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考茨基 -> 格鲁吉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农民共和国——印象和观察（1921）
第九章 社会民主党政权的稳固
目前，也许格鲁吉亚政府最稳固。我们已经看到格鲁吉亚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占据绝对多数席位。反对党不曾想过推翻政府或改变其方针。
除了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外，政府还得到了绝大多数人口的支持。
当今格鲁吉亚在政治上发挥决定作用的阶级是无产阶级的现代化部分。他们一致拥护政府，并与其紧密联系。
共产党人确实存在，而且能充分自由开展不旨在引发武装叛乱的运动。他们搞公开宣传，开展合法组织活动，没有任何障碍。这些公开活动能像地下活动那样如火如荼。苏俄全力支持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开展活动。但是，共产党仍然没什么影响力。
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始就在格鲁吉亚出名，在那儿没骗过人。这一点不同于欧洲。虽有严重的边界问题，但格鲁吉亚与俄国紧密联系，不会不知道俄国的具体情况，而且苏俄现在是地狱，格鲁吉亚是天堂。格鲁吉亚工人还清楚知道工人俄国遭到的可怕压迫，以及无产阶级丧失一切权利，无能为力，不会屈服于独裁统治而死。他们清楚意识到，独裁，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压迫全体人民（包括无产阶级），因为独裁的特点是政府必须全能，而且即便是名义上的统治阶级也限制不了政府权力。格鲁吉亚工人对苏维埃政权感到特别痛苦，因为后者卑鄙下流，不信任这个小邻国。
共产党人不时吹嘘自己能从格鲁吉亚无产阶级拉队伍。但是，每逢机会来临时，共产党人就显得微不足道。因此，他们跑去极力煽动铁路工人，应该是取得了一些辉煌成果。我即将离开时，梯弗里斯举行了铁路工人代表大会。这表明铁路工人已经不信任政府了。共产党人希望主导这次大会。
看吧，统计代表人数时，发现这些代表里有个共产党员。其他80多人都是社会民主党人。
在所有有机会参加的工人大会之前，我就有过类似的经历。
目前欧洲，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种中间派的社会主义者。这类社会主义者被布尔什维主义的虚假成就蒙蔽，在理论上拥护苏维埃专政，却在实践中支持民主制度并运用民主方法。格鲁吉亚不存在这种人。
左右两派都没有明显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
有人觉得被没收地产的地主会反对政府。实际上，他们服从了政府的决定。他们反对政府，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最终还是服从了。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被淘汰了，任何重建旧秩序的企图不利于整个国家。他们有不少人热情而忠实地为共和国服务。
现在俄国革命的贵族就像法国大革命的贵族那样，如果不找境外盟友——能让他们燃起重建的希望，就要听天由命了。境外势力不大愿意帮助格鲁吉亚贵族干涉内政。能干涉格鲁吉亚内部形势的力量，恐怕只有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他们一干涉，以前的地主就会每况愈下[1]。实际上，社会民主党政权无偿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只给他们留个农场，让他们得以自食其力。但这并没有错误对待他们本人，而是尊重人性。这符合马克思的观点，即我们不是在与资本家本人作斗争，而是与资本家的职能作斗争。鉴于这些职能必不可少，我们将它们从私人职能转变为社会职能。如果这些职能多余且有害，那么我们会在让它们无法立足的经济组织里废除它们。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仅与资本家的职能斗争，还要带上资本家和地主本人一起斗争，即便他们不再是剥削者，实际上已经成为无产者。布尔什维克政权还要镇压那些不愿或无力反对新政权的人。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满足于使这些人无害化，还要再往他们脸上踩一脚，无情折磨他们。它激起了无产阶级最基本的本能，从道德上百般折磨他们。
在格鲁吉亚，剥夺者以及被剥夺者不会相互凌辱。被剥夺者不愿反抗自己的命运。他们面前的另一种选择——布尔什维克政权，太可怕了。
封建领主属于过去。资本家是当下的剥削力量。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什么他们在格鲁吉亚没多少政治权力。他们只有少数人从事工业，其中大多数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寄生形式，如高利贷者、走私者和城镇地主。其中多半都是亚美尼亚人，不受格鲁吉亚人喜欢。双方各自描述这种对抗的原因，虽然莫衷一是，但基本事实却是相同的。只不过解释方式不同。有些人鄙视亚美尼亚人是卑鄙无耻的商人和恶魔，另外一些人却宣称亚美尼亚人节俭勤劳，并说格鲁吉亚人保留了太多的封建冷淡且贪图享受。所以，格鲁吉亚人在经济方面竞争不过亚美尼亚人。
因此，格鲁吉亚除了有亚美尼亚人以外，还有德国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在格鲁吉亚被认为是特殊民族），以及其他一些外国资本家，但没有多少格鲁吉亚本民族人。
结果，资本家即便极为不满现政权，但没多少人予以回应。相反，当人们受到严厉对待时，它们会感到高兴。资产阶级圈子抱怨经常采取的不合理措施不仅限制了资本的寄生活动，而且限制了资本自由活动的空间；在这些空间里，资本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调查过这些抱怨，不相信他们有正当理由。但确实，没准激情澎湃的革命时期会在这方面犯下错误。革命期间，经济饱受战火破坏，步履维艰，而革命政权无力妥善处理资本主义生产的必需品，也无法保证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协调无产阶级的利益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个艰巨任务，难免会出些错误。
然而，重要的政治反对派运动并未体现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从这方面来看，社会民主党政府不用担心。除非资产阶级赢得农民的支持，但根本不可能。
民主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未来取决于农民。像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并不占人口多数，都适用于这个论断。
如果民主不利于无产阶级，那不是因为数量相对较少的资本家，而是因为于农民。如果农民占据多数人口，并且敌视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指望在民主条件下统治。这个事实当然令人不愉快。苏维埃制度也不例外，因为要跟农民搞好关系，要用贫农委员会保障他们的利益。
划分工人苏维埃和贫农委员会，使工人掌握城镇，农民掌握农村。两部分只要互不干涉，各干各的，就能和睦共处。但很不幸，两部分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长期单独存在；城市离不开国家，反之亦然。一旦建立了共同的经济有机体，那么仅凭苏维埃宪法的形式就能让城市无产阶级与民主制度下的农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比后者享有更多特权。
如果俄国出现了这种特权，不是因为苏维埃宪法，而是因为共产党及其士兵成为当地唯一的武装力量，让俄国军队土崩瓦解，而且俄国农民缺乏政治经验，也没有全面的政治组织。
在农业国，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掌握武装力量，那就只能依靠农民保持自己的权力。即便无产阶级有掌握了武装也不能完全不依靠农民。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懂得国家政策不由机关枪决定，而由经济需要决定。基于此，我们相信大罢工的力量。任何形式的政权都不能不依靠农民。农民不能长期逼迫工业无产阶级，反之亦然。他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和平共处。民主制度肯定比两部分相互分离的情况更有利于他们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确实很不容易。两者有着天壤之别。无产阶级必须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社会管理生产资料，但农民狂热地固守生产资料私有制。
如果我们决定立即推行完全社会化的政策，那么这种对立必然会发展成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但是，即使是布尔什维主义者也没有这么做，否则他们不会让农民分地。农民的生产方式只要仍然存在，就不可能社会化。只能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化。社会化从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矿产和森林开始，如果在推进过程中提高劳动力，就有利于农民和工人阶级。农民当然会质疑、不理解甚至敌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如果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牺牲农民的利益，那么他们会欣然接受，而我们社会主义者恰恰就期待这种效果。
在任何情况下，作为卖方的农民和作为买方的无产阶级必然会持续对立。但这种对立不是阶级对抗；农民面对的是所有购买食品的人，其中不仅包括所有城镇居民，还包括许多农村工匠和农场工人。简单来讲，与苏维埃制度相反，民主将会让越来越多的人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面对食品生产者。
对于任何无产阶级政权而言，最脆弱的地方不在于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而在于与农民的关系。只要经济条件允许，而且农民同意，无产阶级政权可以在政治上对付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确信能得到全体农民的有力支持，那么这个问题就令人不安——特别是在农民占多数人口的国家中。
在这方面，格鲁吉亚的条件非常有利。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民主党领导和完成了土地革命，这场革命让农民彻底摆脱了封建残余。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农民之间也肯定有类似的关系；在法国，从1789年开始，直到法国大革命结束，大多数农民和巴黎革命者之间的类似关系。在这些国家，如果境外反动势力威胁要复辟封建条件，农民会支持革命。但是，一旦危险结束，农民就集体投奔反革命阵营。在某些地方，他们已经用暴动反对革命，我们仍记得旺代和俄国最近的农民暴动。
迄今，我们在格鲁吉亚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也看不到什么改变的迹象。差异何在？
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起义的一个因素是法国各省农民状况复杂多样。在某些落后地区，封建领主和教会保护和管理农民，而不是剥削他们。革命的法国陷入战争并要求有人——特别是出身农民的士兵——牺牲时，封建领主就能在许多落后的省份中挑起农民暴动。
在这方面，作为沙俄剩余部分的苏俄状况更好。它失去边疆国家后，远比法国旧时代君主制更像统一体。如果俄国那些边疆国家没独立出去，波兰很容易变得比1793年的旺代更加危险。
另一方面，另一种情况让俄国农民比法国农民更容易走向反革命。我已经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本书中指出，革命使法国农民不必出售玉米，因为他除了摆脱了封建压迫之外，还不用交税。所以巴黎的粮食供应很紧张，特别是战争爆发后需要庞大的军队和粮食，加剧了紧张状况。市民经常根据需要，强加征收农民的粮食，从而让自己活下去，而农民则以暴相抗。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革命军队很快就在边境地区打了胜仗，能以民族敌人为代价养活自己。
俄国情况更糟。俄国农业太落后，没多少盈余。如果农民在革命之前卖掉了很多谷物，那就是因为他和家人不得不饿肚子。像在法国一样，国家和地主给他增加了很高的税负，他为了交税，被迫将收获的部分农产品出售给城镇和外国。现在农民不需要向国家和地主交税了，也就不用去卖这些农产品了。他现在用不着辛勤耕作，就比以前吃得饱。但城镇居民要饿肚子了。
苏俄失去了肥沃丰产的地区后，情况更糟糕。俄国军队数量已经足够多，足以浪费掉大片土地，但没打足够的胜仗以征服边界以外的新领土养活自己。
红军只能向南扩张，向里海、巴库、北波斯和突厥斯坦扩张。他们以泛伊斯兰主义的盟友、打破欧洲帝国主义枷锁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这些穆斯林国家面前，因此受到热烈欢迎。但是，承诺是一码事，实践又是一码事。每个地区的农民饱受掠夺。后来，穆斯林世界没几个人同情布尔什维克。
对待俄国农民不能像对待那些“被解放”的地区的农民那样粗暴。他身上的负担虽然少了，但还是经常超出了他能忍受的限度。专制只知道一种解决办法，即蛮力。不肯交税的农民，就会被逼着交。除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和村庄被毁以外，这种方法只取得了一种效果：农民彻底不愿意努力实现农业盈余。土地耕种情况恶化。缺少面包，饥荒接踵而至。
求助无果，转而暴动。苏俄有人提出要强迫农民种更多的庄稼。强迫农民种地，就像布尔什维主义以前所有的强制措施那样，注定要失败。这些措施不仅旨在破坏现有的东西，而且还建设新的经济。支持强制性耕作的人，也许都没考虑五分之四的人口的庞大生产工具。城镇的现有人口不足以养活必要的维稳力量。但是，退一万步讲，即使能够强迫农民耕作，也无非是复辟旧农奴制。旧农奴制是奴隶制之后生产力最低的一种生产方式。这将完全封杀苏维埃俄罗斯的经济衰退。
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实验如果持续更久，甚至变本加厉，那就会导致农民日益不满城镇无产阶级。一旦协约国放弃了试图在俄国重建新的地主政权的荒谬政策，这些实验措施便立即让农民倒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一旦不再威胁俄国农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就会活跃起来。届时俄国也许走得比旧法国还远——革命队伍里会出现新的农民皇帝。独裁者这么短时间内就多次变更政策，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觉得不困难。而且欧洲有些人只看重当前的成功，于是热情拥护布尔什维克。
格鲁吉亚的发展路线完全不同于俄国。格鲁吉亚不独裁，而实行民主制度，所以政府不能拍脑袋决策，不会随意打倒那些不同意政府政策的人。格鲁吉亚和俄国因为解放农民导致工业人口面临粮食危机；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于由于战争而经历了土地革命的东方国家。
格鲁吉亚政府不可能暴力镇压农民。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农业盈余并将其提供给城镇呢？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不要忘记法国大革命已经百余年了。法国大革命一定程度改变了当时出现的问题。那时农村生产了农业几乎所有的必需品——农村工匠为农民提供了农民生产不了的产品。只有国家税收和封建税收逼迫他们为城镇生产。农民几乎不需要城镇。如今，他们离不开大工业。大工业是人工的，能生产农具、肥料和衣服，乃至铁床架等家具。农民迫切需要工业产品，并准备用农业盈余来换取它们。工业越是能给他提供产品，他就越能集约化耕作，越有生产力。
如果要促进农民为城镇增收，则必须发展本国工业和对外贸易，以扩大进口外国产品。仅开动印钞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农民如果不能拿这笔钱去买工业产品，那就根本不会关心这笔钱。
从根本上说，布尔什维克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试图立即实行社会化政策，摧毁了本国工业，他们为世界革命而对外宣传，不但没等到世界革命，反而面临封锁。
若让农民自愿为城镇增加粮食，首先应发展本国工业和外贸。其次是提高农业自身的生产力。落后农业国尤其有必要这样做。
格鲁吉亚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事实。他们除了努力发展工业和贸易以外，还努力用示范农企和学校教育农民，并改善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交通设施和排水工程。
当然，如果没有大量的资金就无法实施这样的计划。筹集资金，意味着不仅对资本家和农民征收重税。目前已经针对这两个群体引入了所得税。以后还要新增税种。
关于这一点的决策可能决定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命运。如果农民愿意承担更多的税收，也许会比以前更好保证城镇居民的营养，以长期稳固城乡交换关系，从而推动工商业迅速增长，改善农业本身。格鲁吉亚本来可以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容易、更迅速克服战后危机，并获得了可靠的经济基础。无需大量扩展农业就能使国家自给自足。格鲁吉亚战前生产了500万—600万奥地利米担[2]小麦。它还进口了大约100万奥地利米担的玉米，但出口了50万奥地利米担的玉米。所以格鲁吉亚还缺50万奥地利米担的面包谷物。
除糖以外，其他食品几乎没有短缺。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区别在于，过去富足，而现在虽然有明显的短缺和物价上涨，但不至于到极度匮乏的地步。所以，工农之间的尖锐对立已缓解了。征收新税也不必加剧两者对立。
农民同意征收新税，是格鲁吉亚国内政治的大事。如果农民不同意，格鲁吉亚前途渺茫。但农民几乎毫无疑问地同意了。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其中一种政府源于城市，对农民来说很陌生，不受农民控制，而仅仅只是出于城市需求让农民提供服务。另一种政府由普选产生，由农民选出的议员控制；这样的政府是为了增加农民财富和促进城市繁荣要求农民纳税。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只有实行民主制度而不是苏维埃专政，才有可能维护农民的利益。
格鲁吉亚工农关系最理想。他们共同努力建设新社会。农民非常信任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无产阶级则竭尽全力保护农民和自身的阶级利益。无产阶级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有助于保持与农民的良好关系，而两个阶级都关心生产力议题。
两个阶级之间的合作经常得益于他们经常以个人交往的形式聚集在一起。许多产业工人只有小块土地，许多农民仍然不得不打零工。消费者的合作社使工农联合起来。虽然贵族和神职人员不再影响农民，但这并没有影响工农联合。历史上，这一传统在保守农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护格鲁吉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后者从一开始就领导了农民开展反对俄国官僚、专制主义和农奴制的解放斗争。
还有个时刻。农民一旦远离革命时期并拥有土地，便拥护政府，因为政府不仅准备尊重他们的财产，而且还保护他们免受外国入侵和内战的破坏。所以，法国农民会依附于拿破仑帝国，并痛恨那些引发内战的城市革命者。
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政府不仅使农民摆脱了封建制度的负担，而且其外交政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顶着巨大的困难，迄今仍使国家免于外侵。格鲁吉亚的对内政策民主又自由，但不意味着软弱或冷漠，而是活力四射、积极主动，同时避免了内乱。近年来，从莱茵河到太平洋，暴动四起，而格鲁吉亚是除了德国和奥地利以外唯一没有暴动的国家。格鲁吉亚南北边境地区虽偶有暴动，但可以忽略不计。
和平与安全的环境，让社会民主党政权在农民面前和蔼可亲。
几乎没有国家能像格鲁吉亚那样实现工农团结友爱并让他们较为支持工业社会化。这一事实目前应该不会随时改变。在格鲁吉亚，除了人数较少的工业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其他阶级能发挥领导作用。而民主制度能够审慎温和地推进事业，不至于引发强烈的反对。
所以，在这个革命时代，格鲁吉亚有个最安全的政府。
但是，它的外部环境就不同了。
[1] 此处原文为“…aus dem Regen in die Traufe”，来自德语俗语“vom Regen in die Traufe”，字面意思是某个人为了避雨躲到屋檐底下，结果反倒被屋顶的雨水淋湿。译者为了精简表达，选用汉语成语“每况愈下”来翻译。——中译者注
[2] 这属于奥地利旧制单位。换算情况详见本书附录。——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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