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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 ВОПРОСУ О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Е

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解答

亚·米·柯伦泰

Uni 佐仓绫奈 译校

Печатается с сокращениями по книге:
А. Коллоптай: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е.
Спб, 1905.


　　中译者按：作者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正统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本文正好适应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我们可以看出，柯伦泰的主张与考茨基之流的“正统主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即便柯伦泰用了一些已经几乎成贬义的词语（如正统），这篇文章也充满了它独特的魅力。译者希望，这种基本的反对改良主义、支持阶级斗争的思想，能够在读者的心中生根发芽。
　　原文在1905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圣彼得堡出版发行。《柯伦泰文章和演说选集》（1971年莫斯科政治出版社）收录此文时略有删节。中译者根据俄文版马克思主义文库的版本（亦即《柯伦泰文章和演说选集》收录的版本）进行翻译和校对。
　　俄文版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kollontai/class_struggle/class_struggle.htm


　　近十年来愈演愈烈的修正主义浪潮开始明显退潮。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意想不到地给了反对正统主义的人当头一棒：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1]通过了一个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决议。这个决议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理论前提，而且承认了机会主义政治完全不合适。“旧方法”战胜“新方法”的第一个胜利果实，就是法国集体主义者统一为一个总的党组织了。[2]
　　然而，我们不应当指望这种在生存压力下形成的统一能够真正持久。现在两派之间甚至在纯粹的策略问题上也已经出现了摩擦。那么，如果他们在遇到理论性、原则性的问题时，又会怎样呢？派系之间的敌意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策略之上，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来源：两党的哲学世界观。由于正统思想的策略原则来自于它的理论前提，所以机会主义也就在批判的唯心主义[3]之中找到了他们的支撑点。“批判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实在是太明显了。如果这些已知派系的机会主义倾向不是从他们理论中的谬误衍生出来的，他们的立场就不可能如此稳固。[4]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机会主义宣扬阶级合作的策略，试图用对正统学说基础的来说是有争议的理论前提来证明自己的实际立场。法国饶勒斯主义者和正统同志们一起加入了共同的组织，却没有想到要放弃自己的理论假设，就像在德国伯恩施坦主义者[5]没有放弃自己作为“批判主义者”的立场一样，他们继续与正统同志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工作。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思潮作斗争，我们就必须首先重新检查那些一直以来作为机会主义策略主要理论根据的基本规定。鉴于我们俄罗斯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样的重新检查并不是多余的。在一个所有社会力量都被引导到眼下的同一个任务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屈服于一种幻想，即认为社会阶级间的合并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能的。“超阶级”思想的理论家们鉴于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高声呼喊“团结一切”的必要性。而实践者们，则在唯心主义的空话中寻找支持。在我国也是如此，就跟在西方国家一样，调和政治会在某一特定理论家群体中找到其合理性和支持；在我国也是如此，仍然软弱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将会向力量上更强大、组织程度更高的工人党派寻求和解。
　　现在已经有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把工人拉进队伍，并使他们不再相信以阶级斗争原则为基础的“过时的”理论。有鉴于此，在我们看来，再三强调马克思学说的要点也并不为过，因为这些要点恰恰是在与共同的敌人进行严肃的斗争时被遗忘的。这些要点尽管受到实践上的机会主义者和理论化的“批判主义者”的猛烈攻击，但始终指导着正统理论的学生，使他们在最困难、最混乱的历史时刻找到了接近全无产阶级最终目标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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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和批判的社会主义追随者之间最大的两个分歧点，一个是他们的理论依据，另一个则是阶级斗争在生活实践中的实现。按照正统观点，阶级斗争要想成为一种现实的、有效的力量，那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这一经济基础服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理论。而这个理论正是“批判主义者”一直攻击的理论——他们在党的策略中充当了阶级合作的辩护者和“社会和平”思想的捍卫者。这确实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劳动价值论是理论基础，而阶级斗争则是确保实现无产阶级最终目标的事实（de facto）手段。如果在事实上“批判主义者”成功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本身并不包含任何“灭亡”的趋势；又或者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在增强，劳动群众的地位在提高——也就是说如果证明了尽管资本主义积累无疑在增长，但对劳动的剥削却在减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就会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机会主义的愿景就会有更广阔的空间。这样一来，不仅是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统一起来，甚至是把无产阶级和各种形式的“部长制”社会主义[6]统一起来就没有任何障碍了。阶级斗争只有在马克思判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其不容置疑的坚实基础。如果这些趋势是错误的，不仅阶级斗争将不再是争取新世界的手段，而且向这个新世界的过渡本身也将失去一切科学上的连贯性。
　　罗莎·卢森堡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的三个后果为依根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第二是生产过程大踏步地走向社会化，这就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组织和阶级觉悟，这是即将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7]
　　“批判社会主义者”无视正统学说从不忽视的最后那个积极因素，而把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理论在经济上的合理性。他们用这种理论暗示了一种特殊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以生产力为代表的历史必然性会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命运，超越人类的个人“意志”，把人类引向一个预定好、预先安排好的未来。马克思主义者给出的社会演化在经济因素上的理由，被批判主义者解释为不可容忍的宿命论和相信生产力的主动性的表现，是对人类自觉影响历史事件进程的力量的否定。而持正统观点的人们徒劳地反对他们的污蔑；批判社会主义者们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指责搬上台面，只是战术上的分歧让他们感觉到了自己需要加强理论方面。
　　“批判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沃尔特曼博士在《阶级斗争的经济和政治基础》（Die wirt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Grundlagen des Classenkampfes）一文中提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毁灭是不可避免的……”这篇文章评论了资本主义毁灭的理论：“……它将以社会规律的自然力量表现出来；工人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自觉工具；资本主义在其经济必然规律支配下，在其深处产生社会主义本身，通过经济力量产生的压力迫使工人阶级实施后者。”然而从这个正确的定义中，沃尔特曼却得出了以下的错误结论：“因此，如果说马克思赋予阶级斗争在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中的一定作用，那么这种作用无论如何都是次要的。参与阶级斗争的人们的自我意识或意志，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舞台幕后被经济的自然规律统治的经济幽灵的自我意识和意志。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某种社会宿命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沃尔特曼博士似乎还对马克思主义者反复引用的说法深信不疑，即社会主义将自动到来（Kommt von selbst）；工人阶级将“被迫”引入社会秩序，否则就无能为力……很显然，对沃尔特曼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宿命。当然，如果我们所说的宿命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学派成功地在无数现象重叠的混沌中找出效果最有力的作用因素，并追踪它对人们心理和意志的影响；而这种因素表明了一定的群体（阶级）心理是如何从同质的愿望和欲望的组合中产生的，并迫使人类实现一定的理想—目标（идеал-цел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批判主义者”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在资本主义秩序就是以这种倾向为特征，它用“自然规律”的力量与无产阶级的心理互相影响，促进了一种相当明确的理想在其心灵中的萌芽和发展，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人生目标。当今人类最强大、人数最多的阶级面临着一个明确的两难选择：要么实现自己的目标，要么在全面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枷锁下灭亡。人们不需要成为先知，也不需要相信宿命，就能猜到工人阶级会选择哪条路。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随者给“最后的目标会自己达成”这一说法所赋予的含义，他们坚信最终理想（而不是它的实现）是由周围的经济条件自然流露出来的。事实上是否存在着有利于这一理想在工人阶级中诞生和巩固的条件，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此不作阐述。现在最重要的，是确定批判学派指责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宿命论是否有任何真正的根据，或者这种指责是否受到他们对问题的偏颇解释的启发。
　　在他们的结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不断地重复一个错误，那就是把马克思在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中注意到现象上的规律性与“宿命论”混为一谈，或者说这代表着人类会不由自主地服从“更高的力量”（在这里，更高的力量指的并不是某种超自然的存在，而只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没有灵魂的机制）。“批判主义”同志们则不能上升到纯粹科学的历史观，不能理解在历史过程中已经找到的规律根本不会使人的主动性的作用范围有任何的缩小。
　　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经济因素作为整个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自然会让一定的生产力组合决定新体制的出现。但是，这是否等于断言：只要生产力自己以一种纯粹机械的方式起作用，在没有人类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就能把人类引向准备好的新制度？社会的经济结构、一定的生产力状态只是物质基础，是有生力量——阶级斗争——用来在其上绣出奇异图案的画布。正统学说把在征服秩序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完全归结为第一位的，而根本不像是沃尔特曼想要证明的那样是次要的。虽然理想—目标是由经济条件创造的，但愿望的实现是由阶级斗争来保证的。
　　马克思伟大不可替代的功绩就在于，他能够为解释阶级心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主要工具——找到真正的论据；就在于，他指出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阶级理想和诉求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马克思的理论，”桑巴特说，“是无产阶级无意识地、本能地开始形成的理想，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实际观察到的那些现象之间存在的联系。”集体主义的理想是由已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决定的……如果不是已经具备了现代经济条件，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都不会对群众产生任何影响，更不能推动他们去征服未来；如果现存的社会经济影响消失了，集体主义的理想就会消失。
　　我们把新批判主义学说的观点与这种对社会关系史的深刻的、科学的同时又极其简单的解释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新批判学派的观点一方面力图表明资本主义的锋芒正在逐渐钝化，剥削的压迫正在逐渐软化，而另一方面，又继续相信新制度的到来。在这些“批判主义”的首要原理之上，不是已经隐藏着一些奇怪的矛盾了吗？看来，“批判主义者”既然相信总体福利的增长，相信阶级矛盾的逐渐弱化，相信托拉斯和卡特尔[8]的正规作用取代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那么，“批判主义者”不仅应该质疑社会主义出现的可能性，还完全应该质疑它的必要性和可取性。然而，他们没有，而且未来也不会得出这一结论。但是，“批判社会主义者”没有在前一种论据（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阶级矛盾的增加，生产工具的公有化）中找到解释当前社会制度即将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过渡的基础，同时却又顽固地接受集体主义为其最终理想，因此不得不提出新的、更适合他们的形而上学的同情原则（метафизическая симпатия начала）。
　　看吧，“伦理”原则——“人类进步的引擎”——已经来到了现场。这些原则据说起源于道德法则的要求，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被视为目的本身；起源于那残酷的、只有持正统观点的人（据说）才会承认的物质历史。“批判主义者”说，并不是伦理理想在现有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而是相反，“经济的必然性建立在伦理动机之上。目前的生产方式，还有工人与生产力的实际分离，需要后者的社会化，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满足道德法则的要求，即必须把每个社会成员都视为自己的目的，而不只是工具。”[9]
　　因此，集体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因为当代文明人类（культурно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cultural human）中最大的阶级有兴趣实现它，而只是为了确保“最高伦理原则”的胜利。换句话说，取消了对历史的唯物主义式解释，代之以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消除了主要的经济因素，为模糊的冲动进入道德的范畴扫清了障碍。
　　在这种完全脱离现实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论据中，确实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的空间（资本主义被钝化，阶级矛盾被缓和等等），从“批判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之前所说的策略自然不尽人意。伯恩斯坦坚持这一点；以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是如此。伯恩斯坦被“社会和平”的思想蒙蔽，被民主政府的梦想迷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03年的选举中取得辉煌的胜利之后[10]，他大胆地表达了对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上的民主因素分离过于尖锐的感叹。而饶勒斯则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刚才明确承认过的并在理论上加以说明了的阶级斗争，我们就要抛弃它了，因为它无法规定我们每天的行为、政策、策略。”[11]
　　福尔马尔，这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无疑是精力充沛斗士的人物，近年来的活动却都是以掩盖、脱离工人运动的阶级性为特征的。他准备向无产阶级宣扬节制与谨慎，呼吁在无产阶级身上表现自制、忍耐、克己等其他资产阶级美德。据说这些美德可以代替阶级斗争的动机。在这样的调和政策下，共同目标确实被驱赶到了遥远不确定的未来，社会主义也变成了形式上的“信仰教条”。“修正主义者”和“反修正主义者”在德累斯顿党代会[12]上的整个争论，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在社会民主主义下一步策略中的作用和重要性问题上。胜利依然存在，只不过对机会主义分子来说并不是这样。
　　我们已经有许多例子可以表明实际执行（在现有经济关系允许的范围内）社会和平的宣传策略会发生什么。福尔马尔在巴伐利亚的调和政策只是为农民联盟在1898年的选举中战胜社会民主党提供了一个契机；他宣扬的“和平等待”使社会民主党错过了迫使巴伐利亚政府扩大对工人有利的选举权的有利时机。而在法国，无产阶级与“部长制”社会主义的统一，只是带来了“模糊不清”的工作日法和罢工的配给制。
　　我们要回想起一个常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为无产阶级谋取福利的改革，都是由无产阶级自己的意识和精力推动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是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变革和改良的最好动力。无论后者如何民主化，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变的情况下，它就永远都不可能满足劳动人口的需求，因为资本家、手工业主还有农民最激进的愿望不可能与无产者、帮工和雇农的利益相一致。
　　始终如一地贯彻社会和平思想（即使可行），只会导致无产阶级的彻底弱化和无组织化。生活本身表明，当这种思想渗透到工人领袖的紧密队伍中时，它就会要求工人作出无情的让步，让工人们默默地、耐心地等待会给予无产阶级的那些利益。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就会从一个强大的、有斗争性的阶级组织变成一个单纯的“政客式”政党——非常轻易地对未来许下响亮承诺，对当下作出小幅让步。
　　值得庆幸的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矛盾不只是一种战术原则，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像法国旧学说的坚定斗士盖得所说的那样；这种矛盾的原因深深地植根于现时地经济条件之中，只有产生这种矛盾的条件消失，矛盾才会消失。然而，“批判主义者”却故意否认现代经济中那些会导致社会制度改变的经济基础。他们宣扬“社会和平”，并鼓励机会主义政策。这会暂时使工人运动偏离他们的笔直道路，会导致错误和迷惑，从而拖延和阻碍这一运动的自然进程。然而，无产阶级迟早会面临一个致命的选择：要么永远放弃它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要么与一切敌视这个最终目标的力量进行公开的斗争——重新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那时的群众将会和现在一样，会不自觉地、自发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会走歪门邪道、选择错误的手段。
　　但这正是社会经济学家的任务：了解社会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并找到那个可以指明社会进一步演变的最重要趋势的推动力。这种趋势可以作为一个可靠的指南针，找到通往预定目标的捷径。在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团体中社会民主党是唯一拥有这种指南针的；它是唯一立足于现实关系的坚实基础上、不允许自己被不可否认的崇高的，但却不幸毫无根据的理想左右的党。
　　社会民主党不怕其阶级观点的“狭隘”，因为它知道在这种狭隘和“直截了当”中有着它全部的力量。寻找着“永恒的思想”、永恒的“真理-正义”的批判唯心主义者，对这种狭隘性谈得很多，也很愿意谈，他们谈的是要扩大理想，用普遍的理想来代替片面的阶级观点……[13]
　　“批判主义者”急于用各种手段证明“全人类”比“狭隘的阶级”具有不可估量的更大价值，因此，他们不经意地用模糊的“共同利益”原则取代了清晰明确的阶级目标概念。这种取代无疑会导致实际政策的动摇和不稳定。共同利益究竟指的是什么？用什么方式来追求这个不可否认但却宽泛而模糊的理想？以超阶级理想的名义放弃自己现实的阶级目标，对整个人类能够起到真正的作用吗？
　　唯物史观表明，在以阶级矛盾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不可能存在抽象的“普遍理想”。在经济力量带来的压力下，整个社会被分割成独立的、各不相同的社会群体，而阶级利益的共同性则成为各群体内部的团结力量。阶级利益本身只是客观经济条件的反映。它不是一些批判唯心主义者所说的阶级政治的“理想规范”，而是社会物质需要产生出的生活的必然事实。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正当生产力超越了自己曾经建立起来的紧密的、凝固的社会所有制形式的时候），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最新产物——因而只被赋予从属地位的那个社会群体——的利益，与现有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这种矛盾，正反映在社会的意识中，特别是反映在利益受现有矛盾影响最大的那个群体的意识中。这种矛盾正逐渐形成一定的阶级目标—理想。在要求消除当代生产条件和废除财产限制的过程中，这种理想顺便也破坏了前一社会革命集团的阶级意识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
　　“现代社会主义”——恩格斯说，“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14]
　　在现代资本主义秩序下，最饱受苦难和屈辱的阶级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被现代生产形式压迫的阶级，它自然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摧毁现代经济制度，并代之以新的经济制度，不再给阶级矛盾和人剥削人留下任何空间！这样看来，无产阶级在追求一个纯粹的阶级目标而非某种抽象目标的同时，也在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因为，无产阶级通过争取自己的社会解放，通过改变经济关系使其有利于自己，把整个人类引向一个新的、更完美的社会经济阶段。目前来讲，没有也不可能有另一个阶级的社会经济理想能够完全满足全人类的需要，而那在工人心目中已经成熟的理想却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个理想把建立一种经济制度作为它的任务。这种经济制度不仅将为发展一种新的、更现代化的生产形式并提供比以前的经济制度还要大得多的空间，而且还承诺将使当代人类摆脱一切压迫人类的罪恶。至于绝对的超阶级理想，正统学说当然否认其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形成的可能。[15]
　　只有在遥远的将来，当无产阶级表现出来的理想—目标变成具体的现实时，实现上面说的理想的才是有可能的。无产阶级越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其阶级解放的原则，全人类向这个新的社会经济阶段的过渡就会越快完成。同时，任何超阶级意识形态的宣扬都只能掩盖明确的最终目标，使无产阶级偏离其笔直的道路。
　　这是批判唯心主义者不愿意理解也不能理解的。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这个理想不仅具有阶级价值，而且还具有绝对的价值，但他们不对马克思勾画的道路不满足。当然这个道路不是“政策处方”，而是连贯的社会演变的正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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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路选择的问题上，批判社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尤为明显：他们（有的以“更高的道德理想”为名，有的则是为了在当下取得实实在在的党的利益）都试图通过宣扬社会和平，否认剧烈的动荡，以重要的现实利益和形而上学问题来弱化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然而，他们的努力，也只能使人类偏离其特定的历史进程，也只能使正常的结果远离我们。既然这个结果最终主要有利于无产阶级，那么后者当然就没有任何理由为了与它的阶级目标没有直接联系的理想而偏离它的正路。
　　盖得，还有拉法格这些久经考验的战士，在德雷福斯事件[16]最严重的时候，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阶级外”的理想，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说，“凡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分子伸出友好之手的地方，哪怕是为了维护最高的道德原则，也总是有可能在严格划定阶级愿望的基础上，迈出错误的一步，损害自己的力量。”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热情洋溢的饶勒斯的诱导下，法国无产阶级忘记了自己严重的不幸，忘记了他们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真正原因，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队伍混在一起，与他们并肩作战，恢复抽象的“真理—正义”，其结果就是：米勒兰部长模棱两可的政策和查隆、富尔米和马提尼克岛工人身上发生的悲惨事件。[17]
　　无产阶级为了“更高”原则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但是，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做出同样的反应，阶级斗争的短暂停顿只是为他们更加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政治力量服务……
　　与以往的历史经验相反，相信通过和平和相互妥协就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决定了“批判主义者”的全部策略。然而，他们却没有严格规定的行动计划。在他们实际执行自己的理论原则时，他们不断感到脚下的土地在滑落。他们在国政的和市政的社会主义之间进行平衡，要么抓合作社，要么抓工会组织，他们在每一个工会组织中都看到了通往社会主义最可靠和唯一的途径。他们的体系没有一致性，没有统一性。如果制度不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规律性的基础之上，就不可能有统一性。“批判主义者”的团结只体现在“革命主义”面前，换句话说，就是体现在面对自觉的、阶级的政治时，体现在对“缓慢改革”的偏爱上。
　　德累斯顿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不仅证实了前景的不确定，同样也证实了“批判主义者”本身策略的摇摆不定。然而，修正主义者在愤怒地抨击了正统学说的“狭隘性”、“片面性”和“不宽容性”之后，还是放弃了“修正主义”，在对阶级政治原则性认识的基础上，与以前的策略达成了和解。
　　不管理论上的“批判主义者”和实践上的机会主义者怎么说，“老学说”无疑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更有条理，更和谐。依靠唯物史观，承认不断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刺激因素，正统学说得出结论：只要资本主义秩序尚存，人对人的剥削就不可能结束。尽管正统学说宣扬的，是最不人道的思想。如果剥削存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无产者与所有者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因此，阶级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改革在公共生活中占有多么广泛的地位，无论立法如何限制所有者的剥削侵占，买卖人类劳动力以谋取小部分人个人财富的事实都不会改变。只要这个事实存在，阶级仇恨就不会消失。到那时，只要对无产阶级有利的事物就会对资本家不利，前者希望的东西就会被后者视为死亡。
　　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胜利将会属于那些：更团结、更好地组织、更有远见、更能牺牲暂时的利益来实现最终的目标、最终不怕自己的脚步带来的喉管、不会对习惯上的“文化世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秩序常见的文化世界——的遗弃而感到恐惧或怜悯的人。在这场攻坚运动中，没有“社会和平”的概念，没有关于共同利益和文化内在价值的甜美叹息。任何拖延，任何后知后觉都最终会推迟最终目标—理想的实现，并远离它。每向这一目标挪动一步，都是无产阶级积极影响的结果；无产阶级越是顺从，就越是容易让自己被关于社会和平和总体福利的增长的华丽词句迷惑，就越是难以被迫觉醒。
　　法国和德国的正统的学生们知道，尽管“批判主义者”不断地喊着社会主义“长入”资本主义，喊着要钝化阶级矛盾，喊着要有“超阶级”意识形态，但无产阶级手中仍然只有一种真正的武器能有希望帮他们赢得新世界——这种武器就是作为重要事实的阶级斗争，作为策略原则的阶级政治。


注释：

[1] 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于1904年8月14日至20日举行。大会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发表了反对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言论，号召为成功地和资本主义作斗争联合各种社会思潮，并通过了关于大规模罢工是工人阶级斗争方法的决议。—— 原注

[2] 这里说的是1902年在让·饶勒斯领导下的联合。“独立社会党人”、可能派、和其他改良派分子在他的领导下统一为法国社会党。—— 原注。 中译者补充：可能派（Possibilistes）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由保罗·布鲁斯和贝努瓦·马隆等人领导的一个派别，于1882年分裂自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其领导人主张改良主义，达到现阶段“可能”达到的目标，而不主张工人革命，与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盖得派相对立。

[3] 显然，我们这里说的是所谓的“批判主义”，即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奠基人康德（I.Kant）的唯心主义哲学。康德哲学的主要目标是对人类认知能力进行批判。批判主义在这里同样还包括其他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它限制了人的认识，只承认唯心主义理解的经验为其来源。作者在提到“批判主义者”时，其概念还包括了哲学和政治领域中所有马克思的理论的批判者。——原注

[4]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饶勒斯及其追随者在观点上的错误。在哲学领域，他们当时的特点是将唯心主义思想与一些唯物主义的规定折衷地结合。他的唯心主义还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上，饶勒斯派不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斥责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力图调和一切，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由此推断出它们的综合是必要的。在政治生活领域，饶勒斯的追随者从反马克思主义关于超阶级国家的理论出发，认为可以在共和制内通过改革实行社会主义。饶勒斯派为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参加政府的行径进行辩解，错误地认为这样做可以增强无产阶级的影响并巩固无产阶级在其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原注

[5] 我们这里说的是伯恩斯坦的追随者。伯恩斯坦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工人运动中的系统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创始人。他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领域的主要规定。在哲学领域，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屁股后头，宣扬“回到康德去”的新康德主义口号，宣布拒绝唯物主义，用“冷静的”进化论来取代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在政治领域，伯恩斯坦主义的特点就是力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原注

[6] 部长制“社会主义”或米勒兰主义是一个用来代指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术语。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899年，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列宁指出，像米勒兰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用小小社会改良的诺言来诱骗无产阶级放弃社会主义变革”，分散了工人阶级对革命斗争的注意力。（出自《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卷第23页，《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中译者修改原注

[7]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第一部分第一节《社会主义的方法》——中译者修改原注

[8] 托拉斯和卡特尔是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的组织形式，托拉斯（Trust）是商业信托的音译，是指在一个行业（商品领域）中，透过生产企业间的收购、合并以及托管等等形式，由一家公司兼并、包容、控股大量同行业企业来达到企业一体化目的的垄断形式。卡特尔（Cartel），或称垄断联盟、垄断利益集团、企业联合、同业联盟、行业联合会等等，很容易发生在少数资源被数个企业完全掌握的情况下，是一种为了避免过度竞争导致的整体利益下跌而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组成的联盟。——中译者注

[9] 摘自沃尔特曼博士的《阶级斗争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原注

[10] 在1903年6月的帝国议会（Reichstag）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国大规模工人运动的氛围中，取得了选举的巨大成功，共获得三百多万张选票，比1898年的选举要多出90万张。而在帝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议员人数从57名增加到了81名。——原注

[11] 摘自《两种方法》，茹尔·盖得在与饶勒斯辩论时对饶勒斯言论的总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jaures/mia-chinese-jean-jaures-19001116.htm#_ftn14 ——中译者修改原注

[12] 1903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定期大会在德累斯顿召开。根据倍倍尔的提议，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谴责修正主义者及其机会主义策略的决议。——原注

[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26-131页，卡尔·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译者修改原注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9页，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节——中译者修改原注

[15] 这种理想只有可能由“唯心主义者”提出，对他们来说，中心问题不是研究具体现象，不是寻找人类社会经济进化的自然规律性，而只是像下面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什么决定了社会义务；这种社会理想的内容是什么，它把正义或不正义的品质传达给个人的社会愿望和行动；它的性质是什么？”谢尔盖·布尔加科夫，《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俄文版第296页。——原注。中译者补充：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早年曾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转向神学，成为东正教神秘主义者，于1922年被苏联驱逐出境。

[16] 德雷福斯事件指的是法国总参谋部的A·德雷福斯被控从事间谍活动。这是由反动军队引发的事件，是19世纪90年代法国激烈斗争的主题。德雷福斯事件被反动派利用来煽动反犹主义，成为进攻共和政权和基本民主自由的起点。——原注

[17] 当社会党人米勒兰担任部长职务时，上述三个地方的罢工者却被军事力量制服，而且是以在法国前所未闻的残酷手段制服的，甚至直到枪杀罢工工人之前也没有停止。——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