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四章 英国的罗拉德派
一 威克里夫运动
贪得无厌的阿维尼翁教皇除了对德意志帝国进行敲诈以外，还选中了另一个国家作为掠夺的主要目标，那就是英国。
在历史上，英国一度是最恭谨地为教皇效力、最驯顺地忍受教皇剥削的国家。13世纪初，英国王室已经完全依附于教廷。1213年，无地王约翰[1]甚至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教皇的封臣，为此，他每年必须向教皇缴纳一千镑银币作为采邑贡赋。自此以后，教廷对英国的盘剥便日益加重。直至爱德华三世[2]当政的时代（14世纪），国会还愤慨地指出，全国每年上交给教皇的赋税，正好是国王所得赋税的五倍。[3]
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当时的国家中央政权也已经积蓄了十分强大的力量，它不仅能稳操胜券地同教廷进行斗争，而且还准备征服教会的统治机构和剥削机构，借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里说的是“国家中央政权”，而不是君主政体。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说法，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封建国家中，封建等级的代表机构，即国会已经纷纷建立，它们与王室并存，而且或多或少地对王室起制约作用。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代，国会与王室之间权力分配的情况也极不相同。有些国会纯粹是唯命是听的表决机器；也有些国王充当国会的驯服工具。然而，不管中央政权内部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中央政权本身的强大实力在各地都开始超过了帝国境内的其他各种势力——在这方面，只有德国是一个例外。
到了14世纪，英国的国王和国会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专横跋扈的教皇。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教皇表现得越来越暴戾恣睢，不可一世。这样，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一场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法国和英国之间长逾百年的战争（1339—1456年）使教会与国家这两大势力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双方进行战争的借口是解决王位继承权问题。事实上，这场战争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正是这些原因，使这场战争变成了民族战争，也就是说，变成了一场与全民族各主要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战争。
我们知道，在13、14世纪，基督教—日耳曼贵族在各个方面，越来越强烈地产生了掠夺钱财的欲望。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的繁荣，贵族们的需求日益提高，这样，贵族及其属下的农民所经营的自然经济就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于是，贵族们日益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使出独特的本领来改善自己的财政状况。不过，他们的独特本领仅限于斗殴拼杀，而且，他们要想靠施展这一套本领来牟取利益，只有用独立行动或受雇于人的方式，去帮助实力雄厚的权贵实现目的，也就是说，去帮助权贵攫取钱财。
可是，德国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不可能发动一场对外战争以满足骑丄们掠夺财富的欲望。因此在这个国家，自从十字军东征和远征罗马的战争（这实际上也是掠夺性的战争）结束以后，骑士们就把矛头对准了本国的市民和农民。如果这样做还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甚至会象饿狼一样互相残杀。这样，市民阶级和贵族就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可是，英国的情况却迥然不同。那里的中央政权有足够的力量同毗邻的法国进行一场战争。在同法国发生的冲突中，市民阶级利益和贵族利益出现了互相吻合的局面。同德国相比，这两个阶级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英国具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市民阶级与贵族的共同利益之一，就在于同尼德兰进行贸易。我们知道，尼德兰的毛纺工业兴旺发达，其原料主要是从英国进口的。对于尼德兰毛纺工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是经营养羊业的英国地主和从事贸易业的英国商人表示关心，就连英国国王也十分关注，因为他从羊毛出口的关税中可以获得一笔最丰厚的收入。
早在1279年，贵族们就在呈送给爱德华一世[4]的一份请愿书中指出，他们每年从羊毛中得到的收益相当于他们在农村全部收入的一半。英国最早的出口统计是从1354年开始的。当时的出口产品总值为213338英镑，其中羊毛出口的总值就达196062英镑。出口关税总额为81896英镑，这些关税几乎全部是从出口羊毛这一项中抽取的，其他各项出口产品所上缴的关税只有220英镑（参看乔·克雷克：《英国贸易史》，1844年伦敦版，第1卷第144、148页）。
可是，英国羊毛的进口者，即尼德兰各城市的繁荣却受到了法国的威胁。这些城市的财富不仅吸引着法国王室，而且也吸引着法国的骑士。13世纪，法国骑士曾以进行宗教战争为借口，向富饶的朗格多克[5]大举进攻；到了14世纪，他们又企图在佛兰德斯境内掠夺财物。面临威胁的佛兰德斯城市没有同德意志帝国结盟，而是把英国看成自己强大的盟友。
不过，上述矛盾并不是英法两国之间存在的唯一矛盾。在掠夺财富方面，英国骑士的贪欲并不亚于法国骑士。法国骑士对尼德兰的财富梦寐以求，英国骑士则对法国的财富垂涎三尺，因为从经济上来说，法国远比英国先进。当时，比较野蛮的国家总是企图对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富裕的国家进行掠夺，例如，在法国人掠夺尼德兰财富的同时，英国人也在掠夺法国人的财富，而苏格兰人则在掠夺英国人的财富。尼德兰人同英国人结成了同盟，而苏格兰人则同法国人实现了联合。不过，在历次斗争中，旗开得胜的大都是英国人：他们赢得了胜利，同时也夺走了无数的战利品。
一位英国编年史家写道，克雷西战役以后，法国北方沦陷的各省被洗劫一空。英国人获得的财富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习俗发生了全面的变化。
骑士阶级捞到了大量的钱财，可是，他们只深通抢劫之道，却并不熟悉理财之术。市民阶级巧妙地从他们手中赚取了钱财，并用这些钱财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当时，战争的负担主要落在农民肩上。不过，这场战争也给农民带来了一些利益。农民和地主一样，也希望继续同尼德兰顺利地进行羊毛贸易。况且，战争还能使子弟众多的农民家庭获得军饷和大量的战利品。当然，对于农民来说，这场战争最大的好处还是在于它结束了骑士在国内横行霸道的局面，使他们不再象德国骑士和惨败于外敌之手的法国骑士那样，在自己的国家肆虐逞凶。
因此，毫不奇怪，对法战争在英国成了全民族的一件大事，举国上下都热切地关注着这场战争。
可以想象，在14世纪的英国，人们对教廷怀着多么强烈的敌对情绪，因为教皇乃是敌国的工具和盟友。支持教皇，就是叛国；反对教皇，才是最崇高的爱国主义行动。
这种情势促使国会最大限度地削减了英国上交给教皇的赋税（例如，英国从约翰王时代起，每年都必须向教皇缴纳一千镑银币作为采邑贡赋；1366年，国会取消了这一贡赋）。不仅如此，这种情势还提供了有利条件，使那种主张彻底摆脱教皇统治的思想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在法国和意大利，异教运动已经遭到了镇压，在查理四世即位后的德国，这一运动也受到了围剿，可是在海峡彼岸，异教运动却在14世纪的下半叶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正是在英国，这种反对教廷的斗争第一次变成了一个大国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事情。在那里，市民和农民、王室和贵族、高贵者和卑贱者乃至许多教士都参加了这一斗争。因此，也正是在英国，宗教改革的思想第一次得到了确切的、甚至是科学的表述。
这场反教皇运动的最杰出的思想代表是约翰·威克里夫。他是一个学者，起初曾担任神甫，后来是牛津大学教授。虽然威克里夫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激进、十分坚决，但他从未逾越统治阶级的利益给他划定的那条界线。他从原始的基督教出发，热情赞颂基督的清贫；他把基督继承者们的富裕、豪华和骄奢淫逸的生活同基督的清贫加以对照，要求这些继承者们也象基督那样笃守清贫，并要求他们按照基督对富家子弟的教导，把自己的财产分配给大家。不过，他在这里所说的“基督继承者”，并不是泛指所有的基督徒，而是专指那些天主教士。在他看来，只有这些教士的财产才应当予以没收；他的这种教义完全符合大地主和皇帝的利益，因为一旦对教会的财产进行“分配”，这些财产就会落到大地主和皇帝手中。由威克里夫掀起的这场异教运动归根结底是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把教会这个剥削工具和统治工具从与英国为敌的外籍教皇手中夺过来，让这个工具掌握在本国国王和本国贵族的手中。
威克里夫得到了贵族上层人士的庇护，其中包括英国的两位最著名的人物：一位是兰开斯特的公爵约翰，一位是诺森伯兰郡的伯爵派尔希。兰开斯特的公爵约翰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幼子，理查二世的叔父。理查二世是爱德华三世的孙子和继位者，于1377年开始执政，当时年方十一岁；他那位权势赫赫的叔父对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二 罗拉德派
异教运动并没有局限在统治阶级的范围之内。反对教廷的斗争使当时社会的一切矛盾都暴露无遗，各个阶级都在反对法籍教皇这个共同敌人的民族斗争中极力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这些阶级的特殊利益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冲突。因此，天主教的著作家对下面这样一个现象总是津津乐道，这个现象就是：凡是由教会改革派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迟早总会发生内部分裂，出现激烈的纷争。在这些著作家看来，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证据，它证明宗教改革是魔鬼所干的勾当。的确，圣灵本来就同宗教改革没有什么联系，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深信不疑。
在这种情况下，伯格德派就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在英国，人们习惯于把这一派称作罗拉德派。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由于尼德兰毛纺工业的勃兴，欧洲各国城市也产生了发展毛纺工业的要求；于是，在这种形势的召唤下，佛兰德斯的织工就纷纷奔向遥远的异乡。
显然，在一个与尼德兰相邻，而又同它保持极其密切的贸易往来的国家，在一个向尼德兰输送原料，从而使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织工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优势的国家，人们最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即把佛兰德斯的毛纺工业技术引进本国，使它在自己的国土上得到发展。
确实，早在亨利三世[6]当政的时代，英国政府就作过努力，试图由国家来促进毛纺工业的发展。1216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出口羊毛，禁止贩卖外国生产的纺织品。可是不久以后，政府就被迫取消了这项法令；1271年，政府重申这一禁令，但事后又再次宣布停止执行。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能否自由地经营羊毛出口事业，关系到英国地主和商人这两大势力的切身利益，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后来，英王爱德华三世采取了另一种政策。他于1331年发布了一篇文告，邀请佛兰德斯的纺织工人、印染工人和毡合工人前来英国定居。这一号召果然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几年以后，布拉班特和西兰岛的一些工人也陆续来到英国。[7]
这样，到了 14世纪的下半叶，英国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毛纺工业，而发展最快的地区当推诺福克郡，这个郡的首府是诺里奇。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后来成了罗拉德派的活动中心。
佛兰德斯的伯格德派很可能随着当地的织工一起来到了英国。这一推断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在织工中，只有那些最贫困的人才甘愿移居外地，而在尼德兰，正是这些最贫困的人为伯格德派输送了绝大多数成员。
富勒在他的《教会史》中生动地描述了英国当局为引诱尼德兰织工移居英国而使出的种种花招。他写道：
“我们的国王向那个国家派出了乔装改扮的密使。这些密使混在尼德兰人中间，渐渐地赢得了他们的信任。那些尼德兰人一个个手艺精湛，技术超群，但却寄人篱下，无法自立，只能充当雇佣工人和学徒。密使对这些贫苦雇工的奴隶生涯表示义愤，说师傅对雇工实在过于刻毒，简直没有一点基督精神，弄得雇工如同牛马，过着非人的生活。密使低叹这些雇工起早摸黑，矻矻终日，吃的却是粗茶淡饭，每餐不过是几块鲜鱼和一点干硬的乳酪而已。雇工如此含辛茹苦，结果只是让那些充当师傅的家伙发财致富，而他们自己却得不到半点好处。密使对雇工们说，倘若他们身怀技艺前往英国，那就会鸿运亨通，在那里，他们的技艺处处都会使他们受到热忱的欢迎。他们可以痛痛快快地饱餐牛肉和羊肉，尽情地享受口腹之乐。⋯⋯如果一位尼德兰人光临英国地主的宅第，那将会使地主感到十分欣幸，因为尼德兰人带来的是勤奋工作的精神和财富。这位尼德兰人初次踏进地主门庭时，还是一位陌生的来客，等到日后离开时，他已经成为这位地主府上的新郎或佳婿了。⋯⋯”
[8]
国王使者的游说使佛兰德斯无产者信以为真，这是一点也不足为怪的事情。后来，这些无产者发现自己受到了可耻的欺骗而大失所望，他们就更加热忱地追求先前在故乡确立的伯格德派理想，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也许正是在这种理想的鼓舞下，英国才出现了共产主义的鼓动热潮，至少可以断言，这种理想是共产主义鼓动工作最坚实的基础。毛纺工业中心诺福克郡当时也成了罗拉德派活动的中心。据罗杰斯说，在这个郡殉难的罗拉德派志士可能比英国其他地区牺牲的烈士总数还要多。[9]
罗拉德派从诺福克郡出发，在全国到处奔走，被人们称作“贫苦兄弟”或“贫苦牧师”。他们在各地传布原始基督教关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福音。在当时的英国，外出旅行相当方便，这就为他们开展鼓动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候，热情待客之风还在各地普遍盛行，尤其是许许多多寺院，更是殷勤地接待来客，漫游者无需为食宿问题而烦恼，也不必为旅途安全而担忧。
后来，随着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生，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变化，寺院遭到了取缔，农民被逐出了家园，无数的流浪汉和拦路抢劫之徒构成了一支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自此以后，在全国旅行就变成一件困难重重、耗资甚多而又十分危险的事情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参看托罗德·罗杰斯：《英国农业与物价史话》，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95页及以下各页）。
罗拉德派的箴言当时在民间几乎成了到处传诵的谣谚：
“当亚当耕耘、夏娃纺织的时候，
哪里有什么贵族?”
罗拉德派最卓越的代表是约翰·保尔。他可能是严守教义的法兰西斯派成员。关于这个教派，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论及，并曾指出它是伯格德派的良友和盟军。从各地情况来看，这个教派后来发展成了罗拉德派运动中的一支劲旅。14世纪，圣奥尔本斯地区有一位名叫沃辛格姆的修道士曾经描述过当时的情况，他对托钵教团深恶痛绝，说这些教团一边在民众中煽风点火，一边又在统治阶级面前曲意逢迎，以便利用双方，牟取私利。
沃辛格姆在他的书中探讨了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量后，他得出了下列结论：
“在我看来，世风如此颓靡，全国民众都有责任，
托钵教团也不能辞其咎。这些教团早已把它们立下的誓约忘得干干净净，将教团创建时确定的目标抛到九霄云外。当初，那些缔造教团的圣哲曾希望教团保持清贫，不置任何世俗产业，以便永远传布真理，不为财产所累。可是，这些教团出于对有产者的艳羡，竟然支持统治者任意胡作非为，同时又诱使平民百姓陷入迷误；对于统治者和平民百姓犯下的罪孽，它们都予以赞扬。这些曾经放弃财产并发誓要恪守清贫的教团，竟把善良说成邪恶，又把邪恶说成善良；为了谋取产业，聚敛钱财，它们用阿谀谄媚的手段来迷惑君主，又用散布谎言的方法来蒙骗民众，从而把君主和民众一齐引入了歧途。”
[10]
不过，要在同一时间既向君主谄媚，又向民众讨好，这似乎不太可能。因此，我们估计，沃辛格姆在文中所说的实际上是托钵教团的两派，其中一派贪求财产，另一派鄙弃财产；贪求财产的一派对权贵阿谀奉承，而鄙弃财产的一派则在民众中进行“煽动”。
的确，在被剥削阶级中，托钵教团（特别是法兰西斯派）是很受欢迎的。在1381年爆发的起义中（有关这一起义的情况，我们在下一节就要谈到），许多宫苑都遭到了摧毁，而托钵教团的寺院却安然无恙。起义军的首领之一杰克·斯特拉夫曾经宣布：托钵教团是唯一应当加以保护的教士团体。[11]
看来，约翰·保尔有可能来自这支托钵僧队伍。保尔的同时代人富瓦萨尔就曾把他称作“肯特郡的疯狂传教士”[12]。不过，保尔主要还是在埃塞克斯郡和诺福克郡传教。他在1356年前后开始进行鼓动工作，不久就引起了教会和世俗权力机关的注意。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诺福克郡主教宣布将他逐出教门，爱德华三世则下令将他逮捕（大约在1366年）。约翰·保尔获释后，又重新开始传教。不过，自从被开除教籍以后，他就再也不可能利用教堂的讲台来发表言论了，于是，他就在广场上、在教堂的庭院中宣讲教义。富瓦萨尔给我们提供了约翰·保尔当时发表的一篇演说词（收录在《约翰·富瓦萨尔神甫对历史事实的回忆》一书中），不过，我们无法保证这篇演说确实出自保尔本人。书中所载的演说词原文如下：
“亲爱的人们！只要英国的一切财富尚未变成公有财产，只要这里的人还有贵贱之分，只要我们大家还没有取得平等地位，只要统治者还压在我们头上，英国的现状就没有改善的可能。统治者是怎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有什么理由使我们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我们大家都同样是亚当和夏蛙的子孙，统治者又能提出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比我们高贵？难道因为我们把劳动所得的果实供给他们挥霍，他们就高人一等？他们穿着绫罗绸缎、丝绒皮裘，而我们却穿着褴褛的布衫；他们享用美酒、佳肴和糕点，我们却只能喝着白水吞咽糠麸；他们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悠闲度日，我们却必须备尝艰辛，栉风沐雨，在田野上劳动。然而正是依靠我们的劳动，他们的生活才能那样靡丽奢华。他们把我们称作奴仆，要我们尽心为他们效劳，倘若稍有怠慢，我们就要遭到殴打。没有一个国王愿意倾听我们的呼声，或帮助我们获得应有的权利。当今的国王还太年轻，我们应当去见他，把我们遭受奴役的情况告诉他，并向他指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将自行采取匡救的措施。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去见国王，那么，所有被称作奴仆的人以及陷入奴隶地位的人都会跟随我们一起去争取自由。国王如果见到我们，是会欣然同意我们的要求的。倘若不是这样，我们将另行采取对策。”
在这篇演说词后面，宫廷侍臣富瓦萨尔作了补充说明，他写道：“这就是保尔的演说。大主教下令将他关押了数月。其实当时应当将他处决，那才是上策。”
不过，即使当局采取了这个良策，也未必能起多大的作用，因为当时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鼓动家在宣传同样的思想，保尔仅仅是其中的一员罢了。
1360年左右，威克里夫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罗拉德派运动的发展。威克里夫本人根本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他所依靠的对象主要是与下层民众为敌的上层贵族。可是，他要向当时一切权威中的最高权威宣战，就不能不在全体民众中唤起激昂慷慨的热情，不能不使他们接受一些新思想。在一段时间内，当局也并不反对下层民众参加这场反对罗马教廷的斗争。
可是过了不久，当局就发现这些新的同盟者不仅令人憎恶，而且还十分危险。这是因为，罗拉德派运动已经同当时劳动阶级中最善战、最强大的阶级所掀起的反抗运动汇成了一股洪流，从而增添了无比巨大的力量。这个最善战、最强大的阶级就是农民阶级。我们在评述多里奇诺起义时，已经遇到过与此相仿的情况；下面，在分析胡斯派和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时，我们还将再次看到类似的现象。
三 1381年的农民战争
我们在前面叙述多里奇诺起义的情况时曾经指出，从13世纪到15世纪，各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呈现出上升趋势（参看第二篇第二章第四节）。在法国，由于战争的爆发，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战争使多灾多难的法国农民受到了英国侵略军的洗劫。与此同时，法国骑士由于遭到失败，便转而对本国农民和弱小城市进行敲诈勒索，以此作为谋求生存的唯一手段。法国农民陷入了极其悲惨的苦难境地，最后终于在法兰西岛[13]地区（巴黎周围的广大地区，其东北部一直延伸到现今的比利时边界）揭竿而起，进行拼死的斗争，这就是所谓“扎克雷起义”[14]（1358年5月）。大约在两百年后，当德国农民战争爆发时，天主教徒和路德派之间的宗教矛盾顿时烟消云散；同样，在饥肠辘辘的法国农民举行起义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民族矛盾也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英法两国骑士合成了一股力量，这样，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把起义农艮淹没在怵目惊心的血泊之中。最后的决战是在莫城进行的。当时，这座城市还归英国人管辖，城里的居民接纳了一支九千人的农民队伍。六十名（！）骑士闻讯赶来，冲向手无寸铁的农民，象宰杀羔羊一般大肆屠戮，一直杀到他们自己也感到厌倦时才收起屠刀。当时惨死刀下的人竟达七千余名。接着，骑士们放火焚毁了莫城，城里的居民因为支持过“扎克雷”，也全部被活活烧死。自此以后，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参加起义的农民在各地都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上述史实是富瓦萨尔记载下来的，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幸灾乐祸是我心情。在叙述这些情况之前，他对农民严惩某些贵族的行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5]
起义结束后，法国农民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奴役。
二十年后，英国也爆发了农民起义。人们通常认为这次起义同法国农民起义相去无几。可是，我们认为，英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同法国农民战争截然不同，这一点，已经有人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16]
当时在英国，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战争爆发而出现逆转，相反，这种趋势在战争爆发以后却变得更加明显了。农奴制开始消亡，先前强加于农奴的劳役负担已经被货币地租所取代。这样一来，大地主就不得不用雇佣工人的劳动来顶替农奴的劳动。不过，在14世纪，一支大规模的农业无产阶级队伍还没有出现。“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利用空闲时间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农民，一种是独立的、相对说来和绝对说来人数都不多的真正的雇佣工人阶级。甚至后者实际上也是自耕农，因为除了工资，他们还分得四英亩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们又和真正的农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17]这种状况给地主（或他们的农场承租人）带来了不利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支付很高的工资，因而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地租收入。一大批低级贵族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在经济上陷入了破产的境地。
在一场严重的瘟疫流行之后，上述情况给地主们造成了更加不利的影响。这场瘟疫是从1348年开始在全欧蔓延的，它在许多地区持续流行了二十年之久，据统计，整个欧洲至少有二千五百万人被这场瘟疫夺去了生命。在法国，瘟疫使农民遭到了更加深重的苦难；而在英国，它却变成了一个契机，加速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进程。
这场瘟疫同最近流行的某些类似的时疫一样，似乎颇有些仁慈的色彩：它主要是在贫苦阶层中猖獗肆虐，而对富有的阶级却并不侵扰。[18]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文明还没有发达到让无数闲散劳力踯躅街头的程度。瘟疫虽然没有伤害富人的性命，但却触及了富人的命脉，这命脉就是他们的钱囊。瘟疫过去以后，工资数额以巨大的幅度猛增，达到了使地主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早在1349年，国王爱德华三世就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任何一个农民和雇工都有义务接受别人向他们提供的工作，而且，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劳动者只能获得一定数额的工资；支付高工资的雇主和领取高工资的雇工，都同样要受到惩罚。
这项保障地主利益的法令虽然规定了劳动工资的最高限额和每个劳动日的最低时限，但它并没有产生什么效用。后来当局在1350年和1360年又接连颁布过两项法令，结果仍然无济于事。这是因为，这些法令本身并不能造成一支人数充足的无产者队伍，以便按照地主的需要来规定劳动力的价格。
对法战争使大批劳动力变成了雇佣兵，当然不可能使地主面临的劳工问题得到缓解。可是另一方面，正是地主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促使他们为获取优厚的报酬而参加战争，促使他们在法国一再进行抢劫掠夺，以便通过这条途径来弥补经济上的亏空。这种困境大概就是英国无尽无休地同法国交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英国贵族后来在国内无尽无休地自相残杀的主要原因之一。法国民众在奥尔良姑娘[19]的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起义，经过顽强的努力，最后终于把英国人赶出了法国。自此以后，英国贵族就不断地互相屠戮、互相劫掠，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红白玫瑰战争。[20]
另一方面，这种“困境”必然使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在地主中间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就是要没收教会财产以满足地主的要求。
同时，由于地主采用立法手段未能解决“劳工问题”，他们便试图通过另一条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条途径就是公开地施用暴力。他们开始恢复旧的农奴制，强迫农民从事劳动，以此来取代雇佣劳动。
这样，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就越来越深。农民的这种情绪为罗拉德派鼓动家进行宣传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尽管农民的利益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利益迥然不同，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敌人和最切近的共同目标，那就是消除富人及其政治家所施加的迫害。当然，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对“富人”的理解并不相同，在农民的心目中，所谓“富人”主要是指地主；而在城市无产阶级看来，所谓“富人”主要是指商人，但两者之间的这一差别是无关紧要的。
自从农民与城市下层民众联合起来以后，罗拉德派运动就失去了鲜明的色彩，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变成了一种融合各种派别的民主主义反对派运动。但是，罗拉德派运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无比巨大的力量。
为了开展反抗地主的斗争，农民开始组织自己的队伍。据记载，当时他们已经成立了联合团体，并设法筹集了资金，以便采取必要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托罗德·罗杰斯对揭示这场运动的本来面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著作对于我们撰写本节内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他说，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主要是罗拉德派的“贫苦牧师”，正是他们在运动中进行了联络工作，使整个运动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在理查二世执政初期，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在爱德华三世执政的最后几年，英国人在战争中连连失利。1374年，他们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当时他们在法国占据的地区只剩下了加来、波尔多和贝永这几个”桥头堡”。理查开始执政时刚刚十一周岁。在这样一位国王的领导下，当然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而法国在当时也耗尽了力量，以致无法利用这一良机。双方虽然也曾撕毁停战协定，但事后只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摩擦。自此以后，英国贵族就只能依靠自己在庄园里获取的那一部分收入为生，这些收入成了他们的唯一财源，因此，他们就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榨取农民的血汗。
战争停止以后，大批雇佣兵重返田园，使农村增添了许多久历戎行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越是残酷地施行暴政，农民就越是坚决地进行反抗。因此，毫不奇怪，这两个敌对阶级很快就发生了流血冲突。
农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举行了起义，因为统治阶级的权力机构已经开始镇压民主运动，并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罗拉德派的鼓动家。约翰·保尔自然也遭到了迫害，坎特伯雷大主教下令将他关进了梅德斯通监狱。据说，保尔在被捕时公开宣布，不久就会有两万名战友前来营救他出狱。这一预言后来果然变成了现实。
按照通常的说法，这次农民起义是由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引起的，这一事件的过程是：一个税吏污辱了瓦特·泰勒（砖窑工或泥瓦匠的领班）的女儿，于是，瓦特·泰勒就进行报复：他杀死了税吏，并号召人民起来用暴力驱除暴力。
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于1381年6月10日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同时爆发的。在纺织业中心诺福克郡和彻底废除了农奴制的肯特郡，农民起义的声势最大。肯特郡起义的领导者瓦特·泰勒和杰克·斯特拉夫。瓦特·泰勒曾参加过对法战争，具有丰富的作战惊讶；杰克·斯特拉夫是一名教士。起义者向伦敦进发，途中将约翰·保尔营救出狱，然后在布莱克希斯（伦敦附近的荒野）安营扎寨。他们通知国王前来晤谈。国王闻讯后乘船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来到预定地点，却不敢舍舟登岸，结果晤谈未能举行，国王又掉转船头，溯流而归。6月12日，伦敦城里的农军盟友打开了城门，让农民冲进了这座城市。首都的下层民众同农民实现了联合。起义者由于未能抓获那些压迫他们的人，便把压迫者的宫殿当作发泄仇恨的目标。他们烧毁了兰开斯特公爵的宫殿，因为这位公爵是他们最痛恨的人。但是，农民并不抢掠宫中的财物，“他们对盗贼深恶痛绝，只要在现场抓到一个行窃的人，他们就会砍下他的头颅。”[21]
年仅十五岁的国王和他手下的一些贵族谋臣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起逃进了伦敦塔。伦敦市长沃尔沃思建议国王向反叛者发起冲击，以便突破重围。他认为，如果采取这一行动，伦敦的富裕市民就会同国王的军队组成联合阵线。沃尔沃思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索尔兹伯里伯爵指出，万一国王在同反叛者交战时遭到失败，整个事业就将毁于一旦。这种看法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其实，国王手下当时还有八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可供驱遣，只是那些久经沙场的将领在农民面前已经吓得失魂落魄，失去了战斗能力。当局无法用军事手段把起义镇压下去，于是，国王便决定同农民举行谈判。同法国的扎克雷起义相比，英国农民起义向人们展现的是另一幅迥然不同的图景！
理查确实不能不采取妥协的立场，因为起义者已经于6月14日向伦敦塔发起进攻，击毙了曾经下令囚禁约翰·保尔的大主教，同时，起义者还抓获并处死了其他一些曾经迫害过他们的人。
就在伦敦塔被攻克之前不久，国王匆匆离开那里，前往迈尔恩德去同起义者举行谈判。起义者声明，他们要求永远做自由的农民，并要求发布文件，承认他们的自由权利。此外，起义者还要求取消贵族在狩猎和捕鱼方面的特权，并希望统治者作出其他一些让步。国王答应了起义者提出的一切要求，同意立即下令颁发各种必要的文件。当局还委托三十名文书负责文件的缮写工作。
这样，农民就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大批的人纷纷返回家乡。当时农军面临着缺粮的困难，这可能是人们离散的部分原因。农军只有很少一点粮食储备。据富瓦萨尔提供的资料，早在农民攻克伦敦之前，当他们还驻扎在布莱克希斯的时候，就有四分之一的人员因缺粮而挨饿了。可是尽管如此，瓦特·泰勒、杰克·斯特拉夫和约翰·保尔率领的一支人数较多的农军仍然驻守原地，他们要督促当局颁发文件，如果可能的话，还准备迫使当局作出更大的让步。
翌日，统治者和起义军再次举行谈判。起义者在史密斯菲尔德同国王及其骑兵卫队相遇。理查传令邀请瓦特·泰勒前来同他会谈，谈话地点就安排在两军之间。瓦特·泰勒接受了这一邀请。
就在国王同瓦特·泰勒谈判的时候，一名骑兵渐渐向他们逼近，瓦特·泰勒当即提出抗议，这时，理查猝然下令逮捕泰勒。一队士兵立即向他扑来，带队者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伦敦市长沃尔沃思。泰勒在背信弃义者的袭击下跌倒在地，一柄柄利剑刺穿了他的身躯。理查虽然还很年轻，但在玩弄阴谋、施展骗术方面已经十分老练，而在那个时代，这一套手腕就是所谓治国之术。当时，他骑着马来到惊愕的起义者面前，谴责瓦特·泰勒背信弃义，妄图杀害他这位国君；理查表示，他本人愿意充当农民的领袖。他用这番花言巧语拖延了时间，稳住了起义军，直到全副武装的伦敦市民赶到现场为止。然而在这支武装力量来到以后，理查和他的部下也还是不敢同农军公开较量。他们只满足于切断起义者返回伦敦的道路，以便在伦敦城里重新恢复“秩序”。当局向农民颁发了赦免证书，于是，农民就带着证书各自走散了。[22]
诺福克郡农民起义的结局更加悲惨。6月11日，在一个名叫约 翰·利特尔斯特里特的首领统率下，起义农民攻占了诺里奇。诺里奇的主教亨利·斯宾塞立即调集军队，发起进攻，并在一次战役中击溃了起义军。亨利·斯宾塞还亲自上阵，杀死了许多农民。事后，他下令立即将被俘的起义者处以死刑，约翰·利特尔斯特里特也在这批起义者之列。在他们行将就戮的时候，亨利·斯宾塞这位虔诚的大主教还得意洋洋地给他们做了最后的祈祷。
其他各地的小规模起义绝大部分也都遭到了摧残。在农民运动风潮平息之后，理查便开始考虑怎样背弃他先前为欺骗农民而许下的“君主诺言”，这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做法。
在那个时代，人们还远远没有娴熟地掌握现代外交权术。同后来的人相比，当时的人在造谣撒谎、背信弃义和行凶暗杀方面更加肆无忌惮，因为后来的人毕竟还要顾及民众的批评，所以在玩弄卑鄙无耻的外交手腕时不得不裹上一件道德的外衣。一般人总以为君主出言不苟，一诺千金，殊不知从14世纪到17世纪（后来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守信和诚实一直被视为软弱的表现，一个威势赫赫的君主自然不能暴露出这样的弱点。
国王在集结了一支四万人的军队之后（“这样一支大军在英国是前所未有的。”沃辛格姆语），便立即抛开自己的面具，下令对叛逆者开庭审讯，予以严惩。当时，埃塞克斯农民曾派遣使者去见国王，提醒他注意不要忘记自己的诺言。可是，这位高踞王位的无赖自从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之后，便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对农民派来的使者宣称：
“你们过去是奴仆，现在仍然是奴仆。你们应当继续过农奴的生活，但这种生活不应当一仍其旧，而应当雪上加霜，百倍艰难。因为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上帝还赐予我们恩典，让我们治理这个国家，我们就要运用自己的理智、力量和才能来狠狠地处置你们，让后人从你们的奴隶境遇中看到前车之鉴，不致重蹈覆辙。”
[23]
国王进行挑衅之后果然达到了目的。埃塞克斯农民再次拿起武器举行了起义。可是，由于其他各郡的农民没有响应，他们只能孤军作战。最后，王室军队击败了起义的农民。
从表面上看，“秩序党”的事业确实取得了胜利。可是，英国的政治家自己也无法否认，他们并没有通过公开的较量来制伏起义的主力，而只是通过欺骗、谋杀和突然袭击才逃脱了一场灭顶之灾。因此，起义从表面看来虽然遭致了失败的结局，但它绝不是一场徒劳无益的斗争。统治者告诫自己不可乘胜进击，唯恐激起第二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英国农民仍在不断地从农奴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到了这一世纪的末期，他们几乎全都得到了解放。
可是，同农民一起举行起义的还有伦敦和诺里奇的下层民众。这些民众的自卫能力比不上农民，因此，获胜的统治者首先对他们施行报复。据文献记载，农民起义结束后，当局对起义军首领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惨遭杀害的起义军首领多达一千五百名，约翰·保尔和杰克·斯特拉夫也未能幸免。面对这一史实，我们可以推断，当局镇压的对象主要并不是农民，而是农民在城市中的盟友。例如，在当时的国会案卷中保存着被判决的二百八十九名起义军首领名单，其中来自伦敦的有一百五十一名，而来自其他各个城市和乡村的只有一百三十八名，还不到总数的一半。
农民起义的失败结局丝毫也没有影响农民解放事业的进程。可是对于罗拉德派运动乃至整个反抗教廷的斗争来说，这种结局却几乎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英国国王和贵族面对如此桀鹫不驯的民众，本来就已经如坐针毡，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和贵族当然会感到，如果他们自己再去参加一场革命运动，宣布与教皇实行决裂，并将教会的财产予以没收，那就实在太危险了。而恰恰在当时，教廷已经不再充当推行法国政策的驯服工具了，这种形势就更有利于英国统治者同教廷实现和解。我们在下面的章节就要谈到，教会于1378年发生了大分裂。当时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教皇，一个是法国教皇，一个是罗马教皇。后者与法国为敌，但却得到了德国和英国的支持。
新教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企图使我们相信，宗教改革运动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公众在道义上对教廷的腐败感到愤慨。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威克里夫运动就应当在教会大分裂时期出现轰轰烈烈的高潮，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教廷在道德方面的堕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历史进程是由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决定的。从1381年起，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就同威克里夫的活动宗旨互不相容了。诚然，威克里夫及其支持者同农民起义并没有丝毫的联系，相反，我们知道，他的靠山，兰开斯特的约翰正是起义者最痛恨的人物。可是尽管如此，威克里夫教义的革命色彩还是过于强烈，以致不可能用来维护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早在1382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就已经宣布威克里夫提出的二十四条论纲是异端邪说。同年，国会又颁布了一项特别法规，命令各地的世俗法庭支持宗教法庭的裁决。威克里夫虽然也曾在1382年发表题为“亵渎神明的行径”一文，以表明自己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可是这种努力于事无补。就连一向支持威克里夫的兰开斯特公爵也开始对他采取反对的立场。当局罢免了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所任的教学职务，取消了他的头衔，这样，他就只好重返拉特渥斯，回到自己的教区。1384年，威克里夫在当地逝世。
罗拉德派的遭遇更加悲惨。在农民起义中，罗拉德派的鼓动家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从那时以后，当局每抓获一个罗拉德派成员，就立即将他定为叛国分子，然后用烈火把他活活烧死。同查理四世当政以后的德国一样，英国这时也开始了一个迫害罗拉德派的时代。当然，英国当局并没有能够制服罗拉德派。可是，罗拉德派后来也没有能够象在1360—1381年那样产生巨大的影响。同德国境内出现的情景一样，罗拉德派在英国的斗争也只能使无数志士献出自己的生命。
1381年的起义势必在国外引起反响，促使各地当局重新掀起迫害伯格德派和韦尔多派的恶浪。在14世纪末期，这些教派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之地了。然而，就在这风雨如晦的岁月，被戕害、被蹂躏的人们突然迎来了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这个时代以辉煌壮丽的图景向他们证明：“上帝在小人物中间”会显示何等“巨大的神威”。这是一个足以同1793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时代相媲美的英雄时代；在波希米亚，随着胡斯战争的爆发，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时代拉开了序幕。
[1] 英国金雀花王朝（1154—1399年）的国王，1199—1216年在位。亦译“失土王约翰”。——译者注
[2] 英国国王，1327—1377年在位，是英王爱德华一世的孙子。——译者注
[3] 参看威·肯宁格姆：《英国工商业发展史》，1890年剑桥版，第1卷第253页。
[4] 英国国王，1272—1307年在位。——译者注
[5] 法国古地区名。范围基本包括东起罗讷河、西到加龙河，北至中央高原、南到地中海地区。——译者注
[6] 英国国王，1216—1272年在位。——译者注
[7] 参看乔·克雷克：《英国贸易史》，第1卷第128、148页。
[8] 富勒：《教会史》，第3卷第9页。转引自肯宁格姆的《英国工商业发展史》，第1卷第284页。
[9] 参看托罗德·罗杰斯：《英国劳工史》，1896年斯图加特版，第96、125页。
[10] 托马斯·沃辛格姆：《英国圣公会史》，1863年伦敦版（出版者是赖利），第2卷 第13页。
[11] 参看赖希勒：《约翰·威克里夫和宗教改革前的历史情况》，第2卷第228页（此处使用的是1878年在伦敦出版的英译本，译者是P·洛里默）；此外，还可参看沃辛格姆的《英国圣公会史》，第2卷第9页。
[12] 参看《约翰·富瓦萨尔神甫对历史事实的回忆》，1578年巴黎版（出版者是布里的德尼·索瓦热·德福尔马伊），第2卷第122页。
[13] 法国旧区名。位于巴黎盆地中部。——译者注
[14] “扎克”（Jacques）是当时的人对法国农民的蔑称。
[15] 参看富瓦萨尔：《约翰·富瓦萨尔神甫对历史事实的回忆》，第1卷第190页及以下各页。
[16] 参看托罗谊·罗杰斯；《英国农业与物价史话》、《英国劳工史》。
[17]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5页。
[18] “据文献记载，在英国，只有穷人在瘟疫流行时深受其害，上层阶级中很少有人遭到不幸。”（托罗德·罗杰斯：《英国农业与物价史话》，第1卷第295页）“有关这场瘟疫造成的严重后果，人们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看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例如死于瘟疫的人数，在威尼斯约有十万人，在吕贝克约有九万人，在斯特拉斯堡有一万六千人；维也纳一天之内就死去九百人。据称，许多地区十分之九的居民都被夺去了生命。不过，遭此厄运的通常都是贫苦阶层的群众，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位执政的君主因染上瘟疫而殒命。”（弗里·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2卷第2册第303页）。
[19] 即法国女民族英雄贞德（约1412—1431）。1428年，在英法百年战争末期，英军占据法国北部，并围攻通往南方的门户奥尔良城，形势危急。1429年，贞德率军驰援，重创英军，解除城围，扭转了战局。贞德被称为“奥尔良姑娘”，成为法国人民爱国斗争的旗帜。——译者注
[20] 亦称“蔷薇战争”。这是1455—1485年英国封建贵族之间争夺王位的混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为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为白玫瑰，故名。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饱经灾难；旧的封建贵族在战争中自相残杀，实力耗尽，客观上为都铎王朝建立专制统治扫清了道路。——译者注
[21] 沃辛格姆：《英国圣公会史》，第1卷第456页。
[22] 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时，主要参考了沃辛格姆提供的资料。富瓦萨尔也描述了起义的过程，但他那种趋炎附势的倾向表现得过于明显。他声称，作为一个法国人，他根据道听途说得来的材料撰述这段历史，“是为了让一切努力施行德政的君主和善人引为鉴戒，知道怎样去惩治那些歹徒和逆贼。”（《约翰·富瓦萨尔神甫对历史事实的回忆》第2卷第124页）有关这次起义的情况，还可以参看C·E·莫里斯的《中世纪英国平民领袖传略》第2卷：《泰勒，保尔，奥斯德卡斯尔》，1875年伦敦版。
[23] 引自莫里斯：《中世纪英国平民领袖传略》，第18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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