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乌托邦》一书的版本和译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二章《乌托邦》一书的版本和译本——它的结构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莫尔远远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他们不理解他。但是，我们却不要以为《乌托邦》也像有些著作一样，一直到著者逝世后才有读者和才被人理解。在我们这个世纪，当社会主义的各种倾向已不再是一个幻梦，而其内容已成了十分现实的阶级斗争时，它的充分意义才渐次明朗。但是，《乌托邦》一书如此深深植根于那个时代的状况中，对这个过渡时期一般的惶惑不安情绪给以十分有力的明确表现，并且十分迎合当时人们的需要，因而这部书虽然还远不曾获得人们的完全理解，可是它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了苦海慈航，人们对它欢呼致敬。这部书畅销一时。各种拉丁文版本相继出版。《乌托邦》第一版在1516年年底出版于勒文。到了1517年，已经需要第二版了。第二版同时出现了两种，一版出在巴黎，一版中莫尔自己主持由巴塞尔有名的印书家弗罗班（Froben）出版。标题不很谦逊。当时人们还不像现在这样虛假。他们人人赞美自己的书，不像现代人都把此事交给友好，让他们以“客观批评家”的身份来加以颂扬。
　　标题是：《描写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一部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由世界名都伦敦卓荦不凡、议论风生的市民——代理行政长官——托马斯·莫尔著》。①
　　除了这两个版本以外，我们还发现有（都是拉丁文的）：1520年的巴黎版，②1548年的勒文版，1555年的科隆版，1613年的汉诺威版，1629年的科隆版，1631年的阿姆斯特丹版，1663年的牛津版，1750年的格拉斯科版。最新的版本最精美，是由米凯尔（V. Michels）和齐格列（Theobald Ziegler）1895年在柏林出版的，列入《十五、十六世纪拉丁文学名著丛书》，作为其中的第十一卷。
　　此书既迅速陆续出版，由此就可看出，它是如何激动人心了。
　　但是这部书的流通范围并不只限于讲拉丁语的公众，不久就翻译成各文明国家的语言。
　　我们所知道的第一部英文译本，出版于1551年；1556年时，这个译本已经出了第二版，1597年出了第三版，1624年出了第四版。执笔人是鲁滨逊（Raphe Robynson），③是一部忠实而精良的译品。译者与莫尔论时代和地点都很接近，所以他比以后大多数译者都能更好地传达原著的精神。近来这部译本又重新刊行，并且出版多次，那是自有道理的。其中最有用的要数庇特出版社丛书，书已再版，其中载有罗培尔的《托马斯·莫尔爵士传》，并附有很有用的注文和一个词汇，对一些不再习用的古老英文词汇加了解释。

①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 Libellus vere aureus, 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 clarissimi disertissimique viri Thomae Mori inclytae civitatis Londinensis civis et vice comitis. 末尾署：Basileae apud Joannem Frobenium Mense Novernbri MDXⅧ.
②这部书是由德·古尔芒（G. de Gourmont）在巴黎刊印的，1520年是这部书出版的大概年代。我们在不列颠博物馆看到的版本没有标题页。书的一开始是一段致读者问：“Ad lectorem, Habes candied lector opusculum illud vere aureurn Thomae Mori etc. ”
③A frutefull pleasaunt and wittie worke of the beste of a publique weale, and of the new yle, called Utopia: written in Latine by the right worthie and famous Syr Thomas More Knyght,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e by Raphe Robynson etc.

　　1684年出版了布奈特（G. Burnet）的译本，版次不计其数。
　　《乌托邦》也有近代英文译本，比鲁滨逊的译本容易理解，不过据我们所知，没有多大价值。①
　　1548年在威尼斯已经出版了一部意大利的译本，1636年在科尔多瓦出版了一部西班牙文的译本。第一部法文译本是在1550年由卜朗德（J. Le Blond）译出的。此后，跟着又出版了许多别的译本（1643年，1650年，1715年，1730年，1789年，1842年，等等）。1782年瓦尔维尔（Brissot de Warville）出版的《哲学文库》第9卷载有《乌托邦》的摘录。这位瓦尔维尔曾经提出“私有财产就是盗窃”，并且在法国大革命中起过显著作用。
　　一部北德意志文译本于1562年在安特卫普出版。②
　　但是《乌托邦》（其第二部）的第一个译本是德文的译本。这个译本是在伟大农民战争前一年由坎丁苦拉（Claudius Cantiuncula）出版的。事有凑巧，这部用德文出版的第一部社会主义著作的印刷者正巧也叫倍倍尔（Bebel）。③
　　其他德文译本据我们所知道的还有161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译本和1704年及1753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译本（题名为：《英国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由J. B. K. 译，流畅易读，极为浅显）。此外，还可以提到价钱最便宜的那部译本，即在1846年初次由雷克拉姆公司出版，随后又列为《万有文库》中重新印行的译本。书价只有四十分尼，但是却分文不值。可是我们即使用这个译本来读《乌托邦》，也总胜似不读。译者科特（Hermann Kothe）先生虽然把我们的莫尔作践得极其可怜，也并没有置他于死地，就在这样拙劣不堪的译文中，莫尔的伟大仍然可辨识。

①最容易购买到的就是摩莱（H. Morley）的译本，书名《理想国》，列为《摩莱万有文库》的第23册，1887年印出这部小册子的第三版。
②De Utopie……nu eerst overgesett in need Duytsche. Thantwerpen.
③书的标题为：《书由神境仙乡的岛屿乌托邦得名。此为其第二卷，名门望族，学习渊溥的托马斯·莫尔即英国文治武功超绝今古的国王的财政大臣，新近初用拉丁文写成。经翻译后，在名城巴塞尔出版。》书后写着：“由约翰·倍倍尔在巴塞尔印行。1524年6月16日。”序言后署名克劳狄·坎丁苦拉于麦兹（Metz）。译本是献给“尊显严威、虔敬贤明、高瞻远瞩、好学深思的诸位贤哲，迈尔（Adelberg Meyer），巴塞尔市市长和顾问诸人皆对我惠予慈惠方便”。他把翻译此书的目的说明如下：“因为乌托邦岛的政体，如上所述，是人类从来所未见过的最称郅治，历久不渝的；因此，我才想把这样一个岛屿的历史由拉丁文译为德文（这是我在巴塞尔城学得的），借以对尊显严威、好学深思诸贤哲表示感激之意，因为他们对于一切合理建立的政体和公民统治都是真心爱好的。”（此段原文系古德文，文法、拼写等均与近代不同，现在只译大意。——译者注）

　　科特先生似乎根本不曾想到《乌托邦》一书原是用什么文写就的，因为他无疑是根据法文译本翻译的，①从种种现象看来，他这种极其流畅的译本很可能是逐字逐句传写出来的，因而乌托邦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科特先生译文离奇古怪的程度有时正好像有人绕着弯子依据法文译本把莎士比亚翻译为德文一样。本来在法国人是完全自然的表达方法，经过逐字传译成德文以后，有时变得铺张华丽，有时变得缠绵悱恻，和原文的简洁明净格格不入。科特先生信手拈来的译法，采用了一些从十八世纪才习见于德文的法文词句，是与《乌托邦》的笔调全不相称的，就像燕尾服与铁甲不能相称是一样的。我们在译文中见到僧侣们的Mailice[恶行]（第39页、国王的Conseils[会议]（第47页）；在摄护格朗格们（Syphogranten）的Hotels[旅馆]中，乌托邦人在进行Diners[午餐]和Soupers[晚餐]时，先lecture[诵读]了一本道德书，才serviert[上菜饭]等（第78页）。由二三流手笔毫不思索写出的译文，当然谈不到传达原著的精髓。但是不仅意思不曾传达正确，而且往往由于译者不学无术，有意义的也会变得无意义了。他把法国的sou①认为是英国的货币（第31页），把修道院长用法文Abbés译出，把随员（stipatores）降低为仆从（第15页），而他到后来居然会谈到这些人“有胆有识而且胸襟远大”，组成英国军队的核心，而自己毫不觉得忸怩难堪。多么奇特的仆从！在拉丁原文中，拉斐尔·希斯拉德——他在法文译本中自然再受洗礼，命名为希斯拉狄（Hythlodée）曾经到过加里苦特（Kalikut），那是一个印度城市，它在莫尔时代曾是印度和欧洲主要贸易集散地。科特先生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座城市，于是他就不加思索地把它变为加尔各答（Kalkutta），可是加尔各答这座商业城市是在十八世纪才成立的，是在《乌托邦》一书写成以后二百五十年才成立的。

①我们有种种理由认为法国译者也没有遵守拉丁原文，而是遵守着布尔涅特（Burnet）的英文译本（1684年）。莫尔曾告诉我们（根据韦斯浦契）巴西海岸上一个堡垒（castellum），亚美利哥的一些伙伴就停留在这里。布尔涅特把这个“堡垒”译为New Kastlien，而这个奇怪的错误，我们恰恰又在科特的译本中重又发现。这能算是偶然的么？难道雷克拉姆版所给我们的不是《乌托邦》一书的一种译本的译本的译本么？

　　在第五页上，关于希斯拉德他这样写道：“他因为完全献身于哲学，所以他对雅典语言的研究比对罗马语言的研究要精确得多。因此，遇到最细微的题目，他都只引证西塞罗或塞尼加的段落。”当科特先生写下这句话时，他可能完全未加思索，或者他竟以为西塞罗或塞尼加是希腊人。莫尔当然不会写这种无意义的话。事实上，这段的内容是这样的：“他对希腊文比对拉丁文用力更勤，因为他完全献身于哲学。但是在这个领域中，除了塞尼加和西塞罗的著作以外，拉丁文并没有什么重要著作。”（拉丁原文是：Qua in re[philosophia] nihil quod alicujus momenti sit, praeter Senecae ac Ciceronis, exstare Latine cognovits.）

①法国铜币，等于一法郎的二十分之一。——译者注

　　在这样一部翻译作品中，莫尔的共产主义会在多少地方荒谬地陈述出来，那是可以想见的。例如科特说（第171页），在共产主义乌托邦岛上，亚麻价格的估计是依其洁白程度而定的，实际上依词句含义看来，这里所指的pretium一字，系指使用价值的估计而言。或者科特先生能否对我们说明，在一个不知有货币的社会中，价格又该是什么？
　　我们只是从无数这类的错误中，随便举出几条。这已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人们是怎样把《乌托邦》一书介绍给德国人民的，尤其是介绍给德国工人阶级的。长时期以来一直没有这部书的其他译本。月亭格先生（Herr Öttinger）倒是勇气十足，竟然在科特译本的序言中（1846年版）对这个译本大加颂扬，同时还扮演成一个严格的文学道德家。月亭格先生叹息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纯粹的纸片时代。人人都在写作，自己不能写作的也翻译他人的著作……好在其中大部分译品都是瞬息即逝的废品。”我们是否应当把科特先生的译本认为是永垂不朽的废品呢？
　　直到1896年，在佛克思（E. Fuchs）发行的《社会科学论著丛书刊》（Sammlung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licher Aufsätze）中，才出现了维塞里（J. E. Wessely）博士的译本，这个译本远胜于科特的译本，并且值得向愿从德文读此书的读者推荐。自然，这个译本只是比科特的译本正确，并不是已经全无瑕疵。原文的优美在译文中是找不到的。翻译者不是德文大家，他的文句有时生涩，有的地方简直令人难懂。虽然如此，这部译本比科特的译本让人能够较清楚地认识《乌托邦》的特征，并且还有比科特译本较为完善的长处。译本中载有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所附录的若干首诗和信简（这是科特的译本中所删掉的），还有一篇序文，这篇序文是致莫尔的朋友——安特卫普的查尔斯的一封信。这篇序文很为重要，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乌托邦》一书是在什么环境下写成的。《乌托邦》并不是埋首在书斋中的一个学者的作品，而是处于繁剧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一个人的著作。
　　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佯作不是把自己的沉思笔录成书的，而是把拉斐尔·希斯拉德向他所说的话记载了下来。这样的虚构在人文主义时代是不新奇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留下了这一类先例——就如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集中曾借苏格拉底之口来表达他自己的观念一样。但是借他人之口代自己立言，在十六世纪不单是摹袭一种古典形式，并且还是对猜忌多端的专制主义所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
　　莫尔在交代明白自己只是记录别人所讲的话以后，又继续说道：

　　然而就是完成这种渺小的工作，我的其他烦心琐事，也几乎给我留不出时间来。我的法院事务使我日无暇晷：某些事情需要我讲话，有的案件必须我听审，有的事件需要我仲裁才能了结，有的事情需要我判决才能确定。有时公务缠身，有时私事分心。我在法院中整天时间都用于接应外人，余下的时间又被我的家庭占用。因此，就没有多余时间供我从事研究了。因为当我回家以后，我得与妻子闲谈，与儿女逗趣，与仆从说话。凡是种种，我都认为是应尽的义务。如果我不想在自己家里做客，那么这些义务也都是应尽的。人们必须努力，对由自然或偶然或自己选择而成为自己生活伴侣的人们温存抚爱，而同时还不能过分迎合，助长娇气，也不能过于宽容，使仆役反宾为主。逐日连年就这样忙忙乱乱地过去了。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写作呢？我还没有算上睡眠和用餐的时间，有许多人用餐所费的时间并不少于睡眠的时间，而睡眠差不多占去了人生一半光阴。因此，我只有腾出些进餐或睡眠的时间，才能有点闲暇。

　　他这样说明《乌托邦》一书迟迟脱稿的原因，请求谅解之后，又把他的手稿，送交他的朋友，请他通读一遍，并请求他补充自己所遗漏的地方。
　　读了这封信，读者在序言中立刻就熟悉了书中人物，并对他们发生了兴趣，《乌托邦》一书的内容也正是由这些人的谈话构成的。莫尔在这部书中居于叙述人地位。他报道说，他是奉国王差遣，出使弗兰德斯，去和迦斯提勒国王查理所派使臣进行谈判（参见第二编第四章第三节）。谈判迁延不决，于是查理所派使臣驰返布鲁塞尔，听取新的训示。莫尔利用这一休会期间，去访问安特卫普，在当地与彼得·查尔斯（即序言中所提到的彼得）时相过从。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查尔斯同一个海员模样的人同行。他叫拉斐尔·希斯拉德，是个葡萄牙人，曾因好奇冒险，随着亚美利哥·韦斯浦契航行到美洲，“这个人的旅行记现在是人手一册的了”。第四次航行，他也随他前往，并且也是亚美利哥留在新世界的一个堡垒①里的二十四个人里面的一分子。可是拉斐尔没有老留居在那里。他深得土人欢心，在他们的帮助下，达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有些地方具有文化很高的特别完备的制度，乌托邦人的制度就是那样的制度。他在乌托邦住了五年。他要把乌托邦的范例介绍到欧洲，所以才离开这些地方。当他达到印度时，在加里苦特遇到葡萄牙船，于是就乘其中一艘回国。

①这就是科特显然根据布奈特泽本随意变为新迦斯提勒的那个堡垒，而新迦斯提勒正是唐·吉诃德的故乡！

　　莫尔对于这位曾经远航的人，非常感兴趣，并邀请他和彼得一同来到他家。在莫尔家中，前面的谈话仍继续展开。彼得·查尔斯十分诧异，拉斐尔为什么不运用其博识远见，为国王效命。这就引起我们在前几章中所述对于当时政治和经济状况的那种批评，其结果是对乌托邦人的共产主义的一番颂扬，由此，又进而描写这种共产主义。
　　这个介绍说明设想巧妙，令人叹服。《乌托邦》写作之时正当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的视界突然扩大了，新奇古怪的世界涌现于他们眼前，令其悠然神往，馋涎欲滴。对每一新发现地方的描写，人们都如饥如渴地阅读着，对每一种新发现地方的描写都有人相信。在《乌托邦》写成不久以前，亚美利哥·韦斯浦契描写其新发现境地的信件刚发表。1507年出版了他的四次新大陆旅行的第一次记述（他的quatuor navigationes），这比哥伦布更能使多数读者认识到新大陆的面貌。这个新世界竟以亚美利哥的名字来命名，由此可见他这部书的出版是如何耸人视听了。亚美利哥在其第四次旅行亚美利加洲时（1503年至1504年），他在巴西南纬十八度的地方，留下二十四个人，那些人都想在那里安居落户。①
　　现在莫尔就让这二十四人中的一位来讲述他的旅行奇谭。要使大家对于《乌托邦》一书发生兴趣，这个手法最为有效。

①见鲁格（S. Ruge）：《地理发现时代史》，第335页。

　　此外，莫尔又运用其妙手匠心，把脑中的虚构和现实事实配合得恰当无比，因此，社会各界就把乌托邦岛看作是现实存在的国土，完全不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幻梦——一个乌有之乡。各界人士都纷纷呈请教皇派遣教士前往乌托邦“传授圣教，以报答乌托邦人所提供的良法美意”。人们一再把乌托邦认为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岛屿，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巴塞尔的伦南（Bestus Rhenanus）在1518年致皮尔凯姆（Wilibald Pirkheimer）（著名的纽伦堡贵族）的信里看出来。我们现在转录信中的一大段，因为这封信可以说明莫尔在德国和法国人文主义者中间的威望：

　　莫尔的诙谐戏谑虽足以证明他的才气纵横、学识渊博（指其讽刺诗而言），而《乌托邦》一书中却最完善地（cumulatissime）表现了他对于社会关系的卓识远见。关于这一点，我无需详述，因为法国的唯一国宝，也就是那位学问渊博、举世无双、具有真知灼见的大师布杜（Budäus），已在堂皇壮丽的前言中适如其分地加以褒扬了。那一族人（乌托邦人）所持的法律，无论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或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甚至在茹斯蒂年（Justinian）的法律大全（公元533年）中都找不出这样的先例。乌托邦人所讲的理论或许不及诸名哲富于哲学意味，却更富于基督教意味。可是（为了文艺女神，请听这个小故事），当新近在一伙机敏精干的人中间谈到《乌托邦》一书，而我加以赞扬时，却有一个脑满肠肥的俗夫（quidam pinguis）扬言说，莫尔的功劳并不比法院录事的功劳为大，录事在法院只不过录取口供，虽听审讯，而自己却缄默无言，不能表示自己的意见。书中种种都由希斯拉德口述，而仅由莫尔加以笔录而已。因此，莫尔的全部功劳就在于运用生花妙笔述其所听所闻。许多在座的人也都附和其说。

　　就是我们的坎丁苦拉也相信有乌托邦存在，并且在其序言中尽力解除人们的疑团。
　　自从那时候以来，尽人皆知那个俗夫变得十分狡猾了。在十六世纪时，他还把乌托邦认为是一个现实。现在，他倒把现实——即社会生产说成是一个乌托邦了。
　　人们宣称（尤其是一些教授），《乌托邦》一书是人文主义者的一种游戏之作，也是柏拉图共产主义的死灰复燃。但是《乌托邦》第一部，即引论和批判部分，已经表明《乌托邦》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大差异，是如何完全现代化的。使柏拉图开始研究的动机是苏格拉底和智术学派哲学家忒拉绪马霍斯（Thrasymachos）的一场口头辩论。莫尔与此相反，他是由推翻封建社会的那些有力杠杆的事件之一，即由海外探险旅行出发的。柏拉图是由分析正义概念发现了他的共产主义。与此相反，莫尔的共产主义建立在对现存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批判上。
　　因此，莫尔站立在近代社会主义基地上，这种社会主义与古时外貌上类似的那种现象有本质上的差别。莫尔的共产主义和柏拉图的共产主义不但在出发点方面，而且在它们的要求和目的方面也都根本不同。二者自然有许多外观上的共同之点，但是只有肤浅的观察者才会因此混淆真相。把莫尔的共产主义同柏拉图的等量齐观，等于是：因为一块红砖和一朵玫瑰的颜色都是红的，就说它们本质上是同种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