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忆录摘要）

我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回忆录摘要）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距今已有31年。当时我才22岁，我渴望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还在童年时代，我就经常在家里听到大人对当时的制度所进行的各种抨击，尤其是对沙皇政府倒行逆施所进行的各种抨击。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有的民意党人经常到我们家来。我至今还记得3月1日的情景。那天，我期待着非同凡响的消息。由于心情激动，我几乎彻夜未眠。我还记得4月3日的情景，那天处决三月一日弑君犯。随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父亲故去，家境日衰。我再也无从听到激昂慷慨的言论，而当时的书籍又不能回答我所关心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一直悬在心头。我不知道该读什么书好。我时而读航空史方面的书，时而读莫特列的《荷兰革命》，时而又读烈克柳（①）写的书。遇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所读的各种书之间亳无联系，脱离生活。
　　我有一个要好的女朋友，她出身于一个激进的家庭。我们两人经常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用批判的目光观察生活，但是我们未能靠自己的努力走上生活的道路，而当时又没有人帮助我们。我这个女友家里，经常有一些熟人相聚，他们都是一些思想激进的人，其中也有一些阅历丰富的老民意党人。我对他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和虔诚的敬意，听他们讲话，然而，这些讲话中所流露出来的，只是心灰意冷的沮丧。我们经常唱《伏尔加船夫曲》、《小蚊之歌》《走遍天涯》等歌曲。有一次，我在这样的一个晚会上问一位老民意党人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才好，他开始向我灌输“从小事入手”的理论。
　　“不要追求做不到的事，不应指望把一切来一个彻底改造——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事不要去做，而要做一些身边的事情：好好学习，乐于助人。”
　　这话就是出自这位老民意党人之口（当时正是反动透顶的年代，一切都受到压制），出自一个与专制制度进行斗争而坐过多年牢的人之口，听了令人感到难受。他的谈话和所有这些老一辈人的谈话使人感到忧郁不快。他们不失为一些好人，但是他们的精神受到了摧残。我当时尽管年龄不大，但这一点却是看得很清楚的。
　　不，不能走三月一日弑君分子的道路。采取恐怖手段是不能奏效的，而且就连过去的那些恐怖分子也不再相信恐怖手段了。怎么办？有一天，我参加了在沃多瓦卓夫（②）那里搞的一次小组活动。那天讨论的是意大利的土地关系问题和爱尔兰的命运问题。我当时一言未发，不过谁讲了什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但我以后再也未到这个小组去过，因为意大利的土地与“怎么办”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当时对我说来并无关系。有一次我还参加过一个文学组，米海洛夫斯基（③）也参加了。但小组里讨论的是莎士比亚的《马克白》，因此我以后再也没有去了。我在中学毕业后，偶然得到了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的第13卷，列夫·托尔斯泰在书中激烈地抨击了当时的制度。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写的《论劳动和奢侈》（④）一文。我可能没有完全领会列夫·托尔斯泰想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如果走托尔斯泰指引的道路，不去占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从改造自己开始，行不行呢？也许，这样做比采取恐怖手段能更快地达到目的，能更快地造福人民？”
　　为此，我开始想办法搬到乡下去住。但这件事被拖延了。生活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就在此时，《中介》出版社（⑤）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与一批激进分子经常举行座谈会。我参加了两三次，都是失望而归。对整个的托尔斯泰主义，我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他的勿抗恶的观点及其宗教世界观。
　　1889年秋，彼得格勒开办了高等女子学堂。我上了这所学校，希望能学到我需要的东西。我结识了一些从省里来的同学。他们没有我那么样的大量消极教训。他们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学习。我也抓紧时机学习。我潜心学习数学课，同时还去听语文系的课，但是这个系只开设普拉托诺夫的历史课和费维京斯基的心理学课。当然，所有这些功课，外加为了挣钱而去工作，占掉了我的时间。于是，在圣诞节到来之前，我就坚决离开了这个学校。
　　这时，我中学的那位女友结识了一个工艺师小组，一些青年常在他们宿舍里聚会。我一幵始就被这一新的兴趣吸引住了。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我关心的问题。
　　在一次全体大会上（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40人），决定分设若干小组。我参加了（这是1890年初的事）伦理学小组。说老实话，小组里很少讨论伦理学问题，多半是谈一般的世界观问题。由于参加小组的活动，我读了米尔托夫（拉甫罗夫）（⑥）所写的《历史信札》一书。我十分激动地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是第一本讲到长期以来使我极为关心的问题的书，它直接了当地把我想知道的东西讲得一清二楚。我早已辍学，现在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新的活动。我在这个小组第一次听到了“国际主义”这个词，知道有许多研究社会生活问题的科学，知道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听到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了解到原始时代的人的生活情况，并且知道了还有过原始社会。这年春天，我们为谢尔古诺夫（⑦）举行了葬礼。也是这年春天，我去找了过去常到我女友家去的谢·尼·尤沙柯夫（⑧），向他借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几本对我有用的书。当时，马克思的著作很难弄到，连公立图书馆都借不到。除了《资本论》之外，尤沙柯夫借给我的书还有：吉别尔的《原始文化概论》（⑨），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耶菲缅科的《北方之研究》。
　　这个初春，我和妈妈在乡下租了一间房子，我把尤沙柯夫借给我的书带了去读。整个夏天我都忙着跟房东和当地农民一起干活，因为他们劳动力不足。我帮他们的小孩洗澡，照管菜园，割刈干草，收割庄稼。这些农活深深吸引了我。有时半夜醒来，还想起梦中的事，担心“马该没有跑到麦田里去吧。”
　　空闲的时候，我就贪婪地读着《资本论》。读头两章很困难，但从第三章起，读起来就顺利了。我好像饮着清泉甘露。从个人的恐怖活动中，从托尔斯泰的自我改造中，都不可能找到出路。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这才是出路所在。
　　暮色苍茫时分，我仍坐在台阶上，读着“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剥夺剥夺者。”我仿佛听到了我的心在跳动。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怎么也听不懂那个坐在台阶上、双手抱着主人的孩子的小保姆在嘀咕什么：
　　“我们说是菜汤，你们说是汤菜……我们叫它船，你们叫它舟……我们叫的桨，不知你们叫它啥。”她想与我交谈，不知我为什么默不作声。我当时是否想过，我能不能活到“剥夺剥夺者”的时候呢？那时我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关心的只有一点：目标明确，道路明确。后来，每当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如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905年1月9日事件，1912年的连拿事件，以及1917年的十月革命），我每次都想到：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想到我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土地和一切生产工具均为人民财产，这时我又想起了资本主义的丧钟。现在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多远？我能否看到这一天？这是无法预卜的！但这无关紧要！反正现在看来“理想可能实现，并且这一天日益临近。”理想即将成为现实。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一理想必然会实现。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
　　马克思主义使我得到了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最大幸福：我知道了应走的道路，对我的整个生命与之相系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前进的道路有时也是坎坷不平的，但我却从未怀疑过这条道路的正确性。我可能也有几步路走得不对，别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的。但是错误可以纠正，而朝向目标的运动却一往直前，如潮水汹涌澎湃。
　　除了《资本论》之外，我把尤沙柯夫借给我的书全读完了。吉别尔（《原始文化概论》的作者）使我获益良多。我在古典中学毕业，念过师范班，上了一段时间的短训班，哪里也未听到过讲历史的动力，未听到过讲原始社会的生活。在我面前展现出崭新的天地。当然，我当时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是到了1890～1891年冬天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
　　那年秋天，一些青年学生相遇之后，决定重新开展小组活动。当时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所谓《全俄同乡会》，约有300人参加。每个小组派一名代表参加中央的组织。这个中央组织只研究大学生的组织形式，大学生图书馆等问题。工艺学院当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该校当时有两个十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即高年级学生布鲁什涅夫（⑩）和茨维斯基。他俩把工艺学院青年大学生的读书活动引上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使他们注意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个大学当时盛行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这种组织关心的不是工人运动，而是经济发展的形态，因为它认为这种形态是具有某种独立意义的。经济形态是按一定的方向发展的，完全不以人的意志和态度为转移。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灭亡就会不可避免地来到，但是不必为此而去发动什么革命，工人不应干予这一客观的发展过程。
　　军事医学科学院内。民粹派的思想十分严重。
　　我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我重读了《资本论》，这一次的理解就深刻得多了。我们在小组研究和讨论所读的东西。我们手边都有一张写满问题的纸单子，这对我们的小组活动很有帮助。与此同时，我们还到公立图书馆去，把那里一切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书都借来阅读。
　　所读的主要是吉别尔对《资本论》的讲述和一些期刊上的文章。当时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书非常少。除了《资本论》之外，马克思别的著作一本也未翻译出版，甚至连《共产党宣言》也没有；恩格斯的著作一本也未翻译出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读到的是一种手抄本；中间和结尾部分都残缺不全。为了读懂《反杜林论》，我毫不吝惜时间，开始潜心学习德语。
　　我想尽快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起初，我要求工艺学院的同学让我领导一个工人小组，但是当时他们与工人的联系也很少，不可能分给我一个组。我曾想让民意党人让我领导一个小组，但他们要我加入“民意”党。这时我决定通过瓦尔古年在涅瓦关卡外开设的星期日夜校建立与工人的联系。这所学校位于斯摩棱斯克村，在工人区的正中心，它与女子学校和奥布霍夫学校一共能招收一千名左右的工人学生，他们程度不齐，有的还是文盲。
　　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五年，与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我对工人的生活和对工人本身都有了深刻的了解。当时还有这样的事情，督学把补习班查封了，因为班上讲了分数，而按教学大纲却只能讲四则运算；有的工人由于与经理谈话用了“劳动强度”这个词而被遣送回乡，等等。尽管如此，学校的工作还是可以幵展的，只要不用“沙皇制度”、“罢工”、“革命”这些可怕的字眼，就可以畅所欲言。于是我们（次年又有几位马克思主义者来到学校）在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尽量不提马克思的名字。令我惊奇的是，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说明问题，即使是最难懂的问题，也很容易向工人解释清楚，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比如说，秋天有一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他上“地理课”和俄语课时堵住耳朵不听讲，却去读鲁达柯夫的旧约或新约圣经，可是到了来年春天，这个小伙子一放学之后就跑到小组来，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暗示着什么。一个工人在《地理》课上会说：“小手工业不能与大生产竞争”，或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人与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之间有何不同？”这时你就会知道，这个工人已经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他也明白他用这句话表明他是“有觉悟的”。这时，我们之间就建立了某种关系，好像他刚才说的是某种暗语似的。以后每次见面都特别亲近，说：“你大概是我们自己人”。即使那些没有参加小组活动的人，不会说什么“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人与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之间的差别”的人，对我们教师也总是很关心，很友好。
　　有时一个学生会提醒说：“您今天可别发书（虽然所发的多半是图书馆的书），今天来了一个陌生人，谁也不认识这个穿马夹的人。我们要弄清他的身份。”
　　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说：“对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什么也别说，他常常跑暗探局。”这个工人是教堂的一个小头目，他很不喜欢那些不尊重长者的年青人，但他还是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教师。
　　有一个学生要去参军，临走前，他把普济洛夫工厂的一个朋友领来说：
　　“他走远了不行，每天晚上来也不行，但每星期天可以让他来上‘地理课’”。
　　在这所学校度过的五年，给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同工人阶级永远团结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