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序

　　本书之作乃造因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土地政纲的争论。这一政纲曾向法兰克福党大会提出，但为布雷斯劳大会所否决。无论对于这些争论的意见怎样，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在这些争论中无论德国社会民主党或国际社会民主党对于现代农业发展之趋势都缺乏一致的意见，因此也就缺乏一种无可争论的原则，足以作为一定的土地政纲的基础。
　　因此在布勒斯拉夫党大会上，一致承认有彻底研究土地关系的必要。
　　自然，引起我对农业问题的兴趣的，并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在我党活动开始时，我已经很热烈的研究这个问题了。一八七八年，当我还是用假名Symmachos写作的时候，我在维也纳“社会主义者”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题为“农民与社会主义”。我原拟将其中某几篇印成鼓动的小册出版，但是所有的版本都被没收了。一八七九年我完成了我的著作“人类繁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Der Einflus der Volksvermehrung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在这本书内，生活资料生产的问题，占一明显的地位；一八八〇年“吕赫特年鉴”发表了我论农民中的鼓动的论文；一八八一年在“政治论文集”（Staatswirtschaftliche Abhandlungen)内，我研究了在生活资料生产方面的海外竞争问题。除此以外，在那时我曾编辑了许多读物，如“美国大叔”（Der Onkel aus Amerika )之类，专为农民阅读。
　　因此在这十年（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中，农业问题已引起了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注意，而在我这不过是回复到旧相识——我向来完全不曾间断过的旧相识而已。
　　时间才是给这一问题以很大实际及理论的的意义。我党的发展及农业危机，使这一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所接触的最重要的实际问题，立于同等地位。虽然马克思主义已到处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对地租问题作了完善研究的“资本论”第三卷亦已出版；但是，同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已形成某些现象，似乎与马克思的学说不相符合，于是就给农业问题以非常的理论兴趣。我在研究早已熟知的问题的时候，可望无特殊的困难，我愿意尽可能迅速地将我的著作问世，因为这并不是学院式的问题，而是急切的实际问题。但是本书的出版，毕竟是经过了三年之久。
　　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于我的职业的羁累，我不得不研究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而恩格斯逝世以及马克思遗著之出版，又常常使我不得不搁置我的工作，另一方面，我想利用关于农村经济状况的最近材料作为我研究的根据，如：最近英国国会农村委员会的调査，一八九〇年美洲农业调查录第二卷，一八九二年法国农业调査以及一八九五年德国农业经营的统计；所有这些材料在一八九七年甚至到一八九八年才公布出来。
　　但是工作继续下去，就表现出我所规划的小册子的范围，对于本书是太狭隘了。我以为问题不是要用我这一著作以增加现有关于农业问题之不少专著及调査的数目。这一类的著作可供参考，且不缺乏，统治阶级的政府、学者以及政论家每年大批发表这一类的著作。我们听实际需要的研究，是要能在全部混乱的事实中，发现其间的联系，阐明隐藏在现象里面及决定现象的性质的诸根本倾向。直到现在，一般农业问题之部分的问题，如大生产与小生产间之关系、债务承继权、劳动者的缺乏、海外竞争之类都是当作独立的现象，孤离地加以研究；现在就得将它们当作单一与一般过程的局部现象来观察。
　　这个任务很困难，题目也很广泛；除此以外，在现有的文献中我不曾见有一本从现代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巨著。自然，社会民主党的先进理论家都是从事于工业发展的研究的。我们在恩格斯著作中，尤其在马克思著作中，虽然可以找到关于农业问题的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但大都为一些偶尔的笔记及短篇论文。“资本论”第三卷中地租篇可说是例外，但是它仍然是未完成的。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全部著作就逝世了。
　　即使马克思完成了他全部著作，他还是没有解决在现时使我们发生兴趣的一切问题。照他的工作计划，他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现时我们主要是注意资本主义社会内资本主义前期及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形态之作用。
　　然而“资本论”对于我们研究农村经济关系，却是最可宝贵的，这不仅就他的结果而言，他的方法论也足以使我们在这一领域内顺利地继续这一已经开始的工作。如果在这本书内我能够发展一些新的有益思想，那首先便应归功于我这两位伟大的先生。我特别愿意声明这点，因为从某个时候起，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已有一种议论，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陈旧了。这些人说，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是创造了一些完全值得注意的东西，固然，在现时他们的著作还能推动思想，但是谁不愿意拘守教条，谁就不必完全屈服于他们的影响之下；他们只可作为达到较高点的过渡阶段。他们说，这是从马克思辩证法观点中得出的结论，马克思辩证法说，永久的真理是没有的，一切的发展是经过现实的否定来完成的。
　　这似乎是合于哲学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同时产生出很有趣味的结论：即马克思之不正确就是因为他的正确，辩证法之不可靠，就是因为辩证法的可靠。在这个结论中无可争论的只有一点：即辩证法的虚妄，但不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虚妄。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第三版，第一三三页）一书中曾指出，把消灭的否定当作辩证过程的分子是何等的妄谬。无论如何发展之经过否足并不是说否定一切的存在，它是以那发展中的事物的继续存在为前提。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否定，但不是人类社会的毁灭，而只是它的某一发展状态中某几方面的毁灭而已。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别于前期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并不加以毁灭。如果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之否定，那末社会主义的制度就是“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重新恢复个人的财产，但这种财产是以“资本主义时代之收获为根据的”（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第七九三页）。如果发展不是简单地否定、消灭，而且还是保存；如果在现有的应当毁灭的东西以内，发现出值得保存的东西，这时发展才是一种进步。进步就是以前诸发展时代的收获之积累。有机体之发展不仅由于适应，而且由于遗传，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阶级斗争不仅在于毁灭和重新创造，而且在于征服，也就是说在于现存的保存；科学之成功，若不承袭原先的收获，又不对原先的收获取批评的态度，就没有可能；艺术之进步并不是单单基于一种不承认有任何遗传的天才的禀赋赋上面，而且也基于对前辈底典型的著作之理解上面。
　　只有实际底研究，才使我们能够判断什么应该毁灭，什么应该保存；辩证法在这里就绝对地不相宜，它不能作为代替此种研究的尺度。它只是帮助研究系统化及磨炼研究者之见解的一种手段。它的最高的价值就在此。然而它并不直接提供现成的结果。
　　从马克思学说本身中推论出它必须为较高的学说所代替，这种意见是由于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有了错误的了解所致。在这一学说中何者是错误的，何者为科学之永久的收获，这个问题之解决不是引用辩证法，而是要研究各种事实。但是从我的观点看来，这种研究直到现在无论如何都不会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地步，我只看见一些犹豫何怀疑，但没有看见一种能够超越马克思学说的新真理。
　　但是单单犹豫和怀疑，在辩证法意义上还不算是否定，还不算是超越现有知识界限的继续发展，也不算是胜过现有的理论。怀疑的原因，照我的意见，如其说是由于被怀疑的学说，勿宁说是由于怀疑者的本身。我想这不仅根据研究这些怀疑的结果是如此，就是根据个人的经验也是如此。
　　在我研究社会主义的初期，我极不同情马克思的理论。我对于马克思理论曾采取批评的和不信任的态度，正如现在那些讥讽我盲目拘守教条的人一样。但是我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那时，以及后来每当我在基本问题上有了任何怀疑，最后我总是看出，其罪在我，而不是在我的先生；对问题加深研究就使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样看来，每一次新的研究，每一次再考察的企图都使我更加信服，更加承认那种学说，这学说底应用及推广成了我毕生的责任。
　　农村经济发展底现象引起了极严重的对“马克思教条”的怀疑。本书就是要指出，这些怀疑究竟有什么根据。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