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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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

　　俄国也不能不受外界的影响，于是就有马克思主义以及根据这个主义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兴起。但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在沙皇统治下却比早期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政党遇到更大的障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遇到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它的经济落后状态。由于经济落后，就大大延迟了资本主义群众性大工业的发展，也就大大延迟了大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缺乏民主，对于一个从事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政党的发展，也是一个并不较小的障碍。因为缺乏民主，就使任何政党活动、合法的群众组织、出版自由都不可能得到发展。
　　除此以外，由于经济落后，俄国迄至上世纪末叶为止，还保留着农村原始共产主义的显著痕迹，这是欧洲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由于这些因素，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还继续带着马克思主义以前时期的特征，比在西方延续得更长久。俄国为自由、平等而斗争的战士从西欧继承了各种社会主义的趋势。他们很自然地看到，要使沙皇俄国得到社会主义的新生，其力量不能来自数量上微弱的城市工人，而是要来自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城市工人多数是从农村来的，他们大部分还保存着农民的思想感情。
　　城市工人群众以及在知识分子即学生中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们，所受农民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要大得多。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比在西欧为晚，对于俄国城市工人的影响，也就增长得很慢，而且也难于增长。
　　一直到了1898年，那些抱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们才有足够的数量，敢于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这是一个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党，它培养出了许多领导者和思想家，他们不但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然而，当时在俄国存在着的特殊条件，仍然不利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随着它的重工业的兴起，以及在它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借以创立了自由的工人阶级组织，出版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书刊，以及群众参加了罢工、选举斗争之后，这才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有效的发展。俄国甚至在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之后，产业工人在数量上仍然比较小，同时还保持着他们的农民观点，没有任何工人阶级的觉悟。除此以外，只有秘密出版和结社是可能的，自然，这不能超出受到讨厌的严格限制的范围以外。
　　不利于马克思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仍然存在。甚至许多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受了这些不利条件的支配。他们往往以一种相当狂热的意义来诠释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自觉地把带着马克思主义以前时期的、布朗基主义的或巴枯宁主义的色彩的各种观点，不断地注入马克思主义。
　　弗·乌里扬诺夫（他更以列宁的名字著称）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突出的人物。他在社会民主工党创立的时候，就参加了这个党。他接受了他所帮助起草的党的纲领。在党内，最初使他和那些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冲突的，是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在沙俄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组织必须是秘密的。虽然如此，但还必须使它具有这样一个形式，即一方面有利于最大可能地发展党员的知识和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又要有利于促进最大多数工人的独立思考。要达到这点，就只能靠党内所有同志最密切地参加党的工作，并和工人运动紧密地接触，也就是说，只能靠党内有最广泛的民主。这和马克思的思想是完全符合的。马克思在运动开始时，就认为把民主作为取得政权的工具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把民主作为教育群众的工具。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盟在当时欧洲大陆的政治情况下，不得不是一个秘密的组织。的确，在开始时它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有必要赋予领导上以独裁的权力。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愿接受这个权力。他们参加同盟，只是在它不再是一个阴谋团体之后，虽然由于当时缺乏结社的一切自由，它不得不仍然保持为一个秘密组织。关于这点，恩格斯曾经作过如下的说明：

　　“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个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1]（恩格斯为马克思著《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三版作的序言）

　　1864年的第一国际，也像它的前身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样，被迫在有些国家中保持为秘密的组织。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反对如马志尼所要求的那样，把国际变为阴谋组织的企图。马克思说服了马志尼。所以，第一国际不是按独裁形式，而是按民主形式组织的。马克思也同样反对1863年在德国组织的总工会的形式，在这个工会里，拉萨尔掌握着独裁的权力。和拉萨尔派相反，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爱森纳赫派，是按民主形式于1869年组织的，他们受到了马克思的支持。在德国，组织的独裁形式终于让位于民主形式。
　　然而，凡是组织不得不采取秘密形式的地方，在群众还没有掌握他们自己的运动，而政治组织不是被看作教育无产阶级走上独立的手段，而是被看作一举取得政权的手段的地方，那么，那里就继续出现搞阴谋组织的要求，组织内的领导者具有无限的独裁权力，而成员们却只能盲目地服从。因此，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起义或政变被引到了最注意的地位；随着这一形式的军国主义思想一起带到党组织中来的，就是不求提高群众的知识和经济水平、只求在内战中取得胜利的那种思想。群众仅仅被看作是炮灰，没有独立思考和自己的意志，越是服从命令，就越容易加以利用。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民主组织。但是，列宁不久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误。他开始为党中央机关要求愈来愈大的权力，同时不断地限制党员的权力。
　　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维拉·查苏利奇、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尤利·马尔托夫，以及后来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都反对他。甚至罗莎·卢森堡虽在其他事情方面是比较倾向于袒护列宁的，但对于他要在党内搞独裁的企图，也就表示疑惧了。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的小册子（1904年）中甚至肯定说：

　　“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2]

　　我现在把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第22年卷第2期）对列宁的批评引在下面。她说：

　　“在社会民主党内建立以盲目服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使关于党的组织和活动的一切事情，甚至在最微末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一个中央的权力；这个中央权力思考一切，关注每一件事情，决定每一件事情，并把党中央从周围革命的环境隔离开来，－如列宁所要求的－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企图把搞布朗基主义阴谋活动的那些工人团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群众运动中来。”（第488，489 页）
　　“列宁的思想主要是要助长对党的活动的控制，而非其发展；要扶植对运动的限制，而非其增长；对运动的扼杀，而非其团结和扩大。”（第492页）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所说的列宁主义从其一开始时起所有的特征。
　　早在1904年，罗莎·卢森堡就已经发现，党内独裁所能做到的只是阻碍和窒息工人知识的发展。只有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工人才可能自愿地承认运动的某个领袖的独裁，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中，教育工人独立思考和行动，比那些领袖们取得权力还远为重要。
　　因为这个理由，罗莎·卢森堡早在1904年就已经看到，列宁主义是妨碍工人阶级向上发展的一个因素。自然，她当时还不能预见到列宁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破坏影响。
　　同时，列宁主义除开扼杀和窒息工人运动这一点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有害的因素，这从其开始时起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像一神教的神一样，独裁者是一个非常嫉妒的神。除他自己以外，他不能容忍有别的神存在。党内如果有人不相信他的神明不谬，就会引起他的剧烈的憎恨。列宁要求全体工人阶级都温顺地服从他的领导。党内如果有人对别的领导者表示更大的信赖的倾向，或者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就会被列宁认为是死敌，要用一切手段和他们进行斗争。
　　因此，正像任何要成为一个党的独裁者的人一样，要列宁和那些意见上偶然与他有些分歧的同志们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要他和那些品质好的、具有独立思考的同志站在平等的地位一起工作一个时期，那是不可能的。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独裁在党的机构内掌握了权力，那个机构就必然会在精神上堕落下去，因为独裁势必使最优秀的分子或者堕落下去，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独立；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党。
　　党内独裁一开始就会带来党内的分裂的观念。就独裁的性质来说，这是很明显的。独裁者不但不愿意把他的组织和别的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合并组成一个更高的总机构，甚至也不想到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进行暂时的合作。
　　列宁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刚刚开始显现的时候，就使这个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党的知识上的贫乏，工人的知识发展受到阻碍，工人阶级因长期内部冲突而引起的虚弱这些就是列宁主义的党内独裁甚至在1917年俄国革命以前就已产生的后果。
　　这次革命在一切社会和政治关系上都带来了根本的改变。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00页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