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5）
读书学校及其巩固的原因
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轰动一时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很快就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仅仅到了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人们才重新谈起这一问题。
那时，学校成了读书学校的同义词。在这种学校里，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书桌跟前听教员在讲台上讲课。除了书本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之外，这种学校里什么也不讲，学生的个性备受摧残，并且由于严格的外表纪律而使他们变成了一部机器，无休止地接受传授给他们的知识。
有关读书学校的问题已经写了很多文章，这种学校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所以这里也就没有必要来详细论述其缺点了。
本书作者曾于1908年访问了日内瓦的一所模范国民学校。这所学校的校舍富丽堂皇，拥有宽敞的教室和礼堂，四壁挂有《红帽子》一书中图画，校内各处都很清洁，还有浴室和体育馆。这是一所八年制学校，此外还有为幼童设的两个预备班；教科书都是用精美的纸张印刷的，附有插图；男女教师都是本门业务的能手。他们擅长绘画，讲话声音宏亮清楚。每一课书全班学生都合乎要求地准备得很好，并且学得很透。作者在四天的时间内听了各种各样的课，拜访了各个教师。这所模范学校给我留下了一种沉重压抑的印象。尽管学校的外表很好，它仍然是一所典型的读书学校。教学的机械性使人吃惊，使人受到压抑。教师通过一些巧妙的问题和无休止的复习，使全班学生把所读过的东西逐字逐句复习一遍，然而这种全班的集体呆读死记不过是最普通的训练而已。最使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学生的个性受到非常厉害的压抑，以致不能把班上能力较强、水平较高的学生和能力较差、天资较笨的学生区别开来。不同之点只是回答得是否及时。没有一个问题是要学生动脑筋思考的，没有一点生动的思想。此外还有纪律，压抑人的纪律。某些教师把整个一堂课都变成了一种同学生进行的无休止的战斗：侮辱，斥责，赶出教室。当然，并非瑞士所有的学校，甚至并非日内瓦所有的学校都和作者所见到的这所模范学校一样。但是这所学校的设备如此之好，并且专门供外人参观，好让参观者由此了解到日内瓦教育工作的斐然成就，其作法尚且如此，那末这一事实也就说明上述情况并非可悲的例外，而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当然，瑞士在这方面还并不是欧洲家庭的一个丑儿。不是的，日内瓦的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读书学校而已。
教学是机械的，但整个学校机构还要机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教育工作是高度集中的。上级组织制定教学大纲，分配教学时数，确定教学方法。比如说，法国人对于全国各国民学校一定的班级小学生在某一天的某一小时都在听写同一个内容一事，感到非常骄傲。这种机械做法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让那些想象力丰富的人去想象吧。教师的个性受这一制度的压抑程度并不次于学生，于是整个学校机构就好似一个庞大的工厂或作坊。
这个好似工厂的学校机构的工作情况，在罗歇写的一篇论文（题为《布鲁塞尔博览会上的初等教育》，载1910年9月号的《教育评论》[1]）中谈得很生动。罗歇在谈到比利时这一部分时说，根据比利时国民教育部大臣的意见，1910年的博览会应该用图例说明，并遵照统一规定的教学大纲来把根据某一原因必须授予学生的思想加以宣传。这一思想应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在各个年级（从幼儿园开始到成人学习班）的课堂上得到发挥。
布鲁塞尔博览会具体表明了比利时教育大臣的这一意见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为了发展殖民生活，教育部向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培养儿童对旅游的兴趣、探险的爱好，发扬他们的独立进取精神。教师们随即采取措施，纷纷修改了自己的教案。他们在每一次讲课时都加进去一些事例，以便实现教育部提出的口号，使这一口号变为学生的实际行动。同时还采取相应的办法改变了听写的内容。布鲁塞尔博览会上展出了教师的大量教案，它们充分显示了比利时教师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当然，会上没有展示也不可能展示这种教学的效果。这样就无从判断：由于修改教案，学生的独立进取精神究竟有多大的发扬。而只有这种效果才能证明这种工厂生产式的机械教学所取得的成效。
罗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他对法国教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中央集权的做法习以为常，因而对比职时教育界这种明快的工作作风大为赞赏，对比利时教师的工作态度倍感钦佩。但是，读书学校也产生了非常可悲的后果。关于这个问题，瑞士民族会议的议员谢克里在他所著的《未来的学校》一书中谈得极其精辟透彻。
谢克里是文捷尔吐尔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师，他亲眼见到过数百个在国民学校毕业的学生。他根据亲身的观察，确认在学校里念过八、九年书、在所谓高级国民学校毕业的学生，竟然令人惊奇的一点也不会简明扼要地表达最简单的思想，毫无观察能力，也不会独立思考。这一缺点在学习自然科学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学生们不能根据最简单的实验得出结论，不理解实验的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找出并且确定有关现象的规律。
谢克里对于现代学校的缺点在实际生活中有何反映这一问题很感兴趣，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访问了农民、工人和商人等等。根据这些调查，他说：“年轻人离开学校到工厂或作坊去之后，连最简单的工具都不会使用，只好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去从头学习每一种最简单的操作方法。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儿童如果能注意观察成人的行动，摹仿他们的动作，就能很容易地学会任何一种操作方法。
“在办公地点说的话和在工厂与作坊说的话是一样的。年轻人往往连一封最简单的信也不会写。诚然，他们能够机械地根据某一公式计算，但要他们动脑筋思考就做不到。在农村里，曾在城里学习过的青年成了农民抱怨的对象：他们甚至不会使用任何一种劳动工具，更不用说干什么活儿了”。
“这还是在裴斯泰洛齐的国家里呢!”——作者不禁大为感慨。
弗里布尔格中等技术学校的校长列昂·惹奴在他所著的《职业教育（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一书中也指出了他访问学校后所得到的同样印象：
“小学的标准教学大纲偏离了教育目的。这个大纲过于理论化和抽象，于是青年显然就失去了对手工劳动和体力活动的爱好”。（第408页）
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学校教育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同样情况。
教育工作没有根据裴斯泰洛齐、欧文、拉瓦锡、加任费拉特茨以及其他一些人所指出的道路前进，而是沿着机械地教学生读、写和其他一些基本知识的贝尔-兰喀斯特制度的道路走下去，其原因何在呢？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十九世纪欧洲各国所处的时期是工业发展时期，科学的工艺学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不过，最初机器只是把人的劳动简化到去完成一些不复杂的操作，使每个人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它，那时机器还没有把人的劳动淘汰掉，只不过把工人由独立的工作者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的技术对具有技能的劳动的需要已缩小（手工业者的劳动就是这种劳动），而对普通的、没有技能的劳动的需要却增加了。当时需要的不是能干的、理解整个劳动过程并且具有独立主动精神的工人，需要的是绝对顺从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粗工，对于这种工人，既不要求他有特殊的体力，也不要求他机智灵敏，不要求他有手艺，只要求他能遵守时间，克己自制、有耐心和能吃苦耐劳。
读书学校所培养的正是这种工人，既严守时间，又绝对顺从。处于欧洲十九世纪所经历的那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这种学校，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并无矛盾，尽管与工人的利益是矛盾的。但是当时的工人的组织还很不健全，力量还非常薄弱，所以不能给自己创立一个他们所需要的学校，而且他们的斗争当时在这方面还不尖锐。
[1] 参见《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一文。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