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巴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第二章巴黎

　　目前的德国革命没有中心，而法国大革命却受巴黎方面的控制。如果不考虑巴黎对整个法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占的重要地位，那次革命以及在革命中间发生影响的恐怖统治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十八世纪甚或十九世纪，没有一个城市行使过像巴黎在那个时期所行使的权力。这是作为中央政府的王室所在地在一个近代官僚政治中央集权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结果，只要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和运输工具的发展随着带来的经济上的地方分权还没有开始，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一个封建国家中，它的中央机关和它的君主的权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它的职权范围并不很大，其相应的一般政府机构也是如此。这个机构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城市或所在地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或所在地。只要运输系统还处在不发达的状态，只要个别的地区不足以供养君主和他的家臣，君主就往往格外不得不采用这个办法。所以，他有更迫切的动机要亲自巡视他的领土的各个地区，因为这是他可以指望借此维持他们的忠诚和服从的唯一手段。因此在那初期，君主的主要工作是像一个游牧民那样从一处走到另一处，逐一地寻找水草丰盛的牧场，在耗尽了它的可用的东西以后立即舍之而去。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由于生产发展的结果，政府机构有了扩展，而生产的发展就使货币制度成为可能，并可强制臣民以容易运带的硬币而不是以笨重的自然产物向君主纳贡。随着纳贡义务的增加，君主的权力也有所扩大，以官僚政治和常备军的形式出现的政府机构也是如此。这样，向各地流动的情况就成为不可能了。君主和政府必须设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从前单独的大城市既然位居王国的中心并比外省的较小的城市为富，就成了商业辐辏之所。它仍就终于成为君主选作驻在地点的首府，后来其中又有一个特殊的城市被选为政府和君主的永久驻在地。这里立刻便聚集起一切与政府有关的人们，全国的税收都送到这个地方来，其中只有一部分会流回到外地去。为宫廷和政府服务的商人都在这里成家立业，还有那些以银行家的身分来同国家做交易的金融业者。
　　与此同时，君主的权力超过了贵族的权力，后者的独立性立刻被摧毁了。大贵族愿意安居在远离国王驻所的自己的庄园里，对于他们的行动君主是不能忍受的。他们应该在君主的亲自监督之下呆在宫廷里，专门为君主服务，而这种服务是毫无益处和好处的真正的服务。君主剥夺了他们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独立的职能，把它们交给他所任命的并给与薪给的官僚与官吏。朝臣逐渐变成了懒汉，他们一生的唯一义务就是呆在宫廷里，乱花从自己的产业上得来的收入。因此，当年他们在自己的城堡和城寨里同家臣们一起消费的东西，立即流进了宫廷所在的城市并增加了它的财富。在那城市里，他们在国王的王宫的旁边建造了新的邸宅；他们既然被剥夺了一切正经的职务，就花天酒地地挥霍他们的财产。同他们一起崭露头角的资本主义的“暴发户”竭力模仿他们的行动。
　　因此，与乡间各地和“外省城市”大有不同的王室所在地就不仅成为全国财富的中心，而且也成为追欢寻乐的生活的中心。这对乡间的一些人而事实上是许多局外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他们不是有钱过享乐的生活，便是具有帮助寻欢作乐的人获得欢乐从而可以骗取他们的钱财的意愿和本领。
　　可是，比较严肃的人也被吸引到宫廷所在的城市里来。住在偏远庄园里的贵族除吃喝、打猎和同邻近的姑娘作乐以外，没有其他的消遣，城市却开始采用了比较精美的生活方式和娱乐。贵族开始表现出对艺术的兴趣，赞助科学的精神立刻成为“一时风尚”。因而艺术家和学者不久便聚集到宫廷所在地来，他们希望在那里更快地获得进步。宫廷所在的城市里中产阶级的人数越是增多，艺术家和作家就越来越多地聚集到那里，希望紧靠着贵族找到一个立足点和一个销售作品的市场。由此显然可以看出，许多实业家和商人是为了满足所有这些人的要求和需要而被吸引到那个地方去的。没有什么地方比宫廷所在的城市更能提供发迹的机会了。凡是有才智、自信和精力的人都聚集到那里去。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他的目的。有很多失败的事例，那些失败的人形成了首府的另一个特征。他们就是那些力求在首府改善自己地位的成群的流氓无产阶级，因为只有在首府他们才能很好地躲藏起来，等待他们可以立即加以利用的运气的转变。他们是像里科·德·拉·马尔蒂尼埃这样的人。不但是艺术和科学，而且还有放纵的追欢寻乐，连同最辛酸的贫困和屡见不鲜的罪行，成为皇家首府的另一个特色。
　　与特殊的社会地位相应的，是一种使居民精神活跃起来的特殊的心理状态。但是，在每一个宫廷所在地，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数量往往让位于质量。
　　在一个小国里，或者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社会里，宫廷所在的城市很小，上述的特征有许多是不存在的。在这种城市里，最显著的特征是居民的依存于宫廷，并且这种依存性不仅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而且还是精神上的。朝臣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加粗暴、更加鄙俗和更加天真，并在从首都获得启发的外省居民中间反映出来。
　　这是日耳曼民族具有浓厚的君主和奴隶色彩的心理状态以及与之俱来的“地方观念”的根源。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兴起时使其先驱居于最显著地位的心理状态。它使得不顾一切的波纳宣布：“其他的民族都是奴仆。日耳曼人是受人服侍的”——这样一种思想由海涅更睥睨不可一世地表达了出来：“德意志这一虔诚儿童的养育所，并不是罗马杀人犯的巢窟。”
　　但是，在一个宫廷所在的大城市里，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城市愈大，被吸引到宫廷去的人们同那些力求在城里发迹的其余的居民比起来，其人数和势力愈小。希望破灭的和不满意的人愈多，他们就愈加团结一致，并且他们的力量也愈大。这种局面并不单单鼓励了那些人；它也激起了这样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虽然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不满的理由，却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和社会所遭受的损害。这种反对到处都很流行。在较小的城市里它处于潜伏状态，在较大的城市里它就敢表现出来。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大陆上的宫廷所在地中间，最大的是巴黎，它是欧洲当时最重要的国家的首都，在十八世纪末约有居民六十万人。魏马是德意志的宫廷所在地和精神中心，约有居民一万人。
　　巴黎的居民很早就表现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因此就发生了一六四八年的福隆台党的叛乱，这次叛乱是政府和作为最高法院的巴黎议会之间的冲突引起的。当时筑了许多街垒；直到最后国王不得不逃离巴黎。这是一六四九年的事，在这同一年，英国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斗争一直持续到一六五二年，这一年君主政治不得不达成某种协议，但这种协议不久便导致专制制度的复活。首都居民已在斗争中同高等贵族团结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联合。高等贵族在反对君主政治的斗争中任何行动都无法获得胜利。巴黎所具有的反对路易的力量，与伦敦所具有的反对查理的力量不同。
　　当路易十四还是青年的时候，福隆台党的斗争就发生了。巴黎市民的起义和他的逃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不再经受同样的屈辱，他在巴黎城外建立了王宫。当然，他不得不抛下政府机构；但他选择一个离开巴黎极近的地点作为他的宫廷的固定所在地，以保证同他的王宫有一种经常而迅速的联系，然而又有相当的距离，不致受任何街头骚乱的侵扰。一六七二年，要使他或者毋宁说是他的人民花费百万法郎的新宫在离巴黎十二哩的凡尔赛开始兴建。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它屡次证明它是不顾巴黎的反抗者而被建造起来的。
　　虽然巴黎往往坚决起来反对国家的中央权力，它对那个权力的态度却并不总是带有统一行动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努力争取独立和脱离国家权力的支配，但是它的财富与权力却取决于帝国的幅员和帝国国家权力的实力。它努力争取它那社会的自治权利，但它从国家的中央集权获得更大的好处，因而它本身为了自己的生存是赞成中央集权的。
　　由于巴黎对帝国的其他一切部分占据突出的地位，它在十八世纪的期间才能把法国各个征服的省份在全国紧密一致的气氛下团结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怎能使亚尔萨西亚人同布列塔尼人或法兰德斯人同加斯科尼人团结起来呢？但是他们都和巴黎有关系。他们的最优秀的儿子都在巴黎，在那里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和统一的民族。巴黎一方面是国家中央集权的最坚强的拥护者，同时另一方面又是它的最激烈的反对者，这一事实所引起的矛盾心理在巴黎对外省的态度上反映了出来。在巴黎，帝国正在遭受其打击的弊害很快地被揭露了。巴黎比其他任何城市更有勇气来揭露和谴责它们。它很快就获得了向它们进攻的力量。因此它成为苦难中的全部法国的领袖。外省的人民由于散居各处，在知识上是落后的，并且精神颓丧、软弱无力。他们把巴黎看作是自己的先驱、自己的救星，往往十分热情地仿效巴黎所作出的榜样。
　　但并非始终如此。因为，巴黎这个城市不仅由于它的居民的劳动，而且由于对外省的剥削，已经变得很强大了；那种剥削的结果是使外省制造的货物绝大部分流进了巴黎，其中一部分被浪费掉，一部分被用来积累资本，并使国内的剥削者与投机商人得以发财致富和巩固他们的地位。因此，除信赖进步的巴黎以外，还产生了把巴黎看作一个剥削的都市的那种真正的仇恨，从而出现了首都和外省的对立。根据历史的事实来看，有时是一方、有时是另一方占了上风。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观点的结果，经济上的对立变得格外显著。在广大的乡村和外省，经济显然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就产生了因袭保守和墨守传统道德观念的风气。而且，谁要是不愿接受这些观念，谁就得把这种真实的情况掩盖起来；因为在乡村和小城市的狭隘的范围内，人人都受到全社会的监督。
　　这种监督在一个很大的城市里是完全没有的。那里谁都可以放大胆子，嘲笑过时的传统。这些传统不但受到下面而且也受到上面的攻击：那就是说，既然受到下层阶级的群众又受到寻欢作乐的傲慢贵族和资本家的攻击；前者由于生活贫困和变化无常，既然不再看重家庭生活，也就不愿为私有财产的种种考虑而有所畏缩。在这两部分人的中间，还存在着大批的知识分子和帮闲，他们往往像乞丐无产阶级一样地贫苦不堪，虽然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城市贵族和大金融家所享受的舒适生活。
　　所以，难怪谨慎的中产阶级和农民要对这个塞纳河畔乱糟糟的社会的极端不道德行径感到毛骨悚然了，因为油嘴滑舌的巴黎人总想嘲笑乡下人的乏味的实利主义和狭隘的偏见。
　　在宗教问题上，也像在道德问题上一样出现了反对的意见。对于与世隔绝的农民来说，牧师是为他们操心的唯一有教养的人，因为他在他们和外界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并向他们提供了一些超出教堂尖塔范围以外的知识。这种知识早已赶不上科学的迅速发展这一事实，并不能够在乡间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的心理上产生什么印象。他们依恋着教会和教团，虽然他们只是尊崇这些团体的精神财富。他们不愿为自己获得教会的物质财产。
　　另一方面，对于巴黎人来说，教会的财产没有教会的影响和它的宗教观来得重要。
　　如果说中世纪的教会是获取知识和保卫知识的手段，那么文艺复兴以来民间的和世俗的知识就早已超过了教会所提供的知识。在城市的人民看来，教会不但不再是扩大知识反而倒成为阻碍知识的手段。由于牧师们企图与世俗教育论者列于同等地位（他们对后者的优越性日益有所体会），并企图采用国家的镇压和强制措施以实行自卫，反对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世俗教育论者用他们最犀利的知识武器、极端的蔑视以及最彻底的科学研究方法实行报复。他们用更大的热情和兴趣指挥对教会的战斗，因为通过这些方法和根据当时一般的条件，如果他们在热情奋发时能够谨慎从事，他们是有希望把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和官僚争取过来，或至少有把握使他们严守中立的。这是因为贵族和官僚不仅轻视传统宗教的教义，他们还觉得天主教会动辄妨碍他们的行动，因为它不愿无条件地与具有等级的国家机器结成同盟。这样，反对教会的斗争就不像反对专制制度那样危险；因此国内的日益高涨的反对力量首先努力解决与教会有关的问题。
　　但是甚至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出有某种分歧。统治集团每逢教会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组织时就起来反对，但在他们看来，教会还不失为使下层阶级唯命是听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这种分歧甚至在过激的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也很显著。伏尔泰创造了“打倒不光彩的〔教会〕”这句名言，但他看出有必要为了人民而把宗教保存下来。
　　在巴黎的下层市民和他们的领袖中间，也出现了同样的分裂。当然，他们都反对教会并希望和它不发生关系。可是，无产阶级总想得出冷酷的结论和采取激烈的解决办法，于是下层市民中有些人便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鼓吹并宣传最彻底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还有其他一些人则厌恶这种思想倾向，因为这是贵族和资本主义剥削者所采取的纲领，尤其在革命时期。信教的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在法国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甚至路易·勃朗在其《法国革命史》一书中都把自己放在卢梭和罗伯斯比尔的一边，因为后者在反对无神论者狄德罗和阿纳尔夏西斯-克洛茨的时候，坚持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他们知道，无神论推崇人们中间的混乱，因为它预先假定了天堂的无政府状态。”路易·勃朗忽视了这一事实，即：在无神论者看来，天堂也像上帝本身那样是不存在的。像直接的阶级对立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所有送些争论和矛盾必然会通过像大革命这样一种翻天复地的剧变而引起最激烈的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