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无产阶级专政（1918）
九、专政的遗留物
甲 农业
专政据说不仅会对社会主义宣传提供最理想的实际事例教育，而且即使专政在还没有达到其目的之前就不能维持下去而陷于崩溃，它也会通过其事迹而缩短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拥护专政的人期望：专政将遗留下许多不能再被消除的遗产，并且还铲除掉许多不能再被建立的东西。
正如其他许多观点那样，这种观点也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察；一直还在这个革命的影响之下的，有这样的人：他们把一切不适宜于他们的东西一律都冠以“资产阶级的”称号并且予以谴责，在他们看来，民主只是一种资产阶级偏见而己。
这种观察是正确的，但是从这种观察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者的结论不同。专政能比民主做到更激进的一些事，但是这些事的后果恰恰并不总是专政者们所想要的。虽然这些专政者何等高高地凌驾于国家其他一切权威之上，但是他们仍然永远要仰赖一个因素，即仰赖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这个基础，而不是专政者的意志，将决定专政的社会效果最终将会是什么。
法国革命中恐怖统治的最强大动力，是巴黎的无产者和半无产阶级小市民。他们想要的是：平均财产，摧毁大资产。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对封建残余的摧毁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来要彻底得多，他们从而就最有效地替新的资本主义大资产的兴起铺平了道路，这种大资产在恐怖统治推翻之后立即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平等主义者的那种专政的遗产就是大资产的兴起，而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平等。
要了解目前苏维埃专政的经济遗产将会是什么，我们就不仅必须也考虑到它的意图、愿望和措施，而且还要考虑到俄国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是有决定意义的。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考察也许显得是单调的学究式的做法，这种做法同马克思这样的人在内心中燃起的革命烈火似乎是不相协调的。谁也不能有把握地说，马克思如果在目前的形势下会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单调的学究式的做法会证明是唯一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正是马克思的最不朽的功绩之一。如果有人认为在认识问题上单纯的热情比专业知识还更重要，这种人就会被马克思当作空论家而撇在一边。
直到现在，俄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而且是小农生产。全国人口的4／5，也许甚至是5／6是靠小农生产维生的。1913年，俄国（不包括芬兰）的城市人口是2400万，农村人口是1.47亿。农村人口中的压倒多数是农民。革命并没有使这种情况发生任何变化。毋宁说在过去几年里这种情况更加发展了。许多工人回到农村去。城市中的饥荒情况比农民中间要严重得多。
革命以前，农民一直在半封建的压力下生活。诚然，1861年的改革曾废除了农奴制，并且使农民成为在形式上自由的人。但是这种改革不是革命的结果，而是家长式的专制统治的结果，这种统治以父爱的态度关心着要使大地主在改革中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反而要得到好处。农民为了获得自由而不得不支付的代价是丧失他在改革前所耕种的一部分土地，农民还必须为那片指定给他的土地支付高昂的地价。俄国农户的平均土地拥有额确实比西欧高。革命以前，在俄国，拥有土地5俄亩（5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10.6％，而在法国，拥有土地5公顷和5公顷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1.4％，在德国，占76.5％（见马斯洛夫著《俄国土地问题》斯图加特1907年版第19页）。但是，由于农民无知、技术原始和牲畜肥料缺乏，俄国的农业是如此地落后，以至于俄国农业的生产率比西欧农业低得多。在法国，每俄亩土地的小麦产量是70.5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在德国，其产量是77普特；而在俄国，则只有28.2普特（同上书第20页）。
因此，农民在获得解放以后在物质上处境比以前更恶劣了。农民贫困了，农民的企业没有发展，毋宁说反而衰落了。为了避免挨饿，他们不得不从大地主那里佃入土地，或者在大地主自己以大企业方式经营的土地上去当雇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预借工资，因而就陷于债务奴隶身份，这种身份往往比以前的农户身份还更受压迫得多和更无指望得多。
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这时农民的产品能在市场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出售而有所改善。农民们从产品出售中得到了钱币，并且有可能把钱币储蓄起来。但是这只是在牺牲农民自己食用的情况之下才能做到的。在这以前，农民的绝大部分产品是供自己食用的，因为他们不能销售农产品。这时他们能找到销路，于是就尽可能多地销售农产品，尽可能少地留下供自己食用。因此每逢歉收年就会成为饥饿年。农民这样所储蓄起来的金钱，并不是用来改善其农庄的耕作，而是用来添置土地。
在1863到1892年期间内，俄国欧洲部分的土地买卖情况如下（单位：百万卢布）：
买进 卖出
贵族 821 1459
商人 318 135
农民 335 19 |
由此可见，贵族的土地减少了，而农民的土地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土地都增加了。但是农村人口增加得更快，于是每个农民平均所拥有的土地的面积减少了，尽管农民土地的总面积有所增加。同时，在受到国家立法鼓励的货币经济的作用下，那种从前往往发挥着某种使各个农民的土地占有额趋于平均化作用的村社共产主义也日益消失了。个别的农民富裕起来，其他的农民则更加贫困了。但是，这两种农民——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都愈来愈贪图大地主的土地，他们指望靠这种土地来挽救自己。他们渴望推翻农村中的财产关系，他们于是变成了革命的阶级。通过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农民的渴望得以表达出来并且具备了表现形式。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曾经是一致的：即对俄国说来，土地所有制方面的革命，正如沙皇专制制度方面的革命那样，也是必不可缺的。然而社会主义者中间却形成了两个派别。其中一个派别认为，原始的村社共产主义使农民能够、从而也使整个俄国能够立即跳跃到社会主义去，当然是跳跃到一种完全独特的社会主义去。这个派别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最后表现为社会革命党的形式。同他们对立的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拥护这样的原则：即正如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俄国也“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即将到来的革命只能铲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并且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他们受过新近贏得的民主的训练——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成熟起来，然后俄国无产阶级——在同西欧的无产阶级处于同样水平的情况下——才能与西欧无产阶级同时争取实现社会主义。
但是，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分派别都曾经一致认为，应该支持农民力求铲除封建主义残余的努力。在1905年的革命中，农民显然已经有了这样的觉悟。从那时起，农民同社会主义者的合作，尤其是以社会革命党人为媒介，具备了愈来愈紧密的形式。因此，在1917年革命以后，苏维埃组织不仅作为无产阶级的组织，而且也作为农民的组织而出现。
由于革命，大地产就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马上就很清楚的事情。把大地产交给农民，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但是，这要采取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根本没有一致的意见。可以设想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最合理的办法本来是把大农场收归国有，然后由那些迄今一直在这些大农场中当雇工的农民以合作社的形式来经营这些农场。但是采取这种办法的前提是要有农业工人，而农业工人是俄国没有的。另外一个办法本来可以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但是把它们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许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但是，小农庄只要有可能总是力图取得对其生产资料的完全私有权。一直到现在，它们无论在何地都还显示出这种特性，俄国的农民尽管有村社共产主义的传统，也并不例外。打碎大农场并且加以分割，这就是农民的纲领，而且农民也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个纲领。谁也阻挡不了他们。
然而，为了农民本身的利益起见，妥善的做法也许是：有系统地分割大农场，把土地分给最需要土地而且能够加以利用的人。只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实行这种有系统的分配：这就是立宪会议，它是全民族的——包括农民大多数在内——整个意志的代表者。
但是这要等很久才能实现，农民在各地都已经开始自己动起手来，与此同时，许多很有价值的生产资料已被破坏了。于是，苏维埃组织放弃了由立宪会议来解决土地问题的一切希望，并且交给各区的农民这样的职权：着手按照农民的愿望来处置大庄园的土地并且根据农民的意愿来分配这些土地。苏维埃政府最初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个法令规定：
“一、立即毫无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
二、地主的田庄以及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其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庄园建筑物和附带设置，在立宪会议就土地问题作出决议之前，一律交由区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处理”
关于立宪会议的字样，始终不过是纸上空文。实际上，各区的农民可以着手随意处理土地。
这样，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在那些有许多富农的富裕地区与那些有真正贫农的贫瘠地区之间平均分配土地。但是在各个地区，也没有关于谁分得土地的任何保证。凡是富农居统治地位——无论是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或者由于他们势力雄厚——的地区内，他们就取得大庄园的大部分地产。关于土地分配情况的通盘统计是没有的。但是常常听人说，在分地时，富农通常分得最多最好的土地。
毫无疑问，甚至苏维埃共和国，也并没有根据平均分配土地的精神来解决土地问题。苏维埃政府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的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是无产者和贫农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在许多村庄里，贫农也许只占少数，否则的话，就不需要用剥夺富农和中农的选举权来保护贫农。但是无论如何，贫农在俄国农民中总还构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苏维埃共和国这样分配土地，看来是要使自己放心。这方面是要谨慎从事的。如果苏维埃共和国触犯了农民的私有财产，这对这个共和国说来是很危险的。
当然，苏维埃共和国干涉了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城市居民的缺粮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农的余粮。这种粮食一部分发给市民，一部分发给贫农。这种做法也许只能被看成是一种临时的应急措施，并且是仅仅限于某些地区——大城市的四周——的措施。如果要普遍实行这种措施，那么城市的武装力量就完全不够了。这种措施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农村的贫农和富农之间的平均化，即使年年定期地反复实行它。这种措施到最后也许会成为彻底摧毁农业的有效手段。
如果生产还是私人方式的，而且生产者必须预计到，除了满足他自己所必需的以外，他的全部剩余产品都会被人拿走的话，那么他就会使他的生产仅仅局限于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这就是某些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农业衰落的原因之一，这些国家的征收赋税的地方官把农民的除了最必需产品以外的任何剩余产品统统拿走。俄国也许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社会主义是要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来消除经济差别。社会从而也成为产品的主人。同时，社会将使生产增长到最高度，并且根据社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的观点来分配产品。
相反，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人生产的继续存在并且经常没收生产者所获得的剩余产品，这样就无异是使生产陷于崩溃，不管这样做是服务于东方专制暴君还是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点当然并不适用于那种仅仅把它视为临时应急措施的场合。在这类情况下，这种做法有时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剥夺富裕农民的做法也许仅仅被视为一种应急措施。这种做法丝毫没有改变俄国的社会结构。这种办法只会给生产过程带来不安和内战的新因素，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就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
但是，即使苏维埃的专政拥有重新划分土地并且完全平均分配土地的力量和意志，这样做也不会对农民有多大的帮助，因为在目前的原始生产的情况下，俄国还没有足够的耕地可以使每个农民分得足以使他们摆脱贫穷的土地。
马斯洛夫在那本多次被援引的书里说得对：
“要使农民土地平均化的企图，只有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要想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使人人富有，这只能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空想。如果这种平等无法实现，那么，与此相反，在许多地方却存在着贫穷的平等，而且，这种情况的蔓延也许几乎不能鼓舞任何人。无论能把农民的土地拥有范围扩大到什么程度，土地永远总嫌太少，以致于无法使所有的农户都富裕起来。
想要把农民生活强行纳入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全体小私有者在经济上平等——的框框内，这不仅是空想，而且是反动的。”（第240页）
在目前的人口数量和现有耕地面积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种土地分配办法可以在经济上普遍提高俄国全体农民的水平。为此，就需要过渡到更高级的经营形式，这种形式要求改进农村居民的一般教育水平，并且使农民拥有更多的牲畜、农具、机器和化学肥料——这一切都是在普遍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起来最困难、也最缓慢的条件。
如果说精耕细作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条件在俄国只有很薄弱的发展，而且还在某些方面由于革命而暂时更为恶化，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在俄国就还根本不存在；后者的条件只有在高度发展的农业技术的情况下、在大企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只有这种技术，运用科学，运用最完善的机器和操作法以及细密的分工，才能使大企业在经营上有利，而且，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经营有利——即提供更多的产品或者节省劳力——的情况下，才会被采纳和巩固下来。想要在俄国小农的原始技术和无知的基础上建立农业大企业，这是完全徒劳无功的。布尔什维克方面确实有人常常谈论：在摧毁大农场并将其土地分给农民之后要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我们曾经提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在俄国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纲。提纲第二十四条写道：
“然后必须提出完全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土地和耕地被宣布为‘公共财产’。其他任务如下：组织国有的农业，集体耕种从前的大庄园，把小农户联合成一种拥有集体管理机构的较大的单位（即所谓‘农业公社’）等等。”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为一项任务，并不能从而就使任务得到解决。在俄国，集体农业现在还只能注定是一纸空文。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基础上过渡到集体生产。农民合作社里包含着一切可能的经济部门，只是没有包含这个基本部门：耕种土地。以小农技术为基础的耕作，无论在何地都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力图使单独的小企业彼此分开并且力图取得对土地和耕地的私有权的倾向。在欧洲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美洲也如此，在全世界正在重演这种情况。难道俄国农民恰恰就是这样的非凡的与众不同的人，以致可以摆脱这个普遍规律吗？凡是把俄国农民看成普通的人而且把他们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农民相比拟的人都会认为，那种指望在目前俄国农业基础上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想法是一种幻想。
革命目前在俄国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与1789年革命在法国所取得的成就和法国革命的余波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相同的。革命铲除了封建主义的残余，从而使土地私有制比以前更纯粹和更强烈地表现出来。革命使那些迄今一直对推翻土地所有制——这是说大土地所有制——感兴趣的农民现在成为这种新建立的土地所有制的最强有力的维护者，革命还使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生产重新巩固起来，而这两者构成了一种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自然而然地不断重新产生，即使这种生产也会一时受到扰乱，甚至遭到破坏。
甚至较贫苦的农民，也并不想放弃土地私有制的原则。他们不想用集体企业的办法，而想用增加自己土地拥有额——因而也就是增加私有财产的办法，来改善自己的景况。对土地的贪求，永远标志着农民的特点，这种贪求在大农场瓦解以后现在已经成为私有制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在一切已经打倒了封建主义的国家里，农民就表现为私有制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农民作为这样的支柱，就被有产阶级当作他们的最可靠的警卫队来加以培养和照料的。俄国的情况也不会有其他的发展趋势。
这将是目前俄国“无产阶级和最贫苦农民的专政"的最无疑问的和存在最久的结果。
因此，一旦农民的新私有制得到了保证，他们对革命的兴趣就随即消失。农民们会起来反对任何想要牺牲他们的利益而恢复旧的大地主所有制的势力。但是农民并没有兴趣去超过这个限度。
而且，正如农民对革命的兴趣那样，农民对他们迄今的同盟者——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兴趣也会随之消失。
农民为自己需要而生产的比重愈减小，为市场而生产的比重愈大，愈是依赖现金收入，那么，农民对自己产品售价高昂的兴趣也就愈大。在封建主义被打倒后，这就成了支配着农民的一种兴趣。这种兴趣使农民不同大地主所有制相对立（毋宁说大地主在这种兴趣上是同农民一致的，而且是农民的同盟者），却使农民同非农业的、城市的，工业的居民对立起来。首先是同工人相对立，因为购买食物的费用在工人收入中所占份额比它在资产阶级收入中所占份额大，所以工人对食品价格低廉最感兴趣。
只要封建主义还存在着，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就一直是最好的同盟者。他们在从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起一直到1789年法国革命为止的历次斗争中都证明了这一点。一旦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农民随即就转向同城市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阵营里去。不仅富农同大地主一样也处在这个阵营里，而且小农也如此，甚至在像瑞士那样的民主共和国里也是这样。
农民转向这个阵营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随着反封建斗争传统的日益退化以及为自己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日益被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所排挤的程度而逐渐完成的。所以，我们的队伍里还长期保持着马克思还在1871年在他的关于法兰西内战的著作里所主张过的观点，仿佛农民还会像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同无产阶级并肩前进那样，参加行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参加政府的社会主义者目前还在寻求一种土地纲领，也就是说在寻求一种能使农民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生兴趣的纲领。但是实践却在任何地方都表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增长。
在农村里，同城市无产阶级有同样利害关系的，只有那些自己就是无产者的分子，也就是说，那些不靠出卖农产品，而靠出卖其劳动力维生的、即靠工资劳动维生的人。
无产阶级的胜利，取决于工资劳动在农村的扩大，这个过程如果靠农业大企业的增加就只能很缓慢地、甚至往往根本不能完成，但是如果靠工业企业的迁移到郊区，就能迅速完成。此外，无产阶级的胜利还取决于这一点：即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比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增长得快。而这是一个进展迅速的过程。在大多数工业国家里，农村人口不仅在相对地减少，而且甚至在绝对地减少。在德意志帝国，1871年全国人口4100万中，农村人口还占262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64％，1910年，全国人口6500万中，农村人口就还只占2580万，即人口总数的40％。农业人口比农村人口还要少。在1882年第一次职业调查时，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4520万中还占192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42.5％，1907年时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6170万中就还只占177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28.7％。在这1770万人中，自耕农只占1160万，雇工占560万，其余是雇佣人员。由此可见，农民人口在德意志帝国的人口总数中只占1/6。相反，无产阶级的人数在1907年就占3400万，即占人口的半数以上。从那时以来，无产阶级的人数无疑还在迅速增加，距离占人口2/3的数字不会再遥远了。
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农民在俄国所占的优势是何等巨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共同斗争，这使革命得以取得胜利，但是却也证明了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次革命愈是作为这种性质的革命而完成和巩固，也就是新贏得的农民私有财产愈稳固，那么就愈加奠定了一方面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又引起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日益增长的基础。在今日俄国所处在的阶段里，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经济趋势是极其强烈的，甚至最强有力的专政也无法扭转这种趋势。毋宁说，这个专政，作为农民的专政，倒还会促进这种趋势。
乙 工业
俄国的工业是同农业不一样的。虽然这种工业也还表现出许多原始的形式，但是俄国工业的资本主义部分正是由于它是最近才兴起的而表现出最现代化和最高度发展的形式。俄国的产业工人当中有许多人是文盲，他们来自农村，完全受着乡村观念的狭隘性束缚；但是除此之外，也还有不少人掌握了无产者今天所能获得的充分现代化教育；他们对理论很感兴趣，就像半世纪前被马克思赞扬过的德国工人那样；俄国工人有强烈的求知欲，而在西欧工人中间，求知欲却往往被民主的琐碎工作所磨灭了。
在这个基础上难道就已经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了吗？
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这些厂矿据为己有，以便每个厂矿单独进行生产，那么，人们也许可以认为能够建立。
正是今天，8月5日，当我写这段话时，从莫斯科传来了列宁8月2日的一篇演说。据说列宁在演说里说：
“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给地主。”[13]
“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要求，而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要求。社会民主党的要求是：工厂和土地属于社会。
个体农民在必要时可以在一种不与任何别的企业发生联系的情况下经营自己的田庄。相反地，一个现代化工厂则处在社会关系之网中，孤立进行生产是无法想像的。由各该工厂的工人来占有工厂是不够的，即使工人们有足够的知识和纪律性来正确地管理工厂。如果没有来自其他企业的供应，没有原料，没有煤炭，没有各种辅助性材料，不能经常销售其产品，那么这个工厂一天也不能经营下去。如果原料生产者、矿山或是运输事业不起作用，那么这个工厂也就不起作用了。要对这个工厂实行社会主义经营的前提条件是：建立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网。只有当社会能够做到这一点时，社会主义生产才有可能。
社会民主党不要求把工厂交给本厂工人，而力求实行社会性的生产，力求用一种为满足社会本身需求的生产来代替商品生产，而这只有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才能做到。甚至布尔什维克迄今也只是宣布使工厂国有化，而并没有宣布把工厂交给工人。后者将只能意味着过渡到另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正像许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新的所有者将把他们的财产当作一种特权地位来加以维护，用以对付前来寻找工作的移民；而俄国农民，由于土地不足，尤其一定会源源产生这种移民。
永久消灭资本主义，是不可能采取把工厂交给在本厂劳动的工人这种办法来实现的，而只能采取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公有，这就是说，归全体消费者所有，以便为他们的需要而生产。这样，生产资料将归国家所有，那些单纯地方性的生产资料则归地方自治团体所有，也可能视具体情况而归消费合作社所有。
人们确实也曾试图目前在俄国走这条路。在这方面他们会做到什么程度，尚须等等再看。无论如何，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一面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不过，可惜的是，这一方面的情况还完全处于朦胧不清状态。当然法令并不缺少，但是这些法令的实施情况如何，却缺乏可靠的消息。没有广泛的、详尽的、可靠的和迅速灵通的统计，社会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但是苏维埃共和国至今还不能作出这样的统计。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它的经济活动的消息极为矛盾，根本无从核对。
这也是专政和压制民主的结果之一。由于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由于没有一种有各阶级和各党派代表参加并能在其中发表意见的中央代议机构，于是那些实际上的专政者们就很容易只把他们所喜欢的消息向公众发表。不论他们是否利用这种可能性，人们对他们的报道总是不信任的。在这同时，批评并没有沉默，批评只不过在寻求地下的途径而己。批评通过口口相传而扩散开来，其速度几乎就同举行公开的群众大会一样迅速，但是却不受公众的监督。谣言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我们就是这样地听到无数来自左边和右边的消息，它们彼此矛盾，因此我们不得不对它们一律先表示怀疑。
因此，苏维埃政府的社会主义试验将会造成什么结果，目前还无法肯定，甚至无法对之作近似的估计。但是，如果苏维埃政府不能保住自身，它难道能够在这方面建立一些不会再被取消而且能长久遗留下去的东西吗？
也许不再有人会认为，苏维埃政府会根本消灭资本主义。它无疑可以消灭许多资本主义财产，把许多资本家变成无产者，但是这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含义并不相同。如果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复活，而且必然会复活，而且大概会迅速重新复活起来，而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引起了一次人事更动而己。取代了过去的资本家（他们如今成了无产者）的，是无产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会变成资本家。与此同时，那些能及时地投效一个能在混乱中最终地保全下来并把混乱导向正常状态的政府的人，就能得到最大的好处。现在苏维埃政府就已经感到不得不向资本作出各式各样的让步。早在4月28日列宁就已经在他那篇已援引过的演说（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的新闻稿里）中承认，剥夺资本的工作进行得太快了。
“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
[14]
但是苏维埃政府在德国资本面前甚至比在俄国资本面前还更加畏缩，并且承认了德国资本的要求。协约国资本再度流入俄国究竟会达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从种种迹象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似乎只是为了要替德国资本和美国资本腾出地方才消灭俄国资本的。
不管怎样，仍然可以预期：即使苏维埃政府被推翻，它所实行的某些工业部门国有化仍将继续保持下去；除了摧毁大庄园之外，国有化可以被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并且不再能被撤销而恢复原状的第二个重大步骤。这尤其可能，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正在所有现代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里实行着的运动。战争的需要促成了这种运动（我们可以回想起美国的铁路国有化），而和平的需要将使它继续下去。无论在何处，我们都必须对财政垄断有所准备。
但是这已经表明，国家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国有化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要取决于国家的性质。
而俄罗斯国家是一个农民国家。今天俄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是农民国家，因为农民已经学会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农民在俄国正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不大可能在国家里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力，农民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不适合于这样做。但是农民不再能容忍任何政权忽视其利益——甚至对城市无产者的态度也如此。
面对着农民的商品生产，国营工业也必须为市场而生产，而不是为国家的本身需要而生产。国营工业最主要的销路，即它的国内市场，恰恰是由农民组成的。
农民对廉价买进工业品正像对高价出售农产品一样地感到兴趣。私营工业怎么才能做到会有低廉的价格，是靠压低工资还是靠减少利润，这对农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农民对私营工业资本的高额利润不感兴趣。
然而就国营经济而言，情况却并不如此。国营经济的利润愈高，则国家岁入中税收所占份额就愈小；而税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势必主要取自农民。由于这一点，农民对国营企业增加利润正如他们对国营企业产品价格低廉一样感兴趣：但是这却意味着降低工资。
这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一个矛盾的根源；国营经济发展得愈大，这个矛盾就愈显得尖锐。
俄国革命的真正遗产将是这种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
把这种情况全都归咎于布尔什维主义当然是错误的。在那些被人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事情中间，有许多事情是它所处的形势引起的必然后果，如果别的政权当政，也肯定会发生这种事情。然而专政使现有的种种矛盾尖锐化并使之达到极度：这却是专政的本质范围之内的事了。
饥荒不是专政造成的，而是由于沙皇统治的倒行逆施和由于战争所造成的。但是农业和运输事业在媾和以后的半年内恢复得如此之慢这却是内战的结果；而内战是在专政之下唯一的反对形式，因此当群众对政治具有强烈兴趣时，内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军队的解散也是布尔什维主义早已面临的一个过程。然而布尔什维主义自己曾夸口说，它最剧烈地促进了军队的解散从而迫使媾和实现：而目前甚至连它自己都不再为这次媾和感到高兴。
农民中间的粉碎大庄园制度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前就开始了的；由于农民占压倒多数，本来就没有任何人能阻止这件事。然而取消立宪会议却促成了这种情况：对于被没收的大庄园的利用问题所能施加的社会影响，连最后一丝痕迹都没有了，这些大庄园的分配问题完全听任那些具有最切身利益的人用纯粹私人的专横手段来加以处理。
最后，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矛盾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自然而然地一定会产生的。这不能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专政的统治却使那种使矛盾变得尖锐化和深刻化的条件趋于成熟。随着立宪会议的解散和军队的解散，最能保护俄国免于瓦解和分裂的两个因素就此消失。恰恰是那些旧俄最富饶的农业地区，现在脱离了它。如果这种发展再继续下去，特别是如果西伯利亚也脱离俄国，那么俄国就不再是谷物出口国或各类食物的出口国。那时，俄国农产品价格将完全由国内市场来决定，而不由国外市场来决定。
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的矛盾将最能表现出来而且最无法调和。在那些输出大量农产品的国家中，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往往采取国与国之间矛盾的形式，而不采取阶级矛盾的形式，也即采取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矛盾的形式。现在，由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俄国本身己不再是农产品出口国，并且形成了一种势必会最迅速和最剧烈地引起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经济斗争的局面。
这种斗争无论如何也决不能完全避免。对于高瞻远瞩的政策来说，矛盾赖以发生的条件若能具有一种可以使无产阶级最充分发挥其力量的形式，这就越发重要了。创造这种条件——不仅为了对付资本而且也为了对付农业起见——就是革命期间俄国无产阶级代表们最重要的任务。但是这项任务除了意味着最牢固地奠定民主基础之外不能意味着别的。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实现社会性生产，但是这项任务，同实行社会性生产不同，在一个农业国里是可以解决的。
像一切劳动阶级一样，农民也要求有民主。农民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可以生活得很舒畅，正如瑞士和美国所表明的那样。但是，与无产阶级不同，农民的政治兴趣不大会远远超出自己的乡村范围以外；而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掌握整个国家机器，这不可能是地方性的行动。农民可能对这样一位皇帝很热情：他是农民出身的皇帝，他保护农民的财产，维护农民的利益，就像农民曾经想像拿破仑会做的那样。俄国农民将反对沙皇政权的复辟行动；对农民来说，沙皇的复辟是同那些被农民恨之入骨的旧地主的卷土重来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一个专政者能保障农民的财产，并且允许农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耕种其田地和善价出售其产品，那么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专政者也可能会像共和国一样地受农民欢迎。取消民主，宣布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这于是就替那样的专政者廓清了道路；而一个阶级的专政实际上是一党的专政，并且就像列宁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也可能是个别人的专政。列宁在4月28日的演说中说道：
“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就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必须依靠强制。
……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即
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造成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
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
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
[15]
而如果工人自己的专政崩溃了，那么他们又会有什么下场呢？除了一党专政以外的另一个可资选择的办法，只能是这个党的毁灭。专政使执政的政党势必力图用一切手段（包括正当的和肮脏的手段）来保持统治，因为这个政党的倒台就意味着这个政党的彻底毁灭。
民主就完全不同。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也保护少数派，因为民主意味着权利平等，人人都平等享有一切政治权利，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和政党。无论何处的无产阶级，都对民主最感兴趣。在无产阶级构成大多数的地方，民主成为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在无产阶级居于少数的地方，民主又成为无产阶级为保持自己、赢得让步和发展自己而进行斗争的最好的依据。如果居于少数地位的无产阶级通过一种短暂状态，即与另外一个阶级结成联盟而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又打算用取消民主、取消少数派权利和取消反对派来使这种短暂状态永久化，那么这将是目光最短浅的实用政策，即只顾眼前的政策。无产阶级自己是在摧毁那唯一能使它在那种短暂状态以后赖以巩固自己地位、进一步展开工作和展开斗争的基础。
俄国无产阶级从苏维埃共和国里得到的真正的实际果实（不是法令），究竟是否比它从立宪会议——也同苏维埃一样，其中大多数代表是社会主义者，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更多些，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如果苏维埃共和国崩溃，那么俄国无产阶级的全部成果也有随之而崩溃的危险。
假如立宪会议能够使民主获得巩固，那么工业无产阶级在立宪会议中以及通过立宪会议而获得的一切成果从而也将得到巩固。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把希望俄国无产阶级全部革命果实不致都被骗走的这种期望完全寄托于此：即专政无法扼杀俄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在经过内战的种种错误和混乱之后终将取得胜利。
俄国无产阶级的前途不寓于专政之中，而寓于民主之中。
[1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5页。
[1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59页。
[1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7-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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