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道路

克鲁普斯卡雅

依稀的往事

　　我生于1869年。我的父母虽然都出身贵族，但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结婚之后，经常靠借债度日。
　　我的母亲靠着官费在一个女子学校里学习。她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离开学校之后，就当了家庭教师。

我的父亲

　　我的祖父和祖母很早就已谢世。父亲就读于武备学校，毕业后当了军官。当时，很多军官不满现实。父亲博览群书，不信鬼神，并且熟悉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形。父亲在世时，经常有一些革命工作者来我们家（起先是虚无主义者，随后是民粹派，后来是民意党人）；父亲本人参加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不知其详，因我14岁时他就去世了，而且当时革命活动的形势又要求所有的革命工作者严格地保守机密，因此他们极少谈及自己的工作情况。每当他们谈到革命工作的时候，不是打发我去买点东西，就是支使我去干活。虽然如此，耳濡目染，我还是知道了不少革命道理。
　　父亲急公好义，每遇不平之事，总要仗义执言。当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军官的时候，他奉命去镇压波兰的起义，但他并不“奉命唯谨，忠于忠守”，他释放了许多波兰俘虏，帮助他们逃往国外，并且总是尽量使沙皇军队在镇压反对沙俄政府难以容忍的压迫的起义中不能得逞。这次战争结束后，父亲进了军事法律学院，毕业后，派到波兰去当县长。他认为，到波兰去的都应该是些正直的人。当他到达那个县城时，那里正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犹太人被拖到广场上来，不顾他们的民族习惯，在鼓声中强迫剪掉他们的鬓发；不准波兰人在自己墓地周围修栅栏，任凭猪群践踏坟墓。父亲下令禁止这些胡作非为。他建立了医院，使医院的工作井然有序，并且对贪污行为严加惩罚。这一来，就招致了宪兵和沙俄官吏对他的切齿痛恨，但他却赢得了居民（尤其是波兰人和贫穷的犹太人）的爱戴。
　　不久，父亲遭到各种匿名信的诬告，被上级视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无端解除了他的职务，把他送交法庭审判（他们给他捏造了22条罪状，如说波兰话，跳波兰马祖卡舞，沙皇寿辰时没有在办公室张灯结彩，从来不到礼堂礼拜），剥夺了他担任公职的权利。此案一拖十年，一直闹到枢密院才告了结。父亲虽被宣判无罪，但那时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我是这样学会仇恨专制制度的

　　我自幼就憎恨民族压迫行为，觉得犹太人、波兰人以及其他民族一点也不比俄罗斯民族差，所以长达之后，我对于俄国共产党的党纲衷心拥护。因为党纲上规定各族人民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生活，有权处理自己的一切事务；在我看来，承认民族自决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很早就明白了沙皇官吏的专制是怎么回事，强横暴虐又是怎么回事。我长大之后，就成了发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者。
　　父亲丢掉官职之后，碰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当过保险公司代理人和工厂检查员，办理过诉讼案件，等等。我们经常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去，这就使我有机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观察到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情况。
　　妈妈常常谈起她在一个女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的情形，谈起她经常目睹的地主惨无人性虐待农民的情形。所以，有一次我们到妈妈当过家庭教师的那个女地主家里去作客度夏的时候（那时候父亲正在找工作），我虽然只有 5 岁，却闹起别扭来了：早上既不愿向那个女地主问好，晚上也不愿跟她请安，并且从不感谢她的招待。当父亲来接我们离开鲁沙诺夫（那个女地主的领地名）的时候，妈妈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坐着四轮带棚马车离开鲁沙诺夫（那是已是冬天），途中农民以为我们是地主，差点把我们打死，马车夫被打得死去活来，农民还要把他丢到冰窟窿里去。
　　父亲并不责怪这些农民，他后来跟母亲讲到农民对地主的血海深仇，说地主确实可恨之至。
　　我在鲁沙洛夫跟一些农村儿童和妇女做了朋友，我站在农民这一边，他们对我很亲热。父亲的话我一直没有忘记，正因为如此，长大了以后，我拥护没收地主的土地，把他分给农民的主张。
　　父亲在乌格利奇的“哥瓦尔德”工厂里当过检查员，我常常在一旁听他谈起工厂里的一些令人气愤的事情，谈起工人受剥削等情形，这使我自幼就仇恨工厂主(那时我才6岁〉。
　　我踉工人的小孩一起玩，我们常常商量好躲在墙角落里用雪球打从旁边走过的经理。
　　我8岁的时候，我家住在基辅，那时与土耳其的战争开始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人们的爱国主义的狂热，常常听到有关土耳其人的残暴罪行的谈论，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亲眼见到了一些身受重伤的土耳其俘虏，并且曾经跟一个被俘的土耳其小孩在一起玩耍，当时我就认识到，战争是一件最有害的事情。
　　有一次，父亲领我去看维列夏金的画展。有一幅画上画着：一位大公率领一群身穿白色制职的參谋人员，手里拿着望远镜，站在一块安全的地方观看自己的士兵怎样浴血奋战，我当时虽然还不能完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长大了以后，我是完全同情那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

“季莫菲卡”

　　11岁那年的春天，我给带到乡下住了一些时候。那时父亲正在女地主科夏卡夫斯卡娅家工作。这个女地主在普斯科夫省开设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文具工厂，厂里的事情本来杂乱无章，可是父亲把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条。当时科夏卡夫斯卡娅家很需要父亲这样的人帮忙，所以待他很好。
　　那年春天，我病得很厉害，科夏卡夫斯卡娅一家人建议把我带到她们的领地上去住些时候。这领地名叫“山泉”，距别拉雅车站 40 俄里。家里的人都同意。我在陌生人面前总有点拘束，但骑马外出是一件异常偷快的事情。我们穿越森林，走过原野；山坡上开满了野花，空气中散发着泥土和青草的芳香。
　　第一天晚上，他们把我安顿在老爷华丽的房间里，睡在一张很考究的床上。房里异常闷热。我走到窗前，推开窗子，紫丁香花的芳香扑鼻而来；夜莺清脆悦耳的歌声不时传来，我依窗凭栏，久久才去。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随后就到花园里去了。我在花园里碰到一个年轻的姑娘。大约有十八岁，她穿着一件朴素的印花布衣裳，前额很低，头发乌黑而又卷曲。她跟我交谈起来。我估计她就是本地的教师亚历山大·季莫菲耶夫娜（大家都叫她“季莫菲卡”）。大约过了十分钟，我同 “季莫菲卡”就混得很熟了，像一对要好的女友在一起似的，于是我也就对她随便谈起我的印象来了。这家女地主出资开办了一所学校，当时还在上课。在高年级学习的有5个人（伊留沙，谢良，米吉卡，瓦良和巴维尔），那时他们正准备参加考试。从此以后，我就常常跑到学校去，同这些小朋友一起进行演算习题的比赛，一起朗读；日子过得非常愉快。
　　“季莫菲卡”房里的小炉子上，堆着很多儿童读物，我常常帮助她修补和装订这些书籍。每逢星期天，很多小朋友和青年人都到她这里来，大家一起读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季莫菲卡”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从她的谈话里，我懂得了地主是最坏的东西，他们对农民坏极了；我知道了应该帮助农民。我不喜欢科夏卡夫斯卡娅这家人，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科夏卡夫斯卡娅妈妈总是穿着一件白衣裳，说话时装腔作势，常常责骂仆人。我看她很不顺眼。

女地主纳吉莫娃和她豢养的狗

　　在我们到附近的一个领地去了一趟之后，我就更加不喜欢地主了。那次，去的人有科夏卡夫斯卡娅一家、“季莫菲卡”和那五个髙年级的学生（这五个学生要在那里参加考试）。他们把我也带了去。
　　我们去的那块领地，属于一个富裕的女地主纳吉莫娃。神甫在这个女地主没有来以前就不做弥撒。因为每当她去做弥撒的时候，总是先吻吻神甫的手，然后就塞给他25个卢布。
　　考试是在学校里举行。主考的是本地的一个神甫，还有一个什么督学。孩子们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允其是伊留沙。当他们开始听写的时候，伊留沙由于惊慌而把“酸汤”写成了“酸糖”。“季莫菲卡”叫我规规矩矩坐着，不要东跑西窜；她自己也忐忑不安。孩子们总算都考及格了。伊留沙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心里很久都不能平静。后来有人来叫我们到纳吉莫娃那儿去吃午饭。在那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房间里豢养的一大群小狗：小狮子狗、小哈巴狗，还有一些别的狗。这些小狗在椅子上跳来跳去，一会儿也不闲着。我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来了两个光脚丫的小姑娘。纳吉莫娃首先把菜汤分到小狗食用的盘子里去，这两个小姑娘就把菜汤分送给每条小狗吃；然后，菜汤才分给客人吃。住宅里到处都显得富丽豪华。花园也都经过精心的修葺；水池周围盛开着鲜艳夺目的蔷薇。我却感到无聊至极，因此在我们准备动身回家的时候，我非常髙兴。我当时老想：“季莫菲卡”说应该消灭地主，这话的确是对的。以前，我在父亲那里也听到过这样的话。
　　“季莫菲卡”每次到邻近的村子里去的时候，总是带我同行。她经常给农民送一些小册子，同他们长谈，她说的话我并不全懂。后来，“季莫菲卡”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月。

同工厂的人们在一起

　　就在这时，父亲和母亲来了。我家就住在工厂附近，离科夏卡夫斯卡娅这家人的领地大约两俄里远；我跟那些在厂里干活的小孩子交上了朋友。原来伊留沙当时也在厂里工作。我常到工厂里去，有时竟在厂里一连坐上几个小时，把包装纸堆成一堆一堆的。我还跟一个给工厂里运送木柴的老头做了朋友。他常常让我爬上大车站着赶车。我高兴极了。我们常常跟他到森林里去，帮他把木柴堆在车上；然后跟着车子走回来，到了工厂，就把木柴卸到锅炉房里。父亲和母亲看见我这么起劲，双手都脱了一层皮，感到很好笑。
　　在工厂旁边的一个屋檐下，整天都有一些村妇坐在那里，她们一边哼着歌儿，一边清理厂里用来造纸的那些肮脏的破布。这些破布是一些专收破烂的小贩从各村农民那里收来的——有破衬衫、衬裤和各种破旧衣服，我也常常坐在这些村妇旁边，跟她们一起哼着歌儿，清理破布。
　　我家楼梯下面喂了一只兔子，这是一个村妇给我的。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小狗卡尔松，是一条毛色火红的看家狗。我每次吃完饭之后，就把菜汤、酸奶倒在盘子里，把骨头和面包屑也扔到盘子里去，然后就呼唤：“卡尔松，卡尔松！”听到我的喊声，它就飞快地跑了过来，贪婪地吃着给它的食物。
　　后来，我们要走了。我舍不得离幵“季莫菲卡”（那时她已回来了），离开那些小朋友，离开运送木柴的老爷爷、玛丽雅婶婶和卡尔松。马车来了之后，我们就坐了进去，卡尔松却躺在车下不动，只好用力把它拖了出来。那年冬天，我听说卡尔松被狼吃了，心里非常难过。
　　以后，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起“季莫菲卡”。父亲有一次说：有一天，警察突然闯进了“季莫菲卡”的屋子，在她那里进行搜查，结果发现了一些文件和一张沙皇的画像（上面写了一道算术题演草）。后来我打听到“季莫菲卡”在普斯科夫监狱里的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被关了两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她姓雅沃尔斯卡娅。冬天，我坐在教室里，老是画着一些挂着“学校”牌子的小房子，同时想：我将来要怎样去当一个乡村教师。
　　从那个时候起，我一直对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的工作怀着强烈的兴趣。

1881年3月1号

　　那时，我怎能不同情革命者啊！
　　我至今还很清楚地记得 1881 年 3 月 1 号的夜晚。那夭晚上民意党人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起先，一些亲戚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都吓得魂不附体，个个沉默不语。随后，突然闯进来一个军人（他是父亲在武备学校的老同学），他详细地叙述了沙皇被刺的经过和沙皇乘坐的马车被炸毁的情况，等等。他一边说：“瞧，我买了一块服丧黑纱”，一边就把买来的黑纱给我们看。我至今还记得，当我知道他想为他经常咒骂不休的沙皇服丧的时候，我是多么惊奇。父亲的这个朋友是个吝啬鬼，我想：“既然他都肯破费买了一块黑纱，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就很明白了。”这一晚，我彻夜未眠，我在想：现在沙皇已死，情况将会好转，人民也可得到自由了。
　　但是事与愿违：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比以前更坏。民意党人纷纷被宪兵逮捕了，刺杀沙皇的“凶手”被处以死刑。在行刑以前，宪警押着凶手从我们学校门口走过。行刑以后，那天晚上，叔叔谈起当米哈依洛夫被吊起来又怎样从绞索上掉了下来的情况。
　　我们熟悉的一些革命者也不断遭到逮捕。各种社会活动遂渐消销声匿迹……

学习！

　　最初我在家里学习，由妈妈教我。我很早就学会了读书。书籍成了我的快乐的源泉，我一本接一本地贪婪地读着。书把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盼望早日上中学。我10岁的时候就入学了。但这所中学的情况很不理想。班上人很多，有 50 个左右。我非常腼腆，不大和别人接近，因此班上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谁也不注意我。教师就是教课，叫人到黑板前去提问功课，然后打分数，什么问题也不许问。我们的女学监爱吹毛求疵，大喊大叫。她对那些骑马上学的富家小姐照顾备至，而对衣衫破旧的女孩就咒骂不休。最主要的，还是同学之间没有友情，所以生活显得非常枯燥单调。我学习十分努力，不落人后，但回答问题总是成绩不佳，因为教员所问的东西完全不是我所想的。
　　父亲看出我不喜欢这个学校，就让我转到私立奥波连斯卡娅中学去了
　　那里的情况完全不同。
　　谁也不对我们大喊大叫，同学们一点也不拘束，彼此相处都很和睦，我跟很多人做了朋友。当时的学习很有意思。直到现在，我回想起这所学校的时候，还感到很亲切：它教给了我许多知识，培养了我工作的能力，使我长大成人。

不得不考虑收入问题

　　我和父亲（他的情况已如上述）的感情很好。我 14 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妈妈两人。妈妈心地善良，精力充沛，但她总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我一直顽强地保持着我的独立精神。只是后来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关系的时候，我们才格外亲密起来。妈妈对我爱护备至，我们在一起过了一辈子。她支持我参加革命活动，并且经常给我一些帮助。凡是到过我家的党内同志，对她都很了解、很敬爱。她总是关心每一个人，不让任何一个人挨饿。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收入问题了。于是我就去教书。我和妈妈也给别人做一些誊写工作。此外，我们租了一幢大寓所，开始出租房子，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知道大学生和各种城市小知识分子（电话接线员、女裁缝、女护士等等）的生活情况。因为我是第一名女学生，所以我被聘为女子中学教师。这是一项苦差事。有钱的家长都瞧不起女教师，常常来干涉教学工作。我曾幻想在女子中学毕业后能到普通中学去做一个教师，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位置。

出路何在

　　那时，我孜孜不倦地读着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他猛烈抨击富人的奢侈和闲逸，抨击当时的国家制度，指出一切都是为了让地主和富人过一种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的生活，指出工人如何由于过度劳累而未老先衰，早早死去；农民如何拼命工作以求一饱。列夫·托尔斯泰善于一针见血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我把所见所闻认真加以思考，觉得他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革命者的斗争，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斗争的目的。但是用什么办法呢？采用恐怖手段，暗杀个别怙恶不悛的官吏和沙皇，这是无济于事的。列夫·托尔斯泰指出了这样一条出路：进行体力劳动和自我改造。于是我就开始自己料理全部家务，夏天就去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我在生活中力戒奢侈，处世待人更加谨慎耐心。但不久我就明白了，这种做法无济于事，不管我怎样拼命劳动，不公平的制度依旧会继续存在下去。诚然，我对农民的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学会了直率地跟工人和农民谈话，但这算什么出路呢？我当时想，如果我能进高等学校，那么我就能找到改变生活、消灭剥削的途径。
　　当时，妇女既不能上大学，也不能进任何其他髙等学校。女皇认为，妇女不必学习，只要在家侍候丈夫和抚养孩子就行，因此，根据她的命令，当时女子医科学校和高级女子学校都停办了。我只好努力自学。
　　后来，彼得堡开设了一所高等女子学堂，我就到那个学校去了。过了两个月，我对这所学校非常失望。我发现我所需要的知识学校没有给我，在那里所学的都是一些远离生活的纯学术性的东西。

我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时的情形和现在完全不同。没有一本像样的关于社会问题的书，从来不开会，工人们完全没有组织起来，工人政党也没有建立。当时我已经 20 岁了，我甚至没听说过马克思其人，对于工人运动、共产主义毫无所知。
　　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学生小组去（那时学生运动已经开始），使我眼界为之一开。我离开了学校，开始参加小组里的学习，读起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其它一些有关的书来。我这才明白，只有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才能改变生活现状；我明白了要想成为一个有益的、有用的人，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
　　这年春天，我请别人给我弄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以及其他一些对我有用的书。马克思的著作当时很难弄到，甚至公共图书馆都不出借。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外，我还弄到了吉别尔写的《原始文化概论》，沃龙佐夫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耶菲缅科写的《北方之研究》。
　　这年初春，我和妈妈在乡下租了一间小房子，我把书也随身带去了。整个夏天我跟房东、当地农民一起干活，因为他们人手不够。我帮他们的小孩洗澡，照管菜园，割刈干草，收割庄稼。农村的生活使我陶醉。有时半夜醒来，回想着梦中耽心的事：“马该没有跑到麦田里去吧。”而在空闲的时候，我就贪婪地读着《资本论》。读头两章很困难，但从第三章起，读起来就顺利了。我就像饮着清泉甘露。从托尔斯泰的自我改造中是寻找不到出路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这才是出路所在。
　　暮色苍茫时分，我坐在台阶上，读着“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剥夺剥夺者。”我仿佛听到了我的心在跳动。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怎么也听不懂那个坐在台阶上、双手抱着主人的孩子的小保姆在嘀咕什么“我们说是菜汤，你们说是汤菜；我们叫它船，你们叫它舟；我们叫的桨，不知你们叫它啥。”她想与我交谈，不知我为什么默不作声。我当时是否想过，我能不能活到“剥夺剥夺者”的时候呢？那时我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所关心的只有一点：目标明确，道路明确。后来，每当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如 1896 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905 年 1 月 9 日彼得堡流血星期日事件，1903 年到 1905 年的各种事件，1912 年的连拿事件，1917 年的十月革命），我每次都想到：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想到我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土地和一切生产工具均为人民财产，这时我又想起了资本主义的丧钟。现在离我们的目的还有多远？我能否看到这一天？这是无法预卜的！但这无关紧要。反正现在看来“理想可能实现，并且这一天日益临近”。理想即将成为现实。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理想必然会实现。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

在涅瓦关卡之外

　　我参加大学生小组的活动有三年，学到了很多东西，完全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但我不仅渴望知识，而且还想工作，做一个有益的人。当时大学生同工人的联系很少，因为他们如果到工人那里去，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沙皇政府妄图用一道石墙把大学生同工人隔离开来，所以，要想去和工人说话，就要化装成不像大学生的样子，悄悄地去。大学生同别人的联系很少。当时我决定到斯摩棱斯克村的星期日夜校去当教员。这学校在涅瓦关卡之外，现在，这个区叫做沃洛达尔区。
　　这所学校很大，有 600 人。来学习的有马克斯维尔、巴里、谢苗尼科夫工厂以及亚历山大罗夫工厂等单位的工人。我几乎每天都到学校里去。
　　我在这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对工人生活和工人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当时有这样两件事：一个是外地来的督学把一个补习班解散了，因为他们学了小数，而按照教学大纲只准教算术整数四则；另外，一个工人被遣送回老家，因为他在同经理谈话时用了“劳动强度”这个术语，等等。尽管如此，学校的工作还是可以开展的。只要不用“沙皇制度”、“罢工”、“革命”这些可怕的字眼，就可以畅所欲言。于是我们（次年又有几位马克思主义者来到学校）在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尽量不提马克思的名字，令我惊奇的是，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说明问题，即使是最难懂的问题，也很容易向工人解释清楚，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比如说，秋天有一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起先，在上“地理”课和“俄语”课时堵住耳朵不听讲，却去读鲁达柯夫的旧约或新约圣经，可是到了来年春天，这个小伙子一放学之后就跑到小组来，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暗示着什么。一个工人在“地理”课上说：“小手工业不能与大生产竞争”，或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人与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之间有何不同”，这时你就会知道：这个工人已经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他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这时我们之间就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好像他刚才说的是某种暗语似的。以后每次见面都特别亲近，说：“你大概是我们自己人。”即使那些没有参加小组活动，不会说什么“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人与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之间的差别”的人，对我们教师也总是很关心、很友好。
　　有时一个学生会提醒说：您今天可别发书（虽然所发的多半是图书馆的书）——新来了一个人，谁也不了解他，据说他当过修道士。我们得去摸摸他的底……
　　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说：对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什么也别说，他常常跑暗探局。
　　一个学生要去参军，在临走前，他把普济洛夫工厂的一个朋友领来说：
　　“他走远了不行，每天晚上来也不行，但每星期天可以让他来上‘地理’课。”
　　我在这所学校教了五年书，直到我被捕入狱时为止。在这所学校度过的五年，给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同工人阶级永远团结在一起了。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组织，虽然还很薄弱，但毕竟有了组织。这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以德国工人党为榜样，叫做社会民主组织。
　　1894 年（*）列宁来到彼得堡，于是情况就大为好转，组织很快就巩固了。我和列宁在一个区工作，不久我们就相好起来。我们的组织已经从事广泛地散发传单的工作。我们开始印发秘密小册子，后来又想出版通俗的秘密杂志。当一切都已筹备就绪的时候，列宁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突然被捕了。这对我们的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我们仍然聚集了一些力量来继续散发传单。1896 年 8 月，我们竭力鼓动工人罢工，并使罢工能够有组织地进行。罢工之后，政府开始大肆逮捕，被捕的也有我。在流放时，我和列宁结婚了。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就同他的生活紧密地联在一起了；我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工作。谈起这段往事，实际上也就是谈起列宁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国外流亡的日子里，我的工作主要是与俄国保持联系。1905 年到 1907 年我担任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从 1917 年起，我从事国民教育工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认为它极为重要。为了把十月革命的事业进行到底，工人们需要掌握知识。农民们也需要掌握知识。农民要是没有知识就不可能自觉地跟着工人阶级走，就不可能很快建成农庄。我所从事的国民教育工作与党的宣传工作是紧密联系的。

（*）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一书中说列宁是 1893 年到彼得堡来的（见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0 页）。——编者

结束语

　　我真是幸福，能够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日渐壮大，看到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断巩固，能够目睹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目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萌芽和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我常常惋惜我没有孩子。现在却不然了，因为现在我有很多孩子 ——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少年先锋队员。他们都已成为列宁主义者，或者渴望成为列宁主义者。
　　这篇自传是我应少年先锋队员之请而写的。
　　我把这篇自传献给亲爱的小朋友们。

原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陈苇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