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社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普选制（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普遍兵役制），这些制度不仅是一种可供现代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与那些当年努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诸阶级对比之下能更有利地加以运用的武器；这些制度而且还能使各个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显示出来，并且使鼓舞着这些政党和阶级的那种精神显示出来，而在专制制度时代，这些因素是无法显示出来的。当时，统治阶级也同革命阶级一样地在黑暗中瞎摸索。因为反对派的意见不可能表达出来，所以政府和革命者都无法了解它们自己的力量。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同样都有这样的危险：即在还没有同对方较量之前一直过高估计自己，而在遭到失败之后立即又过低估计自己，于是就灰心丧气。这也许是足以说明为什么在革命资产阶级时代里有如此多的政变暴动迅速被镇压下去而归于失败，又有如此多的政府突然披推翻、从而出现革命和反革命相互交替局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则情况完全不同了，至少在那些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是如此。人们把这种民主制度称为社会的安全活门。如果有人因而就想说，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这个阶级由于能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怒和痛苦而感到满足，这个阶级已经放弃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那么这些说法是错误的。民主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也不能阻止这种矛盾的必然的最后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被推翻。但是民主能做到一件事：这就是它虽不能防止革命，但能防止某些时机尚未成熟的、没有希望的革命尝试并且能使某些革命起义成为不必要。民主能明白地显示各个不同的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它不会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也不会打乱它们的最终目的，但是民主能使新兴的阶级不去试图完成它所不能胜任的任务，民主还能使统治阶级不去拒绝那些他们已不再有力量来拒绝的让步。发展的方向并不因而有所改变，但发展的历程会更加肯定，更加平稳。在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事业的进展中不会显出像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代所显出的那样明显的胜利，但是也不会显出那样重大的失败。自从60年代里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兴起以来，欧洲无产阶级只遭到一次大失败，这就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当时法国仍然受着帝国统治的后果的影响——帝国是不让人民享有真正民主制度的，法国无产阶级只有很小一部分才达到阶级自觉，起义是被强加给法国无产阶级的。
　　“民主的无产阶级斗争方法，也许显得比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斗争方法单调些；毫无疑问，这种方法是较欠戏剧性，不够有声有色，但是这种方法所要求的牺牲也小得多。对于富于文艺炅感的文人们来说，这种牺牲也许是很无关紧要的，这些人从事社会主义活动是为了寻找有趣的玩意儿和有趣的材料；但是对于那些真正进行斗争的人们说来，这种牺牲就决不是很无关紧要的。
　　“这种限于运用非军事手段，议会活动、罢工、游行示威、新闻出版事业之类的压力手段的所谓和平的阶级斗争方法，在任何国家里，只要它的民主制度愈有效，居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识别能力愈强，自治能力愈强，就愈有继续保持下去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