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社会革命（1902）
6．民主
但是，只要我们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有所预见，难道我们不可以用民主来为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一个基础，而不用与现有制度强行决裂吗？
有不少政治家断言，只有处于一个阶级的专制统治下，才有必要发动革命；有了民主，革命就成为多余的了。据说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已经有了实现和平革命所必需的那么多的民主。据说，已经有了到处成立消费合作社的可能，而随着消费合作社的日益普及和自己从事生产，就能缓慢而坚持不断地在一个个部门里逐渐把资本主义生产排挤掉。据说，到处都有可能组织工会，来限制本企业内的资本家的权力，并在工厂里实行立宪制度，以代替专制制度，从而准备向共和制工厂缓慢过渡。据说，社会民主党无论在哪里都能进入地方政府，去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干预公共事务，扩大市政设施的范围，用不断扩充地方生产来压缩私人生产。据说，社会民主党终于能够进入议会，在议会里取得愈来愈大的影响，实行接二连三的社会改革，用劳工保护法来限制资本家的权力，并且将使大垄断企业国有化，使国营生产日益扩大。就这样，在今日已有的基础上利用民主权利，就能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引起任何震动；无产阶级用革命夺取政权的做法也就成为不必要的了。革命运动反而会起直接的危害作用，因为它采取的方式不会是别的，只会是对这种虽然缓慢但却可靠的进步过程进行干扰。
以上就是反对革命发展的人的主张。
这是他们在我们面前描绘出的一幅令人神往的田园景色。在这里，也不能说它完全是空中楼阁，而确实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他们向我们提出的真理，在这里也只是一半真理。稍微用点辩证的思想方法，就能向他们提出全部真理来。
这样的田园景色只有在作为矛盾一方的无产阶级日益茁壮成长，而作为矛盾另一方的资产阶级仍然原地踏步不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这时，无产阶级即使不进行革命，也肯定会逐渐超过资产阶级，并不太引人注目地把他们的财产剥夺掉。
但是，当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增长，而无产阶级的任何进展都导致资产阶级发展新的力量并想出和采用新的抵抗手段和压迫方法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先前片面地看问题时认为有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这时就会认为有必要去组织越来越多的战斗群众，改进和采用越来越强有力的斗争手段，并不断扩大斗争的领域。这也就是说，不应当再用蚕食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赢得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应当越来越扩大不断斗争的规模，并使我方的每次胜利和敌方的每次失败得以加深后果。
最不起作用的就是合作社。在合作社中，人们今日实际上只考虑到消费合作社。由于合作社的温和性质，一切反对革命发展的人都对合作社估价很高。毫无疑问，合作社能向工人阶级提供一系列重大的好处，但若指望靠合作社来实现哪怕是部分地把资本收归公有，那就荒唐可笑了。就合作社今日正在剥夺某一阶级而言，这个阶级就是迄今还能勉力维生的小店主和面包师之类的手工业者阶层。能适合上述情况的还有这样一种现象：虽然合作社据说是要与大资本家作对的，可是到处都没有大资本家反对合作社。恰好相反，忿然起而反对合作社的，却是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那些依靠工人顾客，因而也最容易把他们争取过来支持无产阶级政策的阶层。如果说，工人消费合作社会给某些工人阶层带来物质利益从而加强这些阶层，那么它却又使某些本来接近无产阶级的阶层脱离无产阶级运动。赖以实现和平吸收资本主义和取消阶级斗争的这一手段，却成了阶级斗争中引起新的阶级仇恨的新的焦点。与此同时，资本的权力却丝毫未被触动。迄今为止，合作社只在对小店主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消费合作社还面临着一场对百货公司的斗争。对消费合作社来说，这场斗争就不那么容易取胜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消费合作社的红利如果不加以分配而聚集起来，就能比资本积累还增长得快，以致超过资本的积累，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活动领域起到限制作用。这种看法也是完全荒诞无稽的。
消费合作社只有在如下情况下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有一定的意义，即用消费合作社来进行强有力的阶级斗争，把它交给战斗的无产者作为获得更大力量和权力的手段。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力量也将完全取决于立法的程度和国家政权的态度。因此，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赢得政权，消费合作杜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只能是微不足道的。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比消费合作杜重要得多的是工会。但工会是作为斗争组织，而不是作为社会和平组织才如此重要的。在工会同企业主订立了私人名义的或组织名义的合同时，工会也只有靠它的斗争能力，才能使合同得到保证和贯彻执行。
但是，虽然工会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如此重要，甚至是必不可缺的，但无论怎样，工会都应当估计到，迟早会出现其对立面——企业主的联合组织，当这种组织采取了卡特尔，甚至托拉斯这种紧密的经营共同体形式时，它们在工会面前就很容易成为不可抵挡的了。
但是，企业主联合组织还不是对工会的唯一威胁，更大的威胁仍来自国家政权。在我们德国，这种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可是即使在民主的英国，几年前人所共知的法庭裁定就已说明，工会是克服不了各种困难的，法庭的裁定有使工会完全陷于瘫痪的危险。
上文已经提到的韦柏夫妇在《社会实践》杂志上的文章，也为此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证据，这些证据尤其能说明工会的前途。文章指出，英国的工会发展得何等地不平衡。“一般说来，强大的工会变得更强大了，而那些以前就弱小的工会，现在则比以前更弱小了”。煤矿工人，棉织工人、建筑工人、钢铁工人的工会壮大了。农业工人、海员、缝纫工人和不熟练工人的工会则变弱了。但是，有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反对威胁着整个工会界。英国的法律尤其适合于镇压不称其心意的组织；现在用法律来反对工会的危险已增大了，而且“人们担心，这种危险会随着对工会和罢工反感的日益增长而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法官和陪审官以及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中地位比较稳定的那部分都有那种反感”。现行的法律就足以“把工人两手紧缚，听任企业主摆布”，因此韦柏夫妇认为很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那时“法官就法律所作的解释，将使集体合同及其附带规定的有利条件，如关于集体停工和工业临时停产的规定，无法实现，或实现起来毕竟代价甚高和颇为困难。”
这种情况使工会在对付资本家时一直碍手碍脚，根本谈不上真正限制剥削。可以设想，即使在这个一向被认为是工会理想国的英国，只要工会稍许对资本作出一点强制性的约束，国家政权就会采取什么行动。
即使在实行基层普选制的国家里，要在其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实现所谓的市政社会主义，也同样会受到限制。市政社会主义的实现势必受到总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制约，不能独立发展，越出界限。诚然，在个别的工业市镇，无产者可能在有力量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先掌握市镇的行政权，从而至少能使这些市镇的行政工作失去那种敌视无产者的色彩，并且实行一些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政权来实行的个别改进。但是，这样的市镇行政当局不久就会不仅受到国家政权的约束，而且在经济困难上得不到任何外援。最先能被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大多是那些几乎完全由无产者居住的贫穷市镇。这些市镇该从哪里获得为实行较大的改革所需的资金呢？它们在向市镇居民征税方面，照例要受国家立法的限制；即使不受这种限制，也不能过度地向当地的富裕者和富豪们征税，否则就会把他们赶出市镇，而唯有从他们那里才能弄到像样的钱。任何断然的改革措施，有时都需要靠新的税收来实现，而这种新税收不仅在上层阶级中，而且在广大居民中都会令人感觉不快。曾由社会主义者或接近他们的改革家所争取到的某些市镇的行政权，就是由于税收问题而又被别人夺去的，尽管他们当时治理得相当好。譬如在伦敦，在鲁贝，最近在德国的米尔豪森，都是如此。
再看看政治方面吧！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限制了！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劳工保护方面不断获得进展么？国会的每次会议难道没有给我们工人带来对资本主义新的限制吗？每次选举难道没有增加我们工人在国会中的代表人数吗？我们在国家里的权力以及我们对政府的影响，难道没有相应地在缓慢却无法阻挡地不断增长吗？资本对无产阶级的依赖性难道不也相应地正在增长吗？
确实，劳工保护法规的数目在一年年地增加。但是如果细看一下，那么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法规几乎总是意味着把业已存在的保护扩展到新的领域里去，比如遣散童工，对商业雇员、餐馆伙计、家庭工业者、海员实行保护等等。这种扩展大多带有非常缩手缩脚和犹豫不定的性质，而不是把业已实行劳工保护领域里的保护措施不断加强。如果细想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多么惊人的速度扩展其领域，多么迅速地掌握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一国又一国，那么就会发现，劳工保护的扩展速度就慢得多了，始终不能超过资本主义的扩展，而只是十分吃力地在后面跛行。一旦资本主义扩展的速度更快起来，劳工保护的扩展便更加陷于停滞状态。
如果说劳工保护在实行的广度上已经是很不够的，那么在深度上则几乎等于零。1847年在英国，由于宪章运动和纺织工人的迅速贫困化，曾争取到女工和青年工人的十小时工作日制，但严格说来，也只是全体纺织工人受到这种益处。而直到今日，我们在十小时工作日制方面有多大进展呢？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于1848年规定，巴黎工人全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制，而法国其他地方的工人则实行十一小时工作日制。几年前，当米勒朗[1]使议会通过了关于有女工童工与成年男子一起劳动的企业（即不是一切企业）内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制（仅是一纸空文，有许多比这更恶化的情况）的提案时，这件事被吹捧为只有社会党的部长才能做出的值得惊叹的成绩。而他所给的毕竟比半个世纪以前英国资产阶级立法所给的还少，因为他使十小时工作日制也适用于童工，而英国早在1844年就规定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六个半小时。
“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早在1866年就要求把八小时工作日制作为衡量社会改革成果的先决条件。但是三十六年以后，在法国社会党的图尔代表大会上，竟有一位代表反对把八小时工作日制列为我们最近的要求之一。他只希望要求“采取措施，以准备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而这位先生竟没有被人嘲笑，甚至还能在巴黎参加竞选！
由此可见，社会改革获得迅速进展的唯一结果，就是社会改革家们的谦逊。
但是，在代议机构里社会主义者议员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这很简单，只要不光看到事物的这一面，还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就自然明白。社会党议员的人数诚然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却衰落了。这种现象充分暴露在选举时其得票数字下降，而且每次选举结果都一蹶不振上。他们越来越胆小怕事和没有骨气，在对付反动势力时，只知道表示他们愿意一旦上台，就立即为推行反动政策开放绿灯。这就是今日自由主义觅取政权的方法。
但是，不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壮大而相应地减弱，就连议会也因其内部社会民主党势力的日益扩大而愈益丧失其影响。这两种现象是同时出现的，但两者彼此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反之，没有或只有寥寥几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议会，譬如普鲁士议会，在影响和创造力方面则比别国议会削弱得更厉害。
议会的没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把议会里属于技术性的问题看成是导致没落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因素是可以通过改进议会的议事制度或职权范围而加以消除的；议会没落的主要原因取决于那些通过议会制度来对政府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诸阶级的性质。
如果议会制度要兴旺发达，那么它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要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多数派，其二是要有一个由多数派坚决要求实现并督促政府加以实现的伟大社会目标。在议会制度的全盛时期，这两个先决条件曾是具备的。只要资本主义还代表着民族的未来，则在议会中有重要地位的各阶层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众，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而多数小资产者，甚至工人，也都追随资产阶级的领导。
于是，自由主义就作为一个怀有伟大目标的团结的政党而兴起。自由主义为建立议会制度及其在议会中所作的斗争，使自由主义获得了重要意义。
从那以后，就出现了我前面所说到的新的发展情况。一种特殊的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中滋长起来，把一部分知识分子、小有产者和小农吸引到社会主义营垒中来，而小有产者和农民中的其余部分则成了十足的反动派。与此同时，工业资本中最有实力的分子则与金融巨头相结合；他们从来没有重视过议会制度，虽然有时也利用议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请看巴拿马案件[2]。
自由党于是四分五裂了，而统治阶级中并没有产生另一个具有统一性质的议会大党，以代替原来的自由党。有产阶级愈反动，愈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就愈分裂成各个小派别，也就愈难于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议会多数派。只有一个办法把形形色色的派别结合成暂时的多数派，那就是要它们各自放弃要在议会中起决定作用的野心。这样的结合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极不牢靠的基础上的联盟，因为并设有任何内在联系把它们纠合在一起，而只是出于表面上权宜之计的考虑；这样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毫无成果的，因为其成分是如此复杂，以致不要它们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等于不要它们生存。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参加到这种联盟里去，就能够缓慢地逐步进入政权，那就是异乎寻常地误解了这种联盟的实质——这种联盟是从议会制度的没落中产生的，它本身便意味着议会制度在社会和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
但是，社会发展不仅导致议会里的统一大党瓦解成许多同床异梦、甚至互相敌视的派别，而且还导致议会多数派往往比政府更反动，更敌视工人。政府虽然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可是它毕竟对整个政治和社会关系了解得更清楚。对政府来说，国家官僚机构虽然也仅仅是听命于它的顺从奴仆，但官僚机构却能以其一贯的作风和倾向对政府施加影响。而官僚机构是从知识分子中间收罗其工作人员的；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重要意义的了解，即使相当审慎而缓慢，毕竟是在逐步加深的。
这一切的结果是：政府虽然怀有敌视工人的反动思想，但往往毕竟不像站在政府背后的统治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尾巴那样盲目蛮干。从前曾经是迫使政府沿着进步道路前进的议会，现在却愈来愈成为破坏政府有时由于情势所迫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点点进步措施的工具了。随着这些靠议会制度来实行统治的阶级日益成为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议会制度也在丧失其意义。
另一方面，如果说对无产阶级选民群众情绪的照顾有时毕竟会迫使一个代议机构采取对工人友善和民主的作法，并且在这方面显得比政府高明，那么政府也能找到足够多的办法来撇开议会而独立行事。
在美国，反对工会的斗争与其说是由代议机构来进行，还不如说是由法院来进行的；在英国，对工会发动进攻的，也是上院颁布的法令，而不是由选民选出的下院的立法；已被否决了的颠覆问题提案的精神，在德国法庭上又死灰复燃了；德国工人对此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于是，议会制度在两方面的压力下受到了夹击；统治阶级的政党和政府都愈来愈使议会制度无法取得成果。议会制度愈来愈没有能力去朝着某一方向推行一种坚定的政策。它已愈来愈显得老态龙钟和软弱无力了。要重新唤起它的青春和活力的话，只有由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来实现，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整个国家政权的同时也夺得议会，并且使议会为无产阶级的目标服务。议会制度远远不能阻止革命的进行或者抹煞革命的意义，毋宁说，议会制度甚至还需要革命来使其重新具备生命力。
但是不能因而就误解我，仿佛我认为民主制是多余的，仿佛我认为合作社也好，工会也好，社会民主党争取进入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也好，争取各种民主改革也好，都是毫无价值的。再也没有比这种误解更荒谬的事了。恰恰相反，这一切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们只有作为制止革命，也即制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时，才是毫无意义的。
民主制有产生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形式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就已经具有极高的价值了。这种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决不会再像1789年甚至1848年那样，是一场无组织的群众斗争，那时群众缺乏政治教育，对斗争着的诸因素的力量对比毫无认识，对斗争的任务和解决任务的方法没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谣言声中和遇到突然事件时便人心惶惶，陷入思想混乱。相反地，这个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将是一场有组织、有觉悟的群众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群众是坚定不移和深思熟虑的，他们不会被任何刺激所触怒，不会因受委曲而大发雷霆，因而也不会在遭受挫折时灰心丧气。
另一方面，通过竞选斗争可以估计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使无产阶级清楚了解各阶级和各政党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的进展和挫折，从而避免由于过早地开展行动而招致失败。但是通过竞选斗争，也使敌人能自己认识到某些阵地无法坚守，从而自动放弃那些尚不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阵地。这样一来，斗争的规模就不致于那么残酷，那么需要重大牺牲，也不再盲目地受偶然事件的支配了。
但是，也不能把民主和行使自由权利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效估计过高。实际上它还不足以限制资本主义的统治和促进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可是，即使最微小的改革或组织性，也可能对无产阶级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再生有极大的意义。如果不要求改革或不搞组织活动，无产阶级就会毫无保障地断送给资本主义，而早就沉沦在时时刻刻威胁着无产阶级的贫困之中了。但是，无产阶级议员之所以必须在议会和地方代议机构中从事活动，以及无产阶级之所以必须发挥组织的作用，这不仅是出于使无产阶级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使无产阶级在精神上趋于成熟的需要。无产阶级必须日益切实熟悉国家和地方的各种行政工作，以及经济部门中大企业的各项任务和办法，因为它一旦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统治阶级以后，是更需要有这种精神上的成熟程度的。
由此可见，民主制作为一种使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以适应社会革命的手段，是必不可缺的。但是民主不能用来阻止这种革命。民主之于无产阶级，犹如空气和阳光之于有机体那样，缺少了就不能发挥其力量。但是，不能只看到这一个阶级的成长而忽视敌人的同时成长。民主并不妨碍资本的发展；资本的组织程度及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力量，是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增长着的。应当看到，消费合作社固然在成长，但资本的积累却同时增长得还更快些；虽然工会在成长，但资本的集中和转变为庞大垄断资本的组织程度也在更快地增长。还有一些在这里尚未进一步加以探讨的事物不妨略略提一提：社会主义报刊诚然在成长，但无党派的、无骨气的报刊也同时在成长，它们正在麻醉和毒化着广大人民群众；工资固然在增加，但利润额增加得还更快；议会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人数虽然在增加，但议会的作用和意义却越来越减小，而与此同时，议会多数派和政府则越来越依赖金融巨头的势力。
因而，在无产阶级发展其权力手段的同时，资本也在发展其权力手段，其结局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两者之间的一场大决战；而这场大决战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前是不会告终的。
资本家阶级既成为多余的，无产阶级便相反地成为社会上最必不可缺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已处在既不能征服又不能根除无产阶级的境地。无产阶级即使在每次失败之后，也必然会重新站起来，比以前更具有威胁性；反之，无产阶级只要取得打倒资本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就能夺得政权，并使其政权不作别用，只用之于消灭资本关系。资本关系一天不消灭，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不会也不可能结束。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产生的，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实现它的任何基础。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也是一种空想。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假定，资本主义结束的方式会不同于它开始的方式。无论经济发展或政治发展都没有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革命时代已告结束。社会改革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加强，都不能阻止革命。它们更多地发挥其作用的结果，只能导致战斗的无产阶级产生出更先进的分子，从而使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从争取初步生存条件的斗争，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
[1] 米勒朗（Alexandre Millerand，1859—1943）法国政治家，1885年起为法国议员，1899年起在资产阶级内阁中任第一位社会党部长，嗣后逐渐右倾，1904年被开除出党，1920年任总理，1920—1924年任总统，1924年被迫辞职。——译者
[2] 指1892年揭发的有关巴拿马运河公司问题的议员受贿案。该案曾牵连许多法国议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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