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发达和政治上的平等化进程实是促进国际主义的两种有力的原因；可是，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切团结旧团体的缚束日渐破坏及同时使这些旧团体日渐分崩离析的缘故，这种国际主义是断不能进展得那么厉害的。那些决定后代的个人的整个生活和给与他帮助和指导的组织，在帝国时代中已失去大部分的意义和势力了。不只那些根据于血统关系——如同宗兄弟的关系——之上的组织，连家庭组织也包括在内，都是这样；并且那些以居住地关系为根据的组织，如宗教部落及团体，也是这样。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情形的结果便使那些因此失去了道德上的支持力的人统统都极力寻求模范和领袖，甚且极力寻求救主。但从另一方面说，这种情形又使人们力求建设各种新的社会组织、比之日渐变成一种纯粹负担的传统组织较能应付各种新需要的新组织。

　　我们在共和国末期中已经看见一种设立各种俱乐部和联合会的一般趋势。当时的人尤好设立各种有政治作用的会社，不过，他们也组织各种慈善的机关。这些东西都被凯撒们解散了，因为专制政治是最怕社会组织的。专制政治的权力，当国家威权就是唯一的社会组织而国家的公民只能以散沙般的个人的资格应付那种威权的时候， 实是最为坚强。

　　据斯韦托尼阿斯的记载（见《凯撒传》第42章），凯撒早已“除了有悠远历史者之外，解散一切会社了”。他又论及亚古士督说：

　　“许多党派（plurimae factiones）都托名新社团而成立，借以进行一切最凶恶的事情。…他把这些社团尽行解散，得免解散的只有那些成立已经很久而为法律所认许的组织。”①

　　莫悟生以为这些办法是很值得赞许的。不用怀疑，这是因为他觉得那个成绩卓著而毫无良心的骗子凯撒实是一个“其服务人民，并不在求酬报，甚且不在求得他们的爱戴”，而“在使后人获得幸福，尤其是在使他可以获得拯救和革新他的国家的机会”②的纯正的政治家。读者如想了解莫悟生之所以推崇凯撒，便得回忆下面的事实：莫悟生那本著作恰好出版于“六月战争”以后（初版出于一八五四年），当时的许多自由党人，尤其是德国人，正极力推崇拿破仑三世，视之为社会的救主，因此便使崇拜凯撒的趋尚盛极一时。

　　各种政治会社的政治活动被禁止以后，那些渴求社会交际的人便转而投身于各种较单纯的社会中，尤其是职业会社及为疾病死亡和贫人而设的慈善会社、救火义勇队等；纯粹以交际为目的的团体、公宴俱乐部和文艺会社等也好像朝菌般纷纷出现。然而凯撒们是极端疑忌的，他是连这些组织也不能容忍的，因为它们或许就是较危险的机构的外套，也未可料。

　　我们在普林尼和图拉仁的通讯中，仍然可以看见普林尼在信札中述及尼科美底亚（Nicomedia）大火的情形，并且请求设立一个人数在150以下的救火义勇队（collegium fabrorum）。这些数目不多的人是很容易控制的。然而图拉仁却仍然认为危险因而拒绝他的请求③。

　　后来的书信（第117及118札）更告诉我们知道，甚且连婚姻典礼的集会或富人布施金钱的庆祝宴会都被普林尼和图拉仁认为含有危害国家的性质。

　　可是我们的历史家却把图拉仁推崇备至，而认之为一个最良好的国王。

　　组织的本能因此便不得不要表现于各种秘密活动中。不过，倘被发觉，那些参加的人是要被判死刑的。所以纯粹的娱乐，甚或有利于个人的事情，虽然足以改良他个人的处境，也显然不足以使任何人冒险参加。能够维系其会员的只有那些其目的超出个人利益之上而且即使个人消灭也仍旧可以存在的组织。然而这些组织如想有获得势力的可能，则其目的必须符合一种坚强而为一般人所共同感觉得到的社会利益和需要，一种阶级利益或一种民众利益，一种为群众所深切觉得因而足以使其最努力和最不自私的会员不惜牺牲性命以求满足其各种要求的利益。换言之，只有那些求得一种远大的社会对象，一种高尚理想的组织才可以在帝国时代中维持其存在。只是追求各种实际利益，保障各种一时的利益，是不能与任何组织以生气和勇力的，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只有最革命的或最理想的热情。

　　这种理想主义和哲学上的理想主义绝不相同。追求伟大的社会目的也许亦是一种唯物哲学的结果，其实可以引起各种绝无空想色彩的伟大的社会目的的假设，只有唯物主义的方法，以经验为根据，以研究我们的经验中的各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为根据的方法。可是帝国时代却完全没有为这种方法的存在所必需的一切先备条件。当时的个人如想超出他自己之上，只有借助于一种道德化的神秘主义，而借此以空想及各种超乎个人和临时幸福之上的目的，换言之，他只有借助于那种名为宗教的思想方式。只有宗教会社可以在帝国时代中保持它的地位。可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一切组织的宗教形式，道德化的神秘主义，而忽略它们所深藏着的社会的含义——使它们具有力量的含义——我们便误解它们了。我们实要知道，它们是深藏着下列的含义的：渴望现存的各种惨状归于消灭，渴望较高级的社会形式将会出现，渴望这些精神上无家可归、因而共同联合起来以期获得伟大的成就的缘故而具有新勇气和快乐的人可以密切合作和互相帮助。

　　可是，民族的见解——最少也可以说就地中海各国的见解而言是这样——一旦扩大起来而变成人类的见解以后，这些宗教组织便马上含有一条分裂社会的新途径了。只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求于个人有所补益的各种纯粹的经济组织并不足以鼓励个人脱离现存的社会，也不能与他以一种新的人生兴味。披着宗教的外衣而追求一种伟大的社会理想的各种宗教会社便不同了。这种理想是从各方面说都直接与现存的社会制度相反的。提倡这种理想的人所说的是他们的邻近地方的人所共说的方言，可是他们却不为他们的邻人所了解；新的世界和旧的世界，虽然是在同一个地方中，却逐渐彼此敌视起来了。于是人与人之间便发生一种新的对抗。正当高卢人和叙利亚人、罗马人和埃及人、西班牙人和希腊人开始失去他们的民族的相同性之际，信徒和非信徒、圣人和罪人、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那种大分别便发生起来。不久以后，这种大分别便把世界划分为两半了。

　　这种对抗愈加尖锐化，这种斗争愈加激烈，不容忍性和狂热性也就愈加发达。这种性质原是任何斗争的一种必然附属品，它和斗争都是进步和进化的必要元素——假如它能把意志和能力赐给各种进步的势力的话。可是读者必须明白，我们之所谓“不容忍”并不是强制压迫一切异见的宣传的意思，我们之所谓“不容忍”只是指努力驳斥和批评一切异见而同时又极力辩护自己的见解。从这种意义说，在各种伟大而普遍的人生问题发生危机的时候，能够抱着“容忍”态度的只有赋性怯懦和素性怠惰的人罢了。

　　不用说，这些利益是不断变化的。昨天的生死问题到了今天也许会变成一种无足轻重而不值得为之奋斗的问题。因此，昨天所不能不热烈争辩的论点到了今天也许会变成一种徒废精力而将会引起种种不幸结果的问题。

　　是以那种为在这时逐渐得势的基督教各宗派所具有的宗教的不容忍性和宗教的热情，在民众只能戴着宗教的假面具以求实现各种社会目的的期间内——换言之，就是由帝国时代到宗教改革时期之间——实是一种促进社会进化的能力。可是宗教的思想方式为近代科学的方法所替代了以后，这些性质便变成反动的性质而只足以形成一种阻挠进化的手段，结果便只为各落伍阶级和落伍的社会层，或落伍的地方所保有，而不再是构成各种新的社会目的的外套了。

　　宗教的不容忍性实是古代社会的思想方式的一种全新的特性。古代社会，从民族的观点看来，也许是富于不容忍性，它对于外来的客人——且不说外国人——也许纵然他们不是军队也往往加以囚禁或杀戮而绝不表示敬重之意，可是它却永没有梦想到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生鄙视之心。那些或许被人当作宗教的迫害论的事情，例如苏格拉底之被审讯，是可以用不含有宗教性质的政治原因来解释的。

　　发生于帝国时代的新思想实是最先把宗教的不容忍性带来的东西。它使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具有这种宗教的不容忍性；异教徒自然不是对于一切外来的宗教都不能容忍，他们所不容忍的只是借宗教之名以宣传新社会理想——绝对与现存社会制度相反的理想——的宗教。

　　对于其它一切宗教，异教徒仍然保持着他们旧日的宗教容忍态度；事实上，各种宗教的派别之具有一种国际性正是在这个国际交通异常发达的帝国时代。外国的商人和其他游客是常常在旅行中带着他们的神像的，这些外人的神像在这时又往往比本地的神像较为人所敬重；因为本地的神像并没有什么用处；本地的神像已证明自己之无能了。为一般的崩解程序所引起的同一的绝望感觉也使人们对于各种旧神失去信仰，并且使许多较有勇气和较有独立精神的人趋向无神论和怀疑主义，对于一切神灵，甚至对于一切哲学，都发生怀疑。不过，较懦弱的分子却因此而力求找得一个他们所可借以获得援助和希望的救主——这是我们所已说过的。许多人以为已被人当作神崇拜的凯撒就是这样的救主了。有些则以为，较好的办法还是把久已为外人崇奉而未为本国所试拜过的古神立为己神。结果，各种外来的宗教便很盛行。

　　可是，在这种神灵的国际竞争中，东方却把西方打败了。东方之所以得胜，一部分是因为东方的宗教没有西方的宗教那么简陋，较富于大都市的哲学的色彩——关于这些理由，我们在下文将另有论列；一部分是因为东方在工业上又已逐渐制胜西方了。

　　东方的古代文明，当它其始为马其顿人所侵掠，其后又为罗马人所侵掠的时候，已比西方的文明远较优胜。读者也许以为已在此时开始进行的国际平等化程序也包含着一种工业的平等化程序，因而渐渐提高西方的程度使与东方相等。但实际的结果却刚刚与此相反。我们已经说过，自从由某一个时期起，古代世界即已发生一种普遍的崩解程序，这种崩解程序之所以发生，一部分是因为强制劳动远较自由劳动为盛行，一部分是因为各属州为罗马及为高利贷的资本所肆行劫掠。但这种崩解程序在西方却比在东方进行得较为敏捷，结果便使东方的文化优越性在数百年中——由第二世纪起直至1000年左右止——不但不减少，并且还增加。贫乏性、野蛮性和人口日减的情形，在西方比之在东方进展得较为迅速。

　　这种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东方的工业较为发达，而帝国各地之对于劳工阶级的剥削则有加无减。帝国各地所产生的剩余利润大都流入一切大剥削者的所在地罗马。然而积聚于罗马的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这时已化为金钱——却大部分转而流入东方。因为生产一切为大剥削者所渴求的奢侈品的只有东方。东方是奢侈奴隶的来源，也是工业品的来源，例如：腓尼基是玻璃和紫布的来源、埃及是麻布和绣花布的来源、中亚细亚是精致绒品和皮革的来源、巴比伦是地毯的来源。而日渐贫瘠的意大利又使埃及变成罗马的一个谷仓；因为尼罗河流域的耕地年年都借赖河水泛滥而获得新的泥土，其肥沃性是永无终止之日的。

　　不错，东方的出产有一个很大的部分迫着要变成税捐和高利贷的利息。可是，除此以外，还有一大宗是要由西方、日渐陷于贫乏的西方，以剥削品为代价而买取的。

　　东方的交通渐渐超出帝国的疆界。亚历山大城之所以变得富裕，不仅因为它发售埃及的工业品，并且因为它是阿拉伯和印度的贸易的一个媒介。同时，由黑海岸边的昔奴魄（Sinope）到中国的商业途径又已开始发现了。普林尼在所著《自然史》中曾估计过，帝国每年为中国丝织品、印度珠宝及阿拉伯香料而支付的数目共约100,000,000昔司脱塞（5,000,000元以上）。但它却不能输出大批的商品以为抵偿，又不能强迫这些地方缴纳贡献品或利息。这整个数目是完全由贵金属支付的。

　　然而东方的商务日渐隆盛以后，东方的商人也就带着他们的宗教仪式到西方来了。这些宗教仪式很能迎合西方人的需要，因为罗马帝国这时所流行的社会状况早已为东方人所经历过了——虽然这种状况在东方没有发达得如此厉害。抛弃世俗的快乐以求博得神灵的欢心而为神灵所拯救，这种见解原是这时迅速地流传于帝国各地的大多数的教派——尤其是埃及的埃西教和波斯的密司拉教——所特有的东西。

　　“在萨拉（Sulla）时代早已开始为罗马人崇奉，而在惠思葩西安时代更博得朝廷的欢迎的埃西女神，这时尤盛行于西方各地，并且逐渐获得一种浩大的，无所不包的意义。其始，一般人只把她当作一个治病的女神，而她所能治的病又只以身体上的疾病为限。……崇拜她的仪式异常隆盛，并且富于惩罚、赎罪和恪守圣则的行动，尤其是各种神秘的举动。希腊或罗马的奥林帕斯山对于这些神秘典礼、狂热举动、神奇习尚、自我否认、绝对屈服于神灵之下及以自骂和忏悔为获得清净和圣洁的条件的行为，是一向不甚重视的。这些外来的宗教之所以盛行于希腊或罗马，正是因为宗教的渴望心理、希求免罪的心理、力求忏悔的心理和希望借赖绝对向一种神灵降服以期获得一种幸福无疆的永生的心理。崇拜密司拉的秘密仪式更为有力，这种宗教尤盛行于军队中，并且也自命有救人和使人永生的能力；这个宗派最先发现于提庇留时代。”①

　　东方印度的各种见解也盛行于罗马；例如，我们在上文已说过，提雅那的阿波罗尼阿斯曾专为研究印度所流行的各种哲学和宗教学说而东游印度。听说普罗提诺也为研究波斯及印度的知识而东游波斯。

　　这一切见解和教派对于力求得救和超脱的基督教徒都有所影响；它们实是最有影响于初期的基督教的教仪和各种传说的一种势力。

　　“犹栖比阿斯是教会的一个神父，他很鄙视这种宗教，认为是‘甲虫的智慧’，然而圣母玛丽亚的神秘只不过是源出于尼罗河畔的各种神话的一种回响而已。”

　　“奥赛烈司（Osiris）在世间的代表就是牡犊亚匹斯（Apis）。奥赛烈司本身之成孕于他的母亲的怀中既然是没有神灵的助力，所以他在世间的代表之成孕于一只牝牛的怀中也必要是与牝牛无关。荷罗多德（Herodotus）告诉我们说，亚匹斯的母亲因日光而得孕，波卢塔(Plutarch）则说她因月光而怀胎。

　　“耶稣也好像亚匹斯一样，并没有父亲，是一道神光的产儿。亚匹斯是一只牡犊，但它却代表一个神；耶稣则是一个为绵羊所代表的神。然而奥赛烈司本身也被人认为具有牝羊之头的东西。”①

　　有一个嘲笑者曾说过，事实上，也许在第三世纪中，当基督教已很有势力的时候，埃及境内的基督教徒和异教徒是没有多大分别的：“在埃及中那些崇奉萨拉比斯（Sarapis）的人也是基督教徒，而那些自名为基督教徒的主教的又是萨拉比斯的崇拜者；埃及中的每一个重要的犹太法师，每一个撒马利亚教徒，每一个基督教祭司，都同时是一个巫术家、一个先知和一个骗子（aliptes）。每一个大教主来到埃及的时候，都有人请他向萨拉比斯祈祷，也有人请他向基督祈祷。”②

　　其次，照《路加》所载的基督降生的故事也有些佛教的色彩。

　　普夫来得勒曾指出，《福音书》的作者断不能凭空把这段故事捏造出来，虽然它是一段绝无历史根据的故事。他必然是取之于“那些为他所知道的”传说中，也许就是取之于为一切西方的亚洲民族所共知的古代传说中。“因为我们在东方的印度救主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五世纪——考茨基）的幼时的故事中也听见同样的传说，其记号有时极相酷似的传说。他也是为处女王后摩耶（Maya）的神奇的产儿，她的白碧无瑕的身体也是因为一道神光而得孕。当他出世的时候，也有许多天神出现，并且唱着下述的赞美诗：‘一个奇异的英雄，一个无可比较的英雄，已经出世了。万国腾欢，尔充满仁慈，今日尔把尔的慈爱散播于整个宇宙的一切事物之上！让欢欣和愉快渗入于一切生物之间，令它们可以安宁，可以自主，可以快乐。’释迦牟尼的母亲后来也把他带到神殿去，以依照他们的法律的习惯；他在那里为那个因得预感而由喜马拉雅山降临的老隐士（仙人）阿西他（Asita）所见；阿西他预断这个小孩就是佛，一切罪恶的救主，自由、光明和永生的指导者。……最后，这个王子的知识、体魄和美观怎样日臻完备的记载又正和《路加》第二章第40节和52节所述及小孩耶稣的话刚刚一样。”①

　　“此外还有种种述及日渐长成的释迦的幼年的智慧的例证；据说，这个孩子有一次曾在宴会中失综，他的父亲找了很久，最后才看见他站在一班神圣人物当中，忘形于虔诚的冥想之中，并且规劝他的惊讶的父亲去寻求较高尚的东西。”②

　　普夫来得勒在这里所引的书中还指出基督教之取自别些教派的各种东西；密司拉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我们在上文早已引过普夫来得勒述及“晚餐”的仪式——“一种密司拉的教仪”——的话了。复活的理论也大抵含有异教的因素。

　　“保罗也许是受了神由死复生那种通行见解的影响，那种见解当时在小亚细亚的阿多尼斯教（Adonis）、阿忒斯教（Attis）和奥赛烈司教中很为显著（名称和习尚虽不相同，但其实际却是随处相似）。在安提阿（Antioch）、叙利亚的京都、保罗的长期间的活动的所在地中，阿多尼斯的主要庆祝宴会举行于春天；那里的人在阿多尼斯受死的第一天中（奥赛烈司的庆祝纪念则举行于奥赛烈司死后第三天中，阿忒斯的庆祝纪念则举行于阿忒斯死后第四天中），举行纪念‘救主’的典礼，在第二天，于妇女们大声唱着哀悼的诗歌之际举行他的葬礼（以一个神像代表他的身体），到了第三天，便宣布那个神已经复活，并且把他（他的神像）在空中高举起来……。”①

　　普夫来得勒说得很对，基督教不特采取这些异教的因素，并且还把它修改以求适合它的统一的信仰系统。因为基督教断不能容纳外来的神而不改变它们；只就它的一神主义而言，便已足以阻止这种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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