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女性权利与自由的伟大战士——纪念奥古斯特·倍倍尔（亚·米·柯伦泰，1913年）

争取女性权利与自由的伟大战士

——纪念奥古斯特·倍倍尔

亚·米·柯伦泰

1913年
椛柊翻译

中译者注：根据《柯伦泰文章和演说选集》（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71年版）第113—124页翻译。
原文链接：Великий борец за права и свободу женщины——памяти Августа Бебеля

　　有时遇到某些事，人类的语言显得苍白无力，悲痛之情难以言表。1913年8月，奥古斯特·倍倍尔去世了，我们就有这样的感觉。
　　全世界劳动者沉浸在悲痛之中，悲痛的浪潮触动了千百万人的心灵。但是，人们在悲伤的同时，却感到骄傲与喜悦。因为，倍倍尔虽然离世了，但是那些来自倍倍尔阵营的人们、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工人阶级的代表却因此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倍倍尔的离世，对他的支持者来说是巨大的损失，连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觉得有义务去回应这一重大政治事件。通常来说，只有国王、流行诗人或著名艺术家之死，才会引起社会如此强烈的关注，才会成为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
　　但奥古斯特·倍倍尔既不是国王，又不是诗人，也不是艺术家。他只是无产阶级的儿子，是车床工人，领导着一群人。这群人饱受资产阶级世界的唾弃、厌恶。
　　他的意识形态敌人这么关注工人政党的领袖，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很难否认，在这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倍倍尔高风亮节。但是，高风亮节的他，要是五十年前就去世了，还会让人这么关注他吗？
　　他的意识形态敌人，无论是本着真诚还是虚伪的态度，在他新的坟墓前低着头，表示敬意。这不仅是资产阶级世界对倍倍尔本人的敬意，也象征着他精心栽培的运动增强了力量，扩大了影响。^[1]
　　资产阶级社会向逝去的领导人表示“最后的敬意”，由此公开承认，倍倍尔的工作没有白费。“旧世界”被迫承认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是严肃的政治力量和对手，这种政治力量不断增强，让他们有所敬畏……
　　但是，对于那些参加这场运动的人来说，倍倍尔去世了，他们痛苦万分，因为他为了壮大工人政党的力量而殚精竭虑。
　　如果说倍倍尔的死对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么对其中受压迫最深的部分——对女性、女工来说，这种损失加倍令人痛苦。女工们不仅失去了领袖、杰出的演说家，而且还失去了为女性全面解放的思想而奋斗的无畏斗士。倍倍尔真正开创了女性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这场运动的理论家。他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是名副其实的“女性福音”，也是构建女性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实基础，而这场运动正在我们眼前日益发展壮大。
　　这本书出版于34年前（1879年）。我们翻开这本书时，书中的思想和命题对我们来说似乎都是常识，也没有争议，以至于我们很难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程度、它在女性问题的历史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它给倍倍尔同时代人的思想带来的革命。我们只能通过比较——至少是粗略地比较——当今现实和历史，来评估这本伟大著作的优点。
　　现在，我们面前有个社会主义女性组织已经形成，非常强大，有数十万女工加入其中，人数不断增加。女性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全体“红军”的一个必要的、额外的核心组成部分。现在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公开质疑这一运动的作用和必要性。女工们为了阶级解放而共同开展斗争，渴望恢复女性人权，这两点都是整场运动的目标。同时，运动越来越显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潮流：女权主义——资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目前尚不存在这样的风险：两种潮流合并起来，即女工运动消失在女权主义运动之中，从数量和道德方面损害工人运动，甚至“按性别来划分”它。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被卷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旋涡，随着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代表在为本阶级争取共同利益的斗争中互相碰撞，共同事业的幻梦、“姐妹情谊”的幻想便都烟消云散了……在女性为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中，阶级差异越来越明显了。
　　70年代，倍倍尔写了本书。当时这本书篇幅不大，并且注定要变成巨著，出了51版，并被翻译成了各国文字。那个年代离现在也不远，当时根本没有女性社会主义运动。女性在工人组织中只占少数，扮演着较为被动的角色。60年代，工人帕特森试图汇聚、整合英国那些薄弱、分散的女性工会。在德国，女性社会主义者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始尝试建立首批女工组织。^[2]
　　但是，这些尝试要么被警察的重拳打得稀烂，要么因男同志的冷漠而冻结。当时男同志还未能充分理解日渐觉醒的女工抗议活动有多大的意义。
　　然而，资产阶级女性的阵营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时，女权运动还未形成特定的社会组织。没有国际女性理事会，没有全国选举联盟，没有女性代表大会，也没有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当时女性解放的理念只是理想主义原则。只有少数人，秉承濒死的自由主义“光辉传统”，才相信这种理念。只有在纯经济领域，在专业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市场上，女性凭借自身的努力挣钱，尽管男性竞争对手在这方面设置障碍。这场斗争比较零散，而且很个人化；每个女性都为自己而战，在她的命运中夺取一个新的、非“女性”的命运。但是，女性在每一步都不得不受到男性对手的阻挠，所以把他们这些异性代表视作“万恶之源”。因此，女权主义者幼稚的“厌男症”，也正在从资产阶级运动中消失。
　　70年代的女权主义是著名的观念，并且已经设法在英国和美国有了更稳固的根基；南丁格尔、约瑟芬·巴特勒、弗莱女士这些名字描述了女性社会活动的整个新领域，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支持者敢于举起女性政治平等的旗帜。但是，那时的德国——倍倍尔生活和活动过的地方，资产阶级女性运动才刚刚出现。
　　但是，它的轮廓越模糊不定，路易莎·奥托·彼得斯和奥古斯特·施密特就越容易宣布普遍的女性事业的统一，并呼吁一切女性不论阶级或阶层团结起来。
　　最早为“女权事业”、“全体女性利益”而奋斗的女性，被保守主义者恶意攻击、诽谤、嘲笑和侮辱，看到了唯一的出路——团结一致，整顿队伍，作为受压迫的“女性民族”而站起来……各阶层的觉悟女性，自然会认同那些最亲近她们的口号。于是就出现了纷繁复杂的状况。一方面，民主制度的代表者需要捍卫女性解放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似乎因为支持了那些对立阶层的女性利益，故而背叛了本就不稳固的阶级立场。倍倍尔的著作帮助社会民主党走出这个社会关系迷宫，为它指出了一条新路，这条道路既不会损害阶级事业，又能贯彻女性解放理念，工人阶级可以沿着这条路稳步前进。
　　在回顾倍倍尔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工人中的有组织部分怎么看待女性平等和解放问题。
　　许多人理论上认为，女性平等的原则是共同民主理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实现女性权利平等还远得很。很多人甚至都不谈女性的政治平等。但是，即便是女性工作最重要的议题——女性参与工业生产，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也吵得很厉害。在当时工人组织的一系列大会上——第一国际大会、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自我教育协会等——工人们通过了决议，女性不得参与工业生产，不得从事专业工作。^[3]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与库勒开展论战，谈到了这一措施有多么反动，但是无论怎么论证这项措施的反动特点，马克思的观点都很难在圈子里得到认同。当时，社会主义者甚至认为，立法保障女性的劳动权利，只是个过渡措施，是为了以后能禁止女性参与工业生产。莫特勒1878年在帝国议会提议立法保障女性劳动权时已经说过：“原则上，我们认为，女性职业工作不能超出自然界划定的范围。我们希望女性能够恢复其真正的功能，因此要求让她们摆脱资本主义对身体的剥削和对精神的压迫。”^[4]
　　如今，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观点。但当时，之所以有些人支持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女性的劳动量越来越大，导致生活条件更加恶劣、残酷。日益繁重的劳动毁灭了工人最后的避难所，夺走了工人的最后一丝慰藉——家庭的快乐。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劳动，导致家庭不再温馨、舒适，害惨了孩子，杀害了子宫里的胎儿，使女性年老体衰……这类新现象造成的全部负担，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巨大的灾难，让他们根本忍不了，迫使他们死死抓住旧式家庭的遗迹。旧式家庭毁了，让他们痛苦。他们也不得不经受这样的痛苦，这样就能接受一个现实——女性已经离家上班了——并且从这一事实中看到，要想未来更美好，必须要走这一步，尽管这一步走得无比艰难、痛苦……
　　女性能否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对于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者内部也有分歧。哈塞尔曼试图论证，人们应该清楚女性平权问题的两种要求有区别：适应未来的要求和目前可接受的要求。“说到女性的选举权，首先必须能够区分什么是适合现在的，什么是适合未来的。当然，剥夺一半人类的社会权利，是极不公正的，社会也将必须消除这个不公正的现象。但今天，女性总体上远远落后于男性，部分原因是她们受教育水平太低。”因此，根据哈塞尔曼的说法，现在就让女性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实在是操之过急。
　　在这种仍然混沌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倍倍尔的著作诞生了。
　　这一议题的理论家——社会主义者——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工人民主必须捍卫以下原则：将女性从各种形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维护她们的权利，在现行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恢复她们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必须弄清女性运动本身；有人认为共同的女性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这是有害的幻觉，必须清除。倍倍尔的书设法解决了这项双重任务。
　　他首先关注的是，在女性运动和我们这个时代广大的社会运动之间梳理、建立两者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利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立场，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高度依赖于经济不同阶段的生产关系。但倍倍尔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过去，还设法将未来与之联系起来。在过去的基础上，他生动地勾勒出女性议题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和女性运动的命运。
　　倍倍尔支持巴霍芬母权理论，向愤怒的资产阶级社会发起了挑战。女性试图摆脱桎梏，资产阶级社会因此狂怒。实际上，这种不公正的秩序并非神圣不可动摇。相反，几千年前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关系，当时社会集体的领导权属于母亲—女性。女性受压迫，只是暂时的历史范畴^[5]。这些重要的观点动摇了现代压迫女性的制度基础。倍倍尔运用唯物史观，在书中指出，女性地位的变化取决于她们在社会集体中扮演的角色。如果有些地方女性参与生产不是为了直接消费，而是为了再生产或消费，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女性地位就不一样了；如果有些地方女性参与劳动是为了直接生产消费品，那么，人们就不太重视女性劳动了。现在，女性劳动开始在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和严肃的角色，所以她们要求恢复失去的权利。虽然倍倍尔在他的书中强调女性有权造反并争取自身的解放，但他也强调，这种解放不能在当前的社会劳动秩序框架内实现。女性的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也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方式来实现。
　　倍倍尔说：“妇女问题……不过是一般的社会问题的一面而已。所以这个问题之终结的解决，只有除去现在的社会的对立以及起因于这个对立的弊害才有可能。”^[6]这项原则规定了社会民主主义对女性解放斗争的态度。倍倍尔的这项原则打破了女性主义者的幻想，她们希望不推翻现代阶级社会的基础就为自己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益。
　　但在这个一般原则之外，倍倍尔又提了一个原则。倍倍尔首次指出女性有双重特性：既无权利又受压迫。“大体上女性受着二重的痛苦。就是：第一，妇女因在社会上为男子的从属而感受痛苦——这由于法律上及权利上之形式的平权已经多少减轻，但尚未完全消除；其次，妇女因在经济上的从属而感受痛苦。这却是一般妇女，尤其是无产妇女，与无产男子所共同陷入的状态。”^[7]。
　　女性，特别是女工的从属地位和受压迫的现状，也为女性的工人阶级运动创造了双重任务：（1）女工代表着无权无势的被剥削阶级，与她的阶级同志一起争取自身的解放；（2）女工代表着女性群体，摆脱特定的社会压迫，争取自身的解放。这种双重任务构成了女性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可以将女性解放的任务纳入一般的社会主义纲领，并且不让党放弃明确的阶级立场。
　　在整本书中，倍倍尔警告女性不要迷恋资产阶级式的女性主义，通过引用历史和当代事实材料，反复指出女性之所以缺失权利并受到压迫，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在于现有的生产关系。倍倍尔不断提醒我们，即使在阶级内部，男女地位也不一样。“妇女与工人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妇女又先工人一步，就是说，妇女是人类中最先成为奴隶的人。妇女早在奴隶问世以前，就已经成了奴隶。”^[8]因此，女性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任务是提醒她们的阶级同志注意她们的需求，让党也参与到争取女性权益的斗争当中。
　　倍倍尔的书，为社会民主主义在涉及女性问题时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发挥了重大作用，其影响之深远，目前我们还不能充分评估。
　　但在这个议题的个别部分，倍倍尔的书也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在让性道德摆脱资产阶级污染这方面。如果没有倍倍尔，谁会旗帜鲜明地支持女性群体的代表争取自身的解放？“如果没有两性相互间的独立和平等，那末人类的解放就不可能。”^[9]倍倍尔在书中无情地揭露了现代道德的伪善和当今社会的表里不一。他指出，婚姻和卖淫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书中部分内容谈及了女性出卖自己的身体，长期都是揭露资产阶级虚伪面目的重要资料。倍倍尔指出，当代牢不可破的婚姻关系基本上要么基于“计算”，要么基于“理性”，由此大胆宣布，人们应该抛弃“双重道德”，只因心灵相互吸引而自由结合。
　　在倍倍尔的书中，专门讨论女性的性解放那几页，通篇无情地嘲讽了现代社会实行的“双重道德”，语言活泼形象，思想生动深刻。如果只看这几页内容，不仅是女工，其他阶级、阶层的女性也都应该在心中为倍倍尔竖起永恒的纪念碑……
　　奥古斯特·倍倍尔不仅在理论方面捍卫女性利益，也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前文已经指出，他首次在哥达合并大会上主动把女性参政权写进党纲。1876年，倍倍尔也第一次在莱比锡召开女性政治大会。会议专门讨论了“女性在现代国家中的地位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目的是吸引女性参加当时即将到来的选举活动。倍倍尔本人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厅里座无虚席，女性对议题很感兴趣，说明她们已经很觉悟了，可以参加社会生活了。^[10]
　　倍倍尔也首次在1895—1896年向帝国议会提出议案，赋予女性投票权。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倍倍尔在讲坛上为维护女性的劳动、政治和其他利益而发出的声音。这样做无非是重复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社会政治活动史。然而，应该指出，倍倍尔一直提倡保护女性的就业权和生育条件。1897年，苏黎世举行了著名的劳动保护大会，倍倍尔与卡顿—维埃开展了辩论。他在辩论中采取的立场，打破了过时的幻想——要想终结女性劳动导致的恶果，就要禁止女性参与工业生产。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制定社会主义关于保护女性就业权的要求时，就以这一立场为指导方针。
　　在倍倍尔身上，女性，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女性，不仅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老师，而且失去了一位为她们的解放而奋斗的勇士，一位不折不扣的利益捍卫者，一位忠诚的朋友……

^[1] 倍倍尔不喜欢有人夸赞他的个性和优点。辛格去世不久，我不得不听倍倍尔解释像李卜克内西、辛格、奥尔和他这种“老人”的伟大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倍倍尔认为，这些个性只有在运动初期，在党的力量弱小的时候，在活动领域极其广阔的时候，在人有条件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的时候，才能存在。那时不像今天这样，党内按照不同的职能有不同的分工；每个积极分子都必须是理论家、实践家、政治家和组织工作者。在那些日子里，倍倍尔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一切行业的专家。”然而，创造倍倍尔的不仅仅是“有利的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宏伟、高贵的人类材料。——作者注

^[2] 艾玛·伊雷尔（Emma Ihrer）《德国女工组织及其起源与发展》（Die Organisationen der Arbeiterinnen Deutschlands ihre Entstehung und Entwickelung），柏林，1893。——作者注

^[3] 另见奥托·罗泽（Otto Rose）《关于已婚女性的工厂劳动》（Uber Fabrikarbeit verheirateter Frauen）（斯图加特，1910）第四章以及亚·米·柯伦泰《女性问题的社会基础》之《婚姻与家庭问题》。——作者注

^[4] 《德国国会协商速记报告》（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1878年5月。——作者注

^[5] 有趣的是，有位女性在母权问题方面是倍倍尔的主要反对者，这个人就是玛丽安娜·韦伯。她有本重要的著作叫《母亲和婚姻》，这部作品受到德国官方学术界高度评价。玛丽安娜·韦伯在这本书中称，母权从来不是普遍现象，也不是位于父权之前的必要历史阶段。母权只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于某些农耕部落中，这些部落农业文化发展水平不高，没有被战斗民族包围等等。玛·韦伯的观点试图表明，不能毫无保留地概括母权。更重要的是，自巴霍芬提出母权理论以来，新社会学材料不断涌现、累积，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母权只对应特定的经济组织，而并非所有民族都必须经历这个阶段。倍倍尔在他作品最新的修订版（第50版）中修正了一些内容，他的观点没有那么绝对了。然而，无论玛丽安娜·韦伯等学者如何反对倍倍尔，都不能动摇倍倍尔的基本观点，即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她们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不可分割。——作者注

^[6]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55年版），《序言》。 ——译者注

^[7] 出处同上。——译者注

^[8]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一章《妇女在原始社会的地位》。——译者注

^[9]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55年版），《序言》。——译者注

^[10] 参看倍倍尔《我的一生》（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之《从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前夕》第五小节《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七年的竞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