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族帝国主义政策运用到一个最强大的程度时，大抵在太格拉矢·比利沙尔一世（Tiglath-Pileser I，约在纪元前一一一五年到一○五○年）的时候，当时虽有暂时的停顿，但已把亚述的军队渐渐引到迦南的地方去。同时这些强有力的战胜者还有一种对待征服者的新方法，这就是以色列人受祸最深的地方。当他们游浪着的时候，全体民众都自然地参加战役，而其结果，则他们中每个人都获得利益。这样的战役，其目的或则在于劫掠，或则在于征服肥美的土地，而在其上面，他们、战胜者的他们，便定居起来，像他们本土民众中的贵族统治的剥削者一样。但在定居的农业的阶段，民众之主要成分是农人和手工人，他们再不愿意打仗了；然而他们对于防御斗争所发生的注意都自然地增大，因为在这种战争中假如战败，则他们有丧失他们大部分的自由和土地的危险。而大商人总热衷于武力之向外扩张，因为他们需要稳定他们的通商路线和国外市场，而这些路线和市场，却至少要用武力占领多少外国的土地方能达到。至于土地的贵族也同样热衷于战争之扩展，因为它想得有更多的土地和新的奴隶，君王也是好战的，他所追求的是税收之增加。
但因为尚未有一种能够离开祖国，而移驻于他方的常备军和官僚制度，所以战胜者在这种经济阶段中想永久地保持对征服地的占有和统治是非常困难的。征服者只能够以充分地劫掠失败者及把失败者加以削弱为满足，和被征服者订立条件，要他们供养战胜者、交纳贡物，仍旧把征服地的统治阶级留在他们原有的社会位置上，国家的政治制度全无改变。
这种情境也有一种不好的地方，即是事实上被征服者会寻求机会把憎恨的重轭摇动下来。于是战胜者又不能不召集一队新战士，重新把叛乱者加以征服，而这一种战役自然地非把“叛逆者”加以更大的刑罚不止了。
亚述人的方法，则令被征服者的被征服有更大的恒久性：凡强顽地抵抗他们的，或常常谋乱的，亚述人便把他们的首领除去，这样来削弱了他们的势力，换一句说，夺去了他们统治阶级的生命，把他们的最天才、最富有、最智慧和最好战的居民加以放逐，尤其是把住在京都中的居民，放逐到远方远处去，那些所放逐去的居民，在所放逐去的地方，他们再不能够统治着下层的民众图谋再举，他们只好成为绝对的无力者而已。而原有士地所遗留着的，只是农民和小手工人，他们只是一队不能联合的群众，对于征服他们的主人，自然是不能够再有抵抗了。
撒尔曼尼撒二世（Salmanassar II，纪元前八五九年到八二五年）是亚述国的第一个攻入叙利亚本部——如亚耳普（Aleppo）、含马多（Hamath）、大马色（Damascus)——的大帝，而且也是第一个令我们看见以色列族的新记载的。在纪元前八四二年之一种楔形文字的报告里，他提及了各种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以色列王耶户（Jehu）的贡物。他还有一幅图画，描绘这一种贡物的交付，而这一种图画，实是我们所得获的以色列人最古老的图画了。从那个时候，以色列和亚述便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其关系，或为贡物之捐纳，或为背叛，但同时，上面所说过的把战败的民族，尤其是反叛的民族之统治阶级加以放逐的办法，在亚述国那里最为流行。所以以色列族之灭亡于无敌的——表面上是无可与敌的——亚述人之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即不必有先知的非常的天才，也可以预言犹太当时的先知所清楚地看见的在进行中的犹太之毁灭，像当时犹太先知所预言的了。
以色列国的北部，在何西阿（Hosea）时代，已经遇着了它的灭亡的运命了。纪元前七二四年，何西阿拒绝再向亚述纳贡，而却依赖于尚未到来的埃及力量的帮助。撒尔曼尼撒二世，向以色列进军，战败何西阿，囚禁之，搜括其国都撒马利亚城，其实已无物可取。但只在三年之后，撒尔曼尼撒的后继者沙尔干（Sargon)，再加以搜括，时为纪元前七二二年。“居民之领袖”（根据韦尔荷生之说）凡二万七千二百九十人，依照着亚述人的办法，都要放逐到亚述和米甸（Median)的几个城市去。亚述王又把反叛他的巴比伦各个城市的人运到以色列的各个城市去，“而且把他们位置于撒马利亚各城市，以代替以色列的居民：于是，他们便住在撒马利亚，其后也住在那里。”(“列王记”，下卷，第一七章，第二四节）自然不是以色列北部的十个部落的人口全被放逐，而只是这些城市的稍为突出的人物，而这些地方便为外人代之而繁殖了，这种方法对于这十个部落的国民性的破坏，已经是很够了；只留有农民，是不能够建设一种特殊的团体的生活的。于是以色列城市中的居民和贵族便被移殖于亚述及米甸，几个世纪以后，他们在这个新环境中逐渐消灭了，逐渐和新环境相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