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迎接笫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

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

（迎接笫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

　　在识字协会①成立的基础上，第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②即将召幵，据称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甚众——达两三千人。
　　代表大会分为三个分组：
　　第一分组：小学的组织、类型、任务和大纲（含成人学校分组，这个分组对解决各大城市和各省工人教育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分组：教学法和学校的教学和教育机构。
　　第三分组：人民教师的培养。
　　大纲的77条中，四分之三是纯教育性质的问题，不过也有许多一般性质的问题，例如：学校组织的一般原则；国民学校的任务；义务教育问题等等。
　　虽然这些一般问题湮没在一些极为次要的教育问题之中，但是，这些问题却是关键所在。因为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教育活动的全部方向。国民学校的任务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考试、纪律、大纲等等）都会迎刃而解。
　　来自全俄各地的教师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将不约而同地用各种语言来讨论这一主要问题。
　　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下，在另一个国家，在另外一种历史时刻，也许可能谈到一些次要的，或比较次要的，甚至极为次要的问题，而不涉及一些基本问题，但这需要另外一些条件，即所谓“稳定的平衡”这样的条件。
　　当然，这些问题往往有很多时候得不到讨论，甚至不能充分提出来——也就是说，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令人满意地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我国目前对教育问題的兴趣明显地趋于浓厚（这种情况在社会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是随处可见的），因而一些问题提得特别广泛和彻底。以十八世纪末叶为例，瑞士当时正处于一个动荡时期，这个时期以1798年宣布成立海尔维第共和国而吿终。瑞士的这个时斯是与教育上的一系列光辉名字相联系的。共和主义者马尔丁·布兰泰根据崭新的、在当时说来极其大胆的原则开办了一所学校，同时实行学生自治以便在学校培养合乎共和精神的美德。如果考虑到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即使在欧洲实行学生自治也还是一种崭新事物，那么，我们就可以充分肯定这一试验所具有的大胆性了。目前只是在美国，而且在那里也不是普遍实行了学生自治；至于欧洲诸国，只有瑞士与德国做了某些谨慎的试验。如果说马尔丁·布兰泰③这个名字还不为广大公众所熟知，那么，每个人都知道裴斯泰洛齐和让·雅克·卢梭这两个名字。裴斯泰洛齐与许多民主主义者私交甚笃，他在青年时期就幻想自己祖国的解放。
　　卢梭这个名字是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联的。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民主主义者，在教育领域开展了巨大的批判工作。从当时法国资产阶终对卢梭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批判进行得多么深刻。新兴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代把自己的事业与全民的事业视为一体，因而对卢梭十分崇拜，而现代的法国资产阶级早已丧失了自己的理想，因此对“天真的”民主主义者卢梭采取了鄙视的态度。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北部各州反对南方奴隶制的国内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十年，是北美广泛进行民主建设的年代。年青的美国民主制度培育了一个十分理解国民教育领域的民主任务的人。这个人就是贺拉斯·曼④。他当过律师，以后是马萨诸塞州的议员，后来成了参议员，并担任参议院主席。他是一个反对奴隶制的热情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热情的民主主义者。他在国民教育领域的全部活动，实质上就是把民主原则运用于国民教育领域。
　　贺拉斯·曼毕生全力以赴的，就是把学校由奴役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
　　美国没有一个专门领导、管理、监督国民教育工作的部，这使欧洲人感到惊奇。美国有一些政府官员参加考试委员会，但他们与其说是起领导者的作用，毋宁说是起专家的作用。
　　然而美国的国民教育事业并未因此而衰败，恰恰相反，没有一个地方的国民教育事业所处的地位有美国这样高；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学校有美国的效果这么好；培养学生今后的独立发展能力有美国这么强；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学校像美国这样能适应国民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在美国早已广泛普及的教育思想，欧洲的教育家接受的还不到百分之一。
　　对教育的热爱，对读书和知识的渴求，看来没有一个国家有美国这样强烈。
　　其原因在于，美国的囯民学校是直接掌握在民主界之手。国民学校由民主界来掌握，这也是贺拉斯·曼恩奋力以求的。美国教育工作随后的发展，完全是按他指定的道路前进的。1837年，贺拉斯·曼以马萨诸塞州参议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一条关于成立“教育局”的法令。教育局履行教育部的职务，但过去和现在一直不掌握行政权力，只是搞些调査工作，研究新的教学方法，向居民广泛宣传教育思想。
　　目前，国家教育局印发了四万份报吿，做了大量的统计工作。美国教育界很重视它的意见。
　　那么美国由谁来负责拟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制定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呢？所有这些工作都由督学负责。督学由教育委员会选任。
　　教育委员会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以前只有当地的男性居民才能參加选举（以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为原则）现在妇女和姑娘们也可参加选举了。教育委员会负责领导本区的全部学校。委员会的一切会议都公开举行，一切措施都通过表决决定。督学和教师的活动既是报刊、也是家长热烈讨论的课题。
　　总的说来，美国对教育问题非常关心。除了大量的教育刊物外，一些政治性的报刊也用大量篇幅讨论教育问题。家长经常访问学校，与教师和校长交谈，共同完成某些教育任务。一般地说。美国的学校与家庭之间没有欧洲的学校与家庭之间的那种隔阂。贺拉斯·曼让居民自己管理初等教育，他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居民关心教育问题。于是他在本州（即马萨诸塞州）14个学区内普遍举办公共讲座和讨论会，他亲自跑到偏远的乡村去做报告，力图使大家关心他的创举。法国一位目录学家谈到贺拉斯·曼时说：“教育部只是发布通令，曼却能做报告和讲课。”听报告的人有时寥寥无几。曼曾经自我解嘲地说：“如果什么地方聚集着一群人在闲扯，不必用法律的名义驱散他们，只消说一声马上就要举办教育讲座就够了，所有的人一下子都会溜掉。”
　　他逐渐使居民对教育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尽管各州和各市的教育委员会是彼此完全独立的，但是他们的活动却非常统一。这种统一应归功于许多不同的教育协会。近来，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和公共教育协会(Public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活动开展得很积极。
　　全国教育协会完全由各级男女教师组成：遐迩闻名的大学教授与偏远农村的女教师携手工作。在全国教育协会的年会上讨论各种教育问题，有时还通过决议。各个大报都刊载有关这种年会的详细报告并进行评述。这些年会的成果通过报刊、通过各地的分会送到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往往利用会议的指示来指导自己的活动。
　　公共教育协会的成员虽然自己不讲课，但他们都是关心国民教育工作的人。公共教育协会的会员经常研究儿童的天性和各种教育方法。他们是教师的得力助手。与此同时，他们密切注视教师的工作，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就进行严格的批评。
　　美国就是这样在国民教育工作中实行民主原则的。国民教育的组织掌握在居民手中，国民教育工作受到广泛的社会监督⑤。
　　在欧洲，学校至今还掌握在官僚机构手中。近来，工人们对教育问想越来越关心。在法国，工人们试图自己办一种学校，其精神实质完全不同于政府办的学校。例如，“La Ruche”（蜂房）就是这样的学校。谢巴斯基扬·弗尔⑥的“L'avenlr social”（“社会的未来”)就是这样的新型学校⑦。这些学校不能左右整个国民教育的形势，它们只是法国国民教育大海中的一滴。但是，尽管它们微不足道，资产阶级却视为眼中之钉。“L'avenlr social”（“社会的未来”)这所学校既有男孩，又有女孩，当局通知寄宿学校女学监，不允许男女合校，责令女学监把寄宿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念书。
　　组织起来了的德国工人不仅想自己幵办工人学校，而且还想通过自己在地方自洽会的代表来影晌全国的教育工作。
　　工人目前还谈不到对教育政策进行根本的改变，谈不到按完全不同的民主方针来办学，只有在欧洲打破了目前这种极其平衡的局面才有可能向民主界充分提出民主建设的问题。
　　资产阶级教育界的代表人物更少考虑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工作的问题。但是他们却经常侈谈各种改革。这些言论表明，他们的教育工作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旧时学校已病入膏肓，任何改革也不能收起死回生之效。仅以学校纪律为例。学校纪律是官僚主义学校的生命线。为了维护学校纪律，不惜压抑儿童的朝气，扼杀他们进行创造活动的志向。儿童在学校里必须学会顺从听话，如有违抗之处，就要挨打受罚。
　　然而，像弗·费尔斯特尔这样的资产阶级教育家也承认，目前法国学校的纪律十分松弛，大城市尤为严重。儿童（大多数情况下是工人的孩子，往往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孩子）在家庭里听到大人的谈话与以前完全不同。教师在儿童心目中已不复是绝对的权威。用纪律来制服这样的儿童已非易事。教师处理班级的问问题比以前难得多。于是现代的一些教师转而求助于学校自治。马尔丁·布兰泰把学校自治当作培养学生养成共和品德的一种手段。在美国，学校公社的目的是从幼年起就让美国未来的公民学会自治，善于与别人共同生活和工作。在德国，甚至在瑞士，都把学校自治视为减轻教师对学生的监督的一祌手段，视为把学生从道德上联系起来的一种手段。但是，美国为学生所做的一切，为了把民主原则运用于学校内部所做的一切，“在欧洲却摇身一变而为进行警察监视的一种十分完备的方法。不同的社会风尚和不同的社会生活制度对一切都打下自己不同的烙印。
　　试图实行学校自治（通过试验的方式）在法国塞拉省遭到了惨败。在儿童心理研究自由协会两位会员比列和贝洛的协助下，于1910年2月建议教师每人推荐12名学生，并对他们委以专门的职务：有的负责检查个人清洁卫生，有的负责班上的清洁卫生，有的负责检查按时完成教师的作业、交练习本等等。但是儿童却完全没有陷入学校自治的圈套。被选出来的学生认为自己是被任命的教师，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谁也不听他的，他们自己也为扮演监视人这一角色而感到苦恼。
　　著名的法国教育家库吉列写道：“试验失败了。自治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对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在充满民主精神的美国学校起巨大作用的东西，在学生个性毫不受重视的官僚主义的法国学校却变成了粗俗无耻的把戏。
　　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的议题中，有不少目前在欧洲还很“时髦”的东西：班级公社，儿童俱乐部，电影院，远足旅行，劳动原则，自由教育，美育等等。当然，这些问题仍然很有意义，不过在目前的形势下，它却像一把沙土，迷住了人们的眼睛，使人分辨不出主次。
　　仅以第7条（第2分组会议）为例。这一条的前半部分谈了教师必须表现出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后半部分则谈到“保证教学自由的条件”。
　　当然，可以把注意力放到前半部分，去空谈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如何之好。但是也可以把注意力放到后半部分，不离开空间和时间，而是在俄国的现实情况下来看教师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
　　其他许多问题也是如此。
　　代表大会何去何从，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