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柯伦泰 相关链接：柯伦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工人反对派”的首领，红色政权的第一位女大使
柯伦泰自传
柯伦泰
1920年代
王丽华 译
原文原载于《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第41卷第1分册附录第194-201页。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5辑
我生于1872年，在一个地主—贵族家庭中长大成人。我的父亲是俄国将军，乌克兰人。母亲是芬兰人，出生在农民家庭。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彼得格勒和芬兰度过的。我是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又是父亲唯一的女儿（我的母亲是第二次结婚），受到我们具有古老传统风俗的大家庭的特殊关怀。家里人不让我上中学，怕我在那里接触到“不相宜的人”。十六岁那年我参加考试获得中学毕业证书，并开始去听历史、文学等教授的部分课程和讲座。家里人也不让我进入别斯图热夫学校。我主要是在著名的文学史学家维克多。彼得罗维奇。奧斯特罗果尔斯基的直接指导下读了很多书。他认为我具有文学天赋，并想尽办法使我走上新闻业道路。我很早就出嫁了，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父母意愿的反抗。但是三年后便同丈夫——工程师弗·柯伦泰离了婚，我带走了我的小儿子（我出嫁前姓多蒙托维奇）。
这时我的政治信仰已开始确立。我曾在许多文化教育团体中工作，其实这些团体当时（九十年代中期）都是各种地下活动打出的幌子。比如，我曾在当时享有盛名的“教学参考书流动博物馆”中工作，我们同施吕瑟尔堡人建立了联系；我在教育团体中工作，并给工人们讲课，这样也就同工人们建立了真正的联系；我们举办了募捐晚会，为政治团体“红十字会”获得了经费。1896年是我一生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的春天我住在纳尔瓦有名的克廉哥尔姆纺织工厂里。12 000名男女织布工所遭受的奴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我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倾向于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到过纳尔瓦后，我便开始研究起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当时接连出版了最初的两种合法马克思主义杂志《开端》和《新言论》。阅读这些杂志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到过纳尔瓦后我便开始坚定不移地寻找的那条道路，终于被我找到了。
1896年有近36000名工人参加的彼得格勒纺织工人大罢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我的政治观点的明朗。我同叶·德·斯塔索娃和其他许多还只是在地方机关工作的同志们一起组织募捐，支援罢工者。这次表明完全处于受奴役和无权境地的无产阶级日益觉悟的事例，使我更坚定地转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但是在这个活动场所我还没有开始写作，也没有积极地参加运动。我认为自己很不成熟。1898 年我写完了我的教育心理学方面的处女作——《按杜勃罗留波夫观点施教的基本原理》，发表在 1898年9月的《教育》杂志上，当时这一杂志尚属教育性质，后来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坚定的合法机关刊物之一。编辑是阿·雅·奧斯特罗果尔斯基。同年8月13日我到国外学习社会科学和经济学。
在苏黎世我进入大学，求教于赫克纳教授，他那部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第二版）使我很感兴趣。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对经济规律的深入钻研，我逐渐成为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的教授兼导师却越来越右倾，脱离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他那部著作的第五版说明他已成为真正的背叛者。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时期，当时在德国党内，由伯恩施坦开始，顺利地出现了一种公开的实际上的妥协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即修正马克思的理论的倾向。我的可尊敬的教授随声附合伯恩施坦，对他过分地赞扬。然而我却坚定地站在“左翼”一边，崇拜考茨基，入迷地阅读他出版的《新时代》杂志和罗莎·卢森堡的文章，特别是她的小册子《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革》，书中批驳了伯恩施坦的虚与委蛇的应付理论。
根据我的教授的建议，我带着他开的介绍信，于1899年到英国“研究”英国工人运动，这一运动似乎应该使我相信，真理属于机会主义者，而不属于“左派”。我带着给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亲启”的介绍信，但同他们进行最初几次交谈后我便明白，我们缺乏共同语言，后来在没有他们指导的情况下我开始熟悉英国的工人运动。然而这一行动恰使我得出相反的结论，了解到英国现存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改良主义者用工联主义的策略或借助于有名的“贫民救济社”（工人居住区中的文化小组），如“托恩比大厅”、“人民宫”、合作社、俱乐部等来摆脱这些矛盾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我离开英国后更加确信“左派”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正确的，我却没有再去苏黎世，而径直回到俄国。我同地下工作者建立了联系，希望尽快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实际事业中去，投入到斗争中去。
当我1898年出国时，所有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都已具有“马克思主义”情绪。除别尔托夫外，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都深受尊敬。在民粹派分子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年轻的力量——伊里奇（列宁）、马斯洛夫、波格丹诺夫等一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民主党在秘密状态中所形成的革命策略。我带着美好的愿望来到了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但1899年秋天的俄国早已不是一年前的俄国了。情况发生了变化，合法马克思主义与秘密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蜜月已告终结。合法马克思主义已公开地转到维护大工业资本方面。“左”翼转入地下，更加坚定地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信奉马克思并不亚于对“伯恩施坦主义”即修正主义的狂热神往。尼采及其“贵族精神”已成为一种时髦。
像现在的事一样，我记得在叶·德·斯塔索娃父亲的住处富尔什塔茨卡亚街为政治团体“红十字会”举行了一次晚会。司徒卢威作了关于伯恩施坦的报告。听众都是“被推选出来的”——许多地下工作者，虽然如此，司徒卢威的报告还是得到了同情和完全赞赏。那个时期的大人物和“名流”统统支持司徒卢威，唯独阿维洛夫出来反对。我起来发言。人家很不乐意，把我看作一个陌生人。我过分热情地维护“正统派”（左派）遭到了普遍的不赞成，及至情怒地耸肩。有人认为，反对司徒卢威、杜冈这样一些公认的权威，是闻所未闻的粗鲁；另有人认为，这样的发言有利于“反动派”；还有人认为，我们已超过“说空话”的阶段，我们应该成为清醒的政治家……这一时期我为《科学评论》杂志写了许多反对伯恩施坦、论述阶级斗争的作用、以及维护“有正统信仰的人”的文章，但书报检查机关用红蓝铅笔在我的文章上标出记号，不准发表。
这时我决定专心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科学工作。我同芬兰的联系很密切。而当时芬兰人民正处在博布里科夫专制和俄国专制制度的暴虐和压迫的黑暗时期。弱小民族独立的基础发生动摇，宪法和国家的法律遭到野蛮的破坏。芬兰人民和俄国专制制度之间展开了一场斗争。我的全部同情（不仅是理智上的，而且是出自内心的）在芬兰方面。在芬兰我看到了工业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然而却很少有人了解的力量。我指出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的特征和建立新的、工人的芬兰与那些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瑞典派、芬兰派、青年芬兰派相对抗，我同芬兰的同志们开始了经常的接触，帮助他们筹集了第一笔要工的基金。我的那些关于芬兰的文章分别发表在1900年德国经济学杂志《社会实践》、俄国《科学评论》杂志和《教育》杂志上。有一篇具体统计方面的文章，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上。同时，也就是1900-1903年，我收集了很多资料，准备写我那部关于芬兰的经济统计巨著，用《芬兰工人的生活》这样一个对书报检查机关来说是无害的书名。当然，单单写作和科学工作这一项并不能概括这些年月，我也经常搞些地下工作，然而更多地是在地方机关工作：领导涅瓦关卡外的小组，写传单，收藏和传播秘密书刊等。
1901 年我到国外。在那里我同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和在巴黎的拉法格夫妇，以及在日内瓦的普列汉诺夫建立了个人联系。《曙光》杂志发表了我一篇未署名的关于芬兰的文章，考茨基主办的《新时代》杂志也发表了我以埃琳娜·玛琳为笔名的文章。从那时起我一直同外国的同志们经常交往。1903年初我的《芬兰工人的生活》一书问世，这是一部从经济上研究芬兰工人状况和芬兰国民经济发展的著作。这部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书得到了地下工作者的赞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却不以为然。1903年我第一次在大学生在塔季扬宁日组织的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说，把唯心主义世界观同社会主义世界观进行了对照。1903年夏季再次出国。这时正值俄国农民起义；南方的工人也发动起来了。思潮动荡，翻滚起伏。两种敌对的势力：走向革命的地下俄国和顽固地攫取政权的专制制度间的冲突日益尖锐。以司徒卢威为首的“解放社”采取中间立场。我的很多密友都参加了“解放社”，认为它是一支“实际力量”，认为纯真的社会主义对当时的俄国是一种空想。我只得同前的战友和同志断然分手。社会主义流亡者之间的争论已不是像前几年那样发生在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而是发生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这两个阵营中都有我的朋友。从思想上说我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它具有不妥协性和革命性，但是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吸引力却阻止我遺责孟什维主义。1903年我从国外回来后，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然而我却容许党的两个派别在“宣言”和其他当前任务方面利用我为鼓动员。1905年流血的星期日我正在街上。我随着示威游行的人们向冬宫走去，对手无寸铁的工人残酷镇压的情景永远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一月那异常明亮的阳光，轻信而等待的人们……排列在冬宫周围的军队这一不祥之兆……雪地上片片的血迹……皮鞭子，宪兵队的恶毒嘲弄，人们被打死打伤……当时党的委员会被枪杀的儿童。对1月9日的行动采取不信任和谨慎的态度。很多同志在专门组织的工人集会上力图劝说工人们放弃这次行动，他们认为这种行动是“挑拨”，是圈套。我却认为“应该行动”。这次行动是工人阶级的自决行为，是对革命积极性的训练。当时我热中于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关于“群众行动”问题所作的决议。
一月的日子以后，地下工作以新的活力和力量活跃起来。这时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开始出版自己的秘密报纸（名称已记不得），我不仅以记者的身份参加该报的工作，而且从技术上关心它的印行。那个时期我所写的传单中，有一份反对“国民代表会议”，主张立宪会议的传单最为成功。这些年我一直同芬兰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我积极地促进给予沙皇制度打击的俄国的和芬兰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行动联合。
我是俄国女社会主义者中第一批为女工组织莫定基础的一个，我为女工组织了专门的集会，举办了俱乐部等，从1906年起我就坚持这样一个思想：女工组织不应该脱离党，而党内应该有专门的委员会来维护和反映女工的利益。直到1906年我一直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但在工人是否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和工会的作用等问题上我同他们产生了意见分歧。1906-1915年我是孟什维克党团成员，而从1915年起直到现在我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1908年由于两起指控我的诉讼案，我逃出了俄国：一起是组织纺织女工，另一起是在《芬兰和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中号召举行武装起义。我的政治流亡生活从1908年底一直到1917年，也就是直到第一次仍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前夕。在国外我很快加入了德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党组织，并作为鼓动员和作家在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瑞典、丹麦、挪威和美国（1915-1916）工作。
战争期间我在德国被捕，被驱逐到瑞典，又因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再次被捕，然而战争年代我应美国社会党德国小组的邀请为反对第二国际支持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和支持合众国的国际主义做了很多工作，同时在挪威和瑞典通过地下工作的方式也曾为俄国服务。1917年回国后，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个妇女委员，而后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同其他几位布尔什维主义领袖一起被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逮捕，由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坚决要求，在布尔什维克11月革命前不久被释放。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我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支持工人农民夺取政权。在第一个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内阁中我任国家救济人民委员。回国后的这段时间一直在做女工组织工作。1920年起任党的女工部部长。在我就任社会赡养人民委员时，颁布了一些为保护母亲和婴儿莫定了基础的法令。
1923年5月起任苏联驻挪威的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1924年3月起我作为驻挪威的代办参加了外交团；1924年8月起是苏联驻挪威的全权代表和特任公使。我的大部头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和经济学著作如下：
《芬兰工人的阶级状况》（《Положение раб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финнляндии》）1903年版、《阶级斗争》（《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1906年版、《第一个工作进程表》（《Первый рабочий календарь》）1906年版、《妇女问题的社会基础》（《Социальное основы женского вопроса》）1908 年版、《芬兰和社会主义》（《Финляндия и социализм》）1907年版、《社会与母性》（《Общество и материнство》，600页）、《谁要战争》（《Кому нужно война》，销售一百万册）、《工人阶级与新道德》（《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и новый мораль》）。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论文、关于性问题的短篇小说和主要是反对战争和支持劳动妇女解放的鼓动性书籍。
感谢 佐仓绫奈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