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毛列尔：《城市制度史》，第一卷，第273页。

①克雷克：《不列颠商业史》，第1卷，第203、204页。

①据我想，罗哲士（《六个世纪……》，第345页以下》在这一方面对鼓铸赝币的影响意义估计得过大了。

①《牛津的改革家》，第2版，第337页。

　　拉斐尔·希斯拉德对我们讲述他到英国访问红衣主教莫登时所经历的事情。“有一天，我参加他的宴会，在座的有个世俗法学家，精通贵国（对莫尔说）的法律，我不知为什么这个人忽然赞扬起英国当时针对窃贼所颁布的严刑峻法来了。他说，有时在一个绞首架上，同时绞死二十个窃贼，他觉得可惊奇的是，既然很少有人逃脱法网，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盗贼到处出没呢！
　　“我（拉斐尔）于是回答说：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于是我不揣冒昧当着红衣主教的面陈述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样惩处窃贼既然不合情理，对于社会也亳无裨益。因为对于偷窃行为说来，这样惩处过于残酷，而就戒之于未然来说则是于事无补的。单单犯了偷窃罪决不应受处重刑。如果认为只有死刑才能制止偷窃，那么当人们不想被饿死的时候，死刑是制止不了偷窃的。就这一点来说，不但贵国人士，而且人类的大部分，都与宁愿鞭打学生而不对学生勤加教诲的塾师相类似。对于窃贼不必处以极刑，最妥善的办法，莫过于采取预防措施，先让人们都能维持生计，不使他们走投无路，先行偷窃，继而遭死刑。
　　“他答复说：在这方面已有充分的安排了，他们如果不是决心作为废物的话，尽可从事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去维持生活。
　　“我回答说，这并不能逃脱我的问难。我所说的不是在战争中残废了肢体的人，如不久以前在平服康瓦尔（Cornwall）人民的战斗①中和先前对法国战争中残疾了的人。这些人曾为社会和国王效命疆场，现在体衰力弱，肢体残损，已经不能继续旧业，或因为年老，已无法改习新业。我不想涉及这些人，因为战争是偶然的现象。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日常发生的现象。
　　“首先是大批贵族，这些人游手好闲，好像雄蜂一样，专靠别人的劳动，即其隶农（colonis）的劳动为生，敲骨吸髄，并且竭力提高农民所负担的贡赋。他们只有对这些人刻薄吝啬，而在其他方面，他们却豪华成性，纵有倾家荡产沦为乞丐的危险，也难加约束。他们不但自己游手好闲，还供养大批无所事事的侍从（stipatorum），这些人因无一技之长，所以无从谋求生计。他们的主人一死，或者自己缠绵于疾病，于是他们便被逐出门外，因为贵族只愿供养懒汉，却不肯供养病人，已故主人的继承人也往往无力维持原先的大家庭，养活许多的闲人。因此他们流落街头，不是坐以待毙，就是起而偷盗。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们因为长期踯躅街头，以致衣不蔽体、形容憔悴，因而豪门望族便不愿意收容他们了。农民也深知他们习于懒散、豪华，经常披剑挂甲，横行街头，傲慢不逊，俯视一切，又不屑与常人为伍，因此也不敢雇佣他们，因为这些人已经不能为得微末工薪荷锄执铲一心一意地给一个贫民服务了。

①1497年，康瓦尔居民起来反抗亨利七世，并且进到伦敦，但是在卜兰克赫特（Blackheath）会战中，被击溃了。

　　“这位法学家回答道：这一等人正是我们所应当尊重的。因为一旦发生战争，他们正是我们军队的精锐。因为他们比工匠、农夫更有豪侠心肠①、尚武精神、丈夫气概。
　　“我回答说：若是这样，那么您可以说，为了准备战争，也该培养强盗了。因为只要有盗匪存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就可保证不缺少兵丁。事实上，盗匪往往是勇敢的兵士，兵士往往也是最凶恶的盗匪，这两种行业可说是相得益彰了。另外，这种豢养大批侍从的祸患并不只限于英国，几乎成了各国共通的了。法国也遭受着一种破坏力更大的灾祸。法国在和平时期（如果我们可以称这为和平的话），到处都充斥着兵士，而且法国人供养这些兵士也和贵族豢养闲散食客一样，都有同样借口。疯狂的政治家们（morosophi）认为，为了国家安全，需要拥有一支强大可靠经常严装戒备着的常备军，特别是由老练于行伍的兵士组成的常备军，因为新募兵员不甚可靠。因此，他们就借端发动战争以便求得作战老练兵士和手疾眼快的杀人犯，免得如沙鲁斯特（Sallust）所说的兵士因承平日久而手生心懒以致无用。但是法国人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已经知道，供养这样的野兽，是如何危险。至于罗马人、迦太基人、叙利亚人和其他许多民族的先例也可以使人有所警惕；这些人民的政府、乡村甚至城市都曾遭受过本国军队的突然袭击，而被抢劫一空。人们可以从法国雇佣兵看出，常备军是怎样无用，这些雇佣兵虽然自幼习武，可是与贵国（英国）未经教练的、仓促征集的战士相对抗的时候，往往不能取得胜利。关于这一层，我就不必继续陈述了，免得人们讥笑我是在奉承英国人。贵国城市中的手艺人和乡间的农民，若非肢体残疾和命运悲惨也并不畏惧你们贵族的侍从。因此，如果侍从们经过指导以从事手工业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也不会变得文弱无用，以致不堪再战，关于这层，也可以不必担心。可是现在却仍让这一类精强力壮的人（因为贵族只愿选拔精壮者，来败坏他们）过着闲散糜烂致使神志消沉堕落的生活。无论如何，为了战争（其实如果你们不要战争，战争是不会发生的）而豢养无数在和平时期成为祸患的懒汉，对于社会是亳无益处的。你们对和平应当比对战争加千百倍地重视，不过这还不是盗窃的唯一原因。对于英国人士说来，还有另一个更特殊的原因。

①在英文译本中，所谈的不是心肠Herz，而是胃口Magen，现实主义者的英国人，是想把心情和脾气溯源于胃口的。正如这里所谈的是“胃口坚强”，以及以后所谈的是“海量胃口”一样，圣经诗篇一〇一章五节的英译本，也是“态度傲慢，胃口高超的人”；而在路德所翻的圣经中，这一段则是“举止傲慢，心情高傲的人”。

　　“红衣主教问道：‘这个特殊原因是什么呢？’
　　“我回答说，那就是你们的绵羊，绵羊本来是驯顺温良的，可是据我听说，现在已变成贪婪的猛兽，竟然会吞食人类，致使大片田野、房屋和社会都被吃得精光而荒无人烟了。在产生精细珍贵羊毛的地区，贵族、爵士甚至某些教长已不能满意于其祖先每年从其土地上所得的进款，也不满意于只过闲散、安适的生活，这种生活于社会无益而不如说是负担：于是他们把田地圈起来改为牧场，把房屋和整个城镇拆平，只留下教堂，以便改为羊圈。固然，贵国猎场和公园所占田园还不算太多，但这些豪绅们却把一切居住地点和全部田野都转变为荒凉之区了。
　　“于是，①‘就有贪馋无厌的人，这个他故乡的真正的瘟疫，一下把几千英亩的土地，用栅垣圏起来；对于原先的所有者，用种种欺骗的不法手段，或用暴力，苦累他们，使他们不得不卖掉一切东西。这些可怜的愚鲁的穷困者，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孤儿，寡妇，乃至可怜的抱着乳儿的母亲，一律无赦地被迫离开。他们缺乏资料，但多的是人口，因为从事农业，必须有许多人。他们由自己惯熟的住宅被驱逐出来，安身无地，常彷徨于道中。他们所有的家具固然不值什么，但在别种情形下，也不难换出一点钱来。可是他们是仓促间被迫离开，自然只好白白把它们丟掉了。当他们一文莫名而彷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若为盗去，那就会在一切法律形式上，遭受纹刑，所以，除了当乞丐，就无路可走了。但一为乞丐，就要以不劳动而流浪的理由，被当作流浪人，投到监狱去。他们希望劳动，但谁也不肯让他们劳动。”他们所谙熟的是田间工作，而现在既不播种，就不再从事这种工作了。先前，耕种一片土地需要许多人，而现在不过一个牧人，就足以放牧大批羊群了。
　　“由于耕地面积缩小，许多地区的生活资料也就腾贵起来。不但如此，而且羊毛的价格也暴涨了，以至原以织布为业的贫民因无力购买原料而失业了。自从大片田地转变为牧场以后，大批羊群已因瘟疫而灭亡；羊群的遭疫正好像天主针对难填的欲壑作出的惩罚，不过这场瘟疫如果降落到羊的主人身上，那就更好些！绵羊繁殖不论怎样快，而羊毛价格始终不跌，因为卖主虽然不是“独占”（Monopol）（因为他们有若干人），却可算是“寡头”（Oligopol）。①所有羊群几乎都垄断在少数富人手里，这些人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才出售，而他们若非把价钱提到不能再高的地步，是不会高兴的。

①这一段曾经由马克思译为德文（见《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930页）。

　　“由于羊群的增加，致使其他畜群缺乏了，因为农舍既被拆除，就没有人再喂养仔畜了。因为富人只乐于养羊。但是大的牲畜是由他们出便宜价格从外地买来的，等养肥以后，再以极高价格卖出。我想，关于这种状况的不利结果，人们现在还没有充分地理会到，因为直到现在，只有在英国人出卖自己牲畜的地方，人们才感觉到畜价过昂，但是你们从畜产地购买牲畜如果多于其新生仔畜，这些地区势必也要发生畜荒，而畜价也必暴涨。
　　“这样一来，由于少数人的盲目贪求，贵国兴隆的特殊利源（养羊业）转变为使贵国沦亡的一个原因。此外，生活资料腾贵又迫使人们减少仆役、解散侍从。结果这些侍从除了去作乞丐，或者那些有贵族血液的人除了去抢劫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豪华奢侈的风尚又盛行一时，致使贫穷困苦更行加剧。不但贵族之家的侍从，甚至手工业者、农民以及各等级的人也都习于衣履阔绰、肴馔丰盛了。至于进珍馐、找淫妇、住青楼、酗酒以及从事种种消磨岁月的赌博游戏如掷骰、斗牌、下棋、打弹、玩球，凡涉身其中的，一旦金尽，不是都要流为盗窃么？

①Oligos=少数（希腊文），Poleo=我经营，Monos=个別的、唯一的。

　　“应当消灭所有这些祸害，发布法令，勒令那些拆除住宅和村庄的人依旧恢复旧观，或者勒令把田产让给愿意重新修建的人。不能允许富人把全部土地购买一空、垄断市场。不准人们游手好闲，应当恢复农业和毛织业，使失业者能获得正当职业；这些人已因贫困流为窃贼、流氓或闲散侍从，并将很快地成为强盗。贵国对这类祸患如果不加防治任其滋长，即便用严刑峻法惩治盗贼，也将毫无效果；这样的司法不过徒有其表，既不合于正义，也无补于公益。既纵任人民习染恶习于幼年，却又处罚人民不改恶习于长大成人之后，试问贵国这种措施不就是先培养窃贼，随后再行纹死么？”

　　那么怎样才可以补救这些苦难、这些弊端呢？
　　拉斐尔说：“亲爱的莫尔，我可以直言不讳地、毫不犹豫地说，在私有财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在金钱仍是一切事物尺度的地方，要想社会治理得公正，日趋繁荣，是难以办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制度下，当一国财富都归属于坏人，人们还认为那就是公正，当天下珍宝都落到少数人手中，人们还认为那就是繁荣，可是这些少数人也并不因此而感觉自己幸福，因为其余的人都还过着一种极其悲惨的生活。
　　“与此相反。‘乌托邦人’的制度就高明优越得多了，他们只有不多几条法律，可是样样事情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有德行的人受到应有的尊敬，各个人虽不比别人多，但都过着丰裕的生活。我们可以拿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作个比较；其他国家不断制定新的法律，可是它们却永不具备良好的法律；那里人人都妄想将已获得的东西永远据为己有，可是层出不穷的无数法律条文，却不能给每个人保证确实得到他的财产，或者保守住他的财产，或者把他们的财产和别人的财产划分清楚，我们通过每日新发生的、永无完结的、不断的诉讼，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层。当我考虑到这些情况时，我就越发对柏拉图表示钦佩，并且关于为什么他对不实行共产的民族不代制定法律一层，也就不以为怪了。这位哲人认识到，使社会获致幸福的唯一康庄大道就在于大家的经济平等，而这一层在我看来，凡是把财物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地方就不可能。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借一定的口实和法律名义，尽其能力把财物攫为己有，那么全国财富就只归少数人所占有，而为其余大众所残留的只有困苦和贫乏了。因而这两类人的命运，几乎都是同样不应得的，因为富人一般都是贪婪、虚伪和懒惰无用的，而贫民却是勤俭、朴素的，而且他们的工作有益于社会的方面多于益己的方面。
　　“因此，我确信，私有财产如不废除，财产分配就不能公平合理，而且全体人民的幸福也不能求得保障。私有财产多保留一天，绝大多数良善人民所遭受贫苦命运的压迫也就多延长一天。我承认，除了共产以外，也可能有其他方法缓和这种情况，但是决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人们诚然可以制定法律，规定每个人的田产和金钱都不能超过一定限度，既不让国王权力过大，也不使人民狂妄自大，任命官职禁止徇私受贿，就任受职也不准豪华铺张：因为所有这些的结果，不是所浪费钱财仍由人民身上榨取，就是官职落到富人手中，而非贤能之手。通过上述法律措施，可能减轻国家和社会弊端，犹如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在细心看护下也能苟延残喘一样。但是只要人们还拥有财产，社会便不可能完全健康，精力充沛。通过这样的法律措施虽能治愈社会躯体一部分，另一部分却又溃疡更加恶化；治愈此一部分，又损伤另一部分。因为力所能及的只就限于对此一部分有所取，才能对别一部分有所予。”
　　莫尔答道：“我的意见与此相反。（这里的莫尔是指《乌托邦》中的莫尔而言，因为托马斯·莫尔本人的真正观点是由拉斐尔来表达的。）我相信，在公有财产制度下，人们永远不会生活舒适。人人如果逃避工作，财货如何能够丰裕呢？因为人们既然不能指望报酬，那就失去了刺激作用，因而可能养成总想把工作推给别人作的懒惰习惯。如发生匮乏现象，归他们所有的物资又得不到法律保障，那么，他们不是会暴乱频繁、杀人流血吗？对于官衙人们也不能再有敬畏之心，而且我毕竟也不能设想，既然人人都平等，官厅还有什么作用。”
　　拉斐尔答道，“我对这种意见，并不奇怪，因为你对那样一个社会组织，不是不能设想，就是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如果你偕同我到过乌托邦，见识到那里的道德和法律，那么你一定会承认，你不曾见过一个更为完善的社会了。我在那里前后待了一共五年，如果不是要把这个新发现传达给这里的人们，我永远也不会离开那里。”

①参照索罗勒德·罗哲士：《六个世纪……》，第110、346页以下。

　　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丁达尔不但主张他先前教诲的、骇人听闻的邪说，而且还主张再浸礼派后来添枝接叶于其邪说之外的谬论。他宣布说，他的教会是真正的教会，而且主张他的说法是符合圣经和神言的，这种说法就是：儿童所受的浸礼是无效的；基督教不应当有任何神圣的或世俗的统治者；任何人都不应当有私有财物，而且依照神法，一切土地和一切财物都应当归一切人共有；全体女子都应当为全体男子共有，不论是至亲或是外人，任何男子都可以当任何女子的丈夫，任何女子都可以当任何男子的妻子；最后还有，我们神圣的救主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凡人，并不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