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考茨基 -> 《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1898）

Ⅱ．资本主义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民


（1）土地分碎的倾向
（2）农民的副业形式


（1）土地分碎的倾向


　　我们在本书前面曾经指出专供自己消费的农村工业的破坏，就使那些不能生产出超过于他自己和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剩余的小农们，不得不去找求补助的工作。为要达到这项目的，这般小农本来能够分出一部分必要时间；因为他自己所经营的农业只是一时地需要他全部的劳动力。他要求得到货币，不是用出卖剩余生产品，而是用出卖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他在商品市场上所表现的好像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当他不是为了商品市场而是为了自己的家庭经营去做工的时候，他便是一个土地所有者，一个在自己田地上生产生活资料者；我们上面已经讲过，这种家庭经营是与他的经济活动有密切的联系的。

　　然而竞争的规律却不适用于家庭经营。大的家庭经营比起小的来无论如何更为优越，小的家庭经营总要多浪费些劳动力；可是我们却从没有见过家庭经营倾向于集中的痕迹，也从没有见过少数的大家庭经营代替了多数的小家庭经营。

　　当然，家庭经营不会不被经济发展的潮流所牵动；可是所被牵动的，只限于从家庭经营中渐次分离出来的各部分的机能，而使它变成独立的生产部门。很显明的，这样就能使家庭经营中的劳动量减少，因此也就必然地减少了家庭经营中劳动者的数目。在家庭经营的大小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恰巧和商品生产相反的发展方向，就是从大经营演进到小经营的方向。

　　大的农村的家族公社，我们会见之于中世纪；在现代我们还能见之于那些农村经济仍然停留于中世纪阶段的民族中，如在南斯拉夫和东斯拉夫人中间。

　　如果小农的农业经营离开了商品生产的范围，而只成为整个家庭经营中的一部分，那么它一定就停留在现代生产方法所特有的集中倾向的范围之外。他的这种很小的农业经营（die Parzeilenwirtschaft），无论怎样不合理，无论怎样无利益，可是他还是要紧紧地握着，正如他的妻子对她可怜的家庭经营不肯放手一样。这种家庭经营花费了浩大的劳动力，而所换得的结果却是无限量的贫穷；但是这也就构成了那种使他们不用去服从人家的意志和完全脱离了剥削的唯一的境地。

　　然而经济和政治愈是往前发展，农民对货币的需要亦愈增长，而国家和公社向他的征求亦愈加紧。小农亦感觉到找求货币的愈加重要，因此不得不愈加重视于找求副业而忽视了农业。小农的雇佣劳动，或资本主义式剥削下的小农的家庭工业，正和工业中妇女雇佣劳动一样，会使其家庭经营更形拙劣；然而并非使其家庭经营完全消灭。他的农业经营就会益加变为不合理，并且使他觉得过于繁重而必须使其缩小。他很容易去找到购买他这块不需要的土地的人。

　　在农民很占优势的地方，就由它来调节人口；它的这种性质再加上了它对军队的崇拜以及保守的心理就构成被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所赞美的最重要的理由。农民等级对于繁殖和教养无数的后代上讲来是很适当的；尤其在需要劳动力和军队的地方它更具有无上的价值。然而它亦能阻碍人口的增加，这一点很能中马尔塞斯的门徒们的心意：在只有农业经济占统治而没有其他副业可作的地方，土地的有限性就迫着要去限制后代的数量。在均分承继制度底下，这种限制可以用所谓Zweikindersystem（—家二孩制）来实现；在一子承继法底下，可以用取消其余后代的获得独立性和操理自己的经济以及合法享有承继权的传代的可能来实现。

　　在那些除了自己的农业经营外还有很多机会可以找到副业的地方，事情却完全不同了。在这样情形下，人口的增长就会随着生活条件而更加变成无产化了；人们更加容易得到独立的机会，每个小孩生下来都被赋与了一宗最重要的遗产——一双手。人口急剧地增加，同时对于土地的需要亦随之而很快地增强；然而对这土地并非看做为了出售而生产的生产手段，而是看做自己的家庭经济的基础。如果副业的出现一方面可以使，甚至逼得使单个的农业经营缩小而因此又能使小经营的数量同时大大地增加，那么在另一方面，它亦能引起人口急剧的增加，而这种增加又是趋向着小经营数量的扩大。

　　这里所需要的不是集中而是分散。在这情形下自然就会形成大经营的分碎。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充作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用的每块土地的价格要用地租的高低来决定。一般讲来，它的买价是等于资本化的地租。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不肯给出高过于这个数量的价格，如果想不使其利润低过于一般的水平。竞争通常亦不会把它的价格抬高过于这个常率。有时亦有因了非经济的原因而使地产的价格高过于资本化的地租，可是这些不在我们研究的范围之内。

　　讲到农民，却又是另一回事情。农民不是资本家而是简单的商品生产者，他虽也出卖他的农产品：可是完全不需要或者只在很小的范围内需要雇佣劳动者。他自己就是劳动者，他并不是靠他的财产的收入而是靠他的劳动的收入而生存，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土地就是他用自己的劳动去制造食料的手段，而并不是用来获得利润或地租的手段；如果他在生产品上所得的收入除去偿还他的费用外，还能偿给他以工钱，这样他就可以过活。利润和地租他是可以放弃的。所以农民在简单的商品生产的阶段中，为了某块土地所支付的价格可以比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中所支付的要高些，如果其他条件都是一样。这种情形，自然往往会使农民陷于十分窘迫的地位，尤其当他还保留着简单商品生产时固有的习惯——为了土地而支出过多的价格——的时候；可是他自己当简单商品生产虽非在形式上而在事实上早已进到资本主义的阶段时，却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家，而只是被资本剥削的劳动者而已。如果农民购买了土地，没有或者没有完全付价，而在土地上负了抵押的债务，那么他在自己的经营中，不但必须挣出工资的部分，而且还须挣出地租来；因此过高的土地价格，对于他正如对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一样，便是很大的损失。很高的地价，只有当他不想再做农业主，就是当他出卖自己的地产时，才有利于他。但是当他开始和正在经营的时候，这样高的地价，却就加增了他的负担而对他有害了。可是现代的大土地所有的主人们只知道用那些只足以助长地价增高的方法去挽救这农业的困难。好似宗法社会的主人的这般人们，他们所打算的不像农业主而像土地投机家。这一点下文还须论及。

　　这事情对于那般小农业主却又完全不同了。对于他们：农业是完全地或大部分地为了家庭经营，他们借着替别个农业主劳动，来满足他们全部的或大部分的对于货币的需要。这里土地价格对于商品生产，以及对于价值法则的种种关系，至少在买主方面是消失了的。在卖主方面资本化的地租就构成土地最低价格；但是在买主方面却只以他自己的购买力，尤其是他自己的需要为标准。人口增加得愈迅速，向外移出便愈感困难；因此要得到一小块土地为满足生活需要及取得社会的独立的基础之绝对的必要亦愈紧张，于是一块细小的土地所值的价格（或是租金）亦将愈高。在农业经营中的劳动与在家庭经营中的劳动一样不能作为支出，而只能作为自己的消费；因为它是什么都不值的。从土地的耕作中所给与家庭经营的一切，都好像是纯粹的利润。要计算生产品的货币价值，并把它划分为工资，资本的利息和地租，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无论如何，是没有人那样做的，因为在这种经济中货币是无关紧要的。

　　小的地产贵于大的地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现象。梅村（Mciten）在他关于普鲁士的抵押债务的论文中会指出大土地财产的价格，超那作为征收地税标准的纯粹的收入五十二倍，农户的超过六十五倍，小农的小块土地的超过七十八倍。

　　有些狂热的小土地所有辩护论者，往往就根据这种地价的增高而证明出在农业中小经营是优越于大经营的。然而甚至在这些拼命崇拜小经营的人们中谁也不敢正式地断定小土地所有确乎优越于中等土地所有；可是假如较高的士地价格就是较高的土地生产率的结果；这种优越便应当存在。

　　小的地产的地价比较高，在城市中亦可以见到和此相类似的情形。大家都知道城市中的房屋，容积愈小，房价愈高。在依西特尔（Isider）新格尔（Singer）等早已指明了这点以后，蒲希尔（bucher）又把这现象，用巴西尔（Basel）城市的数目来作证，在这城市中各种不同体积的住宅可值：

　　房屋之有一间者………………………4.04法法郎；
　　房屋之有二间者………………………3.95法法郎；
　　 房屋之有三间者………………………3.56法法郎*；
　　房屋之有五间者………………………3.36法法郎；
　　房屋之有六间者………………………3.16法法郎；
　　房屋之有九间者………………………3.21法法郎；
　　房屋之有十间者………………………2.93法法郎；
　　[注]*：原文印刷不清楚，疑似3.56——校者注。


　　较高的地价和较高的房价这两种现象，一部分可以归结到一个相同的原因：需要小块土地或狭小房屋者的极端的穷迫状态，使他们对于土地垄断者只能表示出很微弱的反抗。谁把小土地的较高的价格归原于它的较大的生产率，那么他就应该把小住宅的较高的房价归原于其居住者的较大的收入了。

　　小土地的较高的价格，自然在那些很顺利地具备着人口增加的条件和在农业以外还能获得副业的地方，都成为大土地分碎化的强有力的动机。在这情形下，地产的分割与土地所有权的分碎化会扩大到很广的范围。

　　土地财产愈小，想获得副业的动机愈大；副业愈占重要的地位，那么土地就会愈加变小；可是这样土地就愈加不能满足家庭经营的需要。这现象尤其因为这种过小土地的经营将变成完全不合理的经营而更加增多。牲畜和农具的缺乏，使合理的土地耕种，尤其使深耕成为不可能；只有为了家庭经营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维持土壤肥沃的需要去决定选择耕种的植物。牲畜货币的缺乏，就是表示自然肥料和人造肥料的缺乏；此外还要加上人类劳动力的缺乏。

　　为了取得货币而劳动愈占首要的地位，家庭经营上的劳动就成为次要的事业，而前者所吸收的家庭中最好的劳动力就愈加多，尤其当家庭经营特别需要这些劳动的时候，例如在收获的时候。因此对自己的小土地上的劳动就愈加要委之于妇女，小孩和差不多是残废的祖父母。父亲与较大的儿子们不得不去“帮工”。这样一来，很小的农业经营正如无产者们的家庭经营一样，虽经妇人化了最浪费的劳动，及类似牛马的苦役；可是所得到的却是再可怜不过的结果，——已一变而仅为家庭经营中附带的事业了。

　　这种农业经营愈加继续不断地缩小和愈趋穷困就使它愈不能满足家庭经营的一切需要。于是帮工所得的收入不但必须用来交纳国家及公社的赋税，以及用来购买工业生产品或国外的农产品——咖啡，烟草等等；而且也必须用来购买本国的农产品——特别是货物。自己的经营在窘迫时还要出产马铃薯，白菜，蔬菜，羊乳；或在顺利时，就出产些牛乳，猪肉和鸡卵，但所产的货物量却只是不充分的。

　　这种经营的数目实在不少。按一八九五年的统计，在德国有5,558,317的农业经营。

　　其中可分为：
　　在二公顷以下的　　3,226,397经营=====58.22%
　　从二至五公顷 　　 1,016,318经营=====18.29%
　　两者合计 　　　　 4,252,715经营=====76.51%

　　我们平常以为从二至五公顷的农业经营所生产的货物，这足以供其自己的消费；可是较小的经营，就必须添买粮食：那么在德意志王国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农业经营才不会讨厌谷物税，而大半的农业经营，即四分之三以上的小经营，都必须穀购买粮食，所以谷物税能使它们蒙到直接的损失。这就是反对谷物税的最重要的证据。另一方面，它又证明出大部分的农民在商品市场上所代表的不再是生活必需品的贩卖者，而是劳动力的出卖者和生活必需品的购买者。这些小经营已经不是大经营的竞争者；它们却是推进而扶助大经营的，因为前者供给后者以工钱劳动者而购买其生产品的缘故。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一八九五年德国百分之五十八的农业经营都只有二公顷以下的土地，换言之，那是太小到简直不能供养其所有者。与这现象相符合的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按一八九五年的职业统计，在真的农业中，（就是除去了园圃，畜牧，植林和捕鱼——捕鱼不知为什么也连到农业身上来）没有副业的独立的人数为2,026,374；有副业的独立的人数为504,164。除此以外，还有独立（就是所谓在自己的经营中劳动，并不是当作雇佣的劳动者）经营农业作为副业的却有2,160,462人。在自己的经营中以独立的农业作为主业或副业的总数达4,691,001人（在一八九五年，从事农业经营的人数为5,556,900人）；还有以其他职业作为主业或副业的那些独立的农业主的总数为2,664,626人即等于百分之五十六；这就是说，他占了全数的大多数。

兼有副业的职业部门 1885年 1895年

绝对数

 在主要职业中的一起兼有副业的职工的百分数

绝对数

 在主要职业中的一起兼有副业的职工的百分数
农业 671,404 8.15 1,049,542 12.66
工业 1,693321 26.47 1,491,865 18.02
商业 397,927 25.34 384,104 16.43
家庭雇工 55,960 14.08 31,333 7.24
军队，国家服务与自由职业 142,218 13.79 115,277 8.08
无职业者 179,679 13.27 201,335 9.40
合计 3,140,509 16.54 3,273,456 14.28

　　我们同时还须注意，那些除了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外还经营旁的事业的人，很迅速地增加；而在其他一切职业部门中，那些兼有副业的职业者的数目却减少了。

　　在那些除了自己经营农业很容易得到副业的地方，土地的分碎化就能达到不可设想的高度，至少暂时地还能克制那种相反的集中的倾向。

　　我们可以拿比利士（Belgien）地方的这一种演进的模型来作例子，列其统计如下：

经营 1846 1866 1880
绝对数 百分数 绝对数 百分数 绝对数 百分数
到2公顷为止 400,517 *69.9 527,915 71.1 709,566 78.0
2-5公顷 83,384 14.6 111,853 15.1 109,871 12.1
5-20公顷 69,322 12.1 82,646 11.1 74,373 8.2
20-50公顷 14,998 2.6 15,666 2.0 12,186 1.3
50公顷及以上 4,333 0.8 5,527 0.7 3,403 0.4
合计 572,554 100 743,007 100 909,399 100
[注]*原文为66.9，疑似印刷之误。——译者注

　　从1846至1866年，各阶段大经营的绝对数量都增加了；可是较小的经营更比较大的经营增加得激烈。从1866至1880年适是相反，各级经营都减少了，除了那些最小的经营，它们原是谈不到所谓独立的农业。恰恰就是这一阶段经营的平均面积的低减，难能归结到经营强度的提高；而主要地必须归结到土地所有的不断零星化化以及副业的继续增加。

　　比利士的农业经营几乎五分之四都是很小的经营；这种经营的所有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或找求副业；他们已经不能作为市场上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者了。从一八四六年以后，这种过小经营的绝对数差不多增多了一倍，而较大经营的数目（就是指二十公顷以上的）却在同时期内很大的减少了。敬佩农民的人们有没有理由去特别颂扬这种演进？但是并非到处都向着这方向而演进。小经营的过分的分碎化，必须先有个前提，即除自己的农业外还有找得副业的机会。在只有大农经营供给此项副业的地方，那么这种分碎化，当它自己开始限制这种副业时就会立刻停止的。此外我们上面已说过，小土地所有的分碎化是会帮助大经营的。所以有时最小的经营会和大经营不但在耕地扩张的地方，而且在不能扩张的地方同时而发展。在这些地方，分碎化就发生于中等经营中了。

　　一般讲来，在法国的演进便是如此。在本书前面曾引用了些统计，证明最大的经营与最小的经营的数目同时增加，可是中等经营却减少了。德国在从前这种倾向也表现得非常显明：1882年的缪斯克夫司基（Miaskowski）曾做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在我们的时代，流动资本的非常增加，再加上其他因素，一方面使土地所有增加和变大；可是另一方面却又使它分碎和变小”。当然，同时所发生的这两种倾向，初看似乎彼此相抵触，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在这似乎矛盾中间可以发现其完全的契合，因为这些相反的倾向是指不同的时期和德国不同的部分说的。在同时同地发生这些相反倾向的地方，就因为它把中等的土地所有打得粉碎的缘做。

　　“当凝聚的过程虽不是绝对地却是特别主要地在德国北部和东北部完成的时候，地产的分碎化，便在大部分的南部与东南部受到了限制，虽然它还是散见于别的地方。”

　　 “这两种相反而发生于不同地方的倾向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论土地所有的数量在那里是扩大在这里是变小，主要地都是中等土地所有粉碎的结果。后者便是被两方面所排挤的”（见缪氏著“Daserbrecht”第130-131页）。

　　讲到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所有同时在中等土地所有的牺牲中而发展，我们可以借用齐林克（Sering）在所著“内地的开拓”（Die innere Kolonisation关于普鲁士所引述的数字来作证明。这些数字是关于东部各省[（如普鲁士（Preusscn，）普弥莱尼亚（Pormmern，）勃莱琴堡（Brandenburg），巴时（Posen），西莱齐亚（Schlesien）]以及威斯脱法伦（Westfalen）和撒克逊（Sachsen）方面的。从1816至1856年，有马匹的农民地产的统计如下：

  所减少的 按面积计在自由脚力中所失的多于所得的
绝对数 莫尔根 属于大土地所有 属于小土地所有 合计
莫尔根* 百分数 莫尔根 百分数 莫尔根 百分数
东部各省 6,880 2.50 1,110,233 4.2 417,123 1.6 1,527,356 5.8
威斯脱法伦 810 2.25 95,274 2.6 21,124 0.6 116,398 3.2
撒克逊 2,183 5.30 87,474 2.3 30,413 0.8 117,887 3.1
合计 9,873 2.80 1,292,981 3.7 468,660 1.4 1,761,641 5.1
[注]*：即等于0.251“X格脱”——译者注；“莫尔根”疑似土地单位，未查到相关资料，“X格脱”系译文印刷不清晰之故。——校者注

　　从1860年到1864年，关于土地的变动，没有何种记载。

　　自1865年至1867年的统计，关于土地的得（+）失（-）如下：

  贵族的地产 有马匹的土地所有 小土地所有
地块 莫尔根 地块 莫尔根 地块 莫尔根
东部各省 +4 +81 -102 -178,746 +16,320 +167,130
威斯脱法伦 0 +5,519 -404 -28,289 +1,904 +20,899
撒克逊 -1 +8,206 -295 -17,889 +2,082 +13,477


　　此外还有几千“莫尔根”的土地，归为城市所有，或充作公共场所之用。即在这里也不得不由中等农民来承受损失。

　　最近在德意志由分碎和增大所引起的排挤中等土地所有的现象，的确已一般地停止了。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止，同以前书所列的统计表一样，恰恰是中等农民的地产（如从五至二十公顷的土地）增加得最多（560,000公顷）。然而我们不能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现在已开始发现了一种相反的过程，中等的农民经营已在排挤很小的和大的经营。如果我们把那些显然表示出一定地变动的经营范围，与那些没有多大显明的变化的分开来，那就可以得出一种很特殊的结果。例如下表：

  1882年 1895年 增加或减少
绝对数 百分数
1公顷以下 2,323,316 2,529132 +205,816 +8.8
1-5公顷 1,719,922 1,723,553 +3,631 +0.2
5-20公顷 926,605 998,804 +72,199 +7.8
21-1,000公顷 305,986 306,256 +270 +0.0
1,000公顷以上 515 572 +75 +11.0
合计 5,276,344 5,558,317 +281,317 +5.3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五至二十公顷的经营很猛烈的增加；但是最大和最小的经营所增加的百分数还比它高。介在这些经营中间的那些经营范围，在数量上几乎没有增加；如果与提高的总数比起来，那么这些中间经营就等于减少。

　　对于这个最小最大和中等经营同时能够在数量上增加的现象，一部分可以用农业上被使用的土地面积的扩大，一部分可以用那些中间经营的丧失土地来解释。各阶段经营的耕地面积（以公顷为单位）列之如下：

经营 1882年 1895年 增加或减少
1公顷以下 777,958 810,641 +32,683
1-5公顷 4,233,183 4,283,787 +45,604
5-20公顷 9,158,398 9,721,875 +563,477
21-1,000公顷 16,986,332* 16,899,523* -86,809
1,000公顷以上 708,101 802,115 +94,014
合计 31,868,972 32,517,941 +648,969
[注]*原文为16,986,101及16,802,115，疑系印刷之误。——译者注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二十至一千公顷的经营的面积的减少，同时一千公顷以上的经营面积却在增加；这种减少并不是由于大经营的退步，而是大经营的强度化的结果。七十年代的大土地所有者的中心口号，便是更多的土地。现在呢，却是更多的资本。我们已经知道如果除开大地产不讲，那么这往往就是土地面积减少的表示。我们知道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七年，在普鲁士所采用的农业蒸汽机的数量增加五倍。另一方面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在农业中服务的职员数——如在德国只有大经营才雇佣的这些职员（管理者，监督者，视察者和会计等）——已从47,465增至76,978人，就是增多了百分之六十二。乘便我们还要指出在农业的管理和计算职员中，女职员的人数也特别急剧地增加。在一八八二年，女职员有5,875人，即占职员总数百分之十二；到一八九五年已为18,057，即等于百分之二十三又四了。

　　这一切都可以证明，大农经营从八十年代开始以后，已成为怎样更强度和资本主义化的农业经营了。关于为什么中等农业经营能在那时得到这样多的土地的理由，我们在下章给以说明。

　　现在我们还应该指出这样的事实，农村人口的无产化在德国同在其他各国一样都在往前推进，虽然这时中等地产趋于零细化的倾向已不起作用。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整个农业经营的数量增加了281,006；可是在所增加的中间大部分都是那种一公顷以下的无产者的经营，其增加的数目为206,000。

　　由此可以看出农业的运动确是一种特殊的与工商业资本的运动完全不同的运动。在前章中我们已指出在农业中经营集中的倾向，并不使小经营完全消灭；而在这种倾向发展得太过的地方倒反会产生相反的倾向，即集中的倾向和分碎的倾向在互相交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倾向也能具有相成相济的作用。小经营的数目在增加，但其所有者在商品市场上所表的却是无产者，就是商品——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的土地所有只能在商品生产的范围以外，即在家庭经营的范围以内才有意义。在商品市场上成为劳动力商品出卖的这般小农业主，是和工业的无产阶级具有共通的一切利害关系的，并且并不因了前者的所有而会陷于与后者彼此仇视的地位。他们的土地所有固然多少使那些在小块土地上操其经营的农民脱离了生活资料商人的权弄；可是却没有解脱资本主义企业家，——不论他是工业企业家或是农业企业家——的剥削。

　　凡是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地方，农村中小经营的增加，只变成为无产者家庭经营增加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增加是与资本主义式的大经营的增加相提并进的。

（2）农民的副业形式


　　最接近于小农业主的副业的形式，便是农业中的工钱劳动。这种形式，我们在封建时代已经可以看到，当农村中的不平等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时，即一方面已使地产过于缩小而不够供给其所有者的食料，而另一方面却又使其过于扩大，以致耕作时单靠农民家属的劳动力已经不够。

　　这种现代的小农在大土地上的劳动，正和封建的义务有些相像，可是这种义务在从前是要强迫农民每年必须在地主土地上执行相当日数的赋役劳动的。

　　自然，这般农民最喜欢在他们没有农务工作的时候，即在冬天的时候，去执行副业。他首先在附近有大森林的地方去找寻这种副业，因为在冬天森林事业上最需要很多的劳动力去伐木和搬运。然而森林的地带并非到处都有；而且这种副业不一定常常能够完全满足小农们对于货币的需要，所以他们必须去找寻那些所谓狭义的农业劳动。农业经营对劳动的需要确是很不一定的；有时如在收获的时候，原有的劳力对于较大的经营还觉不够，所以就需要添加劳动者。然而正在这种给小农最易找到补助的农业工作的机会时，他自己的经营却也特别需要劳动。然而对货币的需要逼迫他不得不忽视自己的经营；这种经营因了范围的狭小和财力的缺乏，所以已成为十分不合理的了。因此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经营上所需要的农业劳动交给妻子及年龄长足而能胜任的儿子们去担任；他自己至多在假日或礼拜日才可以来担任这种劳动。

　　我们不能说投向此种副业的完全是很小的经营。例如葛尔克（Karger）会对于畏斯脱法伦省[察司弗尔特（Coesfeld，）巴尔根（Borken）李克令斯古神Rekklingshausen）等地的附近]有这样一段话：“自己的或租田的所有者，自由地被雇的日工，都在一至五公顷上下而大部分却在一至三公顷上下。有了五公顷以上的人，——有时三公顷以上而土地分散的，往往就不再去做日工，而完全靠自己的经营来过活。可是有一个报告说，日工的土地有大至六公顷的；另有一个报告说，大到八公顷的。这当然是由于土地的生产有差异的绿故”（见 “ Vechaltn’sse ber landarbeiter” 第一卷第126页。

　　葛尔克关于哑斯乃勃罗克（Omabrusk）行政道有这样一段材料，在这个道里一个雇工（Heuerling）的经营往往包含着：屋宇，经营上的建筑物，并且附有廐舍，以安置他的三头牛和许多猪羊；园圃大约一千至一千五百平方米突，耕地约三公顷，草地约有半个或一个半公顷，有份的公共牧场约一公顷，以及享有斩伐林木权利的森林面积约一个半以至二公顷（见前书第64页）

　　能有三头牛以及几头猪羊的经营，已经可以算作很可观的了。然而它的所有者还是不得不去帮工！但是并不是到处都临近着较大的经营，而可以找到副业的。这些大经营往往不但不被认为竞争的对象，反而看做可亲近者。

　　从爱才纳赫高原（Eisenacher Oberland）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在维纯泰尔（Wiesenthal ） “用最近买来的位置很好的基地来设立一所较大的经营，以及在维纯泰尔附近建设一所已经计划好的制糖厂，这些事业一定可以帮助改善当地的农民状况。……许多做日工者及小土地所有者都会找到有报酬的事情了”（见“Bauerliche Zustande”第—卷第40，57页）

　　在爱才纳赫平原一带，许多当地的土地所有者都只有五公顷以下的土地。他们的境况是很恶劣的。“一切较大的土地所有（骑士的地产，御产和免税的地产）还是不够（只占全耕地面积的12.5%）供给小土地所有者以充分的工作，如日工或一般的工作”（见前书66页）。

　　再如在大甘山封地上使小农们贫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田庄的缺乏。孔诺弗兰克斯坦博士 （Dr Kuno Frankenstein）说：“在那些地方，承继权用自然物表现的，土地因之必按其子息的人数而分为单个的小块；这些小块还是可以分开来，而且并没有发生劳动者缺乏的现象；因为这许多只有五至十个“莫尔根”，或者甚至还少些的小土地所有者，有时候大家都要去充当劳动者的缘故。……然而在这些充满着小农土地所有，特别是没有大田庄存在的地方，对劳动力的需要是非常有限的；因之这些渺小的雇农田地的所有者就没有充分的机会在自己的经营中或在帮工中去利用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很小经营的所有者的境地大部分是十分悲惨的”（见“Verhaltnisse der Landarbeiter”第2卷第232页）。

　　我们在前面已知道，小经营是大经营的支柱，而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大经营却是小经营的支柱。

　　大甘山封地上的小农们，因了长期的营养不足已经这样的困乏，甚至那些还存在的一点工钱劳动都无力去利用。“人们都因营养的贫乏已完全不能持久地担任繁重的劳动了。所以有些地方的大土地所有者，就允许了分用外来的劳动力，虽然当地的劳动力还没有找到使用的机会”。

　　但是这般瘦弱的人民，虽不能见用于重笨的农业劳动，却能适合于其他的副业，因此小农在找不到农业的工钱劳动的地方，便投向他所喜欢的副业。——家庭工业。

　　家庭工业的萌芽，在封建时代就已发生。农民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农业主，同时却又是一个工业主。直到后来城市工业发展，渐渐使他几乎完全去经营农业。然而很多种类的手工业还长久地保存在农民的家庭里；所以一等到农业已不能作为收入的唯一的来 源时，手工业又重新博得人家的器重。然而这并不是替定货者工作的手工业的形式。孤立的农民，是无力与城市手工业相竞争的，因为后者拥有比较广大的市场，以及城市所给与的一切便利的缘故。农村工业的成为商品生产，只有当它成为替资本家，商人和收买者生产时方能发展；这般人就把这农村工业和蛰居乡僻的农民所不能直接达到的市场相连结起来，同时只有在那些只需简单的手艺和工具的部门中方能发展。 此种家庭工业首先发生在附近有原料的地方，例如木器雕刻必近于森林地带；石板和石片制造必近于泥片石区域；篮筐的编制必临近于水源丰富的场所，因为柳树的培植最利于这些区域；更如小的铁器工业的临近 矿等等。然而这许多空间的和贱价的劳动力的存在往往已足以引起机敏的资本家用家庭工业的方式去剥削他们；这般资本家往往供给他们以原料；例如供给棉纱和丝令他们纺织。

　　乡村家庭工业最能发生于那些土壤最枯瘠而技术条件最不利于大农经营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在从前或现在对大土地所有存在着政治阻碍的地方。乡村家庭工业我们可见于那些多山的地方：巴加米亚（Bohmen）、西莱泉亚（Schlesien）、与撒克逊（Sachsen ）的边界吐令海尼（Thuringen）、托奴斯（Taunus）、以及施瓦次瓦得（Schwarzwald）；它特别在瑞士（Schweiz）更厉害的发展——西部制造钟表，中部丝织品，东部为刺绣。

　　这些家庭工业，在它发生的时候，往往都被热烈地欢迎。它的创办者往往都被认为贫苦农民的恩主，因为创办者可以使他们利用空闲的时间，特别是在冬天去做工。所增加的收入，将使他们能够较合理地发展他们的经营，而因此又可以加增他们的收入。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这种交替可以使从事家庭工业的人们康健而强壮，这适与城市工业劳动者相反。这种交替，又能够使那些人们丰裕而聪明，不像单纯的农民那样只限于他的农业经营便让很多宝贵的时间徒然消失而不加利用。

　　希堡克（Schonberg）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Hand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第2卷第428页）很精彩地描写那没有受机器竞争的威胁时的家庭工业的利益。合家一块儿作工，“父亲可以注意训练与教育他的儿女，妻子可以操理家计和哺养孩童，姑娘们亦可受 到家庭的监督及保护。劳动的时间，可以随劳动者自己的便，他完全是自由的。“他的一生将愈加适意，愈加快乐而愈加丰富。在乡村的家庭工业中工业劳动特别与健全的农业劳动在相互交替，而大批雇佣工人的集中在一处时所给工人及社会的一切弊害都避免净尽。最后，家庭工业还能够允许人们很及时地去利用家庭中所有的劳动生产力，因此就使——对于个人及家庭生活毫无危险地——家庭收入有了提高的可能。”

　　当然，与这些“无可争辩的利益”相对的还存在着许多弊害，这一点希堡克也不能置之不顾的。然而，结果希堡克还是做出这样的论据：“所有的弊害，无论怎样地多，可是终不能夺去家庭工业本身所包含的有利于工人的社会条件的经济形式上的特性”。

　　家庭工业只有在与工厂工业相竞争的地方，才没有它容身之地。

　　实际所给我们的图书，却不就是如此；甚至我们假定那些手工业还没有和大的机器工业相竞争，例如编制篮筐，制造雪茄，和制造玩具。

　　最重要的，就是没有那种农村副业可以这样厉害地使土地分碎，因为没有一种副业能够这样迅速地扩大。大农经营的数目正和矿山工业的企业数目一样是有限的；即在农村中的工厂的数目，也同样的不能任意加增。所以在那些地方的工钱劳动是有一定的界限的。可是家庭工业却完全不然。只有现存的劳动 力的数量才是家庭工业所遇到的界限；它可以在最小的经营中用最原始的工具而不需要任何资本的消费而存在着；资本家可以不冒任何的危险，在顺利的市场 条件下，尽量地迅速去把它扩大；他不必投以不变资本如房屋机器等，这些东西既在生产上不能利用，那就等于无谓地消耗；他又不必交纳地租和其他的赋税；这一切一般的资本家平常不问事业的荣盛或衰败都是必 须交付的。这一切的负担，就是资本家最感危险的部 分，现在却都归那些被剥削的从事家庭工业者去担当了。这些现象便使一切恐慌对于他们的摧残和蹂躏 比对于大工业下的劳动者更加酷辣，因为资本家对于 家庭劳动者更容易决定他减缩企业的范围；而在较 顺利的时候，他也更容易把它扩大。然而兴旺的时候 给他们的毁灭比衰落的时候更厉害呢。

　　缔结婚约的数目和组建家庭的数目增长了。因此对小地产的需要亦随之而增长，没有这些小地产，就不能在乡间维持独立的家庭经营。于是土地价格提高了，土地亦愈加分碎了，零碎的小田地愈加变小，同时这些小田地的经营亦愈加变坏。这种经营的变坏，不但因为小土地不绝的变小。更因为正在兴盛而能增加家庭收入的家庭工业在家庭中所吸收的一切劳动力，从农业中间夺去的劳动力都在更加增多的缘故。如果这种情形延长了相当时间，那么那种坐着做工的生活方式，就能使家庭工业的劳动者消失其从事农业劳动的体力。他们再也不能按部就班的耕种他们的田地：所以小范围的农业经营，现在已成为他们能力不足的必然结果了。

　　小地产会变成这样的微小，甚至已不足以养牛。食案上已经看不见有牛乳，所看见的却是一种莴苣汁把它充入咖啡作为饮料，或可以代咖啡。除了牛以外又失去了分料和拖犁的耕畜；因此田地愈加不适合于培植谷物了。而且谷物在没有成为食品的时候，必须下一番磨细和烘焙的功夫，所以人们愿意选择那些不甚费力而能在同一地面上出场虽不是营养分质更多还是收货量较多的植物——蔬菜，葡萄，特别是马铃薯，这些都可以直接烹食。

　　所以家庭劳动者的食物就由谷类而退化到莴苣汁和马铃薯，这些食物与其让他们为供给身体的营养物，不如称它们为欺骗肚子的东西。营养的不足所给工业劳动的影响更加厉害，家庭劳动者的体力减低到极点而只能维持其手指的动作而已。

　　他们的农业上的退化也不亚于其食料。可是那些很小的未经好好的耕作而未施肥料的地块，却仍须一年一年的产出同样的植物。这样一来，农业就回复到当时一部分日耳曼人移植的末期所处的状态。

　　斯纳普尔·阿尔托（Schnapper Arndes）关于托奴斯流域的五个农村公社说“总说只有在柴伦堡（Seelenberg），还保留着三田制的残余；在旁的农村里，贫穷就不去遭到任何的禁止，而要求其土地年年产出马铃薯；因为多少合理的称重法，对于土地和其他工具缺乏的贫苦的所有者却是不可能。

　　这五个乡村中的牛的总数为463头，分属于758个代表纳税单位的家庭经营；还有486个经营完全没有牛，而117个经营中，每个只有牛一头。

　　随着人力和地力的枯竭，同时就发生了经济的衰落。在家庭工业中，技术的进步只限于很小的范围。从事家庭工业的人好似剥削他们的资本家一样，对于彼此间所发生的竞争，只能用提高劳动强度和减低工钱来应付。同时因为各个家庭工业者都被隔离在各自的家庭中，而他们的家庭又分散在很广的区域，以致它们几乎不能组织起来；更因为在他们的区域内没有旁的工作存在，并且又因为他们被束缚于小块土地上的缘故——它使他们不能脱离资本家的高度的剥削而到这种剥削比较和缓的别的地方去换取土地，——所以竞争就减退了。这般家庭工业者对于资本家是最可靠的被剥削者。甚至长时期的失业也不足以把他们从资本家那里驱逐出来。所以在资本主义剥削下的家庭工业中，我们可以看到最长久和最浪费的劳动时间，最可怜和最残酷的工钱报酬，最广泛的使用童工和女工，以及最鄙陋的工作场所和住处：概括的说，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中最可怕的状态。这是最无耻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制度；这又是农民无产化的最退化的形式。对于那些单靠农业劳动不够维持生活的小农人口的一切援助的企图，把他们引渡到家庭工业，而且必须在经过了一度很短促而很成问题的高涨之后会使他们猛烈地做到最深和最无出路的贫穷。所以我们应当采用最果决的手段来同它们争。

　　幸而家庭工业不过是走向大工业的一种过渡时期。各种家庭工业迟早总会打起这样的丧钟，让机器来把它变为在技术上没有用的东西；这钟将打的愈早，如果家庭工业愈急剧地发展而专门化，以及它愈走上分工的途径。

　　然而这个钟也并不就是家庭工业者的救命钟，却就是他在十字街上最痛苦的那部分的开始；于是他就更无限制地加紧劳动力的强度，更厉害的降低他生活上的需要，以及大量的加重他的家族的苦工，这样他想在与机器的竞争中不至过于落后。可是无论这种悲惨的角逐会延长到多么久，最终还是这追赶很久的家庭工业者终于声嘶力竭地失败了！

　　家庭工业者所以能够这样长久的坚持那种毫无希望的竞争，便该归功于他的农业了。

　　在那些农业并不作为商品生产，而只作为满足家庭经济之需要的地方，他就不会服从竞争的动力；而且构成了一种保守的成分，这成分使过去的一切还能继续地存在。这就是农业它使家庭工业的死战还能苟延到无穷的地步，并且不让那种在半世纪前已经不能存在的手工纺织沦于消灭。

　　“为什么这个工业部门（巴加米亚北部的手工纺织）虽然经过了不断的变动，可是它还能维持原有的范围。这个理由主要的就在于大部分的纺织者还有一些土地：这土地在顺利的时候，可以作为工业工作的补充；即在困顿的时候，也至少可以作为排除恐慌中许多灾害所必要的手段”。（见白拉夫氏（A Braf）著“Studien ube Mordbohmische Arbeiter Verhaltnisse”第123页）。

　　虽然在近代，乡村家庭工业在大工业侵入农村的地方，到处都发生崩溃；但这并非因为大工业与家庭工业者的竞争，却是因为给他们获得新的工作的可能。

　　大工业的发展必须具有大批一无所有而可以自由行动（熟练而受过训练的）工人和临近大市场的位置。这些条件它首先在大的商业中心的地方找到了。它的发展本身又须吸收新的工人群众，并使商业在工业兴旺的区域里也随着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倾向，就是使群众与经济生活持续不断地集中到大城市。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使整个大工业发展的潮流并不完全倾向着城市，而有些支流却在乡村里形成。这些原因，一部分是自然的，另一部分是社会的性质。

　　前者最重要的就是随着大工业的扩大而对于原料和辅料的需要便同时增长，这些东西不会在城市而只能在乡村中生产出来；并且因为大批的消费要有大批的生产，所以一定要在大经营中生产出来。这首先是指矿山工业。它的发生。就是使农村关系革命化的最有力的手段。其次就是那些笨重的原料，因为它们的重量比较它们的价值要高的多，所以不能运往远处而只能在它们的出产的附近去制造。于是在乡村中便有铁厂，砖瓦厂以及制糖厂等等。

　　最后，很大的易于使用的水力，亦能使许多工业引到离城市很远的区域。

　　除此以外，起作用的还有社会的因素。在城市中的生活程度高过于乡村，而且在同等的生活程度底下，劳动力维持的费用亦是比较大；因为住所的租金比较高，更需要食料运输上的费用，再加上工人们没有自己的农业，因此城市中的货币工钱应当高过于乡村。

　　此外，还应该加上工业xx集中在狭小的地域这一点。这样会帮助他们容易互相谅解与容易组织起来。这又使那些监视以及惩戒他们的方法上更加感受困难。所以在工厂林立的地方，解雇者往往可以找到寄身的地方。可是在乡村中却不是如此，那里的工人不会这样反抗资本家，他们比较更为服从，而且更少要求。这是使大工业家把他的企业搬移到乡村去的最大的诱物，如果他已在乡村中找到了合适的劳动力。所可惜的这种机会并不到处都能遇到，虽然此外所有有利于经营的其他一切条件都是存在着。这些大工业家如果遇到城市工人运动愈猛烈，就愿意搬移他们的企业。

　　交通事业如运河，铁道，电报等愈发展，则大工业的移入亦愈早；乡村愈与大市场密切地联络着，交通事业便愈容易发展。另一方面，大企业在乡村中的出现，其本身即构成一个有力的动机以促进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而且这些交通工具的建设，维持以及使用，又给农村民众以许多新的工作。

　　这种搬移的直接结果，对于小农业主以及他们的土地财产上，却不见得比家庭工业制度所引起的结果更是顺利。较大的为了贩卖而生产生活资料的那些农业经营，至少由于销售他们的商品的市场已经非常地扩大以及这市场的更加接近他们而占得便宜。然而这种便宜一定会由工业所引起的劳动者的缺乏。而愈趋平衡。

　　小的以及大的农业主都因了地价的增高而蒙受不利。大工业引起人口很快地增加；这种增加不但如家庭工业那样，只是容易缔结婚约和容易建立家庭经济的结果，而且也是吸收外来的劳动的结果；因为在乡村中的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单靠他最近的周围所供给的劳动力，大多是不够用的。因此对于房屋和小块土地的需要是增加了，其价格亦就随之而提高。但是地价愈高涨，如果其他的条件都不变，那么购买土地者留作经营所需的财力将减少，而他的用具也一定会愈变简陋。

　　此外还需讲到的，就是大工业所要求于工人的方式，照例是与家庭工业完全不同的。在家庭工业中，有时会使全家人员间断他们的工业劳动而注其全力于农业劳动，例如在收货的时候。当然这不是常常如此的。在有些家庭工业中，工作最紧张的季节，正逢着农业最累人的时期。“在收获得劲的时候，使耕作者的劳动时间延长至20个小时，而晚上的休息只有四小时；可是正常那个时候，制作玩具者也正须拼命制造而没有片刻去顾及必要的耕作”（见E. Sax,“Die Hausindustrie in Thuringen”, Ι, 48页）。

　　在发生这样情形的地方，工业和农业便会分离起来，因为两者合在一人身上是不可能的。然而这绝不是一般的情形。

　　在大工业经营中却就完全不同了，巨量的固定资本如果被搁置着不用，就等于无故的损耗，这便逼迫企业家一定要尽量的去避免劳动过程中较大的间断。只有很少的大工业，只在一年中的一部分，并且仅在部分时间内进行，而且只在农业工作停顿或不紧张的时候。例如糖厂，它的“动作”始于秋天，就是当着甜葡萄收获的时候；一到冬天，便停止工作，中间只经过了四个月。在这时期中，要尽量加紧工作，因为一到春天葡萄就很容易变坏。

　　这样看来，糖厂中的工作绝不会妨害农村劳动者和小农的农业上必需的劳动时间。

　　煤矿中的工作，同样地有时能与农业劳动相容的。冬天用煤较多，因而对煤的需要亦较高；另一方面煤矿中夜工的采用，可以使一部分的矿工在白天解放。本来在白天应当休息的，可是他们往往利用它来做农业工作。这些工作的动机就在于他们想增加自己的工钱，并且由于他们自己感觉到不愿意解放他们在过于短促的煤矿工作中所残留下来的劳动力。

　　葛尔克曾有一段记载：“在李克节斯古神（Kreise Recklinghausen）县内，农业劳动是和非农业劳动相互交替；那些有些土地自由日工，往往从收获的开始到11月底是在乡里，余下的时间就在矿山里工作。（见“Verhalynisse der Landarbeite,”I,121）

　　在开尔申克尔（Gelsenkirchen）与北风（Bochum），特尔蒙（Dortmund）的矿山工业区域，有土地的农村劳动者几乎都不见了。“虽然有时亦雇佣那些没有任何土地财产的日工；可是大部分的还是矿工，他们在矿山中的短促的劳动时间底下，特别在做夜工的时候，可以在白天找些时间去做农业工作；他们或者向农民租借屋子而答应在收获的时候帮助他们的屋主，或者依着同样的条件去租借一小块土地来培植马铃薯；或者最后，也有那些工人因为精力竭尽而不适合于矿业的缘故……我们很少见得日工能从自己的经营中得到收入。当然。这只是指那些以农业工作为副业的矿工。他们有时租得了有些园圃的小屋，养了一二只山羊；有时还可以在地主土地上种许多马铃薯，只要他们能够适施以必要的肥料”（见前书第132页）。

　　最后再举一个西莱泉亚的东部煤矿区的例子：“在煤矿及工业区域内所常见的现象，就是农村劳动者往往在煤矿及工业中做工，特别在建筑事业或工厂中做工。可是一到收获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乡里去了。这种现象在小土地所有者中间发生的特别多”（见前书第三卷502页）。

　　在这种情形下，矿山工作就能成为农民经济有力的支柱。“土地所有的剧烈竞争（Gemenglagen）对于农民所有上的影响到处都是极有害的，如果所有者是靠他的土地而过活的”，一个威斯脱法伦的报告中这样记着，“可是如果农民还能在矿业或工厂中找到副业，如果齐肯县中有80%的农民是这样的——那末这种祸害就不会发生在这些地方了”。（见 “Bauerliche Zustande”第2卷8页）。

　　纵使在单个的工业部门中只需要或只允许季节的工作，可是一般的大工业还是持续不断地整年地需要劳动者的。

　　但是它不像家庭工业那样需要家庭中全部分的劳动力。剥削14岁以下的童工也被法律所禁止。主妇在大工业中做工比在家庭工业中要困难得多，在家庭工业中她就不必出门，而在前者则不然。无论她怎样容易参加家庭工业的劳动，可是要她离开自己的房屋和儿女却就不容易决定了；而且在乡村中比在城市中使她更不容易决定，因为在乡村中，家庭经济起有很大的作用，而且这家庭经济的机能，还没有用公共食堂，育婴院和幼稚园等的设备来减缩。

　　除了这些劳动力，即在大工业制度下还保留着的家庭经济以及与这家庭经济相连接的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外，更须加上残弱的劳动，家庭工业可以给一切甚至最衰弱的人们以工作，而大工业所要求工人的是那种只有在壮年时才能担当的那种劳动强度，并且要很迅速地把它耗尽。在乡村中很小的经营能够给那些工业所创造的大批残疾阶级以适当的职业。

　　大工业又像家庭工业一样，不过在另一种方式下使小农业所能支配的那种劳动力变为拙劣，同时又逼迫他把这种经营缩小，因此也就使它更形恶劣。

　　另一方面在乡村中的大工业资本，正像家庭工业的资本一样，并且是根据同样的理由，几乎不会遇到工人们的浓重的反抗，而可以尽量地剥削和贬黜他们。

　　黑尔格尼尔（Herkner）在他关于上爱尔萨斯（Oberelsassische）的棉织工业和工人的著作中，很卓越地描写出这一类乡村大工业的模型。在米尔古才（Mulhausen）区域里，任何恶劣的情形，总比不上那些建设在乡村中的仿制工厂那样地恶劣了。“一般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克刺脱（K. Grad）亦报告是12或14小时的工作时间。做夜工，甚至未成年的童工也要做夜工，是常见的事情。在那里对未成年的女工所施的侮辱，正和米尔古才一样。到处都同样地盛行着罚金和扣工钱的制度。这些制度更因了工作者的更大的依赖性而更最厉地施行者。在大部分的工业区域中，当地的工厂就是劳动者唯一的机缘。……此外还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劳动者往往还被束缚在由他的父老或妻子所经营的小经营中的那块土地上。至于工人对于劳动条件所生的影响，自然还完全谈不到。

　　“那里的工钱平均比米尔古才的低三倍，而这种工钱上的差额比较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间所有的差额还要大些，所以实际的生活程度还要低下……。食料大部分是马铃薯，至于肉呢，至多在礼拜日见面一次。白兰地的消费量却多于米尔谷才。据说佛克森（Vogesen）地方的一个工业乡村中，居民总数不过800人，而一年所消费的酒量却有3万公升。”

　　工人的情形更因物品支付成为统治的支付制度而更形恶劣（此制度德文称为Truksystem）。

　　“身体的愈加毁伤与生活条件的更加恶劣完全相适应。……秦五县内的县医说：‘在有工厂的乡村，人们从小就在厂里做工，因此所有应募的人几乎都没有用处；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不久人们将不用再派招募委员到这些地方去了。……给身体的营养虽少，但是人民在表现上还是欢喜劳动的。……那些已退出工场的老弱的人们回来耕作他们小块的土地。这种耕作因为小块土地地位的高而不平，是非常费力的’（342-352）。这幅图书无论怎样惨暗，但是总比家庭工业光明得多。儿童是离开了工厂工作，生产过程虽然不像农业一样在新鲜的空气中进行，却已离开了自己的住宅而在宽大的场所中举行了；这场所虽然还有很多的缺点，可是在衞生上比起家庭工业者自己的那凄惨的陋室已经好过万倍。恰恰因为工业劳动者不是那样自由”，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愿去开始工作或停止工作，而各人须一样地遵守秩序，所以劳动的范围已比家庭工业狭小，因此更加容易管理，更加容易用规律来压制，工厂将分散的劳动力联系起来，并且帮助他们互相和谐；它更使有工厂的乡村与外界密切关联着，因为它发展了交通事业，并把有智识的劳动力从城市引入乡村了。这样，它就成为使农村民众接近城市无产阶级的手段，成为逐渐促醒农村民众的利益和明了解放自己的斗争的工具，最后在顺利的条件下还能使他们持续地参加此项争斗。

　　乡村工业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同时并没有侵犯了小农业主，也没有使他们与土地分离。反之，它却供给那些日趋破产的过小的所有者以维持其财产的方法，并且又把那种在他们自己的或租得的土地上经营起自己的小农经营的可能，供给于更大的一无所有者的阶层。

　　上面所讲的三种小农的副业，彼此并不相互抵触。它们能够而且往往是同时存在的。例如这样一段材料可以证明：“对于爱才纳赫高原的居民，特别对于那些在贫穷区域内细微有些土地的小农们把家庭工业的经营作为副业，却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可以指出下列的家庭工业：制软木，编袋子，机丝绒，结鞭子，制靴，造刷子，割管子等，这些副业都能给他们每个家庭以一个二个以至三个马克的报酬；甚至那些占有八九公顷土地的农民，也往往间兼干这些事业……。除此之外，劈柴，伐木，堆柴和采掘火成岩中所蕴藏的富裕的产物，又能给他们新的惯常的工作，特别当着农闲的时候”（见“Bauerliche Zustande” 第1卷50,51页）。

　　例如海衣茨（A.Heisz）关于德国南部的斯都脱尔脱（Obeantern Stuttgart）、贝勃林琴（Boblingen）、黑伦贝尔克（Herrenberg）的农民状况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农业劳动能够供给无数的农村民众以充分的食料，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各种副业，特别对西部二道，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里首先须指明的就是森林事业，它临时的或经常地总需要大批的人在那里作工。在研究家庭工业的状态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纺织和刺绣。除了这家庭工业外，却又发生了大工业。在最近几年来已与起了多少的大企业，富有的扩大了，只顾抢夺贱价劳动的小企业主亦增多了，……此外还有那些小商业，经营牛乳，鸡卵，飞禽以及几种工业成分较少的生产品。最后，除了那直接环绕于斯都脱加尔托（Stuttgart）的乡村外，梅领根（Mohringen）、旁莱琴（Bonlanden）、普罗托德加克尔（Plattenhardt）、弗金克（Vaulingen）、鲁尔（Rohr）、莫斯贝尔克（Musberg）、比尔克（Birkach）都可以被称为日工的区域，其中许多日工从鲁依脱（Ruith）、古梅顿（Hemmaden）、克姆乃德（Kemmath）、希尔加伍才（Scharnhausen）甚至还从不利尼克（Plieniagen）天天跑到爱斯林琴地方（Esslingen）的纺织厂中去。”

　　然而这许多副业并非到处可以找到，并且不一定能够完全满足那些小农业主的对于货币的需要。如果辅助工作不来找求农民，那么农民就没有法想，只好自己去找寻追求这些工作，因此他往往就要抛弃了土地而单身出去。现代的交通手段愈迅速地发展，尤其是铁道帮助了运输，邮政和报纸传送了那些远处的消息，乡民就更容易决定离开自己的乡村，至少是临时地离开，同时他敢于出外的距离亦愈遥远。小农家庭中的一部分，自然是最精干的部分，往往一时一时地出外过活，并且找些金钱回来供养他们的家庭。我们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一类的出外，而不是长时期的出外；因为我们所要研究的，并非是那种在外表上很容易辨明的农民无产化的形式，而是这种更重要的形式，在这形式底下，农民仍保持他固有的面目，而只是获取的无产者的机能。

　　对于那些出外的农民最接近的，当然就是农业工作。在本地的居民不能满足对农业雇佣劳动的需要的地方，那里是不会发生缺憾的。在前章中我们已经讲过，在有大经营的地方是缺乏劳动者的；我们又将看到这种缺乏即在较大的农业经营中，也是免不了的。在德国各个极不相同的区域里，都有一种对于外来农业工人的需要；其一部分在整个夏天雇佣着，一部分只在收获的时间。他们不但在奥德边（Ostelbien）以东而且在莱茵河流域，在巴巴利亚（Bayern）。维尔顿堡（Wurttemberg）、斯利司维克（Schleswig）、古尔斯丁尼亚（Holstein）都可以找到工作。

　　现在我们举一个关于出外到巴巴里亚的农业工业的例子：“在生产谷物的区域与生产蛇麻，（酵母花）的区域往往发生于劳动力的相互交换；所以在收获的时候，后者的工人跑到前者的区域去，前者跑向后者。根据报告，我们关于农业工人的除外得有下列的结论：上巴巴利亚（Oberbayern）在夏天主要的吸引从巴巴利亚的森林地上来的工人，而自己却遣派那些收获已告完成的区域里的出外的工人到虚哇皮亚（Schwaben）去。而在虚哇皮亚便发生其高地于低低的劳动力的交换。此外替罗尔（Tirol）地方则大批遣送它那里的畜牧者到虚哇皮亚莱。下巴巴利亚（Niederbayern）的劳动力是由巴巴利亚森林地和巴加米亚（Bohmen）所供给的；而它自己在收获的时候把威尔斯古芬（Wilshofen）的劳动者派送到哑斯脱古芬（Ostenhofer）去约做六个星期的工，而在蛇麻收获的时候就把斯脱阿频克（Straubing）的劳动者派送到种蛇麻的区域。上丕弗尔茨（Oberpgalz）的男工在收获的时候，就从温屯道（Weiden）内出门到上下巴巴利亚；而那里的女工在蛇麻收货的时候，就跑到产蛇马的区域去。到这些产蛇麻区域去的，还有尼斯泰特道（Neustadt a Aisch）的工人；尼玛尔克（Neumarkt）与斯泰特姆克夫（Stadtamhof）两个道往往特别吸引丕弗尔茨的东部，巴巴利亚森林地以及巴加米亚地方的妇女，有时是儿童，来收获蛇麻和马铃薯。

　　上弗莱孔尼亚（Oberfranken），特别把白路德（Bayreuth）地方的工人遣送到是土林肯（Thuringen）和撒克逊（Sachsen）去；可是在谷物收获的时候，却吸收那些货物成熟较远的山岗区域的妇女和与儿童。在弗莱孔尼亚（Mittelfranken）的中部，在种植谷类的区域和栽培蛇麻的区域中间很盛行地发生劳动力的交换。甘尔斯堡（Hersbruck）地方在收货蛇麻的时候需要吸引从上发尔茨（Oberpfalz）及蒲门（Bohmen）来的大批的男女工。在下弗莱孔（Unterfranken）的屋克森富脱（Ochsenfurter）及施凡恩富脱（Schweinfurter）地方会收获谷物及马铃薯的时候，要引用从兰五（Rhon）、斯艾莎尔脱（Spessart）、及亚琴瓦尔特（Odenwald）地方来的男女工；一到春天那种植甜葡萄的大田庄上便来了很多的波兰工人，他们一直要做到秋天。在莱茵丕弗尔茨（Rheinpfalz）的雪金开尔（Sickinger）高原上，当马铃薯收获的时候，特别吸引汉堡道北部的那些所谓歌乐村里的女工；而且收获的时候又遣派那工人到临近沃尔姆斯（Worms）与哑斯德哥芳（Osthofen）的区域去，在秋天派他们到沙阿尔脖鲁根公社（Saarbrucken Gemeinden）里去打谷，其时间大约有六个星期。还有些大田庄，在不久以前，从4月道11月间雇佣了东普鲁士的工人”（见“Verhaltnise der Landarbeiter”第9卷第151,152页）。

　　像这样的记载，若就全部德意志来讲，真不知要繁复到何等地步。

　　至于出外的范围伸张得的最大的却是意大利的工人，他们夏天在欧洲做工，冬天——在南半球就是夏天——到阿根廷去耕作。而中国人的出外做工却最足以惊人，他们出外的时间大都不止一季而是多年的；但是从来不会一生在外。他们跑到合众国，加拿大，墨西哥，西印度，澳大利亚（Austrailen），聚檀登岛（Sunda Indeln）甚至一直到南非洲；在我们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目光中看来，这简直是德国远行工人的模范。

　　然而远行工人的工作并不限农业。除此以外，大工业，城市和交通事业的发展供给他们一种更有利的职业。在这些事业中间，一部分正如在农业中一样，可以供给季节工作；可是对于农业主最不幸的就是夏天，就在这季节中正进行着铁道的建设，开掘运河，开采矿山和各种各样的城市建设工作；另一部分又供给那些自愿找求工作者以经常的工作，与如仆役，苦工和搬运等等。

　　有几处地方形成了一种出外工作的特性。例如孔诺·弗兰克斯坦（Kuro Frankenstein）关于威斯巴琴道（Wiesbaden）有一段话：“第尔克雷斯（Dillkreis）的西部，威斯脱尔特（Westerwald）地方的全部分，以及它与上兰（Oberlahnkreis）地方西北部相接壤的地方，存在着很多的剩余劳动力；所以这个地方的许多工人都奔向莱茵工业区，从春天一直留到冬天，有些人去到乡村里去当小贩”。关于这种行乡页（Landgangerei）（小贩的形式）其蔓布的范围比较浩大，一个翁脱威斯泰尔瓦尔特（Unterwesterwaldkreis）地方的新闻记者曾有一段很可注意的记载：“到了春天，许多村中来了那些所谓小贩；他们从成年的青年男女中去挑选小贩。在2月里，他们就带了那些被挑选的人们到各个国家：荷兰，瑞士，波兰，萨克逊等国家。那些被挑选者在某几个中心的地点，例如在兰丕茨克（Leipzig）等领到了他们的商品，这些商品他们可以按一定的价格出售，并将所赚的利润交给他们的主人。他们除了工资以外还能得到薪金约三四百马克，这看他们买卖云变得手段的高下来决定。将近圣诞日，他们往往带着现款回归原籍。

　　我们早已看到在那些许多小范所由来的地方，经济关系一定会改善些；因为儿女们工作所得的报酬都要交给父母用于共同的消费。这些报酬就是花在经营的改善上，例如购买牲畜，特别是买牛，置备人工肥料以增加收成，扩大土地的所有以及积存款项于储蓄银行。

　　“有些地方被挑选者的数量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使家庭中所遗留的只是最必要的劳动力。在经济上，这种所谓行乡业是可以博得利益的；可是在道德上总不能消失其黑暗的部分，特别对远行的女子” （见前书第2卷27页）。

　　丕弗尔茨地方的山地上的穷苦的村落很愿意遣送多余的劳动力到外方去，而做一个所谓歌唱者。由伏克斯（Vogesen）的沙粒所构成的土壤是最不毛的土地；甚至那些占有三四公顷土地的亦难于过活，所以不得不去找求辅助的工作。在这些村社里：“给出工作来的人”（？）不得不到旁的地方去找求工作。他们跑到远方去，或是做一个歌唱者，或是做一个泥水匠。可是很少当一个仆役。那般歌唱者大都是很节俭的，他们把很多的钱寄回来，使他们的家不致凄惨地过活，并且可以慢慢地有一个农业的小小地田产。泥水匠就没有那样顺利：剩余最少的要算那些在在远处当仆役的人了”（见前书第2卷第193页）。

　　季节工人是经常地回家的，他将自己劳动所赚到的利益投在自己的农业经营中。即在这里，所有在城市和乡村中的，以及在工业和农业的大经营，都给了小经营以新的力量。在比较长期出外做工的却给与这小经营以另一种力量。这般人大部分是独身出来的，往往就定居在这新的活动的地方而不回到故乡来靠自己的农业不能过活的家庭。在爱尔兰，过小的农民的租金，是由爱尔兰的女人在美洲充当女仆所得的钱来交付；在德国，有些农民所缴纳的赋税也差不多如此的。但是有一部分人还是回来的，虽然他们的乡村是万分贫困，可是还愿意回到他们所生长的那小块土地上，以备娶妻承继，传宗接代，并且带了自己的积蓄，来暂时的补救那行将破产的经济，也有用来帮助那过小的经营，营买些土地，蓄养耕牛，以及修缮这正在溃塌颓壤的农舍。

　　那些帮工者对于他们所到的国家却构成了一种阻碍发展的因素。这般人都来自经济较落后与较贫困的国家，所以他们有很少的要求，而且大部分是较愚昧而富于服从性的……。他们的所以愈加缺少反抗能力，即由于他们在外国既没有出身的根源，所以往往被人家仇视，他方面也由于语言上的隔膜。就是这般人最容易让步，最愿意接受工钱条件的降低，所以成为工人运动中的破坏者，就是所谓工贼，他们最不容易被组织在职工会中。然而这般人在所到的国家中固然阻碍了进化，可是在他们的祖国却成了进化上最有利的开辟者。他们对于新环境无论获得怎样的矛盾，可是终不会完全消失他们所受的影响，他们接受新的要求和新的理想，这些要求和理想对于那新的环境无论怎样的落后，可是对于旧环境却是充分含着破坏性和革命性。也就是这般分子，在所到的国家里就是剥削和压迫的最愿服从的奴隶；可是在所由来的国家里就成为不满意与阶级争斗的促醒者和煽动者。

　　葛尔克说：“那些远行的工人在异邦所得到的智力水平的提高和更大的敏捷及活动力，往往会同时造成这种结果，即对于现有的威权关系坚决的减少了尊敬性。这般人就成为勇敢的，坚决的，骄傲的，自负的，并且是到处以身作则的去破坏宗法关系的人。而这种关系却是依然与当地的经济与社会状态完全相契合的，且是在东方大部分的地产方面所存在的主人与工人间的关系”（见“Die Sachsengangerei”第180页）。

　　从上看来，出外操业所起的作用，正和大工业的移向乡村所起的一样，它加强了小土地所有。这一点好像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成分，但同时它却完全颠覆了小土地所有者的生活条件，并且引起了许多完全不是保守的要求和概念。

　　谁认为这些简单的统计数字已完全说明了社会生活中无穷的复杂的内容，那么他可以从这统计数字中得出这种足以自慰的结论，城市无论怎样地往前发展，可是乡村还是依然故我，而看不见任何果决地发展的倾向。

　　然而，谁看到这些统计数字所隐藏的秘密，并且不像被麻醉了似地那样只注视到大经营同小经营间的关系，那么它会得到另一个结论：他可以看到大经营在数量上并没有变动，而小经营也并没有被大经营所侵吞，并且因了工业的发展，这两种经营完全受了革命的洗礼，并采着同一个方向，即使小土地所有更加密切地接近那些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而使彼此间的利害关系愈接近。

　　然而这还没有完全说明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还产生许多新的因素；它们根本变更了商品的本质，就是根本变更了那种为社会而产出剩余的农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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