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序言
这本书是写我亲眼所见的一段剧变的历史。它只是想给十一月革命提供一个详细的报道。当十一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和士兵夺取了俄罗斯的国家政权，并且把它转交到苏维埃手里。
当然，这本书大部分是描述首都兼起义中心的“红色彼得格勒”的实况。但读者必须知道：在彼得格勒所发生过的事，是以更为猛烈或较为缓和的强度，陆续在不同的时间内，几乎完全同样地在俄罗斯各地重演着的。
这本书是我目前所正在写的几部著作中的第一部。在本书的取材方面，我必然限定自己只使用那些我所亲身观察到和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实录，以及那些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真实的记载。开头两章简略地摘要说明十一月革命的背景和原因。我知道这两章是难读的，但它们对于以下各章的理解却很必要。
有许多问题会在读者头脑中产生。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政治机构？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十一月革命之前曾经为立宪会议而斗争，为什么他们后来又用武力把它解散掉？如果说资产阶级直到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变得十分明显以前还反对立宪会议，为什么他们后来又拥护它呢？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许多问题，在这里都不能解答。在我的另一部著作——《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中，我追述革命的进程，直到与德国媾和为止。在那部书里面，我解释了那些革命团体的起源和作用，人民情绪的演变，立宪会议的解散，苏维埃国家的组织机构，以及布列斯特和谈的经过和结果。……
在讨论布尔什维克的兴起时，必须知道俄国的经济生活和俄国的军队并不是在1917年11月7日才解体的，而是远在许多岁月之前，从1915年即已开始的那一过程的必然结果。那些控制着沙皇宫廷的腐朽的反动分子，千方百计地从事于破坏俄国的工作，为的是要与德国单独媾和。前线上武器的缺乏，造成了1915年夏季的大退却；军队中以及各大城市中粮食的缺乏；1916年制造业和运输业的瓦解——所有这一切，我们现在才明白都是他们巨大破坏阴谋的一部分。那种破坏行为，刚好及时地被三月革命阻止住了。
在新政体成立后的头几个月，尽管有一些大革命时期的混乱，但当世界上一亿六千万受压迫最深的人民一旦获得了自由。国内情况和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都有所改进。
不过，“蜜月”的时间是短促的。有产阶级仅仅要求一个政治革命，这个革命会把政权从沙皇手中拿过来交给他们自己。他们要求俄国能像法国或美国那样，成为立宪制的共和国；或者能像英国那样，成为立宪制的君主国。然而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却要求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工人和农民的民主政体。
威廉·英格利希·华林在其所著《俄罗斯的信息》（那是一部叙述1905年俄国革命的书）中，很精辟地描绘了那些后来几乎是全体一致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工人们的心理状态：
“他们（劳动人民）看到：即使是在自由的政府之下，如果政权落在其他的社会阶级手里，那末他们可能还会继续挨饿。……
“俄国的工人们是革命的，然而他们既不是粗暴的，也不是死背教条的，更不是缺乏智慧的。他们准备在街垒中去战斗，而且他们已经研究了这种战斗，并在全世界工人中独自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学会了这种战斗。他们准备并且甘愿同他们的压迫者资产阶级决一死战。但他们并没有忽视其他阶级的存在。他们仅仅是要弄清楚：在那日益逼近的决死的斗争里，那些其他的阶级是站在这一边呢还是站在那一边。……
“他们（工人们）都同意，我们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比他们本国的政治制度更可取。然而，他们并不十分渴望把一个暴君换成另一个暴君（即资产阶级）。……
“俄国的工人们成百上千地在莫斯科、里加、敖得萨被击毙，被处死，成千上万地被关在俄国各地的监狱里，被流放到沙漠地带和北极区里去，并不只是为了要换取像哥特菲尔德和克利波克里克的工人们所享有的那点靠不住的权利呵。……”
因此，在俄国对外战争的中途，政治革命发展为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的顶点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沙克先生是美国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俄国情报局”的局长，他在《俄罗斯民主制的诞生》一书中就这样说道：
“布尔什维克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内阁，以尼古拉·列宁为总理，列昂·托洛茨基为外交部长。几乎紧接着三月革命之后，他们掌握政权的不可避免性即日益显著。三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就是他们稳步成长的历史。……”
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常常强调俄国工人的“愚昧无知”。如果说他们缺乏西方各民族那样的政治经验，那倒是真的。然而，他们却在民间组织里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1917年，俄国的消费合作社就拥有一千二百万以上的会员；而苏维埃本身就是他们的组织天才的惊人表现。此外，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实际运用方面，全世界也许还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那样受到过如此良好的教育。
威廉·英·华林这样指出他们的特点：
“大部分俄国工人都能读书写字。因为多年以来国家一直都是处于如此动荡不安的状态中，所以他们有这样一种良好条件，即那些担任领导工作的不仅有他们中间的才智之士，而且有一大批具有同样革命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抱着追求俄国政治和社会新生的理想而转变到劳动人民这边来的。……”
有许多著作家硬说俄国革命的最后阶段纯粹是那些“可尊敬的”社会人士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粗暴攻击所进行的斗争，以此来为他们对苏维埃政府的敌意作辩解。然而，实际上正是那些有产阶级，当他们看到人民群众的革命组织的力量日益强大时，就决心来破坏这些革命组织，并阻止革命。为求达到这个目的，那些有产阶级最后竟采取各种丧心病狂的措施。为着要颠覆克伦斯基内阁和苏维埃，他们就瓦解了运输系统并且挑起了国内的混乱；为着要搞垮工厂委员会，他们就关闭了工厂，并且把燃料和原料转移别地；为着要破坏前线上的军队委员会，他们就恢复了死刑，并默许军事上的失败。
所有这一切，都是燃起布尔什维克燎原之火的最好燃料。布尔什维克的答复就是，鼓动阶级斗争，宣布苏维埃高于一切。
这两个极端，各自得到其他一些小党派的全心全意或半心半意的拥护。而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那些所谓“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几个较小的政党。这些党派也受到有产阶级的攻击，不过由于他们所持的那一套理论，使他们丧失了招架之力。
粗略地说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认为俄国还没有在经济上成熟到足以进行社会革命的程度，所以只能进行政治革命。按照他们的解释，俄国人民群众还没有锻炼到足够夺取政权的程度。任何这样做的企图都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反动，而一些狠毒的投机分子就会借此复辟旧政权。所以到后来，当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被迫去掌握政权时，他们却不敢运用这个政权。
他们认为俄国一定要经过象西欧那样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阶段，而最后和世界上其他各国一道，进入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地赞同资产阶级的意见，主张俄国必须首先变为议会制的国家，虽然是要把西方的民主政体加以某些改进。结果，他们就坚持要在政府中与有产阶级合作。
从这一点出发，再滑出小小的一步，就是拥护有产阶级了。然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需要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却不需要“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于是就造成这样的结局：当那些有产阶级变得愈来愈顽固的时候，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就不得不步步退让，逐渐地放弃了他们全部的政纲。
而最后，当布尔什维克起来推翻这种完全虚妄的政治妥协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作战了。……今天，几乎在世界各国，都还可以看到这种同样的现象。
就我看来，布尔什维克不仅不是一个破坏的势力，而且是俄国唯一的具有建设性政纲并且有力量将之推行于全国的政党。如果当时他们没有接管了政权，那末我几乎丝毫不怀疑：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就会在1917年12月占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而俄国也就会再度遭受沙皇铁蹄的蹂躏。……
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一整年，还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起义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它确实是一个冒险，而且是人类历来所从事过的最惊心动魄的冒险之一。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劳动人民，以疾风骤雨之势冲上历史舞台，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放在他们既宏大而又简单的希望上。现在，专门机构已经建立起来，把大庄园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厂委员会和职工会在执行工人监督生产的任务。在每一个村、镇、市、区和省，都有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所组成的苏维埃，准备担负起地方行政的工作，
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大事。正如历史家们搜求那些关于巴黎公社史实的巨细无遗的记载一样，他们也想知道1917年11月在彼得格勒所发生的事情，想知道当时是什么精神鼓舞着人民前进，以及那些领袖人物的形象、言论和行动。正是为了这一点，所以我写了这本书。
在实际斗争里面，我是爱憎分明、决非中立的。但在叙述那些伟大日子的历史时，我却力求用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记者的眼光来观察事变，务求把真实的情况记载下来。
约翰·里德
1919年1月1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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