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社会革命（1902）
7．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
但是，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将采取什么形式呢？我们能预料决战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吗？无产阶级在决战时将使用什么武器呢？
对这些问题，很难给以确定的答复。我们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事物发展的方向，却不能推测出事物发展的形式和速度。在探讨发展的方向时，只需要相应的注意到一些简单的规律，因而可以把那些虽然错综复杂但却不是我们认为合乎规律的或必要的现象撇开，甚至撇开我们认为纯属偶然的现象。但是，偶然现象却在确定运动的形式和速度时起着很大的作用。譬如说，在上世纪的所有现代文明国家里，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每个国家里，其形式和速度则是大不相同的。地理特点，种族特性，邻国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大人物的阻挠或促进，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有许多因素是无法预先认识到的，而这些无法认识的因素又互相给予对方以巨大的影响，以致情况会变得极度复杂，按迄今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是不可能事先预见的。因而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使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能对我们文明国家的社会状况有彻底而广泛的了解，能在研究工作上以其前后一贯和富有成果的方法而比同时代人远为高明的人，虽然能预先断定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方向，并被事态的发展过程出色地证明其预断是正确的，但有时在研究今后几个月情况发展的形式和速度上还可能发生重大的差错。
我相信，关于未来的革命，只有一件事是今天已经能有把握讲的，即未来的革命形式将与以前的革命完全不同。革命者和反对革命的人常常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按照以前的革命模式来设想未来的革命。而且因为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论证这种革命已不再可能发生，那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概念似乎根本就是陈旧的概念。在世界史上我们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革命斗争：这种革命是由一个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础上的组织，在利用民主形式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所反对的首先是企业主联合组织这样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在这个权力面前，甚至专制君主都会屈服，而且它的力量还被现代大国从专制主义那里承袭下来的权力手段——官僚机构和军队所加强。
正如前面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当前形势的特点之一是：在某些国家里，对我们进行最激烈抵抗的，已不再是政府了。以前的革命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在专制制度下，政府的力量占优势，阶级矛盾不能明显地展现出来；政府不仅阻止被剥削阶级自由地维护其利益，而且还阻止剥削阶级自由地维护其利益。只有一部分剥削阶级是站在政府那一边的，更大的另一部分剥削者，尤其是工业资本家，是站在反对派阵营里的；在反对派阵营里的还有全体劳动阶级，包括无产者，小有产者和农民（某些落后地区不在此列）。因此，政府在人民中是孤立的，得不到广大人民阶层的支持。它代表着压迫和剥制人民的最主要力量，因此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一举而推翻之。
在民主制度下，不仅被剥削阶级能更自由地成立其组织，剥削阶级也能更自由地成立其组织；剥削阶级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们想保卫自己以对付日益强大的对手的话。这两个敌对阶级的力量，都比它们在专制制度下更强大了；它们都能比政府本身更毫无顾忌和更毫不妥协地运用其权力手段；政府已不再凌驾于它们，而是对之甘拜下风了。
因此，革命者们不仅要对付政府，而且还要对付各种强大的剥削者组织。革命者们已不再像在以前的革命中那样代表人民的绝大多数反对一小撮剥削者。他们今日基本上只代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对面的，不仅有整个剥削阶级，还有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及一大部分知识分子。
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小农和某些小资产阶级（后者实际上是雇佣劳动者，或者是依靠工人顾客的）能同无产阶级联合。但是他们有时是非常不可靠的盟友。他们恰恰缺少无产阶级那种藉以发挥其全部力量的武器——组织。
因此，如果说以前的革命是人民奋起反对政将，那么未来的革命（也许俄国不在此列）可能更多地带有一部分人民反对另一部分人民的斗争的性质；在这一点上，但仅仅在这一点上，它将不大像法兰西革命型，而接近宗教改革战争型。我几乎想说，它将不大像一场突然奋起反对当局的暴动，而更像一场长期的内战，如果不把这个词与真正的战争和厮杀的概念联系起来的话。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假定，带有街垒战和类似战况的武装起义，在今日的西欧还能像从前那样起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俄国的经验证明，街垒战能有效地使军心涣散的军队在瓦解时产生其本身的觉悟，从而使纪律完全涣散。
除了街垒战之外，财政困难也是以前的革命最重要的依据。它今日在俄国还起作用。但是在西欧，财政方面的形势与1789和1848年完全不同了。当时，资本主义还很弱小，资本的积累甚少，获得资本是罕见和困难的。同时，资本对专制制度的态度有一部分是敌对的，有一部分至少是不信任的。政府也毕竟不依赖资本，尤其不依赖工业资本，甚至有时（即使大多不是故意的）还大大阻碍资本的发展。但是，垂死的封建主义导致了一切物资财富的枯竭，于是政府能从全国榨取的金钱愈来愈少，愈来愈依靠借债度日。这必然导致财政崩溃或向新兴的阶级让步，而让步和财政崩溃的结果，必然引起政治崩溃。
今日则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并不像封建主义那样导致生产不足，而是导致生产过剩，并将在其自己的脂膏中闷死。现有的资本也不是不足，而是过剩，只有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才没有过剩现象。因此，资本充斥于市，力求投资以图盈利，并且竟不怕风险。政府既要完全依赖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阶级也有种种原因要保护和支持政府。这时国债的增加只有达到如下限度才能成为革命因素：它加重了税收的负担，从而激起了下层阶级的愤然反抗；但是它几乎不能（如上文所讲，俄国例外）使政府直接面临财政崩溃，甚至不能使政府哪怕只遭到财政上的严重困难。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施加压力和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有组织地拒绝干部，即罢工。它具有比财政困难或武装起义更大得多的重要意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发达，资本愈集中，罢工的规模就愈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排挤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整个社会就愈依赖资本主义生产的顺利进行，而大规模的群众罢工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任何严重扰乱，都会变成民族灾难，从而酿成政治事变。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很容易产生利用罢工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想法。它已经在法国和比利时，在意大利，尤其在俄国，作为政治斗争手段出现了，并且在这些国家应用得很成功。它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肯定会起重犬的作用。
这很久以来就一直是我的看法。在我论述1891年新党纲的文章里（《新时代》1890一1891年度，第50期，第757页），我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在某种情况下，如果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如果暴力事件极深刻地唤醒了工人群众，那么大规模的罢工就能产生巨大的政治效果。”
我的话当然不想表达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国工会运动者所怀有的那类总罢工思想。他们是要用总罢工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特别是议会话动；要使总罢工成为一举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手段。
这是无稽之谈。在这个意义上的总罢工——一国的全体工人得到某一信号之后统统停止工作——要以工人的团结一致和组织起来为其前提条件，这在今日的社会里是几乎办不到的；如果一旦真能达到这种地步，那就势必有了如此不可抗衡的力量，以致也就不需要总罢工了。这样的罢工将不仅一举而使现存的社会不可能存在，而且使现存社会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从而使无产者早在资本家之前就不可能存在；这就必定会使无产者在恰恰正要开始发挥其革命作用的时刻不得不陷于崩溃。
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罢工，几乎永远不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肯定不会）采取一国的全体工人统统罢工的形式；罢工也不能负起代替无产阶级其他致治斗争手段的任务，而只能负起补充和加强它们的任务。我们正走向这样一个时代：这时，在企业主组织的优势之下，孤立的非政治性罢工是没有成功希望的，正如在资本家控制的国家政权的压力下，工人政党孤立的议会活动是没有成功希望那样。因此越来越有必要把罢工和议会活动都推动起来，并使这二者互相配合而发挥新的力量。
使用政治罢工也同使用任何新武器一样，必须首先学习。它不仅不像无政府主义者所吹嘘那样，是万应良药式的手段，而且也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信赖的手段。
除此之外，还可以发展出我们今日还无法梦想的其他的斗争手段和方法。在对斗争方法和斗争组织的认识与对社会斗争方向的认识之间，确实也有这样的区别：后者是在理论上可以事先研究出来的，而前者则从实践中创造出来、事后才由理论家加以观察并且探讨其对于今后局势发展的意义。工会、罢工、股份公司、托拉斯等等，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不是从理论中产生的。还可能出现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斗争方法和组织。
战争也可能成为加速政治发展和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一种手段。战争曾常常证明是一种很革命的因素。历史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形势：革命已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必要的了，但是革命阶级还太弱小，还不能推翻统治势力。有了革命的必要性并不就等于新兴的阶级恰好在那时获得恰够的力量。可惜，世界上决没有这么合适的事情。倒是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已有绝对必要由一个新统治阶级来替换旧统治阶级的形势下，旧统治阶级却仍有办法来压制其新的对手。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太久，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沉沦没落和腐败瓦解。但是在这种形势下，战争常常会完成新兴阶级还无力完成的这一任务。这时，战争只有在充分调动了全部人民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民族发生深刻分歧，战争就会迫使统治阶级向新兴阶级让步，而统治阶级便不得不以国家民族为重，让新兴阶级获得其平时决不可能获得的巨大力量。
如果统治阶级不能作出这种牺牲，或者作得太迟，战争就很容易导致对外的失败，从而引起国内的崩溃。因为，只要军队失败了，以军队为主要支柱的政权也就完蛋了。
这样，在其他手段都失灵的某种情况下，战争便显然是导致进步的有效手段，哪怕它具有残忍粗暴和极大的毁灭性。
例如，德国资产阶级便是由于当时的经济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诸国，并且由于三十年战争及其后果而被削弱得太厉害，以致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推翻封建专制政体的。后来靠拿破仑战争以及其后俾斯麦时代的几次战争，德国资产阶级才摆脱了封建专制制度。1848年法国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也主要是靠以前早就建立起来的反革命军队的几次战争来实现的。最近，日俄战争同样也十分有助于迫使俄国走上革命的道路。西欧的情况也绝不是保险能免于一次战争的，而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今日已处于一种类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样的对内和对外政治矛盾的时期。现在又到处安上大量的政治导火线了。悬而未决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愈来愈严重；但是没有一个统治阶级和政党敢于认真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若不引起巨大的震动是不可能解决的。而他们由于领教过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便总是提防着这种震动，生怕任何较大的震动都有引发无产阶级巨大力量的危险。
我在上文已经指出过国内政治生活的恶化，这种恶化在议会制度日益衰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与它伴随而来的，还有外交政策上的恶化。有人担心强有力的政策会引起国际冲突；这不是从道德上反对战争，而是由于害怕革命，害怕战争成为革命的先导。因此，我们的摄政王在治国艺术上，便把内政外交方面的一切问题长期搁置起来，让未获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还有不少国家，如土耳其和奥地利，也是靠这种办法残存着的，这些国家早在半世纪以前就把那种较有实干精神的一代革命者置于死地；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理由，资产阶级对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民族国家的兴趣已完全没有了。
但是这些危机温床并没有熄火，无论哪一天它们都能像马丹尼克岛[1]上的贝莱火山那样重新燃烧起来，并点燃那种摧毁一切的战争之火。经济发展在统治阶级中唤起了要垄断市场、要征服海外属地的贪欲，并且用金融巨头的强暴观点代替了工业资本家的倾向于保持和平的观点，从而经济发展本身就创造了新的危机温床和危机原因、新的摩擦面和战争纠葛的新缘由。
今日，和平的唯一保证就在于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惧怕。在冲突的原因不能增多的情况下，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还有待于看看再说。现在有一些完全由肆无忌惮和残酷凶暴的贵族地主和金融巨头集团统治着的国家。这些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正以最大的危险威胁着世界和平。我们必须估计到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从而也估计到发生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这种动荡若不直接以无产阶级的奋起发难而告终，就至少毕竟能为这种奋起发难开辟道路。
但愿不会误解我。我这里是在探讨，我不是在预言，更不是在这里表示希望。我是在探讨什么事可能会发生，而不是宣称什么事必定会发生，尤其根本不是在要求什么事应该发生。如果我在这里把战争作为一种革命手段来讲，那么这并不是说我希望有战争。战争的恐怖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以致今日也许只有军事狂热分子还执迷不悟地有勇气去冷酷无情地要求战争。但是，即使革命不是手段，而是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代价，哪怕是最血腥的代价都不算太昂贵的话，也仍然不应该希望利用战争来作为发动革命的手段，因为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缺乏理性的手段。敌国的入侵会造成骇人听闻的破坏，会对受害国提出大量的苛求，从而导致受害国爆发革命；而革命遇到的是本不归它承担却强加给它的一些最沉重的任务，这些任务，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把革命的全部手段和力量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由于战争而引起的革命，有时会恰好发生在革命阶级正处于无能为力的时刻，因为战争让革命阶级过早地负起了它当时还弱小得无力解决的那些任务。由于战争会造成人员的牺性，并在很大程度上起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衰退，战争本身也可能使革命阶级进一步遭到削弱。因此，革命政权在任务上加重了负担，而在力量上却被削弱了。因此，由战争引起的革命往往更容易失败，或者过早地丧失其动力，如果产生动力的基础不甚牢固的话。由一次人民起义而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靠一连串战争而输入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其成果何等地完全不同啊！另外，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不是由1870一1871年战争过早地强加给巴黎无产阶级，而是在较迟的时机才发生的话，巴黎人就会获得足够的力量，可以不经战争而推翻路易·拿破仑及其匪帮，这对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有多么大的贡献啊！
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希望用战争来人为地加速我们的进展。
但是，一切事情不会总是顺应我们的希望而来到的。虽然人类自己创造历史，但是人类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来选择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来选择他们的生活条件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如果事事都会顺应我们的希望而来到的话，我们中间谁不宁愿要和平的途径，而不要暴力的手段。我们的个人力量也许还不足以应付暴力，却让暴力把我们吞噬掉。但是，我们的任务不在于表示虔诚的愿望并且要求世界顺应我们的愿望，而在于认识现有的任务、条件和手段，以便利用这些条件和手段来适当地解决这些任务。
研究实际情况，这是合理的政策的基础。正是研究了实标情况，我才获得了我在本书第一版里所讲过的这一信念：我们又在走向一个革命时期；这个信念已如我所料地被俄国革命的爆发证实了。
反对这种“革命浪漫思想”的，也仅仅只有一种常常有人提出的异议，这就是：对于在西欧的我们来说，俄国的情况不会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据说西欧的情况与俄国的情况根本不同。
我当然不是不知道其间的区别，虽然我们也不能夸大其区别。俄国工人阶级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落后。正如英国工人必须改掉他们把德国无产阶级藐视为落后者的通病那样，我们在德国的人也必须纠正我们把俄国无产阶级看成落后者的偏见。
但是，西欧与俄国的区别当然是有的，而且还很大。这里主要讲两点区别。第一，在俄国，革命作为推翻统治政权的斗争是几乎一切阶级的事，尤其是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事。俄国的产业无产阶级在其革命斗争中，不仅代表其本阶级利益，而且代表全民族的群众利益。但这时，推翻俄国统治政权是无产阶级从贫困中谋求翻身的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在其阶级斗争中赖以坚持阵地的伟大武器，就是群众组织。没有政治自由，没有结社权和集会权，没有出版自由，这种组织就不能发展；但是，除了工会组织之外，无产阶级还迫切需要独立的政治组织，以便能在面对着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实现其阶级利益。而且，为此还必须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无产阶级需要这些权利，正如需要面包、需要空气那样。它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更迫切需要这些权利。因此，它比其他一切阶级都更需要对任何拒绝给它这些基本权利的政权进行决死斗争，也就是更需要反对专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比其他一切阶级都更需要革命化。
西欧无产阶级的处境就不同了。在西欧，资产阶级已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站稳了脚跟，因而基本上已争取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或者只对一些小事情心怀不满，而用不着为这些小事情发动革命；或者像某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那样，在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遇到苦难，那么他们只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谋求改善，但也只限于在现有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以恢复昔日光景为限度和通过支持反动政党来实现。
面对着无产阶级，他们结成了一个愈来愈紧密的作战方阵。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成为民族的广大群众时才能指望获得胜利。今日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事实。在德国，雇佣劳动者已占就业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三。在革命事业上可加以考虑的这些德国居民阶层，按所占比例来算也许同俄国的差不多，但作为有共同利益的统一阶级，则人数比俄国的多得多。这一区别并不足以说明德国的革命比俄国革命更困难。
我们也没有丝毫理由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程度比俄国无产阶级轻些。恰恰相反，我们已经看出，随着资本主义向前发展，无产阶级遭到的剥削愈来愈厉害了。如果说，德国工人的状况比俄国工人好得多，那么这是因为德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高得多，而且按国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来说，德国工人的需要也多得多，因此德国工人比俄国工人更痛心得多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枷锁。
但是，德国工人有一点比俄国工人强，那就是有较高度的政治自由，能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并依靠强大的组织而获得更大的力量。这是西欧工人比起俄国工人来最大的有利条件；西欧无产者的革命条件之所以与俄国无产者完全不同，其原因也就在此。
恩格斯早就认定，我们目前靠利用现有的合法基础就最能兴起：如果我们铲除这些合法基础，那么我们就是傻瓜。但正是从这一认识中，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愈强大，我们的敌人就愈觉得有必要采取暴力手段，使我们不可能走合法途径，因而他们就成了逼迫西欧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了。
但愿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似乎民主形式的存在会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似乎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更乐于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超过他们。近年来，除了沙皇当局之外，恰恰是一些民主共和国，如瑞士、美国和法国，使用暴力对付罢工者的次数是最多的。在选举上弄虚作假以及在法庭和警察恐怖主义方面，美国现在已打破纪录；另一方面，企业主组织已愈来愈懂得要实际上废除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结社权，从而把无产阶级逼得走投无路。
当然，用法令来废除选举权和结社权，这在一个非民主国家里，譬如在德意志帝国里，就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容易，因而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也更大。但这时，无产阶级无疑地会被迫进行生死决战，而这一决战可能仅仅以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开始，从而扩大成反对整个统治政权的斗争，即扩大成革命。
由此可见，政治自由在西欧的存在，并不排除发动革命的可能性，但是这场革命当然会具有与俄国革命不同的出发点。如果说，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一开始时就采取进攻性的革命行动（因为推翻现存制度是无产阶级任何成功的行动的先决条件），那么西欧无产阶级的任务则是要保持和利用他们业已获得的那一点点政治自由；因此可以说，西欧无产阶级的行动首先是要保卫现有的权利。但是，胜利的行动是不能用单纯防御方式来完成的。敌人愈蹂躏现存的自由并且愈限制无产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就会更快地被迫转入进攻，革命斗争的时刻就会更快地到来。
我们西欧无产阶级绝不能高枕无忧，满以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最大的困难业已过去，满以为现有的政治自由就向我们提供了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保证。虽然想到这些是可喜的，但可惜我不认为这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夺取政权——这个最重大和最艰巨的斗争还在我们的前面，只有在长期艰苦的搏斗中才能决定这场斗争的胜负。我们必须在这场搏斗中，尽可能地动员出我们的全部力量。
最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莫过于劝告无产阶级立即解除武装，以便争取到资产阶级的所谓让步与和解。在目前形势下，这不意味着任何别的，只意味着把无产阶级交给资产阶级任其摆布，让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赖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意志衰退和蜕化变质，没有能力去担当它的伟大历史任务。
英国工人的情况就足以证明这样说并非夸张。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有更多的无产阶级，更发达的经济组织，更大的政治自由。可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英国无产阶级迄今在政治上更毫无权力了。在最近以前，英国无产阶级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一切独立性，甚至已不再能维护其最切身的利益。
在这方面，也可以由上文已一再提到过的韦柏夫妇来提供证词；他们肯定不会是有革命思想嫌疑的消息来源。上面已提到过的那篇文章说：“在过去十年的繁荣时期内，英国工人对‘劳工政策’的兴趣逐渐减少了。工人们在思想上渐渐不再关心八小时工作日制，并且对1890一1893年间工会曾那样热情追求过的费边式的建设性社会主义也不再向往了。同时，下院的工人议员人数也并没有增加”。
甚至不久前挨到敌人的皮鞭，也未能使英国无产阶级振作起来。英国无产阶级对摧残工会的行为默不作声，对提高工人的面包价格也不发一言。只是到了最近，英国工人才激动起来，有了较强烈的要求改变这些现实主义政策的倾向。工会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要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工人政党，以便对抗自由主义。
但在推行现实主义政策时，无产者随着政治力量的丧失，道德上和思想上同时也在日益退化。
我在上文曾讲到无产者在精神道德上的再生，即无产者已从现代社会的野蛮人变成了保持和发展我们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只有在无产者与资产阶级处于最尖锐对立状态的国家里，无产者才能如此奋发振作；在这种国家里，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能使无产者随时随地意识到，他们负有使整个社会随着无产者一起上升到更高阶段的使命。在这方面，英国却又一次向我们表明工人阶级已陷入什么境地，他们放弃了革命，只推行现实主义政策，嘻皮笑脸地抛弃了自已的理想，拒绝一切不能以英镑和先令来体现的斗争目标。连资产阶级都亲口抱怨英国工人上层分子在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堕落。这些工人上层分子亦步亦趋地效法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他们今日几乎已不是什么别的，而只是小小的资产阶级，只是在较为不斯文这一点上，才与其他资产阶级有所区别；他们最崇高的理想就是效法其主人，模仿他们伪善的装腔作势的样子，羡慕他们能捞到财富，过着行尸走肉似的消闲生活。在他们们看来，自己阶级的解放显得是荒唐可笑的梦想；反之，足球、拳击、赛马、赌博，却深深打动他们的心弦，占用了他们整个的空闲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
想要用道德说教来向英国工人灌输更高尚的人生观和奔赴崇高理想的观念，这是徒劳无功的。无产阶级的道德只能产生于革命的愿望；有了革命的愿望，无产阶级就会更加坚强和高尚。正是革命的愿望才使无产阶级从最深沉的屈辱地位中惊人地振奋起来，而成为十九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事件。
我们必须首先坚持革命的理想主义，才能在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下都承受得了最沉重的担子，完成最崇高的事业，不辜负有待我们去完成的伟大历史任务。
[1] 西印度群岛中的小安的列群岛的第二大岛。——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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