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1932-1937年）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英译本绪言
悉德尼·胡克（Sidney Hook）
1945年9月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没有人能比考茨基有更大的知识上的权威来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一代人中间，他形成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他是那些教育广大男女工人群众懂得自己的社会作用的老师的老师。他的著作差不多具有百科全书的范围，其中以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对人类的文化与历史作了独创的和灵活的阐释。
本书选辑的文章，在某一意义上，可以看作考茨基的政治遗言。这些文章是在他去世前不久流亡在外的时候，以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不磨灭的信念而写成的。它们是从他一生智慧蒸馏出来的东西，讨论的是对我们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所谓社会主义，我们的意思是指关于民主计划社会的社会哲学以及真诚地信奉这种哲学的政治团体的活动，这种哲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已经充分地、但还没有最后地得到形成。所谓共产主义，我们的意思是指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它的附属物，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对于这两种哲学的差别的极度无知，是今天政治讨论中的丑事之一。不仅在通俗著作中，在专栏作家和广播评论员政治上没有识见的急就章中，并且还在著名政治人物的声明中，都表现了这种极度的无知。丘吉尔谴责英国工党企图建立一个无形的独裁政府，也许是暴露了他的敌恨，而不是缺乏知识。但是，像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这个好心好意的人，慨叹美国的政治民主过分了，告诉我们说，苏联正享有“经济民主”，并且还进一步提出他要保留“自由企业”的保证，我们对于他又有什么好说呢？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许多人心目中造成混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从一八四八年以来，这两个名词就时常相互替用；但也时常代表不同的事物。匆忙地阅读标笺可以使粗心的人把醋当作酒喝。共产党人的习惯，在政治上方便的时候，就把自己说成是社会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其目的是在于助长这种混乱。但是，主要原因要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中去找，即布尔什维主义的创始者们原来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根本的历史事实，掩盖了后来历史的发展，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对于了解布尔什维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性质，却具有远为重大的意义。一个社会运动正像一个人一样，不能只根据它的根源，而要根据它成长后所结的果实来加以判断。弑亲不但是一个个人行为，也是一个社会现象。马克思和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别，正像圣·弗兰西斯（St. Francis）和佛朗哥（Franco）的理论与实践之问的差别一样大。
社会主义不止是关于社会的经济组织的一种学说。它的孕育的根源来自人的和历史的哲学。经济组织被认为是使人类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支配下、以及从别人不正当的权力下解放出来的工具，以便每一个人在和别人建立积极的相互关系中，能够有发展个人人格的机会。它的理想不仅是政治的民主，而且是生活的民主，它的方法是坚持运用最高的智慧以求发现有效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理想。要是手段与理想不能协调一致，这些手段便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个理想——在理想所能够实现的限度以内。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彻头彻尾——在实际上和在名义上——都是民主的原故。这就是为什么衡量社会主义在社会生活中所采用的计划的尺度，就是社会主义使之成为可能的民主的质量和程度，而不是倒转过来。将社会主义和一个计划的社会等同起来，而不问这个社会是怎样计划的和为了什么而计划的，就像是将医师的职务——他首先关切的是病人的健康——和集中营虐待狂的看守人的职务——他使用了医师的知识来折磨人类——等同起来一样。
不可否认，苏联有一个计划经济。但是由于缺乏政治民主的任何迹象，苏联代表着一种“工业奴隶制”，正如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所确切地描写的那样。[1]俄国在反击希特勒的自卫中所表现的军事上的英勇，并不能否定这种工业奴隶制的存在，正像俄国在反击拿破仑的自卫中所表现的军事上的英勇，不能否定亚历山大一世统治之下的农奴制的存在一样。主张说俄国有权不受外来的妨碍来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这是一回事。但是赞成或为俄国专制的政治实践作辩护，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因为这些实践在别的国家内，即使其表现的形式不是如此可恶，还是要受到极端严重的谴责的。已故总统罗斯福一九四○年二月十日在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评论，仍然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事实，你们和全世界所知道的苏联，是一种绝对的独裁，和世界上任何其他绝对的独裁是一样的。”
一方面对苏维埃的独裁给予最令人作呕的称赞；一方面对俄国以外的共产党的主义和活动又给予有礼貌的轻蔑：这就成了“总体自由主义者”（"totalitarian liberals"）越来越时髦的行径。英国的拉斯基（Harold J. Laski）和美国的勒纳（Max Lerner）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他们思想方法的简单公式是，俄国的政策和实践从历史上和道德上看，差不多总是正确的；而他们自己国内的共产党的路线差不多总是错误的。他们承认，这条路线是在莫斯科制订的，而同时又嘲笑它的愚蠢和缺乏责任感。这样，他们就暴露出他们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混乱。因为，他们所承认的东西显然就是指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那个两面政策。如果仆人的行动仅仅是忠实执行主人的命令，那末主人的责任就不能置之不问。拉斯基和勒纳承认，在全世界任何一国的共产党的曲折的进程中，任何一个重大的步骤都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而采取的。假如共产党人因其愚蠢罪行或因其背离了社会主义运动任何一项道德理想而应受谴责，那末，根据什么逻辑，那些组织他们犯罪的人能够脱卸责任呢？
顺便应该提到的是，考茨基断然反对拉斯基的新发现，即所谓俄国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恐怖从历史上来看是正确的，这意思是说，没有另外的途径可循。事实上，共产党人在每次决定国内外重大政策的紧要关头，另外的途径显然是有的：从一九一八年他们用刺刀挑掉了民主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起（这个议会他们也曾主张召集，为的是希望他们会占得一个多数），到一九三九年斯大林-纳粹条约，使希特勒没有第二条战线的威胁，并给他扭开了绿灯，使他毫无阻碍地去发动世界大战的时候止，都是如此。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拉斯基对它们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都提出过谴责。假如立宪会议没有解散，俄国的发展和欧洲的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考茨基作了相当合理的详细的讨论。如果有人认为历史上不存在重大事件的另外的途径，而完全依据了历史事实来作他的道德的判断，那末，他不仅必须相信，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主义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得相信，谁胜利了，谁就是对的。
那些对政治隔膜的人——本书主要就是写给他们看的——也许会惊疑，各国共产党（不管它们伪装成什么样的名字）是否真正在本质上都是苏联的第五纵队。许多证据的线索确定地表明，共产党根本的忠诚对象，不是一套价值或原则，而是由俄国统治者所决定的俄国的具体利益。共产党的口号、纲领活动和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有着百分之百的相互关系，其间只是允许有一段传达命令的时间距离罢了。外国的控制甚至伸展到各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机构。在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上，每当俄国决定了采取某种行动路线的时候，人们总是能够成功地预言，共产党将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在政治上和在科学上一样，成功的预言就是理解的正确检验。
美国共产党屈服顺从的记录是这样的明显，已经无需任何详细的说明。在一九三五年第三国际的第七次莫斯科代表大会以前，它曾经公开宣布它的反民主的性质。威廉·福斯特，它的现在的领袖，写道：“在专政之下，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社会党——都要取消，只有共产党作为劳动群众的党单独活动。”（《到苏维埃美国之路》〔«Towards Soviet America»〕，275页，纽约，一九三二）。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它又宣布了自己对民主的信仰，以配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所提出的“特洛伊木马”的战略。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和一九三九年战争爆发之后，罗斯福帮助了英国抵抗法西斯的侵略，就被斥为“战争贩子”。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当希特勒侵入俄国的时候，共产党就要求立即对德国作战，于是又变成了疯狂的民族主义者了。德国战败以后，它又逐步回到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所站的立场上来了。全世界每一个共产党都表明是从同一个模型铸出来的。各次转变的指令都包含在公开的文件里，不论哪个探究者都很容易得到。甚至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是由克里姆林指定的。党的会议仅仅是通过形式的动议加以批准而已。根据西欧苏维埃军事情报局前任局长克历非斯基（W. G. Krivitsky）将军所说，每一个共产党中央执行员会中都有一个委员是属于俄国国内事务人民委员会（以前是国家政治保安部）的国外支部的。
但是，有人也许会问，共产党总是热烈地趋赴各项有价值的事业，从支援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以至婴孩牛奶免费供应等等，这不是真的么？的确，社会上哪里有不平的事，共产党就会奔向那里。但它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对任何有价值的事业有什么忠心，而是为了要在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内夺取战略的权力地位，并给予抗议运动以一个政治方向。这个方向主要是决定于外国即俄国的利益。许多好心的、但政治上却很天真的人，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却落到这个策略的圈套中去了。他们对社会党人的不肯和共产党人合作感到迷惑。他们宣称，只要共产党人带头从事有价值的活动，他们看来就没有任何必要和共产党人决裂。他们坚持，他们是为了善良的目的在利用共产党人，不管共产党人的隐藏的动机如何。
正是因为这种悲剧性的眼光短浅，站在美国共产党的阵线上的社团才发展到了达么大的一个数目，一大批自由的组织也才被共产党人夺去了领导的位置，因而被弄得支离破碎了。这种短浅的眼光忽视了一个事实：只要俄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共产党接到了新的指示，共产党人就会利用他们的战略位置，来改变所在组织的目的，把这个组织从原来所致力的某一项有价值的事业，转向往往和原来的目的背道而驰的一些新的目的。如果做不到这点，他们就破坏这个组织。不论什么情况，他们总是能够损害这个有价值的事业，使他们的那些厚道的自由主义同盟者只能发出一些无力的愤怒。
因此，一个和平组织，由于共产党员愿意比其他人员更辛勤地工作，允许了他们担任领导职务，但总有一天会发现，共产党员们接到了俄国放弃和平路线的命令以后，就会设法改变这个组织的目的，或者就破坏了它。共产党员领导的工会，将发现他们的领导是热心的、积极的，但是工会的本身利益却总是会从属于政治路线。这就是说，应该鼓励平行的工会还是单一的工会；应该作出不罢工的保证还是取消不罢工的保证——这些问题首先是取决于政治立场，而不是取决于工会的立场。政治立场总是只有一个，即这对于俄国的国家利益将会发生什么影响。有一个专为筹集款项给贫民区域的婴孩免费供应牛奶的组织，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这不是最合法的么？但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将会发现，在某个会上，出席的人并不太多，竟会作出决议谴责中国政府或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或者谴责英国对希腊的政策。这些并不是空想出来的例子。作为一个实例，我们还可以举出有些社团的经验，这些社团是几年前组织起来抵制德国货的。共产党员们宣称他们对这项有价值的事业有无限的忠心，弄到了控制这些组织的重要位置。会员们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共产党抵制德国的路线在一个晚上改变了，共产党领导把这个组织扼杀了。
但是，即使那些共产党都是俄国伸到外国的手，正如共产党员们所宣称的，俄国岂非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和自由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工人国家”吗？最后分析起来，俄国的性质是具有决定性的。人们既然相信它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鼓舞它的那种信仰将来可以拯救文明（拉斯基）；并且相信，它是新的民主的一个萌芽的形态，那末，他们就不能自相矛盾地在另一方面又攻击那些至死都为这个国家服务的共产党。但是清醒的事实是，俄国在受着一个单一的少数人的政党的统治，这个党又受着它的书记处无情的控制。那里绝对没有反对者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罢工要受到死刑的处分。工人的生活条件此在沙皇时代还要坏。[2]关于它的劳动法，坎特伯雷的副主教以及其他的辩护者们保持了聪明的缄默。它的劳动法强制工人依附于他们的工作，迟到或旷工被处以很重的罚金或监禁处分，受处罚的工人的家属则被逐出他们的居住区域。[3]革命初期所取得的文化上最重要的利益现在都已经取消了。这个国家整个的知识和学术生活，都周期地受到国家政治保安部所支持的共产党教条的威胁。这个所谓工人阶级的祖国实际上是一个可怕的官僚警察国家，工人们在这里享受到的经济保障和政治自由，远不及在任何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间的多。它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民主主义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论他们自己知道或不知道，共产党的党员、同情者和同路人的根本的忠诚对象，就是这个警察国家。
政治上历来有一条原则：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外政策，在根本上是不能分开的。然而，同一个社会和政治制度，也可以和外交政策的多种多样的变化相适应。在多种多样的变化中，究应如何选择，固然要取决于本国的内政制度，同样也取决于别国的外交政策。这对于沙俄和对于苏俄都是同样的。在一九一四年，没有人推论说：因为俄国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同盟国，所以它是一个较高一级的民主国家，或者必须宣布延期批判它的比较温和的国内专制——所谓比较温和，是指它比之于近代德国和俄国的独裁所表现出来可能达到的程度而言。但是自从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迫使斯大林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同盟者以后——在这以前，斯大林一直谴责它们应负战争的主要责任——，一种光荣归于俄国国内专制的狂潮就开始了，与此并行的，就是贬低西方政治民主，认为西方政治民主在历史上不及俄国独裁的计划经济进步。人们违反了逻辑和道德的每一项健全的原则，竟称这种经济是“经济民主”。事态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当那些奋斗终生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批评了一下在神圣的俄罗斯祖国的名义下所犯的反民主的罪行时，他们就被勒纳之流指控要发动反苏战争，而勒纳之流却对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曾经提出过更严厉的谴责。横蛮无理和有计划的混淆是非结合在一起，实在令人骇然。在某些反动的实业界中间，也仿效了这种作法，这就表明了，当有利可图的巿场在向他们招手的时候（如德、意、日的情况），资产阶级对他们所宣布的对于民主的忠诚是如何的靠不住，同时也表明了，民主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又是如何的巨大。
尽管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美国和俄国是能够和平共处的。最后分析起来，俄国的制度是俄国内部问题。但责任就在于俄国要保持它是内部问题。我们毕竟没有组织一个“杰弗逊主义国际”[4]，充当民主的第五纵队，企图去颠复俄国的制度。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美国军队有限的干涉，正如李维诺夫（Litvinoff）在一九三三年所承认的，是由于严格的军事考虑的动机而采取的。当时在阿尔汉格尔的军事物资有落入德国人手中的危险，日本人也有深入西伯利亚的危险，但即使如此，这次干涉还是不应该的。不过这个愚蠢的大错，决不能和共产国际二十五年以上的积极干涉美国事务相比。欧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的被免除美国共产党领导职务，是由法国共产党的领袖杜克洛的一个暗示决定的，从这个远距离控制的事实看来，共产国际虽然在形式上是取消了，实际上还是非常活跃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员出现在俄国的卫星国家中抯任政府要职，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点。每一次对俄国作出的片面的让步，就等于给俄国的进一步侵入打开了大门。
俄国的统治者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者，天真的美国外交家却以为，极权主义者实在不过是变相的“俱乐部”政治家，竟把许许多多利益自动地让给他们，那么他们当然要充分加以利用，这是怪不得他们的。
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和平最好的保证，就是坚持一个严格的互惠的原则。假如都有和平的意愿，那末，坚持这个原则就是巩固国与国之间和平关系的唯一的办法。假如没有和平的意愿，那末，不论作出多少的片面让步，也绝对不可能保持和平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把这点显得水晶似的透明了。有些人主张，德国型的和俄国型的极权主义，彼此之间的差别比两者的类似点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两者最突出的差别，就是俄国是愿意和平的。很好，我们就相信他们的话吧。俄国在芬兰、波兰、东欧和亚洲的行动的记录，我们就给它打个折扣吧。所谓俄国孤立在各个民主国家之间，永远不能安全的这个官方说法，我们就把它忘掉吧。让我们假设俄国像我们一样，也是有和平意愿的，然后根据了这个假设的意愿办事。结果怎么样呢？自然，还是要互惠的原则。假如我们邀请俄国的记者前来自由地旅行，并且报导美国的现实情况，那末，让我们要求俄国也把同样的权利给予美国的记者。假如我们邀请俄国调查团前来视察我们的制造工业，查看国际条约是否付诸执行，那末，就让我们要求，俄国也允许给它的工业作同样的视察。假如我们裁军，让我们要求俄国也作同样的裁军。还有比这更公平的么？还有比这更合情合理的么？假如这都不行，什么才行呢？
对于这本卓越的著作，我有两点不能同意，现在请率直地说一下。第一点，考茨基在他的手稿首页提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他在本书末尾把问题说得正确了，但他没有对他前面的说法提出修正。如果所谓“工人阶级”是指无产阶级的成员，即主要依靠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工作以维持生活的那些人，那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包括苏俄在内的共产党，其社会成分是不是工人阶级占优势呢：这就成为公开的问题了。如果所谓“工人阶级的党”是指一个组织，它的首要义务是致力于工人阶级的福利，或者更广义地说，是致力于本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那末显然，现在的共产党没有一个是真正工人阶级的党。因为它既然自始至终都是外国利益的一个驯服的工具，那末，它就不能、也不该被看作本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真正的一部分，虽然它在这个运动中活动。
其次，考茨基在说明希特勒起来掌权的时候，他似乎没有看到，这个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有另外一条道路好走，正如他所看到的，布尔什维克当时有另外一条道路可走一样。从他的说明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从一九一八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能不这样行动，而局势的发展既然决定于它的行动，那末，它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但是，我想，由于卡普事变曾使德国大多数人民联合起来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以在事变之后，肃清反动军人的有效办法是能够找得出的。如考茨基所说的，由社会民主党来搞一次武装起义，只会成为一个吉诃德式的姿态，这也许是对的。也许对吧；但成问题的是，像他们这样消极地接受自己的命运，是否就少受些痛苦呢？我看，错误的根源似乎是在社会民主党对于反击希特勒的恐怖缺乏准备上。而这种恐怖则应归原于社会民主党的有势力方面对希特勒胜利的危险及其对工人阶级可怕的后果估计不足。
最后，考茨基为社会民主党企图保持魏玛共和国民主遗产所作的辩护，虽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却低估了社会民主党同样要保持共和国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企图所发生的后果。它虽然坚持资本主义不能稳定的理论，而实际上却是想维持资本主义的存在。在群众心目中，它看来是经济现状的保卫者，正是经济现状的脱节，才使多数人心理上准备接受纳粹欺骗的保证，作为绝望中的一个补救办法。
如考茨基所指出的，希特勒起来掌权的原因，主要是在于一个战败后创深痛巨的国家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深刻的危机。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加上一些“主观的”因素：共产党人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十字军以及他们和纳粹联合进攻魏玛的政治民主制度，纳粹领导上罪恶的诡计多端以及他们狡猾的宣传，最后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错误。
一个现代的哲学家说过：“忘记过去的人，肯定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分析不是无益的事，而是掌握未来的必要条件。对于相信真理是民主最好的武器的人们来说，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分歧，作为一个教育启蒙的工具，没有一种著作能够超过考茨基这本书的了。
悉德尼·胡克
一九四五年九月于纽约
感谢 雨宫花凛 录入并校对
[1] 《召唤》（«The CaII»），一九四○年四月十三日。
[2] 关于这点，有极多的证据，参阅曼尼亚·戈登（Manya Gordon）的《列宁时代前后的工人》（«Workers Before and After Lenin»），纽约，一九四一年版。
[3] 要找官方文件主要章节的引文摘要，参阅弗林斯基（M. T. Florinsky）的《斯大林对劳动者的新政》（«Stalin's New Deal for Labor»），载《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Iy»），卷四十五，第一期，一九四一年三月，第38-50页。
[4] 杰弗逊（一七四三——一八二六）系美国第三届总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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