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爱国主义者并不以憎恶外国人为满足。他们同时感觉着要把自己的国家返老还量，用最大的能力鼓舞起来。可是外来压迫愈厉害，则以色列族内部的分裂也愈显著。从大卫王朝以后，因为商业的发达，于是国内便产生了很多财富。但恰像古代各处地方一样，巴力斯坦仍以农业为社会的基础，而土地财产仍是产业中最安定和荣誉的形式。像在其它地方一样，巴力斯坦的某些部分的人，已经渐成富有，能够获得土地财产，其已获得者则又增加起来。这里，我们又要注意这一种对于形成大地产的趋势的开始。这种趋势，恰像在其它国家一样，为农民在新情境下渐归破灭这一种事实所促进。以色列族的斗争，从前只发生微小的本地的宿怨，因而农民军在一个长久时期有从事战役之必要，也不必要他们远离自己的家宅，但是一俟以色列成为大国的时候这一种情境便变迁了，在那时，它已卷入各大国的冲突中。军役的服务使得农民衰弱无力了，而且使得他要依赖于那些有钱而把他盘剥的邻人，这些人把农夫从原来的土地逐出，或者把他当为欠债的奴隶，仍留于原地，以工作抵偿债务。也许后一种的情形，较为常见，因为在巴力斯坦中，我们晓得奴隶是属于别个种族的很少。假如买入的奴隶比之只为私人家内的奢侈品有更多的价值，又假如他们会成为生产投资的一种有利的手段，则他们必会想到有不断的成功的战争。容许奴隶中间有丰富的廉价物质，这在以色列中实无可能。他们从大部分不幸的部落，供给奴隶，而并不是买入来的。大地主需要价廉而有依赖性劳动人手，因而他们很愿意把他们的同国人作为他自己的欠债的奴隶，这种制度在他国也一样——例如俄罗斯①在消灭农奴的今日——是为大地主而需要奴隶或农奴者所喜欢的。
当这种进化推前的时候，以色列族的武力，必然地和自由农民一齐衰退，而其结果便是势力削弱不能抵抗外侮。所以，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改造者”及人民党员联合起来，企图防止这一种不幸的趋势。他号召全国人民，一方面要防阻外国上帝的侵入，另一方面要防御本国农民的敌人，并且预言若不能设法停止对于农民的压迫及贫困，则国家必会消灭了。
先知以赛亚（Isaiah，以色列先知之一——译注）呼叫道：“祸哉，那些屋宇相连，阡陌相连，直至地上不留余位的，他们只顾自己独居境内，这样的人有祸了！万军之主对我耳边说道：很多房屋将会成为荒凉，无论大厦美宅，都是如此，内无居民。”(“以赛亚”，第五章，第八——一○节）
“听我的说话罢，你们像在巴珊（Bashan）之中，居于撒马利亚之山中，你们压迫穷人，虐待贫者，对家主说‘我们饮酒罢’。上帝已经用他的圣洁而宣誓，当时日到临之时候，他会用钩子把你们钩去，用鱼钩把你们余剩的钩去。”(“阿摩司”，第四章，第一——四节）
“听着罢，你们吞没穷人，还且令到土地之贫穷者堕落。你们说道：月朔几时过去，我们便可以贩卖谷类了？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便可以摆开小麦，把卖出之量器依弗（ephah）弄小了它的容量，而把收银的量器色克尔（shekel）弄大，用骗术把天秤弄错误？我们可以用白银买贫人，用一双鞋子换穷者，而把坏了的小麦卖出？上帝已经指着雅各之荣耀而发誓：我必不忘记他们之行为。将来的土地岂不为这种事情而震惧，而其上的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样而悲悼么？”(“阿摩司”，第八章，第四——八节）
“占有者和统治者利用政权机关，用赋税之形式而附以新的法令，这种事情，便为先知所无穷地悲悼了：雄辩的以赛亚，大声叫道，‘祸哉，那些制定不公义的法令的人，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人；为要枉屈贫穷的人，不以正义对待贫人。’(“阿摩司”，第一○章，第一节）‘郇山（Zion，即耶路撒冷所在之圣山——译注）将要由公平之审判而救赎。’(“以赛亚”，第一章，第二七节）‘法学家之假笔是舞弄虚假的。’(“耶利米”，第八章，第八节）‘因为你把公平变为怨恨，把正义之结果变为毒草。’(“阿摩司”，第六章，第一二节）”①
这些先知们不生活于普鲁士及撒逊尼（Saxony）境内，真是幸运啊！否则他们必会看见法庭判决他们以煽动暴乱及大逆不道的罪名呢。
不过先知们的宣传尽管努力，但当由需要发生压迫的时候，先知们也不能够在社会中获得胜利，最少，在一种恒久的种类中，都是这样，无论他们怎样努力，要促成缓和贫乏之不幸的法律，或拘束社会上之不平的法律。他们只能够以和平之回复为目的，以挽回经济进化之狂潮为目的。不过这种工作是不可能的；罗马之格拉哥斯（Gracchi）也作过同样的努力，但其最后的运命也只是失败而已。
农业的毁灭，国家和农业一齐毁灭，在威色列族中无可挽回地进行着，恰像后来罗马的情境一样。不过以色列国家的毁灭，其分解的进程不如罗马的世界帝国那么迟慢罢了。强有力的敌人兵力优胜，猛然加以攻击，在它的国家精力尚未达到衰涸的时候以前，它已为仇敌克服了。这些仇敌就是亚述人和巴比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