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普尔科夫部队的第一号命令

1917年11月13日上午9时38分发出。

经过一场残酷的战斗，普尔科夫方面的部队已经完全击溃反革命的武装力量。那些反革命部队已经放弃其原有阵地，溃不成军，以皇村作为掩护，朝巴甫洛夫第二镇和加特契纳镇败退。

我乘胜前进的部队已经占领皇村的东北角和亚历山大车站。我们的左翼为科尔宾诺方面的部从；我们的右翼为红村方面的部队。

我命令普尔科夫方面的部队占领皇村，扼守皇村方面的交通要道，特别要向加特契纳镇方向加强警戒。

还要继续前进，占领巴甫洛夫镇，扼守其南沿阵地，并占领直至德诺车站的铁路线。

各部队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加强其已经占领的阵地，修整交通壕及其他防御工事。

普尔科夫方面的部队必须同科尔宾诺方面的部队和红村方面的部队建立密切联系，并同彼得格勒卫戍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

对克伦斯基反革命部队作战的各军总司令
陆军中校穆拉维约夫（签字）

星期二的早晨。但这是什么样的一天呢？仅仅在两天之前，彼得格勒平原还布满着散兵游勇，在漫无日标地徘徊着。他们没有食物，没有大炮，也没有一定的作战计划。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把这一大群还没有组织起来的、缺乏纪律的赤卫队和失掉了军官的士兵凝聚成一支大军，使他们服从自己所选举出来的上级指挥部，坚韧不拔地挡住并击退了炮火的轰击和哥萨克骑兵的冲锋呢？[1]

起义的人民有办法打破军事上的陈规。人们不会忘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那些衣衫褴褛的革命军曾经在瓦尔米和魏森堡取得胜利[A]。这次集中起来向苏维埃部队进攻的有士官生、哥萨克兵、地主、贵族、黑帮分子——如果他们得逞，那末沙皇就要复辟，特务的迫害和判处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锁链就会重新加在俄国人民身上；而且还有德国人那种巨大而可怕的威胁。……所以用卡莱尔的话来说，胜利就意味着“人间仙境，永世天堂”呵！

星期天的晚上，那些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派员都从前线上赶回来告急。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选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作为它的战斗司令部，其中有三名士兵和两名军官，都是经过审查后确定没有任何反革命瓜葛的人。负责指挥的是旧军官穆拉维约夫中校——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却必须加以严密的监督。在科尔宾诺、奥布霍夫、普尔科夫和红村，都组成了临时部队。当附近地区的那些散兵游勇不断来归时，那几支部队的人数就增多了。他们是混合的部队，其中有士兵、水兵和赤卫队，有分属于各个团的各兵种如步兵、骑兵和炮兵，还有几辆装甲车。

天刚刚亮，克伦斯基那边的哥萨克兵前哨部队就打过来，发生了接触。这时响起了凌乱的枪声，并且杂夹着叫对方投降的呼吼声。在那莽莽苍苍的平原上寒风凛冽，四周静悄悄的，厮杀之声由远而近。当那些苏维埃部队正在三五成群地围在篝火旁边取暖和等待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这种声音。……于是，战斗就这样开始了！苏维埃部队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战斗；沿着笔直的道路涌来的工人队伍也加快了步伐。……义愤填膺的人群，完全自觉自愿地集合到各个攻击点去。特派员给他们指定了阵地、或教他们如何干。这是他们自己的战争，是为了要赢得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指挥员也都是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从那一瞬间起，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心就结成了一条心。……

那些参加过这次战役的人曾经向我描述水兵们如何英勇作战：他们在打完了最后一粒子弹以后，就进行猛攻；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们朝着那些冲过来的哥萨克骑兵猛扑上去，将他们拖下马来；那些没有番号的老百姓队伍在夜色朦胧中赶到战地来，象汹涌澎湃的怒潮一样向敌人猛冲过去。……在星期一的午夜以前，哥萨克兵就全线崩溃，扔下了大炮，狼狈逃窜；而无产阶级的大军则沿着一条漫长而参差不齐的战线向前推进，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破坏那座政府的大型电台以前就冲进了皇村。而现在，斯莫尔尼方面的特派员正在利用那座无线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着胜利的凯歌……

致所有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11月12日，在皇村附近的一场血战中，革命军队打败了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部队。我谨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命令所有的部队向那些革命民主的敌人发动攻势，并采取一切措施逮捕克伦斯基。同时，也要防止发生任何足以危害革命成果和无产阶级胜利的冒险行动。

革命军队万岁！

穆拉维约夫

全国各地的消息纷至沓来。……

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地的苏维埃已经掌握了政权；塞瓦斯托波尔港内那些军舰上的水兵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已经迫使他们的军官采取一致行动，宣誓效忠于新政府。在下诺夫哥诺德[B]，苏维埃已经控制了全市。从喀山传来了消息：士官生和一个旅炮兵正在同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卫戍部队进行巷战。……

在莫斯科又爆发了你死我活的激战。士官生和白卫队占据着克里姆林宫和市中心区，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部队则从四面八方向他们猛攻。苏维埃方面的大炮就架设在斯柯别列夫广场上，正在轰击市杜马大厦、警卫司令部和京都饭店。特维尔大街和尼基金大街上的那些鹅卵石都已经被翻过来，用以建筑战壕和街垒。密如冰雹的机关枪扫射着大银行和大商店集中的地区。没有电灯，没有电话；属于资产阶级的居民都躲在地下室里。……最近一期战报上说，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向社会保安委员会提出最后通碟，要求立即把克里姆林宫交出来，否则就要开炮轰击了。

“轰击克里姆林宫吗？谅他们也不敢！”一般市民们都这样说。

从伏洛格达城直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的赤塔城，从普斯科夫城直到黑海边上的塞瓦斯托波尔港，无论是在大城市或是在偏僻的农村，都燃烧着内战的烽火。成千成万的工厂、农民公社、部队和远涉重洋的船只，都纷纷向彼得格勒致敬——向人民政府致敬。

设立在诺伏切尔卡斯克的哥萨克军政府打电报给克伦斯基说，“哥萨克军政府邀请临时政府和共和国临时议会的议员们在可能范围内光临诺伏切尔卡斯克。在这里，我们可以共同组织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芬兰的局势也是动荡不安的。赫尔辛福斯的苏维埃和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联合实行戒严，并且宣布：凡属企图干犯布尔什维克部队者，凡属以武力拒抗苏维埃政令者，均将受到严厉的镇压。而在同时，芬兰铁路工会号召举行总罢工，要求把被克伦斯基解散了的社会主义者国会于1917年6月通过的那些法令付诸实施。……

一清早，我来到斯莫尔尼。当我从外面大门沿着那条木制便道走进去的时候，看见入冬以来第一次下雪。那轻盈的、翩翩飞舞的雪花，从那灰白色的没有风的天空中飘下来。那个在门口站岗的士兵很高兴地笑着喊道：“下雪了！这对身体有好处！”在斯莫尔尼大厦中，那些宽敞而暗淡的大厅和那些阴冷的屋子里都似乎空寂无人。在这座宏伟的建筑里，没有一个人在走动。然而，我听到一种深沉而不安的声音，向四周一看，只见沿着墙壁的地板上到处都有人在呼呼大睡。他们都是些粗鲁的、衣服肮脏的工人和士兵，身上沾满了泥泞，有的是独自睡卧，有的是紧紧地挤在一准，好象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缠着破破烂烂的绷带，那上面染有血迹。步枪和子弹带就零乱地摆在他们身边。……这便是取得光辉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呵！

在楼上那间小食堂里，人们横七竖八睡得满满的，简直无法走进去。空气很污浊。透过那蒙着水蒸汽的窗子，泻出一道淡淡的微光。柜台上摆着一把破旧的茶炊，已经冰凉了。还有许多玻璃杯，里面剩着茶水。而在茶炊和茶杯旁边，乱放着一份刚刚出版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战报，上面歪歪斜斜写着一些不熟练的字。这是某个士兵写来纪念那些在抵御克伦斯基的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的，在他躺到地板上睡觉之前，就把这首悼词搁在这里。字迹象是被泪水弄模糊了。……

阿列克赛·维诺格拉多夫

D.莫斯克文

S.斯托尔比科夫

A.沃斯克列先斯基

D.列昂斯基

D.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V.莱丹斯基

M.别尔奇可夫

以上这八个人都是在1916年11月15日应征入伍的，但目前只剩下三个人了：

米海尔·别尔奇可夫

阿列克赛·维诺格拉多夫

德米特里·列昂斯基

安息吧，雄鹰般的战士，带着平静的灵魂安息吧

我们的兄弟，

您们理应得到幸福和永久的安宁。

在黄土垅中，您们彼此还是紧紧地靠拢着。

安息吧，公民们！

只有军事革命委员会始终在日以继夜地工作。斯克雷普尼克从里面那个房间里走出来，他说，郭茨已经被逮捕，然而他却一口否认了他曾经象阿夫克森齐也夫那样在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上签名；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本身也否认它曾经向卫戍部队发表过呼吁书。斯克雷普尼克报告说，在本市的驻军中还有些不满情绪；沃雷斯基团曾经拒绝同克伦斯基作战。

在加特契纳镇，有几个以切尔诺夫为首的“中立”部队的分队，正在设法劝克伦斯基停止进攻彼得格勒。

斯克雷普尼克大笑起来，说道：“此刻不可能再有什么‘中立的部队’了，我们已经胜利了！”他那瘦削的、长满络腮胡子的脸上焕发着一种几乎是宗教性的激情。“已经有六十多名代表从前线上赶到这里，向我们保证所有部队都拥护我们。只缺罗马尼亚前线上的部队，因为还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军队委员会对于一切来自彼得格勒的新闻都严加封锁，但此刻我们已经在前线上建立了正常的通讯制度。……”

在楼下的前厅里，看见加米涅夫刚刚走进来。他因参加各党各派的代表大会，通宵达旦地讨论关于成立新政府的问题，弄得精疲力竭，但却显得很高兴。加米涅夫告诉我：“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倾向于让我们参加新政府。那些右派集团的人听到革命法庭就吓昏了，他们惶恐地提出要求，请我们先解散革命法庭，然后再谈其他的事。……我们已经接受了全俄铁总执委会所提出的建议，成立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内阁，此刻他们正在那里起草方案哩[C]。您看，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我们的胜利中得来的。当我们的情况不佳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我们参加新政府；而现在呢，每个人都赞成与苏维埃达成某种协议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真正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克伦斯基只想停战，然而他将不得不投降。[2]……”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心情就是这样。有一名外国记者问托洛茨基有什么声明要向世界宣布，托洛茨基答道：“在这时刻，我们的声明只可能有一种方式，那就是用大炮说话！”

不过，在这胜利的高潮里面却潜伏着一种深沉的隐忧，那就是财政问题。银行职员的职工会不但不遵照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使银行开业，而且还召集了一次会议，宣布正式罢工了。斯莫尔尼方面曾经向国家银行提取三千五百万卢布的款项，但出纳员却把财库锁了起来，只发钱给临时政府方面的代表。反动分子正在把国家银行当做一种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例如，当全俄铁总执委会来提款发放国营铁路员工的工资时，就有人叫他们到斯莫尔尼去要。……

我跑到国家银行去见新任的特派员，那是一位红头发的乌克兰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名叫彼得罗维奇。他正在千方百计地想从那被罢工员工们所扔下来的一团糟的事务中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在那座大银行的各个部门中，都有许多自告奋勇的工人、士兵和水兵在工作，他们忙得直冒汗，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工作，摇头咋舌，用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翻阅着一大册一大册的账簿。……

市杜马大厦里还是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在那里，仍旧有个别的人发表诽谤新政府的言论，但毕竟是很少了。中央土地委员会向农民发出呼吁，叫他们不要承认那为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法令》，说它会引起混乱和内战。斯莱德市长宣布：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暴动，立宪会议的选举工作将不得不无限期地延迟下去。

所有那些被酷烈的内战吓得胆战心惊的人们，首先所关心的似乎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停止流血斗争[3]；第二是如何建立一个新政府。这时再也没有任何人说要“消灭布尔什维克”了；而且，除了人民社会主义者和农民苏维埃以外，也几乎没有人主张不让布尔什维克参加新政府了。甚至连那设立在大本营里的一向与斯莫尔尼坚决为敌的中央军队委员会也从莫吉廖夫城打电话来说：“如果为了组织新内阁而必须同布尔什维克达成某种谅解的话，我们同意让他们在内阁中占少数的席次。”

《真理报》用讽刺的笔调提醒人们注意克伦斯基的“人道主义情绪”，并且转载了克伦斯基致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一份公函如下：

按照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以及一切团结在它周围的民主团体的建议，我已经完全停止了讨伐那些叛乱分子的军事行动。委员会已派来代表进行谈判，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停止这场无益的流血斗争。

全俄铁总执委会向全俄罗斯发出一份电报：

铁路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交战双方的代表参加，他们都承认有达成协议的必要，坚决反对在内战中采用政治恐怖主义，特别是反对在各个不同的革命民主政党之间所进行的政治恐怖主义。大会宣布：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政治恐怖，都是和协商建立新政府的精神不相容的。……

那个代表大会[D]分别地派代表团前往前线和加特契纳镇。而在那个代表大会上，一切的事情似乎就要最后谈妥了。大会甚至决定要选出一个由四百人左右所组成的临时人民议会——其中七十五人代表斯莫尔尼方面，七十五人代表那旧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其余的席次则分配给各地的县市杜马、各职工会、各土地委员会和各政党。切尔诺夫被提名为新内阁的总理。人们谣传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将被排斥在内阁名单之外。……

大约在中午的光景，我又来到斯莫尔尼前，同一个正要开往革命前线去的救护车驾驶员攀谈起来。我可以跟他一起去吗？当然可以罗！他是自告奋勇来服务的，是一位大学生。当我们驾着车子在街上疾驰而过的时候，他掉过头来用鳖脚的德文大声对我喊道：“哦，好罢！我们到兵营里吃饭去！”我好不容易才听懂，那是说在某个兵营里可以吃到午饭。

在基洛奇大街上，我们转弯开进一个大院子，四周都是营房。我们爬完一道黑洞洞的楼梯，走进一间只有一个窗户的天花板很低的小屋子。大约有二十名士兵坐在一张长木桌旁边，正在用木匙子从一个大铅桶里舀白菜汤喝。他们高声谈论，发出爽朗的笑声。

“向第六工兵后备营的营委员会致敬！”我的那位朋友喊道，同时把我介绍给大家，说我是一个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于是，每一个人都站起来和我握手，而一个老战士则拥抱我，亲切地吻了我一下。他们送上一根木匙子，让我在桌前就坐。接着又拿来一大桶稀饭、一大块黑面包，当然，还有那每餐都少不了的茶壶。刚刚坐定，大家立刻开始向我询问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在你们那自由的国家里，人们为了金钱出卖选票，是真的吗？如果那是真的，人民又怎能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呢？“塔马尼”[E]的内幕究竟如何？在你们那自由的国家里，一小撮人就可以操纵整个城市的一切，剥削全城的人以饱私囊，那是真的吗？为什么人民竟能忍受这种状态呢？即使在沙皇政体之下，这种事在俄国也不会发生的；当然，过去俄国总是有贪污渎职的行为；但是怎么能买卖整个的城市，况且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呢！难道人民就没有革命的热情吗？我多方解释说，我国人民是企图用合法手续来改变事物的。

“不错，”一位名叫巴克拉诺夫的青年军士点点头，用法文说道。“不过贵国不是有一个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吗？那末资产阶级就一定把持着立法机关和法院。在那种情形之下，人民又怎能改变事物呢？我是没有什么成见的，因为我不熟悉贵国的情况。但据我看，那是不可思议的。……”

我说我要到皇村去。“我也要去，”巴克拉诺夫立即说道。“我也去——我也去——”全屋子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决定要到皇村去。

正在这当儿有人敲门。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位上校。谁也没有起立，然而大家都向他大声问好。上校问道：“我可以进来吗？”战上们都热情地答道：“请进！请进！”上校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戴着一顶镶有金边的羊皮帽。他说道：“同志们，我想我曾经听到您们说要到皇村去，我可以跟您们一道去吗？”

巴克拉诺夫心里琢磨了一下。回答道：“我想今天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要做。行，同志，我们很高兴您能和我们一道去。”上校向他道谢了一声，于是坐下来，倒了一杯茶。

因为怕伤害到那位上校的自尊心，巴克拉诺夫低声地向我解释道：“您知道，我是营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绝对地掌握着这个营，只有在作战的时候，我们才把指挥权交给这位上校。在作战中，大家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然而他是对我们绝对负责的。在营房里，他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事先获得我们的许可。……您可以称他为我们的执行官。……”

在临行之前，向我们分发了武器，有左轮枪和步枪。人们说：“您知道，我们很可能会遇到几个哥萨克兵哩。”于是，我们一伙人挤进救护车，还给前线带了三大捆报纸。我们的车子吱吱嘎嘎地一直穿过李切伊尼大街，然后就沿着城郊大街疾驰而去。在我身旁坐着一位带中尉肩章的青年军官，他似乎会说所有欧洲各国的语言，而且说得都很流利。他是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我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他对我强调说。“我的家庭是一个很古老的贵族世家。我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

“然而，怎么您——？”我开始感到迷惑不解。

“噢，对了，我是营委员会的委员。我不隐瞒我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大家对于这一点并不介意，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过，我曾经拒绝参加目前的这场内战，因为我认为不应该拿起武器来残杀俄国同胞。……”

“奸细！科尔尼洛夫份子！”其他人愉快地打趣说，并拍着他的肩膀。……

我们的车子穿过那巍峨的用灰褐色花冈石砌成的莫斯科门拱道，那上面刻着一行行的金字，雕着巨大的双头鹰的帝国国徽和历代沙皇的名字。接着，我们便飞快地在那宽阔笔直的公路上加速前进；那入冬以来的初次小雪，把路面变成灰白色。公路上挤满了赤卫队，他们喊叫着，歌唱着，蹒跚地徒步开往革命的前线；而另有一批面色苍自、满身泥泞的人，则正从前线上撤回到城里来。看上去，绝大部分的赤卫队队员简直还是些未成年的孩子。妇女们扛着铁锹，有些背着步枪和子弹带，还有些则臂上缠着“红十字会”的臂章——她们都是些饱受艰苦岁月折磨的来自贫民窟的劳动妇女。一队队的士兵正在步伐零乱地前进着，他们向赤卫队开着热情的玩笑；还有那些面容严肃的水兵，以及那些给爸爸妈妈送饭的儿童。所有这些来来往往的人，都在公路上那被雪水所溶化的深达数英寸的泥泞中跋涉着。我们的车子赶过了一门大炮，它辚辚地带着弹药车向南方进发；大卡车来来去去，车上挤满了全副武装的战士；救护车满载着伤员，从战场上开回来。有一次还碰见一辆农家的板车，在咯吱咯吱地缓缓而行，那上面坐着一个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的少年，他按着受了重伤的腹部，不断地发出单调的呻吟。在公路两旁的田野里，妇女们和老年人正在挖战壕，并架设铁丝网。

回头向北边看，那密密的云层突然消散，一轮苍白无力的太阳钻了出来。平坦、低洼的原野那一端，就是闪闪发光的彼得格勒。在右边，耸立着许多白中带金的和五颜六色的圆顶和尖塔；在左边，耸立着许多高大的烟囱，其中有些正冒着乌黑的浓烟；而在这些景物的背后，便是云层低垂的芬兰。在公路的两旁有些教堂和修道院。……偶尔还瞥见一个僧侣，他默默地注视着那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的大军在公路上汹涌前进。

在普尔科夫岔路口，这里真是人山人海，我们的车子就在人从中停住了。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三方面向这里拥过来，战友们遇到一起，总是兴奋万状，互相祝贺，彼此描述着战场上的情况。正对着岔路口的一排房屋上弹痕累累，附近半英里方圆的地而被践踏成一片泥泞。在这一带，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附近有许多失掉了骑者的哥萨克战马在饥饿地绕来绕去，因为地上的青草早就枯死了。就在我们前面，有一个笨手笨脚的赤卫队队员正想骑上其中的一匹战马。他一次又一次地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引得周围数以千计的纯朴战士象孩子一般哈哈大笑。

哥萨克的残兵败将就是沿着左边的那条公路撤退的。那条公路通到一座矮矮的山岗，山上有一个小小的村落。站在那里远眺，莽原如海，乱云飞渡，一片雄伟壮丽的景色尽收眼底。从京城里涌现出成千成万的人，塞满了所有的公路。在左边，那座红村的小山岗遥遥在望，还有沙皇近卫军夏令营的阅兵场，以及皇家的奶牛场。在不远的地方，是一片荒原，只有几座围着围墙的修道院和寺院，一些孤零零的工厂，以及几座庭院荒芜的大建筑物，那是养老院和孤儿院。……

“这就是薇拉·斯鲁茨卡娅殉难的地方，”当我们的车子开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岗时，那位驾驶员指点着说。“呵，薇拉·斯鲁茨卡娅是布尔什维克在市杜马中的议员。这是今天早上发生的。她同扎尔金德和另一个同志坐着一辆汽车，趁停火的时候出发到前线阵地上去。当时他们正在有说有笑地谈论着，但突然在克伦斯基本人所乘坐的装甲列车上有人看见这辆汽车，开了一炮。炮弹的碎片击中了薇拉·斯鲁茨卡娅，她就牺牲了。……”

于是我们来到了皇村，只见熙熙攘攘，到处都是那些昂首阔步的无产阶级队伍里的英雄们。这时，那座曾经被苏维埃用做会场的宫殿成了最热闹的场所。院子里挤满着赤卫队队员和水兵，门口站着岗哨，川流不息的通讯员和特派员挤进挤出。苏维埃的办公室里已经装上一个大茶炊，有五十多个工人、士兵、水兵和军官站在那儿喝茶，用很大的嗓门在谈论着。在一个角落里，有两个笨手笨脚的工人正在千方百计地设法开动那架印刷机。那身材魁梧的德宾科伏在当中的桌子上看地图，正在用红蓝铅笔注明军队的位置。他那只空着的手总是握着那支大型的纯钢左轮。不久以后，他坐到打字机前面去，用一个指头敲着键盘打字；每过一会儿，总要拿起那支左轮枪来，爱不释手地转动着弹槽。

办公室的墙边摆着一张担架床，上面躺着一个青年工人。有两名赤卫队队员俯着身子在照料他，但其余的人对此并不注意，那个青年工人的胸部有一弹洞伤口，随着每一次的心脏跳动，殷红的鲜血就涌出，渗透了衣服。他的眼睛已经闭上，那年轻的、长着胡须的脸已经变成灰白色。不过他仍然微弱而缓慢地呼吸着，每呼吸一次，就喃喃地说道：“和平就要到来了！和平就要到来了！”

当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德宾科抬起头来，对巴克拉诺夫说道：“呵！同志，您愿不愿意到指挥部去接管那边的工作？等一等，我马上给您写委任状。”于是他走到打字机旁边去，慢吞吞地在键盘上打起字来。

巴克拉诺夫这位新任的皇村地区指挥员和我一起前往叶卡特林娜宫，他的心情很激动，而且知道自己的责任很重大。我们来到上次我曾经到过的那间华美而洁白的屋子，只见有几个赤卫队队员正在带着好奇心到处进行搜查，而那位先前曾经和我打过交道的上校则站在窗门，咬着他的胡须。他一看到我就象是见到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一样问好。那个祖籍是法国的比萨拉比亚人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上，布尔什维克已经命令他留下来继续工作。

“叫我怎么办呢？”那传令兵嘟哝着说。“象我这一类的人，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是不能站在任何一方作战的，尽管我们在本能上对暴民专政是如何地不喜欢。……我所抱憾的只是我离开我那住在比萨拉比亚的母亲太远了！”

巴克拉诺夫正式地从那位上校手里接管指挥部的工作。那位上校神色慌张地说道：“这就是办公桌抽屉上的钥匙。”

有一名赤卫队队员插上来，声色俱厉地问道：“钱在哪儿？”那位上校似乎大吃一惊，说道：“钱？钱？呵，你是说那只钱柜子吧。它在这儿，还和我三天前接任时一样，原封未动呢。至于钥匙吗？”，上校又耸耸肩膀说：“我可没有钥匙。”

那赤卫队队员心里明白，冷笑道：“这倒很方便。”

巴克拉诺夫说道：“让我们打开这只柜子。拿一柄斧头来。这里有一位美国的同志，我们就请他当场劈开这只柜子，并且把他在这里面所找到的东西登记下来。”

我挥动了斧头，结果发现这只木柜子里竟空无一物。

那赤卫队队员咬牙切齿地说道：“让我们把他逮捕起来。他是克伦斯基的党羽，他已经把钱偷给克伦斯基了。”

巴克拉诺夫并不想逮捕那位上校，他说道：“噢，不！这是在他接任之前的那些科尔尼洛夫分子干的，不能怪他。”

那赤卫队队员咆哮道：“见鬼！我告诉你，他是克伦斯基的党羽。如果你不逮捕他，那末我们就来逮捕他，而且我们还要把他解往彼得格勒，关在彼得巴甫洛夫监狱里。他是理应关到那里面去的！”其余的那些赤卫队员都齐声表示赞成这个意见。那位上校用一种乞怜的样子向我们瞥了一眼，接着就被押走了。……

在苏维埃所在的宫殿前面，停着一辆即将开往前线去的大卡车。一个身材高大的工人指挥五六名赤卫队队员、几名水兵和一两名士兵爬上了车子。他们大声呼唤，要我跟他们一道去。一群赤卫队队员从苏维埃总部涌出，他们摇摇晃晃，每人手里都抱着一些波纹形铁壳制成的小型炸弹，那里面装着一种叫做“戈鲁比特”的炸药——据他们说，这种炸药要比普通炸药强烈十倍和灵敏五倍。他们把这些炸弹放到了大卡车里。接着，他们又拉出一门三英寸口径的大炮，用一些绳索和铁丝把它绑在大卡车后面。

在一阵欢呼声中，我们出发了；不用说，车子当然是开足了马力。笨重的大卡车走起来东摇西晃，那门大炮也就跟着左右跳动，而那些装着“戈鲁比特”炸药的炸弹就在我们脚边滚来滚去，碰着车身两边的板壁。

那个身材魁梧的名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维奇的赤卫队队员，滔滔不绝地向我问了一大堆关于美国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会参战？关国的工人阶级是不是准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穆尼事件[F]现在究竟怎样了？他们会不会把伯克曼[G]引渡到旧金山去？”还有许多其他很难解答的问题。当时我们大家互相搀扶着，在那些滚动着的炸弹中颠颠簸簸地前进。所有那些问题，都是他用一种比车子开动时的喧嚣声还要高的嗓门提出来的。

偶尔有巡逻队想叫我们停车；那些士兵们跑过来拦在路中间，挥舞着步枪，喝令“停下来！”

但我们根本不理会巡逻队。那些赤卫队队员大声喊道：“见你的鬼！谁也不能阻挡我们！我们是赤卫队！”我们的车子就这样横冲直撞地风驰电掣而过，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维奇继续吼叫着问我关于巴拿马运河国际化的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大约走了五英里，我们遇见一队水兵迎面走过来，于是放慢了行车的速度，问道：

“弟兄们，哪儿是前线？”

那个走在最前面的水兵停了下来，他搔搔头，说道：“在今天早上，前线就在沿这条公路下去约半公里的地方。不过此刻，谁也不知道它在哪儿。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走了一程又一程，但却找不到前线阵地。”

这一队水兵爬上了大卡车，于是我们继续前进。大约又走了一英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维奇突然吃惊地侧耳静听，并且大声地叫驾驶员停车。

“开火了！你们听见没有？”他说。顿时是死一般的沉寂，接着，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左前方，接连很快地传来三响枪声。在这一带，公路旁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这时我们十分紧张，只敢低声细语，车子慢慢地继续前进，差不多一直开到正对着传来枪声的地点才停下来。我们下车后立即散开，每个人都紧握着手中的步枪，悄悄地走进森林。

同时，有两位同志把大炮从车上解开来，并且转动着炮口，使它尽可能地瞄准着我们所行进的方向：

树林里鸦雀无声。这时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在微弱的秋阳下，树干显出一片暗淡的苍白色。一切都毫无动静，只有林中那些小水塘里的薄冰被我们踏得吱吱作响。难道有什么埋伏吗？

我们安然地前进，一直走到那树木渐渐稀疏的地方才停下来。前面有一块小小的空地，只见有三个士兵围坐在一个小火堆旁边取暖。显得非常逍遥自在。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维奇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同志们，你们好！”而在他后面，一门大炮、二十支步枪和一大卡的“戈鲁比特”炸弹都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那三个士兵急忙站了起来。

“这儿附近为什么放枪？”

其中有一个士兵神色安定下来，回答道：“呵，同志！那是我们刚才开枪打野兔子呢。……”

在那晴朗而空阔的白天，我们的车子横冲直撞地朝着罗曼诺夫镇的方向急驶。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有两个士兵跑过来拦住去路，挥舞着他们手中的步枪。于是我们放慢了行车的速度，停了下来。

“同志们，拿通行证来看！”

那些赤卫队队员大吵大嚷了起来：“我们是赤卫队。我们用不着什么通行证。……开车罢，不要理他们！”

但有一名水兵表示反对，他说道：“同志们，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有革命的纪律。如果有些反革命分子混在这辆车上而说‘我们用不着什么通行证’，那怎么行呢？要知道这些同志并不认识我们呵。”

大家就这件事展开了争论。然而，一个接着一个，那些水兵和士兵都赞成第一个人的意见。于是，每个赤卫队队员都嘀贴着掏出弄脏了的证件。大家的证件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有我的证件不同，那是由斯莫尔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发给的。哨兵们宣称必须把我带走。那些赤卫队队员竭力反对，不过那个讲纪律的水兵却坚决认为应当这样做。他说道：“我们知道这是一位真正的同志，但委员会有命令，而这些命令是必须服从的。这是革命的纪律。……”

为了免得找麻烦，我就从车上跳下来，目送着那辆大卡车摇摇摆摆地向前驶去，车上那一伙人都向我挥手道别。那两个士兵低声细语地商量了一会儿，然后便把我领到一座墙跟前，叫我面对着墙站在那里。我猛然意识到他们是要枪毙我！

周围附近一个人影也没有。那唯一的生命象征，便是一幢屋子的烟囱正在冒烟，它是一幢歪歪斜斜的小木屋，离公路旁有四分之一英里。那两个士兵正往公路上走，我就拼命地向他们奔过去。

“同志们！瞧瞧吧！这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印记呀！”

他们呆头呆脑地望着我的通行证，接着又面面相觑。

其中有一个士兵绷着脸说道：“这个通行证和别人的通行证不同。老兄，我们不识字呵。”

我拉着他的膀子，说道：“来吧，让我们到那座小木屋里去，那边一定有人是识字的。”他们有些踌躇。其中有一个士兵说，“不行！”但另一个士兵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就喃喃地说道，“为什么不行呢？无论如何，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总是一桩重大的罪行呀。”

于是我们走到那座小木屋的门口，在门上敲了几下。一位矮矮胖胖的妇女走过来开门。她一看见我们就惊慌失措地连忙缩了回去，颠三倒四地说：“他们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呀！他们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呀！”那押着我来的两个士兵中的一个把我的通行证拿给她看，她又吓得叫了起来。那个士兵说道：“同志，只要请你念一下。”于是她勉强地接过了我的通行证，流利而高声地念道：

“本通行证的持有者约翰·里德，是美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国际主义者。……”

重新回到公路上，那两个士兵又商量了一下。他们说道：“我们必须把你带到团委员会去。”在那愈来愈苍茫的暮色中，我们沿着那条泥泞的公路踉踉跄跄地前进。偶尔我们碰见一队队的士兵，他们都停下来，用一种咄咄逼人的目光打量着我，把我的通行证传来传去，并且在要不要枪毙我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当我们走到皇村第二步兵团的营房时，天色已经黑下来了。营房是又矮又杂乱无章的建筑物，拥挤在公路旁。有几个士兵正在大门口聊天，急切地想知道我是间谍还是奸细。我们爬上一道弯弯转转的扶梯，走进一间宽敞而无摆设的屋子，中间生着一个大火炉，地板上摆着一排排的木床，那里住着上千名的士兵，有的在玩扑克牌，有的在谈话，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躺着睡觉。屋顶上有一个锯齿形的大窟窿，那是被克伦斯基的大炮打穿的。……

我站在门口的过道上，那一群群的人顿时肃静下来，转过身来盯着我。突然间，他们开始向我这边移动，起初还是慢慢的，接着就蜂拥而来，发出震天般的响声，大家脸上都怒气冲冲。那押送我来的两个士兵之中的一个大声喊道：“同志们！同志们！找团委员会！找团委员会！”那一大群人停了下来，把我围在当中，闹哄哄地在议论着。有一个身材瘦削、缠着红臂章的青年人从人丛中挤了过来。

他声色俱厉地问道：“这是什么人？”押送我来的两个士兵说明了情况。“把他的证件拿给我看！”他一面仔细地看证件，一面用他那敏锐的目光瞥了我一眼。接着他就微笑一下，把证件交还给我，同时说道：“同志们，这是一位美国同志。我就是团委员会的主席，欢迎您到团部里来。……”于是刚才那一阵叽叽咕咕的声音就迸发成一片热烈的欢呼，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挤上来和我握手。

“您大概还没有吃晚饭吧？我们都已经吃过了。请您到军官俱乐部去吧，那边有人会讲贵国的语言。……”

团委员会主席领我穿过一道院子，走到另一幢房子的门口。这时有一个贵族气派的、带着中尉肩章的青年军官正在走进来，团委员会主席把我介绍给他。然后就和我握握手，走回去了。

那位中尉用一口漂亮的法文说道：“我叫斯捷潘·格奥尔基维奇·莫罗夫斯基，谨愿为您效劳。”走进军官俱乐部，楼下是一座华丽的大厅，有一道很讲究的扶梯通向二楼，被枝形吊灯照得雪亮。二楼有一些弹子室、扑克室，还有一个图书馆。我们走进餐厅，只见正中那张长台子周围坐着约二十名军官，他们都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佩着镶有金银柄头的刀剑，带着帝俄时代的彩绶和十字勋章。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他们都彬彬有礼地起立，并且让我坐在团长旁边的座位上。那位团长是一个躯体魁伟、神采奕奕的人，胡子已经有点花白了。有几个勤务兵熟练地伺候着晚餐。那种气氛，就和其他欧洲国家军官宴会没有两样。革命体现在哪儿呢？

我问莫罗夫斯基道：“您大概不是布尔什维克吧？”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然而我注意到有一两个人暗暗地向那勤务兵瞥了一眼。

我那位朋友说道：“不是。本团只有一名军官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今天晚上到彼得格勒去了。团长是孟什维克。赫尔洛夫上尉是立宪民主党人。而我本人是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我可以告诉您，军队里绝大多数的军官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然而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民主主义者；他们认为一定要跟着士兵群众们走……”

吃完了晚饭，送来了几张地图，那位团长把它们摊在台子上，其他的人都围上来观看。

那位团长指着地图上的铅笔记号，说道：“今天早上，我们的阵地是在这一带。弗拉基米尔·克里洛维奇，目前你的连队在什么地方？”

赫尔洛夫上尉指着地图上的位置说道：“遵照命令，我们占领了沿这条公路线的阵地。在五点钟的时候，卡尔萨文接替了我的防务。”

正在这时候，餐厅的门开了，团委员会的主席和另一位士兵走了进来。他们参加到那些军官的行列中，站在团长后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

那位团长说道：“很好！此刻在我们的防区内，哥萨克兵已经败退了十公里。我认为没有进入前进阵地的必要。各位军官。今天夜里你们就守住目前的这条战线，设法巩固阵地好了——”

团委员会主席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对不起。命令要求我们火速前进，准备明天早上在加特契纳镇以北的地方与哥萨克兵交锋。我们必须彻底击溃哥萨克兵。请你作适当的部署吧。”

大家略为沉默了一会儿。那位团长又看看地图，于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腔调说道：“好吧，斯捷潘·格奥尔基维奇，你担任——”他一方面迅速用蓝铅笔在地图上画着进军的路线，一方面就发布命令，由一个军士速记了这些命令。接着，那个军士便退出去；而十分钟之后，他已经把那些命令用打字机打成一式两份，拿了回来。团委员会主席把一份命令摆在面前，对照着地图仔细研究了一番。

最后团委员会主席站了起来，说道：“很好，就这样办！”他把那张命令的副本折好，塞在自己的口袋里。接着，便在那张命令的正本上签了字，并且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圆形的图章，在那上面盖了印，然后交给团长。……

革命就体现在这里！

我乘团指挥部的汽车又回到皇村那座被苏维埃所征用的宫殿。这里仍然非常忙碌，一群群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涌进涌出，门口被许多大卡车、装甲车、大炮堵塞得水泄不退。人声鼎沸，到处都洋溢着胜利的欢笑。有五六名赤卫队队员押着一个牧师从人丛中挤过来。他们说，那就是神甫伊万，当哥萨克兵打进皇村的时候，他曾经为之祝福。后来我听说他被枪毙了。……[4]

德宾科刚刚走出来。他一边走，一边迅速地向左右发布命令，手中还是拿着那支大型的左轮枪。有一辆发动着的汽车等待在围墙旁边。他独自一个人走进了汽车，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接着便出发了——出发到加特契纳镇去征服克伦斯基。

在黄昏时分，德宾科到达加特契纳镇的近郊，他继续徒步前往。谁也不知道德宾科究竟对那些哥萨克兵说了些什么话，但后来的事实是：克拉斯诺夫将军和他部下的军官以及几千名哥萨克兵都投降了，他们并且劝克伦斯基也投降。[5]

至于克伦斯基的下场呢？——在这里，我把克拉斯诺夫将军在11月14日上午所作的证词抄录如下：

1917年11月14日，加特契纳镇。

今天，大约在凌晨三点钟的光景，最高统帅（指克伦斯基）召见了我。他显得非常激动，而且非常心慌意乱。

他对我说道：“将军，您背叛了我。您部下的哥萨克兵直截了当地宣称要逮捕我，井且要把我递解给那些水兵。”

我答道：“是的，大家是这么说，而且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对您表示同情。”

“不过，难道军官们也这么说吗？”

“是的，尤其严重的是军官们都对您表示不满。”

“我怎么办呢？我应该自杀！”

“如果您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那末您就应当马上打着白旗到波得格勒去，亲自前往军事革命委员会，用临时政府首脑的身份进行谈判。”

“好吧。将军，我就这样办。”

“我可以派一支卫队保护您，并且找一名水兵陪您一道去。”

“不，不。不要水兵。您知道德宾科在这里的消息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德宾科是什么人。”

“他是我的仇人。”

“那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您要作高价的赌博，就必须懂得要冒一下险。”

“好，我今天夜里便动身！”

“为什么？那会成为逃亡了。要去就公开而坦然地去，使大家看到您并不是潜逃。”

“很好。不过您必须派一支我认为靠得住的卫队来保护我。”

“好吧。”

我走了出来，召见了顿河区哥萨克第十团的哥萨克军官罗斯科夫，命令他挑选十名哥萨克兵去伴随最高统帅。半小时之后，那些哥萨克兵来向我报告，说克伦斯基不在他的营房里，他已经逃跑了。

当时我以为他还不可能逃出加特契纳镇，立即发出警报。并下令搜查他。然而，却没有找到他的踪影。……

就是这样，克伦斯基“打扮成一个水兵的样子”，独自一个人潜逃了。由于这种逃亡的行为，他在俄国人民群众中最后的一点威信也完全丧失掉了……

我坐在一辆大卡车的驾驶室里回彼得格勒。开车的是一名工人，车上挤满着赤卫队队员。我们车上没有煤油，所以不能点灯。公路上熙熙攘攘，有的是正在撤回去的无产阶级大军，有的是正在源源不断开出来接防的后备部队。在朦胧夜色中，沿途隐隐约约看见许多和我们的大卡车同样的卡车、一队队的炮车以及马车。那些车辆也都和我们的车子一样，没有点灯。我们的车子横冲直撞地向前飞奔，时左时右地摆动着，以避免那险些就要发生的撞车。有时突然刹车，随即听得那些步行的人在大声谩骂。

在地平线上，首都的万家灯火闪烁着光芒。在夜里看起来，彼得格勒的景色比白天更辉煌壮丽得多，就象是一大堆光彩夺目的珠宝堆积在那空旷的原野上。

那位开车的老工人用一只手紧握着驾驶盘，而用另一只手对那灯光闪烁的首都挥舞着，显得兴高采烈的样子。

他容光焕发地喊道：“是我的了！现在一切都是我的了！我的彼得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