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1932-1937年）
六、苏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
我们不知道，列宁是否会把新经济政策继续执行下去。他在1924年逝世了。他逝世后，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在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了分歧。新经济政策的发展，确实要求采取一个明确的政策。必须决定：或者是延长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这就保证了经济的上升，但却威胁着专政的存在；或者是取消这个政策，回到完全的共产主义。斯大林决定了后面一条道路；他在列宁的追随者中间，已经获得无限的权威。
但是，国家工业已陷于极度不稳的情况，面临着立即的崩溃。它的生产机构必须进行详细检查。于是布尔什维克又一次回想到马克思的学说了，布尔什维主义在开始时毕竟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建立的。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只能在高度先进的重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持；如果这个党的幻想又迫使它自己来担负立即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由于这种落后状态的结果，它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空想主义的和专政的方法。这里就可以找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的说明。布尔什维克决定借助于一个五年计划，以特快的速度来创办这种工业。从1928年开始，五年之内，计划建立一个工业组织，甚至要超越美国。
五年计划的实行是苏俄绝望的经济形势的结果。世界大战和内战破坏了一切工业。除此以外，还有1918年工厂企业最初的国有化所造成的结果，国有化以后，工业就处于无政府和军事化两者之间的动荡状态。俄国工业产量很快地接近于零点。
这种形势因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年）而更加严重起来，终于导致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延续至五年计划开始的1928年的前一年为止。回到和平和新经济政策带来了经济生活暂时的复苏。然而，布尔什维克没有能够停止在新经济政策上。他们不了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要是没有足够数量的有能力的并具有良好训练的知识分子自愿的充分合作就不能解放自己，也不能使生产达到更高的阶段。
布尔什维克对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这样的原始和浅薄，以致他们不能了解到这一点。他们宣扬工人阶级铁拳的福音，把非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及资本家列入一类，并把他们降到没有任何权利的巴利阿[1]的境地。但是共产党不久就了解到，他们在自己内部没有足够数量的人才来管理工厂企业。工厂企业的经营不得不委托“阶级敌人”，这些“阶级敌人”从开始时起就认为新经济是有破坏性的、领导错了的，他们的反对更由于受到恶劣的待遇而加剧。他们因为不被信任，所以受到那些完全无能的、狂热的共产党员的经常的控制，并被作为每一次失败的替罪羊。在当时普遍绝望的情况下，失败继续不断地在发生，苏维埃工业的这些经管人处于有增无已的恐怖之下，发现自己在共产党主人的手中是毫无办法的。
技术工人的缺乏，构成了更加一层的困难。由于缺乏相当的教育设施，这种工人的缺乏也是沙俄的特点。战争使技术工人的数量更为减少，同时也断绝了补充力量的训练。在革命时期，许多技术工人如果他们是共产党员或“无党派者”－又从工厂调到政府工作，作为对他们的一种恩宠，因而这种缺乏就更加严重起来了。
这一切使工业处于一种极大的不利情况。但是，最坏的还是为了维持专政而建立起来的那些惊人庞大的国家机构所产生的影响。国有化的工业被置于这个机构的管辖之下，而这个机构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得不断地扩大范围。专政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种情况，即凡隶属于专政之下的一切组织，都被剥夺了独立。由于公开批评没有可以发表的地方，随着国家机构的变得更加庞大、更加臃肿，就不得不相应地不断扩大监督这个机构的任务。这个缓慢的、头重脚轻的、人为的官僚机构损害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效率。这些情况的不可避免的伴随而来的结果，就是贪污腐化的蔓延，这当然是不能改善情况的。
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们看到由猖獗的官僚主义所引起的经济生活的堕落，自己也感到不满意。于是个别部门受到了苏维埃报纸的批评。这就是所谓“自我批评”。对官僚主义分子所爆发的一切愤慨，其结果仅仅是处罚了少数的替罪羊和少数特别显著地无能的个别人员。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工业生产虽然比1918年至1921年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稍有增加，但为什么不能向前发展，从而获得显著的成功，其理由就在这里。
工业商品价格的上涨超过了战前和国际市场的水平。由于国家坚决压低农产品价格的结果，农民的购买力不断地降低了。这就引起了农民方面的危险的对立情绪。他们就在人口增长速度令人不安的情况下，以削减生产来作回答。当时的人口正以每年超过30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最坏的是，尽管各种价格都在上涨，工业生产却只能支付工资和原材料的成本，没有任何剩余来弥补机器的损耗，至于要创造一些剩余来扩展工厂和设备，以赶上人口增加的可怕的速度，就更不必说了。苏维埃政府从先前的资本家那里夺取过来的生产机器设备，正在很快地损坏。这就使工业受到完全陷于停顿的威胁。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维埃政府因此就决定进行一次巨大而大胆的尝试，企图从有吞没自己的危险的泥沼中拔出脚来。俄国的一切资源都要被动员集中起来，作为发展重工业之用，而不管其他一切部门的活动。等到取得了成功，再计划发展轻工业、农业，最后是文化事业。重工业要尽可能快地发展，因为怕的是，即使像俄罗斯民族这样的坚强，也不能长期忍受这个任务所压下来的过度的紧张。重工业将要在五年之内全部改组，但同时希望新结构的有利结果在改善生活条件方面将会在两三年内显现出来。
这就是所要实行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就以一切可能调动的热情和精力，立即付诸实施。但在新经济政策下工业失败的种种原因，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技术工人的缺乏，工厂管理人员的没有法律保障，特别是生产的瘫痪。生产的瘫痪是由畸形庞大的官僚机器造成的，它既是专政机构的统治工具，同时也是生产机构的管理工具。
除了五年计划所继承和延续的苦难之外，又加上了一大堆新的痛苦。这是不可避免的。实现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从何处得来呢？资本主义工业创造着惊人的巨大剩余价值，不但能让资本家享乐和维持开支浩大的海陆军，而且还能让他们积累大量的资金储备。苏维埃工业却只能够偿付工资和材料费用。军队、警察、官僚机构、国家控制的出版社、共产党等等的费用，绝大部分都要靠剥削农民来开支。在这些情况下，实现五年计划所必需的巨额物资将如何能够搞得来呢？通过向“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款吗？
是的，这种借款是布尔什维克竭力要去取得的。但是通过道德上可疑的策略所得到的贷款，还远远地不够。所以，五年计划所需的大量资金，只能在俄国内部去找，因为外国资本家供应的机器是必须付现金的。
俄国人口中实际上已经没有资本家，只有工资劳动者、农民和知识分子，因此在他们不致起来反叛或饿死在街上的限度内，只能靠剥夺他们的劳动产品来解决问题。一切可能从人民那里榨取出来的东西，都送到世界市场上以任何价格出售。所得的款项就被用来向外国资本家购买机器设备。在五年计划中间，确实完成了许多巨大的事业，引起资本主义世界和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惊奇和称羡。这些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以前是采取怀疑态度的，现在他们有些人却抱着他们以前自己所否定的见解，他们说：“是的，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不适合于我们，但在俄国，看来却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建设。”
列宁在沙皇时代，在他讥笑沙皇政府的时候，曾经亲自提出过一个对于这个见解的间接批评。1905年1月，他在《前进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俄国在对日战争中失败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清楚地指出，这些败仗是俄国缺乏自由的结果，缺乏自由，就阻碍了富有精力和自信的人民的努力，而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列宁写道：“事变证实某些外国人的看法是对的，这些人看到亿万卢布被用来购买和建造精良的军舰曾感到好笑，并且说，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2]
对用于军事破坏的机器和用于生产的机器这两者，这些话都是适合的。如果没有胜任的人来照料它们，机器是无用的。
确实，现代生产的特点是，不仅要有高度发展的技术，还要有高度合格的工人，知道如何去操纵最新式的机器，而这种合格的工人只有在民主制度之下才能找到足够的数目。要建立一个可以保证全体人民的福利和自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工人是先决条件，甚至比机器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但是，俄国无论在沙皇统治下或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一切的努力都是用在输入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技术，不是用在输入自由，而自由是能创造“现代人”的。
上世纪60年代，一部分俄国贵族受了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影响，曾经搞过一次自由主义运动。这派人在废除农奴制之后，想摹仿英国的贵族来实行一个现代经济。有些地主由于农奴制的废除，获得大量的补偿金，他们就用来购买英国的农业机械。但是他们不能把英国工人随着机械一起输入进来，即使能够，也不过是很小的数目而已。按照法律刚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实际上仍然是专制政治和地主的奴隶，他们没有能力掌握现代机械。这些机械不久就损坏了，成为废铁。
五年计划的创始人漠然不注意这些早期的经验。他们也同样地相信，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尽可能地多从工业国家输入新的机械。他们忘记了，也还需要创造政治、社会的条件，以进一步培养现代人。他们更少想到，要培养现代人，不能像创造新机械那样的快，为此目的，五年计划是不够的。
但是，要创造新机械而缺乏合格的工人，这就意味着不是在增加国家的生产力，而是在消耗国家的资源。
再加，斯大林和他的人在五年计划期间消耗国家财富的方式，和60年代那些自由主义地主们很不相同。后者用来购买机械的资金，只是那些本来要浪费在赌博、巴黎旅行等等方面的。他们的农民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坏。就斯大林而言，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俄国的一切财富（这些财富是俄国的剥削者在世界大战前由于把流进他们口袋里的剩余价值积累起来才得以储积而成的），最初是消耗或破坏于世界大战，其次是消耗或破坏于内战，最后则消耗或破坏于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官僚主义的国家经济。因此，创设新工业机构所需的大量金钱，只能靠从劳动群众新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尽可能地抽取出来。但是这些群众的生产力是非常低的。在沙皇统治下，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本来就低得可怜，而在世界大战和内战期间又进一步下降了；新经济政策时期虽稍有上升，现在因为要抽出钱来购买机器，又大大地降低了。
俄国的外国旅行家们站在新建的巨大企业之前，默然惊羡，就像是站在金字塔前面一样。可是他们很少想起，同这些巨大企业的建设密切相关的，是什么样的奴役与人类自尊心的降低啊。
俄国地主之输入机械并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也没有增进他们的自由。这是他们技术改革计划失败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却是通过大大地降低工人的生活条件并剥夺他们的自由而输入机械的。他们以破坏最主要的生产力－劳动的人来为创造物质生产力抽取资金。在五年计划所造成的可怕的情况下，人民迅速地死亡。苏维埃电影当然不会放映这些东西。谁如果不信，谁就可以去询问一下那些西欧和美国的工人，他们为了逃出资本主义地狱，要在苏维埃天堂中去寻找幸福，曾经到俄国去做工。可是在那里经过一个短期逗留以后，他们就匆匆地回到原来的“地狱”中去了。这里的情况可能是够坏的了，但比起在苏维埃境内的工人、甚至特权人物的情况来，仍然要较能忍受一些。
五年计划的结果所以成为非常可怕，大部分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不满足于建立大批巨大的工业企业，还要将个体农民经济立即改变为巨大的集体经济。他们所做的正是列宁慎重地避免去做的事。因为，列宁所以能够胜利，是由于他有力地支持了农民决意夺取地主土地的要求。但是，必须注意，这个支持对农民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之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支持了农民，并且已经宣布要在农民中间分配土地。
但是，斯大林需要钱来大规模地尽速实施工业化的计划。原有的那些企业，是在亏空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因此，从农民抽取更多东西的方策就显得更有必要了。这个办法在采用于个体自由农民的时候，碰到了许多困难，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抗拒力量。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把个体农民的财产合并到国家统治的、大规模的集体机构，即所谓“集体农庄”中来。他们以为国家从这种企业可以比从个体农民征集到更多的产品。但是，农民不愿参加“集体农庄”。因此他们必须使用暴力强迫农民参加。这样，不自愿的、被强迫的农奴劳动就代替了自由农民的辛勤和自愿的劳动。这种强迫劳动的产品，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总是很差的。进行这种劳动，只能使用最原始、最简单的生产工具。一个人被强迫工作时，就很容易损坏任何种类复杂的工具。然而，集体农庄在农业经济方面据说是效率和现代化的最高成就。它们被供给最好的美国工具。随着转变到新的生产方法，耕畜被大批地宰杀了。集体农庄的庄员被迫使用和他不适合的新生产工具来进行工作，但新生产工具却需要有自由的、有高度技术的工人。这些庄员所习惯使用的旧工具一去不返了。一个人在违反他的意志和利益进行工作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是很容易想象的。事实上，自从“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来，俄国农业生产力已经显著下降了。目前[3]，在那个农业国家，正发生着一个真正的饥荒。在沙皇时代，我们指斥俄国的饥荒是那个政治制度腐败的证据，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今年俄国的饥荒是前所未有的。饥荒实际上遍及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伏尔加下游地区，即这个国家最肥沃的部分，也正是农业集体化最广泛的部分。
有些人虽然承认苏维埃政权经济上的弱点，但他们对它的目的和可能性还继续具有信心。但是，这个政权经济上的弱点本身，其原因不正是在于：这种在苏联现有的历史和结构的条件下可能的社会改造，就事情的本质来说，是不能被看作社会主义改造的吗？除了一个纯粹的政府经济加上一个庞大的、不生产的官僚机构而外，苏维埃政权在本质上是不能创造任何东西的。这不就是那种其社会主义性质从来为社会主义者所否认的经济吗？
某些苏维埃工业企业高度合理化的技术，像其余的苏维埃经济一样，从真正的经济观点来看，也是可悲地不生产的，而从国家福利的观点来看，就算是一个积极因素，也不过是水桶里的一滴水而已。然而，布尔什维克还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现在所必需的“最大牺牲”就是“未来幸福”的代价。
巨大的牺牲不能这样容易地撇开的。谁能保证专政下面的“未来幸福”不会是海市蜃楼呢？
有些人把这种专政说成是这样一批少数人的专政，这些人为了一个伟大的人类理想，有信仰，有热情，有随时准备作高度自我牺牲的精神，并要想强使1.7亿人的最大多数接受那个理想。
我看现在一代的共产党员－不是那些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而是那些当权者——就简直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中间有少数人也许仍然可以被看作是理想主义者，但受到专政滋生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所驱使的人却是太多了。这些就是任何一种专制政治的后果，专制政治不可避免地要培养和鼓励一批无良心的分子，热切地只求适应当权者的需要，因而成为间谍、骗子、特务、野心家。
在统治阶层中，这类从专制政治中培养出来的分子日益增长地支配着这个专制政治，同时又不断地排斥那些正派同志的影响。这样一个统治阶层，怎能为了一个伟大的人类理想随时准备作高度的自我牺牲呢？无疑地，他们也像许多德国的纳粹分子一样，说了很多关于牺牲的话，要求别人作无限的牺牲，却从不要求自己。只要共产党继续当权，他们自己是很舒服的。
俄国共产党要强迫1.7亿人去走这条“未来幸福”之路，本身却只拥有大约200万个党员。他们中间有多少是间谍、特务、野心家呢？
只有绝大多数人民的独立运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去领导这个运动。他们遇到这个多数表示冷淡时，就得设法去启发这个多数，把它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应该用暴力和强迫手段来统治它。只有当剥削者的少数企图用武力压倒被剥削者的多数时，我们才认为使用武力来反对这个少数是正当的。但永远不能认为用武力来反对人民群众的多数是正当的，无论这个多数是怎样的反动。
在沙皇政权之下，俄国工人阶级曾经不得不为了反抗政治和社会发展中非常有限的机会而进行斗争。然而，大部分的工人阶级曾经最有利地利用过任何可以得到的机会，并在反对压迫者的持续的、顽强的斗争中扩大了这些机会。1917年专制政治垮台后，原来的期望得到了实现，即在新的民主条件下，俄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将继续得到迅速的进步，并将带着群众一起前进。
于是，布尔什维克来了。他们把一个更具有压迫性的政权强加到人民头上，因而破坏了一切已经非常有希望萌芽的种子。老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如果没有成为共产党员，有的就被杀了，有的就被流放了，有的就被关在监狱中缄默了。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也有许多人失踪了或者死了；另有许多人在绝望断念中屈服了，或者在当权的职位上被腐化了。现在新起来的一代，属于共产党的越来越少。这少数中的大部分已经成了品质败坏的牺牲品，品质败坏是由于掌握无限权力而培养出来的——这在国王中间是如此，在共产党员中间也是如此。但是，绝大多数人民却被剥夺了人类的一切尊严、一切行动的能力，被降贬到了挨打挨饿的役畜的程度。他们没有抗议，怀着疼痛的心，表面上服从或沉默地忍受一切沉重的牺牲和困苦，即由他们的新主人堆到他们身上来的牺牲和困苦，这样的事不能认为是属于英雄的本质，而是极其令人沮丧的。
俄国工人阶级从1917年所达到的高度，一年一年地走着下坡路。它不是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是不断地背离社会主义，而在劳动过程中，也不断地丧失自决的能力。不能仅仅因为驱使奴隶的人自称为共产党员，国家奴役统治就会变成社会主义。
一般地说，专政的方法，特殊地说，五年计划的方法，都不能构成通向社会主义的路，只能构成背离社会主义的路。
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就这一点还不够。我们必须决定谁来支配这些生产资料。当另外一批少数人代替了资本家的地位，脱离人民并且常常违反了他们的意志来支配生产资料时，那么，这样达到的财产关系的变更，丝毫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意义。曾经有过东方专制政治的形式，这个国家的主人同时也支配着全国的生产工具[4]。和这种形式的国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还远没有这样大的压迫性，而且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也有更多的希望得到结果。在俄国支配生产资料的是政府，不是人民。因此政府就是人民的主人。
社会民主党要奋斗达到的社会主义，是高出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生产方式。但是，资本主义却构成了一切生产方式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阶段：大工业以及还无权支配生产资料的自由工人。大企业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的经营管理，加上工人最充分的自由：这就是高出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资本主义不仅高出于基尔特手艺工人的小工业，并且也高出于带着强制劳动的大工业和一切以征用的劳动为基础的国家经济。任何这类的经济都应该加以否定，即使它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我不同意马克斯·阿德勒，他有一次反驳我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的职责是参加并同情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这是一个道德原则。”
我们的职责不仅在废除资本主义的秩序，而且在于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秩序来代替它。但我们必须反对那些力量，它们的目的是在破坏资本主义之后，仅仅建立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来代替它。
为此理由，那些具有民主信念的工人阶级必须反对威胁工人自由的一切专政的趋势，不管是从资产阶级方面表现出来的，还是发源于那些反资本主义的团体方面的趋势。
因此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它的反面。用马克思的话说，只有在人民剥夺了现在当权的剥夺者的时候，这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因此，俄国社会主义群众发现，在支配生产资料的问题上，他们自己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同样的境地。俄国那些正在进行剥夺的剥夺者自称为共产党人这一事实，并不产生丝毫的差别。苏俄和西欧的差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经足够强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专政，并且也把权力关系改变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重要经济垄断企业的社会化在最近的将来将成为工人的一项政治胜利；而在俄国，生产资料是高度集中在一只手中，它的所有权受着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保护，同时工人被分化了，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一个自由的出版界或自由的选举，完全被剥夺了任何反抗的手段。
在俄国，和财产所有权的垄断相类似的是教育的垄断。教育是专政借以支持政权的工具之一。
更坏的是知识自由全部遭到摧毁，这甚至也打击了共产党党员这个集体。没有了知识上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不可能真正参与我们的时代的知识。
奥托·鲍威尔对这种情况的特点曾经作过如下的叙述：
“俄国是一个无限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比在沙皇统治之下还要严厉得多。政府有无上威权。除开符合政府意旨的集会以外，不准有任何集会；除开执政党的报纸以外，不准有任何其他报纸。一切其他组织的成员，最好的情况是被监禁，最坏的是被枪决。警察对人民的控制达到了自由国家中的人们所几乎不能想像的程度。这是一个绝对专政的政权，一个具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的政权，它把每一个人完完全全地控制在手里，而它本身却是不受任何控制的。
这样一种专政制度破坏了一切知识的自由。在俄国，只有一种形式的科学——就是由政府正式批准的科学。如果有人所持的学术见解和官方规定的不同，就会被放逐挨饿；的确，如果没有被流放或枪决，他必然会认为是幸运的了。”
没有任何地方像在苏俄一样，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党员们自己都被剥夺了学习科学世界的现状、探索真理和认识真理的机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群众，比起在那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土地上的人民来，有不止多一百倍的机会来求得真正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整齐划一的共产党的说法；也不止多一百倍的机会来打破统治阶级的教育垄断。只有法西斯意大利在这方面可以和俄国相比拟。正是在教育方面，俄国人民还有待于争取西方人民早已享有的东西。只要专政在继续统治，这是不能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也不能通到社会主义，而只是离开社会主义。
但是，俄国人至少在计划经济方面不是比我们优越么？我们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正遭受着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灾难性的后果么？苏联的计划经济和这种情势对比起来，不是应该受到赞赏么？
有人可能会这样想。只要哪里总的生产机构集中在一只手中，那里的计划经济必然是可能的。这种经济并不需要人民在劳动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的自决。甚至一个专制君主的国家经济也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人类一切不仅仅起源于自然原因的社会生活，如果要达到某项目的，都需要有计划的安排。任何工厂企业就是必需有计划安排的明证。
布尔什维克从开始统治时起，也曾设法作过这样的安排。但他们没有成功，他们也不能成功，因为这是使他们取得政权的独特条件所决定的。
当社会主义者在民主国家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将已经得到人民的多数对他们的纲领的支持。他们将能依靠那些有训练的同志的巨大群众组织，如政治、教育、工会和合作社的巨大群众组织来支持自己。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在发展起来的社会企业的组织工作和行政工作方面，将已经具有广泛的经验；并且由于在自治体内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担任代表，担任国家官员或部长，并在另一方面担任工人合作社或劳动银行的领导者，担任大型报纸的经理等等，他们将已取得经济事务的实际知识，而不仅仅是理论知识。他们也还将得到现在私人企业中工作的知识分子不断增长的支持。
当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时，这一切将使我们有可能实行生产上的计划和制度，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掌握生产过程。党的经济知识及其对群众的责任感将使它避免执行冒险主义的政策，并在每一个步骤上都能防止拙劣的行动。
当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时，任何这种发展所需要的先决条件在俄国都不存在。因为沙皇政权把各阶级参加政府的任何机会都堵塞了，并把一切社会生活的安排都置于严格地集中的官僚、警察、军事机构管辖之下。
当这些机构在1917年崩溃的时候，各阶级人民在军事失败当中，发现他们是自由了，但却没有任何自治的知识和经验。在一个民主政体之下，毫无疑问，他们就会很快得到必需的知识和能力。但是最初，民主本身表现得毫无力量。布尔什维克就利用这个时机破坏了民主，同时借一个严格地集中的阴谋组织，加上一部分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水兵的支持，建立了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布尔什维克作出无限度的诺言，争取了这些分子的支持。他们的诺言大部分是为了煽动而提出的，但无疑地也是由于对任务的困难估计不足而提出的。
那些领导者和群众一样，在沙皇统治的条件下，也没有培养成必需的能力，而没有这种能力，就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在对付警察和博取贫苦无知的棍徒的喝彩这些方面，都具有很好的训练。但是，他们却缺乏管理政府和经济机构的任何知识和经验。他们在理论上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这只是在传经布道的意义上来说的，因为他们从来就缺乏机会来较为亲切地研究马克思讨论过的经济现象。
布尔什维克以非常不够的人力，自己又完全没有准备，却冒险要把有1.7亿居民的国家翻过来，并在俄国建立起一个没有先决条件的生产制度，不，甚至在更发达得多的西方还没有这种制度的范例。
甚至最伟大的天才也会觉得这个任务太艰巨了。只有许多幻想家如辛克莱、肖伯纳、巴比塞等人才会被布尔什维克的大胆所感动，但这种大胆却是由完全无知而发生的。
布尔什维克被迫试图创造一种类似于计划经济的东西。但是计划的草拟而已——没有比草拟计划更容易的事了。它还必须有系统的和一贯的执行。只有达到了这点，我们才能谈到计划经济。但是，苏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这点，因为完成计划的先决条件在那里是不存在的。由于每一个连续的计划都是匆忙而无准备地着手实行的，所以失败就更是一定的了。一个计划刚一付诸实施，缺点就暴露出来了，于是他们认为有改变的必要，最后就把它抛弃了。自然，只要计划显得还有一线希望，循着已经确定的道路还能稍有进展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地推迟作出放弃这个计划的决定。计划只是在再也不可能坚持时才被抛弃。于是，布尔什维克就又赶忙另搞一个计划。
因此，在苏俄，计划的经常变更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罪[5]不可避免的后果。它以为借助于几千个无知的士兵和水手，搞一次政变，就可以改造世界。
我们在俄国方面所看到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成批的经济计划，不断的一连串的计划，这是布尔什维克从其开始时起就有的特征。这些计划常常是庞大的，但是每一个计划都只有开端，没有一个是平平静静地执行到头的，总是不断地修正、删削、改变，直至发现计划不适合时就用一个新的来加以“改进”，或者就予以抛弃。我们在苏俄看到的是，秩序、反秩序、无秩序，或者是调整、再调整、乱调整。
难道俄国的专政不是因为某些真正的成功而有功绩吗？它不是将国家经济工业化和集体化了，“因而不仅改变了苏联的面貌，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样，就未来而论，它不是做出了我们时代的最大的贡献”吗？
在斯大林统治下实行的建设计划，决不是史无前例的。斯大林以前的其他统治者们也曾支配过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役，他们残酷地牺牲那些驯服的、无依无靠的劳动者以实现他们的计划，他们在原始时代也能建设起令人惊叹的巨大建筑物，为了建设这些巨大建筑物，牺牲了不知多少的生命，可是却丝毫也没有感动过那些“领导者”。金字塔的兴建者在这方面是常被提到的。罗马的凯撒和印度的莱雅[6]使用了在他们统治下的成百万奴隶的廉价劳动，也曾以同样显赫的工程引起了全世界的惊叹。他们的建设也并不限于奢侈性的一类。罗马的凯撒们不仅建筑了大的剧场和浴堂，而且也修建过水道系统、联系大帝国各部分的非常良好的道路等等。许多人惊羡这些成就，却没有了解，由于它们是依靠于奴隶劳动的，它们终于导致了国家的毁灭。
埃及的法老和印度及巴比伦的暴君不仅修建了大宫殿、寺庙、陵墓，还修建过大工程、堤坝、水库、运河，没有这些建设，农业是不能维持下去的。马克思把这些工程看作那些地区的君主专制的一部分物质基础（《资本论》普及版453页）。他并没有把它们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克里姆林的现在统治者模仿着亚洲暴君的这些榜样，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世界面貌的什么根本改变。这些成就既没有改变统治者的残暴，也没有改变被统治者所受的奴役。具有重要性的是一个社会中的人的面貌，而不是技术和经济的革新。许多人只看到工厂企业和集体农庄的建设，却忽略了一种新的贵族政治正在兴起，它支配着这些新的生产资料，并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在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在这个贵族政治之上，站着一批共产党员贵族，而权力更高的是政治警察这一批贵族，他们掌握着党员和官场的命运。
这一切贵族分子，各被赋予种种特权，都隶属于现时以斯大林为首的国家最高中央权力机关的统治。他掌握着予取予夺的大权。他把那些讨他喜欢的人提拔到有权有势的地位，而把那些触犯他的人投入湮没无闻的境地。在所有权制度确定地建立之后，旧的贵族既不是从亲王那里，也不是从沙皇那里取得他们的土地，并且随时都敢于表示自己的不满。在现代专政的国家中，这是不可能的。它的那些贵族完全是一些谄媚分子，缺乏一切品格和独立性。
这些特权分子本身又分成了许多不同的种类。这也不是偶然的事。为了使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维持不坠，不仅需要血腥的恐怖，也还需要按照着那个分而治之的老原则把人民分裂开来。为了这个缘故，共产党独裁者灌输一种情绪给工人们，使他们感到，他们对农民来说，是得到政权的宠信的统治阶级。而在工人阶级本身之内，那些奴性突出的分子和人员就被看作宠儿，受到特别的宠爱，被给予专有的特权。在旧的阶级消灭之后，就这样搞成了一种新的阶级分化，一种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度。
布尔什维克政权所结的果，就是建成了一种新的阶级统治。布尔什维克诚然打破了旧的阶级，但在他们的政权下却产生了新的阶级，新的贵族分子。他们是从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条件下必然地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初看之下，人们也许看不见他们，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词汇中，并没有预见到他们。但是，他们是在那里。他们扎着越来越深的根，正在逐步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行动和愿望的决定因素。它的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也越来越成为装饰品了，仅仅成了一种记忆，或是作为诱骗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们的工具，因为独裁者是要想利用这些理想主义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那些还在严肃地对待共产主义、对于新的贵族制度敢于提出反对的老布尔什维克，或者被这个制度的受惠者弄得毫无办法，或者就被监禁、流放，有许多人甚至被处决了。其他没有被这个制度所腐化的也愤而辞职，在愠怒的缄默中终其余年。但是，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已经向独裁者屈服了，已经从革命者的水平堕落到谄媚的廷臣的地位。那些昔日宣扬过平等学说的共产党员们，现在变成了逐级上升的党阶制度的暴发户，成为布尔什维克教会的教皇以下的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而新的一代的共产党员们，绝大部分是无良心的野心家，他们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他们的口头禅罢了；他们的活动无非是为了取得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取得和保持这些特权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不是消灭一切阶级，而是以新阶级代替旧阶级，这就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结果，正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一样。那时，革命者们也没有注意到，在消灭阶级差别之后，他们没有建成一个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而是助长了一个新的阶级社会的兴起罢了。
注释：
[1] Pariah，印度贱民，南印度居民中最受压迫的一个阶层——译者注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139页
[3] 本文写于1933年。——原编者注
[4] 关于埃及总督（1797-1849）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有一个传说：“穆罕默德·阿里曾经使自己成为他的王国内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唯一的农业家和工业家。国内生产的棉花和蚕丝都由农奴在总督的工场里做成制造品。居民只允许从这些工场购买他们的必需品。”（弗拉泽：《革命与恢复时期》（Flathe:The Period of Revolution and Restoration），第376页）——考茨基注
[5] 原罪，original sin，原为基督教用语，指人类由于亚当犯罪而继承下来的罪恶。——译者注
[6] 莱雅，Rajah，印度对君主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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