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1932-1937年）

　　克里姆林独裁者中间的旧的理想主义者，不是死了，就是被免职了。现时正在掌舵的那批人，只想从他们原先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参加的工人运动中，利用工人阶级，以求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再也不是解放劳动群众，而只在于加强他们的专制了。不独是俄国工人阶级，而且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他们的炮灰了。在克里姆林统治者的眼中，各国工人都应该变成木偶兵，遵照他们的命令前进。这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任务。
　　莫斯科的独裁者在力图建立他们对世界工人阶级的专政，并且要不顾后果地把它拖入冒险事业中去的时候，他们碰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坚决的抵抗。因此，他们把社会民主主义看作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共产党的愤怒，主要不是针对着外国资本家，而是针对着组织在社会党、工党和自由的工会中的工人。
　　俄国的统治者看起来很能和外国资本家及资产阶级政府打交道，并能和他们做生意。因为资本家对于专政的种种方法、政治警察的无上威权、为了“原始积累”而对群众的剥削，都丝毫不会感到困惑的。如果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有这么一个政权，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会大大地高兴的。
　　各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目标，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消灭民主、消灭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
　　通过他们的政策，他们总是在为反动派铺平道路。资本家再也不害怕苏俄了。
　　整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是根据这样一个期望，即全世界资本家会争着把改良的生产工具供给苏俄；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没有想错。资本家在政治上也和在经济上一样，都不害怕苏俄了。墨索里尼的成功，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应该归功于共产党的。使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成为可能的，也是他们。许多国家的反动派，取得议会的许多席位，也须归功于共产党。从大战^[1]结束时起，无论哪里的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内部都在制造摩擦，对于工人阶级的事业一直造成最大的损害。
　　无论哪里，不仅各国共产党在热切地研究和仿效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而且凡是在工人阶级民主派太微弱而不能起决定性政治影响的地方，那里的反动派也在热切地研究和仿效这些方法。
　　随着中欧同盟国^[2]的军事崩溃，社会民主党掌握了政权。凡是社会民主党在掌舵的地方，他们的行动还是和1830年、1848年、1871年、1905年及1917年的革命同样的仁慈和宽大。但是，由于战争和战胜国没有远见的结果，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和半社会主义政府，都曾经面临着许多不能在一个晚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就是问题解决了，也不能立即带来繁荣。这就很快地激起了四分五裂的各个集团的严重敌意，结果是无论资产阶级党派或反资产阶级党派上台执政全都得碰运气。结局就形成了一个少数特权分子的、独裁的、强制劳役的、恐怖的和专横的政权。
　　德意志共和国崩溃的原因可以总结如次：
　　1．凡尔赛条约的后果。
　　2．共和国由军事失败而产生的内部弱点。
　　3．经济危机。
　　法国大革命是在和平条件下发生的。军事失败后的耻辱和疲竭，没有落到法国人民身上。他们可以把全部战斗力量，贡献于革命。
　　德国1918年的革命是在战争终结之后发生的。战争使德国人民陷于空前的疲惫状态。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法国大革命不久就和欧洲各君主国家发生战争，最后把那些国家打败了。虽然我们在感情上是国际主义者，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一个民族击退外国敌人的进攻所发生的爱国热情，可以构成惊人的巨大推进力量。当革命热情和爱国热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革命就会大大地加强起来。这一个因素，在1920年证明是对布尔什维克有过重大的帮助，他们从对波兰的那次战争中，就曾经吸取了新的力量。这个因素也曾在1792年后大大地加强了法国革命。当然，在唤起了好战精神的情况下，即使革命者成了胜利者，民主却终于要遭到损失。
　　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相反，1918年的德国革命是从战争带来的可怕的困苦中发生的。而且，它还被迫接受一个最耻辱、最致命的和约。这个君主国发动了战争，在战争中失败了，但君主主义者在缔结和约之前就溜走了。耻辱的和毁灭性的凡尔赛和约是德国皇室派的政策的后果。但是签订这个不可避免的和约的工作，君主主义者却留给共和国的人们来做。
　　政治上无知的群众，不找事件的原因，只去找寻一批替罪羊，所以在那些群众的眼光中，社会民主党对于和约是负有最大责任的。民族情感的力量，曾经是这样地加强了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锐气，但对于第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命运却发生了相反的结果。那些民主的战胜国通过他们强加于德国的和约条款，尽量地激起德国人民的民族情感来反对被迫接受这些条款的共和国。那些战胜国也不让德国人民回复到平静的状态。他们强迫执行那个疯狂的赔偿计划，结果引起了通货膨胀和鲁尔的占领，这两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同样地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其后果是重演了大战所产生的情势。德国的反动内阁，让自己陷入于鲁尔冲突，听任通货膨胀，因而把德国引到了无底的深渊，并且在这个决定性的关头溜走了，把古诺（Cuno）先生及其同僚所堆起的那堆垃圾，留给社会民主党来清理。
　　赔偿计划的最坏后果还未克服、赔偿还未停止的时候，世界经济危机就出现了，影响及一切的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地严重。这是希特勒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
　　1932年7月，德国2000万工资劳动者中间，只有少数人充分就业；有750万人失业，500万人半失业。
　　工会的统计也同样雄辩地表明：1928年，即危机发生的前一年，在有组织的工人中间，只有8.2%失业，1933年3月则有46.1%。1928年，半失业的工人只占5.7%，1933年3月的数字是23.4%（2月中是24.1%）。在危机的3月，充分就业的只占有组织工人的30%！
　　加重这个情势的，还有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分裂，最后分析起来，这也是世界大战的后果，而在德国发展得特别严重。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大战以来，并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大战的一个后果，没有别国工人曾经受过这样多的痛苦。没有别处的工人，像德意志共和国的工人一样，曾经被迫经历这样多的政治、社会、经济的斗争，也没有别处的工人遭受过这种折磨的考验。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1933年这一段时期中所付出的精力，在国外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理由很简单，当时德国的情况只是偶然以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卡普事变中；而一般的局势只是一种旷日持久地顽强地争夺权力的斗争，没有什么戏剧性的轰动事件，因此没有得到适当的评价。
　　当人们考虑一下德意志共和国所由产生的条件，和它的最好的捍卫者的力量的不断消耗－德国工人在帝国崩溃和1918年11月革命发生时，已经疲惫到了极点－那么，对于反革命的胜利，正如对于反革命在1789年和1848年后终于取得胜利一样，就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胜利是在15年的斗争之后才达到的。
　　有人也许会说，即使这是真的，但仍然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民主党执行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因此就打开了通向灾难的大门。确实，支持兴登堡做总统来反对希特勒，并且容忍布吕宁（Bruening）的准独裁政府作为反对纳粹主义最后可用的堡垒，这种“选取较轻祸害的政策”，并没有避免最后的大祸，这个政策证明是失败了。
　　在上述历史条件所发展出来的情势中，社会民主党只有两条道路可走：或者是祸害较轻的道路，或者是不可避免地会引到更大祸害的共产党的道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至少是暂时可以避免更大的祸害——希特勒的独裁。如果社会民主党追随了共产党的政策，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一定会已经亲自将希特勒送上台了。
　　如果革命显得有最小的成功机会，共产党就一定会设法制造一个革命。不幸的是，群众有时可以陷于这样一种瘫痪状态，甚至使最乐观的人也毫无办法，不能行动起来。因此，和资产阶级各党中最民主的党派联合起来，借以挽救德意志共和国及其艰苦地取得的社会成就，这就成为必要了。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及其后果所引起的经济崩溃的结果，由于和约所引起的结果，有许多条件虽然有利于组成一个纯粹社会主义的政府，但因为缺乏一个社会主义者多数的支持，也一定会使这个政府的任务陷于困难。在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情况就成为简直不可忍受了，危机使社会矛盾尖锐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社会民主党再也不可能留在政府里了。所以，在1930年3月，弥勒（Mueller）的社会民主党内阁辞职，由布吕宁内阁继任。
　　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议会多数，自然不能终止危机。那些期望社会主义者做到这点的人，就得给他们一个议会的多数，使他们至少要得到必需的权力。的确，社会化的措施，甚至在那时也只能减轻、而不能完全克服危机。单独一个国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也有一些危机的现象是可能加以避免的，如果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受到一个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多数的支持；这样，人民群众就可以少受一大堆的痛苦了。但由于当时各党派和各阶级间力量的分散，社会民主党所处的地位甚至还不足以成功地击退有产阶级对劳动者的进攻。历届纯粹资产阶级的内阁甚至使祸害更加严重了。
　　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很大一批的工人，都非常痛切地看到和感到时代的困苦。他们恼恨这种困苦。但是，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看不到：灾难的根源是在于社会民主党的无权，所以必须帮助它去取得权力。他们对于参加议会斗争、并且争取在议会里和通过议会来贯彻主张的一切大政党，都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在各政党力量的平衡方面，也不在资产阶级政党的不能胜任方面，更不在社会民主党的无权方面，去找寻困苦的原因，却从议会制度本身去找。他们看到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关系反映在议会里的影像而生气。他们认为打破了镜子就能改善影像。
　　经济危机在英国打击了工党，在美国打击了共和党，因为那时这两个党都在掌着国家的船舵；但在欧洲大陆某些立宪国家中，危机却被利用来攻击议会的本身。既然有议会，既然国家的政治生活都集中于议会，那么，议会就得负一切祸害的责任。因此，取消议会就成为另找更好的办法的先决条件。
　　但是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议会呢？
　　在德国有三个反对议会的党：共产党、德意志国民党和国家社会党。在危机到来时，这三党中，以国家社会党为最弱。在1928年，这个党在国会只有12个席位，共产党有54个，德意志国民党有73个。从那时起，共产党增加得很慢，德意志国民党则下降得很快。后者已经不能和国家社会党竞争了。国社党大部分的支持是从德意志国民党的选民方面挖来的。纳粹的优势部分地是由这个事实产生的：虽然德意志国民党和共产党理论上都是反对议会的，他们实际上却和德国的议会斗争非常密切地相互结合；而由于在1930年以前纳粹在国会内数量上还是非常微弱的，所以这种矛盾行动倒不能归之于纳粹。
　　一切其他的党，无论是当政的或是反对党，在议会的意义上，都是过时的了。但不能这样来说纳粹。它具有新事物的一切光彩和引诱力。纳粹年轻，因此，在许多肤浅的观察家看来，也就显得貌美。
　　在上述条件刚开始发生影响的时候，还又加上了一个新的因素：成功。这里也可以引用一句老话：“成功就是一切。”要群众相信一个独裁者，他必须成功。他必须行使权力，他必须使人相信他能做出英雄事业。共产党人也提倡专政；他们也把成堆的黄金许给饥饿的群众。但他们在德国的发展，始终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使人希望能够得到立即的实际结果。因为饥饿的群众立即就要面包。他们不肯等待，也不能等待。在另一方面，德意志国民党，首先不仅是工人的死敌，而且到了经济危机时期，他们就已经大大地失势了。从魏玛立宪会议时期一直到1924年，他们一直是在上升的。在1924年，他们在国会有111个席位，以后就开始下降。1928年他们的代表席位减至73个。在1933年的选举中，他们继续倒退，他们的代表人数降至41个，而国社党的代表却从12个跃至107个。那些期望从上面得到拯救的群众将对谁给予信任，这在当时就已经很明白了。
　　这就是使国社党成为不可抗拒的原因——而不是他们的纲领，因为他们还没有表现出能制订一个一贯的纲领的能力。
　　德国社会民主党败于反革命之手，只是在经过了15年最顽强的抵抗以后，在这个过程中，它不得不和占着压倒优势的敌人的联合力量进行斗争，包括共产党以至人民党、德意志国民党和国社党。
　　人们曾经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未能对希特勒作一次强烈的抵抗。为了指出这种谴责的不公道，我希望要强调说明的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所作的这一点谴责，可以同样有力地适用于德国共产党，因为它的选举力量比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更强大。
　　在某些时期，这个党几乎和社会民主党同样强大（1932年11月共产党差不多有600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只稍稍超过700万张）。就这样巨大的群众支持这一点看来，要来责备个别的人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应该寻找更深的原因。1300万工人怎么会让自己被剥夺去选举权而不作猛烈的反抗呢？
　　当人们把工人的这种态度和他们前次在反对把独裁强加于德国人民头上那个企图时——即1920年的卡普事变－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对比一下，就会觉得更为奇怪。当时反革命军队占领了柏林后，就受到异常迅猛的总罢工的回击，结果反革命的暴乱在几天内就被打垮了。
　　完全不同的是原来同一的党派甚至原来同一的领导者在1933年的行动。单是这一事实就已启示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行动之所以不同，原因不在于个别的人，而在于情况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不难确定的。那些参加1920年卡普叛变的人，不久就了解到，他们在人民中是得不到支持的孤立的一群人。他们是要使曾经把血腥的战争和可怖的失败带给德国人民的这一阶级复辟。在1920年的时候，人民对这个事实记忆犹新。因此，进行反击的那种统一意志，就在大规模的总罢工中强有力地表现出来了。
　　共产党人在那个时候，自以为已经足够强大，企图在鲁尔和福格特（Vogt）地区组织武装暴动，当然很快就失败了。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却能够真实地说，在它反对独裁的努力中，它有的是德国人民大多数的支持。
　　1933年的情势就完全不同了。希特勒分子登上显要地位，不是通过几个团发动一次政变的结果，而是不断地争取群众的好感的结果。他们以1928年以前仅仅一小撮的人，勃然而起，一下子就把取得选票的力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到了1932年6月，他们就已成为在国会中拥有230个代表的最强大的党了。而且他们的前途还方兴未艾，正如1933年3月5日选举结果所表明的，单是投给纳粹的选票差不多就占了全部选票的一半，而投给纳粹及其政治上的同盟者的选票加在一起就超过一半了。
　　这一点就指出了一般人民心理的深刻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必然要影响到一切政党。除了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派别、而它的力量又不是来自广大群众的那种政党以外，没有一个党能够逃避这个转变的影响。
　　在国内斗争当中，反革命所取得的种种胜利，并不意味着是反革命进程的开始，而是反革命进程的终结。这些胜利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态度的转变所促成，因为他们已经对革命失望了，或者相信革命已危及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对革命丧失了信心，甚或转过来反对革命了。1848年德国和法国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分子，在二、三月间还是革命的，后来就是这样转变为反革命了。促使二、三月间还在躲藏、逃避的反革命分子重又诉诸武力的，也就是这种心理的转变。
　　初看起来，似乎“一个中尉加上十个士兵”在1932年7月就足以消灭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但实际上是国社党的思想感情在人民群众中间不可抗拒的进展，才使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战斗精神不起作用了。
　　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来自国社党党纲的优越性吗？是来自它的战士们的更高的道德观念和智慧吗？是来自它的追随者的更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气吗？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是远远地把国社党抛在后面的。
　　谁要想知道国社党的感情不可抗拒地高涨的原因，只需查考一下它在德国开始的日期就够了。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前，国社党还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小团体。在1928年国会选举中，他们只赢得12个席位。但两年以后，他们竟能成功地使他们的代表人数差不多增加十倍，他们夺得的席位，从12个跃至107个。这正是世界危机开始的两年。这次危机无论在哪里都带来了革命的发展。所谓革命的发展，其意义并不是指它们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各政党的成功，而是指它们使人民群众的生存陷于绝望的境地，群众因而把危机所造成的困苦，归咎于政府或当权的政党，并且相信只有打倒那些政府和政党，才能拯救自己。因此，谁要是保证最快地、最成功地打倒那些政府和政党，谁就正是那些群众所需要的人，就是他们所希望能够拯救他们的人，不管他的纲领是什么。人民大众原来完全没有政治的或经济的经验，只是被战争及其后果所刺激而从事政治行动的，他们的推理方式是军事主义的，而不是经济观点的（its consequences， was militaristic， not economic）。
　　有些社会主义者因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的日子里没有使用武力而感到遗憾，并且相信，他们如果这样做了，现在就已经掌握了政权，而他们的敌人也已经被消灭了。
　　认为一个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运动，能用暴力加以摧毁，那是危险的幻想。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区别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对于敌对者采取任意谋杀或抢劫的方法；另一种是采取合法地镇压在政治斗争中的犯罪和残暴行为的方法。其次，还有一点也必须区别清楚。一方面，我们有纳粹的方法，它保证每个党员，无论是胜任或不胜任，都有优厚待遇的政府职位，而对于纳粹在政治上的或私人的敌对者，则一律不予录用。另一方面，我们还有社会民主党人所执行的方法，他们所要求的是打破民主的敌对者在管理国事方面的垄断，并且他们还要注意做到，国家的法律对于民主的敌人和对于其他的人民一样，都要严格地执行。
　　如果我们单独考虑社会民主党这部分纲领的执行，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不该受什么谴责的。它在这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它做的还不够的话，那么，过错在不小的程度上应该落在那些提出谴责的人的头上，尤其是共产党，他们在国会里，竟投票赞成对谋杀犯和纵火犯的大赦，可是这些罪犯，谁都知道是民主的敌对者。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社会民主党因在1918年11月以后对于政治上的敌对者没有实行恐怖统治而应受谴责的话，那么，那些提出谴责的人就该记住，这种恐怖统治首先就会影响到共产党，因为他们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同伙们对于俄国各派社会党人正在使用最残酷的方法，而他们自己也想在德国使用同样的方法。在社会民主党政权之下，要建立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统治的企图，并不是没有，例如一批反动军官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暗杀，就可以证明这点。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感到幸运的是，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对于疯狂的军官们强迫它采取恐怖措施的一切努力，都一概憎恶地拒斥了。
　　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让自己被迫建立一种恐怖统治来对付政治上的敌对者，将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军事失败之后，并在面对着全世界的敌视的时候，德国所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征服，而非军事上的征服。德国人民必须争取全世界的好感，以结束自己的孤立。只有精神上的征服才能持久，也才能产生好结果，但这种征服却不能用暴力达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既已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并决心在民主基础上加以管理，那么，它就要设法尽最大的努力，以争回德国在世界上以往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地位。
　　德国社会民主党假如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恐怖制度，这就会使德国陷于孤立，使德国经济生活陷于停滞，像希特勒现在所造成的情况一样。现在褐衫党徒所受的严厉的谴责，一定早已落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头上来了，而且会更严厉十倍。这个制度可能早就把德国人民，尤其是德国所有的工人阶级投到了困苦、污秽的深渊，并且可能早就把社会民主党在精神上毁灭了。
　　为了建立以流血和谋杀为基础的绝对权力这种很快就会破灭的幻想，而付出如此可怖的结局的代价，那是太过分了。
　　有人以为将经济生活在军事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就能保证工人阶级的繁荣和自由，这是错误的。为了打垮敌人，并为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社会中建立特权地位，同时却把其余的人民降到巴利阿的地位，为了这些而争取建立独裁，作为最后建立社会主义完全平等的手段，这也是同样错误的。但是，由于没有人道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就不可能存在，因而企图把一个人道主义的政权建立在残忍的基础上面，这是最应该反对的。因为这个共和国必须体现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即“自由、平等、博爱”。

注释：

^[1]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原编者注

^[2] 指德、奥、匈三国同盟。——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