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三章 伯格徳派


一 伯格德派初创时期的状况
二 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和教皇
三 查理四世统治下的天主教反动势力


一 伯格德派初创时期的状况


　　在中世纪，最先在阿尔卑斯山北部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 从而最早出现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地区，是尼德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在那里，数不胜数的通商大道纵横交错。当时，从南方前往佛兰德斯港口的有法国人，特别是意大利人，他们带来了本地和东方的产品。他们有时沿莱茵河航行，经科伦顺流而下，但后来大部分人都经海路驶向佛兰德斯。不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英国人从西边来到这里，德国汉萨同盟各大城市的商人则从北部来到这里，他们沟通了东起诺夫哥罗德、西抵伦敦的整个北欧地区的贸易，并把佛兰德斯的港口，特别是布鲁日（在中世纪，布鲁日还是个海滨城市）作为他们主要的商品集散地。
　　与此同时，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尼德兰的草原和滩地适宜发展养羊业，因此，这种条件也有利于毛纺工业的发展。贸易往来的繁荣兴旺促使人们在满足本地市场的需要之后进一步扩大生产；同时，这种贸易也给本地输送了上等的原料，即名震一时的英国优质羊毛。上述各种条件综合在一起，使佛兰德斯很早（13世纪）就建成了十分发达的纺织品出口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参看第一篇第二章第十一节）。这种情况实际上意味着那里很早就出现了依附于资本的织工，意味着那里的纺织业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业。
　　因此，在阿尔卑斯山北部，一个重要的共产主义教派首先在尼德兰境内出现，就绝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了。这个重要的共产主义教派就是伯格德派。
　　关于伯格德派的起源及其名称的含义，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莫斯海姆的推测比较可信，他认为“伯格德”一词是从古萨克森语中的“beg”（求乞）一词演化而来的，因此，所谓“伯格德派”就是指一群穷汉、一帮沿街乞讨的兄弟（见莫斯海姆：《异端教派史》，第378页）。人们还把伯格德派称作“罗拉德派”。“罗拉德”一词的词源是“Lollen”，原意为吟唱、喃喃低语。“罗拉德派”是指那些在送殡时唱挽歌的人。其实，“伯格德派”和“罗拉德派”这两个名称都是民众给这个教派起的绰号，伯格德派自己则把他们的组织简单地称作“兄弟会”。
　　据史籍记载，早在11世纪，尼德兰境内就出现了由虔诚的妇女组成的团体，其名称叫做“信女会”〔Beguinen，Begutten〕。这些团体的倾向如何，我们知之不详。据说，当时出现这种信女会团体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十字军东征造成了男性居民人数锐减，从而使妇女人数大大地超过了比例。许多女子不可能进行婚配，社会中出现了“妇女问题”，信女会的“妇女之家”就是要给独身女子提供一个栖身之所。同修道院相比，这种组织的优越性在于：它们是自由的联合体，妇女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退出组织。
　　上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以后，尼德兰境内出现了一些由男子组成的团体，这些团体的组织状况同信女会相似。
　　这种团体是由未婚的手工业者组成的兄弟会，其成员多半是织工[1]。他们聚居在自己的住宅里，过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靠从事手工劳动来维持生活，同时也开展慈善活动，尤其是致力于接济穷苦人和患病者。同所有的同类组织一样，这个团体也规定自己的成员过独身生活。
　　13世纪，有一个名叫多荷德尔的人描述过布鲁日地区早期伯格德派之家的情况，我们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了解伯格德派活动的实际情况。多荷德尔写道：“三十年前，此地有十三名织工，均为未婚男子、普通教徒。他们怀着极大的热忱，追求一种虔诚、博爱的生活。他们向修道院院长艾克胡登租借了靠近城墙的一块地皮和一座宽敞舒适的房屋，每年缴纳六磅格罗申的租金，此外还要奉送一定数量的蜂蜡和胡椒。不久，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经营手工织造业，用共同的劳动所得，来维持共同的生活。他们没有制定什么严格的规章，也没有立下任何必须恪守的誓言，只是大家都一律穿着同样的褐色衣衫；他们本着基督教的自由和博爱的精神，组成了一个虔诚的团体。”[2]这个团体的名称叫做“织工兄弟会”。直到1450年，布鲁日的伯格德派才放弃织造业的经营活动，去参加法兰西斯派，以便使自己免遭迫害。
　　在其他地方，伯格德派之家的组成情况也同布鲁日一样。在保证团体福利得到实现的前提下，每一个伯格德派之家内部都实行财产公有制。同时，每个成员也允许占有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这些财产或者是他劳动的收益，或者是继承的遗产，或者是接受的馈赠。每个成员在有生之年可以自由地支配这些财产，在他去世以后，这些财产全部归团体所有。
　　从经济上说，这种共产主义的团体远比个体的手工业者优越。这不仅是因为共产主义绝不会助长懒惰之风（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而且还因为大规模的经营比个体手工业者零零星星的小规模经营更加经济合算。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伯格德派的成员都没有结婚，没有家庭。毫不奇怪，这种工人合作团体有能力同行会的织工师傅进行激烈的竞争，因而在织工师傅中间不受欢迎。据莫斯海姆说，在根特等地，市政当局常常迫于织工行会的压力，不得不出面“压制伯格德派的劳动热情”，不得不在伯格徳派和行会之间进行调解，以便使公共生活重新恢复平静。[3]
　　可是在无产者群众中间，伯格德派却深受欢迎。这是因为伯格德派的生活费用较低，他们的劳动所得在用于支付自身的生活费用之后尚有盈余，他们便把这些盈余的财物用来周济穷苦人和患病者，并用来热情款待各地的来客。卜尼法九世曾在一道训谕中赞扬过伯格德派，说他们“在自己的旅客寄宿所里收留了那些贫苦和不幸的人们，同时还尽力发展其他各种慈善事业”。[4]
　　类似的共产主义合作团体还有“共同生活兄弟会”。这个组织 也诞生在尼德兰，不过它直到14世纪末才问世。它的创始人是代文特[5]的格尔哈德·格鲁特。这个慈善团体的基本成员不是手工业者，他们是出身于上层阶级而又有志于扶助贫民的人。这个团体的性质也和伯格德派迥然不同。伯格德派的成员大都是织工，而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成员却主要是靠缮写书籍来谋生。伯格德派用自己盈余的财物帮助穷人克服物质上的贫困，而共同生活兄弟会则主要着眼于消除穷人在精神上的贫困，并致力于民众教育事业。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书籍还十分缺乏，他们便在民众中散发书籍，以此作为促进民众教育的一种途径；但他们采取的主要途径还是兴办学校。在这一方面，他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时，一个兄弟会之家甚至使全城居民的文化水平都有了普遍的提高。例如在16世纪中叶，阿默斯福特[6]地区就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普及了拉丁文知识。在那里，就连最卑微的手工业者也都懂得拉丁语、会说拉丁语；文化水平较高的商人都懂得希腊语，姑娘们能唱拉丁语歌曲。在大街小巷，人们处处都可以听到优美悦耳的拉丁语。”[7]
　　这段描写可能有些夸张，但它至少说明了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活动所遵循的方向。
　　他们的组织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组织。兄弟会“是一个紧密团结而又充满自由的合作团体。……加入团体的人无须立下终身恪守的誓言，兄弟们也无须象僧侣那样遵守严格而又琐细的规定。……兄弟会之家组织状况通常如下：在一个兄弟会之家，大约聚居着二十个兄弟，他们统一管理收支，统一安排膳食。……新的成员加入兄弟会之前……必须先经受为期一年的考验，在此期间，人们要对见习者进行十分严格的考察。……人们要求，参加组织的人员必须把自己继承的财产交给集体共同使用。弗洛伦西乌斯（格尔哈德的友人和弟子）在他的箴言中指出：‘生活在集体中的人倘若去找寻自己的财物，或者声称某个物品是他自己的财产，那就要受到严惩。'……兄弟会的工作妥善地分配给各个成员去完成。集体所需要的各种手工业都有专人从事。在韦瑟尔地区兄弟会之家订立的规章中，人们对担任教员、缮写员、书籍装订工、图书管理员和读书辅导员的兄弟们的职责作出了规定，同样，对担任裁缝、理发师、面包师、厨师、园圃工和酒窖管理员的兄弟们的职责也作出了规定。……可是，尽管存在着这种分工，大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协调一致的合作。负责宗教事务和教学工作的兄弟在必要时也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全体成员都要轮流在厨房里干活），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兄弟则几乎要参加一切宗教方面的活动，这样，整个集体每时每刻都仿佛是一个和衷共济的家庭。全体成员共同致力的主要工作是缮写书籍。……他们每天都安排一定的时间来缮写书籍，而且特别划出一部分时间专门用来缮写供穷人阅读的图书。”[8]
　　不过，共同生活兄弟会从未发起过一场共产主义的反抗运动——原因大概就在于他们同那些有财产、有文化的阶级保持着联系。他们始终拥护教皇的统治。最后，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暴风骤雨中，他们那种悄然无声的活动终于结束了。
　　伯格德派与共同生活兄弟会截然不同。诚然，伯格德派起初也十分驯顺，因而博得了一些教皇的赞许。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及其权威机构没有进行过丝毫的反抗。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中间渐渐地萌生了革命的因素。
　　他们从未象僧侣教团那样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多他们没有向教皇的权力机构要求过任何特权，也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权；他们始终没有依附于教皇的权力机构，也没有为了某种利益而同这个权力机构结合在一起。他们从未凌驾于无产者之上，因为他们没有制定任何明确的规章，也没有立下任何终身的誓言，所以，他们一直同无产者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退出团体、结婚成家，绝不会因此而同这个团体发生冲突。
　　在这方面，伯格德派同法兰西斯派中的在俗教徒极为相似，在一些地区，伯格德派有时实际上已经同在俗教徒融合为一个整体了。
　　法兰西斯派是得到教皇承认并由教皇授予特权的教派。尽管如此，他们至少在局部问题上还是同教皇发生了冲突。伯格德派是完全独立的教派，他们的无产阶级倾向从一开始就同当时教会的富裕状况和剥削性质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同教皇之间的冲突当然就更加不可避免了。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虔诚和恭顺，只要他们所开展的这类运动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就会使罗马教廷感到一种威胁。从13世纪以来，伯格德派确实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当时，这个教派的信徒遍及整个德国、法国和英国，其发展速度之快简宜令人难以置信。造成这种形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在于许多城市在这一世纪都想方设法延聘佛兰德斯的织工，以求提高本地毛纺工业的发展水平。那时，东至维也纳、图林根、勃兰登堡、劳西茨，西抵英国，到处都有佛兰德斯织工的足迹。
　　不过，我们也不必把佛兰德斯织工向各地迁移所产生的影响估计得过高。相似的状况必然会产生相似的结果。在麻纺织业和棉纺织业已经发展成为出口工业的地区，麻纺织工人和棉纺织工人中间也出现了同伯格德派极为相似的倾向。
　　1404年，乌尔姆纺织业帮工制定了一个章程，这个章程“具有宗教的、几乎是苦行主义的浓厚色彩，使人不禁想起尼德兰境内的那些伯格德派兄弟会。伯格德派的成员大都是毛纺工人”（参看希尔德布兰德：《论德国毛纺工业的历史》，载于希尔德布兰德出版的《年鉴》， 1866年版第110页）。
　　伯格德派的迅速发展必然使这个组织的自信力不断增强。可是与此同时，这种迅速发展的趋势也促使这个组织内部形成各种不同的派别，这是因为，同一种学说、同一种思想一旦被传播到各种各样的环境，它就不能不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来适应新的环境。一部分伯格德派成员依然是低首下心、终日祈祷的信徒，他们超然物外、与世无争；而另一部分伯格德派成员却产生了大胆的思想，他们不主张用逃避现实的方式来对待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他们希望深入到社会中去，努力铲除这些不公正的现象。于是，大批的鼓动家（即所谓“使徒”）就走出了伯格德派之家，他们象韦尔多派的“巴尔本”[9]那样辗转各地，到处宣说原始基督教的福音，并建立了一些教区。这时，除了公开的伯格德派之家以外，大批具有激进倾向的秘密团体也开始在德国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当时尼德兰还从属于德国）。这些团体并不是为策划武装暴动而成立的密谋组织，而是一些从事宣传活动的组织。可是尽管如此，当时的权威机构、特别是教皇属下的教会还是把它们视为寇仇，因而常常对它们进行搜捕和迫害。
　　早在1299年，在贝济耶[10]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就对这些组织进行了谴责，说他们在民众中鼓吹锡利亚式的狂想，诱使人们相信世界（也就是现存社会）的覆灭之日即将来临。就在这段时间里，一些伯格德派成员在莱茵河畔被当作异教徒活活烧死。
　　然而，这种迫害仅仅收到了局部的成效。伯格德派中比较温和、比较怯懦的一派确实感到惊恐不安，他们建立的那些伯格德派之家为了免遭迫害，便纷纷投靠当时拥有权势的某个僧侣教团，或者直接加入这个教团。在这种情况下，同伯格德派中的一部分卑躬屈膝的分子同气相求的法兰西斯派就成了最大的渔利者，他们乘机把许多伯格德派之家据为己有。例如，安持卫普的伯格德派之家早在1290年就已落入法兰西斯派手中。到了15世纪，这个伯格德派之家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座男修道院。
　　13世纪以后，人们就很少再建立新的伯格德派之家了。
　　可是，伯格德派中还有一部分比较坚强的分子，他们在当局的迫害下更加隐蔽地开展活动，同时也更加坚决地进行反抗。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受到了法国和意大利流亡者的支持。自从阿尔比战争爆发后，法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都愿意迁徙到德国来，因为德国的国家政权不象法国和意大利境内各国那样强固有力，也不象它们那样热中于维护罗马教廷的统治，因此，流亡者在德国就比较容易在某个城市找到安身之地，或者在某个地主的庄园里找到栖身之所，因为地主对新来的劳动者往往是非常欢迎的。
　　当时，从法国南方和意大利流亡到德国的是韦尔多派和使徒兄弟会成员，而从法国北方流亡到这里的则是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成员。
　　纺织业作为一个生产出口商品的行业，迅速地从佛兰德斯发展到了毗邻地区，这些地区在当时都同佛兰德斯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例如在下莱茵地区和法国北部地区，纺织业都得到了发展，尤其是香槟地区，纺织业在13世纪曾出现十分兴盛的局面。到了14世纪，纺织业急遽衰退，这主要是因为英法战争阻隔了通商大道，切断了纺织业的原料来源。
　　因为上述地区早就发展了毛纺工业，所以，那里也很早就出现了具有共产主义倾向（或者至少是原始基督教倾向；不过对于无产者来说，这两种倾向归根结底完全一致）的织工兄弟会，即使徒会（注意不要把这个组织同意大利的使徒兄弟会混淆起来）。使徒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重新恢复使徒的生活方式。“早在12世纪，即在圣伯尔纳德时代，他们就已经遐迩闻名了，圣伯尔纳德在他发表的两篇论述所罗门诗歌的演说中，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驳。……使徒会主要在法国境内活动。……使徒会成员参加劳动，靠从事手工劳动维持生活。他们都是手工业者，从圣伯尔纳德的演说中可以看出，他们大都是织工。尽管圣伯尔纳德对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他还是赞誉了他们的勤勉精神。”[11]
　　不过在12世纪，这一类教派在法国北方还不可能找到象法国南方或佛兰德斯那样的适于发展的土壤。因此，使徒会始终没有象韦尔多派或伯格德派那样产生重大的影响。当时，在那个地区比较有影响的教派是13世纪成立的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
　　这个教派的缔造者是贝纳的阿马尔里克（出生于法国沙特尔主教辖区的贝纳）。阿马尔里克于1200年左右在巴黎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204年，他因创立教义而受到指控，被传唤到罗马接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审讯，英诺森三世强迫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因此，人们以为阿马尔里克提出的那些危险的教义再也不可能引起祸患了。直到阿马尔里克于1206年去世以后，人们才发现他已经拥有大批的信徒。他的最杰出的弟子是迪南特的大卫（迪南特位于比利时的那慕尔附近）。1209年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宣布阿马尔里克的教义是异端邪说，于是，当局便开始对阿马尔里克派进行残酷的迫害。
　　在当时的各种共产主义教派中，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是最勇敢、最激进的一派。他们不仅宣布实行财产公有制，而且宣布实行公妻制；他们谴责一切不平等的现象，因而也谴责一切当权者。最后他们宣布：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上帝无处不在。“1339年左右，一些伯格德派成员流入康斯坦茨主教辖区；据约翰·冯·温特尔图尔说，他们竟在那里传布这样的教义：仁慈的上帝会在一只虱子身上显灵，也会在一个人身上显灵。这种言论简直放肆到了极点。”（见乌尔曼：《宗教改革以前的改革家》第2卷，第20页。）由此可见，他们认为上帝就存在于人体内部；人的愿望就是上帝的愿望，因此一切对人进行束缚的事物都应当受到鄙弃，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甚至有责任去满足自身的欲望。如果我们揭开这种泛神论教义的神秘外衣，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对于遭到凌虐和践踏的无产者来说，这种教义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这种教义传播的范围很广，它很快就从巴黎经过法国东部地区传入德国境内。伯格德派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接受了这种教义。到了13世纪末期，这种教义在莱茵河畔的伯格德派中已经流传得极为广泛，以致在那个地区，“自由圣灵的兄弟姊妹会”和“伯格德派”这两个概念几乎成了完全等同的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伯格德派”这一概念所包容的涵义越来越广。在伯格德派中，把反对罗马教廷的斗争置于首要地位的那一派越是得到普遍的发展，他们同市民和农民的民主反对派之间的联系就势必愈加紧密，因为市民和农民的民主反对派也同样反对现存的制度，而且也同样把罗马教廷视为最庞大、最危险的敌人。这两派都从原始基督教中找到了相同的行动依据，而且，这些派别的教义都笼罩在神秘主义的烟雾之中，鼓动家们为了免遭迫害，又故意给他们的教义裹上一层掩人耳目的外衣，而无论是那些神秘主义的烟雾，还是这层掩人耳目的外衣，都不利于人们清晰地阐明原则问题，[12]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伯格德派同市民和农民的民主派之间的界线就越发模糊莫辨了。于是，“伯格德派”这一名称在14世纪的德国就成了所有异教徒的统称。在英国，伯格德派被称作罗拉德派；而“罗拉德派”这一名称在那里也同样成了异教徒的代名词。
　　因此，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伯格德派或罗拉德派在14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后来的英国大批涌现、比比皆是，我们切不可以为这些教派的发展规模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勃然兴起的标志。可是不管怎么说，共产主义运动在当时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 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和教皇


　　德国皇帝——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1314—1347年在位）同教廷之间发生的冲突，为伯格德派以及整个异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这场冲突进行一番详细的分析。
　　民族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总喜欢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把皇帝和教皇之间发生的每一次冲突都看成是一种“文化斗争”，即德国皇室的较高文化同教廷的蒙昧野蛮之间的斗争。他们根本不问这种斗争出现在什么时代，不考虑这种斗争是发生在公元10世纪，还是发生在19世纪。在这些历史学家写的通俗著作中，这种倾向表现得尤其明显。
　　其实，即便是在中世纪，皇帝和教廷之间各次斗争的性质也不尽相同。从鄂图王朝到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和教廷之间斗争的焦点主要是：统治机构（即教会）的操纵权和利用权应当由谁来掌握；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操纵权和利用权又应当由谁来把持。后来，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城市摆脱了一切外来的控制，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于是，皇帝和教皇争夺意大利北部地区操纵权和利用权的斗争也就随之结束了。至于双方为争夺教会操纵权和利用权而进行的斗争，其结局同他们之间的其他一些斗争一样，最后是代表较高文化的一方（即意大利教廷）取得了胜利，而代表野蛮的一方（即德国皇室）则遭到了失败。德国皇室贪婪地觊觎意大利的财富，结果却使自己的势力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当教廷击败皇室、胜利凯旋的时候，德国境内拥有领地的诸侯们也在庆贺自己的胜利。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的发展，在各地都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勃兴起了促进作用。可是在德国，这种发展趋势却没有导致中央政权的加强，事实上，自从霍亨斯陶芬王朝败落以后，德国中央政权便明显地陷入了衰微的境地；相反，帝国诸侯的势力却随着这种发展趋势而日益强盛起来。这些诸侯越来越明显地变成了拥有主权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眼中，德国皇帝只不过充当一个联邦首领的角色罢了。
　　而在毗邻的法国，情况却迥然不同。从13世纪起，特别是从法国王室占据了富饶的法国南部地区之后，王室的权势便日益增强（参看第二篇第二章第二节）。正是在德国皇室同教廷之间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斗争最终以教廷的胜利而宣告结束的时候，法国国王积蓄了十分强大的力量，实现了德国皇帝极力追求而未能达到的目标，即把教皇变成自己的工具，并让教会为自己效劳。我们在前面叙述多里奇诺起义的历史时，曾经介绍过卜尼法八世的情况，这位教皇力图摆脱法国国王菲力浦四世的控制，结果却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1303年）。为了彻底粉碎教皇谋求独立的一切梦想，菲力浦四世强迫卜尼法八世死后的第二个继位者、1305年当选为教皇的法国人克雷芒五世离开罗马，并迫使他迁居法国南部地区。克雷芒五世在法国南方经过长期的辗转流徙，最后终于在1308年定居于阿维尼翁[13]。此后，在长达两个世代的历史时期中，阿维尼翁一直教皇官邸的所在地。[14]
　　这样一来，教廷就完全成了法国王室的附庸。早在克雷芒五世当选为教皇的时候，他就被迫向法国国王许下一系列重要的诺言，于是，法国国王便威逼他将这些诺言一一兑现。克雷芒五世一登上教皇的宝座，就同意国王对法国的全部教产征收什一税。然而，对于法国国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取缔圣殿骑士团。原来，这个骑士团拥有巨额财产，其指挥中心设在法国南部地区，菲力浦四世对它的财富早就馋涎欲滴了。[15]克雷芒五世极力从中斡旋，但无论他使出什么花招也无济于事。因此，他只好勉为其难地去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给圣殿骑士团加上传播邪教、败坏风纪的罪名，导演了一出开庭审理的闹剧，然后宣布骑士团是异端，并取缔了这个组织。在其他地区，君主们如果想没收大量的教产，那就得准备同教廷断绝关系；而在法国，教皇却亲自出面帮助君主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毫不奇怪，法国国王始终坚定地站在天主教和教皇一边，并对异教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
　　在外交政策方面，教皇也不得不顺从法国国王的意愿。法国国王一直同英国龃龉不和，同时还企图牺牲德国的利益，借以扩大本国的领土。为此，法国国王迫使教皇同英国国王和德国皇帝进行斗争。
　　不过在这一方面，法国国王并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来强迫教皇就范。自从教皇处于法国的统治之下以后，教廷就丧失了原先从法国获得的那一份最优厚的收入。而且，由于教皇已经离开罗马，教廷也就越来越无法从教皇国获得可靠的收入，这一部分收入甚至常常全部落空。而与此同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教皇宫廷却同当时所有的宫廷一样，生活越来越奢侈，需求越来越提高，对金钱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教廷从法国和意大利捞取的财富越少（不久以后，它从西班牙获得的收入也日益减少），它就越是要加紧对北方各国进行敲诈勒索。在阿维尼翁，教皇处心积虑地制定了一系列财政法规，用以榨取德国教会的钱财，后来，这些法规终于促使德国同罗马决裂，并导致了一场宗教改革。[16]在14世纪，德国的中央政权十分软弱，因而在一切问题上都只能听凭教皇摆布。当时教廷在各种名义下向德国主教和修道院长提出了越来越苛刻的要求，同时还采取越来越卑劣的手段进行直接的剥削（例如出售赎罪券），并进行威逼勒索（主要是以开除教籍来威胁恫吓）。
　　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曾经这样写道：“由于教皇无休无止地提出要求，由于到罗马去朝拜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加上战争连绵不断，德国绝大多数的教会机构（在14、15世纪）都负债累累，不得不向意大利银行家借款，并偿付高得惊人的利息。锡耶纳、罗马和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利用教廷的权威，对德国教会进行重利盘剥。如果德国的主教不及时偿付债款，这些银行家就会设法让教皇发布命令，用开除教籍和罢免职务来威胁德国主教，迫使他们付清利息。”（引自拉秦格尔：《教会济贫史》，第304页及以下各页）
　　可是，在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后，教皇仍不满足。克雷芒五世的继任者、1316年即位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宣布：皇帝去世之后。他的权力应归教皇所有；这就是说，身为法国奴仆的教皇应当成为德国的太上皇。任何一个皇帝，只要他还想保持皇帝的地位，当然无法接受这种主张。于是，路德维希接受了挑战，但他是出于无奈，因而态度勉强，行动也不坚决。这场斗争完全不同于霍亨斯陶芬王朝与教皇之间进行的那场斗争，因为斗争的双方已经不再是为了争夺意大利的操纵权和利用权，而是为了争夺德国的操纵权和利用权；不再是为了解决由谁来主宰教会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教会的宗教统治者能否主宰世俗政权的问题。教皇向德国采取了攻势。正当各国的君主政权日渐强大，并开始利用教会为自己效劳的时候，德国皇室却在教皇面前为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而斗争。
　　在这场斗争展开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场斗争。当时，帝国的诸侯已经开始变成拥有主权的统治者，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削弱皇权。相反，在日益崛起的诸侯面前受到威胁的那些势力，尤其是各个自由的城市，却把皇权看成是自己最好的盟友。因此，在反对教廷的斗争中，这些势力也就成了皇帝的最有力、最可靠的同盟者，而那些级别较高的贵族却往住站在教皇一边。当然，教皇有时过于骄横跋扈，连诸侯们也不得不奋起反抗；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把皇帝看成是自己直接面临的敌人，因而协助教皇来削弱和压制皇帝的势力。
　　教皇对皇帝使用了最厉害的武器：他宣布皇帝是异端，并革除了皇帝的教籍。然而，各城市对教皇的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当时有一位编年史家这样写道：“在这段时间，教会的神职人员在普通教徒中受到了极大的蔑视；在人们的眼中，就连犹太人也比这些神职人员高尚。”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曾多次引证路·克勒尔论述早期改革派的著作。作者在这部著作中以极其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各城市对教皇的态度：

　　“斯特拉斯堡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当教士们遵照教皇的命令停止举行礼拜仪式时，他们就被撵出了这座城市。苏黎世早在1331年就驱逐了教皇委派的一切神职人员。在康斯坦茨，市政府要求当地的僧侣重新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规定了一定的期限让他们考虑。在这一期限过去之后（1339年1月6日），所有拒不履行职责的僧侣都被迫离开了这座城市。在罗伊特林根，市政厅公开宣布：对于俯首帖耳地服从教皇的教士，任何人者都不准收留，违者要罚十五镑钱币。在雷根斯堡，市政当局用饥饿来威胁当地的教士，强迫他们举行礼拜仪式。在纽伦堡，市政当局的寡头统治集团一度曾同罗马神职人员互相勾结，此后，各行会展开了公开的斗争，最后终于挫败了那些豪门贵族和教士。纽伦堡在这场斗争中刚刚奏捷，就立即站到了被革出教门的皇帝一边。由此可见，凡是不受贵族统治的城市，都与罗马势不两立，同时都忠诚地拥戴路德维希。”（引自路·克勒尔：《宗教改革和早期的改良派》，第114页。）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伯格德派的异教运动就以突飞猛进之势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因为当时整个德国都回荡着反对教皇的战斗呼声，无论是谁，只要加入这一斗争的行列，都会受到市民派和皇权拥护者的欢迎。
　　莫斯海姆在他的书中摘引过一位法兰西斯派编年史家的著述，这位编年史家这样写道：

　　“德皇路德维希让那些教会分裂主义者青云直上，登上无比显赫的高位，却不去清算他们犯下的罪行，这种做法使各个教团的其他一些分裂主义者更加有恃无恐、恣意妄为。这些人凭着一些真真假假、微不足道的理由，就同教皇实行决裂，助长了‘兄弟会’（即伯格德派）的势力，给天主教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兄弟会’成员肆无忌惮地纷纷从他们隐匿的地方跳了出来，支持彼得·科尔巴利乌斯（即路德维希推举的伪教皇，其僭号为‘尼古拉五世’）和路德维希所采取的行动。”[17]

　　这时，从其他国家逃往德国的异教徒也得到了路德维希的庇护。1324年，约翰二十二世在一篇训谕中把这位德国皇帝称作异端分子的保护人和支持者，并特别指出他保护和支持了伦巴第的异教徒。这里的所谓异教徒，大概就是指韦尔多派和使徒兄弟会。
　　德皇路德维希甚至还利用了共产主义思想，不过，他所利用的并不是伯格德派所主张的那种共产主义思想，而是法兰西斯派所主张的那种危险性较小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指出，在法兰西斯教团内部，人们曾围绕该教团能否添置产业的问题进行过斗争（参看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教皇英诺森四世于1245年对法兰西斯教团中贪求财富的一派表示支持，从此以后，这个教团中严格遵守教义的一派就越来越明显地采取敌视教廷的立场。1317年，约翰二十二世设立宗教裁判所，惩处了严格遵守教义的法兰西斯派，即属灵派或小兄弟会。此后，这位与路德维希针锋相对的教皇又于1322年宣布：这个教派所宣传的有关基督及其使徒不置产业的教义乃是异端邪说，于是，教廷同这个教派的矛盾就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1328年，约翰二十二世甚至撤销了教团首领米夏埃尔·冯·卡塞纳的职务，因为这位首领站在严格遵守教义的法兰西斯派一边。这样，严格遵守教义的法兰西斯派便坚决支持路德维希，成了他手下的一批最积极、最勇敢的鼓动家。路德维希正是从他们的队伍中推选出了一名伪教皇，即前面已经提到的尼古拉五世。1328年，路德维希让罗马人选出了这位伪教皇；当然，这样做不过是权宜之计，路德维希很快就会将伪教皇抛在一边。到了1330年，尼古拉五世已经拜倒在阿维尼翁教皇的脚下，并发誓要悔过自新，改正自己的一切“错误”。
　　这个德国皇室奴才的命运已经表明，教皇与皇帝之间的这场斗争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最后，德国皇帝终于遭到了失败。

三 查理四世统治下的天主教反动势力


　　教皇克雷芒六世（约翰二十二世以后的第二个继位者）为德国皇位物色了一位候选人，此人甘愿死心塌地为教廷和法国效力。这个人就是波希米亚国王约翰的儿子查理。
　　德国皇权的衰落不仅给帝国诸侯创造了条件，使他们开始成为享有主权的统治者，而且也给帝国边境的一些地区（如瑞士和尼德兰）提供了可能，使它们相继取得了独立地位。当时，波希米亚也在日益摆脱帝国的控制。在同帝国当局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波希米亚国王希望得到法国的支持。法国的查理四世娶了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卢森堡人）的妹妹为妻，这样，双方就结成了姻亲。约翰的儿子温采尔是在法国王室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由于王室对“温采尔”这个名字不太欣赏，他就在行坚信礼时改名为“查理”，自此以后，他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王室的教育和王朝的利益使他成了法国和教廷的忠诚可靠的盟友。当查理表示希望登上德国皇位时，教皇克雷芒六世便立即宣布废黜正在执政的路德维希，并要求德国人另选一个新的皇帝。查理以教会为靠山，用他掌握的大量钱财作后盾，赢得了四个选帝侯的支持，这些选帝侯一致推举他登上了皇位（1346年）。就在两个皇帝即将展开真正较量的时候，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离开了人世，于是查理就赢得了胜利，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会为此轻而易举地如愿以偿。
　　查理不是那种容易为感情所左右的政治家。他在法国和意大利深入地钻研过一套新的统治术。因此他深知，凭借帝位之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他也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大权在握，是因为依靠了他的祖国的支持，而并不是因为他戴上了一顶皇冠。因此，他最关心的是波希米亚的利益。虽然他也利用占据皇位之便千方百计地榨取钱财，但他决不想为了保持皇位的尊严而去冒险进行斗争，从而为此作出牺牲。在他看来，皇帝身上残留的那一点威严是同教皇属下的教会的威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皇帝和教皇只有合作才能共存。当然，由于查理本人的倾向以及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在进行这种合作时是不会感到困难的。
　　这样，查理就象意大利人所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个“僧侣皇帝”，充当了教廷权益的热心代理人。教廷的一切权益，只要同他自已的权位没有冲突，他都极力加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最深的自然是民主的异教势力和共产主义的异教势力。当初，在路德维希的统治下，迫害伯格德派的行动在德国境内几乎已经完全停止，即使还有人要进行这种迫害，也不可能得逞。而现在，这里却开始了一个对伯格德派血腥镇压的时代。
　　据史籍记载，这种迫害异教徒的行动早在1348年就已经开始。但反动势力直到14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才大张旗鼓地进行疯狂镇压，因为当时英国的异教运动蓬勃高涨（我们在下一章就要谈到这个运动），引起了罗马教会的切齿愤恨。为了对付伯格德派，查理接连不断地颁布了一道道法令。1369年6月10日，他在卢卡[18]下令授予宗教裁判所法官特别代理权，这是他使出的最凶狠毒辣的一招。
　　早在1367年，教皇乌尔班五世就向德国派出了两名宗教裁判所法官，但过了不久，这两个法官就感到案件太多，难以应付。于是，乌尔班的继任者、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又增派了五名法官去协助他们工作（1372年）。从此以后，德国到处都燃起了烈焰腾腾的柴堆，成百名异教徒被活活烧死。
　　最后，教皇卜尼法九世于1394年1月30日发出了一道诏书。他参照德皇查理四世颁布的法令，在诏书中将历任教皇作出的所有关于剿灭异教徒的决定全部汇集在一起，同时，他还引证了德国宗教裁判所法官就德国异教徒问题所写的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指出，民众把那些异教徒称作“伯格德派”、“罗拉德派”和“姊妹会”，而异教徒自己则把他们的组织称作“贫民会”和“兄弟会”。卜尼法九世愤愤不平地写道，一百多年来，这种异教运动一直在发展，尽管当局用火刑进行威胁，也仍然未能把它镇压下去，现在，终于到了彻底扫灭异教运动的时候了。
　　果然，在1395年，宗教裁判所法官彼得·皮利希多尔夫呈送了 一份捷报，声称他们已经把异教运动镇压下去了。可是到了1399年，教皇卜尼法九世又不得不增派六名法官前往德国。
　　在当时的形势下，伯格德派的拥护者日益增多，他们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可是，由于当局进行残酷的迫害，他们只能产生极其微弱的影响。
　　公开的、独立的伯格德派运动终于彻底销声匿迹了。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早在13世纪，当伯格德派刚刚遭到迫害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温和派成员就已开始向托钵教团靠拢；而现在，这些人已经完全依附于托钵教团。人们再也看不到独立的伯格德派之家了，它们已经变成了一座座修道院，其中一部份被托钵教团、特别是法兰西斯教团占有，另一部分虽然还保留原有的名称，但实际上已经站到僧侣的立场上了。教皇尼古拉五世终于在1453年正式批准将这些修道院吸收进教会，并向它们授予在俗教徒修会的各种权利。
　　伯格德派的秘密组织并没有被彻底剿除，也没有低头屈服。可是，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斗争中，这些组织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没有能换来胜利的成果，而只是使无数志士献出了生命。
　　后来，只是当德国的世俗统治者再次同教廷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当德国绝大多数诸侯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向教会和皇帝发起全线进攻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反抗运动（它在各种反抗运动中力量最为薄弱）才有可能同其他异教运动一样，重新在德国境内兴起。
　　从路德维希四世去世，到德国大规模的宗教改革发生，整个欧洲在这段时间只有两个地方还有条件掀起异教运动：首先是英国，接着是波希米亚——这种地点的转移很不寻常，因为德国天主教反动势力的猖獗，正是波希米亚统治者推动的结果。



[1] 据记载，在德国，积极参加伯格德派—韦尔多派运动的除了织工意外，主要是建筑工人。路德维希·克勒尔在他的《宗教改革和早期的改良派》（1885年莱比锡版）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间接证据，试图证明这场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是自由的泥瓦匠同业公会。如果这种考证真的能够成立，那么，这无疑是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可是，他没有为自己的假说提供任何直接证据，他那些间接证据也并没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2] 转引自I·L·冯·莫斯海姆：《伯格徳派和信女会活动述评》，1790年莱比锡版，第177页。

[3] 参看莫斯海姆：《伯格德派和信女会活动述评》，第182页。

[4] 参看莫斯海姆：《伯格德派和信女会活动述评》，第653页。

[5] 荷兰东部城市，在埃塞尔河畔。——译者注

[6] 荷兰中部城市。——译者注

[7] 乌尔曼：《宗教改革以前的改革家》，第2卷第111页。

[8] 乌尔曼：《宗教改革以前的改革家》，第2卷第97—102页。

[9] “巴尔本”是韦尔多派的教士，他们长年累月在各地奔走联络，宣传教义。——译者注

[10] 法国南部城市，临地中海的利翁湾。——译者注

[11] 莫斯海姆：《异端教派史》，第380页。

[12] “在那些‘使徒’中间，有一个‘隐秘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派别，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目的，渐渐地创造了一套十分巧妙的手法。早在13世纪，奧格斯堡的大卫在谴责‘异教徒’时，就曾着重指出这些人善于以极其‘狡猾的手法’来玩弄词令。有一部古代文献在谈到14世纪的一位韦尔多派使徒时这样写道：‘此人十分机智，善于用词藻来粉饰和遮掩自己的邪说。’……对于这些‘神秘主义者’来说，象征手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出于对异端裁判所的恐惧，不敢如实地宣讲自己的观点、主张和原则，于是，他们便使用一种手势语言，而这种手势语言往往只有‘兄弟’们自己才能理解。施纳泽曾经正确地指出：这些人看来是故意用隐喻手法给自己的主张裹上一层外衣。”（路德维希·克勒尔；《宗教改革和早期的改良派》，第184、219页。）

[13] 法国南部城市，位于罗纳河畔。——译者注

[14] 1376年秋，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离开阿维尼翁，于1377年初由海路进入罗马。阿维尼翁教廷历时七十年才告结束。——译者注

[15] 同其他教团一样，圣殿骑士团也不单是从事宗教活动；这些骑士对于经商之道是颇为谙练的。普鲁茨指出：“无可否认，圣殿骑士团的确以作战勇敢而著称。可是，人们同时也强烈地谴责他们奉行的自私自利政策，指斥他们时时刻刻把骑士团的利益置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利益之上。在这一方面，人们着重指出骑士团同异端分子保持着许多暧昧的关系。这个组织为了聚敛财富，甚至不惜牺牲基督教界王公大人们的利益，对于他们贪求钱财的行为，人们早就进行了斥责。骑士团拥有巨额资金，最后竟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财团。在那个灾祸频仍的时代，骑士团占有的不动产的价值估计约有二千五百万至六千二百万法郎，同时，他们还收取利息，什一税和租金等等，每年的进项不低于二百万法郎，如果按今天的币值来计算，这个数字大概还要再扩大二十五倍。这种富埒王侯的状况当然同那些‘圣殿贫苦兄弟’订立的坚守清贫的规章很不相符，况且在这些财富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履行骑士团的职责，同时，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为圣地作出贡献。骑土团不仅经营船舶航运业务，而且还进行大宗的买卖交易。他们用自己的橹舰每年花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运往巴勒斯坦，再把这些人从那里接回原地。他们享有特权，可以免税输入西方各地的商品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种特权使他们有可能大规模地从事牟取暴利的投机事业。他们作为东西方往来的主要沟通者，对整个货币流通过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皇利用骑士团的那些既安全可靠又能快速航行的船只，把专为圣地筹集的钱款运往目的地，指定人们将这笔钱存放在骑士团的金库里，并让骑士团的公职人员负责管理。对于其他一些金融方面的活动，骑士团也起着沟通者的作用。他们设在巴黎的中心机构（即圣殿）简直变成了一座国际交易所，那些散居各地、相隔千里的商人在签订协议时都要同这个交易所取得联系，甚至连各地的君主也照此办理，例如法国国王就把自己的钱财寄存在那里，并委托人们在那里办理收支业务。骑士团办理这样的业务，当然不是纯粹出于仁爱之心，倘若无利可图，他们是绝不会为人代劳的。圣殿骑士团既是军事集团，又是大地产占有者，任何人都无法同他们竞争。在这种条件下，这个组织最后便发展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财团。君主们纷纷向他们献媚，并向他们借贷资金。对于骑士团的这种势焰，菲利浦四世深有感受。”（引自汉·普鲁茨：《中世纪西方国家史»，1887年柏林版，第2卷第49、50页》
　　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的一切骑士中最富有基督教精神的骑士们所创建的圣殿，竟然是一座商业交易所！同莱辛虚构的那个有关圣殿骑士同犹太人纳旦建立友谊的故事相比，这个事实更使反犹太主义者感到难堪。（圣殿骑士同犹太人纳旦建立友谊的故事，出自德国作家莱辛的著名剧作《智者纳旦》。——译者注）

[16] 我们在前面引证了汉斯·普鲁茨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生动地描述了教皇聚敛钱财的各种手段。他写道：“教廷对聚敛钱财的一套手法早就运用得十分娴熟了，它给各种等级的神职和名目繁多的差使一一标明了出卖的价码，规定了委任手续费，形成了一套精审严密的制度，从而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在合法的名义下搜括钱财。对此，大家早已怨声载道，可是后来这些流弊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因为教廷在当时已经无法再象先前那样从罗马城和教皇国收取贡赋，同时也由于大批希望交上好运的骗子纷纷涌向阿维尼翁教廷，由于教廷人员在普罗旺斯寻欢作乐，过着放荡的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就更加迫切地需要现金。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促使教廷把聚敛钱财的本领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把失去的一部分收入通过另一条渠道两倍、三倍地补偿回来。教廷首先靠出买那些报酬优厚的神职来弥补自己的损失。无论是教廷的高级官员，还是包括教廷公证员、书记员、缮写员等在内的一大批低级官吏和从事辅助性工作的公职人员，都要先向被授于显要神职的人诈取一笔钱财，然后才给这些人或他们的代理人发放委任证书。被擢升为修道院长、主教或大主教的人员，首先必须上缴一大笔钱财；不用说，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他们还得预先花钱在各种掌握实权的机构打通关节。这些人在达到目的之后，自然要想方设法使自己付出的代价得到补偿；当初别人采用标价出售神职和收取任命手续费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他们，现在，他们也使用类似的手段来对付下级机构的人员。于是，各级机构都层层效仿，如法炮制；下级机构的人员不仅必须从有限的薪金中拿出钱来补偿上司们已经支出的款项，而且还必须保证他们得到应有的收益，使他们不受任何损失。在教廷的财政预算中，神职任命费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收入。所谓神职任命费，是指新上任的高级神职人员为了得到教皇的认可而上缴的一笔款项。早在13世纪末期，布雷萨诺内教区的主教任命费就已经高达4000金币，除此之外，被委任者还要向教廷的官吏奉送200金币作为礼金。后来，各种神职的价格又有了大幅度的上涨：美因茨、特里尔和萨尔茨堡教区的大主教任命费分别为10000金币，鲁昂教区的大主教任命费甚至高达1200O金币；朗格勒教区的主教任命费为9000金币，康布雷教区的主教任命费为6000 金币，图卢兹和塞维利亚教区的主教任命费分别为5000金币；甚至象明登这样的贫穷教区，主教上任时也必须上缴500金币。至于各个修道院辖区，教廷也采取类似的做法，根据各地教产的多少来规定修道院院长任命费的标准。后来，约翰二十二世规定，一切由于原任人员升迁而出缺的神职，均归教皇掌管，这些神职的继任人员都必须由教皇直接任命。这样一来，教皇就可以掌握一大批职位，以便随时用于擢升新的人员。自从约翰二十二世想出了这个绝妙的主意之后，神职任命费就成了教廷最充畅、最可靠的财源之一。与此同时，教廷从上任年贡中得到的收益也在急遽增长。所谓上任年贡，是指每一个新任主教在上任后第一年缴给教廷的全部收入。此外，教廷还实行所谓“初熟之果制度”，这就是说，只要一个教会的有俸职位还没有人员到任，这个职位的薪俸就归教廷所有；于是，教廷就可以拖延肘间，迟迟不任命新的人员，以便大大地增加自己的收入。教廷还坚持实行教士遗产法，按照这项法规，在主教死后，他的动产全部归教廷所有。教廷所做的一笔获利甚多的生意是出卖挂名神职，即允许某些暂时还无权担任神职的未成年者获到候补资格，或颁发递补证书；允诺某些人在将来继任那些眼下还被占据的职位。除此之外，教廷还通过审批兼职权和兼差权（即允许某些人同时兼任数种有俸职位）来增加收入。最后，还有一种十分兴隆的买卖，那就是出售各种各样的赦免权和特许权，为此，教廷针对各种情况详尽无遗地制定了收费标准。
　　教廷通过这一系列的财政措施，从那些收入丰厚的显贵那里征收了巨额钱财，而这些显贵又对自己的下级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最后，这一沉重的负担就落到了无拳无勇的平民百姓身上。”（引自汉斯·普鲁茨：《中世纪西方国家史》，第2卷第330页及以下各页。）

[17] 转引莫斯海姆：《伯格德派和信女会活动述评》，第320页。

[18] 意大利中部城市，在托斯卡纳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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