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农民与工业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通常（某些殖民地除外）首先在城市内，首先在工业内发展起来。农业大部分长期地仍为非资本主义的，并且农业的生产在工业发展影响之下已带有别的性质。
　　中世纪的农民家族完全是，或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公社，它不仅生产自己消费的食料，而且自己建筑自己的住宅，自己制造家具及家用器具，自己做大部分自己的简单的工具、鞣制皮革、加工制造亚麻及毛、自已缝自已的衣服等等。农民自然出现在市场上，但是在市场上他出卖的仅仅是他生产出的剩余品，而购买的（除铁以外）仅仅是奢侈品，在这种情形下，他尽可能地省吃俭用。可以依靠于市场状况的，是他的生活上的方便或奢侈品，但不是他的生存。
　　此种自给自足的公社是不易破坏的。可以使它陷入最坏境地的，是歉收、火灾、敌军的侵袭。但是甚至这些命运的打击，还只是暂时的灾难：它们并未毁灭了生存的来源。堆放在仓库内的大量储蓄品往往预防了歉收的后果；牲畜供给乳与肉；森林及水也供给生活资料。在森林里就有建筑用的木料，以便在已焚毁的家宅的地基上建起新的马屋。农民为避免敌人常和牲畜及其他可以运走的财产躲到森林里，等到敌人离开以后再转回来，敌人的侵袭无论怎样劫掠一空，但总不能毁灭田园、牧场、森林这些农民生存的基础。只要有必需的劳动力，只要人与牲畜仍旧无恙，那末一切损失马上就会恢复起来。
　　在我们这一世纪——十九世纪内，保守的经济学者西斯蒙德就描画了此种独立农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此种独立农民的地位便是他的理想，“农村的幸福——意大利及希腊光荣时代的历史已将农村幸福描画给我们——在我们的时代并非不知道的。凡是可以找到农民土地私有权的地方，那种幸福、那种安全、那种信赖将来、那种同时保障幸福及美德的独立性，到处都可同样地遇到。因自己儿女的帮助在一小块祖遗土地上做完全部劳作的农民，既不付租金给任何地位比他高的人，又不付工钱给地位比他低的人。他使自己的生产适合于自己的消费，吃自己的面包、喝自己的酒、穿家内做的毛衣及他自己培植的亚麻制的衣服。这样的农民不大关心市场的价格，因为他很少做买卖，而且向来就不会因商业危机而遭破坏。他绝不畏惧将来，他把将来想像为美景；其实他为自己的儿女底利益着想，甚至可以说为来世着想，总要利用他日常劳作空间的每一瞬间。他需要一些时间，以便将种子撒在地里，经过一百年后就长成硕大的树木，他开掘沟渠，永远使他的田地干爽，引导泉水，不倦地往复劳作，缩短他休息的时间以改善一切围绕着他的各种牲畜及植物。他的小的遗留的地产，便是真正的储蓄银行，它常常准备接收他全部零星的节余，把他休息的片刻时间都变为价值。自然界的永久活动力使他的土地肥沃，而且百倍地报偿他的劳动。农民很敏活地感觉到和他的私有财产相关联的辛福。”（见西斯蒙德：“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卷，第一七〇、一七一页）
　　六十年前一个最著名的经济学者，在他那个时候还能够用这样鲜明的色调描画小农的幸福。自然，人们可以承认，这种情形被描画得太漂亮，其实这不是农民底一般状况的描画。西斯蒙德主要是看到瑞士及上意大利的某些区域，——但是无论如何，他所描画的情景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一个锐敏的观察者从实际生活中摄取来的。
　　拿整个欧洲，包括瑞士在内的现代农民的状况和上述情景比较起来，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过去这个时期内，曾经发生了极巨大的经济变革。
　　农民手工业主要为城市工商业所排挤就是此种经济变革的第一步。
　　农民家族内部只能有不甚显著的分工，此种分工甚至并未达到男女间的分工。无怪城市工业迅速地超过了农民手工业，并且替农民制造其所不能完全制造的，甚至往往完全不能制造的家具及工具。但是工商业的发展在城市中产生了新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如像新的改善了的工具一样，假若城市与乡村间的交通愈灵活，则其侵入乡村亦愈迅速，愈难阻遏；——农民的工业已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呢制衣服代替了麻布短衣及羊皮短外套、草鞋被皮鞋所排挤等等。军国主义把农民的子弟吸引到城市去使他们认识城市的需要，亦异常有力地促进这一过程。烟草及烧酒消费的普遍主要为军国主义所造成。城市工业最后在某几部门内已达到这样卓越的地步，即将农民工业底生产物变为奢侈品，省吃俭用的农民不让自己消费这些东西，于是就停止了这些东西的生产。例如，比印花布更加廉价的棉织业的发展，到处都受了限制，并且在许多地方完全消灭了为农民自己消费而种植亚麻。
　　为满足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农民的工业之衰落，在中世纪由于城市手工业的发生就开始了。但是后者只慢慢地侵入了农村，它的势力限于城市近郊，且并不明显地接触到农民的生话条件。就在西斯蒙德颂扬农民幸福的那个时期，伊麦曼（在其“空谈”〔Münchhausen〕一书中）就描写了西凡尼亚一个大农家长的神情，这个家长说：“谁要是向铁匠定做自己能做的东西，他便是一个蠢才，”并且作者叙述这个家长，说他“亲自助手修理家内一切门窗户壁，修理抽屉及箱笼，或者在方便的时候，就重新去做这些东西。我想，如果他愿意，他会成为一个精巧的木匠并且会做真正的柜体。”在冰岛就在现时也没有一种当得起这种名称的特殊的手工业。那里的农民在现在还是他自家的手工业者。
　　只有资本主义的工业才强大到这个地步，它迅速地排挤自己消费的农民家庭生产，而且只有资本主义的交通制度用它的铁路、邮政、报纸才将城市的观念及生产品带到国内极偏僻的地方，于是不仅将城市近郊的人口，而且将全体农村人口都带进资本主义发展底过程以内。
　　这一过程愈前进，则原始的农民家庭生产亦愈加崩溃，农民感觉货币缺乏的痛苦亦愈厉害；他现在需要货币不仅是为了购买并非第一等必需的物品或奢侈品，而且为了购买必要的，他不能不用的物品。没有货币他就不能再进行自己的经营，他就不能再生存下去。
　　但是，那些剥削农民的领主们、那些封建贵族、王侯及其他掌握国家政权的人们，对货币的需要也同时发展了而且增加了。大家知道，这种情形使农民实物贡赋变为货币贡赋，但同时，又产生了一种倾向，更加增高这些贡赋，因而农民对货币的需要就更加增加了。
　　农民用以获得货币的唯一方法，就在于把自己的生产归转化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并在市场上出卖。不言而喻，他能迅速找到买主的生产品，并不是他的落后工业的制造品，而是城市工业所不制造的那些生产品。这样看来，农民最后必然成为我们现时在字义上所理解的纯粹的农业生产者，但他起初绝不是这种字义上的纯粹的农业生产者。可是他愈是成为纯粹的农业生产者，工业愈是与农业分离，则西斯蒙德在有白由农民的地方所遇到的农民生活中的独立性，有保障及自由自在也就愈加消失了。
　　农民现在已陷于依靠市场的地位，市场显得比天气还空难掌握和更不可靠。农民最低限度对于天时之不测还能够预防到某种程度。藉排水渠的帮助他可以调节过于潮湿的夏季的影响，他用灌溉设备可以抵抗过分的干旱，他用柴火堆的烟可以预防自己的葡萄园不受春天的冰冻等等。但是他在价格低落的前面就完全无能为力，他毫无办法出卖找不到主顾的面包。而且那种从前对他是可称庆的事——好收成——现在对他反成为可咀呪的了。这种情形在十九世纪初期特别显著地表现于西欧，尤其是在农业一般地已带有商品生产性质，而交通工具仍然还是不完备及不能以别一地方之剩余来弥补这一地方之不足的地方。歉收迅速地提高了谷物价格就和丰收降低了谷物价格一样。在法国小麦收获提供了如下的收入：

年代	一公顷的平均收获（单位百公升）	一百公升的价格（单位法郎）
1816	9.73	28.31
1817	——	36.16
1821	12.25	17.79
1822	——	15.49

　　法国农业经营者在一八二一——一八二二年有三倍多收成的时候，一公顷所得收入约为二百法郎，还不及一八一六——一八一七年三分之一。无足奇怪的，那时法国国王对于用任何法律均不足以“预防由于过度的丰收所招致的报失”的情形向议会表示自己的婉惜。
　　农业生产愈是成为商品生产，则农业生产愈加不能停止在生产者直接出卖商品给消费者的这一原始阶段上。市场——农业生产者为它而生产——相隔愈远，扩张愈大，则直接卖给消费者愈益不可能，生产者亦愈益需要仲介人。商人就是介于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他比较生产者更能了解市场情况，他能在某种程度上支配市场并且利用这一点来剥削农民。
　　高利贷者很快和谷物及牲畜商人给合起来；其实，这常常就是一个同一的人。农民的货币收入在不好的年成不够弥补他对货币的需要；他除了利用借贷，抵押白己的土地外，别无其他办法。他陷于新的依赖，他受到的新剥削，其中最坏的是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开始了，他只有加倍的劳动才能避免高利贷的剥削。这种情形不是常常做得到的；新的负担对于他往往显得太沉重，结果，不得不拍卖他的祖遗的土地，以所得价款满足高利贷者及收税吏。从前，荒年、火灾及敌人的侵袭不能便使沦落到的地步，现在谷物及牲畜市场上的危机，却可以使他沦落到这个地步。市场上的危机对于农民不仅带来暂时的穷乏，而且能够从农民手中夺去他的生活源泉——土地，最后完全使农民和土地分离，使农民变为无产者。在农民的自给的家庭工业消灭的地方及在货币贡赋负担加在农民身上的地方，自由农民之幸福、独立及保障就这样完结了。
　　但是，城市工业的发展同样亦为原始农E家族的术潢打下一个基础。以前农户所有的土地，足够维持家庭的生沾，而且充有租税的地方，亦足够支付运槓租税。
　　但是由于农民对于市场依赖性的加强、由于他对货币需要的增加，即是说由于他必须为出卖而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剩余之增加，此种均衡就逐渐被破坏了，在生产关系不变的时候，农民为了满足全家需要的土地就觉得太少了，可是，他不能随意变更已经确立的生产方式及扩大其土地使用底面积。自然，他可以任意缩小他的家庭，如果他的家庭太大的话，让过多的劳动力离开自己的家庭去做农业劳动者，去当兵，或去做城市的无产者，或移住于美洲，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新的故乡。农民家庭曾经尽可能缩减它的人数。
　　另一情况亦曾有同样的影响，农业并不是需要经常同样数量的人类劳动力的一种事业。有时，在农忙的时候，尤其是在收获时候，它需要很多的劳动力，在别的时候又差不多完全不需要劳动力。夏季农业中劳动力之需要比冬季多一倍、两倍、甚至常常多三倍。
　　当农民手工工业存在的时候，农业中对劳动力需要的这种差别并不显著，如果没有田作或田作不关重要，农民的家庭就可分出大部分时间在家内劳作。这种情形因农民手工业的消灭而终止了。这便是农民把他的家庭人数减缩到最小限度的笫二种原因，因为这样，在冬季他便可以不养一个闲人了。
　　我们在这里只谈农民家庭生产消灭底影响。农业生产中的变化也可以使这种影响麻痹，例如从闲田法过渡到需要更多劳动强度的牧畜业；但是，反之，其他的变化则能够使这种影响加强。例如，打谷是在冬季进行的一种最重要的弄业劳作。打谷机之采用就终止了这种劳动，因而对于农民家庭之继续减少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力。
　　留在家庭中的人在夏天自然必须更加努力工作。可是他们的力量虽极度紧张，却不能完全代替离去的人底劳动力，他们不得不招请外力来帮助，招请雇佣劳动者，但只是在农忙期才雇用他们，而在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解雇。付给他们的工资无论怎样多，但这总比整年养活他们所代替的家庭成员的费用要便宜得多，这样的雇佣劳动者是由无产阶级化的农民，而同样由寻找副业的农民以及那些在自己家内，多余的农民子女供给的。
　　这一同一的过程，一方面创造了对于雇佣劳动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促成他们的出现。运一过程使有些农民无产化，这一过程，像我们看见的，缩小农民的土地并把那些对于农民成为多余的，农民的子女投到劳动市场上。最后，这一过程使最小的农民除了自家的经营外尚须寻找副业。他们只有很少的土地，其生产品除满足家庭需要以外再无剩余；他们没有农业生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卖。他们可以出卖的唯一的商品就是他们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只能断续的全部用于自己的经营。在最大的农业经营者方面去做雇工，便是把劳动力转化为货币的一种手段。
　　十七世纪前我们只在很少的场合看到日工、雇工及女工在农民方面劳作。只是从这时候起雇用他们才成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家庭成员之为雇佣劳动者所代替，也影响到那仍旧留在自己家起中的劳动力的地位。他们同样更加降到替家长服役的雇佣劳动者底地位，在那个时候，如家族的遗产，农民的田宅，同时更加成为家庭代表者专有的财产。
　　从前农民的家庭协作组合，系专用自家的力量管理白已的土地，这种地位现时在较大的农民经营内，则为雇佣劳动者所占据，他们在土地所有者监视之下耕种他的土地，饲养他的牲畜，收获他的谷物。
　　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侵入农村，甚至侵入农民的家庭并且破坏了利益之旧的和谐及共同性。
　　我们已经说过，整个过程还在中出纪时就开始了，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加速这一过程，使其到处对于农村人口之生活条件表示出决定的影响。可是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而且现在继续发展，它征取一切新的地方，它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更加把自给的农民生产之不同部门转化为商品生产部门，加强农民对于货币的需要，用雇佣劳动来代替家庭劳动。这样看来，城市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发展就已经能够使从前农民生存底基础发生完全的变革，即使资本还未侵入农村经济内，即使大生产与小生产间之对立还未表现出来。
　　资本并不是把它的势力限于城市工业。资本一旦充分地加强起来，它便使农业屈服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