，三层高，大门顶上那个巨大的雕刻在石头上的帝国国徽还赫然在望。……

在帝俄时代，斯莫尔尼学院原是一座有名的为俄国贵族小姐们所设立的修道院学校，由皇后亲自做监护人。而现在，这座学院已经被工人和士兵的革命组织接收过来了。它里面有一百多个宽敞的房间，洁白而且朴素，每个门上还镶着搪瓷的牌子，标明其为“女生第四号课堂”、“教员室”等等，使走过的人一望而知；但现在在那些牌子上面，已经挂上了许多用草书写成的标记，那便是新社会秩序活力的象征：“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外事局”、“社会主义士兵联合会”、“全俄职工会中央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中央军队委员会”；此外，这里还有各个政党的中央办公室和核心会议室。

在那拱形的、稀疏地点着电灯的长廊上，摩肩接踵地挤满了来来往往的士兵和工人。有些人背着一大捆一大捆的报纸、宣言和各色各样的宣传品，腰都压弯了：他们的沉重靴子不断在那木质的地板上发出深沉的巨响。……到处都贴着标语：“同志们！为了您的健康，请保持清洁。”每一层楼的楼梯口都摆着长桌子，桌子上和楼梯转角的地方堆满了各党各派的文件和小册子在出售。

楼下那一间宽敞的、天花板很低的餐厅，现在仍然是用做食堂。我花了两个卢布买了一张餐券去吃晚饭，和成千的同样来吃饭的人在一起排队，等着走到那长长的服务台前面去。在服务台里，有二十个男女服务员正在从大锅里舀着菜汤，盛着一块块的肉、一堆堆的饭和切成薄片的黑面包。花五个戈比，可以买一锡盅茶。从一只篮子里，人们可以拿到沾着油腻的木匙子。……在木桌旁边的那些长板凳上，挤满了饥肠辘辘的无产者。他们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商量着，在屋子里大声地开着粗野的玩笑。……

楼上另外有一个食堂，是留给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用的，但其他的人也可以去用餐。在那边，可以吃到厚厚地涂着黄油的面包，并且可以尽量喝茶。……

二层楼的南厢是一个巨大的会议场，原先是学院的舞厅。那是一间高大洁白的大厅，吊着一些闪闪发光的枝形灯盘，上面装着几百盏玲珑剔透的电灯泡，照亮全室。两排巨型的拱柱，把屋子分隔开。在屋子的尽头有一个小平台，两旁摆着两个高大的枝形灯柱。正墙上挂着一个金色的镜框子，那里面的沙皇御像已经被揭下来了。从前每逢佳节良宵，都有许多穿着华美军服的军官和穿着贵重法衣的神甫来这里参加盛会，这是大公爵夫人们进行社交活动的地方。

会议场的正对面，便是那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办公室。我站在那边注视那些来报到的新代表——健壮的、满脸胡须的士兵，穿着黑罩衫的工人。还有少数长头发的农民。那位主管报到事宜的姑娘（她是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成员之一）轻蔑地笑笑，说道：“这一届的代表和上一届的代表是大不同了。瞧，他们显得多么粗鲁而且无知呵！这些土包子。……”这话倒是真的，革命把俄罗斯从底层翻腾起来，现在是底层的人升跃到最上层来了。那个资格审查委员会还是由那旧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它逐一地盘问那些代表，认为他们是非法地选出的。但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拉汉只是咧嘴一笑，他说道：“不要紧，到时候我们想办法让你们就座。……”

《工人和士兵报》写道：

“请新选出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注意：组织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企图破坏本届的代表人会，他们散布谣言说大会将不举行了，并且妄说代表们最好还是早日离开彼得格勒。……不要理睬那些谰言。……伟大的日子正在来临。……”

显然，在11月2日还不能到足法定的人数，所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展期到11月7日开幕。不过，这时全国都已沸腾了起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知道他们是失败了；于是突然改变战略。他们开始发疯似地打电报给他们的地方组织，叫尽可能地多选“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来参加大会。而在同时，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又发出紧急通知，定于12月13日召开农民代表大会，企图以此来抵消工人和士兵所要采取的任何行动。……

布尔什维克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呢？市内谣琢纷纭，说就要发生武装的“示威游行”——工人们和士兵们就要“发动”了。那些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报纸预料着要发生暴动，并且要求临时政府逮捕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人员，否则至少也要阻止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诸如《新俄罗斯报》之类的报纸，竟主张杀尽所有的布尔什维克。

高尔基所主编的《新生活报》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认为反动派正在企图摧毁革命，而如果必要的话，必须用武力来抵抗那些反动派。但是该报主张，一切革命的民主政党必须组成一个统一阵线。《新生活报》上说道：

“当民主政党还没有把它们的主要力量组织起来，而反对其影响的势力依然强大时，要转取攻势是不利的。不过如果那些敌对分子采取暴力行动，那末，革命的民主政党就应当投入战斗以夺取政权。那时它们会受到人民群众中最广大阶层的支持。……”

高尔基指出：反动派和临时政府的报纸都在激怒布尔什维克起来暴动。然而，暴动只会替一个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铺平道路。他请求布尔什维克来辟谣。波特列索夫却在孟什维克所办的《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造谣惑众的文章，并且附有一张地图，说是揭露布尔什维克的秘密作战计划。

好象是有什么魔术一样，全市立即贴满了那些“温和的”和保守的党派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出的警告[10]、宣言和呼吁，斥责任何性质的“示威游行”，恳求工人们和士兵们不要听那些煽动家的话。例如，下面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军事局所发出的一个文告：

“全城又传播着有人准备发动的谣言。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是哪个团体授权给那些宣传员来煽动暴乱的？布尔什维克在回答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询问时，曾经矢口否认他们与这件事有任何关系。……不过，这些谣言本身却带有巨大的危险性。现在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只要有几个热昏了头脑的轻举妄动之徒，不考虑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心理状态，就会召集一部分的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鼓动他们起来暴动。……革命的俄罗斯正经历着可怕的苦难时期，在这当儿，任何暴动都可以很快地转变为内战，而其结果则将使所有那些艰辛缔造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归于毁灭。……那些反革命阴谋家正策划着利用这个暴动来扑灭革命，敞开前线让德皇威廉长驱直入，并破坏立宪会议。……大家坚守自己的岗位！不要出来！……”

在10月28日那一天，我在斯莫尔尼学院的走廊上和加米涅夫谈过话。加米涅夫身材矮小，留着一撮褐红色的尖胡子，举止象法国人。他还一点没有把握能否有足额的代表来出席。他说道：“如果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得成，它将代表人民群众那种热火朝天的革命情绪。如果照我所料想的，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中占有多数，那末我们就会要求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而临时政府就必须辞职。……”

沃洛达尔斯基是一个身材高大、面色苍白而带病容的青年，戴着一副眼镜。他的语气肯定得多：“李伯尔和唐恩之流的人以及其他的妥协主义者正在阴谋破坏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万一他们竟能阻止大会的召开，那末，我们也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就不光指望着那个会了”。

我查阅我的记事簿，在10月29日的日期下面找到一些从当天报纸上摘下来的主要新闻：

莫吉廖夫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所在地）消息：那些忠于政府的近卫团、“野蛮师”、哥萨克兵和“敢死队”，都集中在这里待命。

临时政府命令巴甫洛夫、皇村和彼得霍夫等军官学校的士官生准备开进彼得格勒。奥拉年堡的士官生已经到达城区了。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装甲车师团，有一部分驻屯在冬宫。

遵照托洛茨基所签署的命令，塞斯特罗里兹克地方的国营兵工厂把几千支步枪交给了彼得格勒工人的代表。

下李切伊尼区的市民兵队在某一次会议上通过决议，要求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这些新闻只不过说明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事情是怎样地错综复杂。当时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出事，但却没有人知道会出什么事。

10月30日的夜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在斯莫尔尼学院开会。在那次会上，托洛茨基指出：资产阶级的报纸一口咬定说苏维埃想发动武装暴动，那只是“反动派用来污蔑并破坏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种手法”。……他宣布：“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没有下令举行任何的发动。但如果有必要，我们是会这样做的，而我们会受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支持。……他们（临时政府）正在准备来一个反革命，而我们将用一种无情的、具有决定性的攻势来回答。”

彼得格勒苏维埃确实并没有下令举行示威游行。不过，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正在考虑武装起义的问题。10月23日他们通宵达旦地在开会。全党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以及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代表都出席了。在那些知识分子当中，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武装起义。甚至连军人都表示反对。投票的结果，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竟被否决！

于是有一个粗鲁的工人站起来说话，他的脸愤怒得发抖。他用严厉的口吻说道：“我代表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发言，我们是赞成武装起义的。你们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吧！不过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让苏维埃被摧毁掉，那末我们就和你们一刀两断！”有些士兵附和他的意见。之后他们重新投票表决，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被通过了[E]。[11]

然而，那些以梁赞诺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右翼，却继续反对武装起义。在10月31日的清晨，《工人之路报》上发表了列宁《给同志们的信》的首先部分，那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最有胆魄的政治宣传之一。在《给同志们的信》里面，列宁针对加米涅夫和梁赞诺夫的反对意见，严肃地阐明了赞成武装起义的论点。列宁写道：“或者是……公开拒绝‘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或者是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F]。”

在同一天下午，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保尔·米留可夫在共和国临时议会上发表了一篇言词漂亮而用心恶毒的演说[12]，他把苏维埃给斯柯别列夫的指示污蔑成是亲德的，他说那些“革命民主派”正在毁灭着俄罗斯，他嘲笑捷列申柯，并且公开地说他宁愿赞成德国的外交政策而不赞成俄国的外交政策……当他发言时，左派的议席上自始至终都是一片怒吼声。……

在临时政府那方面，它对布尔什维克宣传鼓动获得成功的影响也不能熟视无睹。10月29日，临时政府和共和国临时议会联合委员会匆匆忙忙地草拟了两个法案：一个法案是要把土地暂时交给农民，另一个法案是要推行有力的和平外交政策。次日，克伦斯基又下令停止在军队中施用死刑。同一天的下午，那新成立的“加强共和政体并勘定无政府状态和反革命暴乱委员会”以隆重的仪式举行第一次会议——不过这个“委员会”迅即烟消云散，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它任何进一步活动的痕迹。……第二天上午，我和其他的两名记者得到克伦斯基的接见[13]，那是他最后一次接见记者。

克伦斯基狠狠地说道：“俄罗斯人民正遭受着经济瘫痪的痛苦，他们对于协约国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了！世界人士总以为俄国革命业己结束。但不要弄错，俄国革命还只是刚刚开始哩。……”这些话是有预见性的，也许比他自己所想到的更富于预见性。

我参加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10月30日彻夜举行的那一次斗争激烈的会议。那些“温和派”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军官、军队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都气势汹汹地在场，而站起来与之对抗的是那些热情而单纯的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一个农民在叙说特维尔省的动乱，他说那是因为政府逮捕了土地委员会委员而造成的。他喊道：“这个克伦斯基只是那些地主老爷们的盾牌。他们知道立宪会议总是要拿走他们的土地的，于是他们就设法破坏立宪会议！”

一位从普梯洛夫工厂来的机械工人，描述那些工厂监督怎样以缺乏燃料或原料为借口，把工厂的各个部门逐一关闭。他宣布，工厂委员会已经发现了大批被藏匿起来的物资。

那位机械工人说道：“这是一种挑衅行为。他们想饿死我们，或逼着我们采取暴力行动！”

士兵之中有一个人发言：“同志们！我从那个地方给你们带来敬礼。在那个地方，人们在为自己掘着坟墓，但却把那些坟墓叫做战壕！”

接着，一个身材细长而目光炯炯的青年士兵站起来说话，人群中发出一片欢迎他的叫喊声。那就是丘德诺夫斯基，从前谣传他已经在七月的战斗中牺牲，但现在他却从死人堆中活过来了。他说道：

“士兵群众不再信任他们的军官了。甚至军队委员会也背叛了我们，他们拒绝召开我们的苏维埃会议。……士兵群众要求立宪会议能在预定的日期准时举行，谁敢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谁就要受到诅咒——并且那还不仅是空洞的诅咒，因为我们军队手中还拿着枪呢。……”

他说到目前正在第五军中狂热进行着的立宪会议的竞选活动。“那些军官，尤其是那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打击布尔什维克。他们不让我们的报纸在战壕中流传，他们逮捕我们的宣传员——”

这时另外一个士兵喊道：“你为什么不说说缺乏面包的情形？”丘德诺夫斯基严正地答道：“人不是单靠面包过活的！”

接着丘德诺夫斯基讲话的是一个军官，他是维特布斯克苏维埃的代表，是个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他说道：“问题倒不在于谁来掌握政权。麻烦也不在于政府，而在于战争……必须先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然后才可以谈任何改革——”这时人们用讥笑的声音喝倒采。他接着又说：“那些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员都是些哗众取宠的煽动家！”于是全场哄堂大笑。“让我们暂时忘掉阶级斗争吧——”人们再也不让他说下去了。这时会场上有人吼道：“别大白天做梦了！”

在这些日子里，彼得格勒呈现出一派奇异的景象。在工厂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堆满着一捆捆的步枪。通讯员来来去去，“赤卫队”在操练。……在所有的军营里，每夜都举行会议，整天进行着滔滔不绝的热烈的辩论。在街道上每到黄昏时分就密集着人群，他们象翻翻滚滚的浪潮一样，缓缓地沿着涅瓦大街上下移动。抢着买报纸。……拦路抢劫的案子增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只要走到偏僻一点的街巷里就有危险了。……有一天下午，我在花园街看见几百个乌合之众把一个偷东西的士兵殴打至死。……冻得发抖的妇女们排在长队里，守上许多个漫长的寒风刺骨的时辰，等着买点面包和牛奶。一些诡秘的人在她们身边散布谣言，说犹太人把粮食囤积起来了，并且说当人民挨饿的时候，苏维埃的委员们却在大吃大喝。……

在斯莫尔尼学院，大门口和里门上都站着严密的岗哨，要求每一个人出示通行证。那些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整天整夜都在发出嗡嗡营营的嘈杂声，成百成千的士兵和工人只要能找到空地方，随即躺在地板上睡觉。楼上那间宏伟的大厅里挤满着上千的人，在参加那喧声震天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大会。……

从薄暮直到黎明，赌场里都在疯狂地进行着赌博，赌徒们狂饮着香槟酒，赌注高达两万卢布。在晚上，妓女们戴着珠宝首饰，穿着珍贵的皮大衣，在市中心区遛来遛去，挤在咖啡馆里……

保皇党在暗算，德国间谍在活动，投机商和走私犯在策划着各种阴谋诡计……

在灰色的天幕下，在凄风苦雨中，这伟大的动荡着的彼得格勒城正在更快更快地向前飞奔——它将奔向何处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