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日益严重的趋向，就是把儿童送进托儿所，然后送进幼儿园，接着送进学校，去接受理想的教育计划；我认为这是很大的不幸。每当谈及妇女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可能性时，人们都说，这种计划可以使母亲免去照顾孩子之劳累，而儿童也可以摆脱母亲不周到的照顾，从而使妇女有可能走出家门参加工作。”
　　“在目前的情况下，许多当母亲的人走出家门参加了工作，她们又不能很好地尽自己照顾子女之责，因而托儿所和幼儿园对许多儿童说来是一种极大的帮助，这无疑是正确的。很可能，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儿童没有年龄相当的人一起玩，母亲不愿或不能教育儿童（之所以不能，往往是过于好动、意志过弱或非常抑郁的结果），那么，某种类似幼儿园的机构永远是不可缺少的。”
　　“在许多场合，梅里·沃里斯通克拉弗特一百年前所表述的下列思想至今还是正确的。他说：‘如果儿童在肉体上没有被十分愚昧无知的母亲弄死，那他们也会在精神上被不善于教育的母亲扼杀。前六年过后，儿童下一步的整个发展过程即已确定，母亲就把他交到女仆手上，然后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学校应该纠正孩子们的坏习气。对这些坏的习气，母亲们如果警觉一些的话，本来是可以预防其产生的。而学校用以纠正这些坏习气的手段，往往又是各种恶习得以产生的源泉。’尽管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许多当母亲的人总是不善于教育孩子，但我们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大多数妇女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敎育者，何况随着妇女教养的提髙必将提出这一任务。未来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一代新的母亲，她们将使儿童摆脱幼儿园的体系。”
　　“从儿童两三岁起，就像看管一群小动物似的把他们看管起来，要他们在房间里走，按同一的计划活动，完成同样的小任务，既无意义，又无益处，声称这就是在教育人，实际上是训练小卒！只要谁童年时在大海之滨、密林深处或宽阔的儿童园地玩过，或者在堆满杂物的阁楼玩过，或者看见过别的孩子在哪儿玩过，他就知道，这种自由自在的游戏对发展精神力量、进取精神和想象能力所具有的意义，要比成人不断安排的游戏和作业所具有的意义高出百倍。这种游戏和作业教儿童不要单独游戏，而要跟大家一起玩——养成一种精神上贫乏的习惯；同时，孩子们忙于去生产一些谁也不需要的小玩艺，还冠以‘劳动’这一响亮的称号。教育的任务在于教孩子们不屑于去干这种没完没了的琐事（因为它歪曲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使生活变得如此矫揉造作），教孩子们让生活简单化并发掘它的巨大的益处。而幼儿园体系却是培养那种知识浅薄之徒的最好手段，这种人的‘群体’意识倒是很浓厚的。
　　“如果目前甚或将来还不能取消幼儿园，那就让它成为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像小猫小狗一样自由游玩的地方，让他们自己找事情做；给他们提供材料，让他们自己去做他们想做的东西；给他们找一些可以做游戏的小伙伴一起玩。在那儿安排一个聪明机灵的妇女，她的任务只是注意不让孩子对自己或别人干出有危险的事来。她不时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讲个故事，教他们做一个愉快的游戏，其余则一概不管，不过在此同时要不断地观察和发现儿童性格上的特点和他们的爱好，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自由自在的游戏时才能显现出来。母亲本人也应该这样观察孩子们的游戏，观察他们对游戏伙伴的态度和他们的爱好；要尽量做到多观察、少干涉。这样长期全面地坚持观察，最终将使母亲比较准确地了解自己的孩子。一个生物未必总是能充分了解另一个生物，即使这个生物给了它生命，每天都给它以新的生活，使它感到母性精神的巨大幸福。儿童的出生是身体成熟的标志，同样，儿童的教育是他心理成熟的表现；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心理学上的见识，大多数家长一生也未达到成熟的程度。一些最伟大的原则，以及克尽义务的急迫意向，我们往往把它与完全盲目地对待儿童的个性、对待他产生某一行为的真正原因、以及对待儿童各种品质的综合等等混淆在一起了。”
　　“我们试举出一些最荒诞的谬论。例如，小孩子时常长时间地很有兴味地研究镜子里映照出的自己的模样，人们往往把这称之为卖弄风情。儿童由于害怕或心慌不能回答某些刺耳的或不懂的问话，没有听明白它的意思，人们往往把这称之为顽固执拗。儿童对自己所做的许多小事不能说明其原因（大人往往也记不清楚），于是就说孩子撒谎，而当他还没有形成私有这个概念之前，拿了一件他喜欢的东西，于是就说他偷窃。如果孩子说他自己不好，并且愿意当一个不好的孩子时，就认为他粗鲁无礼、不知上进，而这恰好表明孩子的性格和自觉，本可以因势利导产生良好效果的。如果孩子由于专心思虑而忘记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就说他记性太坏。甚至于儿童真的表现出固执和怠惰，又把这些缺点看作是某种自主的东西，然而这些缺点往往是受某些需要注意纠正的更严重的缺点的影响而产生的，或者这些缺点是受某些好的品质的影响而产生的，如果采用不适当的方法去纠正缺点，可能扼杀那些好的品质。”
　　“即使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很明智，但是如果接子很小就送到坊儿园和学校去了，家长也很难了解他。由于不了解儿童的个性，往往就容易产生一些误解而导致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造成了今日许多家庭的痛苦。父母只有尊重儿童的个性，并且全面地注意观察这种个性才可以避免产生通常的错误——缘木求鱼。在没有创造材料的地方不可能进行创造，但是应该善于发扬儿童天生的一些特点。对心理学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产生乐观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下定决心去遵循必然性。这种研究也可以使家长和儿童都同样感到痛苦的许多努力告一结束，因为花在这方面的精力完全是白费的。”
　　“但是，研究儿童的心理状态；从他出生开始，对他的游戏、劳动、休息，每天进行比较研究，这就要有专门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一个人照顾几个孩子。要是照顾一大群孩子，那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孩子在群体中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给观察带来了困难。”
　　“幼儿园好比一个工厂，把儿童当作原材料来塑造人，就像教孩子们按模型塑造各种东西，而不是给他们粘土让他们按自己的口味做包子一样。儿童在工厂的第一道工序——幼儿园被雕琢一番，然后，为了磨得更加平整光滑，又把他送入下一道工序——学校，于是许许多多庸庸碌碌的人就产生出来了。”
　　“……在大城市还存在的时候，就应该让贫穷的城市儿童能像农村的孩子一样，用他们周围的材料来做玩具，在完成家庭交给的任务后，能干一点名副其实的‘劳动’，而不是幼儿园里让干的那种看来有用而实际毫无联系的游戏似的‘劳动’。聪明的母亲或教师只汲取幼儿园制度中一点长处，就是教儿童学会对自然界和环境进行观察，使之善于把这一活动与某种有益的宗旨联系起来，把愉快的感情与某种知识联系起来。”
　　“福禄培尔①有一句名言：‘让我们为儿童活着！’这句名言应代之以更有内容的一句话：‘让儿童活着！’”
　　“而这就是说，让他们忘却印入脑中的知识，忘却各种方法，忘却那些年的群体生活，当时潜移默化的工作是如此重要，有如种子在地里发芽一般。相反，幼儿园制度却像种子在盘子里发芽一样，只不过一时显得非常好看！”
　　“……无论在哪里，学校以及它的和谐的小团体精神，都使得对社会的良知变得迟钝起来。”
　　“因此之故，现代社会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把历代的罪恶加以重演，而且常常有一些在个人生活上十分忠诚老实的人参与其事。创立罪恶流派的比较大的罪犯，永远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儿童成天学着如何成为听学校话的人，成为对自己的同学非常忠实的人，以及日后如何对大学、对团体、对工作忠诚老实的人。学这些在先，而学如何忠于自己的良知、正义感、自己精神的活动则在后。他学会了不正视自己同学的以及本团体、本国的罪恶，粉饰罪恶，否认这种罪恶。”
　　“这样一来，世界上就出现了德雷福斯②案件、德兰士瓦战争③。如果就个人而言，而不着眼于一群人，那就应遵循国家伟人施泰恩④的教育纲领：‘要发扬那些可以左右人的内在价值和力量的激勋人的因素。’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让儿童从小就能有权进行自由的选择，学会衡量自己选择的后果，认清自己意志的权利和义务，了解个人经验的条件和任务。而所有这些都会不自觉地受到幼儿园的压抑，只有在家庭里才能形成。最好的教育效果是把个人与他的良知直接联系起来。这并不排斥这个人逐渐能感到并要求成为整体中有益的一员（起先是家庭中的一员，后来，是同学中的一员，然后是祖国的一员，最后是世界的一员）的那种幸福。”
　　“不同之处在于，一种情况下人是建造各种活生生的形式的活生生的细胞，另一种情况下却是建筑物里的一砖一瓦。不仅在个性的发展上，而且在感情的培植上，幼儿园和学校都落后于家庭。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感情可能比较深沉，温情可能得到发展，并表现在家庭生活引起的行动上，而幼儿园以及后来的学校却使儿童摆脱了自然的、个人的义务，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些全体学生都可以完成的要求。儿童在那里建立的都是一些表面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使感情变得非常浅薄，这是过早开始学校生活的最大危险。单纯的家庭生活又会产生另一种危险——感情过于浓厚。在感情正在形成，感情的培植对今后的整个生活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年代，必须要有家庭教育，晚后，过了十二岁，就需要真诚的同志情谊。如果不以培植感情为基础，那么，通过最完善的方法获得的智力发展以及各种社会意向都是枉然的。要使头脑清楚，必须胸怀一颗炽热的心。只有那种能为他所爱的少数人而牺牲的人，才能为其他人而很好地活着”（艾伦·凯：《儿童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