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指出帝国时代世界交通的发达情形了。一个绝好道路系统把罗马和各属州联贯起来，后来又把各属州彼此联贯起来。它们之间的商业交通尤为帝国内的和平——各都市和各国家间的不断的战争，及共和国历史之最后数百年中的种种内战以后的和平——所促进。因为这种情形，帝国时代的全国海军势力便可以尽供剿灭海盗之用；向来永未尝消声匿迹于地中海上的海盗至此便完全消灭。整个帝国内的量、衡和货币这时已归统一；这一切因素对于促进国内各地的交通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种交通根本上是一种私人的交通。邮政事业的发达程度此时还很幼稚——至少就私人信件而言是这样；无论什么人如在外地有所经营，是要亲自到该处经营他所想做的事业的。
因此，住在地中海四周的人民便发生较密切的关系，而他们的地方特性便渐渐失掉。不错，整个帝国实未尝进步到民众完全统一的田地。我们常常都可以把它分为两半，说拉丁语言而有一种罗马化势力的西半部，和说希腊语言而有一种希腊化势力的东半部。当罗马的权力和世界统治及其各种习俗已经消灭，罗马已不复是帝国的京都的时候，这两个部分便在政治上和在宗教上完全分裂了。
可是在帝国时代的初期，帝国的统一性还没有会碰到严重打击的可能。此时正是各属国与那个统治都市之间的分别渐次消灭之际。罗马的人民日渐失掉其勇气以后，凯撒们便不复以整个帝国的统治者、罗马及其属州的主人和以罗马名义统辖各属州的君主自居了。为各属州所给养而不能亲自供给充分士卒和军官以统治各属州的罗马——包括贵族和平民在内——这时已不是凯撒们的帝国中的一种权力的因素，而只是一种软弱无能的因素。罗马所取自各属州的东西并不入到凯撒们的手中，凯撒们并无所得以为报酬。因此这些国王便迫于自己的利益不能不消灭了罗马在帝国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
国王此时很慷慨地把罗马公民的权利赐给各属州的居民。有些属州人民还能列身于元老院和据有高位的官职。凯撒们实是最先实行一切人民完全平等的原则而不顾及他们的血统的人：一切人民都为他们所平等支配，他们只以有用与否为评定人民的价值的标准，绝不顾及他们的个人，绝不理会他们是元老院议员还是奴隶，是罗马人，叙利亚人，还是高卢人。到了第三世纪之初，融化各民族和打破各民族的高下差别这一工作的进行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卡刺卡拉(Caracalla）已可以把罗马公民的资格赐给各属州的一切居民，因而同时打破了旧日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一切差别——其实这些差别早已不存在了。那个竟至于公然发表一种在当代中最为高尚的思想——一种基督教认为自己所特有的思想——的国王正就是一个最残暴的国王；而那个专制国王之所以有这种决心实是由于财政困难的缘故。
在共和国时代中，自从各种战利品开始异常丰富地由被征服的属州流入本国以后，罗马的公民便不负纳税之责了。“庖卢斯（Aemilius Paullus）打败百尔修（Perseus）以后，曾把得自马其顿的300,000,000昔司脱塞的战利品带回，放入国库中，于是罗马的人民便不纳税了。”①然而自从亚古士督时代起，因为财政日趋困难的缘故，便连罗马公民也不能不逐渐再度担负纳税的责任。卡刺卡拉的“改革”不过使各属州的人民都变成罗马公民，借以强迫他们除缴纳他们的各种常税以外更缴纳罗马公民所担负的各税。这个帝国财政的天才同时又把罗马公民的税额加重一倍。但从这段故事的背面说，他却在军费预算中增加了15,000,000元。这种“财政改革”之没有什么用处，及他之不能不采用别些手段——其中最重要和最放肆的就是滥发和伪做货币——原是无足为奇的。
一般的崩解情况对于各种国际主义见解之流行及各种民族成见之消灭，亦很有所补助。
罗马人口日渐减少和日趋堕落的情形——这种情形进行得异常迅速——早已使罗马人不能供给兵士，不久以后，且更使他们不能供给适当的官吏。我们甚且可以在国王中找出这种欠缺的痕迹。最初的国王仍然是古代罗马的贵族家庭——朱理亚和革老丢族——的后裔。朱理亚朝的第三个国王，加力苟拉，是一个疯子，尼罗又是罗马贵族的统治能力完全破产的一个例证。尼罗的继承者贾尔霸（Galba)仍是一个罗马贵族，可是在他之后的便是来自一个显达的伊达拉里亚家族的鄂图（Otho）和亚浦利亚（Apulia）的平民维忒力阿斯了。最后，建立夫雷维阿斯朝（Flavic Dynasty）的惠思葩西安也是萨宾族（Sabine）的一个平民。可是意大利的平民不久也证明自己正好像罗马贵族一样堕落和不适于统治，因此，残暴的杜密善继位，他是惠思葩西安的儿子。在尼尔华的短期统治以后，便为西班牙人图拉仁所继。西班牙人的国王的统治从此便开始，这种统治几达一百年之久，直至他们——以高摩达为例——也证明自己的政治能力已陷于破产为止。
西班牙人的统治终止以后，塞普替美阿斯·塞维拉斯（Septimius Severus）便建立一个非叙（亚非利加-叙利亚）王朝。这个王朝的最后国王亚历山大·塞维拉斯（Alexander Severus）被杀以后，王位便由罗马的军团奉送于一个哥德族的色雷斯人麦西棉（Maximin),哥德族快要在罗马执行统治权之际的一个先驱。各属州渐渐愈为一般的衰落进程所打击，垂死的帝国渐渐愈要由野蛮部落，非罗马血统的人民与以活力，借以苟延残喘，帝国的士兵——不只是士兵，甚且国王也是一样——渐渐愈要求之于与文化中心距离日远的地方。
我们在上文已经看见过奴隶们之站在廷臣的地位以统治自由的国民；我们这时更看见属州的居民——甚至野蛮部落的人民——之被立为国王，被认为神圣的崇拜的对象。异族的古代中的一切种族和阶级成见之尽归消灭，和一种平等感觉之日渐流露出来，原是必然的结果。
许多有思想的人在上述的各种情形还未经常发见以前，便早已抱有这种态度了。例如西塞罗（Cicero）早已说过：“那个坚持我们必须只顾及同胞而不顾及外人的主张的人所做的实是一种打破人类的普遍关系，因而根本取消慈善性、慷慨性、仁爱性和公义的工作。”（见De officiis第三章第六节）我们的唯心派的历史家在这里又想倒果为因而企图把这些说话（“虔诚的”教徒所见于《福音书》中，“开明的”思想家所见于异教的哲学作品中的说话）当作原因以解释各种习俗之所以日渐失其效力和天下一家的见解之所以日渐普遍了。然而他们是无法解释下面的事实的，一般人所认为有提倡这种心理革命之功的高尚而超卓的伟人就是提庇留、尼罗、卡刺卡拉之流好残杀而耽于淫佚的君王，和辛尼加、小普林尼、提雅那的阿波罗尼阿斯、普罗提诺一辈浮华的时髦哲学家和骗子。
我们必要顺带说及另一种的现象。贵族的基督教徒并不觉得结合这一种高贵社会的好尚是一种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且只举一个例证。在高摩达王（180——192年）的男女侍妾——据说共有女子三百，男子三百——中，荣占最高地位的就是马细亚（Marcia）、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罗马的基督教会的长老亥阿辛塔斯（Hyacinthus）的女儿。她的影响异常巨大，竟至于使许多被逐出境的基督教徒都获得免罪。可是她后来却觉得她的王室爱人有点讨厌；也许是因为她觉得他的嗜杀的性情将会陷她于死地。于是她便参与一种企图暗杀国王的阴谋，并且设法实现暗杀的行动。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妇人在一九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把一杯毒物递给那个绝无疑心的爱人，并且因为嫌毒物的效力不够迅速的缘故，硬把那个已失知觉的国王勒毙。
为马细亚所保护的卡力斯特司（Callistus）的故事也有同样的特色。
“卡力斯特司在年少时候，很有理财的特别天才，并且曾经营过一家银行。他原本是一个基督教徒的奴隶，那个基督教徒曾给他以一笔巨款，使他放借出去以收利息。他因为主人追讨欠款的缘故，力向寡妇辈索取金钱，几乎濒于破产之境，而他的主人还要逼他清账。他设法逃避，但被捕获，并由他的主人处以踏车之刑。后来借助于他的基督教兄弟们的恳求，乃得复获自由。于是该地的提督便把他解送到撒地尼亚（Sardinia）的矿场中，他在那里博得马细亚——高摩达王的最有权力的侍妾——的欢心。他因为她的请求，终于恢复自由，并且不久以后，被任为罗马的主教。”①
卡尔多夫以为，《福音书》之所以插入那个“借着不义的钱财交结朋友”的不忠实的管家（《路加》第16章1至9节）和那个“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的有罪女人（《路加》第七章36至48节）那两段故事，其作用也许就是替马细亚和卡力斯特司那两个行为无可取而在罗马的教会中占极重要地位的人物“作一种宗教上的解释和袒护”。这段话对于《福音书》的起源的历史也可以作一种贡献。
卡力斯特司并不是因为情妇而获得其职位的最后一个主教和教皇，高摩达之被杀也不是基督教徒的暴行之最后一种。许多教皇和国王——神圣的君士坦丁时代以后的教皇和国王——都异常嗜杀和极端残暴，这是人所皆知不用详说的事情。
所以伴着基督教一并出现的“风气日渐温柔和高尚的趋势”实含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我们想了解这些习尚的各种限制和矛盾，必要研究它们的经济根源；当时的美观的道德学说是决不能与以解释的。
而这句话又可以适用于当时的国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