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大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第三章大革命

　　路易十四由于恐惧，已从巴黎逃到他选作王宫所在地的凡尔赛，这同一位路易终于能够粉碎贵族们获得独立的企图。他同时有很强大的力量，足以在对邻国的斗争中扩大他的王国，使它成为欧洲最大最强的国家。但他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艰苦斗争才达到这个目的的，这些斗争使法国民穷财尽，濒于破产。
　　他的最后一次战争是从一七〇一年起直到一七一四年结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次战争以法国的失利告终，如果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革命阶级，战争本身就足以引起一次革命。人们对于这位君主的强烈的反对情绪是普遍的。这可以从他在一七一五年逝世的情形看出来。

　　“他的葬礼是以尽量简单的形式办理的，以便‘节省时间和金钱’。这时自己相信已经摆脱了不可容忍的束缚的巴黎市民，当这位伟大的国王的柩车从街上经过时跟在后面，不仅高声愤怒地诅咒和唾骂，而且确实扔了烂泥和石头。乡间到处发出了快乐的呼声，夹杂着对死者的诅咒。各处都举行了感谢祈祷。能从这种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鸿运，公开地和毫不羞愧地流露出来。和平、行动自由和减税，是人民希望从摄政者取得的利益。”^[1]

　　法国的人民注定要受“储君”的追随者的许多苦难，才能通过大革命把他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
　　国家刚刚开始获得某种程度的恢复，就陷入了几场新的战争。一七三三至一七三五年，它为了波兰和洛林同奥地利作战；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八年，它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站在普鲁士的一边反对马丽亚-台里萨和英国；一七七八至一七八三年，他们能够通过大革命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些战争不仅破坏了这个国家；它们还指挥失当，以致没有给法国人带来任何军事上的光荣。”（罗斯巴赫语）。

　　专制主义依靠新兴中产阶级的帮助，已经推翻了封建贵族阶层，但其目的不是要想把它废除，而是要对它行使无限的权力。君主觉得他是不能没有贵族的。他挑选那些仍然对他效忠的贵族成员担任国家行政和军队的领导人；但他同时剥夺了这些贵族的一切独立性。他降低他们的地位，直到他们过一种寄生的享乐生活为止，从而使他们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腐化堕落，引导他们走上经济破产的道路。
　　贵族的道德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破产愈是明显，这些贵族对农民的要求就愈多，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屈辱就愈加厉害，他们的农业在经济不稳定的局面下也就遭到更大的损失。同时，贵族把不幸的农民看作主要的纳税人，对他们的要求大大地增加了。这是因为，那些贵族虽然通过他们的外交和军事的冒险已使国家遭到破产，却并不就此心满意足，还想用掠夺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经济衰落。在这方面，他们有教会和君主作为靠山，因为这些势力就是全国的大地主。
　　以巴黎的这些不可救药的情况为背景，可以发现一个迅速兴起的拥有大批知识分子的强大中产阶级，这些知识分子很快就感觉到对国家和社会秩序颇有影响的种种弊害，比欧洲其他大城市的任何一类知识分子格外严厉地指摘它们和格外不留余地地斥责它们。在他们的下面，是欧洲势力量为雄厚和怀有最大自信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人数最多、最为集中、最无顾虑和最坚决的无产阶级。
　　当这些对立的势力开始互相谴责的时候，一场可怕的冲突就立刻变成不可避免的了。到了最后，君主政治已经束手无策，同时由于金融家不再贷出款项，财政的破产已迫在眉睫，于是冲突爆发了。
　　封建的市议会体现出是贵族、牧师和普通公民的常任代表，它们从一六一四年起就一直没有召开过，这时它们被请求来帮助政府，批准新的捐税和公债，因而也就是协助提高破产的专制政治的信用，给它注入新的活力。个别市议会的选举是在一七八九年宣布的，当选的议员被召集到凡尔赛的王宫里去。
　　然而，除朝臣以外，所有的阶级都痛恨当时的制度。这些市议会在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召开会议以后，着手改革捐税和公债，而不是制定新的捐税和公债。可是对于这个问题，贵族与牧师的看法多少有些和中产阶级不同。这些人通过他们对于这些市议会的敌对态度而取得了胜利。一般的市议会被组成一个拥有宪法制定权的国民议会，它给了法国一个崭新的宪法。
　　国民议会的权力量初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权力。它所信赖的，是全国绝大多数人都对它拥护这一自觉。但这并不能使它避免实权集团的政变。君主政治仍然控制着像军队这样的力量，并且具有充分的准备在必要时加以利用。
　　但他们必须记牢仍旧由巴黎所掌握的实力。只有在把巴黎制服之后，他们才敢希望解散国民议会，使它屈服于君主政治的意志。因此，许多军队在巴黎调集起来；当他们认为一切都万无一失的时候，他们接着就发动了政变，罢免了国民议会曾经企图强迫国王接受的大臣涅克尔（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
　　不论巴黎是否十分镇静地对待这个事件，还是它同军队发生了冲突，革命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巴黎起义了；国王的军队败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冲进了“残废军人院”，夺取了大约三万件武器，袭击了在革命的近郊地区前面的要塞、即巴士底监狱（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
　　可是这时国王和他的朝臣联合了起来，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揭竿而起。以前已经有过纯粹农民起义的事例，那是很容易地就被镇压下去的。但这时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这场刮起的风暴了。巴黎当时拯救了革命，使它成为普遍的运动。
　　风暴看来好像逐渐在减弱了。国王和他的封建朝臣恢复了勇气；他开始反对国民议会的某些决议并召集新的军队。因此巴黎人得出结论，只要国家的首脑、即国王和国民议会仍旧留在凡尔赛，他们就永远得不到安全。他们希望把国王和国民议会置于他们的监督和直接影响之下。一七八九年十月五日，人们成群结队步行到凡尔赛，把国王带回巴黎。人民这时希望享受和平生活，能够把他们的精力用来建立宪法，从事那种由于情况改善可以从中获得利益和好处的实际工作。一七九。年七月十四日，路易十六宣誓忠于宪法，'虽然这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意的。他觉得自己是杜伊勒里王宫中的一名囚犯，他的政府的一切行动都引起他的反感。
　　在他宣誓忠于宪法之后未满一年，他就秘密逃走（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并且在他尚未抵达安全地点之前竟十分错误地向人民群众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留下了一个文件，声明他在一七八九年十月以后所发布的敕令和公告，都是违反他的本意强逼他发布的，因此他宣告无效。这是他的一个十分冒失的行动；因为他在潜逃的过程中被人认了出来，变成俘虏，并且被解回巴黎。
　　甚至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情绪激昂的群众就要求废黜国王；但人民群众的君主制的本能根深柢固，无法使这样的步骤获得成功。这一点救了路易，因为当时他所耽心的就是废黜。
　　当法国在他的君主制度的统治下卷入与欧洲的同盟君主国家进行的战争时（一七九二年四月），他的命运更糟了。这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夺取若千土地而进行的战争。这是封建贵族和欧洲的专制君王为反对一个已经获得自由、这时有再度遭受奴役的危险的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这是一场真正的内战，具有一切作为内战的特色而连带发生的残暴行为。国家的敌人使革命的人民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他们自己的国王却是国家敌人的同盟者。
　　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制的观念丧失了它的全部力量；可是国民议会还不能断然地把它抛弃掉。这时又是巴黎人坚持要把路易囚禁起来和召集新的国民议会，他们召开了国民公会，责成该会为法国制定新的民主宪法（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在第一次会期，这个新的国民公会一致决议废除君主制（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但巴黎人相信，只要路易十六仍旧健在，共和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他们要求按叛国罪对他进行审判。国民公会的多数成员不敢采取这个措施。可是，当巴黎人听说在杜伊勒里宫发现了一只存放若干文件的秘密碗橱时，他们怒不可遏。这些文件证明：国王已经收买了许多颇有口才的议员，其中就有米拉波；他的卫队中有好些人参加过奥地利的军队对法作战，甚至在那次战争期间就领取他的津贴。
　　虽然有这些事实，国民公会的一部分成员还竭力想拯救国王。他们打算求助于法国人民。路易的命运应当通过一次大选来决定。
　　这种挑拨外省来反对巴黎的企图，遭到了巴黎人方面最坚决的反对。国民公会慑于对巴黎人的畏惧，向人民求助的提案以四二三票对二七六票被否决掉。这样，路易的命运被决定了，他在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走上了断头台。
　　当时竭力替国王说情的共和党就是所谓吉伦特派，他们之所以有这个名称，乃是因为最初组成该党核心的候选人是在吉伦特省选出来的。他们把巴黎恨入骨髓，想要破坏它的势力。他们想使法国变成一个联邦国家。

　　“在召开国民公会四天之后，吉伦特派拉索尔斯在他同党的鼓掌声中反复地说：‘我决不让巴黎由一伙阴谋分子所操纵，也决不让它对法国说来变成一个像从前罗马对于罗马帝国那样的城市。巴黎的势力必须缩小到八十三分之一，即其他任何地方都同样享有的那一份。’”^[2]

　　吉伦特派和巴黎的好立采取了最激烈的形式。在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的起义中，巴黎人终于能够实现他们所提出的驱逐并逮捕三十四名吉伦特分子的要求。对于这一行动的报复手段是：诺曼底的吉伦特分子夏洛特-科尔台暗杀了马拉（七月十三日）；不久以后，吉伦特派又企图煽动诺曼底、布列塔尼和法国南部来反对国民公会一一这些都是在战时发生的。对此，巴黎人实行报复，处决了能够在巴黎找到的一切吉伦特分子（十月三十一日）。

^[1] 菲利普逊：《路易十四时代》，第518页。

^[2] 库莫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党》，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