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5）
附1．《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
克鲁普斯卡雅的创作素材，共有26本笔记现均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文的素材饶有兴味。她在这些素材中可以不必顾虑沙皇的检查制度。关于如何回避检查的情况，她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三版序言中已谈及。
手工劳动，十八世纪末叶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对手工劳动的理解
我们对读书学校一向习惯于使之只追求一个目的，即向学生灌输一定数量的知识，而当我们想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来建设学校时，当我们想使教学工作能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时，我们还以为这是一种新的发现，是当今教育思想的一大成果。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十八世纪末叶就已非常完整地提出了儿童全面发展的问题，与此问题相联系，又提出了体力劳动及其在教育工作中的作用问题。而且不只是进行理论探讨，裴斯泰洛齐、费林别尔格、欧文都力图在自己的学校里实际地实行自己的主张。裴斯泰洛齐在新庄，费林别尔格在霍夫维尔，欧文在纽兰纳克都力图在实践中把劳动作为教育的基础。
这种思想和试验所经历的命运异常奇特。同时代的人称颂他们，参与者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到裴斯泰洛齐、费林别尔格和欧文所办的学校来参观，打算以后能在自己的故土兴办这类学校。然而直到不久以前，这些思想却被拋向九霄云外，而要想根据十九世纪所写的教育著作对它们加以评价，则将一无所获。一些知名的教育家力图从另一角度来评价这些国民教育活动家的功绩，说他们的实验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力图证明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思想是不切合实际的。只有读了卢梭、裴斯泰洛齐和欧文等人的原著之后，你才会发现他们对体力劳动的问题提得多么深刻。十八世纪末叶是英国、法国、瑞士人民生活中的批判时代。新的生产形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迅猛发展，动摇了旧的封建制度基础。生活已沿着新的轨道前进，多年习以为常的尺度已完全不适应经济、家庭和法权关系的新形势。这种形势要求社会关系的新形式。
大工业与旧的行会制度、风俗习惯和法令规章有了矛盾；封建领主所实行的司法权在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下成了一种可怕的暴行；过去谁也不曾提起过什么人民群众——他们自生自灭，有如田野之草芥；而现在他们却开始引人瞩目，他们的贫困无知使大家为之关注。“人民”一词常见于日常谈话之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必须使人民群众受教育的问题，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国民教育的问题。从前，学校只是为上层和中层人士的子弟开设的，为下层人物的子弟开设学校只是极个别的情况，而且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
国民教育的问题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它得到了广泛而热情的讨论并且牵涉到人民福利和国家法令的一般问题。
民主主义者卢梭、民粹主义者裴斯泰洛齐和工人之友欧文，从民主主义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国民教育问题。因此，他们把生产劳动作为自己教育体系的基础。
但是，国民教育的命运不取决于民粹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取决于国家政权的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们，他们把国民学校视为使人民群众听命于政府当局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资产阶级需要一批既能干活、又很听话的工人，他们会读、写、算，同时充满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他们不要求工人具备任何一点首倡探求精神和独立精神，甚至不要求他们具备体力和灵巧性。那时是工业发展的初期，工人只不过是机器的一个附件，他的全部工作只是完成机械的、单一的动作。国民教育工作正是根据资产阶级的这种需要而安排的：大量的机械教学，完全忽视儿童的个性，毫不注意培养儿童的劳动能力。贝尔和兰喀斯特式的学校就是后来的“国民”学校的雏型。为了节省教育经费，一个教师要教500人，700人，甚至1000人。学生们聚集在一个大礼堂里，根据铃声，按编队进行互教互学的教学活动。极其严格的分工，极其死板的训练，有如地地道道的工场。贝尔和兰喀斯特式的学校在当时最大的工业国一一英国和法国盛行一时。
这部学校机器靠盲目服从的纪律来维持，因而千方百计地树立这种纪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影响范围扩大了，教学大纲的内容也有了补充。工人和农民成了选民，人数很多，不容忽视。因而要更好地控制学生的精神世界，扩大影响范围。教学大纲的内容扩充了，但教学方法却依然如故。读书学校由此应运而生。官方教育家的心目中只有上级指出的道路而无其他。一切都四平八稳。义务教育的普及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可能。
但是近来工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工业所需要的人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前，占主体的是没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求于他们的只是准确地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而现在，至少是在如美国和德国这样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家，却要求工人有首倡精神、独立精神，能适应一切新的发明。他不仅要能够看懂工厂的内部规章制度，会写自己的名字，他还应具备一般的劳动技能和综合技术的素养。现在的工业已不能由没受过教育的工人来掌握了，只有受过教育而又有首倡精神、独立精神的工人才能驾驭它。
美国和德国国民学校的发展方向是由读书学校变成劳动学校，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工业发展所使然。慕尼黑国民学校的校长并非一个民主主义者，不过他在改革国民学校的工作中是很有建树的。
但是，这方面的教育改革却孕育着一种重大的后果。一般劳动能力的发展离不开总的发展。而总的全面发展要求采用崭新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要有助于培养儿童的个性和增强他的积极性。这种教学方法是与外表的强制格格不入的，它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
资产阶级现已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工业迫切需要全面发展的、有首倡精神的工人，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却不指望工人能独立思考和行动。于是就出现了资产阶级难以消除的矛盾。
生产要求的那种人民群众精神上的解放，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只有民主制度掌握了国民教育工作之后，才能把国民学校由奴役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
因此，当代的民主制度必须充分认识学校所应追求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学习国民学校的历史，包括学习十八世纪末叶教育家的思想和经验，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解决上述的问题。
让·雅克·卢梭
卢梭没有直接写一些有关国民学校的文章。1761年出版的他的名著《爱弥儿》，‘只是一般地谈了人的教育问题。他所塑造的爱弥儿这一教育对象属于富有者阶层。卢梭写道：“穷人不需要教育；他所受的教育受他的等级地位所制约，这种教育是强制的：他不可能受别的教育。相反，富人由于其等级地位而受的那种教育，无论对他自己抑或对社会都无多大补益。此外，教育穷人去过富裕生活，不如教育富人安于贫困更为明智，因为我们计算这两个阶层的人数时，发现潦倒落魄者多于发财致富者。因此，我们选择了富人。我们坚信，培养一个人就够了，因为穷人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穷人可以从必须参加的劳动中受到教育，可以从生活中受到教育。卢梭当然不想说穷人的子弟无杈受教育，他从富裕阶层选择自己的教育对象，把这个对象放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即如何最有效地教育个人。实际上，爱弥儿所摆的位置已超越了任何阶层或阶级，超越了家庭，超越了社会环境。
卢梭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他的思想。他达到了这一目的。他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裴斯泰洛齐在《天鹅之歌》中写下了他读《爱弥儿》的印象：“当他的《爱弥儿》一书问世时，我的极不切实际的思想、流于幻想的思想在这本同样不切实际的、流于幻想的著作的影响下，变得狂热起来。我把自己在家里、在母亲那里受到的教育，以及后来在学校受到的教育与卢梭给爱弥儿的教育以及对爱弥儿的要求加以比较。家庭教育以及各处、各阶层的社会教育无疑对我是一种损害。我觉得，只有在卢梭所阐述的思想中才能找到摆脱现行教育的困境。卢梭理想化了的自由制度更加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使我去寻求有益于人民的、广阔而有效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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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学校对民主制度有利；当学校符合民主制度的利益时，这个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后来，当学校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时，这个问题就退居次要地位，只是到了最近，由于竞争和技术需要受过教育的工人，资产阶级才把劳动学校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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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校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注意学生的个性，尊重他们的个性。在美国，学校是为学生而开办的，而不是为了学校才去招学生。学生的兴趣、爱好得到照顾。美国学校里有一段特别的时间，学生可以学习他们最惑兴趣的东西，学生可以不要教师的帮助而独立活动。学生们不仅有权独立工作，而且有权独立思考。学校和老师就是这样教他们的。
学校还培养他们参加社会生活。最好的培养就是实践。“学校共和国”就是这种实践。学校自治的主要意义，以及在美国为数众多的儿童俱乐部、各种活动小组和团体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可以培养适应社会组织的能力，使学生善于服从整体的意志，服从内在的纪律，而没有这种内在纪律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任何外部的学校纪律都不可能代替这种内在纪律）。外部的纪律产生于对强力和权威的服从，而内在的纪律却源于认识到必要性之后的自觉服从。比较早地参加儿童所能接受的社会生活，可以培养他们了解人的能力，使他们学会不是根据言谈而是根据行动去判断一个人，学会影响人。
美国学校盛行的各种社会游戏，也有助于达到“学校共和国”所要达到的目的。
美国学校为儿童的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激发了他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方面的积极性，为他们的社会本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此，它就完全把儿童抓住了，对儿童的影响要比读书学校大得多，因为儿童到读书学校去是奉命行事，读书学校不是发展而是扼杀他的个性。
美国学校并非完满无缺。不应忘记，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已达白热化的程度，阶级纷争极端尖锐，有时还采取了极其激烈的形式。凡此种种，肯定会对学校有很大影响。美国学校的教学内容无疑打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向青年一代灌输的观点往往与工人民主制度的观点很少一致之处，但是美国国民学校的形式却是现有各种形式中最好的一种。它以最恰当的方式发展儿童的自然力量，以最恰当的方式培养他们参加劳动、走向生活。它最灵活、最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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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事业与全体人民的事业视为一体。资产阶级优秀的代表人物认为，他们不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而是为整个人类的利益而斗争。法国革命倡导“人权”。许多革命活动家开始用广泛的民主观点看问题，孔多塞就是其中的一个。诚然，他的观点当时未被理解，他备受迫害，终于献出了生命。这是不难理解的。已经掌权的资产阶级想充分运用这一权力，它预感到，学校将成为它手上的强大统治工具，而孔多塞为了科学的独立性却力图使学校摆脱国家的控制。不难理解，他的主张对资产阶级说来就是一种大逆不道之举。但是，资产阶级之所以反对他，并非由于他反动，恰恰相反，他受到民主制度的关注。下面我们详细探讨一下孔多塞的思想。
立法会议成立了一个国民教育特别委员会，它责成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小组制定有关组织国民教育工作的法令草案。1791年4月，由孔多塞起草的这个法令草案业已脱手，孔多塞写了一个说明。立法会议没有来得及讨论这个法令草案，这个草案后来是国民公会（1792年9月20日召开）讨论的，但未获通过。国民公会通过了另一个不太民主的国民教育法令草案。国民公会否定了孔多塞的法令草案，其主要原因在于，孔多塞不仅要求学校脱离教会，而且要求脱离国家。
孔多塞说：“由于任何教育的基本条件在于传授真理，因而社会权力用以达到此目的的学校就应该尽可能不受任何政权的控制，但由于这种独立性又不可能是绝对的，因此从上述原因中就得出了如下结论，学校只应听命于人民代表会议，这是因为在一切国家权力中（由于一切变革主要来自政权机关），这个权力机关最少腐败气息，最不唯私人利益行事，最易接受有教养的人的舆论影响，因而它最少敌视进步、教育，最少反对由这种进步引起的各种改进。”
孔多塞计划成立一个不受任何政权控制的教师、科学与艺术人士的组织。这个组织分为几个层次。第四层是中学。在那里充分讲授各门科学。那里培养科学者，也应该培养科学家。“最后，最高一级的教育单位就是‘全国科学和艺术协会’，该协会的任务是监督各个教育机构，管理这些机抅，改进科学和艺术工作，它应该收集、奖励、运用和推广各种有益的发明……”
每级选出一个管理机构，负责监督下一级的机构。遇有重大问题，概由教授或教师大会解决。
区级研究院提出国民教师名单。学校所在区的各家庭的家长大会从教师候选人中推举出教师。除了现有的教育团体和机构之外，还可以组织其他的教育团体和学校。
“教育独立于任何政权之外，这不应使任何人感到惊恐，因为任何滥用职权的行为都会受到司法机关的弹劾，司法机关的权力可以直接施于整个教育制度。而自由的教育机构和自由的学术团体可以提出意见对上述滥用职权的行为进行干预。教育的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人权……’的一部分。每个政权都有权对人说：‘哪些是您应知道的，哪些是您不能超越的界限。’任何政权都可以根据某种权利确定哪是真理，哪是谬误。一个政权不许你讲授违背现行制度的意见，这样就可以直接扼杀思想的自由。”
国民公会的大多数认为，要求教育机构脱离政权是一种反对刚刚成立的共和国的罪行，是蓄意成立国中之国。孔多塞的支持者杜鲁[1]捍卫这一观点，他的论据是，孔多塞似乎是想用自己的方案来捍卫社会教育免受君主政体危险的干涉。孔多塞这位君王之敌是要从教师中选出一些人来组成一个自治的公会，他是想在社会权力机关的天平上投下一个法码与王权相抗衡。杜鲁这样说的目的是捍卫孔多塞的主张，却抹煞了他的基本思想。当然，孔多塞是君王之敌，他是国民公会会员，“山岳派”[2]的支持者，但他却十分明确地说过，他的本意是使科学和教育不从属于任何政权，不仅是君主政权，也包括民主政权。他希望学校不为旁的目的服务，不要成为某人手中的工具；学校要为真理服务，而不为政治利益服务。他主张学校完全脱离宗教，实行免费教育，而且一切教育机构都如此。与此同时，他反对义务教育。学校和科学不应该束缚任何人。
孔多塞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斗争，他完全没有看到实行各级免费教育，在赤贫阶级的青年不干活就无法生活的情况下（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千活就是把自己全部的劳动力出卖给雇主），这种各级免费教育只能变成富人从国家得到一笔费用即用人民的钱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孔多塞反对义务教育，他没有看到，义务教育是对儿童权利的保障，是对青年一代享受社会教育权利的保障，是使他们不受家长和雇主剥削，不受家长滥用其权力的保障。但是，当时要看到这一点是有困难的。孔多塞的命运令人痛心地看到，一旦言论自由危及统治者的威望时，它就要用暴力来镇压这种自由。孔多塞由于写了《根据新宪法草案致法国公民》一书而被政府下令逮捕。孔多塞只好隐居起来。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为《人类精神的历史发展略图》，他在这本著作中发展了这一思想，即：社会艺术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实际上实现平等。1794年Germinal[3]7日，他在市郊一家小酒馆被捕。他毫不怀疑，等待他的是断头台，两天之后他服毒身亡。世界失去了孔多塞这样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作家，失去了一位忠诚的社会活动家和民主主义者。
孔多塞并不孤立。热伯特·洛姆这位以前曾多次在国民公会教育委员会发表演说的人，也要求让教师能自由传授真理并保证教师不受任何外来力干涉他们从事此项工作。他在第一次演说时讲了一个问题：“进行社会教育能否不受行政机关干预？”他的回答是：
“暴政使人民备受苦难，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并按统治者的所好来管理学校。这种苦难使自由之友渴望千方百计地保证社会教育的有效性和纯洁性，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最有效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使教学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的约束，不受任何政权的约束。
政权部门任何时候都不应按自己的需要来左右舆论。要注意加强政权的威力，让它掌握舆论这一强大的武器。
教学的独立性是一种自然权利：它是完善人的全部能力的一种权利，从而也是完善一切社会机关的一种权利。它是社会理性的一种权利。”
孔多塞、洛姆的呼声，在当时只是一种旷野的呼唤，无人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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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多塞奋力提出的教学必须摆脱行政约束的思想未获国民公会理解。1793年7月13日，在罗伯斯比尔的影响下，通过了雷佩尔提的草案。雷佩尔提认为，儿童是国家即共和国的特别财富，家长对儿童的权利逊于国家对儿童的权利。雷佩尔提在他的草案中写道：“规定全体儿童不分男女（女孩从5岁到11岁，男孩从5岁到12岁）都合校学习，由国家负担费用，享受六年或七年同等教育。
要求全体儿童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伙食。要把儿章培养成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一切组成共和国的东西，都应具有共和国的模型。”儿童将要学习读、写、算，学习“自然道德”，家政。学校里要进行手工劳动，儿童要学习种地。必须进行体力劳动。如果校内没有耕地，就让儿童们去修路。儿童受教育和穿衣吃饭都不收钱，经费由富裕的家长支付和由劳动得来，不足之数由国家垫付。每一个学校应设立家长委员会，负责监督学校的教学工作。
另一个雅各宾党人圣-优斯特也持有雷佩尔提的这种观点，他在《共和机构》一书中发挥了这种思想。
当代大多数教育家都认为雷佩尔提和圣-优斯特的观点有如镜花水月，空中楼阁。然而，如果摈弃一些可笑的细节（诸如穿同样衣服，修路铺道等等），那么他们的基本思想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对青年进行共同的劳动教育，保证青年一代有健康的伙食和健康的生活条件。限制家长剥削自己孩子的劳动的权利，以及限制家长在对他有利时就不让孩子上学的权利。 、
这怎么可以说是空中楼阁呢？恰恰相反，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雷佩尔提和圣-优斯特的某些思想萌芽已经得到实现：工厂法和义务教育限制了家长的“权利”，免费义务教育使儿童的社会教育开始进行；摆在目前曰程上的劳动学校对青年的劳动教育表示出关心；学校里设置了浴池，供给学生衣服和伙食（遗憾的是，供应伙食的事情还很少见），这些都为搞好儿童的健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雷佩尔提思想中的荒诞不经之处不在此，而在他对国家的信赖。他全然不理解孔多塞所预感的东西，不理解孔多塞想在什么方面保护广大群众，即：已经诞生的共和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雷佩尔提和圣-优斯特奋力追求的平等只不过是法律条文上的平等，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可能实行实际的平等……而由于雷佩尔提把已经诞生的共和国理想化了，他就放心大胆地把青年的教育交到了国家的手上，国民公会中的大多数人对此也毫无顾虑，因而通过了雷佩尔提的法令草案。
但是这法草案未能实行。雷佩尔提的计划需要一个庞大的经济机构（这个机构是完全违背国内经济生活的总趋向的），它过于“民主化”，过于“共产化”……无力实现这一计划。三个月之后，国民公会撤消了它所通过的这一法令草案……
1794年11月17日（共和国3年2月[4]29日）通过了一个新的国民教育法案（拉卡纳尔），这个法案既未体现孔多塞不愿使国民学校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精神，也未体现雷佩尔提的精神及其关于平等的民主思想。
决定每千个居民设置一所学校，实行男女分校，教儿童学习读和写，学习《人权宣言》和宪法；教他们学习法语的口语和书面语言、四则运算；学习主要的自然现象和自然产品，学习共和国道德的起码准则；还要让孩子们学习英雄业迹和胜利歌曲，不去学习伟大的改革，而是让孩子们掌握共和国道德的原则和会唱胜利歌曲……资产阶级通过国立国民学校留下的只是按自己的需要形成人民群众的智慧这一权利。大家知道，资产阶级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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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孔多塞，不能不提到另一位民主主义者——美国的社会活动家霍勒斯·曼恩[5]。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反对奴隶制度，用于铺设一条宽广的轨道，使美国的国民教育从此以后循此向前发展。目前，美国的学校已使欧洲人叹为观止。它赖以建立的原则是曼恩最初开始实行的。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教育的充分自由。
1837年4月20日，霍勒斯·曼恩以马萨诸塞州参议院议长的身份，签署了成立教育局的法令。教育局的任务是使国民教育工作具有统一的精神，大力促进教育的发展，等等。但这种促进工作纯粹是思想上的，曼恩对教育局的任务有明确的认识，他不让教育局掌握任何权力。教育局不能“下达命令，“签发文件”，它只能讨论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曼恩认为，要想使学校成为解放的工具而不是奴役的工具，学校就应该由人民来掌管，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满足人民的需要，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曼恩受命担任过教育局的秘书，他以自己的活动作出了应该如何工作的榜样。
孔多塞当时也持这种观点，他主张男女应受到同等的普通教育。他要求把这种教育当作一种权利，而从正义与平等的观点来看，这种权利是一切公民不分性别都应享有的。
雷佩尔提也要求对男女儿童进行普及的平等的教育，直至十一岁。
但是，远非所有的法国民主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认识都是完全一致的。
甚至圣-优斯特这位雅各宾党人也主张，一切男孩从五岁起，为了国家和他们本身的利益，均由共和国管理，女孩的教育则由母亲负责。
但是，在这方面特别典型的是卢梭，他对爱弥儿的教育，对爱弥儿未婚妻索菲亚的教育的描写都很精辟，但他的观点也极保守。他认为“妇女的教育应适合男子的要求。要使男子称心如意，对男子有利，为男子所爱。在他们年青时教育他们，在他们长大后关心他们，要帮他们出主意，给他们以安慰，使他们的生活偷快甜蜜——这就是任何时代的妇女的责任。”索菲亚从童年时起就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宗教让她学会顺从丈夫，她在母亲的照拂下外出参加舞会和节日活动，学习如何使人着迷，以便日后取悦于丈夫。索菲亚喜爱手工活儿。“她最喜爱的手工活儿就是编织花边，因为干这种活儿使人仪态无比大方，十指优美灵巧。”
卢梭是一个不妥协的反抗者，他对现行的制度和偏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在妇女问题上，他是一个典型的凡夫俗子：在他眼里，妇女是一个附属品，而不是一个公民，至多不过是丈夫观赏的一个花瓶。
这是典型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观点。直到现在，法国也少见男女合校的事。当共产国际的成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波耳·罗宾[6]在大赦之后返回法国时，巴黎市把卡普尤领地划给他管，让他在那儿办一所孤儿院，实现自己的教育思想。罗宾坚决支持男女合校，因此在他的孤儿院这样做了。报纸《自由谈》对罗宾大肆攻击，说他以办学为名在卡普尤开了一个“猪舍”。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巴黎市杜马屈从舆论之压力，关闭了卡普尤的孤儿院。这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到了二十世纪，历史又复重演，不过规模略小而已。社会主义者玛杰莲娜·维恩为无家可归的男女儿童办了一所寄宿学校，名叫《社会的未来》。
她在《五年教育经验》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方针是使儿童受到最合理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以管理人的生活的自然法则为依据的：普通的教育是与这些法则相违背的。我们教育的宗旨是为了儿童本身。我们力图培养他们健康的思维方式，发展他们的意识，锻炼他们的意志力，——总之，我们希望他们既身强力壮，又无比善良。
我们还努力教他们学会工作，不过不是让他们按惯例行事，而是发展他们个人的首倡精神。我们要培养孩子们与人共事的意愿，发扬他们的团结精神，学会协调一致地行动，我们希望他们爱好自由劳动而厌恶束缚压迫。我们不怕他们接触谬误观点，而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有独立见解的人。”该校尽管经费短缺，但是办理却很完善，孩子们和女教师结成了一个友好的大家庭。
但是当地的督学却对学校进行控告。根据1894年1月16日的法令，凡是实行男女合校的社会学校，不许设置宿舍。玛杰莲娜·维思被处以350法郎的罚金，学校被查封，孩子们均送往公社学校学习（法国的公社学校不实行男女合校），不过宿舍可以保留，因为如果男女孩子们不在一起学习，那么宿舍就可以理解为家庭公寓。理由是冠冕堂皇的——保障风尚之纯洁，但是，禁止男女合校而留下一座宿舍，这说明问题不在于风尚之纯洁，不在于有谁怀疑《社会的未来》有越轨的行为。问题在于男女合校不符合法国资产阶级认为妇女是附属品，妇女不过是“花瓶”的观点。而维恩的学校恰巧在这方面向资产阶级进行了挑战，因而只得关闭了事。
在美国，情况则完全不同。男女合校在那儿已深入人心。曼恩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霍勒斯·曼恩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财产和一切能献出的东西，他反对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奴役。年青的美国则从国家方面竭力使这种思想得到贯彻、发扬并结出硕果。
曼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孔多塞的主张。他使国民教育独立于政权之外，从而保证了教育为人民利益而自由发展。
1869年8月14日，在共产国际全体大会的一次辩论会上，马克思就曾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谈到必须使国民教育摆脱国家的直接干预时，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见《Beehive》[7]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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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观点中最新之点就在于把现代教眘看作是阶级的教育，看作是为一定阶级利益而组织的教育。
这一思想乃是工人民主主义的思想，不仅卢梭和裴斯泰洛齐感到格格不入，而且指望当时世界的强者来实现其计划的欧文也感到格格不入。在他们眼中，世人分为普通人和知名人，弱者和强者，穷人和富人，只此而已。他们不满意现代教育，却看不清它的阶级实质。
但是，马克思不只是认清了现代教育的实质，他还看出这种阶级实质是通过国家体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张学校与国家分离。
杨·阿姆司·夸美纽斯（1592—1670）
他的很多观点，从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对我们是很有价值的。他属于“捷克兄弟会”（胡斯[8]的追随者），经历了三十年的战争[9]，足迹遍及各国。莫拉夫兄弟期待天国来到人间（一千年太平说）。夸美纽斯希望实现普遍的和平和幸福，没有禁欲主义。为此目的，他想建立统一的科学和统一的学校。把拉丁语作为世界语。反对宗教和民族技视，反对等级学校，男女一律平等，对天才和笨伯一样施教。“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设立统一的普遍的学梭。宣传最广泛的民主主义思想。赞成社会的学校，孩子在学校要学习社会；赞成自由的学校（“人人都应自由行事，反对任何暴力”——这是《大教学讼》扉页的标题）。他拥护经验主义：“感觉中没有的东西，智慧里也不会有”，等等。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注释：
[1] 皮耶尔·克洛德·弗兰芬·杜鲁（1761-1840）国民公会成员，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拥护孔多塞。
[2] 山岳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十八世纪末叶）对国民公会革命民主团体的称呼。
[3] Germinal（芽月）系法兰西共和历第七月，这一共和历系国民公会通过，从1793年10月5日使用至1806年1月1日。
[4] Бpromep（雾月）系法兰西共和历第二月。
[5] 参见本书《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一文注④。
[6] 罗宾·波耳（1837--1912）法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参加第一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致力于全面教育问题的研究。他曾于1880年在布烈沃（巴黎近郊）开办一所孤儿院，以实现自己的主张。
[7] 《蜂房》是报纸名称。
[8] 胡斯·扬（1371-1415），捷克人民的民族英思想家，捷克改革运动的理想家。
[9]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第一次全欧两大强国之间的战争。起初具有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性质，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一性质日益消失。这次战争以签订维斯特伐利和约告终，但这一和约并未使战前欧洲的政治组织发生多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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