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1932-1937年）
九、取得政权之路
近来我们时常听到人们谈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人阶级掌握着绝对权力，不管这个阶级的发展和知识的水平如何。他们告诉我们说，这样一种制度和民主不同，它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可靠工具，不管工人阶级成熟的程度怎样。
在有些国家中，工人阶级还太微弱，不能建立或捍卫民主，是否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我们在这里无需多谈。我已经强调说过，工人阶级通过民主去获得民主和政权，比建立并维持自己对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专政，所需要的力量、知识和独立性要少得多。
为便于讨论起见，让我们假设工人阶级在打垮了敌人之后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专政，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专政是这样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权威集中于一个意志，任何对于这个意志的批评，都要被作为重大的罪行来对待。因此，无产阶级真正的专政就必须以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个统一意志的存在为前提。许多人常常假定这是一个自明的事实，即工人阶级是由一个统一的、清一色的群众所构成的，是和一个清一色的“反动群众”相对抗的。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自明的现象，也不是一个一致的、同种类的，用一个德国的词来说，“总体的”（totalitarian）群众。
认为工人阶级与贫苦的群众是同义词，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包括那样一些工人，他们没有或不控制他们所必须用以谋求生活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严格地说，农民、艺匠（artisans）、小商人，无论他们如何贫困，都不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这些分子所希望能够拯救自己的，不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在于他们出售的商品涨价。他们的理想是在私有制的社会里成为大农民、大艺匠、大商人。
在另一方面，工人自身也分成两类，但都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劳动力的买主。而只有在资本控制了工业，需要工资劳动力的地方，这才有成为大规模的可能。在这种发展成为事实之前，没有财产的群众只有一条路可走——行乞或偷窃。这种类型的无产者不是社会基础所必需的。相反，他们是多余的负担。他们只靠有产阶级的救济或者靠抢劫有产阶级来生活。这种工人不能理解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更不适于为了这个理想而进行斗争。随着他们依赖富有阶级的善意所达到的程度，他们就成为阿谀奉承的人。他们中间那些性格强悍的个别分子，就产生了剧烈的愤恨，成为罪犯。国家对于这些分子是容易处理的。
由于特殊有利的条件，这种类型的无产者在古代罗马曾经操过政治上的大权。当时罗马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建成了一种民主制度，但大部分的公民由于连续内战的结果，都弄得穷困不堪了。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无产者取得了国家的权力，但是不知道如何去利用它，他们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们的选票卖给那些在面包或竞技场方面出价最高的人，或者把自己卖给那些成功的、野心勃勃的军事首领去当雇佣兵。
罗马个人独裁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得力于无产者这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帮助，后来就演成凯撒专制，并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的形式。
马克思称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为流氓无产阶级，他把流氓无产阶级和挣工资的无产阶级严格地区别开来。他认为，只有后一类型的无产阶级才能通过许多次斗争的过程并通过长期的考验，能够培养必需的力量和才能来解放自己，从而将社会推进到更高形式。
在这种觉悟成为可能以前，需要几百年的斗争。即使到那个时候，这种觉悟最初也只限于少数的优秀分子，他们认识了自己的社会力量和意义，给自己提出一个达到社会根本改革的目标。
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优秀分子能够在数量上很快地发展起来；但是，在这些优秀分子和流氓无产阶级后面，还有一批群众，马克思根据这批群众的特点，适当地称之为无产阶级的“没有发展起来的形象”（undeveloped figure）。在经济上，这些群众发挥着挣工资的无产阶级的作用，但他们的知识和文化水平，并不比流氓无产阶级高出多少。他们不再乞求救济，只是乞求工作，他们总是认为雇用他们的那些资本家，不是依靠他们的劳动而生活的剥削者，而是他们的主人、慈善家，工资劳动者要依靠这些人的善意才得生存下去。这些无产者也偶然模糊地开始看出情况的真实性质，使他们作出一些反抗的表现。但是，他们却不能进行持续的、有系统的斗争。
他们只是偶然被迫爆发出一些绝望的行动，可是接着就是很快地颓丧和屈服下去。比眼前利益更高的目标，是这些没有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所不注意的。
这个关于无产阶级的成分和性质的一般分析，就足以表明：他们可以分成三大类，各有各的思想方式，各有各的斗争能力，各有各的目标和方法。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无产阶级这一先进部分的增长可能快于其他两部分－没有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但是，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危机刺激了后述两类数量的增加，不仅损害了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而且也损害了艺匠和小农。再加，各种不同成分的界线也不是可以截然划分的。随着政治和经济情势的变化，他们也互相交错，互相转化。
各个劳动阶级本身之内，在思想能力和斗争能力上，也有许许多多的差别。这些差别有的是地域性的：城市、市镇、乡村之别。消费城市和工业城市也有差别：我们在前者的工人中间比在后者的工人中间，可以发现更多的腐化、奴性的反动分子。除地域性差别以外，还有许多职业上的差别，其中一些有利于教育、启蒙、组织和斗争的工作，另一些却使这种工作大为困难。妇女常是比男子更难组织起来。孤立的职业中的工人比起大规模生产部门的工人来，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与发展起来的和未发展起来的工人间的差别平行的，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分类：组织起来的和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间的差别。但是这两种差别并不是相互一致的。工人中的优秀分子从来不曾要抛开没有发展起来的同志；相反地，那些构成优秀分子的工人，从来是不知疲劳地努力以求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在另一方面，我们曾经看到某些行业中的工人组织为自己争取了一些很实际的利益后，就摆出特殊的资格来，并对于外面的人采取贵族式的态度，设法加以排斥，听任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由命运去支配。在这种例子中，我们在工人阶级的一致性方面发现了另一个明显的罅隙。例如，第一国际瓦解后，这种特殊的界限在英国就持续了几十年。
在欧洲大陆各国，我们没有这种情况。在这些国家中，工人在能够开始组织起来以前，就已经被迫为民主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在那个斗争中，也像在其他斗争中一样，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总是起着带头作用。但他们的目标只是一个，就是为了整个工人阶级以及农民和艺匠的利益这个目标。同时，紧张的政治运动所起的作用，阻止了各个工会中自私的小集团思想的抬头。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继续在增长，而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却增加得很慢，在某些例子中，实际上是减少了。作为一个一般规律，工人阶级中较为发展起来的分子，即对较为没有发展起来的分子发生影响、并且激起一般的阶级觉悟以反对行业及其他差别的影响的那些较为发展起来的分子，增加的比例最大。
但还有种种趋势，起着相反方向的作用，并不断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引起新的差别。
除上述那些外，还有薪给雇员，即所谓白领工人（white collar workers）的那一类。薪给雇员比起工资劳动者来，主要是执行资本家性质的职务。生产的资本家不仅仅是剥削者，他还要执行重要的经济职务。他组织并经管企业，购买并积聚生产资料，他还须关心商品的处理。利润的因素不是从这些活动产生的，而是决定于资本的数量，并不决定于资本家自己所提供的劳动量。虽然他在小企业中常常必须比在大企业中更紧张地工作，但利润的先决条件，却在于实现生产资本的任务。可是生产资本任务的实现并不在于体现资本主义的人。生产资本的职务只是转移到了雇用的帮手的肩膀上。任何企业一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就必需有这种帮手。
一个企业发展到股份企业的规模，资本家的全部活动就转移到了雇用队伍，即工资劳动者和执行资本家职务的其他雇员的手中。这些雇员分子在社会出身方面，较接近于资本家，他们有较高的文化和教育，过着资产阶级标准的生活。
曾经在一个长时期中，这类雇员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享受资本的“保护”，不同于一般的工人，并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和政治家的恭维。资本主义企业增长得越快，这类新中产阶级的发展也越广，他们和旧中产阶级相比，在数量上比工人阶级的工资劳动者这一部分增加得更快。
但是，最近以来，已很明显，随着高等教育不再是一小撮人的专利品，这类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已经相应地在下降。一个企业的行政和商业的机构越是扩大，它的等级的差别就越显著。只有少数的领导分子，即超出于商业和行政的雇员群众之上的那些分子才能达到顶点。商业和行政的雇员群众在社会地位上，逐步接近于单纯的“工资劳动者”，而在他们上面的那些分子却逐渐养成了“主人”的心理，甚至达到比资本家自己所表现的还要显著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工厂企业的经理和监督人员有这样优厚待遇的缘故。
多数的“新中产阶级”就这样逐渐更接近于真正工人阶级的地位，扩大并增加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但是在工人阶级内，他们形成了另外一类，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心理、生活标准和斗争能力，转过来又反映出不同的手段和政策。
工人阶级一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知识、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他们就开始对某些部分的旧中产阶级发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小农或个体农民和小商人，发现他们的直接利益是分裂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因此，他们究竟效忠于哪一个阶级，在一定时期内是动摇不定的，依照历史的条件而定。上述农民和中产阶级分子，就其特点来说，不能认为是工人可靠的联盟。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上的发展总是在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之间反复交替，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随着这些分子在经济上更接近于工人阶级的地位，而工人阶级本身又取得了力量和势力，工人阶级就逐渐得到了这些分子的信任。在另一方面，这些分子越接近于工人，工人阶级本身的成分就越变得复杂和多样。
另一个要提出来的差别，就是近年来已经显出重大意义的差别：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的差别。
马克思曾经指出，长期的部分工人阶级的失业，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以往，无论失业对于个别工人是如何的痛苦，一般地说，失业总还是暂时的痛苦。但是自从世界大战，特别是自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失业对于不断增加的工人群众，已经成了持久的灾难。失业引起了许多工人间一种心理的发展，这种心理不幸正和罗马无产阶级的相类似。当时罗马的无产阶级，如我们所已指出的，构成了凯撒们独裁的主要根源之一。
在工人阶级各个组成部分之内，也还有许多其他的差别，我们在这里不拟多谈，但熟悉问题的人还可以援引出许多这一类的例子来。
上面提出的许多差别是最重要的，它们使工人阶级不可能组成一个牢固的、清一色的群众队伍，而无需其他力量的介入就能够表现出一个统一的思想和行动。相反，我们所看到的，倒是一批不同种类的群众，由五光十色、毫不整齐的分子所组成。马克思以其洞察力看到了许多的共同利益终于会使一切分子鼓舞起来。但是，要实现他们的共同任务和利益，却又有赖于深入的启迪和教育。
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发展，确是会促使工人阶级的各类分子更为相互接近，但是由于有新的分子不断渗入到工人阶级的团体中来，这个接近过程就总是受着干扰和损害。这种渗入也并不总是意味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倒是经常地扰乱了他们的政策，并使政策的制订和执行更为困难。
只有在工人阶级更统一起来，并组成一个共同战线的时候，工人阶级政策的影响才能相应地加强起来。所谓共同战线，我们指的是在多于一个的意义上统一起来的意思。第一，这个战线必须避免走弯路，这条路会把它引到矛盾和失败的尝试中去。其次，它必须设法克服行业的和地域的利益的差别、传统的和斗争能力的差别等等，这些差别，引起了构成工人阶级以及最接近工人阶级的各种分子的思想和愿望的暂时或长久的差别。
这些形形色色不同种类的分子要达到真正的统一，只有通过提出高尚的目标和崇高的社会理想。要实现这样一个必要的政策，在还没有社会主义政党的地方，迟早都必须组织一个工人党。无论是谁，只要赞成这个党的理想，就该被欢迎参加到这个党的队伍中来，但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发展党的潜力，所以它始终是这个党的最重要的、起决定性的成分。
至于说到民主的重要性，我们不可能过分地强调说，较高的社会理想只能通过自由和探讨才可以达到。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通过自由讨论，工人阶级的福利才能得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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