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恐怖统治的传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第五章恐怖统治的传统

　　罗伯斯比尔的垮台标志了可能发生的最坏的失败。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崩溃，是因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抛弃了代表他们的一伙人并不愿再为之斗争这一事实而产生的。的确，当可怕的屠杀终于结束时，他们如释重负地畅舒了一口气。
　　但是这个可悲的结局不久就被人遗忘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仅在巴黎——的记忆中仍旧根深柢固地存在着的，是对那伟大而光辉的时代的怀念，那时他们通过自己的起义控制了国民公会，并通过国民公会控制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本身。法国那时能够睥睨整个欧洲，甚至使它屈服，至少暂时能够如此。
　　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般革命分子在拿破仑体武政治的控制下、特别是在拿破仑垮台以后在“容克地主”和金融巨头的统治下日子过得愈悲惨，这些革命分子就愈加怀念那些伟大的传统。
　　现在很少有人是为了任何科学的目的和以科学的精神研究历史的，这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打算尽力发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系，以便使它同这一发展过程中整个一系列的相互关系无可辩驳地相适合；或者换句话说，以便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世界和事物，获得比较确实的知识和比较坚实的基础。
　　每一门科学的出发点总抱有某种十分实际的目的，并不是一种对于哲学知识的冲动的结果。像几何学这样抽象的一门学问，单凭它的名称也可从中找到上述这个论点的证据，因为它不外乎是指测量土地的方法。
　　同样地'，当初历史的出发点也纯粹是以应用为冃的的，即颂扬人们的祖先，以便激励新生的一代去模仿他们。既然它主要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具有政治的和伦理的意义，人们就认为没有必要绝对忠于事实。他们动辄喜欢采用夸张的手法，以便加强效果，同时也敢故意作一些虚构的描述。历史的伪造有着同历史著作本身—样久远的来历O
　　大家都知道，这种记录和解释历史的方法已经沿用到今天。人们认为这是强烈的爱国情绪的表现——远远超过任何值得称道的才艺。
　　历史著作还另外有一个实用的目的。它是一种通过过去的习惯、契约或条约来为若干个别国家或一个国家内各个地区、部族或家庭确定其应得权利的手段。这种历史的解释给予伪造者以丰富的资料。于是天主教以及教皇和个别主教、修道会和修道院的大部分财富和权力就根据伪造的文件而被确定了下来。
　　自从读书写字不再限于少数特定的集团以来，假文件的伪造已经逐渐不流行了。但是，历史学总是充分懂得怎样随意提出确实的证据来支持对于任何合法权利的每一项历史要求这一点，已经由这样的手法使我们看得很多，这种手法是近几年来每一交战国为了符合它的愿望和欲求而提出其种种历史权利的“科学”证据时经常采用的。
　　虽然如此，可以从历史方面获得的最重要的利益，却不在于因怀念祖先的丰功伟绩而产生的兴奋和热情，也不在于确定对某些权利的要求，而是在于增加那些希望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利益的人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增加可以采取双重的形式。一方面，个人由于从历史上专习一些东西而得以增加他的智力。这就是说，他考察他的前辈南布种成功和失败，企图发现在特定惦况下他本来可以做什么事或者本来可以不做什么事。特别在军事问题上，从历史得来的知识一向有巨大的实际效用。从来没有〕个军事统帅不是涉猎过战史并从他的前邪获得教益的。
　　有关政治问题的知识就比较难以从研究历史得来。在政治问题上，需要研讨的群众比在战争方面、特别是在古代的战争方面人数要多得多。这些群众并不是一个全能的领袖手中的百顺百依的工具，而是具有独特的个性，不是容易应付的。最后，一个政治家所必须处理的关系比在军事问题方面头緖多得多，并且格外容易发生变化。甚至在所包含的关系比较单纯、比较容易通盘考察的军事问题上，如果向历史汲取经验的结果只是愚蠢地模仿过去，而不是把那些从研究历史得来的一般原理和原则有的放矢地应用到具体问题上，那也是十分危险的。在政治方面，各个国家和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局面存在着大得多的差别，因而格外不容易把它们看出来。所以，依样画葫芦地模仿过去的事件，直接应用到仅与过去事件表面相似的局势上去，往往是弊多利少，并在谋求了解真实事态和当前具体需要时只会模糊视线而不是使人看得更清楚。
　　因此在政治方面所发生的情况是，人们简直不懂得该怎样实实在在地汲取经验。但是大多数的政治家，即使在他们确实用功，探求历史知识时，所关心的决不是什么“汲取经验”，而只是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开始考察人们研究历史以增加其势力和实力的第二种方法。
　　每一个当代的阶级或党派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与它相类同的东西；因为在过去的时代，也像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一样，存在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有产者与无产者、贵族与平民、君主与共和主义者之间的种种斗参。过去的这些阶级和党派当然是受那种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条件的支配的；它们的内容往往完全不同于较后时期的相应的现象。但是在政治方面，今天的事件是用过去相类的事件、用它们的成功和失败来衡量和比较的。为了在某一方面进行宣传，如果有人能够引证一个过去曾经获得态功的事件，那是总会增加他的力量的。如果有人能够指出相反的一面，证明在哪一点上一个相反的行动已经使他的前辈遭到毁灭，那也是同样会增加他的宣传的效果的。
　　这引起了人们对于研究历史的十分浓厚的兴趣，但那决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正的兴趣。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找到伪造历史的事例。各党各派的作家们自然竭力想把他们的领袖放在有利的地位，而把他们的敌手尽可能放在不利的地位。在引起人们伪造历史的许多实际需要的包围中，只有那些为真正想取得经验的欲望所鼓舞的人才没有伪造的倾向。这种欲望促使人们不但力求看到前辈的成功，而且还要竭力了解他们的失败，并对他们和他们的行动进行严格的批判分亦。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那种趋向于纯粹科学的冲动的转变，其目的在于了解正确的事实，单纯出于满足因果关系的欲望来考察历史。
　　导致著述历史的其他一切实际的需要，扩大了那种使科学性降低地位的趋向，直到它仅仅变成一种传说的捏造。今天，幸而相反一方面的批评家能够经常揭露这种欺，骗的手法。这种做法已经不能再像从前只在戒严状态下成检查制度下才核对事实的时候那样简单地进行了。但即使在民众教育程度极高、出版事业享有无限自由的今天，还不乏对历史的片面的阐释。
　　自然，不应当认为作家总是有意识地想使读者误入迷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倒是历史作家由于他自己的党派狂热和党派褊狭观念而迷失了方向，因为这些东西通常使他看不出事物的本来面目。
　　这种情况格外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赖以补充历史知识的资料往往本身就是党派斗争的结果，同时因为社会关系总是异常复杂，甚至最公正的探究者也往往感到很难理出头緖，必须一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真相如何？：
　　利沙加勒在其《巴黎公社史》扇序言中说得很对：“凡是有意无意地根据'历史空想'向人民提供虚假的革命历史而欺骗他们的人，正像为航海者画出错误的航线图的地理学家一样，自己招来惩罚；然而我知道我党有一些同志，一些绝对诚实的和值得尊敬的同志，他们认为向人民提供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虚假的“历史空想”来哄骗他们，乃是对革命的神圣义务。
　　另一方面，在急骤的暴风雨中，即使是最谨慎的历史家要咨地图上一一标出沿途所经过的所有危险的暗礁，也是多么困难！革命使人们热情奔放并在运动中作生死的搏斗，自然比其他一切历史事件更容易受党派思想和阐释的支配。达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最激烈反对的，正就是实行恐怖统治、代表那次革命最强大的动力和最热烈的表现的巴黎公社。每逢反革命分子要想表明那次革命的特征并加以攻击时，他们总是把矛头对向这个机构。但革命家却认为为巴黎公社作辩护乃是他们的一种义务。他们不赞成把恐怖统治看作当时革命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一种只是属于过去而在将来不应重演的形式。他们不赞成人们关于那些对组织恐怖统治负有责任的特殊情况所作的解释。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只能颂扬而不能谴责那个制度，认为“恐怖”是解放被奴役的阶级的一种可怕的但必要的手段。
　　甚至马克思自己在一八四八年所拟定的计划都还以革命恐怖主义的胜利力量为基础，虽然他那时已经批判了一七九三年的传统。。*
　　在《新莱茵报》上，他一再赞扬恐怖主义。他在有一期（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三日）的报上发表了下列关于匈牙利人起义的言论，而对于这次起义的革命意义，他是估计过高的：

　　“在一七九三年以后，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运动屮，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红色恐怖来对抗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长时期以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革命性质，第一次看见了一个敢于代表本族人民接受敌人的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一一路德维希-科苏特；对于本民族来说，他体现了丹东和卡诺的形象。”^[1]

　　在此以前，在同一刊物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七日的一期上，马克思关于维也纳事件写道：

　　“在巴黎，六月革命会给以致命的反击。随着'红色共和国'在巴黎的胜利，军队将从各国的内地调到边境并越过边境，而各个斗争的党派的真正力量也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时我们会想起六月和十月，并且也会高声喊道：战败者罪该万死！^[2]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3]

　　这个办法没有拿来作实际试验。但我们在革命者中间发现一种日益滋长的内心矛盾。如果研究历史的结果使他们拥护恐怖手段，他们的态度就与我们以后会知道的从今天环境中产生的他们日益浓厚的人道主义本能相抵触，就与他们不愿作出使人痛苦的行为和甚至杀人的心理相抵触。这种人道主义实际上比历史书本里过时的恐怖主义理论更受人重视。
　　关于一八三〇年七月的革命者，波尔纳在其巴黎通讯的第六和信中写道：“他们很快就得胜了，沮他仍对敌人宽恕得还要快。遭受了如此重大损失的人民所实行的报复多么温和；他们把一切又忘记得多么快！只有在战场上的公开搏斗中，他们才使敌方受到创伤。他们根本没有杀害手无寸铁的囚犯，根本没有追捕逃亡者，根本没有搜寻逃匿者，也根本没有折磨嫌疑犯。一个民族的态度就是如此！”
　　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革命者的气度像他们在一八三。年那样豁达。甚至在同一年的可怕的六月斗争里，战斗的工人都表现了坡高尚的英雄气槪和最坚靭不拔的毅力，一点也没有嗜血残忍的形迹。残忍手段是留给他们的战胜者用最可怕的方式来发展的。不但是那些听了揑造出来的起义者的暴行而万分愤慨的士兵，甚至是知识分子都参加这个复仇运动。医师们拒绝为受伤的革命者包扎伤口。
　　马克思在他登在《新莱茵报》上的一篇论六月战斗的著名文章中提到了这方而的情况：

　　“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一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4]

　　正是对于这种野蛮行为的愤怒，促使马克思写了上面所引述的相信恐怖主义的声明。
　　当巴黎的工人们在一八七一年压倒了第二巴黎公社的政治权力时，由一八四八年的六月战斗所产生的极端严酷的情况在那些工人中间发生了更多的影响。他们有不少人曾经亲自参加过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斗争。人们也许已经料到，复仇的日子、马克思预言的恐怖的日子现在就要来到了。
　　但他本人在他论述公社的文章中说道（《法兰西内战》，一八七一年）：

　　“从三月十八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些暴行。”^[5]

　　这里我们发现一种对于恐怖主义的断然摒弃，而恐怖主义则被认为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相比的“上等阶级”的革命的一个特征。
　　不久以前，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可以说是不忠于马克思的，因为他的革命热情肯定会把他引向布尔什维主义。作为这一点的明证，我引述了马克思对于一八四八年恐怖行径的声明。
　　我们现在看到，我所犯的不忠于马克思的罪行早在一八七一年就由他本人完成了。在他第一次和第二次声明之'间，已经插进了二十年的最奋发、最紧张的精神活动，这个活动的结果就是写出了《资本论》。
　　无论是谁，只要他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以马克思的见解为依据，他就没有权利抱住马克思的对于一八四八年的看法不放，而抹煞他对一八七一年的看法。像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在一八七〇年也对恐怖主义没有什么热情。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上说：

　　“所谓'恐怖统治'，我们理解为那些鼓吹恫吓残暴的人的统治；恰恰相反，这是自己受到惊恐的人们的统治。恐怖——这多半体现着那些自己怀有恐惧因而需要安下心来的人们所犯的毫无用处的暴行。我相信，其所以产生一七九三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应当归咎于昌充爱国者的过分性急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把恐怖手段当作家常便饭的暴徒。”^[6]

　　当马克思以明显的满意语气，指出第二巴黎公社始终没有干那种作为第一巴黎公社突出现象的暴行时，他是完全正确的。在第二巴黎公社存在期间巴黎所发生的强暴性质的事件，不应当由它负责。纵然如此，我们也不应当认为恐怖主义的思想在第二巴黎公社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它为那个机构的全体成员所摒弃。事实决非如此。
　　现在让我们来更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共和国比较一下。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往往指明一八七一年的公社是自己的雏型，并且认为它具体地说明了自己一切理由。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第三版的序言里也曾宣称巴黎公社象征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比较仔细地研讨一下这种专政并了解它是什么样子，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1] 马克思：《匈牙利的斗争》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3页。译者

^[2] 原文用黑体大字刊出。

^[3] 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洛斯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3页。——译者

^[4] 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译者

^[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页。

^[6]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四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